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社会主要矛盾已变化 政府该改革了

皇甫平：社会主要矛盾已变化 政府该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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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

　　进入2000年，中国贫困人口从当初的三亿多人减到目前的两千多万人，大多数群众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后来却要靠“希望工程”，叫人难以理解。

　　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而当前内地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我们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走了很多年，一切都是政府管着，搞全能主义政治。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扮演经济指导型的角色，工作重点还是放在财政收入上，放在GDP是否增长、增长了多少上。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用来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包括公安、司法、财政、工商管理)一个比一个漂亮。中国地一级城市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这在美国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把自己的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纳税人不会支持。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扮演指导型角色，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是很混乱的。1912年前后，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动员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同时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当然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是钱多的人房子住得大些，钱少得人房子住得小些，不会丧失住房的公平机会。

　　现在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现在内地大小城市高楼大厦确实比从前多了很多，也漂亮了，但这只是改善了市容，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够。例如看病难的问题，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城市，公营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应该便宜，有钱人觉得公营医院服务水准不够，去看私家医院好了。现在是公营医院的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共品短缺低效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我大学毕业后，60元的工资拿了十多年，但是过得还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在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注意提供公共品。我上初中到大学，国家提供助学金，教育收费低廉；生病了，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公家分配；公共交通费用也很便宜，等等。所以尽管贫穷，却感觉到了公平。

　　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穷人富人一样享受，例如旅游胜地富人能去穷人也能去，无非富人住五星级宾馆，穷人住三星级宾馆，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现在我们有人感觉到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多找找原因。

　　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经济实体的占有者、垄断者。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控制所在国的国民经济一半以上，这是最大的腐败。但是政府的角色不转到服务型上来也是不行的，同样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像一些地方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由此产生腐败暴富，群众就不答应了。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管理，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更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做这方面的转变，但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政府说了算；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可以得到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一些生产社会公共品的企业，因为利润太薄停产了。中国的社会公共品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

　　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改革就此停止，甚至走回头路，中国内地就会出现夹生饭的局面，旧体制的坏处全面显现，新体制的好处却没有得到。所以我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可喜的是，在“十一五”规划中看到了政府在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的决心和一些措施，财政也在向发展社会公共品方面倾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落到实处。（作者：皇甫平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


李文和获赔与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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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田勘（北京）

　　美国华裔核武器科学家李文和控告美国政府和新闻机构侵犯隐私权的案件，在6月2日达成和解。曾被美国怀疑为间谍的李文和，共获得160余万美元的赔偿。其中美国政府赔偿89万5000美元，而美国五家新闻机构则赔偿75万美元。

　　这个案件的判决不仅彻底洗脱了李文和的不白之冤，而且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解读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美国法律专家的评论，李文和获得政府与新闻机构的赔偿，是近年来也可能是有史以来唯一的案例，对新闻机构更是如此。

　　被告同意支付赔偿金，是为了避免让报道李文和事件的记者被法庭判刑，并担心如果继续拖延下去，法庭的和解罚金会继续上升，而且法庭最终还极有可能勒令他们披露秘密消息的来源。

　　表面上看，这个案子的最大错误在于美国能源部和司法部违背美国的法律规定，将李文和怀疑为间谍的消息泄露出去，而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又报道了这则消息，造成对李文和隐私权的严重侵犯。但实际上是新闻报道和言论如何尽量保持其客观性和可核实，也即是对报道的基本事实的核实。

　　

新闻自由与保护隐私的折衷

　　

　　美国是一个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个人和新闻机构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美国五家新闻机构被判须向李文和作出赔偿，是否动摇了这种新闻自由的原则呢？事实上，如果了解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起源就会清楚，这是法律基于新闻自由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一种折衷。

　　美国的新闻自由源自1735年的曾格审判案 (The Zenger Trial)。当时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纽约市有一位叫约翰·彼特·曾格(John Peter Zenger)的印刷商，负责印刷一份名为《纽约周刊》的杂志，而该周刊则刊登了一篇批评州长威廉·克罗斯比（William Crosby)的未署名文章。州长逼令负责印刷该杂志的曾格透露作者的姓名，但曾格拒绝合作。克罗斯比便于1734年11月17号下令以“诽谤罪”逮捕并审判曾格。

　　为曾格辩护的律师汉密尔顿指出，曾格的报纸确实发表过批评政府的报道，但仅此一点不足以构成诽谤罪，控方还必须证明报道中的言论是假的、恶毒的、煽动性的。因为只有谎言才能构成诽谤，但既然该文的内容都是事实，所以毫无诽谤可言。汉密尔顿曾要求证明文章是否属实，却被法官德兰西拒绝。最后曾格被判无罪。

　　曾格案的判决，确立了在美国“批评政府无罪的原则”，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三个基本原则：

