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30周年 各界召开纪念会

唐山地震30周年 各界召开纪念会

唐山各界人士周五（7月28日）举行仪式，纪念大地震30周年。地震造成24万人丧生。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河北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纪念大会。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说，“举行纪念大会就是要向地震罹难的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烈士们表示悼念，向英雄的唐山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纪念大会在唐山市燕山影剧院举行。

纪念大会召开前，河北各界人士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举行了向唐山地震中遇难者和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默哀仪式，并向唐山抗震纪念碑敬献了花篮，以表达人们的哀思。


天灾人祸

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里氏7.8级，是20世纪破坏最严重的地震，超过90%的城市建筑被毁。

震中位于唐山市地下8公里，唐山市周围县市也受到地震严重破坏。

虽然唐山地震后变成一片废墟，但是灾难的消息很长时间才公布，地震死亡人数一直等到1979年才公布。

中国政府向唐山灾区提供救灾物资，并派军队紧急奔赴灾区抢险救灾，但是拒绝接受任何国际援助。



地震发生时正值给中国造成巨大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中共领导层权利斗争激烈。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当年1月去世。

发动文革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重病卧床，唐山大地震两个月后去世。他的去世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

自从大地震以来，唐山已经彻底重建，产业仍以钢铁和煤矿为主。

中共扩大"钦差"微服私巡工作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言人干以胜宣称，旨在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的巡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周四（7月2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新闻发言人干以胜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中纪委和中组部已完成对30个省区市、9家中央管理的银行、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巡视工作。

在地方层面，各省区市巡视范围也扩大涵盖489个市（地）和直属厅（局）及888个县（市、区）。

干以胜说，在这半年中，中纪委、监察部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进了行政监察工作，其行政监察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微服私巡"



据称，这一令人联想起中国古代钦差大臣微服私巡下级官员品行政绩的作法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得到了加强，因此巡视工作将深入推进。

干以胜还通报，2006年上半年，11个省级政府和18个较大市政府共追究行政执法责任人员1万余人次。

虽然干以胜没有透露中纪委巡视工作的详情，但是据报道说，中纪委是于2003年成立一支由45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巡查组，成员中包括前江苏省党委副书记、前河南省人大主席以及其他中纪委或者监察部的退休官员。

与此同时，全国省政府也被要求派遣出"钦差"巡视组来监查下级县政府官员的工作。报道说，在明年党代会召开前，中央巡视组需完成对于全国各省政府官员的巡视监查工作。

据称，通过巡视工作，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以及拖欠建设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得到纠正。

截至6月底，各地已偿付历史拖欠工程款1170亿元，占全部拖欠总额的95.2%，

温家宝力挺最高检察院揭发人事部“纵容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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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属下的《检察日报》近日一篇文章，罕有地批评了地方一些法院滥用缓刑，使贪官实际上不用坐牢；该文又直指，人事部一项不当规定，让缓刑贪官将来有可能保住职务和权力。中国法院和人事部这些失当做法大大危及中国中央政府反腐的威信。
　　中国检察机关敢于指出其他部门的问题，一来可能长期遭受“委屈”，不愿再背“反贪不力”的黑锅，二来也可能得到中央领导支援。无论如何，《检察日报》见义勇为，值得一赞。

　　《检察日报》7月2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 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

　　据指出，2003年至2005年，全中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 19．74%的年均缓刑率。这也是说，每十个贪官里，有五个都获得缓刑判决，实际上不用坐牢。更离谱的是，一些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的官员被判有罪，处以缓刑和免刑后，根据有关法律，可以保留公职而不被开除。

　　根据1999年人事部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缓刑的，如果安排了临时工作，可以按照缓刑前基本工资额的60%发给生活费；缓刑期满后可以分配正式工作；缓刑期满后达到退休年龄的，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按照重新确定的工资标准，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

　　可是，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按道理，新近实施《公务员法》的规定，其实应该是废除了1999年人事部的内容。

　　但据《检察日报》的说法，中国人事部竟然坚持：“人事部的规定和《公务员法》的规定可以同时并行，均有效。”人事部这个处理，无疑是为保障贪官利益大门方便之门。

　　应该指出，《检察日报》刊登此文，其报刊以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实属勇气可嘉，在此应该一赞。检察院值得一赞，原因在于此文既开罪了最高人民法院，也开罪了一些地方势力。

　　在中国官场，不少人都默守“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则，有问题也不会公开。这一遭检察院打破了中国官场“官官相卫”的闷局，一是可能其部门实在受到太大委屈：每年人大通过检察院报告时，都有不少人大委员投反对或弃权票，但原因却是来自法院和人事部。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央领导人注意到有关问题，力挺该部门道出真相，向法院和人事部施压。

　　法院滥用缓刑，人事部纵容贪官保留公职的后果，岂非只限于政府反腐威信受创？贪官利用缓刑这逃生阀，再配合人事部容许其复职的漏洞，就可施施然向其举报人进行报复，如此一来，即使贪官劣行如何明目张胆，大家忌惮贪官被告上法院也不一定失去权力，必然选择噤若寒蝉。

