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洗钱法起草组组长:反洗钱主管部门应是央行

中国反洗钱法起草组组长:反洗钱主管部门应是央行

（中国）和讯网 　(2006-04-29)


　　本报讯(记者廖卫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案室主任、反洗钱法起草工作组组长俞光远教授昨天表示，首次提请审议的《反洗钱法(草案)》可望在今年8月第三审后付诸表决通过。他同时明确表示，国务院反洗钱的行政主管部门应是中国人民银行。

　　《反洗钱法》8月三审

　　昨天下午，俞光远做客正义网，与网友就《反洗钱法(草案)》的立法过程、对反腐败的制度意义进行了阐述。

　　俞光远说，一般情况下常委会对一部法律要审议三次，每次审议中间间隔一个月。一审是4月，二审通常是6月，三审就是8月，如果常委会委员审议比较顺利的话，可望8月份第三审后付诸表决通过。

　　俞光远表示，制定反洗钱法，不仅可以弥补现有预防监控制度的缺失和不足，而且对预防和打击洗钱及其上游犯罪，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央行将建反洗钱信息中心

　　俞光远说，按照现在的做法和国务院审定的方案，反洗钱的主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包括公安部、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他们也承担反洗钱方面的监管任务。

　　俞光远介绍，按照反洗钱法草案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反洗钱信息中心在反洗钱的工作机制里面起了很重要的核心作用。主要的职责是接收、分析、移送反洗钱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个反洗钱信息中心，这些信息方面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上游犯罪范围扩大

　　俞光远介绍，目前国际上要求尽量扩大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草案中列举了7种，有金融犯罪，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扩大了上游犯罪的范围，为的就是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以及加大对上游犯罪的打击力度。其他犯罪，凡是有所得，要进行清洗的也要进行打击。

　　特定公职人员将被监测

　　俞光远表示，在制定《反洗钱法》时，考虑到通过建立健全反洗钱的机制来加大对反腐败的打击力度。因此，草案第23条特别规定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公职人员重点进行身份识别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的监测。主要分两类情况。一是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的要重点监测，二是对发展可疑交易，或者接到举报后，经过国务院监察机关批准的也要注意监测。

　　来源:新京报
周小川：不加存款利息助消费

　　（北京讯）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低，故此次之所以未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鼓励消费。

　　周小川周五出席「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时表示，由于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低，故此次之所以未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旨在鼓励内需、刺激消费及维持低通胀水平。

　　央行则称，本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中国升息 国际原物料价格受冲击

　　（综合讯）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大陆人民银行昨日宣布调升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消息一出，引起各方关注。估计这项措施将对金属原物料、企业筹资带来冲击；但对於目前新台币汇率、或大陆台商的影响则不会太大。

　　人行的这项措施，外界多将其解释为是中国大陆为防止经济过热及房地产飙涨，所推出的冷却手段，属於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环。

　　 不过，因大陆是世界金属原物料的进口大国，该项宣布对原物料行情带来利空，国际原物料价格应声下跌，钢价与铜价不支倒地。分析人士认为，先前涨多的钢铁、营建、电缆等相关类股的走势，之后会否受到较大影响，颇值得留意。

北京启动社会改革？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社会不公犹胜火山
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民工命运－试验由下而上社会改革



最大不稳定因素

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一党制国家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无产阶级办起了自己的代表处。代表处的负责人叫马扬。他那双粗糙的手表明，他不是党员干部。不久前，他自己还是北京130万民工中的一员，他们来自地方各省，以临时工身份挣钱，没有工作合同，没有意外事故保险及医疗保险。在全国范围，目前有2亿民工，构成这一经济奇迹国面临的最大社会炸药。



每天都有愤怒的男女来到马的办公室，对灾难性的工作条件和频繁得吓人的工伤事故提出指责。他们的愤怒情绪何时会导致反抗？马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几年前，他的这一态度有可能使他坐班房。数十年来，以独立于政府的方式对劳工的利益提出诉求的任何一种企图都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打压。而现在，马扬的办事处不仅被允许存在，而且还能发展。他的机构计划在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开设办公室。尽管马扬他们每天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仍充满信心。



