中国对日本方针赏罚分明：亲台湾者即遭封杀

中国对日本方针赏罚分明：亲台湾者即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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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对日本主要宣传工作是在统一方针下，有组织性进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学者若有“亲台”举动，立刻会被拒绝访中国。分析认为，中国此政策对日本是个威胁。

　　《产经新闻》指出，财经界的名人，PHP综合研究所的江口克彦曾在中国各地演讲长达25年，但因为七年前PHP出版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专著《台湾的主张》后，尽管受到中国许多大学的邀请，但却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的许可而无法访问中国高校。

　　报道还引述日本前公安调查厅第二部长菅沼光弘的话，“中国对外宣传工作都是在统一的方针之下，根据理论且具组织性地在进行”。

　　熟悉中国的专家指出，搜集对日情报和宣传工作方面，以国家安全部最具影响力。该部门会派工作员到日本执行任务，负责搜集政治、经济等情报，以及监视旅居日本的民主运动家及协助台湾者的动向。

　　另外，解放军的情报部也担任很重要的角色，可谓搜集日本军事、产业情报的“专业集团”。解放军的情报工作包括派遣武官常驻中国大使馆和派工作人员到日中友好协会工作。据悉，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之下还有国际友好联络会，负责与日本创价学会等宗教团体或热心援助海外日本财团的联络往来。

　　菅沼表示，虽然这些对日工作机关看似分散，但是其活动方针完全是由中共中央来决定，所以把所有对日机关视作同一个组织可能比较妥当，中国的对日工作十分巧妙，对日本而言可说是个威胁。

　　中国最重视的是对政界的影响。去年11月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中临时喊停，即因前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也列团员名单之中，町村还在担任外相时，曾赴中国处理反日示威活动，町村当时面对电视台镜头向中国抗议，招致中国的不满。

　　另外，去年9月在北京召开政党国际会议时，原本要派棚桥泰文众议员等前往与会，中国大使馆却指出，棚桥最近才以自民党员身分去台湾，中国不欢迎。

　　该报道还指出，对于“亲中派”议员则极尽欢迎之能事，战术赏罚分明。

美台商为中国买武器被判刑六年半

美国迈阿密法院裁定台湾商人慕可舜企图为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先进武器的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六年半，罚款100万美元。

慕可舜曾为武器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工作。美国检控当局指慕可舜试图购买F-16战机引擎，可携带核弹头的AGM-129巡航导弹、以及黑鹰直升机引擎。

据美联社引述迈阿密法院法官格拉汉姆的话说，他对慕可舜的判刑基于他的行为是否真的影响到国家安全，他认为控方提出的证据有点"不充分"。

报道说，在格拉汉姆法官追问控方律师下，控方律师承认只能证明案件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

59岁的慕可舜在今年5月承认替中国当间谍。

美国检控当局认为量刑结果反映美国的安全和司法制度是不能妥协的。

美联社报道说，慕可舜在法庭上透过传译表示"非常后悔"，他的代表律师求情说慕可舜从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报酬。

莫可舜是在2004年初开始采购这批武器，美国移民海关局的卧底特工佯装卖家暗中调查，并在2005年11月准备交货时人赃俱获，莫可舜还企图以50万美元贿赂官员。

他在今年5月承认是中国的卧底间谍，负责出口美国先进武器。

中国政府否认此案，也并未私下采购武器。

滞留中国的朝鲜难民首次直飞美国

滞留在中国沈阳的沈阳的三名朝鲜难民首次获准直接前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2002年五月美国曾经拒绝进入沈阳美领馆的朝鲜难民前往美国。

