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有公布高级将领落马消息 显示胡锦涛反腐决心

罕有公布高级将领落马消息 显示胡锦涛反腐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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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中央将于30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大会。官方29日罕有地公布，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道德败坏”、“索贿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被免职，并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官方罕有地公布解放军高级将领因违法乱纪落马的消息，显示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反腐败的决心。

　　据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社报道，现年62岁的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军委已免除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海军本届军人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其辞职请求。王守业也是目前官方公布涉嫌经济犯罪下台的最高级别的将军（中将军衔）。但报道并没提及王守业涉嫌犯罪的具体情节。全国人大常委发布公告说，依照代表法规定，王守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自去年底以来，有关王守业被“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调查）的消息，就从解放军内部传开。有报道说，王守业包养的情妇与王守业闹翻后，向中央军委告发，由此牵出王守业的巨额受贿问题。

　　路透社本月15日的报道称，王守业涉嫌受贿数千万美元。还有报道说，王守业共包养了五名情妇，其中一名为王守业生下私生子的情妇向王要求数百万元人民币的补偿，因没有得到满足，一怒之下告发了王守业。不过，上述报道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与王守业同时因涉经济犯罪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还有浙江省通和投资公司董事长葛政、广东省十八宝医药保健品公司董事长罗泽勤。

　　另据官方公布，中共中央将于30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庆祝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等将出席会议，中央电视台等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胡锦涛接班后推出的一项大型整肃运动，从去年一月开始，首要目的就是打击贪污腐败。

官方加紧互联网控制 商家夹缝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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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方正在加紧互联网控制，尤其是对计算机搜索引擎和所谓博客的控制。与此同时，用户很多的百度网络公司推出了新的百度空间服务项目，即百度公司的博客网志。网络专业人士认为，在中国网络服务项目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

　　新华网援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的话说，由于非法和不健康信息在网络日志和搜索引擎上日益泛滥，所以他的办公室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网志和搜索引擎。但究竟什么是中国官方所谓的非法和不健康信息，界定则非常模糊。

　　设在美国的动态网公司总裁比尔·夏认为，中国政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扫除的信息主要是他们认为会动摇自己统治地位的政治信息。

　　他说：“官方经常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就是网络上有一些非法或者不健康的信息来管制。信息审查的时候，主要目标是政府认为是政治性的信息。”

　　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估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可能有六千多万个中文个人网志，到明年将达到一亿个。

　　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国外报刊星期三都刊登消息说，在中国最被广泛使用的网络搜索引擎“百度”星期三宣布即将推出网络日志服务项目“百度空间”。为什么百度要插足如此拥挤的网志市场呢﹖

　　搜索新闻网站的文章说，在言论自由问题百出的中国，上网志发表评论似乎是自投罗网，再说中国的网志市场已经非常拥挤，但是中国的网络公司尽管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互联网服务业务却很兴旺。其根本原因是估计中国有一亿网民，市场需求无比巨大。

　　比尔·夏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政府想要控制，而用户想要自由地使用信息、信息交流和获取信息的这些工具。服务商就处于这样一种夹缝的地位。

　　比尔·夏认为，百度公司受制于官方的严格管制，看来不可能会比其它网络公司为网民提供更多自由发言的空间。他觉得中国的网络公司也许能想方设法隐晦曲折地为网民开创一些灵活回旋的余地，但是在政府的严格限制下这种灵活性有限。

中国改革难以脱离自上而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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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界最近提出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认为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化改革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化国家。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改革思路并没有脱离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不会走得太远。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目前在基层推动的政治改革将最终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位中共党内理论家指出，中共目前正在实行“党内民主建设”，重点包括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决策机制﹑监督制度，以及在市﹑县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点四个方面。而中国也计划在今明两年的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之际，进一步推广和扩大这些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

　　李君如说，拥有七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这些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拥有13亿人口的整个国家，可望在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方面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带动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深入发展。他把这种设想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但与党内理论家的信心和期盼相比，民间对这种由党内到党外改革模式的热情并不高。原北京大学教授、独立评论人士商德文认为，这种思路并没有脱离自上而下、以稳定为中心的改革模式。他认为，中共党内出现了各种利益集团，官员们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有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很难大规模展开。

台湾宗教经济问题 胡锦涛新思维见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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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察人士称，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无论是政改、经济、还是外交。如果发展一帆风顺，中国将融入发达国家阵营，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反之，中国将在各大国的夹缝中生存。目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竭力令一切都能朝着健康良好的局面发展，即中美携手合作。但这条路荆棘满布，面对不少危机。

　　中国将召开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胡锦涛正形塑其宏观策略，并建立一个完全效忠于他的新领导层团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党中央将要选定一位又或一批人，在胡锦涛引退后接棒。十七大还有可能推动提拔领导人的新政治机制。

　　就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样，胡锦涛在经过初期的左倾（政治审慎路线）后，届时可能会果断地向右（加速改革）的方向走。在中国，向来有这样的政治传统：领导人先以保守姿态来巩固权力基础，但之后就会加大改革力度，务求推动国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水平。

　　仔细观察胡锦涛几年表现，就会发现他至少在三个重大政治范畴：台湾问题、宗教和经济，推动了重大的思维转变。

　　台湾《中国时报》曾经发表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的《新胡四点的深层解读》一文。文中称，胡锦涛4月16日接见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时提到的对台四点方针（即新胡四点）后，作者发现它跟大陆以往的对台政策有诸多不同，大陆对台纲领一般都比较强硬。但胡锦涛则积极建立渠道，寻求影响台湾的政治形势。他与在野国民党建立了坚实的关系，未来甚至也可能跟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建立联系。他成功取得了政治上的机动性。

　　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已取得了回报。两岸关系不能正常发展，人们以前常责备北京，如今却将矛头指向了台北，其结果是当陈水扁企图作出台独动作时，便遭到美国制肘。随着陈水扁陷入政治丑闻风暴，北京现在大可安坐一旁静观其变。无论台北局势如何演变，北京都没有任何损失。

