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08

添马舰兴建政府总部 港府将与公民党“开战”

添马舰兴建政府总部 港府将与公民党“开战”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香港民主派指控特乎曾荫权拒绝承认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的风波,随着煲呔反守为攻,斥责那些指控为“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而逐渐平息。事实上,煲呔前天的强硬态度,已是完全押上自己的诚信和声誉,令到那些没有确实证据的揣测,难以站得住脚。

  据闻,煲呔在事件解决之后,亦已决定提早班师回朝,今天就会从丽江返回香港,重整旗鼓,为下一场仗作出准备。

  港府眼前的其中一场硬仗,就是添马舰兴建政府总部,虽然民建联和民主党已相继表态支持拨款,政府在立法会已获得足够票数支持,不过,面对公民党的步步进逼,港府决定全面“开战”,打一场漂亮的民意战。煲呔不但要取得立法会多数票,而且亦要在民意上打胜仗。

  港府对公民党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其在添马舰计划上自己进行民意调查。早前有报章指政府自己内部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添马舰计划的支持度只有四成。

  港府消息人士表示,中央政策组进行的民调,添马舰支持度绝对超过半数,只是港府的民调经常受到挑战,因此,港府不介意由公民党委任有公信力的机构,就此计划进行民意调查以证实民意走向。

  除了民调外,港府亦会在舆论上作出反击,行政署署长谢曼怡今天(8日)就在多份报章撰文,驳斥前大法官李福善反对添马舰工程的理据。

  由于李福善德高望重又是李国宝和李国章的叔父,港府对他非常尊重,据闻谢曼怡在撰文之前,亦与李福善打了招,而且文章的措词亦相当温和。

  但港府打算与公民党进行的舆论战,却不会如此客气。有亲政府议员说,公民党在《秘密监察条例》及添马舰工程上,不断与港府对着干令到煲呔非常不满,甚至拒绝与公民党的大状会晤,两者关系非常恶劣,双方的战事相信陆续有来。


曾宪梓称相信曾荫权没有参加支联会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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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虽然多番否认参与1998年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可是仍成为政坛讨论焦点。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见图)批评“有人吃饱饭无事做,无故挑起事端。”他不相信曾荫权曾出席,但有很多人都曾参与“难道参加的都是支持支联会的人吗,荒唐。”

  曾宪梓7日出席三峡宜昌香港投资洽谈会时被问及是否相信曾荫权。“十七年过去了,对不对﹖有人吃饱饭无事做,无故挑起事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建设国家、建设香港共同努力,有些人硬是要搞出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出来,(你信不信曾生曾经出席﹖)我不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都参加过,好像那些艺人,难道参加的都是支持支联会的人吗﹖荒唐。”

  被问到这件事会否影响到央对曾荫权的信任,他说,中央并不会随便相信一个人,那人要有行动令香港发展起来才会信他。

  成为马会会员超过二十年的自由党立法会议员林健锋力证,在马会吃饭后,有一条小路经过马场,可以看到“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活动,毋须参与活动,也可以在会场附近。

  另外,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7日出席一个论坛时说,曾荫权已交代清楚,此事是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提出,应由有关方面确切交代。

  至于被问及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他说,当时香港数百万人都有激情,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他相信这件事将来会有定论。

  港台节目《千禧年代》7日也继续讨论此话题,致电的听众普遍较相信曾荫权,当年前都有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的黄太指,相信曾荫权当日去马会只是吃饭,还声称记得当年有杂志拍到曾荫权吃饭的相片。


内讧问题使香港民主党不敢公开党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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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透露8日将与律政专员区义国会晤,要求修改“公司条例”,豁免该政党在条例管辖之外,可以不公开党员名单。何俊仁还扬言,区义国如不应允修改“公司条例”,该党将寻求司法覆核,要求豁免。民主党提出这一要求,不但于法理无据,而且令人感到奇怪。

  民主党在香港是一个长期、公开存在的政党,不是什么“地下党”或秘密组织,而其政治立场、主张亦一向为众所周知,又有什么值得神秘、需要保密的地方?而作为党员一分子,既然加入该政党,当然是经过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加入了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何俊仁以“私隐权”作为反对公开党员名单的理由,指“公司条例”不能凌驾“国际人权公约”之上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国际人权公约”保障的是民众的政治权利、民生权利和各项自由,包括加入政党的自由;而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政党,必要时要公开成员名单,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市民共同利益,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完全不涉及什么人权和私隐的问题。指香港特区的“公司条例”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实在是一大笑话。难道有了“国际人权公约”,就一切法律、法例都不必要,都不能存在了?如此不是所有法例都可能会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吗?

  事实是,民主党为何对公开党员名单如此敏感、大肆反对,实与该政党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陷于孤立、内讧的境地有关。互相攻击、互不信任、疑神疑鬼,已经成了民主党近期的“党内文化”,较早时有一些党员被指与“亲中人士”有“秘密接触”,包括接受什么装有大叠钞票的“大信封”,要求被怀疑的党员“坦白交代”其后又说办事处的电话被人秘密监听,要求保安局“解释”。就在7日民主党下周举行会议的议程,不知如何电邮到了一些党外人士的手上,该党于是又大呼“有鬼”,要查这查那……。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又云“家和万事兴”,一个政党或团体,如果得人心、有士气有前景,又何以会如此“疑心生暗鬼”内外交困,不但社会影响日益低落,自己在内部也打起来,这个政党的处境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看来也正因为如此民主党才会如此紧张,不肯公开党员名单。因为一旦要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很可能将是一次规模不小的“退党潮”。如此民主党,留下去干什么?名字既要被公开,还不如退出好了。

  日前在港大民调中,民望居于工联会之后的公民党,也扬言自己被人“抹黑”。看来公民党“好学不学”民主党那一套就不要再学了。(文/井水集)

民主党或拒绝公开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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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香港民主党名册暂时不向申请人公布党员名单,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说,《公司法》并非为政党而设8日将约见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就《公司法》的法律全释作讨论。他说,该党仍在研究被申请公开名单的解决方法,除了申请司法复核外,不排除拒绝公开名单,让政府起诉时,再以《人权法》辩护。

  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7日在立法会议事厅外表示,将于今早约见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就《公司法》的法律全释问题作出讨论,与政府“摸底”了解政府对这条法例的看法。他指出,公司条例的原意是要让公司在有需要清盘时,能够作出追索,但不是为政党而设,但他也理解政府在这条法例上的看法,可能会出现分歧。

  何仁表示,现时仍在研究民主党被申请公开名单的解决方法,他相信解决方法可以有很多,例如继续坚持不公开名单,留待公司注册处收到投诉后向民主党作出起诉,民主党再以《人权法》作出辩护。何俊仁相信,在私隐权的凌驾下,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否则他们便要申请司法复核,要求当局就这条公司法例作出法律声明。

  何俊仁又透露,根据他们的研究,很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和纽西兰等,均有就政党制订法律,但通常也只是要求,提供政党在成立之时的党员,又或只是提供执委的登记名册,并不一定要将全部的党员名单也向外公开披露。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指出,在各主要政党都公布党员名单后,对民主党形势不利,但民主党提出的理据也合理,现时民主党仍面对政治逼害,有不少成员也无法返回内地,民主党为了保护某些人,才拒绝公布名单。

  他认为,为了减低对民主党的伤害,民主党可以公布党员没有回乡证,未能返内地的数字,以免被误以为名单不能见光,甚至被视为有外国势力在内。

  民主党6月1日刚刚决定按《公司条例》封闭成员登记册30天,2日却发现有人在网页上公开一份拥有311个名字的民主党党员名单。此次是民主党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被人在网上“爆料”,民主党只强调有关名单并非由民主党发出,但拒绝评估名单真伪,民主党党团召集人单仲偕表示,若发现有黑客入侵党内电脑盗取数据,会考虑是否将案件交由警方处理。

  此次被公开的民主党党员名单共涉及311人,当中包括多位“知名度高”的民主党成员,例如主席李永达、副主席何俊仁及陈竟明、前主席李柱铭及杨森等。部分已公开退党前党员,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及刘千石的名字,亦出现在名单上。不过,其他成员大都寂寂无闻,并没有高知名度的“神秘党员”。(图为民主党主席李永达)

北京对香港普选有新布局?


  (广州讯)香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接受最新一期《南风窗》专访时说,“不要以为爱国就是反民主,讲民主就是不爱国”。

  有分析家认为,这番言论与以往香港亲北京人士视香港民主派为不爱国的观点有明显不同。

  曾钰成在本月1日出版的广州市共青团委刊物《南风窗》中说:“爱国和民主应该是一致的。”他并表示,中共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希望透过沟通和对话来消除分歧。

  以往每当香港出现政治争议,亲北京人士便会指责民主派并非爱国人士。曾钰成这番言论,让人联想中共中央对香港民主派和普选是否有新布局。《南风窗》过去曾多次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发声,外界因此认为《南风窗》内容多少反映中共中央政策的未来方向。

欧盟将继续对华禁售武器


  (综合讯)英国外相斯特劳认为,欧盟在可见的将来可能继续对中国实施军售禁令。

  欧盟是在八九年后停止对华售武。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盟成员国曾推动撤销禁令,但美国及日本强烈反对。

  斯特劳在国会表示,欧盟在解除禁令的问题上未有共识,相信在可见的将来亦不会有决定。

Google创办人因中国业务开始反省

据德国Netzeitung的报道,Google搜索引擎的创建者之一Sergey Brin在“华尔街日报”对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作了自我批评性的表述。他说:使用另外的方式是绝对理智的。为了进入中国市场,Google不得不同当局合作,合作的内容包括执行新闻检查或新闻自律。Brin承认,Google接受了中国的法律条件,“但我们是很不舒服的”。即便Google服从中国的法律,几天前,也不得不接受Google.com在中国遭受全面(暂时?)封锁的命运。

Brin还说,“我们开始时想,如果我们在原则上采取灵活步骤,换来的却是中国用户得到更多的信息以及我们更有效的服务。”他承认,看来忠实于原则的方式也许具有的意义更大。


唐英年:
  “不干预政策”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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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再有立法会议员质疑“积极不干预政策”是否仍适合香港,而财政司长唐英年就不认同该政策“过时”,强调香港历史上每次经济转型,都是由企业自发进行,并非靠政府的指引或规划。

  香港立法会昨日通过“保持香港在区内经济发展龙头角色”动议。各大政党纷纷提出保持香港龙头地位的建议。

  有议员提出,中国内地的急速发展正不断大兴土木,相比之下,香港建议的“中药港”及“邮轮码头”,就遥遥无期,

  唐英年在总结时说,香港要以积极态度面对竞争,迎接挑战,维持适当的危机感,才可保持警觉,不断更新。同时,香港也要加强同中国内地的竞争融合,才可保持经济兴旺。

  他说:“全球市场变化万千,香港企业家不断适应的能力,正是香港经济不断向前的原动力,我对市场经济充满信心。”

