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敦促北京改善人权记录

“中国人权”敦促北京改善人权记录


“中国对上访人士的迫害仍在继续”

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之际，"中国人权"组织敦促北京发挥领导作用，确保人权委员会的人权政治不再重演。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立取代了最近几年备受批评的人权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周二（5月9日）就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席位举行投票选举，中国是当选国家之一。

"中国人权"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当选，对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权提供了一个难得而重要的机会。作为一个与众多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军事上有密切关系、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显著作用的大国，中国拥有潜力，可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改善人权做出贡献。"

不过，"中国人权"同时表示"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领域获得了一些改善，中国人权过去17年里的记录却表明，中国对上访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民间组织、新闻工作者、律师、维权人士的拘留、逮捕和其它形式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而且情况更加恶化。"

人权组织和一些美国政界领导人曾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家不要将人权纪录不佳的国家选入新的人权理事会。

与此同时，据报道，中国至少有4名记者和网上作者将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受审。

路透社引述代表其中一名记者的律师说，对这些人的审讯原定在二、三月进行，但因胡锦涛访美而推迟。

这名律师说，现在的时间更好，因为胡锦涛访美完毕，又在六·四之前。

据报，将要受审的包括湖南省记者阳小青，他曾发表若干揭露中国官员不当行为的报导。他的妻子表示阳小青是在今年1月被逮捕的。

中国指责达赖“煽动拉萨寺庙骚乱”


达赖喇嘛称他希望西藏享有真正自治
中国当局指责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煽动骚乱，称他应为西藏一所佛教寺庙发生的暴力活动承担责任。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17名喇嘛在3月14日捣毁了拉萨市甘丹寺供奉的两尊被称为“保护神”的多杰雄天（Dorje Shugden）的祭坛神像。

指责和谴责

拉萨市长指责这些破坏行动是将多杰雄天视为佛教分裂势力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干的。

分析人士则谴责说，中国当局试图利用这些分歧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据报道，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在1996年正式下令禁止多杰雄天崇拜。

分析人士说，达赖喇嘛敦促他的支持者不要崇拜实力强大、但却非常危险的守护神和占卜神多杰雄天。

多杰雄天

据报道，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同样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教派"雄天宗"（Shugden)组织有矛盾。该组织自称"西藏复仇之神崇拜者"，素与达赖不和。

两派自1997年以来曾多次发生冲突。达赖信徒指责"雄天宗"为"西藏佛教的塔利班"。

拉萨市长罗布顿珠表示，甘丹寺发生的暴力事件"绝非一起事故"。

新华社报道引述罗布顿珠的话说："从根本上来说，这（起暴力事件）是由达赖集团煽动的，目的是为了激起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从而破坏西藏的团结。"

雄天宗介绍
雄天宗是西藏教派之一，信仰350年前的多杰雄天，该图腾被描述成在沸腾血海中乘坐雪山狮子驰骋的三眼武士，该武士佩戴五十个人头骨制成的项链、有四颗锋利毒牙、挥舞长剑，因而又称"复仇之神"。雄天宗组织总部则设在英国，也被称为新噶当巴，是1991年由另外一名流亡喇嘛科桑嘉措创建。

“违反宗教自由”

西藏自治区党委成员张庆黎则直接对达赖喇嘛提出谴责，称他鼓励僧侣捣毁寺庙的祭坛。

他对新华社记者说，"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信仰者的宗教自由。"

一些分析人士则谴责中国当局利用这次暴力骚乱事件来诋毁达赖喇嘛。

“诋毁达赖”

"西藏信息网"发言人说，中国当局鼓励藏传佛教内部的分裂，因为中国当局已将雄天宗的信徒提拔到当局的一些关键职位。

"自由西藏运动"发言人表示，中国当局的抨击和他们在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时采用的伎俩类似。

这名发言人说，"他们总是指责达赖喇嘛搞分裂，要求西藏独立。"

但他说，"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宗教或社会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国坚决反对阿尔巴尼亚接受维吾尔族囚犯


德新社北京报道，中国政府强烈反对阿尔巴尼亚政府收留五名美军美关塔纳摩基地释放的维吾尔族囚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北京指出，这五名囚犯应被引渡回中国，并且强调，“他们绝对不是无辜的牺牲者，而是涉嫌恐怖分子”。中国对此“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