　　在宗教问题上，中国在杭州举行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主办的第一个国际宗教多边论坛。通过这一举动，胡锦涛向世界展示了他认同百姓信仰宗教的诉求、愿开创管道满足此种需求的决心。作为拥有最多佛教徒的国家，中国甚至可借助佛教，作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工具。人们当然不宜做过份简单的模拟，但就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理论上，中国也可以借助佛教，建立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念。

　　对于经济问题，有专家提议，中国现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应逐步转型至以开拓内部庞大市场潜力为重点的经济模式。国内市场不易受到外国市场的政治和战略限制，而且其规模潜力也超过了其它所有市场的总和。政府也着力于治理银行存款居高不下，逐渐引导一部分银行存款流向保险市场。另外还有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等。

　　在现时的中国，这些举措异常敏感。但若不如此的话，经济发展将陷于停滞，最终危及国家。要知道，发展和变革才是维持社会平衡的要义。

土地问题的根本在与农民的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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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现在正处于重要阶段。《南风窗》文章说，现在已经不适合仅仅用土地问题来概括农民问题，而所有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农民的权利问题。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农民的权利在制度安排上还有缺失疏漏，农民的权利还得不到平等体现，就必然有农民问题。

　　文章说，农民进一步的需要和选择是什么，需要识别；制度安排的着力点在哪里，需要寻找。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农民对于土地制度的需要，是农村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文章说，从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看，现在的农民问题不仅是土地问题，甚至主要不是土地问题。最显著的事情是，农民进城，农村主要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这个过程农民遇到的是就业问题。这个时候，农民的抗争可以说大部分与土地无关。农民离开土地以后，直接的诉求目标是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平等就业的权利，是对于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适合仅仅用土地问题来概括农民问题。

　　与就业权利相联系，农民还面临如何享受社会福利政策的权利。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有农民问题，或者说，哪个领域有农民，哪个领域就有农民问题。这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是农民的权利问题。进一步说，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农民的权利在制度安排上还有缺失疏漏，农民的权利还得不到平等体现，就必然有农民问题。

　　文章说，当前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从农村工作的日常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承包地问题。土地承包如何合理，承包到户的土地究竟如何处置使用，土地承包如何与人口等因素的变动相适应，等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第二是宅基地问题。宅基地不同于耕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产，现在似乎不明不白。宅基地究竟属于谁，农民对于宅基地的处置使用权究竟与承包地有什么不同，宅基地的管理分配怎样才合理，面临若干问题。

　　第三是征地问题。在农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角色和权益应该如何体现，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和稳定农村社会，问题才刚刚受到重视。

　　文章说，所有这些土地问题的核心都是农民的权利问题。谈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常常说，给农民的补偿已经相当高，甚至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比原来已经高很多，政府的安置也很好，可是农民还在“闹”，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倾听一下上访农民的诉说，他们的理由也是充足的。那是他们的地，不论卖多少钱，这是他们的事情，政府强行卖他们的地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通过卖他们的地来赚大钱更加不合情理。本人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发现，农民有自己的权利预期，只是往往表达得不够清晰。


胡锦涛开先例 外籍人士到中央党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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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姆斯菲尔德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的首次中国之行在29日进入了高潮，除了受到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外，他还在中共中央党校与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而开创邀请外国人到党校演讲先例的，正是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颐和园北方的玉泉山。在这里，不论身份显赫的外交部部长、上海市市长、还是四川省普通一个县的书记，进到中共中央党校受训，一律都成为“学员”，都要放下架子，住宿舍、吃饭堂、听课、记笔记、讨论问题、撰写报告，并接受考核。必要时还要派往国外，就特定课题实地研究。

　　曾任校长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此有过十分明确的指示：“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到了党校都是学员，都要按学校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学习。”一位资深媒体人说：“进得了中央党校，关起门来就是自己人，什么问题都可以敞开来谈。”

　　除了中央和地方大员外，清华大学校长今年初也被送到党校短期“学习”，同时期在党校当学员的，还有家电巨头、海尔集团的张瑞敏。

　　中共中央党校建立于战乱的年代，毛泽东亲手写下“实事求是”，作为党校的校训。中央党校以前是用于传达中央精神，在讲台上的一般也是中央领导。

　　而在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期，负责为学员讲课的，除了党校的老师，还有校外专家，也包括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元首和政要，他们在这里举办演讲和讲座。近年在党校演讲的外国领袖，就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

　　曾撰写《日本第一》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成为第一个为党校学员讲学的外国人。传傅高义还大力推动中共党政军干部到哈佛学习西方的管理知识。

　　观察人士称，中国的崛起让事情不再只是单向交流，几个月前，美国的龙头企业通用集团曾派出五十人组成的队伍，到中央党校上课“学习”。据中央党校行政部门人员的说法，他们想要知道，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背后的成功因素。

　　党校安排了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等系列课程，要求学员在复杂纷扰的现实和理论世界中，能够不偏不倚地掌握问题重点，找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并在思想和理论上统一在党的旗帜下。

　　不过，党校毕竟是为党而存在，为党服务，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党的利益，即使在党校关起门来，也不允许偏移。中共中央党校不断扩建，大块岩石的建材，呈现厚重的特色，似乎其中有坚定不移的含义。

中央党校政改报告反映中国政改目标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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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光明网最近公布由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两年前向高层提交的一份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报告规划了今后二十到三十年中国政改的努力方向和具体目标，认为中国必须实行一党执政、新闻适当管制、以间接民主为主的政治体制，同时强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民主，通过政改建立促进经济发展、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节约政治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体制。

　　报告指出，政改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国民经济在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的条件下，再健康、快速地发展几十年。几十年后，在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中国人就可以按照他们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去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政治体制。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党校的这份报告显然是奉高层指示拟定的，报告的部分内容已经被前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采用。官方媒体在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前夕公开报告的内容，说明报告基本反映了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层领导人的政改目标和路线图。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官方1989年后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谨言慎行的策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接班后也很少直接谈论政改，但胡温对国际国内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十分清楚，也不能容忍政治体制继续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他们推进政改的决心不会改变。