2002年五月美国曾经拒绝进入沈阳美领馆的朝鲜难民前往美国。

据报，4名朝鲜难民在5月19日翻越美国领事馆围墙进入领馆范围，要求政治庇护。其中三名已于7月22日以接受政治庇护的方式直接飞赴美国。

4人当中的一人因为曾经在朝鲜政治犯收容所就业，故而无法一同前往美国。但是，根据韩国方面的报导，最后这名男子很有可能会转赴韩国。

中方检查

韩国的报导还说，中国方面调查了4人的背景，允许3名没有在案纪录的3人前往美国。

以往滞留中国境内的朝鲜难民通常都是通过第三地前往美国和韩国，这次则是朝鲜难民首次能够直接从中国前往美国。

今年5月，美国依照2004年通过的朝鲜人权法案，批准6名滞留在东南亚国家的朝鲜难民政治庇护。

中国历来将境内朝鲜难民视为非法移民，曾经强制遣返，但是态度时有变化。此外人权人士也抱怨如今韩国担心影响韩朝关系，对接纳朝鲜难民颇为迟疑。

中共10月召开十六届六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7月24日）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共领导层指出了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问题。


会议还要求全党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及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

江李重现江湖

据估计，中共17大有可能在明年秋天举行，所以10月的六中全会将会讨论新一届的中央高层职位安排。


香港著名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林和立撰文指出，已退休的中共元老江泽民与李鹏最近罕见的公开露面，分别到山东及辽宁考察，引起政界猜测他们可能希望影响明年17大上的人事布局。

在权力领域日益蔓延的“高学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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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人才浪费比较严重，仅2005年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报道用这个坊间流传颇广的顺口溜描述当下“高学历运动”的畸形。

　　确实，无须统计证明和数目字佐证，我们能切身感觉到身边“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本科一操场”的高学历运动，和“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的人才浪费情况。

　　但是，市场领域内高学历运动及其导致的人才浪费只会是暂时的，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压力会驱使企业自动放弃非理性的高学历崇拜；而权力领域就不一样了，因为缺乏外在压力，如果畸形的偏好缺乏矫正机制，不仅浪费得不到纠正，还会在价值误导中扰乱人才流动的方向，扭曲社会的人才配置格局，造成更大的浪费。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化单元是不会持续地歧视学历的，一开始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原因而偏好使用高学历人才，但当其竞争对手恰当使用人才而提高效率并降低了成本之后———非理性的高学历偏好就会遭到市场的惩罚。如此，市场惩罚会自然驱使市场化单位理性、高效率地使用人才，才能不能发挥、人才放错位置、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的浪费问题在市场中会得到自动的纠正。

　　而权力领域内的人才浪费就缺乏这种内在的矫正机制。在只对上级负责和独断的长官意志存在的地方，会使人才浪费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人才逆淘汰”现象，即并非越有能力越能获得升迁，人才的淘汰是逆向的，能力越高者可能越早被淘汰。此前媒体曾报道过，湖南省衡阳县工商局体制改革时，将改制前分来的5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先后分流到市场服务中心负责每月收取摊位费，这就是一种逆淘汰。

　　另一方面，“公务员热”使更多精英流向了公共管理领域，可是许多人会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其实，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精英留在直接创造财富的市场领域，致力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这样的人才使用才有效率。相对于一个社会的创富能力，这也是一种浪费。

　　垄断行业也属于权力领域。正如报道所说，由于缺乏竞争，垄断行业高工资和高利润并非市场正常的人才价格，这在扭曲人才市场价格的同时，也给人才配置不当和使用不当制造空间。

　　更重要的是，正如有学者所说，垄断行业高薪下，个人的收入与为社会和企业所做的贡献不构成直接对应关系，当民众看到垄断企业的高收入，会得到有关竞争和择业的暗示，于是人才等社会资源将流向靠垄断获得利润的企业。这也会产生普遍性的人才浪费。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扩大财富的基本条件。市场性的人才浪费可寄望在市场机制下得到自动矫正，而权力领域内的人才浪费如何才得以矫正，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曹林）


西班牙司法大臣披露中西签署引渡条约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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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9日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加上此前中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进入了“蜜月期”。

　　在已经签署的三个双边条约中，中西引渡条约最引人注目，它使得西班牙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

　　近日，西班牙司法大臣洛佩斯?阿吉拉尔披露了两国签署引渡条约的来龙去脉。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老挝、白俄罗斯等签有引渡条约，但中国的贪官大多选择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作为外逃目的地，因此，中西签署引渡条约的意义重大。请问，西班牙和中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为何如此密切？