　　另外，既然掌控权力的贪官有逃生阀，调查人员的办案积极程度也一定受影响。有关漏洞看似细微，其实却是中国反腐没有成效的其中一个致命伤。

　　《检察日报》文章又特别指出，2004年1月至2005年8月，江西省共有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被判处缓刑的被告人94人，经核查确定对其中三十人的缓刑判决存在着减轻处罚幅度过大、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

　　巧合的是，今年三月江西人大会议上，在法院人事方面出现颇大幅度的调动。据官方资料，该省一口气更换了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行政审判庭副庭长、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立案庭副庭长、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第二庭庭长。以上职位，都跟上述对贪污案件量刑过轻的程序有关，一个较大的可能是，该省已发现在法院内存在一个腐败团伙。
　　据检察机关指控，前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自2001年4月自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 22.5万元（人民币，下同）。8月2日，岳阳市中院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不用坐牢。

　　引起争议的是，余斌提出了“将收受钱财中的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的自辩，一审判决书竟然指出，“可作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另外，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一名姓甘的主任，虽被证实收贿，但法院仍以“自首且认罪态度良好”的理由，判处甘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换句话说，这名贪官实质上也不用坐牢。巧合的是，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被告都引述自己曾以部份脏款用于“慈善用途”而得到法院人员“法外开恩”。

　　批评者指出，这两项判决实在极其荒谬：两名贪官都只是把“部份”贪来的钱用于公务，如果贪官真有一点良心，他理应把全部贪来的钱用于公益才对。这些案件的判决，实在会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日后的贪官即使腐败，也会留出部份腐败得来的财富“购保险”，用于公益或公务，则法院日后要为自己开脱也有个借口。

获118位将军支持 藏水北调奇想引起中南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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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2005年底，中国出现一本《西藏之水救中国》奇书，主张引雅鲁藏布江、怒江等五江一河充沛水源，入新疆、内蒙古、甘肃等西北地区，进而彻底解决中国北方千百年来的缺水问题。

中央领导人手一本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主张，不是说说而已。从2005年八月起至2006年六月，本书原创者郭开已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官员商讨11次之多。目前中央领导可说是人手一本，全案（大西线工程）已引起中南海高层关注。

　　《南方周末》27日以醒目的整版篇幅，介绍此书受到中央重视的来龙去脉。本书由二炮政治部原创作室主任李伶，历时十七年追踪采写而成。原创人是现年七十三岁的郭开，乃民间水利学家，早年他随四野征战，文革时被关进牛棚。他从牛棚的垃圾堆里，意外发现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英文版《中国地理》，书中提到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

　　这让一九四九年前曾在清华大学旁听水利专业课程的郭开，顿时突发奇想：“可否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穿过阿坝分水岭进入黄河，从而解决整个西北与华北缺水问题？”

　　文革平反后，郭开着手请教从中科院到水利部的各路专家，为考察水系他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不断修正初始想法，还拉许多志向相同的人一起奔走。厉害的是，郭开以行动和执着，先后感动118位将军，包括16名上将、17名中将，赫赫有名的老将如杨成武、杨得志、萧克等无不双手赞成。

　　当然，老将的支持，和他们当年在陕北地区苦于缺水的深刻体验不无关系，进而把这种情结投向“藏水北调”。

　　前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十年前就支持“大西线工程”。他用一周时间看完全书，称“书写得太好了，我就给一些领导同志送过。”不只刘振华，曾经担任邓小平和几位将军机要秘书的韩守文，透过关系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推荐《西藏之水救中国》，不料对方称，他们早知此书，现在中央领导人手一本。据称，该书首印的一万册，被中央各部委全数买走。

　　郭开认为“大西线工程”上马的时机和条件日益成熟，包括23万铁道兵正枕戈以待，青藏铁路完工后可马上转向延伸线，将青藏铁路修至大西线起点的朔玛滩，为大西线铺平道路。

　　2005年八月中，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告诉郭开，他们已向中央领导汇报全案，并得到需“慎重论证”的批示。

正反论证交锋

　　就在“大西线工程”浮上台面的同时，中国工程院由院士钱正英和张光斗主持，动员四十三位院士和近三百位院外专家，耗时一年完成《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指出“大西线”方案存在两大误区：

　　误区一，试图以南水北调的“大西线”来增补西北水资源，实际上“大西线”只调水到黄河，以大柳树为调节水库，并没有(调水)到内陆河的具体设想。对于内陆河，只能靠当地的水资源，包括当地的调水工程。

　　对黄土高原来说，不是没水，而是没能力用水（不少土地在高坡上，用水靠抽水机从河边抽水，抽水费较高，当地不少农民用不起这样的水）。院士因而提出，“对黄河源区，是加强保护的问题，千万不要再瞎指挥破坏。”

　　误区二，试图把塞北变为江南，有违自然规律。实际上，西北是干旱、半干旱区，江南是湿润区，各有其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不可违反自然规律”。由于这份报告对调水线路的意见很快反映到决策层，使得“大西线工程”暂时未被纳入决策议程。一些关键性问题仍待厘清和解决。

