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出现回暖兆头

中日关系出现回暖兆头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6-05)



　　 文/吕耀东

　　5月以来，第五轮中日战略对话、第五轮中日东海油气田开发磋商、中日外长会晤和中日部长级“节能环保综合论坛”等一系列的多层次对话与互动，使沉寂多时的中日关系出现新的景象。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去年已经降至冰点的双边关系，又出现回暖兆头。

　　中日“对话”探索契合点

　　从中日关系全局出发，中国积极维持双边互动和对话的渠道。今年2月9日，外交部戴秉国副部长率团前往东瀛，举行第四轮中日战略对话，率先打破僵局。2月下旬，日本新任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北京之行，使中断已久的中日磋商解决“东海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温家宝总理会见二阶俊博，是自去年10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首脑与日本政要的首次会谈，使中日两国的对话、访问逐渐恢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中日东海问题出现新转机。尽管3月6日至7日举行的东海问题第四轮磋商并未取得实际进展，但是，在这一轮磋商中，中日双方坦诚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和观点。中国充分地阐述在东海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提出共同开发的构想。通过彼此几轮磋商的交锋，双方均明确了合作与交锋的必然性。在5月18日举行的第五轮东海问题磋商中，虽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仍然就下一轮的磋商达成共识。实际上，磋商本身的延续就是具有建设性的。可以看到，磋商进行到第五轮，日方由原来的对共同开发提议不接受到后来的接受以及就分歧进行沟通，这证明了磋商解决争端对于中日双方都是一个最佳选择。

　　其次，中日展开了双方从民间、政党和政府等多层次的对话与磋商。3月31日至4月1日，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访华，并受到胡锦涛主席的接见。继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和公明党政调会长井上义久率领的日本执政党代表团访华之后，5月1日，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访华，与中方积极探讨改善中日关系的途径。5月上旬，中日举行了第五次副部长级战略对话。5月23日，在卡塔尔召开的亚洲合作对话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举行了会谈。李肇星表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损害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基础，要求停止参拜。并在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上，就共同开发及其开展政府间磋商达成了一定共识。这是继去年5月日中外长会谈以来的第一次。

　　再次，通过部长级磋商，确保中日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为了确保中日两国间的贸易能够顺利进行，加强产业合作，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与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5月27日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就面向制定中日经济合作的中长期计划展开实际业务层面的磋商达成协议，将签订有关投资法则等经贸中长期计划，避免中日“政冷经热”转向“政冷经凉”。双方还预计在6月召开经贸局长级会谈，探讨东海油田开发及多项经贸措施。双方着重就日本的节能技术灵活运用到中国进行合作达成一致，并召开了“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双方通过对话与互访，再度认识到中日关系对于亚洲和世界经贸发展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希望通过发展经贸关系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意向。尽管中日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结构性隐忧，但备受“政冷”与“经凉”困扰的中日关系终于走出对话“瓶颈”，恢复局部的双边互动与沟通，迈出修复两国关系的第一步。

　　中方积极推动对话与磋商

　　尽管自5月以来，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战略对话、东海问题第五轮磋商及中日外长多哈会晤，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双方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东海等问题上的分歧仍依旧。中国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仍然积极通过对话、磋商寻求与日沟通。近期日本民意也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呼声，所以,如何理性评估当前中日关系，化解彼此的分歧，已经成为中日双边互动的重要任务。

　　中日需要加强“全方位”双边互动，以理性的态度化解中日分歧。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确认中日关系是“对两国均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强调两国关系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地区和世界意义。宣言明确指出，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日联合宣言》还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双方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分歧，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现存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歧和争议，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是对两国关系的重新评价和总结，是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结晶，它为解决目前中日的“矛盾和摩擦”提供了行动指南。

　　同时，中国坚持中日“三个政治文件”，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中日通过APEC会议、亚非首脑会议、中日韩首脑会谈和10+3首脑会议等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互动形式，进一步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济等方面交换意见。今年3月以来，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相继就中日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明确指出，当前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的责任不在中方，也不在日本民众，症结在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指出发展中日世代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贯方针，因此必须遵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和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强调只要日本领导人明确做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决断，中日首脑会晤和对话是可以恢复的。这些方针和主张，明确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方向和遵循的原则，为“调控”两国关系走出困境开辟道路。它表明中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立足长期视野，依据大局”的观点，积极构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的良好愿望。

　　改变“政冷”现状出路何在

　　中日政治关系既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又受到各自国内政局的影响。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出路有三个方面：

　　一是要维护和发扬中日经济政策互动的“稳定性”。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维护和发扬中日经济政策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虽然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困难”时期，但并未改变双方相互依存的客观存在。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仍然持续着一贯的良性政策互动关系。只要两国能够抱着互利合作的诚意，目前的摩擦和矛盾不会改变中日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

　　二是要充分认识中日“政冷”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通过建立良性双边互动的形式，化解中日外交困境。“政冷经热”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客观存在，是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决定的。因而，要尽可能以双边政策互动的形式解决分歧与矛盾；同时，通过多边“接触”和“沟通”，改善中日双边关系，增信释疑，双赢共进。

　　三是日本需改变对中国发展心存戒备的理念。彻底改变狭隘的岛国心态和残余的“皇国史观”，正视历史，停止制造直接或间接的中日摩擦与冲突，用实际行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主动调整和修正对华政策，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化大趋势。□

日本决定解冻对华贷款



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今天（6月6日）宣布，政府专责小组已经决定解冻对华日元贷款。

预计这项决定很快会由日本政府内阁核准。

安倍在宣布时暗示说，做出决定是因为两国关系开始出现缓和。

日本政府在今年三月间鉴于两国关系陷于低潮而决定冻结这项自1979年开始提供的政府间低息贷款。

据统计， 日本向中国提供贷款迄今累计已达300多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官方援助总额的60%左右。

去年的贷款额约合7.3亿美元。

累计300亿美元

日本决定推迟向中国提供这项援助性贷款是由于两国关系的紧张。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的争执等一系列争端，导致了紧张加剧。