  他也说,因应“合资格境内投资者计划”(QDII)推出,香港金管局已经与中国内地相关机构跟进,包括要求中国银监会同步处理香港与内地的申请,以及商讨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等等。

  唐英年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强调,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明确将香港定位为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随着更紧密经贸关系及泛珠三角的合作计划,香港可以成为内地城市的服务之都。

  他指出,在中国迅速发展下,要保持香港竞争力,就必须确保与内地在人流、货流、服务流和资金流畅通无阻。

北京法院延后秘审《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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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美国之音报道,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新闻助理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透露,赵岩一案原定6月8号开庭,但是他们得到口头通知,案件要延期开庭。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星期一(5日)我们在跟法官联系的时候,法官说,星期四、也就是6月8号上午的开庭肯定开不了了,要延期审理。那么延期审理,他到底是准备改变一个开庭时间,还是依据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延期审理一个月,要等法院最后做出的一个书面决定为准。”

  莫少平律师说,法院有权依据法律,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补充证据或是辩护律师提出的要求传唤新证人到庭,要求重新鉴定等理由决定延期审理。不过,星期一法院告知他要推迟开庭时,法官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莫少平说:“当然我们希望早一点开庭了,所以我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要求延期审理的决定。”

  2004年9月,赵岩被中国国安局拘留,一个月后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赵岩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纽约时报2004年9月7号报道了江泽民即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消息,比中国官方报道早了十天。中国当局认定赵岩将这一秘密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赵岩的案子一直受到外界的普遍关注,两个多月前,中国方面一度宣布撤销对赵岩的起诉,当时胡锦涛正准备访问美国。中国当局5月中旬宣布再次起诉赵岩,泄露国家机密和诈骗的罪名不变。

  莫少平说,赵岩的案子没有机会得到公开审理。他说:“因为他这个案子,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涉及到国家秘密,所以这种案子,按中国法律规定,一律不公开审理。”


美再有两华人涉替华盗机密资料被控

2006-06-08 10:50 am



  (综合讯)星岛日报消息,美国再有两名华人被控做间谍,盗取美国军事机密。

  联邦调查局表示,被起诉的是一对华人母子,他们被控捏造虚假声明,及为中国做间谍。他们两名亲友于去年被捕,其中哥哥麦大志是加州一间国防承办商的工程师,负责研究军舰推进系统,他涉嫌将资料交了给在凤凰卫视美洲台做事的弟弟麦大泓,当局于去年十月将两兄弟及他们的妻子拘捕。

曼德尔森促中国再开放市场

  (综合讯)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促请中国,在全球经济上担当更大的领导角色,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正在北京访问的曼德尔森在人民大学发表演说,指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在世界经济上肩负重要角色踏出重要一步,但作为经济领袖有其责任,包括尊重和支持开放市场。

曼德森呼吁中国更多开放市场

美联社北京消息,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委员曼德森周四在对大学生发表演说时呼吁,北京应该对外国企业更多地开放市场,增加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这是中国加入世贸时作出的承诺。如果中国不这样做,欧洲将会采取措施,引发严重后果。他说,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大,中国理应承担起更多责任,遵守商业和贸易法律。曼德森还说,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要以开诚布公的姿态相处共事,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作斗争。

欧盟促请中国更开放以及打击盗版


欧洲联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呼吁中国改善市场开放度以及打击盗版。

在北京访问的曼德尔森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是重要进展,但中国必须更努力履行承诺。

他提醒"中国应该实施(世贸)规定,而非尽办法回避",否则将引起欧洲的不满。

曼德尔森表示,欧、中贸易逆差达到1,000亿欧元(约1,280亿美元),欧洲商界难免会倾向保护主义。他说只有中国采取措施开放市场才能解决问题。

盗版问题

欧洲和美国近年来指责中国倾销纺织品、成衣、鞋子等产品,纷纷向这些货品实施进口限制。中国则认为西方保护主义不公平地针对他们。

曼德尔森同时列举了与中国做生意的障碍,例如繁琐的文件程序、对农产品实施不合理的卫生检查、不公开的政府采购合约、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以及不公平的银行贷款政策等。

曼德尔森周四(6月8日)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大门愈倘开,世界各国对中国按游戏规则办事就愈有信心。

此外,曼德尔森表示,中国必须加紧对付严重的盗版问题。

中国政府已不断采取行动打击盗版,但在服装品牌、药物和知识产权方面的盗版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美国政府本周初警告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未尽力打击盗版。

这是曼德尔森第三次访问中国。

曼德尔森周三(6月7日)与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进行会谈。

中海油与英国天然气集团在南海合作

英国天然气集团周三(6月7日)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定协议,双方将在中国南海区域合作开展勘探。

这是英国天然气集团在中国的第一项投资。

该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已在中国南海的两个深水区块64/11和53/16与中海油签定了石油产品分成合同,并且将在勘探期间持有100%的权益。

由于中海油是这两个区块的所有者,因此合同规定,如果在勘探过程中发现任何可带来商业利益的开发前景,中海油有权将自身的权益增加至最多51%。

此外,双方还就另一个深水区块41/06签订了物理勘探协议。

英国天然气集团首席执行官查普曼在声明中说:"这些区块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紧靠中国南方正在强劲增长的燃气市场,位置很好。"

他还说:"签署这些协议代表着英国天然气集团在中国的第一笔投资。我们期待着与中海油合作。"

这三个区块位于琼东南盆地和珠江口盆地,总面积约为2.58万平方公里。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则引用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的话说,中海油欢迎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中国海域深水区块进行勘探的决定,并期待双方合作成功。


伊朗总统将访华会胡锦涛


  (综合讯)中国外交部宣布,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下周到中国出席地区峰会,期间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单对单会谈。


日本提供中国82100万日圆无偿援助

2006-06-08 6:00 pm



  (综合讯)中央社消息,继日本政府决定将一度冻结的2005年度对中国日圆低利贷款解冻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与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今天代表两国政府签约,确定日本将再提供中国8亿2100百万日圆无偿援助。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下午与记者会谈表示,这项援助中,6亿300万日圆将被用于“人才培养奖学金项目”,其余2亿1800百万日圆将被用于“第二次黄河中游流域保护林建设项目”。

  他指出,这次的“人才培养奖学金项目”,将以六十三名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年轻行政干部(十五名已赴日)为对象,资助他们前往日本的研究生院取得学位。

  石川浩司说,这项奖学金项目开始于2002年,到目前为止,共有169名中国公务员赴日留学,其中62人学成回国;日方累计为这个项目提供二十八亿五千万日圆的援助资金。

  他表示,“第二次黄河中游流域保护林建设项目”是中国政府为山西省的荒废地绿化而制定。自2002年至今,日方已提供14亿9400万日圆援助。这次援助的第五期实施过程中,将在约580公顷大小的地区植树造林。

日本对华贷款解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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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震海(香港)

  6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解除2005年度740亿日元的对华贷款冻结。这是最近中日关系出现微暖迹象之后,日本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做出的又一举措。

  3月下旬,日本宣布暂时冻结对华日元贷款,内阁秘书长安倍晋三表示,这是鉴于两国关系的现状做出的。

  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日本决定解除冻结,显然是对最近的中日关系进行了评估,向北京再次释出改善关系的信号。日本共同社分析认为,解除贷款冻结,意在使中日经贸关系回暖。

  

中日关系悄然回暖?

  就在日本方面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中日之间有一些颇为良性的互动。首先是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访问日本,并受到“国宾式欢迎”(共同社语)。再往前,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其次,民间往来在双方政府的协助之下正悄悄地展开。5月中旬,一批中国高中生应邀访日,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日本外交部文化交流以及与中国事务有关的高官几乎倾巢出动,甚至还“惊动”了日本皇太子。

  一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依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但看得出双方都在两个层面为改善关系作一些切切实实的准备:首先是着眼于“后小泉时代”,以适度的气氛为小泉继任者找台阶;其次是认识到中日改善关系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一直维持事务性磋商机制。

  无论是着眼于“后小泉时代”还是更为长期的关系,潜台词十分明显:双方其实都无法承受政治关系长期恶化的代价。中日关系中有一个人们颇为熟悉的名词,即“政冷经热”;但坦率讲,这几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原来的“政冷经热”一定程度已经转化为“政冷经温”甚至“政冷经凉”。去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对日贸易的比例较前年下降了12%。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那么未来经贸关系受到影响乃至重创,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终极本质和化解之道

  笔者始终认为,中日矛盾的终极本质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中日在“明治维新”之后首次出现亚洲中心位置的互换,同时开始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前者只是中日之间的位置互换,那么后者则涉及到中日同为东亚大国在亚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涉及东西方秩序的平衡问题。日本的现代化从技术和经济层面而言是成功者,但其民族精神世界(包括战争行为以及对历史的认识)则无疑是不成熟的。

  中日目前的问题首先是随着中国崛起而面临的亚洲中心位置再次互换,以及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在这一层面上,历史问题和民族主义便成为双方的情绪宣泄口。但历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双方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的完成,而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为了使这一艰难互动过程得以顺畅地进行,有必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就务虚的层面而言,必须将历史上和现阶段的中日矛盾置于亚洲现代化的框架之中,呼吁中日两国跳出双边恩怨的狭小格局,产生“亚洲大智慧”;就务实的政策操作层面而言,中日两国在事务性磋商层面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机制,以使得调适期的中日关系基本平稳、正常。

低层政府框架和民间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不久前提出“中日低层政府框架和民间互动”的观点,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日高层对话将继续冻结,但同时却必须鼓励另外两个趋势的展开:一是双边政治关系将由高层转入所谓的“低层框架”,亦即进入相对低层的政府级别;二是双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可能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着力点。

  中日在低层政府级别上,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以保证双边基本平稳,其中包括维持战略对话机制、建立危机处理危机、完善纠纷谈判机制,以及探索军方对话或交流机制。就后者而言,中日经贸目前就规模而言已经超过日美,双方经济的互相依存也日益明显,而民间的往来也十分密切。