　　显然，目前有关“大西线”方案的讨论，还处于论证交锋阶段。2005年夏季，在一场香山科学会议的讨论中，与会人员达到一个初步共识，即“大西线”方案需要国家层面的力量，来组织严格的考察与论证。专家并呼吁，由国务院牵头、各部委联合，召集多方专家组建“关于深化西线调水决策前期研究”调研组，以取得精确数据。

致电情妇在云南被捕属讹传 周金伙行踪再次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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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福建省委27日召开“全委会”。有消息人士透露，该会上专门通报了原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图）出逃的情况，证实先前有媒体报道周金伙在云南被捕的消息纯属讹传。

　　此前凤凰卫视报道指，有消息称，周金伙打电话给他在福建的情妇，结果电话早被公安监听，周金伙行踪暴露在云南被捕。此后，《亚洲周刊》又详细报道了，地下女友泄露天机后，定位电话是如何发现了周金伙。

　　不过，近日《文汇报》引述权威消息指出，中共福建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有高层官员简单说明：周金伙五年前获得了香港身份证。据传今年6月初，因其涉及重大经济问题在被中纪委“双规”(在规定的时间与规定的地点交代案情）前，持香港身份证通过福州口岸仓皇外逃。

　　另有消息指出，下月初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将开会审议罢免周金伙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将结果报呈全国人大。周金伙所涉嫌的经济问题金额巨大。有报道称，中纪委从对荆福生的审查中已经获得大量关于周金伙贪污、腐败的线索。

　　现年56岁的周金伙原籍福建福州，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中医系，任职宁德市长前为福建省直属房地集团董事长(正厅级)，其公司为福建省常委和副省长级以上干部兴建豪华省长楼。他早年曾竞选福州副市长不果，后调任宁德市长，之后任福建省工商局长，是全国人大代表。

　　权威人士还称，福建省委当天还通报了有关开除原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公职和党籍的处理意见。确切的消息是，荆福生涉嫌违规金额约八百万万元人民币，目前其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有报道指出，现年54岁的荆福生去年10月被中纪委“双规”，他所涉经济问题不仅金额巨大，且跨越时间长，自他任职福建省体委、到宁德市委，再到福建省委宣传部任上，均有经济问题。其中，又以担任中共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期间，因涉嫌卖官索取巨额贿赂最为严重。


唐山大地震30周年 河北官民祭奠24万地震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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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7月28日，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共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图为地震后的唐山市一角。

【星岛网讯】纪念唐山抗震救灾三十周年大会28日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从27日开始民间吊唁活动也进入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遇难者后人和家属纷纷到民间兴建的大地震纪念墙前，烧香献花，祭悼先人，人群络绎不绝，这个因收费而备受争议的纪念墙成了民间悼念活动的主要场地。
　　《文汇报》报道说，唐山的大街小巷已焕然一新，马路上和一些重要场所警力加强。民间祭奠早已开始，官方已按国家最高规格准备活动。

　　据悉，这两天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的人比往常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来祭奠亲人的。一位抱着小孙女的女士，在纪念碑前献上一朵小白花，默默哀悼。这位名叫王玉芬的女士地震当年二十岁，双亲都在地震中丧生，仅剩下姐弟三人。每年的7月28日前后，她都会前来悼念。

　　不过，这个刻有死者姓名的“大地震纪念墙”，引起了民众极度不满。因为要交费之后才能刻名，纪念墙也被斥为“借死难者敛财”；由于至今手续不全，它又被市规划局视为非法建筑，正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此次纪念活动，官方的主旋律是“弘扬抗震精神，宣传震后重建，告慰遇难同胞，追忆八方恩情，构建和谐唐山”。纪念大会主要由中共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持，而非此前外界传言由中央主持。

　　纪念唐山抗震三十周年有五大活动内容：摄影展、向抗震纪念碑献花篮、举办纪念唐山抗震三十周年大会和文艺晚会等。其中，28日9点举行了向抗震纪念碑献花篮仪式，河北省、唐山市官员和唐山市各界民众代表共七百余人，向唐山地震罹难者和殉职的救援人员默哀六十秒钟。此前有消息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7日傍晚已抵达唐山，28日早将亲率中央各部委及解放军近千官员代表出席。但是，从28日早间开始的现场纪念活动看，并未有胡锦涛出现。

　　根据以往资料显示，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十周年和二十周年期间，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以及江泽民均有出席，但他们从没有在“正日子”7月28日当天现身唐山，而是在28日前后。而纪念唐山抗震救灾二十周年时，时任总理的李鹏出席了28日举行的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中国政府在三年后公布了24万人死亡的数字。当时在中国官方新华社负责这条新闻的徐学江周四（7月27日）表示，他在1979年11月在大连参加一个地震会议中，获释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他说服会议秘书长让他发稿。

　　新华社引述徐学江的话说：“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七十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希望政府……和新闻从业的后来者们……总结教训，进一步改进重大自然灾害类事件的新闻发报。”徐学江后来出任新华社副总编一职。