不过，最近几周以来，两国之间出现了关系逐渐缓和的迹象，两国外长时隔一年多之后，上个月在卡塔尔进行了会谈。

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也表示，中日关系还没有恶化到“政冷经凉”的程度。

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指出，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仍然保持在一定水平，两国贸易额继续增长。

文中说，双边贸易去年已经达到1844.5亿美元，中日已互为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

20年来，日本对华投资累计超过540亿美元，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

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就业920多万人，年利润占日本企业海外总利润的10％。

日本宣布对中国提供740亿日元贷款

2006-06-06　9:50 am



　　（东京讯）环球在线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今天宣布，日本已经确定2005财政年度（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对华低息日元贷款额为740亿日元（6.593亿美元），比前一个财政年度少了大约100亿日元。

　　日本对华贷款通常在财年初期决定贷款预算，在财年结束时才公布具体贷款数目。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于今年3月份推迟了公布具体贷款数目的日期。

　　日本外务省官员多次强调，他们不过是推迟了贷款额的公布日期，而没有冻结对华日元贷款。他们还指出，虽然推迟公布日期，但由于贷款通常在数年内到位，因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停止向中国输入贷款。

中外交部：将日元贷款问题敏感化于中日双方不利

2006-06-06　6:00 pm



　　（北京讯）中新社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今天表示，中日间的资金合作原是中日关系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将此“炒”成敏感问题于双方不利。

　　刘建超作出上述表示前，有日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解冻二〇〇五财政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日本媒体预测，这个决定将在今后很短时间内获得内阁批准。但日外务省发言人拒绝证实该消息。

　　此外，日外相麻生太郎四日透露，日本可能利用七月底在马来西亚召开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之机再次举行日中外长会晤。刘建超表示，中日双方尚未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谈。

中国成立新机构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06-06-06　4:45 pm



　　（北京讯）新华网消息，中国首批１９家“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今天在北京挂牌成立。这些中心专门负责跟踪、分析国际市场的最新技术准入条件，帮助中国企业跨越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并就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向政府提供建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成立大会上说，技术服务中心的职能反映了中国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实施的全套“攻防策略”，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贸易竞争中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组织中的话语权。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张向晨表示，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任何国家都有权在别国贸易法规出台的６０天内就法规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然而，由于技术法规的专业性很强，没有专家和专业技术单位的支持，中国企业一般很难有效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只能单纯防守，被动应付”。

维护亚太安全需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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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来，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在新加坡举行一次亚洲安全峰会，来自本区域内外的23个国家以及某些地区都派代表出席，其中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亲自与会。

　　从过去这五次会议的情况看，各国在安全问题上有不少原则性共识，但也存在着诸多分歧。由于这种会议是论坛形式，务虚而非务实，因此它除了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之外，其实并无实质性功能。

　　当然，对话是有必要的，它毕竟有利于促进相互了解。可是，若各国只是满足于空谈，只是满足于阐述各自的立场，甚至还利用这个论坛来指责和攻击别国，那么，这种会议就不仅会失去意义，甚至会适得其反。

　　要维护亚洲安全，现在最缺少的不是表态，而是实际行动。如同往年一样，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亚洲安全峰会上，各国代表都表明了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原则立场，但结果依然是说说而已，未见任何后续方案和具体行动。

　　亚洲地区的安全究竟面临着哪些威胁？大致而言，除了这几年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恐怖活动之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马六甲海峡的运输安全。

　　对整个东亚地区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沿岸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还攸关东北亚各大经济体的能源安全。在亚洲安全峰会上，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各国之间也都有共识，但大多只是纸上谈兵。

　　除了海上运输安全之外，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最具现实意义的，应该是集体预防和应付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从前年的印度洋大海啸，到南亚各国经常发生的水灾，再到刚刚发生的印尼大地震，这些事件都在不断地提醒各国，若要维护安全，那就应该从最基本和最起码的事务上着手。

　　一场大水灾或一场大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后续负面效应，都要超过至今为止的任何一次恐怖爆炸事件。由于东南亚和南亚大多数国家发生此类灾难最为频繁，且灾后自救能力也很薄弱，因此，各国应该把赈灾问题作为焦点来讨论，并且还要真正地做一些实事。我们的看法是，安全对话的范围不应只限定在国防问题上，而应该把攸关民众生死的自然灾难也纳入其中。

　　我们还发现，最近两年的亚洲安全峰会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少数国家利用这个论坛，趁机对其他国家的国防事务进行公开的指责或质疑，这显然是不利于建设性、心平气和的对话。这些指责性的言论只会制造对抗气氛，而无益于相互了解，甚至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作为亚太安全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员，中国一直以较低姿态在亚洲安全峰会上露面，这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高调与会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中国国防部长的缺席，或许有利于避免与拉氏有关言论发生正面碰撞的情况，但是，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所谓亚洲安全峰会也就谈不上多大代表性。

　　因此，有必要说服中国积极参与这一对话进程，而最有力的说服首先便是让人们看到这种对话的积极意义，尤其切切不能使这个论坛变成相互指责、相互对抗的场所。

美中贸易巨额逆差真相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6-05)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丛亚平

　　 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频频以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发难，所谓的反倾销裁决和贸易保护措施频频出现。然而，中国真的存在与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逆差吗？

　　 联合国经济专家最近在北京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举进入，使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出现了巨大误差。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应属基本平衡，甚至中国方面还有一定的逆差。

　　 旧有贸易统计体系存在巨大偏差

　　 从传统意义上看，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大，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贸易发生额多、在贸易中的获利大，而全球化的推进却使这种传统看法遇到了挑战。

　　 美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贸易上的受惠程度，都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统计数字却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达到1141.7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认为美中贸易逆差竟达2020亿美元)。难道美国和中国比贸易能力反而大大不如？中国反而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获利者?事实显然不是如此。联合国贸发会议高级经济事务官李月芬的分析，对解开这一迷局提供了很大帮助。

　　 李月芬介绍，现行的国民经济和贸易核算结构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贸易差额制度的初衷是用来衡量跨境商业交易，因为当时外国直接投资和中间产品交易并不重要，所以当时并没有把此列入考虑因素。这样，进出口被定义为商品流进和流出国界的物资流动，贸易差额只是流入或流出一个国家的销售总值之间的差额。