  未来一段时间,若双方民间有一些组织出来有计划地推动民间往来,则很可能形成“民间主导、政府默认”的模式。尤其是中日民间交往,对双方增强了解具有极大益处。若从现在就有民间组织有计划地予以推动,那么若干年后必能见到成果。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后天来访 连战星期一发表演讲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后天将到新加坡访问,以出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属下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及华裔馆为纪念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同盟会分会100周年而联办的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同盟会、孙中山与东南亚华人国际研讨会”将在下个星期一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嘉庚堂举行,受邀与会的有中国大陆、台湾、澳洲、菲律宾及新加坡等地的学者。外交部长杨荣文将以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荣誉顾问身份在会上演讲,目前旅居美国夏威夷的孙中山孙女、孙中山和平及教育基金会会长孙穗芳博士也将在会上发言。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及华裔馆昨天在联合文告中说,中华总商会也将在下星期一于豪晶大酒店举行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晚宴,出席者将有连战、孙穗芳博士、中国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司长熊昌良及中国侨联前主席庄炎林等人。这些嘉宾也将同李显龙总理和杨荣文会晤。

  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隔年4月6日在新加坡晚晴园成立分会。

对华存战略疑虑 美国国防部长狮城谨慎谈中国

承认双方利益攸关

  环球在线消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6月4日告别了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前往越南访问。此次亚洲之行,拉氏屡次提到中国,并称亚洲将来的安全与繁荣有赖于将来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区性强国的选择。

  越南在中美间找平衡

  拉氏在离开新加坡时对记者表示,美没有在越南获取军事设施的计划,尽管美越军事关系确实正在发展。他说,越南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美非常重视和这个国家的关系,但这肯定不包括任何驻扎军队的问题。

  拉氏是越南战争后第二位访越的美国防长。一周前,美越贸易谈判,美为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扫清了障碍。目前,越南参与了美国的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项目,美国防部专家为越南人民军提供了医疗、技术和语言方面的支持。

  对与越南的接近,五角大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双方(美越)非常谨慎……它(越南)的隔壁就是中国,它要很小心地与中国保持好关系,要在中美关系中找到平衡。”

  美将向亚洲倾斜

  在谈到美国与亚洲的安全关系时,拉氏2日称,尽管伊拉克的局势仍然混乱,但美仍有能力完成它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他说:“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是事实。看看我们在海啸中所做的,看看我们在(印尼)地震后所做的。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在人道主义行动中我们可以发挥作用,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发挥威慑和防卫作用……当我们在中东忙碌时,没有忘记还有其他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在发生,特别是这里(亚太)。”

  谈话中,拉氏还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了担心。他说,美俄关系处于几十年来最好的状态,“但在一些方面,俄没帮上什么忙,还企图限制周边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行动。”他还批评了俄邀伊朗参加上合组织,“这个组织说自己反对恐怖主义,但竟有人想把这个世界上头号恐怖国家引入这个组织,真是让我吃惊”。面对这样的“吃惊”,拉氏强调,美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必须,而且也必将向亚洲地区倾斜,并与这一地区保持密切联系。

  美怕在亚太受冷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拉氏在新加坡的讲话与今年美国的3个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口径一致。他既承认中美都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也体现了美对华始终存在的战略疑虑。很显然,美担心中国会削弱美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据英国BBC3日报道,6月2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会上曾对东亚地区出现的亲中和亲美集团的分化趋势提出警告。他表示,倘若出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集团来对抗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集团的话,对抗和冲突将不可避免。BBC认为,拉氏可能对李显龙的讲话感兴趣。路透社的报道则直接指出,拉氏此次亚洲之行的讲话反映了美国的担心,因为亚太地区去年的一些动态让美感到被冷落。去年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获邀参加,普京也应邀出席,美国却没有被邀请,去年中俄联合军演也没有邀请美国观察员参加。(来源:环球时报记者李宏伟)

  相关新闻

  美国防部长称中国为利益攸关方

  新华网新加坡6月3日电 (记者 张永兴)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3日在新加坡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美中两国一直在加强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以增强彼此间的谅解。

  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上说,中国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国家,拥有强劲的经济增长率及一支勤劳的劳动力队伍。

  在谈到美国与亚洲的安全关系时,拉姆斯菲尔德指出,美国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必须,而且也将向亚洲地区倾斜并与这一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他还表示,美国愿意看到这一地区各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网络能够得以扩大。

  为期3天的亚洲安全会议2日在新加坡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与安全官员及国际问题专家等出席。与会者将就美国与亚洲的安全关系、海事安全合作及区域安全等课题进行讨论。

  亚洲安全会议是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首届会议于2002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故又称为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完)

中国将派员观摩关岛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周四(6月8日)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将接受美方的邀请,派员观摩将于本月在关岛举行的“英勇盾牌06”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廉·法伦在5月份访华期间,曾正式邀请中国观摩这一演习。

刘建超还应询简要介绍了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8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的有关情况。

他说,中方认为两军之间的合作是中美总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总统布什5日在白宫会见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周强率领的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考察团时也表示,要加强美中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刘建超说,“中美两军之间进行这样的交流,对增进两国、两军之间的互信,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是有益的。”

自从2001年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南海上空与中国战斗机发生碰撞事件之后,双方类似军事交流几乎冻结。

最近中国对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北京表示,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夸大中国军力和军费开支,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国防部5月23日公布了2006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称中国军事建设已改变了亚太军力平衡,并对其它军事力量构成了威胁。

质疑军费不透明 中国学者回答让拉姆斯菲尔德脸色铁青 zt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在新加坡举行的安全会议上促请亚洲国家反对旨在把美国排斥在亚洲地区组织之外的企图。

  拉姆斯菲尔德星期五抵达新加坡参加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他一名助手说,拉姆斯菲尔德将称赞该论坛的包容性,因为该地区过去一年来有不少冷落华盛顿的举动。

  美恐在亚太势力受损

  华盛顿对去年一些针对地排斥美国的举动感到不自在,包括东亚峰会。东亚峰会的与会者是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的领袖。先前有报道曾引述路透社消息,当上海合作组织欲施加压力迫使美军撤出阿富汗和中亚时,美国亦大感不悦。该组织的成员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该名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似乎在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我们很关注。」他指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其它中亚国家,美国在这些国家设有军事基地或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设施。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埃里克.拉夫表示,拉姆斯菲尔德第三次(这次)出席香格里拉论坛显示美国重视亚洲的战略价值,而且跟澳洲以至越南等许多国家有著紧密的双边关系。他又说,拉姆斯菲尔德想给与会的亚洲国家一个讯息:「我们在中东有很多事要干,但我们没有忘记(亚洲)还有其它具有战略价值的事。」

  华派外交部副司长出席

  今次会议预期焦点将集中在中国日益增加的军力、美国及亚洲安全关系、印度的崛起、海事安全合作、反动乱及地区安全等问题。

  拉姆斯菲尔德说,不管伊拉克战争情况如何,美国有能力遵守对亚太区作出的安全承诺,断然否定伊拉克战争拖累华盛顿对东亚地区新挑战作出反应的能力的说法。这些挑战有指包括是中国军力扩张。

  中国参与会议的最高级官员是一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尽管代表性不高,筹办会议的迪姆.赫克斯利称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是论坛的重要议题。

  赫克斯利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安全高级研究员,他指出:「中国越来越强大、自信和敢言,影响力已超越亚太地区。」约二十三个国家参与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

  拉姆斯菲尔德在论坛上还对中国军费不透明以及军事计划提出疑问,接着有个中国学者问他,美国军费透明,怎么发动这么多次战争?可见,发动战争和军费透明没有直接关系。拉姆斯菲尔德脸色铁青,问道,你是哪国的?学者大声回答:CHINA。拉姆斯菲尔德尴尬的说了声:恩。....

扁妻珠宝清单曝光总价上千万 煤体:冰山一角

这份由国民党团提出的清单虽不够具体,仍引发了有关陈水扁夫妇漏报财产的质疑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昨天提供“监察院”一份总价上千万元的吴淑珍珠宝“清单”,“监院”将等候“总统府”申报资料后予以比对,再行处理。“监察院”官员指出,国民党提供的“清单”虽不够具体,仍可参考,但初步研判,总价上千万元似乎太“小儿科”。

  据报道,外传“总统府”表示要“补报”持有的珠宝,但“总统府”昨天态度未明。“监察院”官员指出,依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陈水扁夫妇就其持有的珠宝、名表或名笔,须办理“更正申报”,而非补申报。

  “监察院”上周接获“立院”国民党团一纸传真检举,要求尽速针对陈水扁与吴淑珍佩戴明显超过20万元以上的名表、珠宝、名笔等财产,要求其尽速补申报,并交代来源,及尽速依法裁罚未依规定申报部分。

  由于检举内容不具体,“监院”昨天依据陈情作业处理要点,要求国民党团补充资料,党团昨天下午又补提一份清单,含翡翠耳环、别针、黄金、珍珠、珠宝等八项,总计上千万元,但清单内容并没有名表、名笔。

  对于如何裁罚陈水扁夫妇漏报行为?官员不乐观说,只能寄望扁夫妇愿以“最高道德标准诚实申报”,否则依现行“法规”处罚,光是查证已困难重重,况且目前没有“监委”,“监院”最多只能发文当事人,请当事人说明而已。

世行专家称中国经济增长已达临界点

(中国)新民晚报  (2006-06-08)



  “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过热,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达到了极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昨日,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趋势研究组负责人汉斯·蒂莫说。     

中国经济需要调整   

  汉斯·蒂莫认为,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因为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大的失控的情况,各种物品的价格(变化)也都是正常的波动;中国的劳动力也没有出现大量的过剩。从这些来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也确实达到了一个增长的极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汉斯·蒂莫认为,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都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现有的基础设施已经很难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从去年曾出现过的电力再到道路设施的紧张情况,这些都不足以再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汉斯·蒂莫认为环境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在自然资源的供应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摩擦;另外在房地产方面,土地资源已是非常稀缺,但房地产行业却出现兴旺快速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况。”   

  汉斯·蒂莫表示中国经济需要纠正和调整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如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推动,而不是依靠国内消费等。人民币可以“健康”升值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汉斯·蒂莫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需要建立在市场基本面调整的基础上的,一个由投机资本进入中国所引起的人民币升值是不健康的。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认为升值后世界上的贸易和金融等问题都能解决,但我并不持这个观点,当然人民币紧跟美元走低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汉斯·蒂莫说。   

  《2006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显示,200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达到创纪录的491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入,一方面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看好,但同时也让发展中国家面临风险,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仍然相对脆弱。

对冲基金“给亚洲市场造成风险”

(英国)FT中文网 (2006-06-08)



  香港特区二号人物、政务司司长许仕仁(Rafael Hui)表示,对冲基金使亚洲金融系统面临自1997-1998年地区性危机以来的最大风险。

  许仕仁在一场国际证券监管者会议上发言时认为,对冲基金与各种复杂的新金融工具给亚洲带来了严峻的潜在监管难题,而亚洲地区正在适应利率的上升。

  “我不确定对冲基金涉足的交易是否有充分的透明度,可以让监管者了解并管理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投资敞口相关的风险,”许仕仁在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年会上表示。

