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步伐加紧 中央决意化解投资体制痼疾

宏观调控步伐加紧 中央决意化解投资体制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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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除了筹备十七大是中共大事，更重要的会议，是在北京讨论上半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议决下半年各方面工作的部署。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路向何在，也即宏观调控，将作出相关的决定。

　　据悉，入7月中旬，国务院各部委的官员都在整理资料，中央一旦有会议召唤，要即时准备好向领导层汇报。据悉，中央近期已在准备召开连串工作会议，讨论上半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议决下半年各方面工作的部署。

改善宏观调控

　　胡温上台以来，宏观调控一直持续进行。2004年的宏观调控，以抑制经济过热为主要任务；2005年的宏观调控，以“收紧银根”、“收紧地根”为主。但这两轮宏观调控，都未竟全功。今年以来，宏观调控步履加急，但脚步仍摇摇晃晃。因此，胡锦涛今年的“七一讲话”，其中就有强调一定要“改善宏观调控”。

　　如何“改善”，按北京智囊的说法，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中共领导层不仅可能继续收紧土地政策、信贷政策，不仅可能动用相应的行政调控手段，不仅可能动用作为保障的司法手段，还希望把改革步伐，融入新的宏观调控之中。

　　领导层有意以一波波相接的改革，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拆弹”，比如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来为扩大内需铺路；以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建立，来化解投资体制痼疾等等。这一思路付诸实施，将令宏观调控展现新貌、走上新路。

北戴河或开十七大筹备汇报会

　　另外有消息指，秦皇岛市的北戴河区，近期已开始进入一年一度的“戒备状态”，部分退休的领导人，已陆续来到北戴河。与此同时，北戴河也罕见地为部分现任最高领导人，准备下榻的别墅。　　

　　但较权威的消息说，胡温无意恢复传统的“北戴河会议”，也无意让中央机关今年再度到北戴河“暑期办公”。自本届领导层就位以来，就改变了传统，不可能因为今年天气异常而变回去。但不排除个别会议，将放到北戴河开，比如往年的劳动模范和科技界精英慰劳性质的会议，也不排除胡锦涛会到北戴河小住一两天，因为中共十七大的筹备工作汇报会，可能放到北戴河去开。


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公开亮相 打破被双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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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日前有传言称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图）已被“双规”，9日武长顺在一个公共场合露面，打破传言。

　　天津市公安局和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9日上午对勇擒持刀抢劫疑犯的六名见义勇为银行职工进行表彰，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向六名见义勇为的银行职工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武长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见义勇为在天津市已蔚然成风。

　　香港媒体7日曾发布消息称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因接受房地产商贿赂而于6月29日被中共中纪委人员“双规”。

　　而早前被指协助中纪委调查的天津市副市长陈质枫，也在 6月25日的“城市空间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开亮相，并接见外宾。另外一名被传受调查的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则多日来都有参加公开活动，亦出席了年产百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正式开工的仪式。

　　同时，据中国国内媒体证实，素以“办事能力”闻名的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因涉嫌经济问题已被中纪委宣布“双规”，这是继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腐化堕落遭免职后，又一位副省部级高官因腐败问题倒台。

重庆副书记姜异康调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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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十七大前夕，中央加快对高层人事进行调整。最新消息称，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姜异康将接替陈福今，出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别)。重庆市委一名官员9日向小纪证实了这一消息，但称姜异康人仍在重庆，还未上任。

　　国家行政学院是负责培养高中级公务员、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政策研究人才，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的正部级机构，同时也承担培训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的任务，院长由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兼任，因此姜异康是这所学院的实际负责人。

中央办公厅老臣再次返京

　　现年53岁的姜异康，山东招远人，是中央办公厅的老臣，自1985年就开始在中办工作，1995年年仅42岁就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后历任中办秘书局副局长、中直管理局局长、中办副主任等职。

　　2002年空降重庆担任市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原来以为他有望担任重庆书记，不料跑出个汪洋。此次返京出掌国家行政学院，也算是升职了。

　　姜异康调返京城，与中央推行地方党委减少副职有关。目前，不少地方省委副书记一大堆，以广东为例就多达五人(包括黄华华、欧广源、刘玉浦、王华元、蔡东士)，据悉各地的省(市)委副书记将减至三人，一名是省长，一名纪委书记，一名负责党务。

　　中央之所以锐意减少党委副职，除了精兵简政，也是为了令权责分明。以广东为例，省委副书记王华元负责政法工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梁国聚、副省长李容根也负责政法，这样往往造成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工作没做好也不知要找谁负责。

党委换届 竞争激烈

　　其实，除了重庆已经成功将市委副书记减至两人，不少地方省委也采取“只出不进”的方法，逐步“瘦身”。如陕西省委副书记袁纯清升任省长之后，身兼省委副书记的省长陈德铭调走，就不再增补省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奇葆升任书记之后，也不再增补党委副书记。

　　“瘦身”是痛苦的。如姜异康这样调返京城官拜正部的“瘦身”毕竟还是少数，更多地方党委副书记的出路将是“退居二线”，到人大、政协，也有的不得不要降职，由副书记降为常委。