　　鉴于政改在1989年后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推进政改也必将触及党内、政府内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胡温在政改问题上采取积极谋划、少说多做的低调战略。这份汇聚多名中共党建专家心血、长达3.3万字的报告说明胡温主政后没有放松谋划政改的努力。

　　报告课题组成员主要包括周天勇、冯韧、唐海滨、马怀德、王安令、辛鸣等中央党校和各大学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

　　报告执笔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各界对中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各种不同观点，但“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如果政改方案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使国家可能陷入深渊，那么还不如不做。因此他在政改问题上关注的是效率、风险控制和可行性。

避免重特大事故发生应让官员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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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央纪委等六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一次对2003年10月以来重特大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的全面检查。《南风窗》杂志刊文称，算老账，还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很少采用的施政方法。算老账是因为事故追责制度有漏洞，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一职能部门所造成的。

　　为什么一些地方发生矿难或其他重大事故后，很快就能“坏事变好事”，地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是“官员坐镇”、“抢险救人”的新闻，盖过了对事故原因的反思；为什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安全生产要求屡屡落空，负有重大渎职责任的官员却摘不掉乌纱帽，易地做官持续高升；为什么今天需要反过头来算老账，关键在于事故追责制度有漏洞。

　　文章说，一些当事的“问题官员”由于身在关键位置，掌握调查组的动态和信息，利用手中权力开展“反调查”，甚至涂改证据，糊弄上级调查人员，洗脱责任，掩盖腐败。矿难和其他重大事故的追责，亟待建立当事官员回避和流动制度，以减少调查处理中的权力干扰和人情干扰，切断官员与当地关系网的联系，将涉案责任官员的权力“暂扣”，让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责任人“靠边站”，上级调查组才能撕开层层迷雾，从“带血的煤”里找出事故发生的真正“元凶”。

　　文章说，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职能部门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官员容易在当地形成关系网，从而为小集团乃至个人谋取非法利益提供极大的方便，甚至使政府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正规的法律制度无法实行，而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却能够大行其道，削弱、颠覆乃至最终取代了正式规则，或者使其名存实亡。

　　文章说，为了打破地方的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公共事务的影响，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预防，其主要措施就是建立规范的官员轮职制度，加强官员的交流，使官员流动起来，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让官员流动起来，才会使官员有效地规避地方的利益团体对于其公务行为的影响，从而使得非正式规则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不会冲击正式的规则的运作。这一点，在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尤为重要，政府工作离不开正常的人际交往，潜规则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公共生活领域，潜规则一旦冲击正式规则，必将干扰正常的政府运作。

垄断是高物价的父 腐败是高物价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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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城市“物价”排行榜中前二十名中，人均GDP最低的就是中国大陆，可是，收入少物价却偏偏不低。《中国青年报》文章认为，低收入与高物价之所以“南辕北辙”，垄断和腐败是主要原因。

　　在美国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一份全球城市“物价”排行榜中，2005年人均GDP在世界百位左右的中国大陆，这次有两个城市进入前二十名——北京排在第十四位，刚好压巴黎一头；上海在第二十位，把罗马挤在了身后。这一排名不仅远远超过了第83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把英美除伦敦、纽约之外的许多城市，都甩到了身后。

　　这份榜单多少有些让中国大陆百姓沮丧。显然，在这份排行榜的前二十名中，人均GDP最低的，就是中国大陆，可是，收入少物价却偏偏不低。法国巴黎的人均GDP大约是二十三万元人民币，在这排行榜中，他们物价排名是第十五名；北京的人均GDP不倒4.5万元人民币，物价却要比巴黎高。老百姓还没富起了，物价倒先贵起来了。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吵嚷着要与国际接轨，要“超英赶美”。没有想到，最先与国际接轨的，是原油价格和银行卡收费，最先“超英赶美”的，则是物价。

　　低收入与高物价之所以“南辕北辙”，首先是因为垄断。这种垄断，不仅仅包括经济垄断，更重要的还有行政垄断。北京、上海的物价之所以在国际排名中连年飙升，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垄断性市场。表面上看，全国有这么多的房地产企业，似乎实现了“充分竞争”，但房地产业的上游——土地市场却是政府独家垄断。各个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而且，开发商也可以凭借地段和房源实现经济垄断，甚至可以发布虚假信息，借助信息不对称操弄信息垄断。

　　垄断在物价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电信、水力、电力、石油，凡有暴利的地方，必然存在垄断；凡有垄断的地方，也必然存在市场扭曲和价格畸高。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和垄断是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如果说高物价是贫富差距具体化体现的话，那么，腐败和垄断则同时也是物价与居民收入失衡的两个主要原因。高物价的另一个原因，是“腐败成本”。以医药市场为例，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还不是因为药品回扣黑幕重重？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物价，是因为劳动力成本高；而中国的高物价，则是垄断利润和腐败成本高。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是一块吸引国外投资的招牌，可劳动力不能永远这么廉价。只有当劳动力的成本与国际接上轨，物价才能“超英赶美”。否则，百姓未富，物价先贵，谁能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

军方腐败案不如地方多发是因为贪污机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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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因腐败被革职，并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美国之音刊文指，虽然中共高官因腐败频频落马的消息不断见于报端，但是军方高官腐败案却不象地方高官的那样多见。中国军队的官员比地方官员相对要清廉一些，但这是因为军官贪污的机会比地方官员要少。

　　新华社28日报道，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因为“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法乱纪”，中央军委已经免除其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他本人也提出请辞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9号发布公告，终止王守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王守业案公开是不得已而为之

　　旅美中国政治评论员、作家高新说，象王守业这样被公开革职的中国军方高官腐败案并不多见。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公布一个处理结果，案件的具体内容仍然被遮遮掩掩。　

　　高新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其高级官员腐败的惩治经常杀鸡警猴、杀猴警鸡，“导致在最近几年公开的案例比较多，但是总体上内部仍然有一些规定，该不对外透露就不对外透露。对军队的保密就更严格。　