  鉴于许仕仁只是简要强调政治和行政管理问题,因此他的这番话不同寻常。本周,由于上司曾荫权到内地考察访问,许仕仁代理特首职务。此刻他特别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其强硬程度就连此次国际年会的主办方、强硬的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都感到意外。

世行专家称中国经济增长已达临界点 但没有过热

(中国)和讯网  (2006-06-08)



  “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过热,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达到了极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昨日,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趋势研究组负责人汉斯·蒂莫说。

  在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和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办的《2006全球发展金融》发布会 上,汉斯·蒂莫和该报告另一位负责人世界银行发展金融研究组负责人曼索尔·戴拉米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的采访。中国经济需要调整

  汉斯·蒂莫认为,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因为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大的失控的情况,各种物品的价格(变化)也都是正常的波动;中国的劳动力也没有出现大量的过剩。从这些来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也确实达到了一个增长的极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汉斯·蒂莫认为,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都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现有的基础设施已经很难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从去年曾出现过的电力再到道路设施的紧张情况,这些都不足以再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汉斯·蒂莫认为环境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在自然资源的供应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摩擦;另外在房地产方面,土地资源已是非常稀缺,但房地产行业却出现兴旺快速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况。”

  汉斯·蒂莫表示中国经济需要纠正和调整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如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推动,而不是依靠国内消费等。人民币可以“健康”升值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汉斯·蒂莫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需要建立在市场基本面调整的基础上的,一个由投机资本进入中国所引起的人民币升值是不健康的。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认为升值后世界上的贸易和金融等问题都能解决,但我并不持这个观点,当然人民币紧跟美元走低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汉斯·蒂莫说。

  《2006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显示,200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达到创纪录的491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入,一方面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看好,但同时也让发展中国家面临风险,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仍然相对脆弱。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大飞机项目面临深陷名利场风险

(中国)和讯网  (2006-06-08)



  当大型飞机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后,这个一度被尘封的高技术项目,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但“全民大讨论”并没有让历经沧桑的大飞机项目有更加清晰的未来图景,一系列涉及大飞机的新闻事件在媒体粗放式的历史回顾中,演变成了情绪化的争吵:意气、误解、猜忌甚至谎言、诋毁……充斥在大飞机这块“无主之地”。

  在垄断寡头市场挤压的阴影下,部门和地方利益的纠葛中,中国大飞机项目大有深陷“名利场”的风险。

  全球航空制造两大“寡头”的“盛宴”再次摆在了中国。

  “目前,在中国内地运营的863架飞机中,有534架为美国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是2/3;按照目录价格计算,中国从美国购买飞机的总费用累计接近400亿美元。”3个多月内“吃”下100架大飞机订单的美国波音公司心情非常好,其中国区总裁王建民在一个公开场合自信地告诉《商务周刊》,“我们计划年内再从中国拿到20架飞机的订单,至少出售120架干线飞机,确保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

  波音惊人的“胃口”直接刺激着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食欲”。5月9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将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了《商务周刊》,“中国民航总局已经确认空客A380主起降机场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据空客预计,到2009年,这种550座双层超级“巨无霸”在中国起降每周将达1000架次。而且,在中国市场率先抢占到超级大飞机先机的空客,许诺可考虑将首个欧洲以外的飞机组装线设在中国,从而挑战波音的地位。按照该公司中国区总裁劳伦斯·巴农给《商务周刊》的展望,“空客将以最进取的工作,把目前21%的中国市场份额在最短时间内提升到50%”。

  仅2005年,中国各家航空公司就向波音、空中客车两家国际民机市场的垄断“寡头”订购了442架飞机,目录价格高达2000亿元左右。尤其是去年年底,中国“一口气”与空中客车公司签署订购150架A320系列飞机的框架协议,震动了全球航空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5年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利润仅16.5亿元,甚至不够买一架空客A380。尤为尴尬的是,偌大的中国市场继续保持着中国自主技术大飞机“0”的记录。一时间,中国民用航空市场俨然成了跨国飞机制造商的“狩猎场”。

  与此同时,2月9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大型飞机项目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这个被看作度量民族自信心强弱的“标尺”,在国人饱受寡头垄断郁抑的情绪下,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

  但“全民大讨论”并没有让历经沧桑的大飞机项目有更加清晰的未来图景,反而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尤其是年初以来,一系列涉及大飞机的新闻事件更让这种混乱一度在某些媒体粗放式的历史回顾中,演变成了情绪化的争吵。

  这是一个光怪陆离、飞沙迷眼的春天。中国民航总局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向《商务周刊》讲述了自己观察到的困惑:“当前国家和老百姓都能齐力支持自主创新,对航空工业来说是多年未遇的发展契机。但这种支持集中到大飞机项目上,却成了一片混乱。”

  “该说话的一言不发,不该说的滔滔不绝;内行指责外行满嘴乱说,外行讽刺内行不思进取。”在他看来,意气、误解、猜忌甚至谎言、诋毁……充斥在大飞机这块“无主之地”。

  “中国大飞机项目,不仅笼罩在垄断寡头市场挤压的阴影下,不仅无奈于部门和地方利益的纠葛,更有可能迷失在国人简单的热情和‘一夜暴富’的情绪中。”这位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大型飞机专项的“专家”官员最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大飞机项目变成了‘名利场’”。

  项目“拉锯战”

  整个春天,尽管关于大飞机的讨论在社会上一浪高过一浪,故事的主角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第二集团公司却一言不发。期间,中国一航拒绝了《商务周刊》的采访,并从侧面暗示,“任何关于大飞机项目的采访一律不接受”。而中航二集团本已同意接受采访,但在原定采访当日上午,却突然通知记者取消采访,理由亦是“大飞机项目不方便谈”。

  中国一航和中航二集团是由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于1999年7月拆分后组建而成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中国一航主要包括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飞机制造厂和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歼击机、轰炸机,其中上海飞机制造厂是以制造大型民用飞机为主的骨干企业,1970年代研制了中国第一架150座四发喷气客机“运10”,并于1980年试飞成功;1980年代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82飞机;1990年代合作生产国产化率达70%的MD-90干线飞机。此后,上飞还曾与空中客车谈判进行100座的AE100项目,但旋即外方宣布退出谈判。中航二集团则主要包括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洪都(原来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以直升机、运输机、强击机、教练机为主,其中同在陕西汉中的陕飞和汉飞生产的运8系列飞机是目前国产最大的多用途中程中型运输机,而哈飞生产的运12则是目前中国唯一获得英、美适航认可的机种。

  4月27日,经过一番努力,《商务周刊》终于接触到了某航空制造部门一位了解整个中国民用飞机发展和决策全过程的业内人士。

  “现在,很多人对民用飞机、对航空工业微词不少,甚至很难听,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心酸和艰难。你们谁知道这里面涉及的国家的政策、政府的决策、国际政治的平衡有多少?”这位研究人员指出,不像军机在管理和决策上相对简单,民用飞机发展涉及的利益关系过于复杂。

  他举例说明航空制造企业在变幻不定政策面前的脆弱:“航空产业承受的政策风险非常多,项目干一半,上级下令下马,前期的工作就都白做了。‘运十’是这样,立项有国务院、中央军委盖章的正式文件,项目下马时候什么文也没有,就没了。AE100项目也是这样。但这种风险都得航空工业自己来承担。”

  他认为,此次大飞机项目上发生的利益纠葛,更使这个国人注目的科技重点专项面对过高的政策干预风险。

  作为主管国家科技发展进步宏观战略和布局的部门,国家科技部是最早、最坚定力主上马大飞机项目的权力机构,也是反对“市场换技术”、坚持自主研发的“急先锋”。去年3月20日本刊刊登后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教授路风所著《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基本上代表了科技部的观点。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制定的主导者,把大型飞机项目确定在“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中,科技部也起了关键作用。

  但同时,此举也拉开了大飞机项目的利益争夺大门。“道理很简单,上升到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就有了利益庞大的资金分配和行政审批。而且,自主创新已经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意志,这个项目更具有巨大的政绩投资潜力。”该航空工业系统人士认为,这是大飞机项目成为“唐僧肉”的关键背景。

  一直“孤军奋战”的科技部今年年初遇到了一个“同盟者”——国防科工委。1月4-5日,在2006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上,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金壮龙讲到“十一五”期间国防科技工业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时,提出“适时启动大飞机的研制”,由此引发了大飞机讨论“热潮”。

  但事实上,国防科工委与科技部的看法也有着明显差异。几乎所有媒体和大飞机项目支持者只关注了以上的引语,而没有注意到金壮龙对民用航空工业完整的表述:“航空工业以支线飞机为重点,适时启动大飞机的研制,重视发展通用飞机、民用直升机和转包生产,初步实现民用飞机产业化。”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在布置2006年八项重点工作的会议上,也提出“抓好支线飞机研制”。也就是说,国防科工委现阶段支持重心仍然是ARJ21支线飞机道路,即先上支线再上干线大飞机,所谓大飞机项目的“适时启动”,更像是一种响应。

  所谓ARJ21支线飞机,是中国一航于2002年开始研制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项目,该机型是70—110座级、以涡扇发动机为动力、满座航程为2000海里的中短程支线飞机,预计2009年前交付客户。

  对大飞机项目上马与否权重更大的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则在态度上都坚持认为“马上上自主研发的大型干线客机有难度,现在还不具备条件”,主张把已经投入成本的ARJ21支线客机项目“搞到底、搞成功”。发改委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解释说,“搞大型民用飞机是个‘无底洞’,国家政策和财力鼎力支持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项目还是一张白纸,甚至怎么搞仍然还是‘鸡飞狗跳’。这个时候,谁敢做预算、谁敢投资?”他认为,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的能力和市场现实,现阶段还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而且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搞大飞机不能不考虑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更何况ARJ21已经铺了一大摊子了”。

  但“自主创新”这面“大旗”带来的压力甚大,以至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也不得不妥协一步,开始提出“尽快先上大型运输机”,发展军用运输机和民用货机,同时对大型干线客机组织攻关,用几年时间完成大飞机项目。这个思路就是:“一次立项、两个机型、军民统筹、系列发展”。

  具体讲就是,大型飞机现在作为国家科技专项可以一次立项,但这个项目应该有两个机型,一个就是大型运输机,一个是大型客机。其中,大型运输机指军用运输机和民用货机,军用运输机又可发展专用飞机,比如预警机、侦察机飞机的载机(目前专用飞机的载机用的都是国外飞机),而且国内的货机需求大,发展起来容易成功。而后再是干线客机。因此这种思路的“军民统筹”,指大型飞机项目应该全面满足军用运输机的需求、民用货机的需求、民用客机的需求。“系列发展”则指在此基础上满足大型飞机方方面面的需求。

  “但现在这个思路在高层意见很不一致,分歧非常大。”那位航空制造部门研究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国内民机发展在体制上深陷在纠缠不清的利益“漩涡”中,大飞机项目之争正在演变成一场利益“拉锯战”。

  “大飞机不能搞成形象工程!”