政策转型

马扬他们享受到的自由是经济政策转型的结果。自1949年建政至1979年邓小平实施经济改革，中国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从1979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以市场经济为准绳。而现在，农民问题和社会政策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中国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束缚资本主义。所以，才会出现党的新口号－“和谐社会”。马的小鸟可以飞出去了，党打开了鸟笼。



担心两极分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景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认识到，市场经济造成社会出现两极分化。20年前，中国普遍贫穷，但相对公正，收入分配甚至比斯堪的纳维亚还要公平；而至世纪之交，分配不均程度已超过工业发达国家，并直追拉丁美洲。尤其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加深。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批农民流向城市，成为没有权利和社会保障的民工盲流。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医疗卫生事业也基本破产。去医院治疗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已然成为一种奢侈。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中国有8亿农民，生活条件相对贫困。一个要对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支持的国家，难以向西方福利国家取经。



新左派重获发言权

汪晖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90年代以来，新左派一直呼唤进行使工农大众得到更多权利的社会民主改革，但得到的反响寥寥。多年里，汪晖属于主流之外。而现在，他又身处改革讨论的中心。按汪晖的说法，这一讨论的主题是“重新集体化”。按汪的说法，围绕国家角色的深入讨论已从大学进入中央党校以至政治局。的确，某些建议已经在新制订的法律中得到体现。



反对力量仍强大

不过，中国的新社会改革正遭遇强大的反对派。全国到处都存在经济改革最大受惠集团形成的非正式的网络。其成员是地方官员、经理和企业家。迄今，是他们瓜分了农民交纳的税款和企业的赢利，下面的农民和上面的中央政府则少有进项。汪教授说，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仅有中央的改革意愿是不够的，工农大众也必须积极参与这一改革。
首位六23d四死难者获中国政府赔偿


中国政府至今不愿为六 四 平 反
六23d四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日前获得了中国政府七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名义是"困难补助"。她的儿子周国聪于1989年六23d四期间被警察打死，当时年仅15岁。唐德英17年来坚持为儿子冤死向政府索赔，终尝所愿。

《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向BBC中文网介绍说，4月25日，唐德英前往黄琦家中，向他出示了其子周国聪索赔案取得成功的文字依据。

黄琦说：周国聪死于1989年6月6日至7日之间。当时成都天府广场围聚许多抗议者和围观者，周国聪也在其中。

警察抓走了周国聪，死于看守所。他的母亲唐德英要求查明死因，追求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并作出赔偿。

2000年4月，唐德英终于拿到他儿子惨死的照片。照片上他的儿子血流满面，显而易见是被警察打死。

黄琦说，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当时国内许多新闻机构愿意与《天网》网站同步提供帮助，但后来所有新闻机构都全部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天网》网站只得独家发表周国聪冤死新闻的消息。

黄琦表示：为了发表这条消息，他本人被判刑五年，《天网》网站另外三名工作人员也被抓走，有的遭到警察毒打。

"赔偿"与"困难补助"

"天安门母亲"组织负责人丁子霖教授就此事向美联社表示说：她们有186名六23d四死难者的具体名单，但周国聪不在其中。20多年来，他们一直要求当局向死难者做出赔偿。

丁子霖说，当局表示这次周国聪母亲获得的是"困难补助"，而不是"赔偿"，这表明政府并没有认错。

曾因参与六23d四民运而遭关押的学者刘晓波表示说：煤矿死难者家属能够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而一名15岁的孩子被警察活活打死却只获得区区七万元人民币，这是不对的。

刘晓波还说：周国聪获赔并不具典型意义，因为他并不是直接被军队士兵开枪打死的。

不过，《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向BBC中文网表示说：为了周国聪索赔案件，体制内外都有不少人奔走帮忙，现在死难者家属终于得到了实际补偿，不管名义上是"困难补助"还是"赔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黄琦还说，虽然这次案件由一个政治性案件变成了一个民间索赔案件，但老百姓拿到了实际好处，终究是件好事。

他说，对国内中产阶级或者在西方生活的人来说，七万元人民币确实不是什么大钱，但如果去唐德英家中看看，知道她目前的生活状况，就会知道不要说七万元，即便是七千元，也是件好事。

