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亲自发出政府声明回应七一游行

香港特首曾荫权亲自发出政府声明回应七一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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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3日表示，上周六政府发表回应“七一游行”的声明，是由他亲自发出的，因此声明的内容已代表他的立场。中联办主任助理王如登指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市民可表达意见及诉求，中联办乐意听取及重视市民诉求。他说，香港目前繁荣稳定，市民应珍惜当前局面。

　　据《大公报》报道，曾荫权当天早晨如常手持圣经到教堂祈祷。当他步进教堂前，被数名记者追问关于“七一游行”的回应。曾荫权说，政府于游行当晚已就事件发表声明，而声明是由他发出的，代表他对游行的立场。声明指出，政府将按《基本法》要求，根据特区的实际情况，推动民主发展，最终达致普选的目标。政府正积极探讨落实双普选的可行模式，计划明年初作出总结。有关总结报告将会向中央反映。

　　王如登3日回应“七一游行”表示，香港是多元化的社会，市民可表达意见，中联办亦乐意听取：“有不同意见和不同诉求，可透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反映，我们都会好重视。”他说，香港经济复甦社会安定，市民反映诉求有多个不同途径，希望市民珍惜当前得来不易的局面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他续道，去年下半年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得到市民及中央政府的支持，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对推动香港政制向前发展作出了积极及具建设性的工作。他说，目前策发会对政制发展正作出深入和广泛的探讨研究，有助大家讨论问题得出共识。对于中央是否支持陈方安生参选特首，王如登没有正面回应。他相信第三届特首选举，将按照基本法及香港有关法律进行。

　　行政会议成员范鸿龄亦认为，“七一游行”以和平的形式进行，反映香港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是健康的现象。他说，越多人表达意见事情会变得更透彻，使香港不会出现“一言堂”的情况，不担心市民参加游行会破坏社会和谐。对于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参与游行，范鸿龄认为她目前已退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

　　对于民主进程，范鸿龄强调不能由香港独自决定而是要中央的首肯。他说，策发会现已就两个选举的安排进行研究，相信会朝普选的方向迈进。此外他又期望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能有多于一人参选。

民调：香港市民对立会议员表现满意度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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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港大民意网站的调查显示，市民对整体立法会议员及驻港解放军的满意率轻微皆下跌。

　　《港大民意网站》，在上月中19至21日，访问了约1000名巿民对整体立法会议员、驻港解放军及香港警队表现的满意程度。调查显示，25%被访市民满意立法会议员的整体表现，较之前跌三个百分点，30%则表示不满意，微升三个百分点。

　　至于对香港警队表现的评价，最新数字是82%满意，4%不满，与上次调查不变。另外，57%满意驻港解放军的表现，下跌四个百分点，表示不满的只占2%。

　　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分析，相比三个月前，三项定期调查的结果都可谓变化不大。巿民对立法会议员整体表现的满意程度略为下降，不满比率略为上升，数字属于毁誉参半。至于两个纪律部队方面，市民对驻港解放军的满意程度略为下降，但不满程度继续接近零比率。巿民对香港警队的满意程度就继续在历史高位徘徊，如果连同定点数计算，则满意程度再创有关调查在1997年7月开展以来的历史新高。

青藏铁路通车 香港也吹起“西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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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香港的“七一”很热闹，有庆回归巡游、七一游行，晚上又要看世界杯，财经界就要留意加息后金融市场的动向。但最多人关心的竟然是青藏铁路通车。

　　其实“西藏热”已热了一段时间，近期香港政商界猛人的饭局，“吹水”焦点已非“万人迷”贝克汉姆（Beckham），也不是利息走向而是“何时去西藏”。

　　许多人都说惧怕高山症，又担心太多人入藏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但无论有多少顾虑，当看到电视台播出从火车上拍回来的西藏秀丽景色，人人立时心动纷纷筹备一个最佳时机去西藏。

　　在首列从北京前往西藏拉萨的T27次列车上，就有不少乘客是港人，有人说：“去西藏玩，比到香港迪士尼好玩得多！”