　　有多家媒体最近报道了当时中国当局忽视地震预报以及拒绝外国救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1976年，是中国政局不稳定的时刻。当时周恩来在年初逝世，7月时毛泽东已病重，中国处于领导人交接不明的状态。

　　中国官方媒体周四引述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的话说，中国的中期地震预报的准确率达到20至30%﹔短期地震预报准确率不到10%。陈建民说，地震预报仍处于探索阶段，“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科学地认识地震孕育发生的规律，地震预报方法仍是经验性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江泽民将出版回忆录

(2006-07-28)



　　（联合早报网讯）根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已退休的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将於近日出版回忆录，其中一部将是他对自己在任内有关外交决策的回忆，外交部将於本月三十日举行出版和发行仪式。届时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官钱其琛、唐家璇将出席，但江本人不会出席仪式。江泽民是中国历代最高领导人中，首位为自己写回忆录并公开出版的第一人。

　　中国曾出版多部有关江泽民的传记，其中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力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该书据称是作者向江泽民的亲属、好友及有关工作人员深入细致的采访後写成的，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据悉，江本人对该书并非十分满意。於是自己撰述了一部回忆录，主要内容是他主政时期在外交工作上的回忆。在撰写过程中，由江的外交秘书带领外交部组织专门工作班子收集资料，钱其琛、唐家璇等江时代外交官亦参与部分资料整理和求证等。

　　下周日外交部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隆重的发行仪式，正式向社会推出该部回忆录。除江泽民外，已退休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中已有多位出版回忆录等着作，包括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主管外交的钱其琛出版的《外交十记》亦掀起轰动效应。

中国之阴，中国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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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平

　　每次在北京休假，理解“中国概念”的角度都会经历一次现场调试。从新加坡远距离遥望中国，看到的是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当然还有接连不断的天灾与人祸。

　　可是，踏上北京的土地，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穿梭，上述这些宏观或抽象的概念顿时统统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与具象。

哪一种现象能代表北京？

　　在新落成的现代化“建外SOHO”写字楼群里，北京首屈一指的形象设计师李东田，操着美式英语问候我和我的朋友。置身于那典雅的美容兼休闲工作室，眼前和耳际全是都市男女的青春倩影和快乐低语。我仿佛身在欧洲，呼吸着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的空气。

　　走出SOHO楼群，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凌乱嘈杂的后街，一名年纪当属我父辈的“人力车”脚夫，恳求我坐在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上，把我送到大约两公里之外的住处，最后感激不尽地从我手上接过五元人民币的“赏钱”。

　　从李东田到“黄包车”老人，我在眨眼之间似乎穿越了两个世界。而两个世界都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来不及思索哪一个才能代表北京。

　　从朝阳区横穿北京城到最西边的石景山区看朋友，沿路所见景观大致能够反映出北京这些年来的变迁。壮观而奢华的商厦与住宅楼，繁华街道上说说笑笑的人群，越来越多驾车上下班的白领和“小资”，捧着饭盒席地而坐的疲惫不堪的建筑工人，宾客盈门的高级餐馆，还有狭窄胡同里的简陋平房，以及坐在路边满面愁容的无业游民……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景象都属于北京，但究竟哪一种才能真正代表这个社会？

　　从石景山驾车前往郊县房山区，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北京，而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从五环路绕到高速公路，路面质量已经超出了我所熟悉的欧洲公路，各种款式的汽车欢快地承载着已经富裕起来的阶层。但是，道路两边，干裂的农田、灰蒙蒙的村庄和满眼皆是的废料与垃圾，却在不断地提醒路人，虽然繁华的市区就在身后，但感觉上已经显得非常遥远。

　　我所熟悉的北京原本也很复杂，但反差却未曾如此之强烈。离开此地只不过十年功夫，况且还是常来常往，但每次身临其境时，都会有一种先是亲近、继而又被疏远的感觉。一切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以至于在一步之遥，或者在转身之间，所见之人和所遇之事，都有可能使你从高兴立即变得愤怒，或者从恨之突然变成爱之。高兴或愤怒，爱之或恨之，究竟哪一种属于北京？

奥运会与奥运金牌的价值

　　自从申办奥运成功之后，北京就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当年申办成功之时，不只是北京市民，而且全中国人都为之欢欣鼓舞和热血沸腾。但热情冷却之后，便是冷冰冰的现实。持续多年的大规模施工使空气更加污染；强制性的民居拆迁行动，使普通百姓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还有建筑工程中的贪污腐败，更使北京的形象蒙羞。既然如此，北京又为何非要申办奥运不可？一场体育比赛究竟能给北京和中国带来什么？

　　与北京的学者和朋友们提起奥运工程，每个人都会斥责种种不当和乱象。在痛骂与取笑有关当局和政府高官的过程中，所有人又都会感到当北京市民的快乐。投资巨大的“鸟巢”奥运主会场，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贫困地区无钱上学的儿童；国家花大把钞票培养出来的奥运冠军，有人会对此提出是否值得的疑问；甚至还有人从民主政治的高度，指责有关当局为了兴建奥运设施而践踏人权。

