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联会积极参选 以实力在政坛立足

香港工联会积极参选 以实力在政坛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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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讲求实力，自由党与特首曾荫权时有不咬弦的传闻，若不是自由党在立法会有票，早就被踢出局，工联会也意识到，单靠工会力量难以在政坛立足，要讲求实力，虽然组党还要一段时间发展，但已开始测试实力，积极参与选举，最近该会属会的法律顾问李志恆，便以个人身分出选中西区区议会补选。

　　今次李志恆参选，民建联刻意让路，没有派任何人与李志恆对垒，一来可以减少分薄票源的危机，二来也可以让工联会测试地区实力。李志恆是三名候选人中最年轻一位，只有四十四岁，本身是律师也不是空降落区，在几年前已为中西区提供免费法律意见，街坊对他也有一定认识。

　　无派明星会员拉票有指今次李志恆不突出工联会属会法律顾问的身分，是希望以专业人士的角色争取街坊支持，亦避免刺激对手作强烈反击，故没有派出工联会的明星出场拉票，影响市民投票意向。有关招数，在去年丽港城区议会补选，民建联也曾采用，候选人是民建联友好，以独立人士身分参选，并成功击败立法会议员李华明。

　　工联会转型随了政治现实外，实际上会员也由过去多是蓝领，转为半数是白领人士，也有代表金融、银行及保险的从业员自动投身工联会，听闻有次工联会代表与行会成员、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会面时，宝Baby都惊讶于各人对银行和金融业的熟悉程度。

　　工联会迈向专业化固然可喜可贺，不过，被视为吸纳专业和商界人士的公民党及自由党，也不能小觑工联会的实力，听闻工联会会慢慢整固这些专业界别，如金融、理财策划及保险等，一旦成熟，不排除会参加○八年立法会有关功能组别的选举。

香港政治任命官员谘询 政府无意开副司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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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由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倡议的政治任命官员谘询文件已进入最后阶段。据悉，政府无意在三名司长下开设副司长的职位，但仍在研究设立一层还是两层政治任命官员，若最终只设立一层，可能只会设立副局长职位，薪酬为首长级第三至第六级不等，即月薪由12.8万元至16.3万元不等。

　　港府将于下月推出政治任命官员的谘询文件，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无意大量增设政治任命官员，以免引起公务员反响，而立法会也不愿通过大笔的拨款开支。该消息人士指出，三名司长中，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辖下都有问责局长向他们负责，律政司司长本身负责政府法律顾问和法律把关工作，自然不用再加入副司长，故难有足够理由说服立法会议员再增设副司长职位。

忧“一层”效果不够

　　政府过去一直研究开设一层还是多层政治任命官员的职位，该消息人士说，由于是少量数目，现时只是研究开设一层还是两层的政治任命官员。开设两层，即包括局长助理和副局长，该消息人士说，好处是既然已与立法会争取，便一次过争取有发展空间的两层制，问题是政治任命人才多来自政务官，可能会出现断层。

　　若只设一层政治任命官员，该消息人士指，内部亦担心效果不够，不过，最后若只设一层政治任命官员，将会是职级较高的副局长，担心只有一层局长助理，可能立法会议员认为他们“不够班”，也不愿与他们讨价还价，届时也失去了协助局长进行政治工作的职能。

副局长职级月薪逾12万

　　该消息人士说，初步认为，副局长职级可以等同现时副秘书长或署长的职级，即由首长级第三级至第六级不等，月薪为12.79万元至16.265万元不等。有指薪酬若只是首长级第二级，即月薪十一万元，未必能吸引年轻政务官“跳槽”，过档不设“旋转门”的政治任命官员。

　　对于新增的政治任命官员和政务官的分工，该消息人士指，两者无从属关系，公务员依然向常任秘书长负责，而常任秘书长则可以直接与局长沟通，而毋须通过副秘书长一关，不过，预料新增政治任命官员下，公务员的工作量也无可避免地要加重。