  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支持下,作为中国大飞机项目必然的承担者,目前中国一航认为,发展干线飞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正在进行的ARJ21新支线飞机搞成功走完。“新支线飞机是整个中国民机走完的第一步。”上述航空业内知情人士告诉记者,“ARJ21去年年底把图都发下去了,现在4个厂(沈飞、西飞、成飞、上飞)正在全面生产,到2007年年底就要总装完成,2008年首飞、取证(适航证),2009年建国60年之前交付客户。”

  他介绍说,ARJ21新支线客机是70-90座飞机,后续还会发展到105座机。“这期间,一方面将通过ARJ21的商业化运作理解、把握和熟悉市场;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对150座以上、70-150吨大型客机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和准备。”他认为,中国航空工业目前最缺乏的是商业化运作的经验和能力,“这方面急功近利不得”。

  “当然,现在大型飞机的立项,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但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应该先启动大型运输机的研制。他不否认,对大型运输机的研制,中国一航2002年年底就已经摸透了国外关键技术,技术攻关、预研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如果现在立项,飞机可以马上进入研制、发图并进入详细设计阶段,6年左右就可以拿出大型运输机,包括军用运输机和民用货机”。

  之所以如此,按照他的解释,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市场”二字。“对大型飞机立项,应该有明确的市场定位,那种‘不管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只要造出来就行’的办法,在现代市场化环境下根本行不通。”他坚决指出,“民用大飞机不能搞成形象工程。”

  事实上,中国航空工业在民机发展上吃过最大的亏正是市场。在这方面,无论是两大航空制造集团还是发改委和财政部,都经历过深刻的教训。某主要进行农用飞机研制的单位一位工程师为《商务周刊》讲了一个业内人所共知的故事。

  “我们为了要卖飞机,就得找一个买飞机的。谁来买飞机?通用航空公司经营非常困难,没钱买不起飞机。怎么办呢?我们就向发改委呼吁,向农业部呼吁,宣传农林航空非常重要,造林飞播非常重要。”于是,在发改委支持下,运作下来一笔钱,作为政府采购的形式买飞机给通用航空公司用于农用航空,解决了飞机的买主问题。

  “但光有飞机不行啊,还得运作飞机的运营成本,谁来承担?”他告诉记者,现在农田都因为承包分割为小块,飞机灭虫面临收费难的问题,“财政部说市场经济谁得益谁收费啊,但100亩地要杀虫子,里边有30亩地的人坚持不洒药自己就行,这个钱怎么收?收不上来就没法干。于是我们又去运作,协调财政部在农业部、林业部的预算中增加一部分费用,用来支付。”

  “我们是一个制造商,我们卖飞机就行了,但整个过程我们全要运作,组织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呼吁,组织政协代表给政府提提案,帮着发改委向国务院写报告,在财政部上上下下协调游说。”他哭笑不得地说,“为了卖产品,整个开拓市场的事全是我们干,怎么使用产品我们得教会用户,用户买不起产品我们帮他找钱来买产品,用户使用产品牵涉到下一方面的市场,我们还得帮他来解决市场运营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把这飞机卖出去。”

  “发展产业不是搞试验室,必须有规模。咱们国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试验室能造出来,但是成产业、成规模却非常难。”因此,虽然不属于同一系统,但这位工程师非常理解中国一航的苦衷,“他们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怎么把这架飞机(ARJ21)造出来,还没有遇到在市场化条件下怎么把这架飞机卖出去。中国航空工业实际上造飞机已经很难,卖飞机还没有走到大规模商业营销的地步,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架大型民用飞机经历过商业渠道的营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航的思路可能是比较现实和理智的。”

  这一点,中国一航也非常清楚。上述那位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记者,“搞民机不像搞军机,军机我们第三代战斗机和特种飞机都能搞出来,但民机不一样,民机是老百姓用买票来否决你,不买你的票你就完了,出一点事故你的名誉就扫地了。”

  最令其倍感压力的是中国民航市场的高标准竞争。“中国民机市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民机没有‘全运会’和‘省运会’,上来就是‘奥运会’。”他介绍说,目前中国市场早已是国际竞争了,“波音777进来了,A380进来了,波音787进来了,两大寡头在中国几乎是什么最先进最贵就向中国卖什么。”而他在美国考察却发现,美国航空公司现在甚至还大量使用很破很旧、在国际市场上不成气候的波音727。

  “反观中国市场的消费心理,老百姓只愿意买宽大豪华飞机的票,航空公司只购买最好的、最舒适的、最安全的飞机”。在他看来,这就是当前中国航空市场的现实。

  为此,中国一航格外小心地走民机市场化道路,采取了国际上通用的商业化模式研制ARJ21,在上海成立了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以股份制形式由一航以及西飞、成飞、沈飞、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试飞研究院等14家企事业单位组建。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作为ARJ21项目法人主体,对该机进行研制、组织生产、获取中国和国外试航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工作。

  现在,在新组织体系下,中国一航将原来设在西安的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设在上海的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合并,组建成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把中国搞民用大型飞机的两股力量合并,研制我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飞机。4月28日,经过国防科工委专家评审,历经27个月图上研制后,ARJ21-700转入全面制造阶段。

  然而,大飞机的立项依然处在“拉锯战”中。尽管在政府部门不占上风,但在舆论上,上马干线大飞机的观点在气势上完全压过了“先支后干”派。

  中国一航一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不否认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判断,尤其是作为一家正在向市场化、商业化变革的军工企业,我们不得不考虑成本和效益。”他坦言,科技部对自主创新的坚决态度,在军机上自主创新实现突破的中国一航对此深表赞赏和认同,但他强调:“科技部可以只考虑技术,可我们不但要考虑技术,还要考虑市场需求。”事实上,这一点也是财政部和发改委考虑最多的问题。

  “而且,脱离开军品需要单独发展大型民用干线飞机,不但财力达不到,而且也不适合当前国家现实需要。”这位人士几乎是向记者剖白到,对大飞机的渴望,谁也没有中国航空工业这么强烈,“但因为民机工业的特殊性,其竞争完全是彻底的全球化竞争,在高度垄断的环境下,不是谁想进入就进入的”。他坚决反对单纯从技术看待大飞机,单纯从国内市场角度看待大飞机的竞争。

  双寡头的“绞杀战”

  目前,中国民机市场被波音、空客“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实际上就是全球民机市场的缩影。按照中国一航民机部部长汪亚卫向媒体的解释,民机市场是全球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特别是干线飞机,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客公司已经完全瓜分完了全世界市场,绝不允许任何第三家进入,不管是西方公司还是东方公司”。

  中国一航总经理刘高倬总结了中国民机制造和国际合作20多年的经验,得到的结论是:“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航空工业来说,占据领先地位的先行者,为了保持其对技术的垄断地位和丰厚的利益,是不会愿意让后来者轻易与自己分享这块市场的,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必然。”

  这个事实几乎完整地展现在近40年来的国际航空工业市场争夺史中。

  1月31日,加拿大庞巴迪宇航公司宣布:“目前的市场情况表明,现在启动C系列大型干线飞机计划为时尚早,公司将把C系列飞机i项目的人力和物力转移到支线飞机和涡桨飞机业务上,以满足支线航空对于80—100座飞机的未来需求。”这则小消息背后隐藏的含义是,这家世界第三大民机制造商企图冲击干线飞机市场的努力终于“胎死腹中”。

  庞巴迪公司一直活跃在波音、空客不太关注的支线飞机市场,占有20-92座支线飞机市场的41%份额。2003年年底,不甘心干线飞机“双寡头”垄断局面的庞巴迪决定研发以110座的C110和130座的C130为基础的C系列飞机。这家公司把C系列定位于大支线小干线飞机,其研制总裁是从波音公司“挖”来的原737项目总裁,并联合英国搞C系列,2年多投入大量资金和上千人研发团队,甚至一度邀请中国参加。

  C系列使用了大量类似于波音737 和A320的干线飞机技术,直接进入了与空客A318和波音737-600的竞争地盘。此举马上遭到波音和空客强烈反弹,在两大“寡头”的影响下,全球没有一家发动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敢于”拿出实质动作支持C系列研发,庞巴迪公司的计划成了“空中楼阁”,不得不黯然“撤火”。这也标志着目前全球挑战波音和空客垄断的航空制造力量基本“灭绝”。当《商务周刊》就此采访庞巴迪公司时,原本同意就此发表意见的中国市场负责人,最终也在总部要求下取消了采访。

  其实,在波音、空客垄断阴影下,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失败代价并不算高。近20多年来,面对波音、空客的垄断挤压,包括开发出运十的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厂在内的许多航空制造企业,或破产,或被兼并,或退守小型飞机市场,均是一败涂地。其中,遭遇最为惨烈的就是印尼飞机工业公司。

  印尼被誉为“千岛之国”,岛与岛之间非常需要航空运输。在苏哈托时代,印尼决心全力发展自己的民族航空工业,领军大旗交给了在德国学习飞机制造的B·J·哈比比博士。这位后来官至印尼总统的航空专家,一手建立了国营印尼飞机工业公司(IPTN,努桑达拉公司)。

  在哈比比的主持下,印尼飞机工业公司从西方大量引进专家,同时派出大批工程师到西方学习航空制造,公司鼎盛时期员工近2万人。倾印尼举国之力的印尼飞机工业公司,先是与西班牙合作研制了30-50座的CN235,全球销售表现不错。而后,印尼飞机工业公司独立研制出70-90座的螺旋桨飞机N250,这一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型,得到了印尼11亿美元国家预算的支持。亚洲金融风暴前,世界航空界提起支线飞机“后起之秀”,代表者就是印尼。

  但就在N250试飞超过上百小时、国内订购量达到上百架、还差一年就可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适航证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瘫痪。随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印尼经济,对印尼经济诊断后得出的病因之一就是:印尼政府把国家很多财富投到航空工业,干了力所不能及的事。最后,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援助印尼,但附带条件之一就是“一分钱都不能往飞机上投”。