黄琦还说：柏林墙的崩塌，始于第一块砖的松动。

香港七成五市民支持曾荫权竞选连任


多数港人对曾荫权的表现感到满意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其他候选对手挑战的话，有75%的香港市民支持特首曾荫权竞选连任。

但是这项由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的调查还显示，如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参选特首的话，支持曾荫权连任的人数则降至53%。

调查还发现对曾荫权表示不满的港人只占总数10%。

这次民意调查共采访了700多名香港选民。调查发现支持公民党党魁余若薇挑战曾荫权竞选特首的比例达到16%，而支持陈方安生的比例为29%。

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分析说，调查显示曾荫权是受支持最高的政界人士，而在余若薇与陈方安生之间，后者对曾荫权的威胁较大。

调查显示，46%的香港市民满意香港政府的表现，比三月份的上升6.6%，创下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国家外汇局：
国际收支顺差扩大表明中国经济不平衡加剧

　(2006-04-29)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８日电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８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继续扩大，达到２２３８亿美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３．３倍。国家外汇局指出，这表明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不平衡问题正在加剧。

　　国家外汇局在当日公布的《２００５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经常项目顺差占中国ＧＤＰ的比重已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７．２％。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经常项目顺差反映了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也反映了国内总产出大于总需求，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报告说，近年中国投资需求虽然增长较快，但国民储蓄增长更快，导致储蓄与投资的剩余进一步扩大，形成经常项目顺差。据测算，中国投资率（国内资本形成／ＧＤＰ）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８％提高到４６％，而同期国民储蓄率（国民总储蓄／ＧＤＰ）从４０％上升到接近５０％。

　　报告指出，中国的国民储蓄包括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近年来这三项储蓄均较快增长。

　　从家庭储蓄来看，中国长期形成的高储蓄传统，体制转型阶段社会保障、住房、教育体制等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

　　从政府储蓄（政府财政收入减去政府消费性支出）来看，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教育、公共卫生、行政等消费性财政支出比例较低，导致政府储蓄增长较快。

　　从企业储蓄来看，近年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利润分配机制尚未理顺，国有企业很少向国有股东分红派息，一定程度上导致国有企业储蓄增加；而民营企业由于从正规金融体系融资有一定的难度，企业往往依赖保留收益用于日常经营和扩大投资，储蓄增长也很快。

　　报告同时从国内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指出，由于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不能真实反映资金成本，刺激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中国新一轮“投资热”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电力、电解铝、汽车等制造业和出口加工贸易部门，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已超出国内需求，必然导致相关生产的出口扩大、进口减少。

　　近年来，在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也一直保持顺差，直接投资稳定增长。

　　报告认为，这既反映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长期以来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有关。一方面，一些地方甚至不计成本，以牺牲国家税收、农民工利益和环境、土地为代价招商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渠道有限且成本较高，一些国内企业不得不到境外融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本流入。
中国“民告官”案大幅增长 背后有复杂利益冲突

　(2006-04-29)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中国基层法院正在面临“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的诉讼压力，行政案件呈持续上升态势。有的省市基层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就比上年翻了一番，有的基层法院甚至增长了200%。而自从1989年中国颁布行政诉讼法至今，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已经超过一百多万件。

　　文章说，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民告官”案件的大幅上升，一方面表明群众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制观念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适当使用，使得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有的因基层政府不当行政而演变为“官民矛盾”。

　　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行政权力是最动态的、容易被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依法行政的重心和实质是制约和规范行政权力。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必须制约和规范行政权力，促进政府依法行政，避免政府因滥用权力陷入“引火烧身”的窘境，并进一步发挥行政审判在保护公民权益、协调官民关系、化解官民矛盾上的特殊作用。