　　香港迪士尼门票300多港元(约61新元)，可玩10小时，而从青海西宁至拉萨，硬座票价只需226元人民币，车程24个小时，当中有12个小时(由格尔木至拉萨段)在白日行走，可欣赏沿途美景。

　　当然在迪士尼顶多在玩“飞越太空山”过山车时略感不适；而在青藏铁路火车上，就算可逐步踏上高原，有时间去适应高山气候，但仍不能看轻高原反应，许多人在首列火车上就感到不适。

　　正因为“难”，许多港人过去根本不敢想“我要入藏”；而今天有火车了，相对上“入藏”机会大得多了，再加上电视新闻片的强劲宣传“入藏”已成为许多港人想做的事。

　　除了自行买火车票，以自助游形式入藏外，香港和广州多家旅行社也推出不同路线的西藏旅行团，由近7000港元至万多港元不等价钱不菲。结果每每推出新团即爆满。

　　有趣的是香港多位文化人在其专栏中都提醒读者，坐火车入藏要注意很多问题，但到文章总结时又强调“争取尽快入藏”。

　　时装设计师邓达智就说：“西藏的路一点也不易，一般吃喝玩乐为旅游目标者绝对不感兴趣。要游玩什么地方不好去，冒身体出现各式毛病的冲击入藏不是很多人那杯茶。”但他又说，“我是一名火车旅行爱好者，也是一名西藏热爱者，未来其中一项计划当然是乘一趟火车入藏。”

　　也有时事评论员指出，青藏铁路通车的“意外收获”，可能是增加了港人的爱国热情，许多港人过去怕到中国旅游，既怕人多又怕混乱，传闻中火车也是脏乱不堪。

　　但在电视新闻片中，他们完全看不到这些负面东西。他们发现，原来祖国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后花园。所以港人正在重新评价自己的祖国。（文/易锐民）

叶刘淑仪句句真话 陈方安生可以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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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民久违了的叶刘淑仪已经从美国返港而且学有所成，已经取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位真是可喜可贺。

　　而且叶刘淑仪的论文题目，不是别的正是香港的民主发展。当然，讲民主很多人都有权都以“专家”自居，但叶刘淑仪应该比任何人有更深刻的体会。当日为推动二十三条立法，她遭到反对派议员政客的围攻，甚至被恶毒谩骂、人身攻击，但是叶刘淑仪并没有因此畏缩，而是坚持正确的立场，不向“政治恶势力”低头。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公义，叶刘淑仪比很多“口头民主派”更有发言权更有道德勇气。

　　叶刘淑仪的文章，相当全面地论述了特区民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其中不乏一得之见，而且具见其为香港民主克尽言责以及维护基本法的诚意。文中指出：如何改变行政、立法“各自为政”的割裂关系，是特区政制发展的关键，光是强调直选不能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日前高调上街游行的陈方安生，只知片面强调部分港人的普选诉求，完全不提“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关循序渐进的规定，完全不提中央对港人诉求的回应，似乎香港的民主政制可以由她带头上街“行出来”，甚至以为自己具有“登高一呼”的巨大号召力，实在只能令人感到井蛙之叹。

　　相比之下，对香港过去和现状、政治生态的分析，对香港未来民主建设前景的道路，叶刘淑仪实在比陈方安生要“有料”得多。如果如一些人所扬言，陈方安生出来选特首，曾荫权就会“吓死”，看来如果叶刘淑仪出来争一席之位，曾荫权真系惊叶刘都未使惊陈方安生！

　　叶刘淑仪文章除了对未来民主政制建设的高论外，其中有一点很值得一读的，就是她对过去港英殖民管治时期推行民主的一些回顾，包括委任华人入局、设立民政主任，把攫取民意作为统治手段；而最“致命”的就是回归前全力推动民选的立法会，“掏空”了“行政主导”，以至回归后继续奉行“行政主导”的特区政府举步维艰，“在立法会连取得一张票的把握也没有”……。