　　因此，在这轮党委换届的“瘦身”运动中，官场竞争将非常激烈，一场龙争虎斗是免不了的，官员们即使大腹便便，也会强调自己年富力强、身材标准，毋须“瘦身”。

中国拟扩大中产者比重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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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高位运行，然而在总体成就令世人目眩的同时，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现象的存在，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央和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扩大中产者的比重，将是缓和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少部分人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按照目前的普遍观点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企业管理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普通公务员之外，还有私营企业老板。从官方的动作和近期的政策看来，政府准备在扩大中产阶级比例这一问题上做足文章。

　　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革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观察人士认为，从中央改革部署上看，为中等收入者“扩容”已成定局，并着力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即让中等收入者成为占社会人口最大的阶层。

　　从今年七月开始，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方案实施，改革的重点是给公务员加薪，同时提高偏远地区和贫富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尽管，政府称给公务员加薪是有助于高薪养廉。但是，从实际看来，中国公务员人数占据了中国中产者很大一部分比例。对公务员加薪，无疑是扩大中等收入的重要政策之一。

　　同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把中产阶级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官方报道中称，中央将加大对中产阶级的培养力度，做好培养、安排和使用工作，同时把他们的政治诉求有序纳入到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这也证明，官方开始重视中产阶级的地位，并意识到他们将是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另外，从改革难度上来看。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截至2005年底，未能解决温饱的农村人口有2365万，在城镇中的低收入贫困人口还有4067万。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保证，中国发改委官员已经明确表态，实现全民低保不太可能。而且，由于政令不畅通，债务庞大的乡镇政府截留、挪用中央资金，要保证农民从改革中受益，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这并不是易事。

　　至于调节少部分人的高收入，则面临一个两个难题。一是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忽略了少部分高收入者。政府需要重新研究一套科学的税收体系，以税收为杠杆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另外一个是，政府要面对反垄断的难题。

　　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媒体和经济学家们，近期内纷纷呼吁要做大中产者的收入，培养中国的中产阶级，这样既可以解决内需不足，又可以稳定社会。

　　《每日经济新闻》的评论称，政府对于最高收入阶层的纵容与对垄断等制度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公的有意忽略是短视的，但是如果政府致力于剥夺中产阶层，那是在挖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根基。

　　另有不少评论认为，从根本上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数量，增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人群中的比重，让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压缩到最小。这样，至少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可以得到收入差距较为理想的结果。

能否有效调节高收入才是对政府最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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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三部曲之一，调节过高收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实际上，高收入阶层一直在民众目光与政策调节的聚焦范围之内，但这并不能证明高收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调节。恰恰相反，调节难以收效，且高低收入阶层差距越来越大，才屡屡被社会关注。

　　调节过高收入向来是达成社会和谐的根本举措之一。两个原因使这一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支持：第一，从经济学上来说，调节过高收入，可以使社会资源不至于沉淀到某些特定人士之手，以收入的形式自外于经济循环；第二，高收入阶层得到的社会资源多，理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

　　为此首先应该着力破除权力寻租所产生的巨额灰色收入。权力寻租的数额从改革之初批条子至多几十万元发展到今天土地寻租的动辄上亿元，其间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行业与职业准入所形成的高收入群体，政府有意设立的各种垄断企业就是典型例证。国有商业银行、资源企业的高管们不仅拥有正在与国际接轨的高薪，还拥有期权等激励，更重要的是拥有提价的博弈能力，这还不包括部分企业高管MBO等化公为私的做法。从理论上来说，除非政府约束，这些垄断企业的高管有给自己发天价薪水的能力与权力，所谓年薪十万的抄表工的神话就是由此而来。

　　垄断企业一定会产生垄断收入，行政垄断收入既不是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经营能力，更非来自技术特长与文化资产，而仅仅是政府保护与优惠政策所产生的行业溢价与企业溢价，这会败坏市场创业的胃口，理所当然遭到千夫所指。

　　而政府调节这一制度性溢价十分困难，既然是制度性溢价，政府自然是始作俑者，如今自我鼎革，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这些收入多属灰色，有很强的隐蔽能力，如普通国企管理层与一般公务员，表面工资收入并不高，但有低价住房、廉价而优质的教育等为其工资条背书。并且，高收入阶层与灰色收入多数在国内的金融体系以外循环，脱离监管，国家审计署历年的审计结果可谓触目惊心。

　　正因为此，只有固定薪水的工薪族才会成为个税的纳税主力，而无法在开曼群岛等地注册的中小企业也无法享有税收优惠。可以说，那些只能规规矩矩照章纳税的人，注定成为不了最高收入阶层，却注定会成为税收等手段的调节目标。

　　当然，政府不应忘记依靠市场化的福祉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他们没有血统与资历等方面的特殊之处，凭经营能力与一技之长跻身高收入行列，我们应该为这样在新经济状态下健康成长的高收入阶层感到自豪。这一收入差距扩大并非民众矛头所指，也与国际市场相容，美国的最高与最低阶层的收入差距也从20年前的几十倍，扩大到了现在的近一千倍。

　　所谓调节高收入其实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建立市场化的有效收入体系是调节的第一步。如果不让灰色收入显形，不破解权力寻租与垄断，就谈不到监管与调节，只不过让一笔糊涂账清楚几页，无关大局。制度性收入不公破题之后，现在的累进制个税与拟议中的遗产税、物业税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否则，一些隔靴搔痒的办法不仅难收后效，恐怕还会因为民众希望屡屡破灭而激起更大的反弹。