  印尼飞机工业公司随着亚洲金融风暴被冲垮了,其优秀人才大部分都被波音、空客吸收。事后有西方媒体披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背后,其实也有波音和空客的“黑手”。印尼当时在N250的基础上提出要搞一个110座的N2130,这雄心勃勃的一步,实际上就是想参加到大飞机俱乐部里去。对波音、空客而言,这无疑是吃“禁脔”的“大逆不道”之举。

  尽管相互间竞争激烈,但对待后来者,波音、空客却很能团结一致,无论东方、西方,无论是敌是友,只要敢于挑战其大飞机市场禁地,格杀勿论。科技实力超群、紧跟欧美路线的日本,曾经也在航空工业尝试搞出了60座的YS11支线飞机,虽然技术成功,也生产了182架飞机,但在波音的挤压下失败,日本政府最后损失了330亿-360亿日元,自此完全退出民用飞机的独立研制。同命运的还包括荷兰110座的福克100和德国70-80座的多尼尔728。现在,荷兰福克公司1996年已经破产,日本航空工业则一直是波音和空客的“打工仔”。

  因此,100座以上飞机一直是世界民机市场“禁飞区”。波音、空客可以允许外来者有限度进入狭窄的支线飞机市场,但其主持的大飞机市场坚决不容染指。《商务周刊》了解到,中国掀起的大飞机项目议题,已经引起了波音和空客的高度关注。

  今年“两会”期间公布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后,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金壮龙在公开场合宣布“十一五”要启动民用大型客机。对此,波音和空客的态度非常明显,通过许多渠道暗示将全面封杀中国与大型飞机有关的所有技术的输入。

  波音公司当即推翻了原本商议好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签署的“中国和波音公司加强航空工业合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将原本中国公司转贸生产由目前6000万美元左右提高到3亿-5亿美元规模,改变为5年时间上升到1亿美元左右。而且波音777项目根本没让中国进入,既使只拿到两个很小合同的波音787项目,尽管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的批准,但也被美国国防部以“民用飞机里面有技术可能转让给中国”为由取消。甚至,波音近期向一位访美的某航空制造部门负责人询问中国大飞机项目一事时,放出风来说,其波音737下一代将全面覆盖90-240座的飞机。

  空客公司封杀的态度同样蓄心积虑。空客公司同意考虑将A320在中国组装,选择的地点是航空制造技术一片空白的天津或珠海,而非中国航空工业力量雄厚的上海和西安。而且合作企业选择的是几乎没有大型飞机制造力量的中航二集团,而不是具有民机研制实力的中国一航。即使在华合资成立的一家航空维修和改装企业,合资单位选择的也是上海航空公司,而不是飞机制造企业。

  航空工业的“国际政治学”

  近期,中国一航总经理刘高倬在中国一航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民机产业》的文章,提出了他对民机产业的认识,文中指出:“国外民机制造商常常为了降低成本而采用民机零部件转包生产实现全球采购,也经常为降低研制成本和扩大市场,采用风险合作的研制方式吸收国际合作伙伴,但飞机设计和制造的关键技术和研制民机的知识产权始终掌握在主制造商自己手中。”

  刘高倬写到:“过去,由于我们对民机产业的这一特征认识不足,曾冀望于通过引进国外生产线的方式和参与欧美航空强国民机研制项目的方式,发展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机产业。”但结果是,“我们尝试了与美国合作生产MD90,并没有得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民用客机。接着又尝试与欧洲合作研制AE100,也无果而终。”

  这个“老航空人”的结论是:“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中国创造;市场换不来技术,核心的航空技术是买不来的;对航空工业这样的高技术产业而言,对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该产业中的市场利益,因此该产业的领先者肯定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这确实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之语,也是对全球化语境下对世界航空工业“国际政治学”的精辟解读。航空工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凝聚了人类大量的高科技成果,其显著的特点是高投入、长周期和市场相对集中,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巨大。这也是欧美国家不惜付出长时间的高额代价,将航空工业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的原因之一。

  因此,对工业发达国家来说,航空工业无一例外地被列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大局,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由此,其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在涉及这类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会非常慎重,没有人会真心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刘高倬说。

  从这个角度讲,仅靠波音、空客自身力量绝难形成目前对全球航空制造市场的完全垄断,其背后都有着不计血本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鼎力支持。这在两大航空巨头的生存、发展和形成垄断的整个发展史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告诉《商务周刊》,“空中客车公司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曾历经了长达25年的亏损。在欧洲统一的战略目标和相关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空中客车公司才成为能与波音公司相抗衡的世界航空巨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支撑如此长时间的巨额亏损。”

  作为老霸主的美国波音公司也一样。1991年,空客公司为了反击波音公司对自己获取政府补贴的控告,委托美国咨询公司阿诺德·波特公司对美国政府大量补贴波音的情况进行调查。在最后形成的《美国政府对民用飞机工业的支持》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美国国家意志和力量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扶持一个企业成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垄断霸主。

  这份关于波音的“黑材料”显示,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发展计划、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研究与发展计划以及美国税收制度三条途径支持美国民机工业。仅1976-1991年的15年间,美国政府对民机工业支持的金额为180亿-220.5亿美元。如果民机工业从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与发展中得到的收益以美元现币值计算的话,总支持金额高达334.8亿-414.9亿美元,这还不算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制度给予的资助。

  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在确保美国民机工业取得关键性技术进步方面,在确保其在世界市场上今日的竞争地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曾经在1960年代垄断国际民机市场的波音707,有超过90%的技术转移量来自军机KC-135、B-47和B-52;波音747大量技术则得益于C-5A,参加747飞机设计的100名工程师是C-5A方案论证小组成员。

  当然,航空“政治经济学”的资金支持还只是“常规武器”,政府扶持更隐蔽、杀伤力更强大的还有分别由美国联邦适航局(FAA)和欧洲联合适航局(JAA)颁发的适航证。适航证是一架飞机生产、销售、运营的前提条件。按照目前国际航空市场的“游戏规则”,FAA和JAA颁发的适航证是一架飞机生产、销售、运营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没有FAA和JAA的适航证,任何先进的飞机也只能飞制造国和购买国的国内航线。一张小小的FAA和JAA的适航证,就足以“掐”住一架飞机进入国际市场的“喉咙”。

  俄罗斯民用飞机制造业就是如此被打垮。“冷战”结束前,前苏联的民用飞机可以不理会西方的FAA和 JAA体制。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继承了实力雄厚的民机制造工业,但由于美欧的适航证“武器”打压,连俄罗斯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都不买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大型飞机制造、特别是干线飞机制造基本上垮掉了。

  因此,不论是现在的ARJ21,还是争议中的大飞机项目,同样要遭遇这个垄断霸主操纵的“鬼门关”。事实上,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已经有人开始从这个角度向中国航空制造商暗示——如果中国想动造大飞机的心思,则耗费巨资研制接近成功的ARJ21,将无法拿到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证——尽管ARJ21从设计开始就完全按照中国民用航空总局CAAC、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的适航条例进行研制。对这样的威胁,你可以很愤怒,但你很难不忍气吞声。

  透露这一信息的业内人士直截了当地告诉《商务周刊》,“不懂世界航空工业‘国际政治学’,就没有资格谈大飞机。”

  道路之争

  在这种深刻和复杂背景下,审视目前中国大飞机道路之争,能够找到的现实感和理性色彩可能更多。

  现在,在大飞机问题上纠缠的包括“干(线)支(线)之争”、“东(上海)西(汉中)之争”、“军(机)民(机)之争”,甚至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等等争议。诸多纷争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民用干线飞机走以谁为主的研发道路?

  尽管航空体制改革已经在旧体制中打下了市场化的“大楔子”,但军工体系依然是目前非常主流的飞机研制的体制载体。以军工体系为核心的道路,常常会以技术攻关的方式,在甚少考虑成本的思路下实现项目突破。过去的“两弹一星”和现在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军工道路“举国之力办大事”的成功典范。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一位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他相信,如果还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完全可以短时期实现中国大飞机梦想,“运10实际上就是不惜资金、不考虑市场情况下实现的”。

  对此,路风教授在其《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批判说:“军工体系的组织原则、管理体系和技术文化都不适合民用飞机市场的竞争。特别是航空军工生产习惯于前苏联/俄罗斯的设计规范和技术轨道,难以实现民用飞机所需要的技术突破。”他具体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航空工业的管理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航空工业部(有几年是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总公司→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但这个体制仍是从原来的主管行政部门→工厂/研究所的传统体制直接继承过来的。

  在他看来,设在北京的两个集团公司本部仍然是行政机关,下属制造企业也仍然是从计划体制继承下来的大工厂;工厂和研究所仍然是“两张皮”,它们之间的协调也仍然需要依靠上面的行政机关。“这种体制的一个弊端是无法分清企业的边界在哪里:设在北京的‘婆婆’并没有能力去开发大飞机,而真正从事设计、制造和营销大飞机的单位又没有决策权。”他指出,既然这种体制下过去没有搞成大飞机,现在也不可能搞成。

  因此,路风建议应该由独立于这个体制之外的组织来执行。这就是大飞机研制的第二条道路——脱离军工体系“另起炉灶”。

  按照路风教授的思路,关键是组建一个根据现代商业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公司来执行大飞机项目。路风认为应该具体遵循的原则是:其一,独立决策的管理层,在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框架下,公司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不对航空工业的行政部门负责,也不对当地政府负责,只对国务院或其他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其二,公司的设计、总装、营销活动一体化,即设计、总装和营销必须是公司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些部分与公司总部是行政关系而不是“法人”之间的关系;其三,公司的内部流程必须以产品开发(飞机设计)为龙头,真正实行高技术企业的组织原则,首先开发出大飞机,然后实现开发项目的产业化,开发出产品的同时,使公司能够成为竞争性企业;其四,公司的目标是开发出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在规定年限内绝不允许外资染指,避免外资对中国技术学习过程的任何控制,在新企业成长起来之后,再由有关决策方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是否通过上市对外资开放。

  “这个思路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路风教授可能没想到,这条道路不但的确独立于目前的航空制造体制,更独立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体制。”中航二集团研究室那位专家苦笑着说,“‘路风方案’的书生气太浓厚了。”

  他告诉记者,中航二集团事实上是大飞机项目上利益和话语权最少的单位,他从一个航空工业体制研究者的中立身份认为:“体制的问题实质是利益各方平衡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组合出一个作用正面的利益结构。不能说利益结构有问题,‘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就完了,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跳出来的可能,体制好与坏还得在其中生存。”

  而且,他认为路风这个思路即使看不上军工体系,但也没有真正独立出来,“比如,它仍然需要行政命令完成公司的设计、总装、营销,而且这个公司只对国务院或其他中央权力机构负责,难道说具体工作脱离航空管理部门由国务院直接指导?”