　　“王守业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他的情况据说最先是被他包养的情妇透露出来的，而且捅到海外媒体。在这种前提下，外界对他已经有所报道，在对他做了公开处理的情况下，特别是人大系统对他处理的情况下，中国就不得不把他的情况公开出来了。”　

工资再高也无法养廉

　　中国日前刚刚将解放军军官的薪金提高了一倍。高新认为，军人的工资比起同一级别的地方官员已经要高，现在进一步给军人提薪，主要是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而不是为了养廉。因为官员一旦腐败，工资再高也无法养廉。　

　　解放军军官的薪资待遇不要说跟普通老百姓比，就是跟相当的地方官员来比，已经是很不错，但为什么还会有贪污腐化的情况发生？高新认为，这是因为制度有漏洞。在有漏洞的前提下，自然会有一些贪得无厌的人，哪怕你再给他加四倍的工资都没有用。如果他想要过一种腐化生活的话，不是现在薪金水平能够满足他的欲望的。

军官比地方官清廉因为少机可乘

　　长期观察中国官场的作家高新说，中国军队的官员比地方官员相对来说要清廉一些。但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军官的素质比地方官员要高，而是贪污的机会比地方官员要少。　

　　他说，因为中国军队官员除了象管营建、管后勤的有直接的贪污渠道之外，没有什么贪污渠道。特别是一线作战部队的政委或团长，他们最多能够苛扣军饷。苛扣军饷这种事情虽然不敢说，但是肯定会比地方上苛扣救灾款，苛扣扶贫款的现象要少。　

阻碍官员流动的最大障碍是薪酬水平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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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认为，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一职能部门容易孳生腐败，《南风窗》文章说，现在阻碍官员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公务员薪酬水平的不统一，特别是部门利益在其中所造成的差异，也就是常说的清水衙门与有油水的部门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在不同部门的小金库的容量不同，另一方面体现在有收费权的部门能够从中渔利，这种差异一旦与上面所说的潜规则的盛行相结合，既有权又有发财之道，那么，升官发财这句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拜年话就真的成了某些人的真实写照了。

　　文章说，当前官员之间的异职流动相对来说力度很小，因为不同性质的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差异，这种巨大的利益差异成了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官员流动的巨大障碍。管市政工程建设和管环境治理，其间对官员和机构的利益来说，差别可谓大矣。一般来说，公务员之间的待遇原本应该与他所在的部门的性质无关，只与他所承担的责任挂钩，所谓职、权、利相符，但是中国目前的政府部门与它所管理的社会事务和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员自身的物质利益也受到管理对象的极大制约，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巨大的利益落差会导致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身谋福利，甚至整个部门都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这是目前检查出现的所谓串案、窝案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文章说，在加强官员流动性的时候，如果忽视这一高度相关的变量，比如说一个官员从一个有油水的衙门调到一个清水衙门，其结果往往不是对官员的历练，而是诱发新一轮的腐败。广西玉林市物价局原局长潭绍杰腐败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清水衙门照样可以利用其他政府部门的弱点，大肆分享所谓腐败、违纪违规的“红利”。

　　文章说，要想真正实现官员的流动，就必须打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过大的利益差异，在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公务员薪酬体系，特别是要与部门的工作性质彻底脱钩。现代理性政府的本质特征不仅仅是民主制和政党政治，更大程度上是现代公务员体系，即官僚制，而现代官僚体系是一架管理社会的理性机器。机器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保证不同的组件之间能够无阻遏的契合，并且随时能够加以调整。只有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公务员薪酬体系，才能够使得公务员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调动顺畅进行。

　　文章说，如果有一天，管市政工程建设和管环境治理对官员来说，只是实现不同成就感的差异，而不是巨大的利益差异，他们的岗位轮换将更为顺畅，所谓公务员薪酬改革才能说比较理想。

中央调查组频繁出动说明了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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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3年以来，“中央调查组”一词被颇为频繁地使用。《南风窗》文章说，“中央调查组”本意大致有二，一是排除地方利益纠葛的干扰，查明真相；二是通过坚决处理相关责任人（包括失职的官员），给相关方面一个强烈的信号刺激，推动相关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但中央调查组频繁出动也说明了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文章说，如果用“总理批示”和“中央调查组”这两个关键词检索一下2003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的施政，便很容易发现它们出现在诸如阜阳假奶粉案、铁本案、鸡西拖欠农民工工资案、华光骗贷案、梅州大兴矿难、“齐二药”假药事件等等的报道中。和常规的以“摸底”为目的，解决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为中央科学决策寻找更有利依据的调查组不同，这些事件中出现的中央调查组，会将相关事件的处理直接纳入中央的意志轨道，通过雷霆手段，将其强烈地传达给地方政府。

　　文章说，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的同时，各级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设置十分强调政令畅通的主观目的，甚至具有逐层复制的特色，但对中央调查组的较为频繁的使用，说明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环境在发生一些变化，对其施政能力提出了考验；也说明新一届政府在推动施政目标上具有强烈的意志力和决心。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不换脑筋就换人”。

　　如果仔细分析中央出面解决这些事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那么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政策大体属于当时那一阶段中央政府的核心政策或说重点工作，比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整顿矿难频发，调控经济过热等。其推行过程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所涉及的利益链条也很不简单。比如在梅州大兴矿难中央调查组成立大会上，调查组组长就痛斥煤矿领域的官员腐败问题。

　　文章说，中央调查组的频繁出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方监管体系的公信力有所下降。有的事件中，需要中央的几次批示，才能彻底查明真相，说明了这一点。有些重点工作，中央调查组的处理已经很清楚表明了中央的决策决心，但还是不能收到更加充分的效果，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煤矿领域，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中撤股的工作还没有达标。不独煤矿，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人们也能见到官员或其家属直接加入炒房队伍的现象。

　　因此，可以预计的是，中央政府仍将坚持这种雷霆手段，在核心政策不断受阻的情况下，或者主动出击，或者根据曝光的事件，果断处理责任人，以推动施政目标的实现。在温家宝的多次重要批示中，“下决心”这个字眼的反复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央通过控制它的使用频率，以维护其效率高和“震慑力”大的特点，亦不会产生伤害地方积极性的副作用。