　　一、诽谤必须是捏造事实，陈述事实者不是诽谤；

　　二、诽谤案件要有事实真伪的证据，不能凭空指控；

　　三、判定出版物是否涉及诽谤中伤或煽惑人心的罪名，必须由陪审团做出裁决，不得由法官个人决定。于是曾格案例形成一种法律传统，美国司法系统一直十分保护被告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言论自由并非毫无制约

　　

　　但是，言论自由并非毫无边际，而是有相应的界线来制约，这体现在美国宪法1789年第一修正案中提出，任何个人和出版物有权评论和批评政府官员、知名作家、知名演员等公众人物，但必须在毫无恶意的条件下进行；任何批评和评论，都必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禁止失实的批评。

　　这就意味着任何人、新闻报道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任何言论、报道和批评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也就是“公正评论”的原则。任何报道或言论如果违背事实和“公正评论”的原则，也可能遭到起诉，其罪名是恶意、无中生有和侵犯隐私等。这也就是今天李文和控告美国政府和其他五家新闻媒体侵犯其隐私并获胜的基础。

　　迄今，美国五家新闻媒体的五名记者仍然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这意味着他们有难言之隐，或本身所报道的事实无法得到证实。

　　这场官司的结局再次说明，新闻和言论自由也并非是绝对自由，必须遵守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规则。这同样为今天网络上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评论敲响了警钟。正如李文和在判决后所说，政府官员和记者在履行职责时，必须而且也应该要负责任，同样的，每个人说话时都必须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香港民阵今年七一游行争普选

2006-06-05　5:20 pm



　　（香港讯）明报网消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宣布，今年再次举办“七一游行”，主题为“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

　　民阵表示，今年游行将会争取全面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也会让市民表述不同的诉求。今年游行将由劳工及青年团体带领，由维园出发，沿轩尼诗道往政府总部。

　　民阵表代指出，在经济复苏下，劳工仍未得到应有的保障，而青年人属被忽视的一群。

黄菊公开露面

2006-06-05　2:25 pm



　　（北京讯）新华社报道：久未露面的政治局常委黄菊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项活动。

　　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会今早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大会。
黄菊年初患病以来首次露脸 出席两院院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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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于6月5日至8日在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高官出席，其中，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也出席会议，这是黄菊年初患病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除胡锦涛和黄菊以外，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高官也出席本次大会。另外一千多位两院院士，中央和中国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团体召开的一次盛会。

　　在中央政治局排名第六，现年68岁的黄菊，因为患病已近五个月没有公开露面。这次是黄菊年初患病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1月中。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3月初表示，黄菊身体不适，入院治疗后正在康复，但没有透露黄菊身患何病。

　　在今年年初，香港已经有媒体传出黄菊病重的消息，在今年“两会”上，黄菊也没有出席。而在场的两千多名政协委员也没有因黄菊缺席而感到诧异，更没有人发出半点声响。

弭平争论 中共党报党刊定调：毫不动摇坚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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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不时引起争论，官方《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党校刊物《求是》都发表文章，异口同声主张持续改革的道路，不能动摇。继医改、教改引发激烈争论后，房价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当局推出房价“国六条”却遭到普遍质疑。观察家指出，面对民间争论，官方媒体密集发声是企图为改革争论定调。

　　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轩理的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同时，《求是》近日也刊载文章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为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

《人民日报》：改革是必由之路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二十八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成功之路。

　　文章说，不推进改革，不仅不能取得新的成就，已经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持；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和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文章接着说，因应这样的情势，唯有继续改革一途。“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求事》：改革必然有难度和风险

　　《求是》的文章把中国饱受诟病的贫富差距问题，归咎于市场机制，并说中国应该坚持带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文章说，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

　　文章说，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机制有其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市场缺陷的产物。

　　文章又说，二十八年来的实践同样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仍是一个崭新课题，中国还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说到底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文章说，改革的深化必然会触及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面对困难和风险，停顿下来不行，倒退更没有出路。

　　去年以来，医疗、教育、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学界及民间对改革方向的激烈讨论。两会后，中共高层和官方媒体高调支持改革，试图为改革争论定调。分析指，贫富差距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关于改革的争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当局正努力稳定民心。上月，胡锦涛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让全体民众享受到改革成果。

审计长李金华能否摆脱“西西弗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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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日前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时坦言：“政府成本太高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然而在谈到高成本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对策时，从他的话语之间，感受到的更多的却是困惑和无奈：“没问题的单位几乎找不到”；“中央转移支付多半脱离监督”；“我也准备喊五年，甚至喊八年，我要一直喊得大家都知道，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金华曾被比喻为希腊神话中那位被罚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每当他历尽艰辛将快将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都会滚下来，他只好一次次重来。从李金华这次演讲中，似乎再次看到了西西弗斯那坚忍不拔的身影。但是：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固然值得我们给予最大的敬意，但也必须要追问巨石为什么总是会滚下来，能不能不让它滚下来？