　　洛佩斯?阿吉拉尔(以下简称洛)：目前，西班牙和中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正经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政府正加紧缔约工作，以促进合作和提高两国公民及经营机构的司法安全。2005年11月14日两国签署的《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就是这种友好合作的一个例证。我们确信，这一条约有助于使罪犯重返社会。

　　记：大臣阁下能否透露一下中西引渡条约的签署背景、谈判过程和执行情况？

　　洛：为规范引渡行为，西班牙向来提倡国与国之间应签署双边引渡条约，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条约，根据互惠原则，一国往往无法向他国提出引渡请求。对于西班牙来说，与中国签署《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识到，既然中国在签署这一条约时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那么，当两国签署引渡条约时，中国同样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且，我们希望尽快与中国签署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这样，中国将成为与西班牙在司法领域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记：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提出了所谓“人权问题”。西班牙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洛：我认为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的，一国政府应当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但同时，为维护正义，缔结国际司法合作档并付诸实施，也十分必要。让我们想想那些因为没有引渡条约而逍遥法外的大批西班牙和中国罪犯吧！人们将不难作出最终的决定。

　　记：“死刑犯不引渡”目前已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原则，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引渡条约也认可了该原则。但是，中国现行《刑法》中是保留死刑条款的，请问，两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的？

　　洛：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唯一保留死刑的国家。想一想美国的例子，美国的一些州也有死刑，但西班牙同样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这并没有造成什么问题。关键是双方在缔约时要互相尊重，并且在条约中明确有关条款：一旦两国之间发生引渡罪犯的案例，死刑是不适用的。

　　记：两国在司法领域还有什么合作计划？

　　洛：对于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司法部来说，与中国的司法合作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西班牙拥有一个庞大的中国人群体，他们在此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他们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商业交易提供一个宽松的司法环境。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尽快与中国达成民事司法协助的有关条约，以使两国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此外，在司法系统计算机化、公共注册管理、规范制定和培训法官及治安官方面，西班牙可以向中国提供有价值的支持。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以实现这些目标。　

发改委称涨电价不是为增加电力企业职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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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出台了电价调整方案。对此，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涨电价不为解决电力企业职工收入，而是用于建立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扶持农村移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

　　扶持水库移民

　　据这位负责人强调，发改委一直重视垄断行业的成本约束问题，“这次电价调整，不是解决电力企业职工收入问题，而是疏导电厂燃料成本上升、电网建设资本金不足等矛盾。”

　　他并表示，2004年调整电价时就明确提出，禁止电力企业将提价收入用于提高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性支出。去年及今年两次电价调整方案中，均要求电力企业加强管理，挖潜降耗，努力消化煤炭价格上涨等成本增支因素。

　　同时，该负责人透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兴建了3300多座大中型水库，多年的水库建设产生了两千多万水库移民，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但由于扶持政策不统一、扶持标准偏低等原因，目前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依然普遍较差，有不少移民生活仍然较为困难。

　　保证不影响低收入家庭生活

　　电力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电价调整不仅会影响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也会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开支。

　　不过，发改委保证说，低收入家庭生活不因用电价格调整而受到影响。

　　发改委官员称，这次调价遵循四条原则：坚持煤电价格联动；按社会平均成本定价；保护环境和鼓励清洁能源发展；促进厂网协调发展。

　　为满足电源项目建设对电网配套建设的需要，在提高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的同时，适当提高电网输配电价，增强电网企业融资能力，保证电力能够“发得出、用得上”。

　　开征可再生电能附加

　　同时，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每度电开征1厘钱的可再生能源附加。可再生能源附加已包含在6月30日出台的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的调整方案中。

　　这位负责人就6月30日出台的电价调整方案解释说，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要高于常规能源。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高出常规能源发电价格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分摊。


湖南超常规直接提拔五乡官赴省直部门任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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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继前不久提拔五名县市委书记到省直厅局任局级职务后，湖南省委又直接提拔了五名乡镇干部担任省直厅局正、副处长。