　　叶刘淑仪的这些回顾，指出了回归后特区政府施政困难的背后因素，就是“行政主导”已经被架空。港英殖民政府口讲给港人民主，只是为了巩固其管治，是假的表面民主，而“掏空”行政主导则是“真刀真枪”是“攞命”的。陈方安生上街之前，向市民讲过这些真相吗？（文/关昭）


港府中央冷待“普通市民”陈方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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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游行后，政圈的焦点完全聚焦在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身上，关注她下一步的行动，尤其是她事先张扬快将有事宣布。不过，熟悉情况人士分析，陈方安生料不会一下子就宣布参选特首，反而会一步一步加强与民主派的合作，做好巩固工夫最后才参选。

　　善于搞群众运动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曾说，示威不成就反示弱，因此今次陈方安生豁出去，全力催谷七一游行才有约四万多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数字）上街；陈方安生虽口说开心，但对陈方安生阵营而言，不可说不失望必须重新检讨策略。

　　那么陈方安生是否会参选明年的特首选举？曾荫权的阵营一直认为，她百分百会参选，况且她已走出第一步，怎会认输“停步”？可是，奇怪的是这两天部分亲中阵营中人对陈方安生是否出选，态度却有所转变，觉得她未必出选但具体原因则说不清。

陈方安生先巩固民意再谈选举

　　对于是否参选特首，陈方安生最近表示“见步行步”。有政圈中人就估计，陈方安生会一步一步走向此路，而不会一步到位即很快宣布参选；因为今次陈方安生“出招”，事前部署不足有点进退失据。

　　例如，在电台节目中，陈方安生最先针对中央，是指市民对中央信任度下降；怎料港大的民调却显示港人信任中央，创历史新高，她后来惟有辩称只是指政改问题。另外，她在电台被问及为何出任政务司司长时，没有为港人争取民主？她竟坦白地答道，因为在位时受到一定的限制，退休后则可自主。这个答案，就令人质疑，她现在要求在位的特首曾荫权争民主，岂非强人所难？

　　然而，陈方安生是聪明人也有一批智囊作军师，政圈中人分析，陈方安生现时应会调整策略，先巩固民意及她在民主派的支持才慢慢步向选举。

　　在民主派方面，陈方安生友好、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等，近日就当起中间人，要求大家不要放过团结的机会，不要再向陈方安生“翻旧帐”质疑她过往没有争取民主或福利等。

特首做好本分靠民望抗挑战

　　中央和港府今次的策略，就是一个“忍”字，刻意冷待陈方安生，只当她是一个普通市民。

　　港府“两大巨头”—特首曾荫权和政务司司长许仕仁，闻说3日早晨已把焦点放在诺沃克病毒问题，他们的策略是最重要是政府做得好，民望高就不怕陈方安生的挑战。（文/傅流萤）


叶刘淑仪推动香港民主的“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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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本月中将到访新加坡，就培育政治人才取经，不过最近的政治新闻，都不是围绕特区政府，而是两位红透香港政坛的女士，一位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另一位则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图右）两人在政途上都标榜民主行的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陈方安生口说推动民主，行的却是她过往鄙视的对抗政治旧路。她未能提出任何新观点新思维，只是加入反对派阵营，以激烈言词批评中央和特区政府，挑动巿民情绪。不过，无法摆脱明星贵族姿态的陈太却总是与游行示威显得格格不入，参与游行亦如明星出巡。难免在游行队伍内外都对她充满戒心，认为她的“出来行”，是因为不忿煲呔曾，目的是为她参选挑战煲呔造势。对她推动民主的诚意，亦打下问号。

　　至于叶刘淑仪，学成回港后摆明要推动民主发展，采取的方式却与陈方安生截然不同。叶刘淑仪没有加入反对派阵营，相反，她在4日刊登的文章中提出追求民主的“新精神”：容忍、互让互谅、灵活、务实。这种“新精神”，其实道出不少精英、亲建制而又追求民主人士的心声。