　　 如今，世界经济正经历一场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全球制造业中的一些产业已经被分割细化或模式化，垂直化的分工允许各种产业在不同的国家内开展。资本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而劳动力依然是国际流动性最差的生产要素，因此大量的资本及中间产品流向劳动力丰富且便宜的地方。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对具有大量直接投资流出到国外的发达国家而言，国际商业活动正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化。由于发达国家到别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使得部分国际商业活动直接发生在别国而没有统计在本国的贸易额中（相反却变成了别国的贸易额）。然而只有具备竞争力的公司才能这样做，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仍然主要依赖跨境贸易，而到别的国家去投资和办企业的则极少。有统计表明，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和流入是差不多的，而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的流入很大，而本国资本的流出则很小。

　　 李月芬指出，对资本流出和流入基本均衡的国家而言，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仍较适用，但对中国这样外资流入远远数十倍大于本国资本流出的国家来讲，沿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出现了很大误差。例如2004年，中国引入外国投资共计5015亿美元，而资本输出仅有37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额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建厂形成的加工贸易，外国企业只是在中国利用便宜的劳动力组装了一下产品又流出中国，实现的贸易收益流入外国企业口袋，而贸易顺差的账却记在了中国头上，因为这些货是通过中国海关出去的。

　　 她分析，关联方贸易使中国的出口被高估。现行统计方法未考虑出口企业所属权的国别差异，例如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其中绝大部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华企业创造的，但2004年中国对美国却有加工贸易顺差727亿美元（中国实际只挣了低廉的加工费），另外中国对日本、韩国、东盟5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加工贸易逆差为633亿美元，这说明日、韩、东盟5国和台湾省利用中国便宜的劳力和土地等完成加工后从中国境内出口美国，使得本来是由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从而夸大了中国自身对美国的贸易差额。大量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都贴着美国公司的商标，这些产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由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所生产的。这种三角贸易加上美国子公司返销到其在美母公司的行为，也普遍被作为中国的出口加以记录。

　　 根据美国统计局统计，2004年关联方交易项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华美国子公司的反向出口）总值达到530亿美元。而从美国到中国的关联方出口(在美的中国公司的返销)只达到46亿美元。另外，美国在华公司生产的产品还大量在中国销售（2005年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达1076亿美元），这些贸易额也未统计在内。

　　 李月芬认为，跨境贸易额在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仍是用来衡量两国商业往来盈亏的最重要标准，而外国直接投资导致的贸易额大体上不记入此列。在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高于世界产品和服务出口额达两倍的情况下，此项遗漏就显得格外庞大。

　　 被夸大的全球经济不平衡

　　 美林证券公司在2005年的《新兴市场日报》中写道“实质上，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增长大部分是由于美国在华子公司对母国的返销”。如果考虑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关联方贸易以及考虑由中间产品交易所引起的双重簿记的影响，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将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2005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再一次明确了美中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其实是由在中国的外国制造业生产扩张带来的。

　　 李月芬说，尽管大部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增值不及出口价值的10%（美国自己的专家也承认一个在中国加工出口到美国售20多美元的芭芘娃娃，中国的所有加工费用只挣了36美分），而这些产品仍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

　　 李月芬认为，目前存在被夸大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层面的不平衡是存在的，但问题是所报道的数据是否能反映经济现实。某些因素必须仔细考虑：

　　 1.贸易逆差被认为是美国收支不平衡的罪魁祸首，2001～2004年逆差平均为年GDP的5%。然而如上所述，根据美国（国际收支）补充系统，在大多数年份贸易逆差被夸大了25%左右；

　　 2.目前资本收益率（现有的资产价格增长）并没有被包含在美国的国民收入和产品核算中。而美国资本收益是巨大的，2001～2004年占GDP的7%以上，来自外国子公司的利润在其增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3.企业储蓄（未分配的公司利润）在2001～2004年期间从2.1%猛增至4.5%，达两倍以上。来自海外经营机构的利润也上升了。美国公司比其他许多国家的公司经营状况都要良好；

　　 4.美国个人储蓄在2004年达到了最低记录即1%，这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警觉。然而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由于房地产、公司权益及共同基金实现或未实现的收入，2004年美国个人净财富为支配收入的5.6倍。另外美国国民大部分投资在基金和证券市场上，美国家庭的资产组成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李月芬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低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表面数据，并不能证明发达国家的出口在减少。发达国家渐渐使用以海外子公司的形式分销服务与商品，以取代传统的跨境贸易。对于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其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甚至达到其出口额的2到3倍之多。然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一种更为直接的市场准入模式）方式所产生的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并未计入东道国贸易收支表。海外子公司计入母公司的利润远大于计入经常账户的金额。

　　 她强调，反向贸易或子公司对美国的销售被计为所在地国家对于母国的出口贸易额，这种惯常的以“生产所在地”而非“产品所有权”来统计的国际贸易记录体系，扭曲了全球化后国家间商业活动的真实图景，非常偏向于发达国家，低估了他们的实际贸易额而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贸易额。发展中国家未拥有前沿科技而处于产业链下游，这种统计使他们的最终产品出口往往被重复甚至三次计为出口，扭曲的统计数据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贸易摩擦的牺牲品。

　　 李月芬指出，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网络造成的生产国际化，现在的“贸易收支表”编辑体系已经非常过时，并且有极大的误导作用。虽然跨国公司拥有其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数据，但美国等国政府及政策制定者和国际贸易组织者却并不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国际间的贸易活动。因此，目前非常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能准确反映国家间商业交流的贸易统计体系。

　　 真实的情况：中美贸易基本平衡

　　 李月芬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变“按产地原则”为“按所属权原则”的贸易统计方法，扣除美资在华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和美资企业产品在中国的销售额，再去掉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中国向美国实现的出口，那么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应属基本平衡，甚至中国方面还有一定的逆差。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姚枝仲介绍，以2004年为例，中国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为802.7亿美元。其中在华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对美国出口822.7亿美元，从美国进口233.3亿美元，实现对美贸易顺差为589.4亿美元。另外，在华美资企业还在中国境内销售了约为750亿美元的大量商品，扣除中国中间产品投入和劳务服务等少量收入后的价值，等于绕过关税壁垒的美国对华“出口”。中国社科院大致估算这部分“出口”价值应有几百亿美元。