　　其中，湖南东安县最偏远的大盛镇党委书记周娟华做梦被提拔到湖南省移民局当政策法规处处长。

　　除了周娟华外，还有四位乡镇干部被直接提拔。他们是祁东县石亭子镇党委书记谭敦龙、花垣县两河乡党委书记吴兴顺、武冈市湾头桥镇党委书记谢乾、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姚李维。

　　湖南省委称，今后各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出现空缺，优先从在县、乡工作一届以上、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县、乡党政正职中选拔。同时，既从乡镇、县市选拔优秀干部到市直、省直任职，也从省直机关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到县乡任职，不断加大干部上下交流力度。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指出，这个举措，不是临时性的、一次性的，今后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坚持下去。

　　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道称，湖南省委的这一举措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是对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一次改革，“有利于形成县乡干部干事创业、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营造公道正派、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是让安心基层、安心做事、不事张扬、勤政廉洁、不跑不要的官员感到有奔头、有前途。

一年2500万人“未尽其才”中国损失超过九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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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中国青年报》24日引述最新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称，“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中国人才浪费现象严重，仅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2500万人因“未尽其才”而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九千亿元。

　　根据相关理论，人才资源发挥的最大限度是其自身能力的90%，另外的10%是其在管理与开发过程中必要的损耗。而在中国，人才资源总体能力发挥程度仅为61.9%，这一比例在西部地区甚至更低。

　　对于“人才浪费”，研究人员是这样界定的：第一，人才配置得当，但使用不足；第二，人才使用不当，如配置失位、错位；第三，人才配置多余，如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等。

　　报告的撰写者之一的余仲华指出，中国的人才高消费趋向非常明显。在许多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普遍提高。人才市场形成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畸形局面。这也成为当下人才浪费最典型、最普遍的方式。

　　其次，内耗严重，排斥竞争。一个单位没有优良的组织环境，体制不合理、分工不明确、责任不清楚等，都会造成“人不能尽其才”的局面，甚至是发生“内耗”。尤其在一些党政机关：“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仍然是一些公务员的真实写照，还有个别公务员过着“上班捧一杯茶水，下班喝一顿酒水，外出捞一些油水”的日子。

　　第三，人才的闲置性浪费也相当普遍。

基尼系数只是一些专家的玩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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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告诉你基尼系数增大，你能籍此推断现实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不行。我的一位朋友，四年前从月薪一万人民币的工作岗位辞职，到“非典”笼罩下的北京苦读新东方；三年前，向美国银行借款十万美元，攻读美国名校MBA；两月前，他回国工作，月薪五万人民币。

　　一位朋友，四年前辞职，收入由“正”变“零”，推高了基尼系数；三年前举债，收入再由“零”变“负”，再推高了基尼系数；两月前海归，收入跃过国内收入中位数，进一步推高了基尼系数。

　　朋友，要是只告诉你“基尼系数被三次推高”，你能猜到背后发生的故事吗？你能判断是好是坏吗？假如你认为“只要基尼系数增大就得劫富济贫”，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劫谁的富”、又应该“济谁的贫”？

　　因此，光看基尼系数，谁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判断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只看数据，却不去分辨背后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是科学的态度吗？基尼系数本身就经不起推敲，而那条“基尼国际警戒线”——即“国际公认”超过了就会“如此这般”的“线”——则更是胡编乱造。

　　三十年多前，中国赤贫，搞的是“论权排辈”。以货币收入算，基尼系数低。但在“多一袋米活、少一袋米死”的年代，“特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苟活”用多大的正数表示？“饿死”又用多小的负数表示？实质的基尼系数又是多少？不知道，其仁教授不知道，基尼系数专家们，也不要站出来献丑，说他知道是多少、且远没超过“国际警戒线”。

　　今天，中国市场化，向“论资排辈”过渡。从货币收入计算，名义基尼系数变大。推高这一系数的动因，不仅有正面的（如上述的MBA故事），也有负面的（如政府垄断和官商勾结等），更有中性的（如人口结构的变动）。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去探究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再有的放矢地去调整那些成因，而不是只拿基尼系数说事，自欺欺人地以为改造社会的指南针已经捧在手上。要去理解统计学上的微妙陷阱，去理解量化“生死”和“特权”的困难；也应该多少具备科研耐心，去理清导致贫富分化的多种成因，并在政策建议中加以区别对待。有贼你去抓贼，有冤你去诉冤，不要抱着基尼系数这个不能说明情况的成人玩具，呼吁什么劫富济贫。