　　在分析政府行为的模式方面，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布坎南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提供了一整套有说服力的分析工具：政府不过是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为和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实际支配政府的政府官员们的动机支配，而政府官员也都必须被假定为“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同样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公共选择理论由此认为：由于政府官员不能把利润占为己有，加之公共物品的成本和收益又很难测定，所以政府官员以追求“规模最大化”为目标，借以凸显政绩，增加自己升迁的机会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使政府的成本过高，效率低下。此外，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政府官员对“规模最大化”的追求，无疑还会为那些腐败官员增加“寻租”的机会。

　　针对上述缺陷，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只有打破生产公共物品的垄断，在行政管理体制内建立起竞争机制，才可以有效消除阻碍政府效率提高的最大障碍。因此就要重构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规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将过于庞大的公共机构分解成几个比较小的、有独立预算的机构。例如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公司，不要只设一个，可以多设几个，让它们相互竞争；有些公共物品能够承包给私人生产就承包给私人生产；等等。

　　李金华所以会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命运，就在于他实际上是试图在政府官员制度仍然垄断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况下，却试图让它表现得像一个市场竞争主体那样重视成本和收益，这当然徒劳无功。要让李金华摆脱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或者说要真正的降低政府的成本，就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和政策建议，虽然不必原封不动地照搬它。（作者：郭松民）


北京权威人士称中国自选自圣主教是梵蒂冈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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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主教任免已成为中国与梵蒂冈建交谈判的关键性问题，双方分歧可能在短时间内仍难以化解。北京官方权威人士说，梵蒂冈对中国教会任免主教持“均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中国“自选自圣”是被梵蒂冈所逼。

　　香港《文汇报》引述权威人士表示，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会选拔的部分主教表示不认可，但原因一直未能说清楚，“均是从政治立场出发”，对这些主教的评价持双重标准。

　　该权威人士说，“可以负责任的讲，中国天主教最近有关教区的选举和祝圣主教，充分体现和尊重绝大多数神长教友的意愿，自主地按照有关宗教程序和民主程序进行。这些主教信仰虔诚，德才兼备，能力出众，受到教友的拥护和爱戴。”

　　他并表示，中国天主教会走上“自选自圣”主教这条路是梵蒂冈造成的。1958年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选举产生主教人选，并报梵蒂冈，梵蒂冈非但不批准，反而以“绝罚”相威胁，对中国天主教伤害至深，就此迫使中国天主教会走上“自选自圣”的道路。

　　由于中国官方的天主教会未经梵蒂冈同意，自选自圣多名主教，造成最近中国与梵蒂冈对主教任命出现龃龉。


律师郑恩宠获释：还要申诉

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郑恩宠服刑三年后获释，他被控泄露国家机密被判监禁。

刚刚获释的郑恩宠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表示："我不仅没有犯罪，而且当时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56岁的郑恩宠还表示：感觉良好，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说会继续申诉，不过对申诉结果不抱希望。

郑恩宠因帮助上海市民维权而成名。他帮助市民针对上海市计划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发起数百起诉讼。

他表示，仍然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土地和房产问题很感兴趣。

2003年郑恩宠被控向境外机构泄露国家机密被定罪。据报道，他同在美国的人权机构有过联系。

当时他向中国人权机构传真发去了两份新华社报道的"内参"稿；上海保密局事后认定这些文件属于国家机密。

中国城市开发往往缺乏适当补偿和程序，农民土地被占用，城市居民面临拆迁，引起极大不满，而且经常因此发生暴力冲突。

香港数万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

香港周日举行了六四烛光晚会，组织表示大约有四万四千人参加，不过警方估计人数不到两万。

香港明报报道，晚会晚上8点多在维多利亚公园开始，大会首先播放了《血染的历史》录像带。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副主席何俊仁等人，跟几位青年一起献花，并点燃火炬。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发出致香港同胞书，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事件真相，包括死亡人数，死者名单。

她们还要求对每一个案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交待，并且依法给与赔偿；追究惨案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陈日君：平反六四

星期日早前，香港天主教职员中国爱国明珠运动联合会举行了祈祷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大约有200人出席。



香港教区的陈日君枢机主教指出，有人认为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年，可以放下这段历史，但他认为，把这段历史一笔勾销是不负责任的。

陈日君要求中央政府还六四学生一个公道，让公众与政府一起重新检讨六四事件。

马英九：民主改革

在台北，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按照过去的惯例参加六四事件纪念座谈会。

他表示，以台湾的经验来看，民主改革不但不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宣泄民众的不满情绪，北京不应该畏惧民主改革。

台湾每年都会举行六四纪念座谈会，马英九也年年出席。他承认在国共推动交流上，北京对他参与六四活动"有些意见"。

此外，台北市长参选人郝龙斌、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秘书长、也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汪岷、民进党籍立委林浊水(不分区)等人参加了有关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