  “在仔细看完了路风教授的报告后,尽管我敬佩他的爱国热情,但情感过浓会直接影响一项研究的科学和理性,甚至造成判断和分析的情绪化和简陋。”在他看来,完全脱离开现有的航空制造企业和其运行的体制基础,开发大飞机项目,实际上是“空中楼阁”,“你不可能凭空再造出一个航空产业链来”。

  这位研究专家比较赞同路风教授对军工体制弊端的批判和对大飞机项目商业化运作方向的支持。“老实说,没有谁比我们航空制造企业更想从军工道路弊端中走出来了。”他介绍说,1990年代初中期,因为我国军事战略调整,军品订单全面减少,航空工业一度惨淡到难以为继的地步;1990年代后期台海问题加剧,军品任务增加,又给航空工业带来繁荣。这种冷热无度让中国航空制造企业非常渴望走出单纯军品生存,让民品壮大起来,“两条腿”走路。

  中国一航常务副总经理杨育中曾在该公司内部刊物中指出,“搞民机非常难,除了飞机本身的技术难度,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它特有的商品属性,这是它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这个规律,按照军机思路去搞,必定会失败。”因此,在大飞机项目的“影子工程”ARJ21支线客机项目上,中国一航突破各种阻力,组建了商业化项目公司——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事实上,这就是大飞机研制的第三条道路——军民结合互补的商业化道路。而这也是目前波音、空客所走的道路。

  军事经济学院训练部研究员赵建元告诉《商务周刊》,世界发达国家军事装备技术中,85%采用军民两用技术,而纯军事技术只占15%。冷战结束后,各国军费开支锐减,无力承担庞大的军事科技工业基础,而民用科研经费却在大幅增加。民用研究发展投资的持续增加和民用科技费用飞速进步,又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他说:“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关键技术实现军民融合,成了国际潮流。”

  在军品任务依然繁重和一时仍然难以依靠自身能力独立于军工体系的大背景下,这种思想显然深刻影响着正从单一军工型向科研生产经营型转变的两大航空工业集团。《商务周刊》从中国一航的一份文件中看到,该集团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促进军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因此才有了该集团大飞机项目“一次立项、两个机型、军民统筹、系列发展”的思想,以及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探路。

  但是,这条道又不断遭到批评,甚至包括中航商飞公司内部部分管理层。最被诟病的就是运行体制。原中航商飞副总设计师、工程部部长周济生认为,中国一航虽然企业化了,但仍属管理机关,“事实上,中航商飞最初成立时就存在先天不足,它有15个股东,除了一个小股东属于中航二集团,其他股东都是中国一航和它的子公司,这使得ARJ21项目实际掌握在中国一航手中,中航商飞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真正自主负责的企业”。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一航依靠其行政权力调动下属的飞机设计所、制造厂运作ARJ21项目,使这些设计所和制造厂只对中国一航的行政命令负责。甚至有人指责说,在中国一航影响下,中航商飞无法自主任命飞机设计师,5年时间换了好几任。与此同时,25亿元项目资金已近告罄,正在再次向国家申请35亿元资金。

  所有这些信息也显示出,第三条道路即使比较务实,但由于体制惯性,中国航空制造商操作商业化民机项目依旧捉襟见肘。这恐怕也是决策高层对大飞机项目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

  “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企业难以在体制上自我革命,在民机发展屡战屡败中吸取教训不力,对民机发展没有扎实详细的全盘思路,难以获得决策层的信任,从而制约了大飞机项目国家意志的实现。”中航二集团那位专家沉痛地告诉记者。

  大飞机的“蛋”为什么“孵”?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尽管目前在中国内地运营有863架飞机,但未来20年里中国民用航空市场将需要补充近2600架飞机,购买价值近2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市场是中国民机工业乃至航空工业起飞的绝好机会。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将机会变成现实,仍然充满了矛盾。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其实就是为什么要上大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全旺,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给记者讲述了其中的逻辑。

  “中国为什么要搞大飞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提出?国家意图到底是什么?”他告诉记者,要发展大飞机,尽管有市场、有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支撑,但短期内中国的技术能力和商业操作能力差距甚大,“难道仅仅是为了填补空白,争食民机市场”?

  廖全旺认为不这样简单。改革开放后,国力所限,作为军工的航空工业一度停滞不前,渡过了一段非常苦难的日子。但前苏联解体后,尤其是波黑战争让中国决策层开始认识到,面对复杂的全新的国际局势,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国防支持,而航空工业是建设和巩固独立自主国防的重要基础。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航空武器装备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世界军事大国把航空武器的发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美国的国防预算(装备采购)中1/3以上的投资是用于飞机项目的。也因此,以军品为主的中国航空工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岁月”。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航空工业市场化变革的过程中,不论是国家还是制造商都发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军品的市场深度很有限。

  军机发展空间虽然有限,但航空装备能力又非常重要。两次海湾战争已经证明,关键时刻航空装备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可一个悖论是,只靠国家非市场化的投入和支持模式,发展的活力和前景又难以长久。“所以,真正有发展空间的是民用航空。”廖说,民用航空可以起到寓军于民的作用,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航空工业长盛不衰的经验所在,“也就是说,只有构建出一个军民互动的航空工业体系,国家需要的军事航空才可以谈得上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大飞机的着眼点并非只是发展民机工业,而是着眼于军用和民用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对国防工业有着潜在和深远的意义。廖全旺告诉记者,“如果对之能够理解到这个层次,就不是站在民用航空谈民用航空,碰到任何问题和困难都不在话下。比如,即使空客和波音对我们搞大飞机再怎么样阻挠,我们也会坚定地走下去。”

  那么,现在发展大飞机是不是时机?廖全旺的分析比较独特:“对于大飞机项目,舆论指责航空工业本身不积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到底怎么定位这个项目。”

  目前支持上马大飞机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大型飞机作为“现代工业之花”,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制造能力、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衡量一国制造业先进水平的“制高点”。廖全旺同意这一观点,但他认为,也要考虑到“工业之花”必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够开花和结果,“如果达不到这个地步,就开不了这个花,即使开花结果也可能是苦果。为什么现在担心波音和空客的制约?就说明目前中国的工业水平、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水平”。

  廖全旺更看重航空工业作为尖端技术发展的“引擎”作用。历史已经表明,先进航空产品的研制生产有力地促进了冶金、化工、材料、电子和机械加工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从而在技术层面上提升了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把大飞机项目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大专项,就说明国家意图之一是为了让它带动科技发展。”他认为,这就像美国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星球大战计划”花了很多钱没有搞成功,但是它极大推动了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大量技术在许多产业里孵化,带动了巨大的产业升级。日本曾作过一次500余项技术扩散案例分析,发现60%的技术源于航空工业,而且带动的出口和就业相当惊人。2000年法国航空航天工业营业额1627亿法郎,其中出口占75%,外贸顺差达640亿法郎。2001年欧盟航空航天工业直接从业人员有43.6万人,而由航空航天工业带来的欧洲就业人数达到120万人。

  2002年版《美国航空航天产业未来委员会最终报告》也指出:“航空航天工业是美国经济领域内一支强大的力量,是全球市场最有竞争力的部门之一。航空航天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并提供1500万个以上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航空航天产品提供比其他任何生产部门都高的贸易盈余。”

  “我们对大飞机的投入,可能没有‘星球大战’那么多,甚至离成功还很遥远,但是政府科技的投入在此科技专项上的成果,将会在别的行业产生成百上千倍的辐射带动作用。”廖全旺说,从这个角度看,大飞机本身的商业成功,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科技专项额外的“红利”。

  2005年,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占整个GDP的1.3%,按照国家规划,2010年这一数字的目标是2%。科技资金翻番的增长要想带来丰厚的回报,航空工业无疑是一块“高产田”。廖全旺认为,经过近6年军用航空工业高速发展,整个航空工业有了坚实的基础,现在通过大飞机项目带动中国产业技术升级,“应该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现在,最让廖全旺担心的是航空工业目前多头管理的体制,难以将国家意志注入民机工业的发展中。按照目前体制,直接参与航空工业企业的部门有国资委、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等。这个问题集中到民机工业发展和大飞机项目上,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不是一航、二航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各部门怎么管航空工业的问题”。尤其是当各个部委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即使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也不得不面对“五马分尸”的局面。上述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专家认为,ARJ21项目碰到一些问题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在于找不到支持部门,决策层次不够高,最后变成了中国一航一家企业的事情,提升不到应该的战略高度。

  《商务周刊》了解到,由于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系统复杂、协调面广,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对大飞机项目使用三峡工程的管理模式,成立一个高层的领导机构保证项目实施,像国务院三峡建设工作委员会那样,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连续几届政府上百亿、几十年地持续推动。然而,这个建议仍然处在“画饼”状态。

  廖全旺认为,无论怎样变革管理体制,航空工业尤其是民机工业的发展,国家和政府必须通过国家意志做最关键的事情。比如,政府应通过体制或机制变革,使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发展大飞机项目上形成合力,使国内航空公司关注、支持、参与大飞机项目的发展,让政府、航空工业、航空公司的力量联合起来,办大飞机这件中国人民最期待的大事。如能如此,就没有我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没有我们不可战胜的困难。

  “如果政府塌下心来坚决搞大飞机,它们要制裁,我们也可以联合中国航空器材进口公司、中国一航、中航二集团以及三大航空公司5年不买你飞机或者推迟交易。国家把这些利益联合起来跟它们竞争,才有可能摆平阻碍。”上述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专家说,“这才是美国人航空工业‘战无不胜’的精髓经验。” 来源:《商务周刊》杂志

上合组织秘书长张德广称各国共同决定邀请伊朗

(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6-06-08)



  
  成员国能源合作以油气、水电为主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昨日在北京强调,该组织并非“东方的北约”,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和地区,从不寻求对抗,并非政治和军事集团、反美组织或者反西方的联盟。

与会领导人名单还未确定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将于本月15日在上海举行。张德广昨日在北京就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此次记者会实行了北京和莫斯科两个会场连线的方式,张德广回答了身处北京和莫斯科的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对于即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张德广表示这是成员国元首的一次正式的、决策性的会议,又是上合组织五周年的庆祝会,具有双重含义。他相信这次会议将圆满成功,成为上合组织“标志性的盛会”。

  张德广说,本次会议将回顾组织成立以来的成绩与经验,规划各个领域活动的目标,并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议上还将通过一项最重要文件,即上合组织5周年宣言。另外会议还就国际信息安全问题发表相关文件,还将就本组织建设,包括人事、秘书处建设问题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