　　请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B. Gates）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

　　第二，劫富济贫政策，能否有效抑制社会的丑恶行为？假如政府的行业垄断、不当干预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是造成“贫富不当分化”的原因，那么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而只是在收入上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能让腐败的官商就此从良吗？抑或会令他们变本加厉？

　　第三，政府是劫富济贫的操办者，它的“劫富”所得，有多少能真用于“济贫”？须知“济贫”是深奥的学问，否则盖茨用不着脱产行善，巴菲特（W. Buffett）也用不着委托盖茨来散发捐款。到底要培养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是要让政府把它们挤走，独断操办济贫事务？对任何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来说，这是不容苟且的课题。（作者：薛兆丰）


美国之音：中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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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高速增长，总体就业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庞大的待就业人群，尤其是逐年扩大的高校毕业生群体，使得就业形势仍然存在重大压力。专家认为，中国的供求不匹配是造成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10.9%。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上半年的城镇新增加就业人员超过了六百万，完成了全年预期目标的60%以上。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表示，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相匹配的，但是近年来，中国就业弹性系数较低，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速度缓慢。 莫荣分析，这主要是产业结构问题，中国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另外中国主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不强。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表示经济增长可以带动就业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就业还是有一定拉动的，一些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一定帮助。

　　杨帆说：“现在农村里面该出来的也都出来很多了，跑到外面打工。农村里面的人并不是太多了。虽然挣钱不多，但是也都出来了，包括北京市大城市当保姆的这些人，都是出来的很多了。”

　　然而，中国每年递增的高校毕业生队伍一直是就业大军里非常醒目的一部份。今年中国又有400多万普通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多了大约75万，这对目前的就业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

　　中国有些媒体报道，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对2006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六成大学毕业生可能面临失业”。而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随后回应指出，这个报导与调查结果完全不符合。据团中央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到5月底，已签约和已有意向签约的大学生占将近一半，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还没找到工作的占27%。

　　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现在大学毕业生工作不好找，主要原因还是供过于求，政府近年高校扩招的规模太大，就业市场提供不了相应的职位。他指出，现在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缓解矛盾，比如鼓励一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可以减少就业市场的一些压力。

　　杨帆说：“北京市正在组织这些大学生到北京市的农村，乡镇，先到农村里面去当镇长的助理呀，张罗他们到基层去工作，这样的话，过几年可能还有所解决吧，过几年以后可能会缓和一点。”

　　今年在北京一所大学毕业的一位研究生也表示，供求不匹配是目前就业市场很明显的问题。

　　这位硕士说：“就业岗位是有限的，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每年的毕业生目前来看还是属于扩大的趋势，所以之间的缺口还是很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摆在大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会有一部份毕业生在毕业后也许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自己合适的满意的工作。

　　据路透社报道，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报告他们缺少具有技能的职工，这显示中国的劳动市场在供求方面是不匹配的。报道还指出，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像他们上一代处于中国正在发展的时期，愿意去重工业的行业里工作，但是现在服务行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又无法容纳那么多的毕业生。

　　就业市场的供过于求意味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其中包括花费昂贵教育成本的高校毕业生，中国的人才发展和使用状况令人担忧。

北京拟成立台商法庭 或在法律上给台商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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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郭台强7月17日率团访问北京，拜会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等官员，主要探讨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保护问题。会后，陈云林表示北京正在研拟成立台商法庭的可能性。

　　研拟设立台商法庭是大陆近来一系列对台商优惠政策的其中一项。鉴于很多台商都抱怨在大陆经营的权益无法受到保护，即便打赢了官司，内地执法机关也常常无法有效执行判决，台湾工商建研会每年都接受数百宗台商陈情案。于是台湾工商建研会在1999年便提出“台商法庭”的概念，希望由熟悉台商投资法，以及台湾商业习惯的人士出任该法庭的审判员。