　　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内心深处为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主办奥运会，而感到由衷地自豪和骄傲。虽然他们不会停止用各种方式和语言来发泄种种不满，但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奥运会对中华民族荣誉的重要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奥运金牌对自己和整个民族的现实和历史价值。

　　对奥运工程发泄不满，对举办奥运又感到由衷的自豪，两者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矛盾，究竟哪一种才能代表北京人的真正情感和想法？

不能用一面否定另一面

　　很巧，前天和两位同事去见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他说，台湾的政治乱象让他脸上无光，所以当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女排最近连续获胜的时候，感觉到现在做一个中国人真是很光荣。至于奥运会之于北京人，他们就更不会那么地市侩和狭隘，以至于还会用金钱去衡量奥运和奥运金牌的价值。

　　如同“神舟”飞船，如同三峡大坝，如同青藏铁路，北京奥运工程也始终在外界的种种质疑中前行。“神舟”五号上空之时，一些论者纷纷指责中国政府把资金用于无实用价值的项目上，而对于攸关人民生活的民用工业不予重视。现在奥运会还有两年，人们又开始指责中国政府把大量资金浪费在大而无当的体育实施上，对大批失学儿童冷漠以对。甚至还有人对此格式化地给中国政府贴上“专制”的标签。

　　多么美好的理想。假若不搞“神舟”飞船而能使中国科技先进起来，假若不建三峡大坝而能使中国电力无后顾之忧，假若不建青藏铁路而能使西藏走向现代化，假若不办奥运就能使中国的国民素质前进一步，那可真是简单而快捷的强国之路。

　　可惜，这些都只是毫无价值的假设。正如同要求所谓的民主社会把选举资金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求总统放弃专机而乘坐民航班机出国访问一般，都显得幼稚而狭隘。

　　中国是如此之大，外界在观察和评论之时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它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中国当然有阴暗，但无疑也有光明。两者相依相存，但却不能彼此否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京副市长张茅辞职 卢彦任京市商务局局长

2006-07-28　5:15 pm



　　（综合讯）北京晚报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接受张茅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同时，经大会表决通过，任命卢彦为北京市商务局局长，并免去李昭的北京市商务局局长职务。

中国高规格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
　　曾经浩劫地覆天翻
　　如今变化翻天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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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河北唐山)

　　46岁的唐山市民刘向红把一枝白花放在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座下，然后双手合十，口中默念着什么。30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带走了最疼爱她的父亲和哥哥，也使活泼爱唱的她变得深沉内向。

　　在刘向红的身后，几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嘻笑拍照－－在这些震后一代的眼里，宽阔的抗震纪念碑广场或许只是一个适合聚会玩耍的景点，父辈和祖父辈经历过的伤痛已经十分遥远。

　　的确，今天的唐山已经彻底变换了模样。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五光十色的商场，神情怡然的市民，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居河北省第一的经济成就，让人很难看出3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人类近现代史上伤亡最大的地震。

　　但对刘向红等许许多多幸存者来说，地震带来的身心创伤将陪伴一生。尽管不愿回忆，每年7月底地震纪念日前后，刘向红的脑海中仍不时浮现当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场景，听到伤者的哀号，嗅到空气中弥漫的腐臭。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7.8级强烈地震突袭酣睡中的唐山地区。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上描述：“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

　　赶到唐山救灾的一名解放军高级军官说，唐山被损毁的程度远远超过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广岛。

“恐震”阴影久久难散

　　唐山地震不撼动了华北，整个中国也都患上了“震后综合症”。一时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本地将发生大地震的流言，官方也不敢掉以轻心，下令各城镇搭建“地震棚”，甚至连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地震棚”。

　　中国人民大学一名社会学者说，唐山大地震给中国人心理带来的“恐震”阴影久久难以散去，直到现在，很多人对地震依然十分敏感。本月初位于北京正南110公里的河北文安县发生了5.1级地震，北京、天津等地有震感，尽管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还是引起了领导层和普通百姓的紧张。

　　为宣传30年来唐山重建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或许要进一步安抚唐山乃至全国民众的“恐震”心态，中国今天将高规格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有消息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亲率中央大员到唐山出席纪念大会，悼念地震亡灵，赞扬新唐山建设的奇迹和精神。

　　30年来，唐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也早已“旧貌换新颜”。

　　30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夜，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即将撒手人寰，中国面临领袖病危带来的政治危机和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危机。

　　那时的中国物质匮乏，民生凋敝，意识形态刻板，精神生活单调，但当局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人们也充满政治热情。高层一声令下，10多万大军迅速赶赴灾区。年轻的士兵没有工具，用双手在废墟中挖寻幸存者，许多人指甲脱落，或被重物砸伤。

　　那时的中国为彰显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对联合国以及各国主动提出的援助和捐赠不屑一顾。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在唐山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30年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将新唐山的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突出改革开放给唐山、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宣示中国不可能再回到30年前封闭保守的计划经济时代。　

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

　　唐山市位于北京、天津通往东北的交通要冲，是中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素有“煤都”之称。大地震前唐山的工业总产值约占中国的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市发生强度7.8级，震中烈度11度的强烈地震，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猛然爆炸，106万人口的唐山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唐山地震是十分少见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它造成的人员伤亡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地震造成24万2419人丧生，16万4600多人重伤，70万多人轻伤，1万5886户家庭解体，2万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