美国穷人靠什么忍受巨大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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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加之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因而可以长期保持对自己社会的信心。

　　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严格的法律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老板不敢轻易雇人，生怕日后甩不掉。结果，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 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控制与容忍应该并行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不断拉大，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毫无疑问，贫富悬殊将损坏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看看当今动荡不堪的南美洲，我们就可以发现：贫富分化大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

　　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不少有识之士居安思危，提出要大力减小贫富分化，增加社会的“抗震”能力，乃是深有远见之论。

　　但问题有它的另一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贫富差距的拉大恐怕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地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能力。只有两头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的动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面临与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竞争。要使中国在一些尖端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中国在这些领域中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必须是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否则难以留住人才。

　　未来世界高层次的人员流动几乎是无国界的。如果中国不能容忍自己的部分国民享受国际上的同行们的生活水平，这些人就会跑到发达国家去为他人创造财富。要知道，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在美国也遥遥领先于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国老百姓相比反差就更大。

　　中国人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很出风头，但一流的人才大部分还是不回来。中国如果不能用有竞争力的年薪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挖回来，在高科技的发展中走的弯路就更多，付的代价就更大。

　　所以，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有一部分国民的财富，却可以与最发达国家的富人平起平坐。两者的差距，恐怕远超过美国。

　　欧美对待贫富差距的不同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仅要向那些能够均贫富的高福利国家(如欧洲和日本)学习，还必须研究美国这样能够容忍巨大贫富差距的国家的经验。

　　一般而言，美国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远远超出其他的发达国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曾讲到，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萧条时代的纽约，每周末大批劳工被送到体育场去看橄榄球，等比赛结束后，便有人出来对刚过完瘾的观众讲：“对不起，从现在起，大家全被解雇。”

　　试想，一个体育场能容纳数万人之众，而当时的美国家庭里只有丈夫外出工作。每周有这样的球赛，意味着每周有几万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然而，当时却很少有暴乱，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

　　战后也同样如此。1974年，20%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43.1%，而最穷的20%的家庭只占4.4%。到1999年，这两个数字拉大到49%和3.6%。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从1975年到1994年，32%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56%觉得“幸福”，只有12%觉得“不太幸福”。而1975年至1992年间，只有26%的欧洲人称自己“非常幸福”，54%“幸福”，而觉得“不太幸福”的人竟有20%之众！

　　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虽然富裕，却总让人感到没精打采。

　　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意识形态的功能。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没有人在这个社会有资格坐享其成。美国建国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但她的诱人之处，在于她为移民提供的发展机会。因此，美国从建国以来就致力于建设一个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的社会。政府的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个人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

　　前述肯尼迪教授的父亲是大萧条时失业大军的一员。当长大成人的儿子问他当年苦难的经验时，老父竟不愿启齿。在他看来，美国提供机会，个人提供成功。你在美国成不了功，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大萧条时被解雇的劳工非常温顺，觉得自己应为自己负责。美国的这套意识形态无疑为其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培养了美国人对富人的信任。

　　第二，美国人之所以能保持他们对自己社会的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美国人觉得自己选举了总统和议员去制定这一“游戏规则”，所以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抱怨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公。

　　第三，美国的富人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胜后，自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而他们也将一些财富捐回社会。因此，美国的慈善事业不仅资金雄厚，而且经营十分理性化。

　　机会均等更重要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所缺乏的。如果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而认为“关系”提供机会，腐败创造成功的话，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劫富济贫就会被社会广泛接受。

　　因此，从富人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同样重要。没有社会公正，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也很难让社会接受。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对所有人开放的游戏规则，使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

　　同时，中国的老百姓，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制定这些约束他们的游戏规则，提高这些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合法性，使人们即使在失败时，也能接受在这些游戏规则中产生的结果。

　　中国人口众多，并不太适于建设一个高福利的国家。13亿人，每人如果增加一点福利，就会给×央政府制造巨大的财政负担。在这么一个大国中，×央政府难以充分全面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承担的义务过多，大量的政府收入就会浪费在庞大的各级机构之中。因此，政府应该把职能放在制定和维系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上来。

　　欧洲民智甚高，但其高福利国家，造就了高高在上的官僚，大大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欧洲经济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好转，失业率在下降，但总的来说，其失业率一直高于美国。

　　在美国，老板想解雇人就解雇人，甚至许多人在盈利的企业也被炒了鱿鱼，原来那种只要企业盈利就不解雇员工的不成文的道德信条早已无影无踪；欧洲则有严格的法律，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老板不敢轻易雇人，生怕日后甩不掉，而美国老板决定雇人却十分轻松。

　　结果，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种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体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清除腐败，比单纯地减小贫富差别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中国社会才会接受和尊重富人，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水平的竞争。

“按权分配”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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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理论中有按劳分配、按要素投入分配，这些都是经济性质的分配方式，无可非议。而当今能够导致贫富分化硬性扩大的原因不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这些经济分配方式，而是另外一种非经济分配方式，可以将其称为“按权力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的基本体现形态就是通过对市场的行政垄断权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分配。假设一个企业处于竞争性市场中，那么它所获得的利润将相应地均衡，相反，如果它处于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市场中，那么它必然会获得超过这种均衡利润的超额垄断利润。