　　如果还在研拟中的台商法庭最终成立的话，肯定是对台湾的统战意味大于法制上的进步，而且还可能成为内地法律体系的退步。为了向台商展示大陆的友好姿态，北京很可能会在法律上给予台商“超人”对待。

　　而且不难想象，涉及台商案件在执行时，可能还会遇上来自国台办等机构的行政干预。这种司法程序虽然可以确保台商案件“判决公正，执法有效”，但却是行政手段下的特例，看似“公正独立”的判决，实际上反而助长了行政干预法制的做法，成为大陆完善司法体系的消极力量。

　　设立特别法庭，对于少数台商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台湾工商建研会所提出的权益没有保障、判决无法执行等问题，任何在大陆做生意的商人都会遇到。如果北京为台商设立特别法庭加强执法的话，那么，港商、澳商、外商、本土商人亦应享有同等待遇。如果中国司法体系对待不同商人有不同态度，司法独立公正又从何谈起？

　　中国应向法制社会进步已成为共识，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法庭独立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台湾工商建研会提出的问题理应及时解决，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应从司法独立开始，绝非给予台商案特殊对待。为了实现两岸统一，北京推出各种对台商的优惠商业政策已经取得了不少效果，但长远来看，两岸除了要有紧密的商业经贸往来外，也需要政治上的认同，司法独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设立“台商法庭”的构想，让人回想起1990年北京主办亚运会前后，政府开始大力宣传整顿公共厕所。其中一理由是，让外宾看到首都的公厕如此肮脏给北京市民丢脸。于是对各大公厕进行重新装修和清洁。

　　当时京城里就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实在荒谬，为了来北京旅游的“老外”和中国人的面子才想起打扫公厕，似乎在暗示北京市民自己从来不使用这些厕所，即使用也不觉得肮脏。换句话说，北京人肮脏又爱面子，只会为了外宾而打扫厕所。当然，北京人绝不是那样的。

　　尽管当年清理北京公厕的理由十分荒谬，但值得庆幸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北京市的公共厕所的确比过去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公厕并没有被称作“外商专厕”，而是平等的向所有人开放，让广大北京市民也享受到更清洁的设施。

　　同样的，台商法庭如果能够做到司法公正独立，执法有效，并逐渐发展到让所有民众都享受同等待遇，尽管设立的理据牵强，或许也不失为一项好的法制改革试点。但关键在于北京未来必须同样正视大陆民众的权益，不能让有关法庭未来只是以统战为目的，长期只为台商服务，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享有“超人”的法制待遇。（作者林烟 是香港资深传媒人）

胡锦涛首次为宏观调控定调 警告地方“讲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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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4日表示，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讲全局、谋长远”。胡锦涛如此高调表态，其实是意有所指。在胡总表态后，如果地方政府再不“识相”，不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搞“小动作”阳奉阴违“对着干”，中央将会强硬对付。

　　这是中央近期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施行以来，胡锦涛首次开腔为宏观调控定调。

　　中国传媒24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并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当前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会议明确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部署，要“讲全局、谋长远”，有针对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

　　中国经济专家认为，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上述结论，表明中央对前个阶段的宏观调控的效果相当不满，再次表明中央团结一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决心。

　　中央虽然力推宏观调控政策，但未能压抑经济过热，较早前公布的上半年经济增长高达10.9%，而第二季经济增长更高达11.3%，而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三成，故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政治局会议，亦要高调提出要各方配合宏观调控政策。

　　在胡锦涛如此高调表态后，如果地方政府再阳奉阴违，中央这一次很可能会采取强硬措施，直至摘掉肆意罔为者的“乌纱”，中央很可能会透过一系列人事调整，确保政策得以贯彻。

　　在中央统一思想的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21日还召集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胡锦涛提出了对经济的六大要求。

　　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发改委主任马凯及各主要司局官员分赴地方省市，督办地方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并警告地方下半年必须要把投资热度降下来。


胡温政府从“把饼做大”转变到“把饼分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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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随着在明年秋预定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逐渐逼近，胡温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轮廓也日益明晰，单纯“把饼做大”的经济效率至上将让位给“把饼分配好”的利益重组。