　　文章说，因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社会保障和企业改制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诉讼”近年成倍增加，甚至占到一些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20%以上，这已成为当前“民告官”案件的新趋势。由于共同的利益，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失地农民、拆迁户等人群聚集为一个个团体，通过法律手段“集体维权”。原告人数往往成百上千，以10多个村社的农民或整个工厂职工为原告的案件也屡见不鲜。这类案件涉及人数众多，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处理难度极大，一旦处置不当极易造成巨大社会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秋云说，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越来越带有鲜明具体的经济目的和利益指向，属于同一阶层的社会群体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共同行动，呈现出“抱团”的特征和组织化倾向。群体性诉讼几乎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益个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2003年，陕北油区当地政府完成对油井三权(产权、经营管理权、收益权)的回收工作，涉及1000多家民营企业。一批“油老板”对此强烈不满，在不断上访的同时，组成了律师团，并于2005年5月提请行政诉讼，状告陕西省、市、县三级政府。最终，法院没有受理此案。法学界人士指出，陕北油田纠纷实质是利益冲突，由利益冲突而导致官民双方的对立，化解矛盾的难度很大，这是当前“民告官”案件的一个普遍特点。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张俊文认为，行政诉讼折射的是改革中的各种利益矛盾，比如城市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社会保障等领域占行政案件总数的30%～40%，说明这些领域给老百姓的合法权益造成较大的影响，才会引发大量的行政诉讼。

　　他说，现在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都很强，只要是涉及到切身利益的事情，往往会寸步不让；在走司法途径之前，行政纠纷大多都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层层协调和处理，群众也经过了多次的上访，往往是到官民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才提起行政诉讼。而此时，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形成。

　　文章分析称，利益冲突的背景导致了行政案件判决后上诉率较高，特别是百姓一旦败诉，往往群情激昂，认为判决不公，要将官司打到底。据统计，“民告官”上诉案件占结案总数的30%左右，案件审判效率低，一般都要经过两个月以上的诉讼后才能裁判。有的案件拖上两三年也难以结案。

　　以柔性手段钝化官民矛盾

　　文章说，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民告官”案件的大幅上升，一方面表明群众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制观念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适当使用，使得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有的因基层政府不当行政而演变为“官民矛盾”。

　　文章指出，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检验，但基层干部却普遍对“民告官”案件抱一种“无所谓”的漠视态度。行政首长(包括正副职负责人)在行政案件中直接出庭应诉的极少，一般多为临时委托律师或指定普通工作人员出庭，而事后听取汇报了事。行政机关不应诉、不缴纳诉讼费、不执行生效判决的“三不”现象较为普遍。

　　专家指出，行政机关漠视行政诉讼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政府形象，而且是在“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如果让群众对司法救济渠道丧失了信心，那官民冲突就无法控制在法制框架内，将对正常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一位法院领导认为，当前应该将行政诉讼与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使各级干部真正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减少官民矛盾。他说，依法行政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为进行抑制，而诉讼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最好的救济途径。通过诉讼，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审理，法治理念可以逐步渗透到当事人的意识中，帮助公民并帮助政府一点一点地改变观念，最终实现法治。因此，如果把“民告官”的情况也列入干部考核，必将促使干部依法行政，减少官民矛盾。

　　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中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但现实中，在法院的协调下或通过原被告私下协商后，原告撤诉的情况仍层出不穷。基层司法部门建议，在当前官民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积极推行“民告官”案件的协调机制不失为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樊非说，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完全排斥“协调”等柔性手段，法院“硬判”行政案件，往往导致“案结事不了”，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还可能激发更大的矛盾；而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采取调解、协商的方法，才能够“案结事了”，化解官民矛盾。

　　基层法院人士建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中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其目的主要在于避免行政机关为与相对人妥协而损害公共利益。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协调处理行政案件并不违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尤其是对于经审查后发现行政行为确系明显违法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同行政机关及时沟通，使其主动纠正，以获得原告的谅解而撤诉结案。

　　文章说，妥当的协调工作，既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障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既能使案结事了，又能融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能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能够有效地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全文]

　　“民告官”案“案结事不了”暴露执法难题

　　文章指出，行政诉讼案件社会影响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大。既要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不牺牲行政管理秩序，法院常常左右为难。比如，一些“民告官”的重大环保案件，依法应该判政府部门败诉，但判了也执行不了，地方财政无力赔偿农民；不判政府部门败诉，又何谈保护公民权益？还极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造成涉法集访和群体事件。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法院只能选择“硬判”，但结果往往是“案结事不了”——或者政府胜诉百姓闹事，或者政府败诉执行不了。