　　唐山地震中人员的伤亡主要由于房屋坍塌。唐山市城乡民用建筑68万多间，被地震损毁65万多间，达95%。

　　地震使唐山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等系统全部破坏，所有厂矿全部停产，所有医院和医疗设施也全部破坏，大量伤员无法就地治疗；地震造成280多公里柏油路严重破坏，唐山至天津、北京、东北和沿海的主要公路干线路基塌陷或出现裂缝；公路交通基本断绝，北京至沈阳铁路瘫痪。

　　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亿元人民币，使当时濒于崩溃的中国国民经济雪上加霜。

　　当局调派12万军队赶赴唐山救灾，先后救出1万2245名被埋民众。

　　地震发生几天后，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当局紧急从各地调集1300名防疫人员，240吨消毒药品，176吨杀虫药，出动飞机140多架次，防化车和各类消毒汽车230多台，反复对唐山进行大范围的空中和地面喷洒，唐山没有出现重大流行性疫病。

四川被审计的14个部门和九所高校全部存在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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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与中国国家审计署早些时候的匿名曝光方式不同，四川省审计厅近日以直接点名的方式对外公布了审计中发现的情况。据悉，被审计的14个部门全部都存在违规的现象。不过，目前只有部分违规者被处置。

　　四川省审计厅27日对外披露了《四川省200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

　　据悉，被四川审计厅审计的14个省级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而九所省属高校在财务收支情况方面，部分市县法院和部分市的交警部门在诉讼费及罚没款管理等方面，也存在突出问题。

　　此次审计涉及四川省文化厅、司法厅、移民办、扶贫办、工商局、招商局、旅游局、中小企业局、地税局、社保局、就业局、航务局、农科院、社科院等14个部门2005年的预算执行及财务管理情况。

　　中国媒体报道中表示，与去年四川省审计厅那份曝光了15个省级部门超过50亿元“问题”资金和数百万平方米违规房屋、引发了四川党政高层震怒的报告相比。

　　而今年被审计的部门不同程度存在收入未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公款私存、下属单位违规处置国资等问题，违规率高达100%。

　　四川省审计厅此番对成都理工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等九所省属高校进行专项审计后发现，高校成为资金和财务管理的“重灾区”。

　　审计报告称，2004年仍有五所高校违规收取“调招费”等1516万元。另外，执行“收支两条线”政策的情况普遍较差，九所高校应缴未缴财政专户资金达6.1925亿元，占应缴财政专户金额的50%以上。

　　最严重的是，大部分高校存在隐瞒收入现象。有七所高校将科研成果收入、培训收入等记入往来账或转移至下属单位，隐瞒收入共6145万元；四是违规设置账外账和“小金库”，有六所高校及所属单位共设有19个账外账和“小金库”，金额达2165.9万元。

　　报告还特别指出，虽然这些高校掌握了近七亿元的“问题资金”，却“存在债务负担较重且未建立科学、规范的偿债机制的问题”——截至2004年底，九所高校基建贷款共达11.706亿元，债务压力较大。

　　不过，四川省审计厅厅长黄锦生表示，大部分违规者还没有被处置，只有一些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的官员已被逮捕。

　　巴中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原财务科长陈鉴等人涉嫌贪污私分巨额税款，经审计已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目前已有四名涉案人员被正式逮捕。

　　中国银行巴中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吴某向审计组提供虚假的现金进账单。审计厅已将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中国各大城市争贴“创新型城市”标签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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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近年纷纷提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中国诸多城市，今年以来又掀起建设“创新型城市”热潮。专家近日对一些城市“创新”中出现的浮躁苗头表示了担忧。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南京、青岛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重庆、武汉、沈阳、烟台、包头提出十年建成“创新型城市”；南通、铜陵提出到2015年在所属省率先基本建成“创新型城市”；珠海则提出2020年前全市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百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口号。

　　各地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心情都非常迫切，但建设“创新型城市”实质行动迟滞的反常表现，引人担忧。

　　据悉，一些地方对待自主创新，采取了简单贴卷标方式。创新成就宣传虽然一浪高于一浪，很多却是“陈年旧货”。有些地方虽然“创新型城市”概念提得很响，但高新技术产业园却开而不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钦博士说，“这股苗头背后隐藏著的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攀比心理在作怪，别的地方提了，本地不提，惟恐落后；另一方面也有争取资源的考虑，把理念说得很先进，就有可能在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中抢占舆论优势，多分一杯羹。”

外企产品安全丑闻频传 中国质检总局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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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近年来，外企产品丑闻频传，中国国家质检总局被外界质疑纵容外企。不过，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荣表示，他们未会对任何公司，实行“超国民待遇”。

　　中国从2003年以来，不时爆出跨国公司的食品或日用品不符合安全规定的传闻。2005年被许多跨国企业称为“危机年”。在这一年，有关知名品牌安全问题的新闻屡见报端：从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到雀巢奶粉的“碘超标”；从哈根达斯的“黑作坊”到“黑香油”流入家乐福，多家企业身陷“质量门”。