　　 这样，在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802.7亿美元中，扣除在华外资企业与美国的贸易差额589.4亿美元中属于外资所得的部分，和中国境内美资企业的对中国国民的“净出口”几百亿美元，2004年中美国民之间的贸易差额要比统计上的802.7亿美元少得多。如果考虑到由于中国代替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在华美资企业购买产品中的非中国产部分，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国民对美出口的价值增值是否是顺差还未可知！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统计数据，目前无法给出具体数字。

　　 2005年，中国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为1141.7亿美元。估计在华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对美国出口107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279亿美元，在华外资企业实现对美贸易顺差800亿美元；而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向中国国民销售额达1076亿美元（等于“出口”），“净出口”明显高于2004年。扣除在华外资企业与美国的贸易差额中属于外资所得的部分，和中国境内美资企业的对中国国民的“净出口”，中国贸易顺差所剩无几。如果再考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很可能没有什么顺差，甚至有一定数额的逆差。

　　 美国：揣着明白装糊涂

　　 中国社科院王立强认为，从美国统计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司提供的数据，以及美林证券公司、美国对外贸易统计专家组的报告等都表明，美国政界实际上是明白美中贸易中美国是巨大的获利方，美中贸易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极力喊叫的巨额贸易赤字。他们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着并不反映真实状况的传统贸易数据叫板，除了想谋取更大的直接利益，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推卸责任之外，还想利用失真的统计数据把中国变为世界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把水搅浑。

　　 对于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大量贸易顺差挤掉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李月芬指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本身也表明，并不是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都取代了美国国内产品。中国的进口实质上只替代了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例如中国增长的进口份额只是部分取代了来自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地的进口，取代的原因是中国加工的产品更便宜，使美国国民的获利更大。

　　 李月芬认为，即使站在美国的立场，海外子公司的业绩会影响到股价、国际收支综合差额和商业信心。因此，漏记或错记的经济活动将通过传导渠道影响各国宏观经济条件。因此，仅仅基于跨境贸易的统计数据和经济决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及时、准确的经济行为的数据，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上，其政策制定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也不能被大众理解或反映经济现实。而正确的贸易及商业统计必定能大大减少由于错误理解和决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急需建立更科学的贸易统计新体系

　　 李月芬指出，要害的是贸易统计数字的扭曲，带来了重大的国际争端和对中国不利的局面。人们通常认为，贸易顺差代表着顺差国的商业获利主义倾向，而贸易逆差则表明逆差国的经济脆弱和受损。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贸易争端频繁发生，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美方对中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从国际多边层面看，贸易差额也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评估市场准入和某些争端解决的基础。在很多情况下，贸易差额已经成为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做出政策决定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因此，中国亟待要做的一件事，是建立更科学的贸易统计新体系，使遭到扭曲的数据得以还原真相，并将这一真相告知于天下。

　　 李月芬认为，当前多数国家没有能够反映变化了的经济环境的贸易数据。她建议，这些国家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新的贸易统计体系。美国国际交易账户中关于经常账户部分补充性的、基于企业所属权的框架可以是一种选择。基于所属权的进出口产品价值增值可以作为收集、编制贸易收支表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增值可用来比较母国或东道国的总产品价值，以确定子公司的贡献度。像中国、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开始考虑这样的体系。尤其是中国，应该尽快确立这样的体系，因为中国的贸易数据可能是与现实情况相差最远的国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迟早也会出现中国面临的问题。

　　 她提出，在WTO的框架之下，对贸易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论时，诸如子公司销售、关联方贸易及中间产品贸易因素等必须被考虑在内。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都在拓展进一步统一国际交易概念及划分的方法。在WTO的大框架内分析这个问题，对于设计出一个适应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模式将会有巨大的帮助。

　　 李月芬进一步指出：这一新的贸易统计体系的首要原则就是:根据“资产所属国”而不是根据“货物/服务的出口（进口）商所在国”来统计对外经济活动的数据。根据此体系：

　　 出口的计算方法为：第一，中国所属母公司与其在海外的子公司的跨国界内部销售以及在华外国公司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都不算中国的出口；第二，中国子公司的海外销售才算中国出口；第三，中国所属公司对在华外国子公司的销售也将算中国的出口。

　　 进口的计算方法为：第一，从海外中国子公司的进口以及在华外国子公司的进口都不算中国的进口，第二，中国人从在华外国子公司的采购算中国的进口；第三，海外中国子公司从外国公司的采购算中国的进口。

　　 李月芬和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指出，重要的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极高，如对贸易差额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国家竞争能力和产业结构都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更接近真相的贸易统计数据，将有力地支持中国在与美欧等国的贸易争端中立于有利的地位，保护和支持中国的企业和外贸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面临国际收支平衡压力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6-05)



　　 已连续十多年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在2006年继续上演。其实，去年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量就被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而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这一格局在中长期内蕴藏着可观的风险，如何对此加以调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