　　这种超额垄断利润也就是导致贫富分化硬性扩大的根源。而中国之所以然存在那么多行政垄断以致使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的迅速恶化，是由于残留的计划经济形态的东西仍然很多，甚至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比如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的巨大市场垄断力量，使其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从而“构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如果按市场经济方式运作，则这些企业中的员工不会获得很高收入（绝不会存在下岗抄表员年薪10万的事情），这些企业也不会获得大大高于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因此广大消费者也就不会付出更多牺牲以承担这些企业的超额收入。

　　可见，贫富分化不是来自于市场化，恰恰相反，是来自于非市场化的种种手法。众所周知，市场化运行的核心点是均衡点，而均衡具有帕累托效应，也就是具有均贫富的效应。而贫富分化则是对市场作出各种各样的“卡”，从而使市场失灵，导致社会收入分配远离均衡点。（作者：黄焕金）


地方政府投资过热造成的损害不比矿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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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地方政府在投资行为中收益与成本严重失衡，成为中国治理投资过热中的一个制度盲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前5个月增长30.3%，经济发展出现新一轮投资过热的苗头。一些本来就显现过热的行业再次成为“投资热点”，如今年前五月钢铁行业投资从去年同期的7.8%被拉升到13.7%，而今年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论。

　　投资过热尽管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一些地方政府在其中推波助澜不无关系。这些地方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于脑后，盲目攀比速度、攀比所谓“政绩”，各种形式的“项目大赛”仍然此伏彼起。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单极目标和逻辑思维下，投资决策是否因地制宜、符合地方与国家整体利益，在有些人眼中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扩大投资的好处是地方官员的，而失误的后果不用决策官员们“埋单”。一些地方官员在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官位升迁后，投资失误的遗留问题“顺延”给下一任官员来收拾，形成决策收益与决策成本的严重不对称。

　　尽管近几年不少地方在官员政绩考核中开始引入“绿色GDP”的概念，并建立了环保等多种指标的“一票否决制”，这些探索和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作用，但要真正对地方官员具有约束力，还必须要让他们对自己的投资决策切实负起责任。不论他调到什么地方去做官，他负责决策的项目成败都“跟”他一辈子。而一个项目的投资决策失误一旦显现，就要对项目决策者问责。

　　有些官员可能会不服气：在项目投资决策上谁都没有长“后眼睛”，现在看好的项目，一定时间后可能会是“垃圾项目”，建立投资决策的官员问责制度是不是太严厉了一些？但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有了这种问责制度，让官员们在投资决策上慎之又慎总比拍脑袋决策要强一百倍，投资决策问责制，会“逼迫”一部分政府官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对项目进行反复的科学论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投资决策失误的危害一点也不比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小，把对投资决策失误的考核引入到干部政绩评估体系和官员问责制度中来，能让地方官员们在考虑地方经济发展中少一点脑子发热，多一点冷静务实；少一点短期行为，多一点从长计议。果如此，则于国于民都不失为一件幸事。（作者：吴亮）

专家建议中央施行县乡机构改革 对乡镇政府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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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央政令不畅通，农村政策难以得到切实施行，一直是农村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在官方会议上建议国务院总结“省直管县”试点经验，同时给乡镇削权，淡化乡镇发展经济职能。

　　香港《大公报》引述朱培康表示，只有为政府机构改革提供规范和严肃的法律依据，才能使基层乡镇机构的改革不仅流于精简机构和分流人员的形式，中国县乡两级基层机构，都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改革。

　　朱培康说，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综合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加强为农民服务的职能。

　　他指出，县城驻地及部分城郊结合部的乡镇，或工商业基础比较好、群众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考虑撤销乡镇政府，建立“乡公所”这样的派出机构。

　　对农业仍是乡镇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较多的地方，可维持现行乡镇建制不变，逐步淡化发展经济的职能、强化服务职能。

　　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同时也是政府的难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乡镇政府人员冗杂，债务沉重，乡镇政府往往运用权力将自身的压力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他们不断加强对村一级政府的控制，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这使得中央的农村政策很难取得实效。

　　有消息指，中央政府正在酝酿将现行的五级政权改为四级政权，撤去乡镇政府一级。

面对城镇“新失业群体” 社会保障出现制度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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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或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中国的失业人口将由现在的以“就业转失业人员”为主，转为以现在的“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19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

　　有关部门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表现在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政策上，即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初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需接受2至3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延缓就业压力和时间。

　　但目前劳动预备制度也遇到困境，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去读技校、职业学校，没有达到延缓就业的目的。被誉为“东北第一技校”的长春孙进技校，“全校共有1300多人，有86%学员来自农村，只有14%学员来自城市。”负责招生的崔先生说，而且在接受培训学员中有50%的人超过30岁。

　　后者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有关部门基本上采取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态度，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风险和责任。

　　目前，“新失业群体”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主角，他们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的资源优势主要倾向“老失业群体”，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而“新失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

　　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中国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对于“4050”大龄下岗失业群体，他们随年龄增加而适应再就业越来越困难，应将其重点移到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来。