　　进入了2006年，麦当劳、索尼、杜邦等知名品牌依然风波不断，博士伦、可口可乐、百事等又“后来居上”。这也引发了对跨国公司在检验检疫上是否享有“超国民待遇”的质疑。

　　葛志荣27日在中国国务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质检总局上半年对外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发生问题以后，对很多家企业多次实施禁止进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同样也要符合规定的标准要求，不符合标准同样不能出口。

重庆检查院称贪渎案案源匮乏将“看报纸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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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重庆检查部门称，因为民众举报少，贪渎案件案源匮乏，他们将“看报纸办案”，对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寻找案源。

　　《重庆晨报》引述重庆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余敏27日在全市检察长会议上表示，全市检察院将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作为下半年打击重点。重庆市检察院从即日起将以“降低”后的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进行立案。

　　以前渎职案件的立案标准，一般要求经济损失应达到人民币二十万元或三十万元。新立案标准一般为10万元或15万元。

　　新立案标准还增加关于间接经济损失的立案标准，即虽未达到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但已达到间接经济损失标准的，检察院也将立案。

厅级局长管学仲：贪污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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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管理局原“一把手”管学仲，因涉嫌贪污131万﹑受贿44万﹑挪用公款67万以及隐瞒境外存款被起诉，管学仲在法庭上自辩说，私设“小金库”是为了公司着想，“我绝对不会无耻到这个地步！”

　　管学仲，61岁，江苏省宝应县人，文化程度大学，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广州华茂中心法人代表﹑董事长，香港华昌国际船舶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贪污﹑隐瞒境外存款四项罪名被逮捕。

　　管学仲是一名正厅级干部，自他到香港工作后，他认为自己人在香港但“仍以广州的标准拿工资”实在太低，于是开始“敛财”。

　　针对受贿44万元的指控，管学仲辩解说：“我是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项目赚钱了，奖金当然是要奖励给有功的人。”管学仲还说：“中国的领导最大特点就是喜欢评论﹑不喜欢做，我就不一样。”

　　管学仲并对四项指控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表示：“不知道自己犯罪，直到你们来抓我了，才知道那是犯罪。”

　　在管学仲被指控的几项罪名中，几乎所有非法支出都由他私自设立的“小金库”所出。对于这样一个“小金库”，管学仲觉得很委屈：“我设这样一个‘小金库’完全是为公司着想，我们用钱的时候手续太繁琐，什么都要审批，甚至连两千块的路费到现在都批不下来，要是有人得了心脏病﹑要等国家批医药费的话，肯定早就病死了……我作为一个负责人要考虑公司的利益……我为党和人民作贡献，反而埋葬了自己……”

　　管学仲在最后陈述时拍着胸脯说：“我绝对不会无耻到这个地步，我希望法庭能仔细调查……我现在不能用党性担保自己了，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为表清白，管学仲还写了一份详细的“自白书”交予法官，以求“交代清楚”。

　　管学仲认为检方指控的事实基本无异议，但他对这些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他说：“我在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的时候反而埋葬了自己。”

　　检察院指控四项罪名：

　　一﹑索贿44万元：管学仲有权审批财务处股市操作奖金的分配方案，1998年至2004年间，他凭此向财务处索取贿赂人民币44.6万元。

　　二﹑挪用公款67万元：1998年12月2日，管学仲从广州华茂中心（以下简称“华茂中心”）挪用公款24万余元，以其女儿的名义购买了商铺，之后于1999年2月5日还清该款，并支付利息。

　　2001年11月16日，管学仲批准将公款43万元借给“下属”颜某个人使用，颜某于2002年6月18日还清此款，并支付利息。

　　三﹑贪污公款人民币45万元﹑港币86.4万元﹕2002年9月2日，管学仲私自从华茂中心“小金库”中提出18万元人民币作为投资奖金私分，自己分得9万元。

　　1996年至2004年，管学仲以自己“工资偏低”为由，要求华茂中心总经理颜焕辉在“小金库”中给他支出“董事长应酬接待费”人民币27万元。

　　1999年4月至2005年4月间，管学仲又以“工资偏低”为由，要求香港华昌国际船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忠民以“出境补贴”等名义，为其支出了港币86.4万元。

　　四﹑隐瞒境外存款：管学仲隐瞒其在香港的存款5928港元，并隐瞒了市值222万余元的股票拒不申报。


敛财有方 传周金伙在美国坐拥一亿美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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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今年6月上旬，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突然自任上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据知情人士透露，周金伙出逃的原因与已经被“双规”的原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荆福生案子有所牵涉。荆福生在任职宁德市市委书记时，周金伙为宁德市市长。

　　举报材料称，在宁德期间，周金伙征用一片华侨农场，以每亩七千元的价格批给其亲属1200亩，后变更为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其亲属以每亩五十万元倒卖出去，造成当地四千余名华侨多次联名上访。

　　福建省工商局知情人士称，“宁德卖地实际上是周金伙与荆福生联手作案，他俩的分赃结果是周金伙拥有滩涂的利益，荆福生独占山地部分。”