　　国际收支平衡压力缘何猛增

　　与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曾长期苦于外汇缺口、资本缺口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承受着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贸易收支总体上仍呈现逆差格局。1980～1989年间，中国除两年之外均为逆差，收支相抵累计逆差442.9亿美元。相应地，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一直很少。直到1981年末之前，我国外汇储备从未达到10亿美元。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际收支格局开始悄然巨变，经常项目（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成为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常态。在资本项目，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所有国家中也名列前茅。在经常项目，1990年以来，除1993年之外，中国历年贸易收支均为顺差，且顺差额与日俱增：1995年以来，中国历年贸易顺差均超过100亿美元，2005年高达1019亿美元，创造了中国年度贸易顺差的历史最高纪录，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1～4月，我国贸易顺差又达337.51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对外资产规模迅速膨胀，中国从对外净负债国到对外净资产国。1981年末，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达到27.08亿美元；1990年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10.93亿美元；1996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50.29亿美元；而2005年一年增量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余额高达8188.72亿美元。回首当年，中国确实已永远告别了外汇短缺的年月。今年5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公布《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提供了2004、2005两年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余额数据，在这两年我国国际投资头寸均呈对外净资产态势，且对外净资产大幅度增长。2004年，我国对外净资产1203亿美元，在全世界已公布数据国家中排行第六；2005年，我国对外净资产猛增139%达到2875亿美元，世界排名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之所以出现连续十多年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并导致外汇储备和对外资产总额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极为成功，以至于中国崛起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最大变化。1978～2005年，我国大陆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上升至14219.06亿美元，增长67.89倍，年均增长16.97%；其中出口总额从97.5亿美元上升至7619.53亿美元，增长77.15倍，年均增长17.52%。目前，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行列。与此同时，在中国迅速扩张的国内市场、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等众多因素吸引之下，外资纷纷涌入中国，中国成为国际投资者心目中最佳投资场所。

　　此外，从2002年“人民币升值论”兴起之后，热钱流入对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贡献也相当突出。在正常情况下，旨在获取汇率变动收益的热钱流动应当纳入资本和金融项目，但我国资本项目管制并未完全开放，很多热钱是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流入的，因此，其规模的准确数字很难给出，不过大部分认为一年应该有上百亿美元乃至几百亿美元的规模。

　　双顺差犹如双刃剑

　　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对外资产存在正、反两面影响。其正面影响首先表明我国已彻底摆脱了目前仍在困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

　　其次，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拥有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不会被债务危机或压制本币汇率的投机性货币攻击打倒。尽管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环境中，压制人民币汇率的投机性货币攻击似乎相当遥远，但外汇市场从来就风云变幻莫测，1993～1997年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下于今日，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人民币就转而承受了巨大的贬值压力。

　　而除了加剧贸易争端之外，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外汇储备增长过程导致我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导权。外汇占款早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货币供给增速超出货币当局预想，人民银行2005年初制定的全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目标是15%，实际执行结果是增长17.57%，增幅比2004年末高2.94个百分点。

　　其次，巨额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且我国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要减轻外汇占款造成的过多基础货币发行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加大回笼现金力度，或提高利率，但这些操作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本来就已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因此雪上加霜，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又将刺激国内资产市场泡沫膨胀。

　　时至今日，资产市场崩盘（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出轨，已成为宏观经济高增长中蕴藏着的最大风险，一些资产市场价格增长过快，可能把整个金融体系拖下水。从房地产市场到股市、期货市场，面对当前中国资产市场的一派“繁荣”景象，不少论者喻之为日本19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但那时日本内资制造业有着强大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制造业基础坚实；而我们目前制造业过度依赖外资，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基础不坚实，比作日本可能不太恰当，反而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四小虎和东盟国家接近。万一资产市场崩盘，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第三是资产的收益差问题，因为储备资产收益率较低。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2003年间，拉丁美洲、东亚（日本除外）、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12.9%、14.7%和11.3%，全体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资本回报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当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内流”的结果组合，本质上不过是中国用海外低收益资产替换了国内高收益资产，中国为此不仅牺牲了国民当前的消费，也牺牲了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而投资效率不高正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投资症结。

　　在多元目标中艰难转型

　　除非能够向外星人出口，否则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无休止地积累贸易顺差和储备资产而不引起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失衡。为对“双顺差”加以调控，“十一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要遏制双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失控，一方面需要降低贸易顺差增速，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新的外汇管理制度避免国际收入顺差全部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增量。

　　在降低顺差增速方面，要做的不是遏制出口增长，而是通过启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带动进口增长，“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进口”。在扩大进口增长方面，也应避免在高位大量买入初级产品。

　　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造成高外汇储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实施近10年的非正式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安排下，企业除可保留的少部分外汇收入外，其余外汇收入必须全部在规定期限内调回国内并兑换为人民币，而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必须全盘吃进其余市场参与者抛出的外汇，导致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被动增长。对此，我们已在外汇市场上引进了新的做市商，下一步应是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改为意愿结汇制度。

　　片面追求贸易顺差和储备增长的政策取向必须改变，中国外贸必须走效益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又注定歧路纷繁、崎岖难行，在到达终点之前，我们还要一次又一次地面临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得不在这些重要目标之间进行艰难的取舍。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国造就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无需付出重大代价积累过多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但短期内过快地削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又势必危及对人民币的信心，反而妨碍我们实现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变中国的外贸商品结构，实现“赶超”目标，但在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过分激进地追求提升产业结构、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又势必要减少就业机会，反而不利于更多的社会成员普遍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追求终极目标的决心不会也不应有任何动摇，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慎重和果断同等重要，必须在期望达到的、往往不无相互冲突的多元目标中进行全面的权衡。

　　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对外经济平衡、不断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等主要目标中，可以认为，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即对外经济平衡）与价格稳定目标是统一的，但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这是因为净出口在2005年事实上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力军的作用，尽管在中长期内需用内需取代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这一点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大幅度加大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本已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消费增长则取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恢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就，而这两点均非一日之功。因此，如果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力度过大，可能将面临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在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已明确我国今年宏观经济政策主题将是反通货紧缩之时，这种风险可能是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美欧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兼最大贸易顺差来源，我国对其出口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宏观经济形势。今年美欧经济形势看好，其进口和贸易逆差总体规模短期内不太可能显著削减，我们如果一味追求抑制贸易顺差增长，结果很可能不过是丧失我们本可赢得的市场，却让其它国家（包括某些与中国存在潜在政治军事竞争关系的国家）有机可乘，美欧贸易保护主义的烈度也不会明显降低，从而使我们两头落空。

　　在产业结构目标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外贸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分析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自的增长态势，以及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中国外贸效益正在表现出积极的提高趋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般贸易方式出现复兴苗头；其次，加工贸易方式内部进料加工增长速度继续远远超过来料加工的增长速度；第三，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趋向提高。就长期而言，2005年中国贸易方式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但在中短期内，这一发展趋势更多地将推动贸易顺差的增长。尽管不应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增长，也需要抑制贸易争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人民银行冲销干预的负担，但我们遏制用以追求上述中短期目标的手段不应抑制我国贸易方式的上述发展趋势，从而损害长期发展目标。