香港“争普选”七一大游行人数料较往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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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香港，一众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11日举行了一个七一民主大游行论坛，民主党主席李永达表示，虽然民阵继续向警方报称会有五万人出席游行，但他相信今年的七一游行，参加人数会较2003及2004年少。

　　李永达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特首曾荫权否认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与支联会保持距离，令人更视六 四为社会禁忌，又批评从政者无勇气面对自己过去。

　　李永达认为，即使近年香港经济好转，市民更要行出来争取民主，表明他们对争取民主的坚持和信念，无论多少人数也要接受。

　　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也呼吁市民穿着彩色的衣服，出席今年七月一日举行的游行，带出画出彩虹的意思，并争取民主和普选。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也表示，游行是市民有效的表达方式，以克服不利民主的因素来争取民主，他们欢迎任何一位香港市民出席。

　　另外，李永达在《给香港的信》中说，虽然《基本法》保障香港享有言论自由，但香港很多人，包括曾荫权，惧怕面对自己在“六 四”中的过去，将“六 四”变成社会禁忌，或者拒绝为“六 四”作道德判断，并不能纾缓香港人心中的伤痛。

　　他又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没有否认当年曾经在天 安 门广场，为何香港部分从政者无勇气面对他们过往的历史。

中国退休高官著书成风 多数在海外叫好不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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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近年中国退休高官著书成风，但由于读者口味及销量等问题，能够在海外推出繁体字版并畅销的，只有一两位退休领导人。据悉，很多领导人出书后，地方政府都会要求有关机构购买。

　　中国退休高官历来都会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的著述、讲话，担心一旦说错话，可能会招惹是非甚至杀身之祸。这种传统一直影响至今。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政治逐步走向开明，高官退休之后著书立说，在近几年明显愈来愈多，更开始成为一股风气。

　　其中，前中国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2003年退下政坛后，在老部下、外交部属下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的一再游说之下，就写出了一本外交实录《外交十记》。

　　曾长期位居中国二号领导人，先后担任过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等要职的李鹏，也在2004年到2006年期间，先后出版了四部日记体回忆录——《三峡日记》、《核电日记》、《电力日记》和《人大日记》。书中披露了不少三峡工程的决策内幕，还原中央部分重大事件的原貌。

　　至于其他也著过书的中国退休领导人，还包括曾担任两届副总理、主力负责教育工作的李岚清。他在2003年著有《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参考书；以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2004年写的《刘华清回忆录》，披露了中国筹建航母的一些细节。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退休领导人的作品，只有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曾针对海外读者尤其是港澳台读者，在2004年通过香港三联书店推出繁体字版本，其他的全部只有简体字版。

　　时隔两年，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去年出版《学哲学用哲学》一书后，终于在上个月在香港推出繁体字版，成为钱其琛之后、近年另一名中国退休领导人出版的海外繁体字版书籍。

　　《学哲学用哲学》繁体字版发布会当日，约一百名来自香港政界的传统爱国人士，都纷纷出席了仪式，连平时很少露面的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也专程抽空出席，并罕有地在活动中发表致辞，发表对该书的看法。

　　对于李瑞环的新书“抢先”在李鹏及李岚清等人之前推出海外繁体字版，一名不透露姓名的香港出版商表示，这是因为在海外出版名人书籍，除了要当事人有名气外，销量也是一大考虑。

　　他举李鹏的《人大日记》一书为例说，该书共六十多万字，主要是以李鹏1998年至2003年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的日记为主线，再加上相关讲话、文件数据、工作笔记和补充记录等，“大部分内容与市民的生活并没有关系，只有少数人会有兴趣，所以我们并不看好它的海外市场，也不热衷出版繁体字版。”

　　至于钱其琛的《外交十记》，他说，相比之下，由于钱曾担任外交部长共达十年之久，期间处理了大量重大的外交事务，而“这本书也深入浅出记录了一些国际事件，故此书一出版后就洛阳纸贵，一直在香港各大畅销图书排行榜的榜单上居高不下。”

　　他预期，李瑞环这本《学哲学用哲学》，虽然内容主要是他近25年来的文章和讲话，海外读者未必会关心，但由于书中部分章节曾提及香港，加上香港人对李瑞环的印象甚佳，相信该书在香港会有不少支持者。