　　知情者表示，“现在的事实表明，周金伙早就做好了外逃的准备，他的妻子和女儿定居海外也刻意隐瞒了，许多财产也已经转移。此前他之所以没有出逃，以为自己还可以侥倖过关，现在随着荆福生案件的深入，预感不妙就溜之大吉。”

　　接近福建省纪检部门的人士透露，“外界传言他在美国有一亿美元的财产，但谁都无法下定论。”

　　迹象表明，周金伙涉嫌贪污受贿均与官商勾结有关，尤其是其运用多种手段聚敛寿山石受人关注。而周金伙在纪检部门行将对其进行“双规”时成功脱逃，此事在福建官场上的震撼远比他“出事”更大。

　　荆福生则在去年十月因为涉嫌经济问题已被“双规”。据了解，荆福生主要是在主政宁德地区六年间，涉嫌卖官、受贿，而且数额相当惊人。1952年出生的荆福生，原被视为福建政坛的新星。

　　他长期在福建共青团系统工作，32岁就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1995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2002年，升任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胡锦涛六点温家宝约法三章 对地方下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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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21日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谈到他对做好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六点要求。其中首要的一点，是“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胡锦涛很少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因为国内经济事务一向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掌管。他的介入，表明了中央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决心。

　　胡锦涛的讲话稿延至24日晚上才通过官方媒体公布。这一周，中国政府像连环炮一样，接连发出几个与土地及房地产相关的信号。

　　一是国务院办公厅宣布将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一职，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早前就有风声，政府打算把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星期一的消息证实了中国将设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国土资源部还将往地方派驻九个正局级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实现中央对全国土地的垂直监督。

　　二是建设部、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会签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这份现今在境内外声名大噪的“171号文件”提出：外国人购买自用房，必须在中国学习或工作一年才能获准，如果购买非自用房产，必须设立投资企业。

　　温家宝2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说，要充分发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作用，对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要公开处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设立土地督察局，说白了，就是将中央的触角直接伸到地方。国土资源部的数据现实，2004年9月以来全国15个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用地宗数的60%至90%，地方政府违法批地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171号文件”更明白不过，防止外资炒作中国房地产，实际上是防控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外资继续涌入。

　　许多分析人士早已指出，在中国，房地产热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有演变成政治问题的风险。在房价以一月好几个百分比的速度上涨，造就出许多巨富房地产商的同时，买不起房子的平民将心生怨恨，冲击本届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可是，当前中国抑制房地产升温，更大的原因是需要防范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以致泡沫化，使银行的相关贷款成为坏账，引发金融危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投资拉动下扩展将近11%。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其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更高达24.2%。

　　中国需要平衡经济增长的速度，需要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由于政府不愿意加速人民币升值，又不愿意大幅加息，所以它用得上的市场工具非常有限，土地控制和“限外”成为重要调控手段。

　　然而，行政控制短期内或有威慑作用，却未必能根治中国的房地产病。

　　政府设立土地督察局以监管地方的土地审批，但谁来监管这些督察局呢？过去，国土资源部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用地的冲动，如今在国土资源部内另设督察局能有多大效果，令人忧虑。

　　中国人有句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中央政策没有地方配合，一切的指示、措施、手段，都将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境地。最终，矛头又回到中国的体制问题上。

　　德意志银行近期的报告说，倘若政府能打击非法土地供应并配合反腐行动，将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削减至20%左右乃轻而易举。

十多名官员涉福州土地腐败案已被纪委“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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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接近福建省纪委的人士透露，福州的土地廉政风暴正在刮起，此次风暴几乎波及了福州与土地有关的各个部门，“纪检部门在福州仓山区、鼓楼区和平潭县都分别派驻了办案组。”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于7月3日公布了第33次会议通过的相关人事任免，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被免职。此前的6月中旬，福州市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亦被宣佈免职。“张森兴三个多月前就被‘双规’了。”

　　福州地产界一位知名人士认为，“张森兴只不过是福州土地乱政的冰山一角，他的背后还有范围更广、层次更多的土地腐败者。”

　　福州市园林局局长王廷杰或许也是其中一个。知情人士透露，王廷杰在张森兴之前被“双规”。

　　接着，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同样因土地问题被纪检部门带走。不只是仓山区，福州市较为偏远的平潭县也有一批官员落马。

　　知情人士透露，该地原县长薛源官，以及县国土局局长、县建设局局长、县人事局局长等一干官员都因在出让土地中借机中饱私囊而被“双规”。

　　此前，利用职权受贿的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原局长姜燕生，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原副主任王翼榕，连江县原副县长魏子升，罗源县原副县长郑荣华、林金平，都已纷纷“出事”。“有些已经被批捕，进入司法程序阶段。”

　　那位接近福建省纪委的人士透露，福州前赴后继的土地腐败者之多确实让人吃惊，“目前，至少有10多个手握拆迁、改造、土地出让交易等实权的官员被‘双规’。”

　　该人士表示，“福州此次土地廉政风暴的力度，在福建省历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