　　有鉴于此，至少就今年而言，在追求对外经济平衡时不宜单纯遏制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而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即寻求减少资本项目顺差，通过外汇市场和外汇管理制度的调整来使顺差不至于全部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增量。在第一个方面，需强化监管，减少热钱流入，以及继续适度扩大资本流出的自由度，有秩序地减少资本流出管制，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许需要制定一份中国式的“黑字还流”计划了。在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向意愿结汇制过渡。□

中国钢企艰苦谋求“中国声音”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6-05)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荣

　　《瞭望新闻周刊》到本文发稿时止从可靠渠道获悉，中国钢厂将继续坚守在谈判桌前，围绕中国市场中一些未决的问题，尽最大努力继续与谈判对手进行探讨。此前关于中国被迫接受19%铁矿石涨幅的说法，则属子虚乌有。

　　自5月16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与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达成本年度矿价上涨19%的协议之后，中国大陆之外的全球其他地区主要钢厂都已采取了“追随”的态度，纷纷接受了上述涨幅，可谓“大势已定”。但中国钢厂坚持矿价不应“无视中国市场的情况”。全球矿业巨头与中国钢厂的议价未果，表明本年度的谈判尚未“尘埃落定”。

　　不应无视中国市场情况

　　近期中国方面的矿价谈判成为“热点”，各种传言满天飞。海外媒体更是传出“中国已被迫接受19%涨幅”的消息。

　　《瞭望新闻周刊》从可靠人士处获悉，代表中国钢铁工业利益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召集国内主要钢厂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铁矿石价格谈判继续下去，“6月份再找矿山方面谈判”。

　　此前，中钢协已连续两次发表声明，认为任何“无视中国市场情况”的不合理矿价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并明确表示谈判应该继续进行。

　　按目前的情势看，中国钢厂可谓“孤军奋战”。自从“淡水河谷－蒂森克虏伯”价格出台之后，矿山方面相继与全球第一钢厂米塔尔、欧洲钢厂主力阿赛洛、亚洲的韩国浦项和日本新日铁达成了“追随”协议。业内把全球钢铁业称作“多米诺骨牌”，这副骨牌一路倒下之后，中国钢厂成为“最后站着的一张牌”。

　　中国钢厂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矿山方面当然也不可能无视其提出的要求。近期淡水河谷公司连发“狠招”，先是向中国主要钢厂一一发出价格“确认函”，中国钢厂以“谈判小组谈判尚未结束”为由一一打回；之后淡水河谷老总又通过海外媒体要求中国钢厂限期确认价格，否则矿石供应将另行决定，这些举动招致中国业内人士的普遍反感。在中国钢厂的坚决要求下，谈判已于6月初继续进行。

　　大部分市场分析人士都认为，除了在矿价涨幅上进行协商确认之外，中国钢厂在如何完善目前谈判机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方面也应有所作为。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钢铁行业对个别矿山企业的“小动作”已多次表示不满，其中包括单方面透露谈判报价，以期影响谈判进程。淡水河谷公司绕开钢铁业内的主谈企业，采取“迂回战术”，选择欧洲“非主谈企业”的蒂森克虏伯公司签下价格“第一单”，也使中国钢铁业对这个价格的“代表性”提出质疑。

　　业内人士说，中国参与全球矿价谈判的时间并不长，但也不愿意让人利用现行机制的漏洞进行不合理的博弈。绕开正常的协商谈判，采用或明或暗的“压服”手段，都不利于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

　　此间一位市场人士对记者说，如果各种“耍弄聪明”的所谓“谈判策略”或者各种变相的“压服”成为谈判桌上的主流，那就谈不到双方的“共赢”。

　　“三角平衡”难以把握

　　虽然谈判还未到终点，但矿价高位运行的态势已成定局。中国钢铁业将再次在成本、钢价和市场需求之间寻找艰难的平衡。

　　由于矿价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的预期，已使国内主要钢厂纷纷作出钢价上调的决定。宝钢最近公布了三季度钢材价格表，基本是一个“普涨盘”，平均涨幅在6%～8%左右。其他的一些大中型钢厂也在陆续发布调升价格的通知。

　　虽然市场预测人士已对矿价上涨对钢材成本的影响作了预估，普遍认为矿价上涨的因素基本能够被大型钢厂所消化。但是与去年的钢价高点和钢厂利润高点相比，目前恢复性回升的钢价依然处在“钢厂减利”的通道之中，成本的上升将进一步成为减利的因素。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需求。去年矿价大涨71.5%的时候，国内钢厂也普遍大幅调高钢价，但由于市场需求支撑乏力，钢价依然一路下滑，使得钢铁业形成“上游成本和下游价格”两头挤压的局面。

　　据目前市场的反映，需求的基本面还较为良好。但也有市场人士反映，在钢价调升后，市场成交的跟进情况在局部市场和局部品种上已有“脱节”的表现。此间“我的钢铁”咨询公司在一次市场分析会上说，目前中国钢材市场需求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出口。但中国的钢材出口有着结构性的限制，其动力的持续性不足。

　　一旦成本、钢价和需求“三角失衡”，中国钢铁业会不会再次进入一个“起落”的轮回呢？

　　“软肋”要对症下药

　　不管今年谈判结果到底怎样，中国应为今后的谈判作出长期的打算，毕竟中国对铁矿石的进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业内人士说，现实的做法是“自己的问题先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对进口矿石的需求，分散为现货和合同供货两大市场，由两大市场“价差”而起的短期炒作因素大大干扰了长期合作机制的形成。

　　据长期跟踪铁矿石供求的专家分析，中国铁矿石现货市场比重过大，使得长期合同价在中国市场部分丧失了代表性。即时供求、炒作因素左右了中国铁矿石市场，使得长期协议矿的谈判也引入了现货参照系，“短期”左右“长期”，增加了博弈难度。中国矿石对外采购力量的整合度不高，“多头对外”，很容易让矿方“多头击破”，使得谈判中供需力量对比失衡。国内钢铁业结构调整迟迟不见实质性进展，钢产量减不下来，矿石需求依然处于高位，市场天平很容易向矿方倾斜。