　　他们追求民主，但不喜欢对抗，亦明知对抗未能为香港找到出路，希望用对话、沟通、讲道理的方式在香港社会内部以及与中央达成共识。这种“中间路线”十数年来在香港都无法找到成功的政治代言人，因为这条路线“左右不讨好”，容易受到“对抗派”的攻击排挤。曾经因为《二十三条》而结下不少“政治梁子”的叶太，究竟能否走出“第三条路”，对她的政治技巧和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亦要视乎整个政治生态是否有足够的容忍度。（文/杜良茂）


叶刘淑仪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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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3年辞官出洋读书的港府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日前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香港《星岛日报》于7月4日独家刊登叶刘淑仪在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摘要。（论文题为HongKong：A Case Study i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Transitional Societies香港的民主发展：过去、现在与将来）

　　在英国逾百年的统治下，香港一直维持韦伯式（Weberian）的官僚政治体系，统治者容许公众参与管治，仅限于委任卓越的人士加入行政局、立法局及政府的谘询组织和委员会网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府曾两度放弃在香港推行民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二战之后，港督杨慕琦爵士曾提出改革立法局，不过，改革建议未能付诸实行；第二次是在1966年及1967年暴动后，政府经检讨后决定与其吸纳市民入政府，倒不如推行“民政主任计划”，让政府更为接近市民。

　　面对1977年便要把香港拱手交还中国的命运，英国决定为香港民主化再加把劲，并于1980年代初期首次实行区议会直选。可是，由于未能就香港民主发展的步伐和民主体制的形式取得中方同意，英国在撤退前只能促成立法局民主化。经英国威斯敏斯特式国会至尊无上的统治传统洗礼的前港督彭定康，采取戏剧性的步骤，把立法局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更指令行政机关向其问责。在这个过程中，他褫夺了行政机关长久以来在架构上对立法局的控制，同时又掏空了统治者素来自诩的“行政主导政府”的信念。

　　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奉“行政主导政府”为金科玉律，事实上，在香港主权移交之际，香港已进入半民主状态，拥有一个独立、自主、敢言而又须向选民问责的立法会，以及一个以委任为主的行政班子。后者在选民心目中的认受性远较前者为低，而他们在立法会中甚至连取得一张选票的把握也没有。

肥彭褫夺“行政主导政府”

　　1995年所有官守议员退出立法局，标志着行政和立法机关完成分家。行政和立法机关当时的一分为二，成为日后困扰香港管治众多原因之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基本法》并没有为这问题提供任何明显的答案，因为它只分别提及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两者之间并无任何有机联系。除非这结构上的畸形现象获得解决，否则香港特区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将继续举步维艰，无从“行政主导”。

　　不论一个民主国家是实行议会制，抑或是立法机关及行政首长分开进行选举的总统制，政党往往会充当一个核心角色，为行政和立法机关提供主要联系。在外国，自恃在立法机关占有大多数议席的政府强行通过争议性议程的例子屡见不鲜；也有政府借着政党在立法机关给予其强大支持而安然渡过政治风波，这其中还包括由仅占众数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因此，只有在立法机关拥有强大政党支持的政府，才最有希望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行政主导”政府。

香港政党仍未完全成熟

　　在建立民主政体的过程中，政党担当着多项重要功能，其中包括招聘菁英、集结市民的意见及予以反映、促使市民在政治事务中扮演适当的角色，以至成立执政政府及维持政府继续执政。香港的政党仍未完全成熟，这从它们偏低的会员数字、参与的人才的匮乏、累赘和封闭的程序，以及缺乏政策研究和公共管理能力等多方面都可见一斑。在目前的制度下，这些政党还要经历漫长的道路，才可肩负起成立执政政府及维持政府继续执政的重任。

　　近年民主辩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推行直选的时间表。毫无疑问，直选立法机关及行政长官，是香港全面迈向民主的重要里程碑。可是，正如多位研究民主的著名学者曾经强调，选举的落实只是符合民主最基本和形式上的要求。放眼世界，以选举而产生的民主政府，其本质是非民主或不能保障基本人权自由的，又或未能达致良好政府广义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香港若要成功地进化为一个运作良好和高质素的民主政体，就要更深入地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架构。