  张德广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一致决定,邀请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四个观察员国以及与上合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东盟、独联体的领导人参会,但目前具体与会领导人名单还不能确定。

  在记者会上,张德广再次强调这次峰会中所有的文件和议程都是成员国通过协商达成,观察员国不享有决策权,不参加任何文件的制定和批准。“我相信被邀参加会议的所有观察员国家和国际组织将遵守此原则。”

邀请伊朗是共同决定

  伊朗作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也在被邀请之列。对此,有媒体认为,此举可能意味着上合组织在伊朗核问题上偏向伊朗。西方还有声音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对此,张德广表示上合组织不能赞同这样的论调。

  日前,张德广在接受《瞭望》周刊专访时也曾强调,邀请观察员国领导人参加此次元首峰会是成员国共同的决定,伊朗领导人作为观察员国出席峰会同国际社会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所作的努力没有任何矛盾。上合组织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张德广昨日透露,上合组织已就与观察员国未来合作问题达成一项内部文件,今后本组织将与观察员国进行多领域的合作。

并非政治和军事联盟

  对于上合组织在本地区的作用,有西方舆论将此与北约相提并论,张德广对此认为“完全没有根据”。他强调,上合组织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和地区,从不寻求对抗,它的旗帜是和平、合作、开放、不结盟,并非政治和军事集团、反美组织或者反西方的联盟。

  关于上合组织的能源合作问题,张德广表示,成员国的能源合作主要以油气、水电合作为主,以及进行勘探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些合作到目前为止主要在双边框架下进行,多边的合作形式还处于探讨阶段。

  地区的安全合作也是上合组织关注的问题。张德广认为这一议题无疑将在本次峰会议程之内,在本次峰会中还将有相关重要文件通过。他透露,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商定2007年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举行本组织框架内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此前,上合组织成员国曾于2003年8月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分两阶段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作为一个务实的机构,上合组织必须做好反恐的准备工作,这样的演习并非是针对第三国或者地区。”张德广强调说。

军机坠毁不会使中国预警机研制遭受致命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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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军方说,有关6月3日一架军用飞机失事的调查仍在继续。不过有消息说,失事飞机很可能是预警飞机。有专家认为,如果真是预警机,这次空难的人员和装备损失将使中国争夺未来战争制空权的技术更新努力蒙受挫折,但是不会对中国这方面的研究造成致命影响。

  据美国之音报道,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中国安徽省境内坠毁的军用飞机确实是中国的雷达预警飞机,那么中国侦察飞机的研制工作至少目前将蒙受损失军事技术精英的挫折。不过,中国研制侦察飞机的努力将不会受这次事故的太多影响,因为中国有决心﹑又有资金。

  美国克莱蒙研究所的军事研究员林长盛认为,中国的雷达预警体系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这次事故虽然将会使中国耽搁一些时间,但是所耽误的时间不会太多。

  林长盛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挫折,可能会延误一定的时间,不过,解放军现在有好几项空中预警机的研制项目,包括大﹑中﹑小三种类型。中等的就是以运—8为飞行平台,样式有两种,一种是平衡木的,另外一种是普通圆形天线的。所以说,尽管会有耽搁,但是从整体来讲,不会耽搁得特别多。”


安徽坠军机,凸现军队问题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准和人员素质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本周,一架中国空军的飞机在安徽坠毁不但引起了北京高层的震怒,同时也引起了香港媒体对中国军队背后存在问题的关注。另外,日本前天宣布解除对华日元贷款冻结,也是香港媒体关注的话题。

中国空军飞机失事后的第三天,香港《太阳报》就发表评论,题目是《空军飞机坠毁,凸现军队问题》。评论写道:“此次空军事故发生后,官方发布消息迅速,较过去事故发生后很长时间还未发布消息有了较大进步。但发生如此大的空中事故,还是令人扼腕。零三年的海军潜艇事故尚记忆犹新,如今空军又发生建军以来的最大惨剧。虽然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但中国军队近年事故频发,令人感到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准和人员素质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评论接着写道:“零三年海军潜艇事故发生时,距离二零零零年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下沉事件还不到三年,人们自然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分析。在前苏联时期,俄军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在国内也享受着崇高威望。但是,近年来,俄军的作战能力和地位都急剧下降。库尔斯克号再次突出了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军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场灾难无疑是四面楚歌的俄罗斯军队的一个缩影。

俄罗斯军队的衰败首先不是由于其军事技术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其军心不稳。在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各阶层收入的提高,军人与社会其他阶层人士在收入上的差别呈现很大差别,由此导致许多部队单位经营商业活动,甚至参与走私。曾有一段时间,那些商业活动的大部分利润都被用于补贴士兵福利和退役金。但是,中国官方却在1998年突然命令军队切断同商界的关系,这一点在军队内部引起怨恨。这几年,中国军费预算每年都有增加,但一方面军人收入与社会相比仍有差距,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在商业大潮中保持军心的稳定,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不然即便未来军人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也还是会有问题。最近揭发出来的海军副司令的经济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香港《大公报》则报道说,失事的这架军机为解放军空军新研制的预警机「空警─2000」,机上除5名空军试飞员外,其余全为电子专家。这是解放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军机失事事故,预料调查工作结束后,空军将有高层将领遭惩处、调职。

与此同时,《明报》的报道则写道:“中国曾向以色列购买预警机,后因美国阻挠,改向外国购买预警系统同时自行研发,近年「空警─2000」已完成。据了解,无论预警系统为何,解放军主要以俄式伊尔-76型运输机为载机。……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南京军区上空已多次出现该预警机的试飞训练,不少当地军事迷并在网路上激烈争论。军事专家认为,除了载机仍采用伊尔-76外,相控雷达、软体、砷化镓微波单片集成电路、高速数据处理电脑、数据总线和接口装置,都已达到国产化目标。尽管如此,西方军事专家认为,「空警-2000」仍无法和中国拥有的先进战机苏恺27、苏恺30的数据链连接,及时将空情、海情数据传给拦截机群。这或许是这次安徽空难中,罹难人员大多数是军事电子专家的缘故。”



日本解除对华日元贷款冻结

在中日关系方面,六月六日上午,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担任主席的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除2005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冻结,2005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为740亿日元。昨天的香港《信报》对此发表评论。文章写道:“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中日官方关系出现微暖迹象之后,日本官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做出的又一个举措。……

一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依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但看得出双方都在两个层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作一些切切实实的准备:首先是着眼于所谓的‘后小泉时代’,以适度的气氛回暖来为小泉继任人选一旦改善中日关系找到一个适合的下台阶;其次是认识到中日关系正面临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结构性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些事务性磋商的机制还须维持并完善。无论是着眼于“后小泉时代”还是更为长期的中日关系,背后的潜台词十分明显:中日双方其实都无法承受政治关系长期恶化的代价。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日关系中有一个人们颇为熟悉的名词,即‘政冷经热’;但坦率讲,这几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原来的‘政冷经热’一定程度已经转化为‘政冷经温’甚至‘政冷经凉’。去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对日贸易的比例较前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二。若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那么未来中日经贸关系受到影响乃至重创,就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德国高价卖技术 中国嫌贵考虑放弃沪杭磁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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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德沪杭磁悬浮谈判遭遇寒流,沪杭磁悬浮何时开工变成未知数。对此,中国有关官员表态说,沪杭磁悬浮也不是非建不可。另一专家更是直言,国务院只是批准对沪杭磁悬浮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媒体报道的进入“开工阶段”,媒体过于夸大了沪杭磁悬浮的“同城效应”。

谈判遭遇寒流

  来自德国的消息称,中德沪杭磁悬浮谈判已进入微妙时刻,该项目中德两国有两种合作模式。

  中方坚持设备、零部件大部分国产化,可以促进当地就业,增加GDP,为将来的技术转让创造条件,并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中方期望德国政府给予支持,成立合资企业经营,相关设备、零部件则要大部分在中国生产,德国生产的比例占10%。德国则更倾向让中方付费购买技术使用权,然后自行建造。

  双方在两种合作模式的选择中利益点显然各有诉求。德国政府在目前的谈判中,不愿以转让技术为代价,换取沪杭磁悬浮的建造权。

  然而付费使用磁悬浮技术则被中方否决,因为中方认为其开价过高。据披露,中方认为,德方的磁悬浮造价目前还有待进一步降低,因此拒绝了德方的开价。

  中国国家磁悬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吴祥明在德国发表了观点:“再不行这条线就不建了”。

 建沪杭磁悬浮主要是谋求技术强国

  沪杭磁悬浮于今年3月通过国务院批准立项,当时媒体报道称,该线全长175公里,工程概算350亿元,时速450公里,2010年前建成。

  这些信息公开后,有舆论认为,德国手握一把好牌,其主要观点为:其一,“十一五”规划中已经立项,如果不上马则会陷于被动;其二,沪杭磁悬浮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一部分,会影响世博会全局。

  但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项目处副处长柴贤龙却对此有不同看法。柴贤龙是高级工程师,从1996年开始研究沪杭磁悬浮项目,今年3月份的立项建议书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

  柴贤龙表示,国务院三月批准立项的时候,批准的是沪杭磁悬浮交通项目建议书,是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而决非外界所说的“开工阶段”。“既然是可行性研究,就有可行、不可行两种结果。”

  他披露,沪杭磁悬浮并不是现实所急需,150元钱的单程票价并不是普通公众能承受的,因此不会出现媒体渲染的沪杭“同城效应”。

不是非建不可

  柴解释,“中国决定上磁悬浮更重要是基于谋求技术强国的战略考虑。从战略角度,理想的状态是越早越好,但不是非建不可,并没有开工的时间表。”

  柴贤龙和上述同济专家均证实,“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曾在内部场合表示,沪杭磁悬浮并不一定非要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建成”。

  至于建造时间上,如果拖下去“并不一定对德国有利”。柴贤龙说,磁悬浮并没有像渲染的那样神秘,德国的优势在于经历几十年的试验,技术成熟、安全。而据柴介绍,浙江已有数家企业正在建设磁悬浮试验线。

  同济大学的专家则认为,即便不上磁悬浮,也还有两套替代方案:一是建沪杭高速铁路,32分钟到达杭州,和磁悬浮的28分钟相差无几,但造价低很多;二是采用国产的磁悬浮技术,开始时速可达350公里,然后仿照现有铁路提速的办法,逐步提速至450公里/小时。

温家宝将访问非洲7国

美联社北京消息,中国总理温家宝将从下周末开始为期5天的非洲7国之行。这7个国家是:埃及、加纳、刚果、安哥拉、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非洲访问期间,中国总理将同各国领导人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同非洲的贸易额翻了4倍,2005年的中非贸易额高达4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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