官员豪赌欠巨债被拉下水 黑恶势力向政权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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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已发现，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往往与他们的嗜赌相伴而行。官员赌博加剧了权钱交易公开化，并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的高发。

　　事实上，目前中国一些地方的公职人员赌博歪风很盛，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据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官员赌博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官员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近年来，美国许多赌场开始将中国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锁定”为重要客户来源。澳门因为路近更是成为内地官员赌客的首选，每年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十几亿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员输掉的公款。官员境外豪赌直接导致国内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向境外，形成巨大的黑洞。

　　目前已见诸公开媒体的涉赌官员资料显示：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分析人士指出，官员境外豪赌是一个严重的官场腐败现象。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一些官员不仅在同事、朋友之间赌，有的还到社会上的赌博场所去赌，并因此欠下巨额高利贷。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逼债的手段非常残忍，往往会给借贷者和家人带来性命之忧，一旦陷入，就会被他们控制。基层干部为还债不是将黑手伸向公款，就是被他们操纵为所欲为。

　　 广东省社科院一位长期关注官员赌博的专家说：“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造就了官员的豪赌不息。”他认为，目前掌握权力的中国各级官员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很容易弄到钱，同时又缺乏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

　　官赌现象已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治赌必先治官。他说：“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致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这位专家指出，只有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才可能真正遏制官员赌博等腐败现象。

黑恶势力积累了大量财富 正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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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地方“以黑治黑” 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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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权力寻租已渐渐从隐蔽走向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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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企业开张邀请部门参加：很多地方娱乐场所的开张仪式，都喜欢邀请相关监管部门的领导参加，而且会把该部门“恭贺开张”的牌匾挂在非常显眼的地方——很显然，这是想凸显与监管部门的亲密关系，借助权力符号让消费者放心娱乐。当然了，出席开张仪式的部门领导不会白出席，他会拿到一笔不菲的出场费，这种出场费实质就是一种保护费。

　　企业开张邀请部门出场，然后部门收取出场费——虽然出场费实质就是保护费，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色彩表现得也非常明显，但在其中，权力毕竟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是企业为寻求权力的庇护而邀请部门参加开张仪式，向权力交纳保护费用，权力是“被”企业糖衣炮弹击中而腐蚀的；而且在这种形式下，权力还是有所顾忌的，所以保护费收得也相对间接、隐秘和含蓄，最起码还需要部门领导“出场”，而且服务是“点对点”的。

　　而在“部门开张强迫企业赞助”这一场景中，权力与企业角色转换的同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权力部门表现出了主动利用权力牟取利益的侵略性一面：他们不再被动等着企业自愿交钱寻求保护，而是主动向企业索要保护费；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点对点”地出场收保护费，而是想“点对面”地坐在家里收保护费；他们已经等不得权力慢慢地变为利益，而是一挂牌就想将手中那点权力迅速兑现为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昔日的“企业开张邀请部门出场”到今天的“部门开张强迫企业赞助”，权力与企业在“开张仪式”上角色的转换，表现着权力生态的恶化，表明不少部门在权力寻租上表现得越来越大胆、主动与公开——他们原来还只是隐蔽在种种潜规则中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收钱，如今已变得毫无顾忌。（作者：曹林）

西部环北部湾瞄准海洋 欲打造中国第四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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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形成了珠江三角经济圈、长江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的经济活力和实力都令人侧目，其发展的水平也大大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与上述三大经济圈同样属于沿海的、中国西部环北部湾经济圈也正在谋求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圈。

　　多种因素催生合作

　　位于中越之间的北部湾，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北面是广西沿海诸港口，东面是广东的湛江市和海南省。由于种种原因，北部湾地区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其他沿海区域，成为沿海经济的“洼地”。

　　北部湾处于华南（珠三角）经济圈与待开发的大西南之间的桥梁的地位，作为大西南的出海通道，北部湾的发展，对于加快西部开发极其重要。

　　而在国内“四江二湾”的开放格局中，北部湾处于落后地位，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四江，即长江、珠江、岷江、图门江。二湾，即渤海湾、北部湾。除北部湾外，其他“四江一湾”发展很快，成为新的经济核心区。而北部湾区域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加速流动，需要有一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北部湾各城市，具有相似的区位、相似的资源、相似的产业结构，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相似的机遇和挑战。共同发展经济的愿望，使得创建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可能。

　　在传统产业利润下降的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没有出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了环北部湾城市一致的愿望。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城市的主政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由于环北部湾经济区介于东亚与东南亚之间，是海上交通枢纽，相隔最远的沿海口岸直航一日可达。“一日区”的地理环境，为加强区域内的沟通提供了便利。除了海洋交通之外，环北部湾经济区的陆上交通体系也在日趋完善。

　　北部湾城市低层次“龙头”之争

　　处于北部湾经济区的湛江、北海两市，早在1984年就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广西钦州市为沿海开放区；1992年，国务院又批准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建立，并享受全国开放度最大、最优惠的保税区政策。

　　然而，过高的期望值与过多的厚爱，却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被异化为开放的成本。

　　正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值，令决策者走入了一个盲目乐观的误区。而伴随着盲目乐观而来的，是地方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和无序的开发与管理，这几乎成了环北部湾地区在开放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发展宿命。海南、北海的房地产泡沫，就是透视这种开放成本的窗口。