鼓励专业界别从政

　　民主基建的关键原素包括：一）较为成熟的政党；二）培养政治人才；三）推动民主政治文化；四）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同样重要的；五）重整制度以解决目前行政及立法机关的割裂，以及为立法机关全面直选而设计一套选举制度，而该制度必须符合《基本法》的所有关于民主发展的基本原则。

　　有关政党的成熟程度和培养更多的政治人才，特区政府在多方面都可从旁协助──包括提高立法会议员的酬金和实报实销的津贴，以增加他们的财政资源，并为他们设立退休金制度；多拨资源给立法会秘书处，让立法会议员在人手、行政及法律范畴上获得更大的支援。鑑于香港最优秀的人才传统上都集中在工商贸易或收入可观的专业界别，政府要鼓励他们从政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大可适当地提高财政及其他方面的诱因，例如对他们表示认同及在资源上提供更多支援等，以增加参政作为一种职业的吸引力。

　　关于重整制度，特区政府及北京中央政府必须实事求是，承认目前行政和立法机关两者割裂有不足之处。这制度上的问题，不仅削弱特区政府的功效和能力，更使政府无法有效地处理较长期的结构性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甚至需要考虑修改《基本法》，以恢复行政及立法会两者的有机连系，就像昔日殖民地时代，或是一个羽翼已丰的代议民主体制的情形一样。

香港蜕变须保持稳定繁荣

　　至于选举制度方面，幸好香港已改为采纳较讲求共识的比例代表制。事实上，愈来愈多国家采用此制度。香港在迈向直选之前，有必要先设计一个符合《基本法》内的所有基本原则的选举制度，即是：一）按照实际情况而发展；二）按部就班和循序渐进；三）均衡的代表性；以及四）有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述的原则极具远见，可谓无懈可击，制定这些原则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香港在蜕变成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和繁荣。

　　曾有人提出多项符合上述原则的建议以方便实行直选。钟逸杰爵士则建议成立两院制，以便提供另一个议院来容纳所有功能组别成员。建议的目标是既符合均衡参与，又符合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两大原则。钟爵士的努力是值得嘉许的，因为功能组别的立法会议员是香港多个行业和专业界别的代表，一旦他们成功选入议会，他们在立法会及行政机关议政，贡献其专业经验、专长知识和广阔视野，实在是绰绰有余。翻开香港的历史，我们的菁英、工商界的领袖、白手兴家的企业家和备受尊崇的专业人士，其中不少曾透过参与公共事务来服务香港。倘若香港要过渡的民主政体，在架构上未有安排这些人士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便会平白浪费了他们的才能，也有违贤达之士参与公共服务这优良传统。

　　相比钟爵士的方案，特区政府最近提出扩大区议会权力的建议──即加强区议员的职权、酬金和支援服务──相信原意是为了，一）吸引更多政治人才参与地区服务；二）开辟途径，利用区议会组别让更多直选议员更大程度参与立法机关(这是港英政府自1985年推行立法局民主化时已开始采用的机制)。给区议会扩权，让它们在管理香港这范畴扮演一个更重要的政治角色──且不谈这建议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九十七条；我们先行分析一下，来自各个小选区的地区直选议员，他们在讨论公共事务时的关注范围无可避免比较狭窄，而且往往以地区利益为着眼点。因此，透过在架构上容纳地区直选议员参与立法机关来增加立法会的直选成分，这建议本身实在难以符合均衡代表和有利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两大原则。我们应寻求更好的方法，协助立法会演进成一个全面直选机构。

　　在现阶段，为了建设一个功能性和可持续的民主政体，必会产生林林总总的问题，要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有理由为2012年实行普选的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持审慎乐观态度。虽然香港人以政治冷淡闻名，但也有令人可喜的迹象显示香港的菁英正逐渐醒觉，他们认为有需要进一步参与香港公民和政治生活。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智囊组织相继出现，及其致力研究与香港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课题，便是好例子。