　　在地方民主上，一些改革实际在推行，比如公务员制度改革，就积极鼓励人事决定尤其是与官员的提升有关的决定中的“民主参与”。这种民主是多了几双眼睛，但只局限在官员升迁的刹那间，实际效果有待检验。以目前形势而论，更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官员的流动性，尤其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官员的流动。监管体系公信力的下降，核心原因无非是小集团利益俘获或绑架了公权力。流动性的加强，一方面是延缓了小集团利益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在拆分和弱化小集团利益。加强流动性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为民心的政策推行起来，少一点阻力，多一点希望。

审计报告“不点名”是对违规部门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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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往年审计报告激起公众热烈关注和强烈的舆论风暴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公开后显得特别冷清。问题出在“不点名”上。此次审计共查出中央部门违规违纪55亿元，虽然单独提到了财政部和发改委，但是通篇报告中很难看到具体部委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的、共性的表述。《中国经济时报》文章说，“点名”不是工具，它是满足公众对公共财政的知情权，不能以“揭露制度漏洞”的宏大理性排斥公众这种最基本的权利。

　　有一种观点认为，屡审屡犯，屡犯屡审，“审计风暴”年年刮起，可公共财政漏洞年年依旧，所以说对问题部委点名没有用，只能从堵住制度漏洞着手———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屡审屡犯，问题出在公开点名后问责没有跟上，怎么能李代桃僵，把板子打到“公开点名”身上去？

　　另一种观点认为，点名又不会得到处理，所以不断点名会产生“点名疲劳”，只会产生“谁也不比谁高尚”、“反正早晚被点名”的违规自慰———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点名不仅是为了震慑违规部门，更是为了让纳税人看到，到底是哪些部门违法违规地使用了公共财政，税收到底流向了哪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财经管理、支出方面出现问题，未必是那些部长、省长、市长的品行存在问题，而主要是相关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这种判断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其实许多问题制度、部门和人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制度不完美，人品也不足信。

　　文章说，倾向“不点名”的人只是把“点名”当作了实现其他手段的一种工具。其实，“点名”不是工具，它对应着一种独立自洽的目的，就是满足公众对公共财政的知情权，不能以“揭露制度漏洞”的宏大理性排斥公众这种最基本的权利———不要管“点名”有没有对推动财政规范使用产生什么作用，“点名”本身就部分实现了纳税人的知情权，老百姓看到了教育部门巧立名目乱收四、六级考试费，看到了体彩专项金流失两千三百万元———这就是“点名”最大的“用处”。

　　文章说，在当下，民众知情权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从审计报告的点名中看到部门如何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差不多是公众把握公共财政的惟一通道。公众缺少诸如监督权、听证权、投票权、查询政务权等实质性公民权利对公共财政流向进行控制，能从审计报告中知情已很不错了。虽然缺乏其他权利的配套，知情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但知情总比不知情好，而且知情了也能通过大众参与的舆论批判形成对违规行为的道义压力

传涉刘志华案被调查 潘石屹现身回应没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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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继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光涉原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被调查以来，京城另一些著名地产大腕也传出正在被调查的消息。被传言围绕最厉害的SOHO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见图）29日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题为“一篇无聊的博客”的公开澄清博文，强调“我没被抓”。同时委托潘石屹澄清“自由身”的还有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

　　据《上海政权报》消息，虽然两位房地产大腕都表示自己还是自由身，但有分析人士称，关于潘石屹与任志强可能卷入“刘晓光事件”的传闻不能说是空穴来风。

　　据消息人士透露，刘晓光此次因协助调查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问题而接受问询，实际上事件的直接起因可能是刘晓光近日通过招投标方式，以超过17亿元天价取得的北京最大烂尾楼摩根中心涉嫌违规。

　　有趣的是，资料表明，当初参与摩根中心地块竞标的企业除了首创置业与广西阳光股份组成的联合竞标体外，还有另外三家房地产企业，华远房地产与SOHO中国就是其中两家。

　　就在一个月前的招标期间，潘石屹在其博客上表达了这样的疑问：“这两天，我失眠了，整夜睡不着，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摩根中心这个项目的招标……是我太保守了，还是首创太激进了？疯了？”在他看来，摩根中心项目如果以拍卖方式转让，SOHO可以承受的最高价格是16亿元。

　　摩根中心在北京的位置确实独一无二，它距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鸟巢”仅五百米，与奥运会游泳馆“水立方”隔街相望。为了拿下这块宝地，突破他保守的拿地思想，潘石屹称，在递交标书前最后一分钟，他将竞标价格从14.5亿元改为15.2亿元。然而，第一个唱标的首创置业给了潘石屹和任志强一身冷汗——17.61亿元，一次付清。

　　摩根公司相关人士此前对媒体也公开表示：“（刘晓光事件）起因确实是摩根中心，但这只是导火索。”

　　据报道，2003年4月，摩根中心曾经一度因奥运会整体规划要求而变更规划，致使建筑面积减少了一万多平方米，当时的业主摩根公司因此要求退还部分土地出让金，被北京市国土部门拒绝。后因“8.31”大限，摩根公司主动提出按原土地出让金缴纳余款，同样被拒。在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部门责令“收回土地”。今年1月，摩根公司以“无理拒收土地出让金，违法单方收回土地”为由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并公开宣称“事件有黑手作祟”。但直到今天，这一切还需要求证。

　　另据消息人士称，任志强在上星期天参加了华远集团某项目的开盘典礼，一切正常。华远当时对摩根中心的出价为12.5亿，分两次付清。

县处以上官员近万人落马 胡锦涛将为反腐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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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中国最高检查院检察长贾春旺公布数据显示，三年来，检察机关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官员9633人，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4024件。有分析人士称，今年是中共建党85周年，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将严抓反腐。

　　据新华网消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29日在第十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公布了上述数字。据了解，围绕国家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三年来共立案侦查127285件146250人。