　　近年来，北部湾地区无序的竞争，导致了森林资源的减少，水源日趋短缺、污染严重、水土流失等。

　　今天“北部湾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就趋于“竞争发展说”。据了解，自该组织成立以来，北部湾各城市的“龙头”之争从未停止过。例如，人们常说，“两省交界处的路最难走”，这句话在北部湾地区再次得到验证。其次，港口之间恶性竞争战火不息。

　　区域经济专家陈鸿宇认为，表面上看，许多区域合作组织走向没落的原因是“龙头”之争，是贫富差异等问题，但问题的根本却在于“画地为牢”的行政区划观念。

《学习时报》指滨海新区难以赶超深圳和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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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滨海新区成为改革试点，不过最新一期《学习时报》文章对滨海新区能否带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文章认为，滨海新区还不具备成为区域发展龙头的实力，而且也很难超越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区。

　　文章指出，目前该区域内各个省市的产业结构雷同，一体化动力不足，难以进行分工协作，导致环渤海经济圈有名无实。

　　目前在环渤海区域内，除了天津之外，从省份看包含山东和河北省，其中山东是全国性大省实力远在天津之上，从城市看包含北京、沈阳、大连。其中，北京是首都，各方面天津都没法比，而沈阳、大连实力也不弱。此前就有报道称，关于环渤海经济圈中，谁来当龙头的问题，环渤海经济圈的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盘算，并不认同滨海新区发挥的独一无二作用。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尤其是青岛、烟台、威海地区将是其有力的竞争者。

　　文章就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滨海新区想要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一个经济龙头，难度确实太大。

　　文章并将滨海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区比较。文章称，浦东和滨海新区只是区一级建制，而深圳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和相对独立的立法权。浦东和深圳服务业比重较高，需要解决资源、环境和开放变量约束下的经济结构升级和再发展的问题。而滨海新区以第二产业为主，需要解决的还是整合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新的形势下更好更快地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对于同作为改革的试点的滨海新区和浦东开发区，文章认为，在珠三角、长三角势头发展依然强劲的情况下，滨海新区对社会各类资源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因此，滨海新区的发展压力将非常大。

一笔1200万 卖国有企业比买官更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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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知道贪官是怎样侵占国有资产的，请看下面这个案例。

　　7月4日，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涉嫌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田玉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全部违法所得。

　　在检察机关查证的田玉飞受贿金额中，其中有一笔竟高达1200万元。据介绍，田玉飞在任犍为县委书记期间，乐山东能集团公司欲收购一国有电站，该公司董事长王德军找到田玉飞，许诺如果收购成功将给他1500万元好处费。

　　果然，在随后的电站收购过程中，田玉飞通过对其他公司设置障碍等方法，协助东能集团达到目的。由于最终的收购价比两人预计的要高些，田玉飞主动提出少要300万元，实收1200万元。

　　从2002年10月至2004年9月，田玉飞17次接受王德军贿赂的钱物，其中轿车两辆，价值63.6万元；住房一套，含家具、家电，价值113万元；另有50万元的银行卡一张。王德军还将940万元人民币、5万美元现金分批装入纸袋，放进田玉飞的汽车后备箱，其中一次所送现金竟多达150万元。

　　看看以上案例，贪官就是这样侵占国有资产的。田玉飞受贿一笔就是1200万元，而东能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德军行贿他的这1200万元，不过是他在收购国有电站中所获暴利中的残羹剩粥。商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这意味着，由于官商狼狈为奸，犍为县国有资产的流失远远高于1200万元。

　　可怕的是，这样的案例并非个别，更可怕的是，有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有些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的奸商，把收购国有企业视为最赚钱的买卖，其中关键是行贿贪官，行贿的“成本”甚小，“利润”却极为丰厚。握有实权的头头脑脑受贿之后，冠冕堂皇地把国企以象征性的低价买出去，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还置国企员工生死于不顾，酿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恶毒的是，当国企员工眼看着国企像破铜烂铁似的被卖掉，眼看着许多员工生活困难，要了解真相、揭穿黑幕的时候，那些贪官又假传圣旨，拿着鸡毛当令箭，对群众说是贯彻精神、是政策、是大局的需要，如此等等。中央绝没有这样贱卖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精神。不错，为了盘活企业，对那些多年亏损、扭亏无望、没有效益的企业可以改制，也可以卖掉，但卖与不卖、卖多少钱，不能由某个领导个人说了算，要科学论证，依法办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田玉飞案件是个典型，应引起高度注意。看看贪官敛财的手段，主要是靠卖，一个是卖官，一个是卖国有企业，而卖国有企业比卖官更赚钱，风险也相对小一些。（作者：李德民）


纪委靠偷拍不可能治疗公务员“软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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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办事群众粗暴冷漠，上班听音乐打瞌睡或是外出吃饭，自己还不察觉，可能已被摄入密拍人员的镜头——结果轻者写检查，重者将离岗学习。綦江县纪委就是这样对该县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进行暗访。

　　客观地说，綦江县纪委通过“密拍疗法”，的确可以使公务员的一些“软骨症”原形毕露，并有立竿见影之能效。但笔者认为，这种近似“锯箭疗法”的手段并非根治公务员“软骨症”的灵丹妙药。