　　国内多家研究机构都表示，再不彻底整顿国内矿石贸易市场，合理调整矿石需求，中国不仅在今年的价格谈判中会陷入被动，而且今后每年的谈判都会非常艰难，对钢铁产业和宏观经济产业链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铁矿石价格暴涨，只是眼下国际原料商品市场“热火朝天”的一个缩影。有国际评论家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已进入新一轮“价格重估”的时期，中国、印度等崛起中的大国对原料商品的需求急剧扩大，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格局。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国际原料商品供应商和大量投机性游资不乏夸大“中国因素”作用借以牟利的动机，这很容易给市场注入“泡沫”。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因素”自身如何自律，如何理性地组织起来，有效释放能量，是一个重大问题。

　　只有自己“挤尽泡沫”，才能拒绝甚至戳破外在的泡沫，否则泡沫只会越吹越大，反过来伤害自己。中国的相关业界应该三思。□

全球最大酒店拟在华快速扩张

（英国）FT中文网 (2006-06-06)



　　全球最大的酒店运营商洲际酒店集团(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首席执行官高蓄来(Andrew Cosslett)表示，该公司将紧随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华大举扩张。中国目前的基建状况类似于当年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开发美国中西部的筑路计划。

　　高蓄来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承诺，推动了洲际酒店集团2008年前在华新开设75家酒店的计划。中国拟在未来15年内新建公路8.5万公里，将中西部贫困地区与全国其它地区连接在一起。

　　洲际酒店集团的上述评论，突现中国已成为全球酒店连锁集团的新战场。目前，这些集团在竭力争夺竞争激烈、已经饱和的西方市场。洲际酒店集团在中国拥有51家酒店，分属其洲际(InterContinental)、假日酒店(Holiday Inn)和皇冠假日(Crowne Plaza)三个品牌。

　　高蓄来向《金融时报》表示，中国的基础建设热潮将改变中国酒店业的命运，就像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在假日酒店连锁的创建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对我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机遇，”他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几乎就是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翻版，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修建高速公路体系，开发了整个美国中部地区。假日酒店由此应运而生。在8至10年经营之间，假日酒店从孟斐斯由4家酒店组成的连锁，发展到1300多家连锁店。它就随着高速公路体系（一起）发展。”

　　业内分析人士估计，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对外国旅游业的不断开放，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使中国酒店客房供应存在100万间的缺口。酒店行业咨询公司Lodging Econometrics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亚洲所有的新酒店项目中，中国占了将近一半，所有的大型酒店连锁都有意在华扩张。
韩国SKT拟11亿美元入股中国联通

（英国）FT中文网 (2006-06-06)



　　韩国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SK Telecom(SKT)计划出资约11亿美元，购买中国第二大移动电话集团中国联通(China Unicom) 10%的股份，此举将使SKT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立足。

　　据SKT已经接洽的一些银行家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处于延聘顾问进行此笔投资的阶段，可能“很快”就会选定顾问。

　　首尔一位银行家表示：“SKT希望今年达成交易——它们有50名员工正在研究对中国进行一项大额投资。”其他人士证实，该公司的目标就是中国联通。

　　在韩国业已饱和、规模为170亿美元的本土市场上，该国手机运营商一直在力图开发新的收入来源。

　　它们一直在第三代网络（3G）方面大举投资，希望无线数据服务能够创建一个新市场。目前，该项服务占SKT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然而，分析人士对SKT投资联通持怀疑态度。他们表示，中国联通的前景不太明朗，而且在任何重组事宜上，这家韩国公司不太可能拥有多大的决定权。

　　与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移动相比，中国联通的收入及利润都相形见绌。自1999年在港上市以来，中国联通的股价已跌逾一半。

　　根据中国联通目前大约110亿美元的市值推算，此笔交易的价值将约为11亿美元。

　　分析人士称，中国电信企业的资本支出需求很大，而且还要考虑3G问题，这加大了中国企业进一步向类似SKT等投资者筹资的可能性。

　　SKT发言人Cindy Kang昨日表示，该公司“正继续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但她拒绝就任何对中国联通的投资发表置评。
网通以超过4亿美元出售亚洲网通全部资产

（中国）计算机世界日报 　(2006-06-06)



　　6月5日消息，中国网通香港上市公司(简称中国网通：HK-0906)今日宣布，将以1.69亿美元出售其所持有的亚洲网通全部股份。加上网通集团所持有亚洲网通的非上市资产，总出售价格超过4亿美元。 　　

　　据悉，由于当初网通上市政策，亚洲网通资产被分为网通上市和网通集团两个部分，此次交易除上市公司持有的1.69亿美元资产外，还包括网通集团所持有的资产，总价格超过4亿美元，超过此前媒体披露的3.5亿美元的谈判价格。目前交易还有待监管部门批准。 　　

中国网通表示，已经在上周五同意将亚洲网通全部股份出

　　售给Spinnaker Capital及安石(Ashmore)投资管理公司，两家公司总部均设在伦敦，以新兴市场为主要投资领域。中国网通强调，出售完成后，将会在国际运营方面继续保持同亚洲网通的业务关系，包括从亚洲网通购买容量。 　　

　　今年5月份，已经传出网通有意出售亚洲网通资产，并有消息透露，接盘亚洲网通的可能是由安石投资管理公司牵头的英国投资者，交易价格为3.5亿美元，随后网通董事长张春江则否认称，公司一直在加强亚洲网通的运营水平，其中包括将其出售或进一步压缩成本等计划。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网通去年中向母公司收购4省业务后，使其净负债比率急升，通过本次出售亚洲网通业务，将使财经状况改善。另外，对比当初网通收购环球电讯海底光缆资产8000万美元的价格，除去约1亿美元的后期投入，网通收益依然丰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田溯宁的独特投资眼光。 　　