　　贾春旺表示，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共向发案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和党委政府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议35000余件，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另外据北京消息透露，中共中央将于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央电视台将对大会作实况转播。胡锦涛的讲话将为明年召开中共十七大定调，其中反腐是一个重点。

　　据消息人士透露，在反腐败方面，中组部和中纪委为防止官员在今年开始的换届大执位“带病上岗”（即有贪污嫌疑仍获提升），加紧对各种检举揭发行为的突击侦办。消息称，与以往证据确凿才免职的做法不同，现在的做法是只要表面证据成立就先免职，导致最近多名地方官相继落马，预料在明年十七大之前，还会有更多省部级官员遭撤职查办。

安徽副省长何闽旭落马 源于生活腐化和失职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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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安徽省副省长任上只干了一年零五天的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上周末被中纪委立案审查，同时被停止副省长职务。有消息称，何闽旭落马主要因为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和失职渎职。

　　香港《大公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何闽旭于22日下午下班后即被中纪委人员带走，次日移送北京。23日上午11点，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有关情况。当天下午，通报省级其它班子（人大、政府、政协）。

　　据称，何闽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生活腐化和失职渎职几方面。坊间传言，去年6月26日，安徽池州市发生一起万余人围观、参与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当时身为副省长同时未卸任池州市委书记的何闽旭，正在池州市辖的九华山上，接到报告后不闻不问，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处理措施，失职渎职。

　　何闽旭生于1955年，是福建邵武人。他从部队转业后到浙江工作，历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浙江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后被中央组织部交流到安徽，任池州地委书记，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5年6月17日召开的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他为安徽省副省长，分管民政、公安、司法、民族宗教、政府法制、人民防空、卫生等工作。

　　此外，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及其儿子匡中平涉嫌受贿一案，29日也在淮北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据悉，该案涉案金额百余万元。

　　匡炳文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厅长，1994年至1997年兼任省地税局局长、党组书记。匡中平系匡炳文之子，曾先后在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驻安徽办事处、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工作。2005年7月22日，匡炳文父子因涉嫌受贿罪经省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8月5日被逮捕。

　　据公诉方指控：匡炳文在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厅长兼省地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解决资金及工作调动、安排等问题，个人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86万多元，美元5.1万元。其中，最大一笔是人民币四十万元，美元四万元。此外，匡中平两次接受请托人的请托及财物，告知其父匡炳文，并通过其父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父子共同受贿人民币32万元。

党庆讲话主谈和谐社会与反腐 胡锦涛定调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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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今年7月1日时值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中共中央于6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会，政治局九位常委悉数出席。会议主题包括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总书记胡锦涛的讲话主要围绕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同时也一如外界所料重点提到构建和谐社会、严于治党以及反腐问题。

　　胡锦涛表示，要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加强中共的先进性建设。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把民众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把各方面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胡锦涛还表示，各级中共组织都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成效体现中共的先进性。

　　关于反腐问题，胡锦涛提到，一些党员先进性意识淡薄，一些官员工作作风不实；一些地方党的基层建设比较薄弱；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官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案件仍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不重视不行，不抓紧不行，不下大气力也不行，否则就会影响中共的先进性的充分发挥。

　　有分析人士称，胡锦涛此番讲话是为明年的十七大定调，未来一年，建设和谐社会、厉兵与治腐将成为施政重点。

　　观察人士称，在七一之前，胡锦涛已连续三天参加军事会议或纪念活动，动作频繁。同时，中共防治官员贪污腐败的力度也悄然提升，治理迅速且不动声色。6月中上旬，官方媒体突然公布，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遭免职。余音未落，又任命陈德铭（正部级）、张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调任年仅45岁的刘士余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此举虽属胡温政府人事布局，但观察家亦指出，其中也显示出中共中央加大对财经和银行系统监管力度的迹象。

　　而此前刮起的“审计风暴”也并没有停息，国家审计署6月26日发布了对农业银行2004年经营情况的审查报告，查出违规办理的资金达516亿元人民币，其中违规放贷276亿多元。之后，农业银行三名省级分行行长被撤职，处理相关责任人一千三百多人次。

　　分析人士称，但在治理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时，中共中央也会遇到诸多阻力，特别是来自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严重的各级官员。治贪防腐，整顿党纪的工作甚至可能异化为党内权力斗争，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中共高层不断加强军队建设，稳固军事力量，不仅是出于国际复杂局势的考虑，也有应对党内防贪治腐风险的需要。

　　由胡锦涛的讲话也可以印证，中共不仅仅是把“七一”视为一个纪念节日，而是把它作为加强全党建设的契机，更加务实地推进自身改革，同时也在进一步巩固应对风险的能力。厉兵与治腐成为今年中共建党节的主要旋律。

【人事新局】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升任贵州代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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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明年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近期已经有大量中高层人事变动消息传出。据新华网最新消息，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见图）已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预料中共中央将在日内正式宣布林树森升任贵州省代省长的任命决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29日宣布，原贵州省长石秀诗调任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接替贵州省代省长。广州的消息也证实，当地政府官员已获悉林树森调走的消息。但官方网站新华网仅发布原贵州省长石秀诗调任，及林树森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消息。

　　新华网30日的消息说，中共中央决定：林树森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石秀诗不再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不过据香港《文汇报》引述权威人士消息，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已经确定升任为贵州省代省长，中央过两天将正式宣布消息。而查阅广州市政府网站，林树森依然是广州市委书记。

　　林树森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省委常委、广州市市委书记兼广州警备区党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为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第六、七、九、十届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

　　林树森1946年12月生于广东汕头，汉族，1970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广东工学院土木系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工程师。

　　另据新华网消息，原贵州省省长石秀诗调任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了解，石秀诗今年已经六十四岁，根据规定，中国正省部级官员的任职年限为六十五岁，因此，他的调任应属正常。