智囊组织有助经济发展

　　此外，政党纷纷成立，为香港市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基本上，市民在政治上的取态可分为三大类——我行我素（parochial）、顺从政府（subject）和积极参与（participant）。加强教育市民关于这三种政治文化，将有助他们以更有意义和均衡的方式，参与香港的公民和政治生活。去年秋天，由行政长官提出的政改方案，只差一点点便获得立法会通过。只要能够为立法机关设计出一个选举制度，而此制度既符合《基本法》内所有明示或暗示的原则，又取得立法会共识，以此为未来路向，则我们没有道理不在2012年以普选形式选出第五届立法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找出方法，把《基本法》内的两套选举制度──即立法会及行政长官的选举──接轨，以及保持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推动民主非组织群众示威

　　香港将来的民主发展就掌握在香港人手中。推动民主牵涉大量重要的工作，不光是喊喊口号或者组织群众示威活动那么简单。它需要本港所有爱思考、关心香港未来和有志为香港建立一个成功和实用的民主政体之社会贤达，细心思量有关的建制和基建需求，然后按照他们自身的抱负和不同岗位，贡献他们的力量。香港人必须团结起来，以容忍、互让互谅、灵活、务实的新精神追求民主，并同时恪守《基本法》颁布的原则。我们掌握着自己的未来，让我们香港人及时抓紧这个民主机遇。

注：

1 . Larry Diamond 及 Richard Gunther 在 2001 年发表的著作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Larry Diamond 乃美国研究比较民主政 治 学大师，也是作者的硕士论文导师。

2 . Linz 在 1978 年发表的著作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 Crisis , Breakdown and Reequi - libr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8 )。

3 . Almond and Verba 在 1965 年发表的著作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and Toronto :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 1965 )。

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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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毕业的叶刘淑仪在1975年加入香港政府出任政务主任，其后到1982年出任政务总署首席助理政务司，属首长丙级职级。此后因为香港回归，所以需要培训华人主要官员有关。而叶刘淑仪亦是同一原因的受惠人，不过要待1996年才脱颖而出，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赋予重任。叶刘淑仪在96年获委任为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现称入境事务处处长），既是连续第二年升迁，也正好为她回归后出任保安局局长一职，增加更多有利条件。

　　自96年叶刘淑仪亦日渐受器重，官职越做越高，由入境事务处处长升至保安局局长。在任期间，曾处理多项具争议性的问题如居港权、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等问题，尤其在23条立法问题上，令叶刘淑仪成为在七一大游行中，被要求下台的官员之一。终于在7月16日，行政长官董建华公布叶刘淑仪以私人理由已于6月25日呈辞。但这实际上显示了港府难以消化反二十三条压力，所以特首董建华在拖延叶刘淑仪请辞三个星期后,仍只有无奈接受她的辞呈。

　　不过，叶刘淑仪的辞职，其实只是香港民众对港府施政不满表现的冰山一角。徵诸实际，董建华在连任香港特首后，所相继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早已让港人质疑港府及官员的施政能力，首先是因公布对于股价过低的股票除牌谘询文件，引发股价急跌，事后各业务主管却互卸责任；后又发生财政司司长因提前购新车，引发避课新税的争议，两事件的主要焦点人物事后虽均向社会道歉，惟对香港官员的威信已造成严重损害。

　　香港基本法第廿三条规定港府应就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外国政治性组织在港进行政治活动，以及和外国政治性组织建立联系等罪行立法，究其实，在一般民主国家亦有类似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然而在民主国家中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监督并制衡立法的过程及将来的执行，但香港尚未普选，而立法机关亦无法与行政部门抗衡，以致其正当性令人疑虑。

　　加以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在董建华就任第二届特首宣誓仪式上表示，“港人应该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和统一”，不久港府即宣布将推动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工作（即“国家安全条例”），使得此项立法自始即被视为应北京要求而执行的工作，也使得整个立法过程充满冲突。

　　香港民众与国际反对立法的团体或国家，担忧香港民主自由人权受损，因而在立法会中，反对立法的议员与政府及支持立法的议员发生激烈争辩或冲突，此时，叶刘淑仪或许因公务员服从上级长官领导性格，习惯贯彻上级命令使然，自去年九月她担负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就展现态度强硬的作风，难怪直接变成香港市民宣泄不满的对象。