　　亚洲网通是一家亚太地区海底光缆运营商，为中国网通旗下全资子公司。在2002年，网通集团联合新桥投资、软银亚洲基金，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濒临破产的亚洲环球电讯海底光缆资产，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亚洲网通，随后网通集团从两家合作伙伴手中收购了亚洲网通49%的股份，实现了100%控股。

人民币兑美元汇改后单日最大涨幅 升值猜测再萌芽

（香港）凤凰网 　(2006-06-06)



　　昨日，人民币兑美元创下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调2%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美元在询价交易系统收于人民币8.0077元，低于上周五收盘价人民币8.0230元，大跌153个基点。6月5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中间价为人民币8.0096元，较6月2日8.0214的中间价低118个基点。

　　摩根大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继上周中国银行的首次公开发售受到市场热烈响应后，人民币可能将以更快的速度升值。

　　人民币兑美元突如其来的大涨显然是受上周五美元大幅下挫的影响。上周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预期，市场随即修正美联储本月升息的概率。美元在国际市场遭到抛售，美元指数急剧滑落至84以下，伺机已久的欧元乘机蹿升至1.29美元以上。

　　近期，有关人民币加速升值的猜测似乎再次萌芽。即将于本周末召开的八大工业国(G8)会议可能将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4月下旬，将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币汇率的G7公报曾经引起全球外汇市场的动荡。但人民币汇率却固若磐石，日元成为炒作人民币汇率的替罪羊，一路攀升至110日元兑1美元以上。

　　就在不久以前，类似的关于人民币的猜测曾“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的美国之行是人民币加快升值进程的一个重要契机。而到头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维持在略高于8.0的水平。

　　然而，一些中国观察家指出，中国经济、中国官方言论，甚至是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都会使人民币兑美元交易区间更可能在未来一两个月内有所扩大。

　　中国央行上周在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

　　此外，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汇改以来是以上升为主，但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的走势却是一波三折。6月5日，欧元中间价为人民币10.3630元，甚至高于汇改前汇价，仅关注美元兑人民币汇价水平失之偏颇。（记者张燕）国际金融报

中国股市一枝独秀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06-06-06)



　　5月份新兴市场普遍溃败，中国股市却一枝独秀。路透(Reuters)旗下Lipper跟踪分析的中国区共同基金只下跌了4.2%，而新兴市场基金的整体跌幅却达到了10.4%。单个市场的比较就更加明显了：向外资部分开放的上证综合指数5月份飙升14%，而香港股市H股指数则下跌了2.5%。

　　其他指标也体现了最近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极大热情：上周美林(Merrill Lynch)在纽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研讨年会吸引了创纪录的与会人员；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被大量超额认购，股价已飙升18%。

　　不过，中国股票长期表现一直很差。截至5月底的5年内，中国股票平均年涨幅为11.7%，而多样化新兴市场基金的涨幅则是20.4%，拉美基金的涨幅更是达到22.3%。

　　随著人民币的升值，中国股票的相对表现还会进一步好转。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例如允许个人购买更多外汇，允许投资外国证券，等等。即使如此，人民币币值仍被人为压低。

　　新兴市场最近的动荡与七大工业国(G7)指责中国汇率管制太严的时间相一致。布什提名的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据称与中国的关系好于前任斯诺(John Snow)，有望更进一步促使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Institutional Strategist的分析师拉里?杰德罗(Larry Jeddeloh)上周称，中国目前是骑虎难下。

　　散户投资者对数量不多的中国股票的需求仍很旺盛。道富环球投资管理(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新兴市场策略师乔治?霍格特(George Hoguet)指出，中国股市占中国经济的比例只有10%，远远低于邻国水平；公司债券也只占GDP的1%。 （本文译自《巴伦周刊》）

布什会见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考察团

2006-06-06　12:10 pm



　　（华盛顿讯）新华网消息，美国总统布什５日在白宫会见了正在美国考察的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考察团，表示美国愿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考察团团长、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周强向布什介绍了他们在美国考察的情况。

　　布什在会见中表示，中国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极其重要的国家。胡锦涛主席不久前访问美国非常成功，双方谈得很好。美国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愿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教育交流和青年之间的交往。

美商会促华府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


美国商会在北京和上海的成员表示，希望政府只限制能为军用的产品，而放宽其他对华技术出口。

美国商会成员趁每年一度到华盛顿"叩门"游说活动期间，由驻上海和北京代表向华府发出这一讯息。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商会成员希望美国政府只集中管制能使用到军事上的产品，但放宽其他技术出口中国，避免美国的商业机构失去中国的市场份额。

美联社引述一家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表示，美国政府为避免敏感技术转移到中国军事用途所实施的出口限制太广，例如可用于军车的机器活塞、凸轮轴等出口被禁止，但它们实际上没有特别的军事用途。

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这项管制措施不公平，同时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美国商会在上海和北京的代表在5月16至18日与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等对华决策单位会面。

商会代表还促请美国政府加快处理签证、协助对付严重的盗版问题。

奥迪在华销售增加一倍

德新社印格施塔特电，大众旗下的奥迪仍在保持高速的发展。今年头5个月里，奥迪的全球销售业绩增长了11,5%,售出车辆38万3600台。仅在今年5月，销售量就增长了9，2%，售出车辆7万9200台。奥迪总部周二的新闻发布说，几乎在所有国家，奥迪最近的得分都是最高的。今年的头5个月内，奥迪在中国共卖出了32568辆汽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德固赛集团与大连绿源成立中德合资公司

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德固赛集团（Degussa）已与大连绿源新化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Lynchem）组建合资公司，旨在扩大生产基地及高性能聚合物生产的灵活性。据悉，设在北京的德固赛集团中国子公司购买了51%的股份，全部交接工作最晚将在2006年底之前完成，此前还需要当局开具许可证及卡特尔审批。

默克尔同温家宝通电话
德国联邦新闻局电，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通电话时都表示，伊朗如果能回到谈判桌前，那将具有重大意义。有关伊朗议题，两位总理进行了详谈，他们都认为，重新回到外交道路上解决伊朗问题是共同的目标。目前，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专员索拉纳正在伊朗访问，他将向德黑兰政府提交新的谈判内容。作为回报条件，伊朗应立即中止浓缩铀元素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