　　负责《学哲学用哲学》繁体字版出版的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立川也看好本书的海外销量。他说，该书第一版共有两三千本，若反应好，不排除未来再重印。

　　孙立川说：“据我所知，很多领导人出书后，地方政府都会要求有关机构购买，但李瑞环这本《学哲学用哲学》的读者，很多都是自愿掏钱买的，所以我们挺看好这本书的销量。”


政要写作的价值在与平民风格与个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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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共数位政要的相继出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大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绩。李鹏的《众志绘宏图：三峡日记》，在短短三个月内已经第五次印刷，印数突破十万册；李岚清的《教育访谈录》，总印数达到了九万册；张震的《回忆录》上市不久，销售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截止到2004年2月已经第六次印刷，印数高达15.6万千册。

　　这些书的市场表现出人意料——在国内发行两万册即可算做畅销书的市场景况下，这些书的业绩堪称一个奇迹。据悉，在北京市某家书店的一次图书排行榜中，《外交十记》一书入选2003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十本书。

　　平民风格与个人色彩，是这些政要图书的一个鲜明特点。虽然都身居高位，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以平民的姿态进行叙述。用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博士的话来说，这几本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有别于此前很多领导人的文集，更多地加入了个人化、个性化的色彩。

　　这几本书的写作还都有着非常独特的心理潜意识。李岚清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出文集，而愿意以这么一种形式出书，就是考虑到过了若干年之后，如果有些人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可能就会看不懂当时为什么那样去做。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自序中，除了明确地说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真实准确”地写下来，还说“不求面面俱到”、“非史非论”，这种成书初衷背后透露出作者本人的个人判断、个人取舍和个人色彩。他们希望通过这几本书，把一些他们认为应该记住的历史细节记录下来。

　　辛鸣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高位之人显露个人化的真实感受”、“记录重大事件要有社会视角”和“话语体系的民众趋向”来评价这几本书的共同特点。正是因为这几个因素同时集中在这几本书上，才产生了相当好的市场效应。

　　其实，退位的高官写回忆录，在中国绝非没有。在1980年代，就有薄一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尤以前者的影响为最。不过，这些书的写法、初衷，跟最近出版的这几本“政要图书”还不完全一样。

　　1980年代的那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实政治需要，尤其是薄一波的书，应该说在1980年代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产生了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而这几本书则更像是一种非政治诉求的、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的行为。

　　这种自我述职与他们在位时候的述职有所不同。政要们在位时，其述职的重点是一种组织程序化的述职，国家、政府领导人向全国人大述职，党的领导人可以向党中央、中央委员会述职，这属于组织程序内部的述职。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可以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向社会说一说，至于说得怎么样，由社会和民众评说。当然，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法律或者某个条款要求他们向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述职。在这个意义上，政要出书可以定义为一种自觉的述职，因为述职的重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政要图书”是受到严格限定的。有关部门先后在1990年、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多次对中共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作出严格规定。可见，政要图书是要经过审批和批准才得以出笼的，同时，图书的题材和类别也有明确的规定。1990年，中宣部的五号文件在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指专门描写、记述上述人物的专着、传记、回忆录、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摄影作品等”。

　　有资格出版“政要图书”的出版社，也只有几十家，占全国出版社的1/10左右，除了每个省份的人民出版社之外，只有人民、中央文献、中央党校、中国青年、解放军等少数出版社获得了这个资格。而此次政要出书热潮，在是否获得“政要图书”的出版资格方面也是有所突破的。关于政要图书的规定都有很多详细的条款，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得到政要本人的同意，经本人审定。此外，即便是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战友和子女、亲属撰写的作品中，有涉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内容的，也必须专题报批。

　　“政要出书”现象，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集中地出现，就每一本书而言确确实实是一个个并不相关的偶然现象，并非事前有组织、有策划的。但这种偶然背后也许表明了某种趋势，暗示着一股政治文化上的转变和亲民之风。“当我们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对他们进行评述的时候，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说了些什么，而是我们在说、我们敢说、我们能说的这种客观事实，就已经充分展现出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清明之风，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突破。”辛鸣的话也许最恰当地表明了这一波“政要出书”的意义。