　　“稳定压倒一切”仍然是北京执政的基调，然而高速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对抗情绪的蔓延，让决策层意识到改弦异帜的必要，安抚以农民和工人为主的社会基层及弱势群体的不满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甚至部分牺牲经济效益也在所不惜。

　　对于主张“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胡温体制，要让利益集团服从资源再分配的大战略，争取社会基层的支持是必要的手段，唯有基层作为后盾，才是让利益集团做政治妥协的本钱。

　　缓解贫富差距所带来的执政压力，除了改变现有政策，也得培植可以执行新政策的队伍，同时逼迫既得利益集团让步，因此被外界解读为权力布局的人事更替，自然也要亦步亦趋了。

　　今年3月举行的两会所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已经明确要克服贫富差距问题。在5月26日由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更专门研究了分配制度与秩序。

　　官方媒体引述会议文件说，“要积极推进分配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胡锦涛日前暗示要给全体公务员加薪，改善机关事业单位和军队离退休干部人员待遇，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员待遇，“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不妨视为是确立权力基础的举措。

　　从全局而言，作为资源重新分配的主导方，北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地方官员的本位利益，其中又以东部沿海富裕省份的巨大利益最突出，如何“说服”地方官员拱手转让资源利益，变成“和谐社会”成败的试金石。

　　北京近日连续推出的相关政策，几乎都对准地方官员的软肋。据《华尔街日报》亚洲版7月10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称，为了让组织工会成为外资企业的义务，将推动修改《工会法》。他在谈话中强调了企业工会要“坚持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不断创新活动载体，进一步增强企业工会活力”。

　　西方观察家分析，强制外资企业允许组织工会，将增加它们的成本，除了遏止投资热度，更打击试图抗拒北京要把投资转向内陆大战略的沿海富裕省份官员。这些官员抵制中央政策的传闻，屡屡成为外国媒体炒作中共权力斗争的焦点。

　　6月上旬，中国国土资源部明确要求，鉴于土地腐败现象严重，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今年6月份，查处三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八起；土地审批权也要收归中央。

　　如果地方官员还有异议，那北京自然重拳出击。胡锦涛在中共成立85周年大会上就明白警告，要坚决打击腐败，保护自身利益而抗拒中央资源再分配战略的地方官员应该会听明白背后的意思。

　　至今已经有北京一名副市长、安徽省一名副省长、天津多名高官及福建国土局负责人相继中箭落马，这个发展一来发挥示范效应，二来争取民心，可谓一箭双雕。

　　与此同时，中共近期也展开了新一轮省部级高官调整，其中又集中在资源在分配战略主要对象的西部省份，包括袁纯清任陕西省代省长、刘奇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林树森升任贵州代省长、陆浩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等。

　　从这些省份调入中央的官员则包括：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出任国家发改委常务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传堂任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等。

　　西部省份是资源再分配战略的受益者，也可以被视为胡温体制的权力基础，掌握了这些地区的支持，北京才有可能在接下来对沿海及中央做进一步的人事调整，让十七大的权力交替过程更为平顺。


北京泰跃地产董事长刘军被证实正在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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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茂化实华和G金环日前发布的公告，证实了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的消息。此前有媒体称，“泰跃系”掌门人刘军已经被警方羁押至少10天，北京泰跃房地产公司多名中高层人员也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

　　这是继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之后，又一位接受调查的京城房地产巨头。近几周来，整肃风暴席卷房地产业，不少房地产开发商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开发商落马的传闻满天飞，以至于潘石屹在自己的博客中高呼：我们没有被捕。

　　此次，刘军被有关方面调查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与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类似，刘军或与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有关。

　　有知情人士称，刘军在北京拿地的本事令人惊叹，至今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这背后或许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因素。即使在土地“招拍挂”制度实施后，房地产业不少环节中仍存在利益黑洞。

　　分析指，在中央痛下决心反腐倡廉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大背景下，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将不再仅仅指向房价，房地产灰色利益链条上的非法获益者将陆续受到波及。今年以来，除刘志华外，天津、安徽等地数位高官的落马亦和房地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