　　接受采访的法官普遍表示，地方政府对行政案件的干预不同程度存在。轻者表现为批条子，严重的甚至直接抓走当事人。个别法院领导因此怕工作搞不好添“乱子”、得罪政府少“票子”、失去选票丢“帽子”，在行政案件中只有屈服于压力。

　　此外，当前行政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多，常常让法官觉得“无法可依”和进退两难。一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内容。例如，在征地安置补偿中，“空挂户”怎么认定？“城中村”居民如何补偿？“前三年的平均产值”怎么认定？又如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事实劳动关系如何认定，以及与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何挂钩等问题，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以至法官在审理这些案件时感到“于法无据”；

　　二是已有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抽象，可操作性差。例如，对于哪些应当认定为工伤、哪些不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只有两条，无法应对现实社会的千奇百怪的工伤认定情形；

　　三是已有的法律规定表现出了严重的滞后性。比如有关征地安置补偿标准明显偏低，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将之作为判案的依据，很难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结果是“官了民不了”或“民了官不了”；但如果不作为判案的依据，很显然违法且无法下判，人民法院面临两难境地。

　　来源：中新网
中国移动竞购MILLICOM可能受挫

（英国）FT中文网 　(2006-04-29)



　　总部位于迪拜的Investcom有可能击败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在对Millicom International Cellular 的竞购战中胜出，该公司提出了逾50亿美元报价。

　　知情人士称，由黎巴嫩前总理纳吉布?米卡提(Najib Mikati)家族控股的Investcom ，已提出竞购Millicom的最高报价，后者是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均有运营移动电话业务的牌照。

　　据悉，希望扩张到新兴市场的中国移动，目前尚未最终决定，是否提出与这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集团相当的报价。

　　不过，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移动可能难以证明Millicom如此高的估值是合理的。后者去年销售额为10亿美元，净利润为1000万美元。

　　预计Millicom将在未来数周内做出决定。该公司于1月份挂牌出售。

　　据信，其它曾考虑竞购Millicom的公司包括埃及的Orascom、科威特的MTC、挪威的Telenor以及墨西哥的America Movil。Millicom的市值约为45亿美元。

　　中国移动的困难，突显中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在中国政府“走向世界”政策的鼓励下，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扩张，以扩大企业规模，并获取经验。

　　但分析人士称，在高油价的驱动下，中东地区的财富不断增长，这使得该地区许多公司得以进入国际并购市场。

　　去年阿联酋电信(Etisalat)收购巴基斯坦电信(Pakistan Telecom)时，其出价就高出了中国移动。而今年2月，新加坡国家控股的港口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PSA)，也在对英国铁行港口(P&O)的竞购战中，输给了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ubai Ports World)。

　　驻香港的分析师表示，如果竞购Millicom失败，中国移动的全球战略可能遭到打击。

中国贷款基准利率上调 三类上市公司利润将受冲击

（中国）中国证券报 (2006-04-28)



可能引起股市短期回调

　　央行决定将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的公告在业内引起较大震动。昨日，多家基金公司开会专门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拟采取相应策略以应对可能的影响。

　　“对股市资金面肯定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房地产行业影响非常大，但对金融行业来说是个利好。”海富通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邵佳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同时指出，由于市场对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一事此前没有任何预期，因此这一次对股市的影响可能会大一点。

　　国联安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孙蔚也认为，此事将给股市造成一定冲击，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与投资相关的行业都将受到波及，对市场的心理会有一些影响。不过对于影响的程度，她认为目前还不好说。

　　不过，也有基金公司态度较为乐观。天治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谢京就表示：“目前市场正处于高位，这个消息可能刚好成为近期市场回调的一个导火索，但是不会影响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他认为，随着A股市场流通制度障碍的逐渐解除，大批机构资金如QFII、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对股市依然非常看好，这些大资金将陆续流入，从长期来看，市场的资金面还是非常充裕的。

　　三类上市公司利润将受冲击

　　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看似微不足道，但却足以让相关上市公司瞬间得失上百万元甚至上亿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利率调整中，房地产业、周期性行业、金融业三类上市公司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但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由于该行业上市公司普遍高负债经营，利率的提高将直接加大其经营成本，降低公司利润。