被指跟随四人帮 前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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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现居深圳的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最近通过律师向深圳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内三家知名出版社和三名文史研究专家，指六被告在文中将其归入四人帮团伙。

　　吴桂贤今年68岁，现任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所状告的分别是第一被告朱元石，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第二被告当代中国出版社；第三被告叶匡政，中国文史研究所研究员；第四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部；第五被告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第六被告《纵横》杂志社。吴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判令诸被告侵犯她的名誉权，同时尽快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据吴桂贤的诉讼代理人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张震西律师介绍，2004年3月之后，吴桂贤不断接到深圳地区和外地亲友的来电和反映：最近出了一本吴德口述，对她进行了污蔑，提醒她要引起重视；也有人怀疑她是否曾经参加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活动。

　　张震西律师认为，联系前后文的意思，被告一、二显然把吴桂贤归入四人帮团伙。

　　吴桂贤表示，她看到这本书后非常震惊和气愤，立即于2004年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对被告一、二侮辱原告人格、诋毁原告名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随后，被告二在2004年6月18日的回信中承诺把有关内容时删去。

　　吴桂贤说，2006年元月份以来至今的四个多月，她先后从网上和深圳的亲友、同事中得知，被告三、四也在其出版发行的《大往事》这本书同样也重复着被告一、二对原告名誉权的严重侵害行为。

　　张震西律师说，根据《大往事》序言中关于“所有史料均来自全国政协的内部史料刊物《纵横》”的说明，原告得知被告五、六署名出版的《纵横》杂志2005第四期刊登了《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一文。他认为被告五、六的侵权行为更加严重。六名被告对原告的诽谤、污蔑行为，已经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维权成新名词 中国维权人士做法各异
中国去年多起维权运动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维权人士的遭遇也成为焦点。广州的郭飞雄因帮助太石村村民争取罢免村干部而入狱三个月，不过，也有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在“体制内”活动，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触动当局的底线。

　　公民维权网负责人李健从2003年开始从事维权运动。他认为维权工作者遭遇困境是必经的过程，即使是像陈光诚这样低调进行调查，仍然会触怒当局。

　　不过李健反对以激烈的手段进行维权工作。他担心目前许多中国人权者进行的绝食抗议将提高维权工作的门槛，甚至使得政府和民间冲突更加尖锐。李健说：“它(绝食)毕竟是比较激进的方式。如果绝食不能解决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我认为他可能只会使形势更复杂化。如果现在这种态势，层层升级，相互对抗，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接下来就是暴力，这恰恰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维权”成为新名词

　　“维权”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新名词。有维权人士说，“人权”这两个字在中国太敏感，因此他们宁可使用“维权”，也就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郭飞雄说，他选择的维权案件规模格局都大，比较可能触怒当局。他说：“我们就是通过个案来推动整个中国的进步，走向法治和文明，就是每件事情都要抓出普遍的意义，不然做的事情就太小了，对国家的促进就比较小。因为我和高志晟抓的都是最大的问题，开枪杀人啦、老百姓的生存状况问题、民主选举问题、宗教自由问题，我们抓的问题大了，所以得罪人。”

维权有助提高民间意识

　　李健说，他所选择的维权策略则是完全依照法律程序。他认为，尽管有可能在申诉的过程中遭遇挫折，但是这样的挫折也可能为当局造成压力，进而促进改革。

　　除了受到关注的维权人士之外，中国各地方还存在许多律师或者替民众打官司和上访的法律顾问。

　　李健和郭飞雄虽然在维权策略上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肯定这些默默耕耘的维权力量。他们期待全中国各地的维权工作能够推动中央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和提高民间的意识。他们也指出，这个结果不是一蹴可就的，而且未来的维权工作可能还会越来越严峻。但是他们乐观的认为，当局日益严厉的控制可以突显政府本身的问题，并修正民间工作的方向，这对维权工作来说其实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遭官方拘留 或面临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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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说，警方已经证实，陈光诚被拘留，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