　　从去年末开始，中国地方大员相继出现人事变动，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在换届中具有明显优势。例如最新升任广西党委书记的刘奇葆，共青团系统出身的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将升任陕西省代省长，现任省长陈德铭赴北京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另一名共青团系统出身的新疆建设兵团前司令员张庆黎接替杨传堂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成为主政西藏的“一把手”。

传王守业贪污挪用金额达三亿 涉及11名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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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因腐败被革职，并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有消息透露，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可能高达三亿人民币，涉及11位解放军高级军官。观察人士称，虽然中国地方高官因腐败频频落马的消息不断见于报端，但军方高官腐败丑闻却不如地方高官的那样多见。

　　据中央社消息，王守业因贪污、挪用公款罪，于4月10日被解放军高级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根据当局的指控，王守业共贪污和挪用军费人民币1.6亿，单从他在北京和南京的两处寓所，查到的现金就达5200万元，以及250万美元；在他的办公室发现的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人民币五千余万元。

　　根据透露的案情，王守业案共涉及包括四名少将、大校七人等11位解放军高级军官。不过有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王守业贪污和挪用的款项实际上高达人民币三亿元，涉及的官员也不止少将一级，而是上将甚或更高。

　　海军是中国政府今年来大力发展的军种，近期却丑闻、事故不断。据传，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轻型导弹护卫艇“廉江号”于22日凌晨被香港货轮撞沈，四名海军官兵死亡，十三人失踪。三个月前，更新型的海军东海舰队护卫舰“三明号”，也在上海吴淞口附近与一艘民用轮船发生同类事故。“三明号”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最新型导弹护卫舰，装有现代化的雷达系统和舰载综合指挥控制系统。

中央党校政改报告：县级直选 党不具体干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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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一份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近日在舆论界公开。该报告提出县级直选、国家法律至上、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构想，同时也提出选举的改革方法，即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职化，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在中共“十七大”明年就将召开之际，这份报告引起极大关注。

　　中共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之际，官方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正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份中央党校两年前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此时在人民网、光明网等官方网站出现，分析家认为与“十七大”即将召开有关。

　　该报告主要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等。周天勇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反复强调：“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要符合实际。”

　　该报告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提到人大、政协改革。周天勇表示，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关键是要构造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制衡关系。一是政府的立法，彻底从部门化改为民主立法，现在中国很多腐败，发生在立法不民主上，以这种包含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法执政，成了损害民众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一定要把收税收费决定权收到人大，只要涉及到收费的，一定要通过人大讨论，要举行社会听证，公正的听证，不能由政府部门和行政授权的单位，发个文件就可以收费和罚款；第三是，财政收支一定要实行阳光财政，要接受民众的监督，无论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权，都要交给人大。现在预算内资金的使用，人大代表不知道，预算外的，人大代表更糊涂。预算外资金更是一笔糊涂账，根本就没有提交人大审议。

　　周天勇更表示，根据人大、政协的现况，报告探讨是不是设立专职的人大代表，而且党政干部在人大代表中占的比例过大，应扩大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比例。

　　周天勇在报告中提出的竞争性选举也引来各方瞩目。周天勇表示，中国一个可行的选举方法是，先让选民直接选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职化，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并且这种选举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推出两个县市长候选人，通过地方的实践总结出经验再推及全国。

　　对于日后党政格局的改革，周天勇趋于保守，他表示从以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意图实现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多党利益无法统一协调时，国家分裂的可能性都很大。因此，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周天勇表示，中国要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和议政、新闻适当管制和改革、间接民主为主等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强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民主，从下到上扩大民主。
　
　　对于两年前的报告两年后得到重视，周天勇表示，报告中有关改革政府机构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些。因为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必须坚定改革信念。因此，在其设想的改革步骤里，就是要先对这种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

　　不过综观整篇报告可以发现，周天勇的方案趋于保守。周天勇强调，如果提出的方案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的话，那么做还不如不做。这篇报告还是改革的震荡性能小一些、代价小一些，长远前景好一些。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观点节选

　　●如果在一个文化和民主素质还与发达国家水平有一定差距的国家里，片面地强调新闻自由，可能会形成舆论上的混乱，因此，党对新闻的领导，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较为重要的是党要领导、规范、引导新闻舆论界，努力转变党对新闻的领导方式，使新闻体系为振奋精神、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服务，并不是说，新闻体制和宣传方式不需要改革，其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和调整。

　　●建立公共服务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我们过去的政府是一个计划集中管理、生产建设取向、行政命令式的政府。因此，要考虑政府体制的改革，职能的转变，将行政命令型的政府、将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在方案的设计上，要注重乡级政权体制改革时的阶段性和政权的连续性。在取消乡镇一级政权后，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比如防止村霸和黑恶势力出现，维护乡村的社会治安，一些修路、打井、清洁公益事业等等，需要建立自治组织和政府精干的巡回和派出机构来治理。

　　●需要研究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和事权体制的改革安排，设计一种既保证中央政治集中的需要，又满足地方各级政权和公共财政运行需要的财税体制，并科学和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各尽其责；并且还要使税收结构有利于促进投资、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起草、制定、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属于人民供养的各类机构和人员，需要定岗定员、规定标准、建立指标体系、严格经费拨款、制定审核监督办法和增加供养人员的程序，将供养机构和吃皇粮人数膨胀用法律的形式死死控制住。

　　●要研究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与其执行的监督程序，消除许多部门法律和法规中的审批、收费、特别许可等寻租设置，理顺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冲突，使法律和法规的制定达到促进经济发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各方行为、节约交易和社会管理成本等目的。

　　●要按照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政权职能，重新设计市县级领导政绩的指标考核体系、考核办法和考核程序。把为官一任的政绩取向，用科学的指标、办法和程序引导到为民办实事上来。

　　● 大力发展民间的商会、协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可以放宽限制，使这些组织主要为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服务。