　　钢铁、电解铝、电力等周期性行业类上市公司，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庞大，负债率也相当高。江苏天鼎的秦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黔源电力2005年年报披露的长期负债达15.31亿元，贷款利率上调0.27%之后，公司每年将新增405万元的利息费用，而其每年的净利润才5000万元左右，这意味着，此次贷款利率上调将降低公司近一成的净利润，这无疑将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

　　金融类上市公司受到的影响不一。秦洪表示，因为存款利率未调整，而仅是贷款利率上调，这对于依靠存贷差获得企业利润的银行业来说，将是一大利好，相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因此得到提高。

　　联合证券王蕴珏则表示，对证券类上市公司而言，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你所不知道的满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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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从兴

　　去年，广州突然冒出一个留着辫子，身穿明黄色旗装的人，自称是清朝开国摄政王多尔衮的十世孙、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弟——爱新觉罗·州迪。

　　问题是，州迪除了耍嘴皮子以外，始终无法拿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王孙身份，所以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族人对这位“皇亲”是敬而远之，广州城里的满族兄弟也不把他当一回事。

　　种种迹象显示，州迪是个“假冒伪劣”的“冒牌王孙”。因此他留辫子，穿黄衣，充其量不过是场闹剧，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在当代中国，自称王爷并不犯法，即便是公然穿起龙袍也不会掉脑袋。可是，如果有人企图把东三省从中国分裂出去，重建满洲国，就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一旦罪成，可“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成立了“满洲国临时政府”

　　重建满洲国？开玩笑！相信这是许多读者的本能反应。我本来也不相信当代还有人想重建满洲国，但是当我无意中发现一个满独网站“满洲国临时政府”（www.geocities.com/republic_of_manchu）后，只好改变想法，相信满独运动可能是存在的。

　　“满洲国临时政府”在网站上公开宣称：“满洲自从1932年起，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随着日本在1945年战败，中国连同苏联军队即非法侵占满洲国领土，推翻了满洲国政府，其后中国政府更乘虚而入吞并了满洲至今……因此，满洲重新独立是十分合理的诉求；而只有恢复我们的国家，才能恢复我们的文化、复兴我们的民族！所以，我们决定推动满洲重新独立建国，并且成立了‘满洲国临时政府’。”

　　这个满独组织还公布了“满洲国”的国旗、国歌和领土等等。

　　孤证不立，再举一证。2000年9月28日，美国波特兰市的“满族兄弟”刘岚迪（Randy Liu）给台湾的中华民国满族协会发了一封英文电子邮件，发表在该会会刊《满族文化》第27期。

　　在电邮中，他写道：“……我们必须采取一个十分低姿态来达成我们的国际化计划。自从清朝1911年，满洲国1945年殒落，满族就在本土及国际议题上失去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行销主题在台湾、中国大陆（必须非常小心）、和整个国际社会推动计划……不论是在地区性的或是国际的背景下，我们非常应该专注在教育、文化、国际关系这些事项来提高我们满族群体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我们也该设计一些活动或计划来加强满族协会的经济能力，以达成我们的策略上的目标。”（此处采用《满族文化》译文，读者可自行上网查看原文：www.manchusoc.org.tw/contents/cover/27.htm）

　　虽然写得相当隐晦，但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嗅出一丝满独运动的味道来。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书生之见，不足为虑。可现在声势浩大的台独运动，不也是源于当年“美丽岛事件”的一群书生吗？
香港七成五市民支持曾荫权竞选连任

2006-04-30　4:10 pm



　　（综合讯）BBC中文网消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其他候选对手挑战的话，有75%的香港市民支持特首曾荫权竞选连任。

　　但是这项由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的调查还显示，如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参选特首的话，支持曾荫权连任的人数则降至53%。

　　调查还发现对曾荫权表示不满的港人只占总数10%。

　　这次民意调查共采访了700多名香港选民。调查发现支持公民党党魁余若薇挑战曾荫权竞选特首的比例达到16%，而支持陈方安生的比例为29%。

　　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分析说，调查显示曾荫权是受支持最高的政界人士，而在余若薇与陈方安生之间，后者对曾荫权的威胁较大。

　　调查显示，46%的香港市民满意香港政府的表现，比三月份的上升6.6%，创下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