　　陈光诚最后一次露面是3月11号，当时，他正前往警局途中，汇报他的侄子遭受袭击的情况。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说，山东省警方交给她的文件上说，陈光诚是10日被拘留的。她说，警方告诉她，她丈夫目前被关押在一个县的拘留中心，可能会以损害财产和非法聚众集会等罪名受到正式指控。

　　去年陈光诚由于帮助村民们打官司、指控煽动省政府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绝育而广受关注。陈光诚的妻子说，从那以后，他一直处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


国际特赦组织：
　　中国向苏丹缅甸等国
　　售军火助长冲突和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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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美联电）国际特赦组织昨天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向苏丹、尼泊尔和缅甸出售军车及武器，助长了这些国家的武装冲突和独裁统治。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在新报告里披露了中国政府从未公开的外交政策的另一方面：中国帮助这些卷入国内冲突而且被西方拒之门外的政权。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向苏丹及缅甸军人政权出售了数百辆军车，还向尼泊尔保安部队出口步枪和手榴弹。

　　国际特赦组织武器管制组的古德曼在声明里说：“中国一直表示他们的武器出口是‘谨慎和负责任的’，但是，向苏丹和缅甸这些国家出售武器，却显示他们的行动同言语并不相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昨天说，他们会研究这一声明，但拒绝进一步置评。

　　中国鲜少承认出口武器和军事设备，这让美国等国家更为关注，北京如何利用快速增长的经济，在海外发挥其外交影响力。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公开批评中国，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但其国防政策又缺乏透明度。

　　国际特赦的报告说，联合国2005年8月所作调查显示，中国给苏丹运去200多辆军用卡车，而自2003年以来，苏丹达夫地区的军事冲突，已经夺走至少18万人的生命，迫使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

　　国际特赦还对一家美国公司可能涉及这些军售表示关注。

　　报告说，由湖北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出口到苏丹的车辆，很可能安装了美国康明斯公司（Cummin）制造的发动机，康明斯是印第安纳州一家柴油发动机制造商，这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多项投资。

　　在国际特赦提供给新闻界的信里，康明斯说，中国一些卡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中国和康明斯合资公司制造的，他们并不知道发动机被安装在出口到苏丹供军队使用的汽车上。

　　国际特赦说，2004年达夫地区种族大屠杀时，苏丹军队和一支民兵就乘坐军车出击，他们也运用军车运送平民上刑场。

　　报告也指出，中国还定期向缅甸政府出售军备，2005年8月就出口了400辆军车；此外中国今年初还出口大约2万5000枝国产步枪和1万8000颗手榴弹给尼泊尔保安部队。

　　国际特赦还指出，在澳洲、马来西亚、泰国，还有南非，非法买卖中国枪械的活动正在增加。

官员：中国严守武器出口国际条约
在国际特赦组织指责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隐秘、最不负责任的军火出口国之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驳斥了有关报告，他说中国政府严格遵守有关武器出口的国际条约。

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出口的武器助长了苏丹、尼泊尔、缅甸等是地区的武装冲突。

该组织还敦促中国公开其军火出口的详细信息。

此前，中国方面曾坚称，中国严格禁止违反道义的军火销售。

但国际特赦组织在其报告指出，"中国一向标榜自己在发放军火出口许可证方面是极其'谨慎和负责任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中国是唯一尚未签署任何多边协议，以防止武器出口可能被用于侵犯人权的主要武器出口国。"

报告还说，中国曾向苏丹运送了200辆军用卡车，并向缅甸当局输送军火。

此外，中国还被指向尼泊尔安全部队出售步枪和手榴弹，供当局镇压反对尼泊尔国王的人民暴动。

遵守承诺

报告指出，中国每年武器出口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并借此换取其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国际特赦组织还敦促中国政府，改变现状、增加透明度并支持国际社会正在发起的军火贸易条约。

这份报告的作者休斯表示，"我们呼吁中国颁布有关法律并遵守承诺，禁止一切可能被用于侵犯人权的武器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