抗议建造青藏铁路的三名西方妇女在北京被捕
美联社消息：中国警察星期五制止了一起抗议青藏铁路建成的示威活动，逮捕了三名示威妇女，她们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她们在北京站打开的横幅上用英语写着：“中国的青藏铁路是为破坏（西藏）而设计的工程”。现在还不知道，这三名妇女被带到何处。1140公里长的青藏铁路将于星期六正式通车，第一列客车从北京开往拉萨。批评这项工程的人士认为，这个耗资33.5亿欧元的项目将使大量移民进入西藏，从而破坏西藏的个性和文化。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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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综合讯) 中国官方证实，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被情妇揭发，因滥权贪污、涉嫌经济犯罪行为而被免去职务，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被终止。

　　据新华社报道，现年62岁的王守业“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军委已免除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

　　新华社发出的官方新闻稿没有具体公布王守业的犯罪情况，而其英文电讯报道则证实，王守业是在被情妇告发后遭免职。王守业被免职的消息最早在今年4月传出，不过当局一直未公开确认。

刘奇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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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讯）有共青团工作经验的广西区委副书记刘奇葆（53岁），昨天被宣布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

　　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已达任职年限，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奇葆接棒。

　　刘奇葆是安徽宿松人，1992年吉林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他曾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宿州市市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等职。

　　根据规定，中国正省部级领导的任职年限为65岁，1997年7月起担任广西区委书记的曹伯纯出生于1941年11月，今年刚好到退休年限。曹伯纯也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中央党校政改报告：
　　中国须强化有利经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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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光明网最近公布由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两年前向高层提交的一份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报告规划了今后20到30年中国政改的努力方向和具体目标，认为中国必须实行一党执政、新闻适当管制、以间接民主为主的政治体制，同时强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民主，通过政改建立促进经济发展、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节约政治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体制。

　　报告指出，政改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国民经济在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的条件下，再健康、快速地发展几十年。几十年后，在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中国人就可以按照他们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去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政治体制。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党校的这份报告显然是奉高层指示拟定的，报告的部分内容已经被前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采用。官方媒体在中共建党85周年前夕公开报告的内容，说明报告基本反映了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层领导的政改目标和路线图。

　　1989年后，中国官方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谨言慎行的策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接班后也很少直接谈论政改。但胡温对国际国内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十分清楚，也不能容忍政治体制继续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他们推进政改的决心不会改变。

　　鉴于政改在六四后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推进政改也必将触及党内、政府内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胡温在政改问题上采取积极谋划、少说多做的低调战略。这份汇聚多名中共党建专家心血、长达3万3000字的报告说明胡温主政后没有放松谋划政改的努力。

　　报告课题组成员主要包括周天勇、冯韧、唐海滨、马怀德、王安令、辛鸣等中央党校和各大学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

　　报告执笔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各界对中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各种不同观点，但“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如果政改方案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使国家可能陷入深渊，那么还不如不做。因此他在政改问题上关注的是效率、风险控制和可行性。

建政改试验区？

　　周天勇认为，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使企业无所适从，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坚决改革，就业不能扩大、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不能调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因此，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里，先对这种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实现经济自由。

　　周天勇赞同建立政治改革试验区，认为这样可以把成本与风险控制放在可控范围内。在试验区把工商、质监、城管的收支两条线体制都废除了，财政全额将他们供养起来，政府机构按照当地需要来设置，大量削减政府审批，取消乡级政权，把真实的失业率列入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再加上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等关系民生的指标，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对环保进行监控。

　　在选举方面，先让选民直接选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可以推出两个县市长候选人。中高层领导则以间接选举为主。

北京3外国人抗议青藏铁路被拘留


青藏铁路跨越五千米高的高原,7月1日全面通车
中国当局星期五（6月30日）在北京拘捕了3名西方妇女。此前，她们展示了反对中国修建青藏铁路的标语。
这三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她们被拘留大约三个小时后获得释放。

这三名妇女在北京的主要火车站展开标语横幅进行了大约五分钟的示威。

她们爬上火车站二楼的窗户，展开一条横幅，上面用英语写着：'中国的青藏铁路就是要破坏'。

但是她们的标语并没有引起行人的什么注意。

几分钟后，他们被警方带走，拘留了三个小时。在接受问询后警察释放了她们。

其中来自美国纽约的一名女子是'解放西藏学生组织'的活动人士。她说她们抗议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修建青藏铁路是中国政府殖民统治西藏的延伸。

另一名来自该组织的支持者说，青藏铁路就是要消灭西藏的文化，巩固大陆对西藏的统治。

中国军队1951年占领西藏。北京称西藏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但许多西藏人说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官员称全长1，140公里的青藏铁路可以带动西藏的经济，并帮助人民了解西藏的独特文化。

但批评人士说，耗费42亿美元的青藏铁路是北京破坏西藏文化的一部分。北京鼓励汉人迁入西藏，同化藏人。

星期六（7月1日）青藏铁路将全面通车，其中包括从北京开往西藏首府拉萨的列车。


胡锦涛誓言打击中共党内腐败


胡锦涛发誓要铲除中共党内腐败现象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建党85周年前夕发表讲话表示，继续根除党内的腐败是党生存的关键。

近期有大量中共官员因贪污被逮捕和罢免，胡锦涛在北京向数百名的北京干部表示，要坚决打击共产党内的腐败。

胡锦涛在全国电视广播的演说中表示，“我们要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

虽然中共领导人几乎年年强调打击党内外的腐败现象，但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

胡锦涛表示，“特别是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方面的案件，决不能手软。”

但是最近中国出现一连串腐败大案，进一步证明中共长期开展的反腐运动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胡锦涛表示，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将会威胁中共的统治。

他表示，一个没有与人民保持血肉关系的政党，而没有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党将会失去它的生命力。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丁学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胡锦涛看来不太愿意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打击腐败现象。

他说，胡锦涛担心下猛药反腐有可能威胁中共的执政。

丁学良说，“中共内部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许多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付出代价。”

胡锦涛呼吁7000万名党员要坚持标本兼治，并提出在某些地区贪污情况特别严重。

他号召党员干部，要“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凯利在谈到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败大案时表示，胡锦涛面临的问题是，中共高级官员根本不理会他发起的反腐运动。这种广泛存在无视领导权的现象实际上是在打胡锦涛的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