　　据了解，叶刘淑仪于1975年加入前港英政府出任政务主任，是港府中首位出任纪律部门首长的女性，因为她的作风强硬而赢得称誉，但后来却也因强硬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的作风，反而变成香港市民不满的对象，只能让人感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回港从政第一击 叶刘淑仪：2012年可普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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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刚从美国史丹福大学学成归来的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对香港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采取审慎乐观态度。她认为，香港菁英正逐渐醒觉，参与政治生活，而政党亦纷纷成立，只要能为立法机关设计出一个符合《基本法》原则的选举制度，没有道理不在2012年进行普选。她又提出考虑修改《基本法》，建立行政立法的有机联系。

须具备五大民主基建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叶刘淑仪刚在史丹福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完成硕士论文：(香港：转变社会中的民主发展的个案研究)。她4日在多份报章发表她的论文撮要，指出直选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无疑是全面迈向民主的重要里程，但香港若要成功地进化为一个运作良好和高质素的民主政体，就要更深入地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架构。

　　她指出，民主基建的关键元素包括：(一)较为成熟的政党；(二)培养政治人才；(三)推动民主政治文化；(四)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五)重整制度以解决目前行政及立法机关的割裂，以及为立法机关全面直选而设计一套选举制度，而该制度必须符合《基本法》的所有关于民主发展的基本原则。

　　叶刘淑仪希望特区政府及北京中央政府能实事求是，承认目前行政和立法机关两者割裂有不足之处，认为这个制度不仅削弱特区政府的功效和能力，更使政府无法有效地处理较长期的结构性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甚至需要考虑修改《基本法》，以恢复行政及立法会两者的有机联系，就像昔日殖民地时代，或是一个羽翼已丰的代议民主体制的情形一样。”

不能光靠喊口号

　　虽然香港要建立民主体制仍面对不少问题，但叶刘淑仪说，“我有理由为2012年实行普选的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持审慎乐观态度。”因为香港的菁英正逐渐醒觉，进一步参与香港公民和政治生活。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智囊组织相继出现，致力研究与香港的政治、社会及经济有密切关系的课题，便是好例子。

　　而政党纷纷成立，亦为巿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她说，“只要能够为立法机关设计出一个选举制度，而此制度既符合《基本法》内所有明示或暗示的原则，又取得立法会共识，以此为未来路向，则我们没有道理不在2012年以普选形式选出第五届立法会。”

　　叶刘淑仪表示，推动民主不光是喊口号或组织群众示威活动那么简单，需要细心思量有关建制和基建需求，并提倡以容忍、灵活、务实的新精神追求民主。

推崇钟逸杰两院制

　　叶刘淑仪认为，只要能够为立法机关设计出一个符合《基本法》原则的选举制度，就可以在二○一二年实行普选。虽然她自己没有提出制度建议，但就推崇钟逸杰提出的两院制，认为可以延续专业菁英及工商界领袖参与公共服务的传统。

　　钟逸杰提出的两院制，包括一个地方直选产生的议院和一个功能组别产生的议院。叶刘淑仪认为，功能组别议员是香港多个行业和专业界别的代表，他们能够在议会内贡献其专业经验、专长知识和广阔视野，“倘若香港要过渡到民主政体，在架构上未有安排这些人士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便会平白浪费了他们的才能。”

　　相对于钟逸杰提出的两院制，叶刘淑仪对于政府着意扩大区议会权力、甚至在去年的政改方案中建议增加区议会间选产生立法会议员的做法，却有所保留。她认为区议员在讨论公共事务时的关注范围无可避免比较狭窄，而且往往以地区利益为着眼点，透过在架构上容纳地区直选议员参与立法机关来增加立法会的直选成分，这建议本身不符合均衡代表和有利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两大原则。“我们应寻求更好的方法，协助立法会演进成一个全面直选机构。”

　　另外，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表示，认同叶刘淑仪想联系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出发点，但不同意修改《基本法》的做法，他指，修改《基本法》牵涉繁复的程序以及许多的条件，而现时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矛盾，只要两者都有普选，有关问题便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