　　曾经看过一则笑话“锯箭竿”：一人往观武场，飞箭误中其身，迎外科治之。医曰：“易事耳。”遂用小锯截其外竿，即索谢辞去。问：“内截如何？”答曰：“此是内科的事。”笑话毕竟是笑话，读过之后谁也不会当真。不过，在看了綦江县纪委为了整顿机关作风实施的“密拍疗法”之后，笔者不由诧异：该县在医治公务员“软骨病”上是否有点像那位医生呢？

　　其实，在一些政府行政机关，上班时间打麻将、聊天、听音乐、打瞌睡甚至外出逛街、吃饭早已是被群众广为诟病的“机关顽症”。一方面，某些领导因为乐得做个“老好人”，不能因为工作特点因人而异的分配工作，落实责任，明确职责，致使公务人员工作热情不高涨，敷衍了事，使得行政机关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大锅饭”的困局。

　　而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冗员过多也是形成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干只说也照样。再加之有些“第三口”说风凉话、挑拨是非。最终，使那些本来工作积极，事业心强的公务员也日渐消弭，患上了同样的“软骨症”。由此可见，针对公务员普遍存在的群体“病样”，如果我们不从行政制度的根源上寻求良策，而一味地借助“间谍”式的暗访偷拍，充其量也只能是令人窥笑的“锯箭疗法”。

　　况且，这种就事论事的“锯箭疗法”还隐蕴着诸多的弊端和害处。其一，公众应该是行政效能的监督主体，而政府行为的“暗访偷拍”则喧宾夺主地窒息了公众监督权益，这显然违背了制度设置的本意。其二，这种有失和谐、文明的“偷拍”手段，很可能让那些本来敬业的公务员有被“偷窥、歧视”的感觉，甚至因心理压力和不满而产生种种负面效果。

　　当然，綦江县政府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面对当前迟迟“难愈”的“机关病”，他们想利用“偷拍”这种全新的高科技监督手段，让机关工作人员严明自律并改进不足，近而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但是，在这个崇尚法制化、文明化、制度化的社会，任何管理思路都不能步入“锯箭疗法”的闹剧。否则，不但根治不了缠缚在公务员身上的“软骨症”，相反，还会贻笑大方。（作者：张红蕊）

在中国城市年薪十万算不算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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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收入十万算不算中产？在普通百姓眼里，在学术界，他们已经算是中产阶层，学术界认为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应该基本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然而，众多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中产阶层”普遍缺乏自我身份认同的背后，有一系列值得关注、亟待改进的社会原因：

　　首先，他们的社会和个人负担沉重。这一代中产阶层中不少人因为上学耗尽了家中的财力，因此，一个大家庭的负担基本上压在了一两个人身上。以每月税后8000元收入为例，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每个月再给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实际所剩无几。从社会底层跨入中产很难，但要从中产滑入底层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你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就可以了！加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工作压力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致使各种现代病层出不穷。

　　其次，“中产阶层”的身份不够稳定，使他们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在今天，完全依靠能力进行职业选择和晋升的空间依然狭窄，大量的垄断性行业主宰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依靠权力和关系就业的空间依然很大，个人自由和职业空间无法得到全面舒展。研究表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

　　第三，中产阶层的税负过重。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好也是按揭购房的主力军，他们看似有令人羡慕的收入，事实上要承担利息与所得税的双重压力。

　　研究表明，中等收入者成为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改革和持续发展的先决前提。而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还很脆弱，甚至至今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

贫富分化加剧下 忧心忡忡的中国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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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产阶级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整天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放眼望去，周围充满了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社会贫民阶层更显得手足无措。

　　“菩提本非树，时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一些社会贫民阶层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心态的原因；患“得”患“失”的心态，却使一些中产阶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每天生活在焦急彷徨之中。这也是那本莫名其妙的小书《谁动了我的奶酪》，能够在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中层中产阶级分子中风行一时的原因。

　　因为中产阶级的特点就是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大多数都靠薪俸为生，所以，老板的印象和老板的心情就成了一些中产阶级生死攸关的事情。幸福全然维系于老板的一念之间，香甜的奶酪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端走。中产阶级们不得不像书中那只叫做“唧唧”的小老鼠一样，成天把鞋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便在眼前的奶酪被老板拿走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下一堆奶酪。

　　属于全世界中产阶级的那首“国际歌”是这样的：变化总是在发生，他们总是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预见变化随时做好奶酪被拿走的准备追踪变化经常闻一闻你的奶酪，以便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变质。尽快适应变化 越早放弃旧的奶酪，你就会越早享用到新的奶酪。改变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享受变化！尝试去冒险，去享受新奶酪的美味！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 不断地去享受变化 记住：他们仍会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

　　当中产阶级分子们成天在念着“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成天在想着“我能动谁的奶酪”。这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时又多么无奈！下层中产一旦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这种结局，比一直就待在贫民堆里要可怕百倍。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种由中产而瞬间新贫的案例。甚至包括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也在为买不起房子、子女教育费用太重、养老没有着落、有病看不起之类的事情发愁，至于那些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均远不及他们的群体，不用说，难以言表的心事更多。

　　中产阶级的焦虑，不但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同时也来自其内部的“阶级”斗争，“海龟”派与“土鳖”派之间的争吵与争斗，就是中产阶级内讧的一个典型案例。中产阶级也分层，也有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的区别，内部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上小下大。也有各自来历和从事行业的不同，互相瞧不起，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拆台。尤其是在新中中产、新下中产间，随着这几年IT业和资本市场的火爆，充斥着太多的知识暴发户。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缺乏涵养的情况下，随着腰包的突然胀鼓，一时竟不知所措，思维、行动都失去常态。近年来发生在中国新知识分子同一阶级、同一阶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斗争可谓波澜起伏，人们已见怪不怪了。一些知识新中产人前风光，谁知道他们人后“把酒问青天”的苦楚。

　　另一方面，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要忍受着来自社会阶层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与之无关的误会与责任，这使他们的心灵饱受煎熬。一位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XO；百姓逛百货店，他们就进精品屋；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CD……（他们）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你看，这就是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象。

　　如果一个人身处中产阶级而不幸又良心未泯，那么其所承受的心灵痛苦便会愈加不堪。一个青年中产阶级分子给杂志写信倾述：“我玩得来的哥儿们都很优秀，薪水几乎都在八千以上。三四个哥儿们聚会一次花掉上千元是稀松平常的事。一次聚会，点的菜多了，一盘蛋黄炒蟹没人吃，我坚持要打包。哥儿们不能理解。但还是打了。第二天我跟他们说那盘菜拿出来吃呀。有个家伙说忘记放在冰箱里了，坏了，扔了。我竟然很激动，跟他们说去菜场捡菜的人，跟他们说在乎六块钱的女工。他们不说话了。最后有个人说咱们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个月都交一两千的税，也算是对得起国家了。但我心中的沉重感还是没法消除。”

　　钱本来是自己挣来的，是光明正大挣来的，是税后所得，不亏不欠，不偷不抢，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但在将这些辛苦所得花销出去的时候，内心深处却不得不承担着一种莫名的负罪，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境？！我们很难确切地说，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还是中产阶级自身出了毛病。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想在中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中产阶级，并非易事。


面目模糊的中国中产阶级与社会十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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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关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

　　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 自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中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经济学人就将中等收入阶层与时髦的中产阶级划上了等号。

　　一篇文章提出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1、年收入20万元以上。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4、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6、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文章很有意思，提出的中产标准也很明确，但字里行间，暴露出作者臆淫成分居多。

　　这几年中产阶级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定论。社科院 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曾发表过《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10大社会阶层分别是：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这一阶层目前占中国整个劳动人口约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1%。

　　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的社会阶层划分建立在数据和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比那种凭感觉或感情得来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定义要牢靠和可信得多，同时可以给予人们更加明确的指引和指导。

　　虽然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讳言”中产阶级，但以旁观者眼光看，假如真有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则这个中产阶级至少应该存在于五大社会等级中的中中层以上，含少量中中层人员，绝大多数应集中于中上层和上层，主体是中上层人员，及一部分上层人员。

　　具体来说也就是部分高层领导干部、部分大企业经理人员、部分大私营企业主、部分高级专业人员、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后两者包括一些中等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基本应该处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下层，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下中产，与下层贫民中间只隔着一层纸，地位极不可靠。

　　可见，中国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是同样不能排除的是，这一过程中蕴含的某些不公平因素。

专家：中国人口老化
　　犹如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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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国的社会老化、出生性别失衡等人口结构性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爆炸将冲击政治、社会、经济等各层面。

　　7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主题报告悲观地指出：“实际上我们很难完全拆除这颗定时炸弹，它终将会爆炸；我们能做的只是防范，使它爆炸时的杀伤力尽可能地减到最小的程度。”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对香港《大公报》说，在解决中国人口多的问题时，伴随出现了人口结构性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和严重，其严重性甚至将超过人口数量的问题，应该得到决策者的充分重视。　　

　　为了解决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并发的各类棘手难题，中国政府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观念，妥善处理人口问题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前提。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指出，人口问题依然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他说：“未富先老，成为中国人口战略转变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大问题。”

　　200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亿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亿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按照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7%就算老龄社会的国际通则，中国已经是老龄社会俱乐部的一员。

　　朱之鑫6月29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说，人口众多是中国国情的最大问题，无论做什么事情，制定什么政策，都不得不考虑这一国情。

　　从控制人口增长而言，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强力推行刚性的节育政策不可谓不成功，然而政策却制造了新的人口问题。

　　“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主题报告把中国生育率下降直接的后果归纳为：人口年增量减少、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家庭规模缩小和家庭结构核心化。

　　这些现象的社会经济后果包括：独生子女问题、家庭养老问题、人力资源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所带来的婚姻挤压和社会稳定问题等。

　　北京大学的乔晓春表示，以往中国人口问题只是单纯的数量问题，而未来面临的将是涉及教育、就业、劳动力供给、婚配、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多元化问题。

　　他说，伴随人口问题出现的周期性的波动更令社会难以应对，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几十年。

　　问题显然并没有被中国官方所忽视，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6月20日警告，必须克服盲目的乐观情绪，因为在未来几十年期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强劲，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等问题将制约发展。

　　2005年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在2005年底突破13亿人；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30；城镇人口5亿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乡村人口7亿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流动人口为1亿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

　　张维庆说，中国在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观念和体制上障碍，而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