阿尔巴尼亚接受了五名自2002年以来在关塔纳摩关押的15名维吾尔族人。他们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因在阿富汉被怀疑是恐怖分子而被捕。但据美国调查结果显示， 他们并未从事有关威胁安全的活动。



但出于对中国无宗教信仰自由的考虑，美国单方面决定， 不将他们引渡回中国， 并为此煞费苦心地寻找 接收国。

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

2006-05-10　11:45 am



　　（综合讯）新华网消息：经过3轮无记名投票，第60届联合国大会9日选举出新建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首届47个成员，其中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4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大会当天上午举行首轮投票，从74个报名参选的国家中选出了44个人权理事会成员，但在东欧地区参选的14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得票超过当选所需的96票，分配给东欧的6个席位未能全部选出。因此，联大于当天下午又举行2轮投票，选出了阿塞拜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3国。

　　选举结束后，本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主持了抽签仪式。根据抽签结果，南非等14名成员的任期为1年，巴基斯坦等15名成员的任期为2年，中国、俄罗斯、德国等18名成员的任期为3年。

　　联大于3月15日通过决议，批准设立人权理事会以取代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共设47个席位，其中亚洲和非洲各占13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8席，西欧及北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占7席，东欧占6席。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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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易（旧金山）

　　这次有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主教引发的中国与梵蒂冈的争执，有些出乎观察家的意料之外。外界一直认为中梵就双方的建交正紧密磋商，而且看上去正顺利进行。

　　例如，天主教洛杉矶教区主教梅哈尼去年11月时就对《洛杉矶时报》记者表示，他对中梵建交非常乐观。当时他刚访问中国，从上海归来，并曾与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神父一同主持弥撒。

　　新上任的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也将中梵建交列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去年八月还破例召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28位神职人员。因此一般认为，中梵建交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

　　但在今年3月，教宗本笃十六世第一次册立枢机主教时，观察家却发现中梵的距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近。当时媒体称册立香港主教为枢机主教是最令人意外之事，而中国外交部也罕见地搬出了“政教分离”的说词来应对。显然事情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这次中梵双方的争执显得有些奇怪。首先，爱国会长期以来都在任命主教上握有主动权，每次也得到教宗的同意，双方虽无正式沟通管道，似乎已经有了不成文的默契，但是这个默契却在双方接触更为紧密和频繁时，突然打破。

　　

中梵关系不进反退

　　

　　其次，即使双方在人选上谈不拢，最多只在外交层面上发生冲突，这样才能为下一步的回旋留下余地。如今教宗出面，而且是最严厉的方式将新任主教开除，下一步连协商都不可能了。因此，爱国会已表示，日后可能不预先通知梵蒂冈有关主教的任命。果真如此，中梵关系不进反退，教宗连表面上的权利都丧失了。

　　中梵关系闹到如此，从现象上分析，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双方的误判，而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就出现在教宗本笃十六世身上。

　　本笃十六世以前任教宗首席神学顾问的身份升任教宗，是著名的神学上的保守派。从前任教宗排斥拉丁美洲教区的解放神学，反对美国教区的妇女任职和不允许同性恋者担任神父，就可以看出本笃十六世的保守神学立场。在本质上，他是很难在天主教视为基础的教宗权力和权威上有所妥协。而各地区主教的任命，正是体现这个原则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要他放弃主教任命中的主导权，恐怕是难上加难。难怪他指责爱国会的主教任命，有违“宗教自由”。

　　爱国会方面好像有点委屈，原因是他们向来都是这样任命主教，而且每次都在任命后才上报教宗。但这次的任命，从去年11月上报后，就一直没有得到教宗的回音。中国各教区主教出缺数目不少，教区如果没有主教，在天主教的结构下，是很难展开工作的。爱国会任命主教势在必行，只是他们并未准确判断出，教宗在主教任命这个象征教宗权力的神学立场底线在哪里。

　　今年3月香港教区主教的提升，其实是这次风波的第一个误判。教廷方面或许急于树立一个中梵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主教任命模式，他们选择了香港，的确具备了政治智慧，但在人选上却有些失策。

　　中国为了整个国际外交的大局，或许急于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但教廷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所显示的不可预测性，却是他们最大的忧虑。如果教廷能做到只图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涉及政治，则中国从大局出发，或许很容易接受。但新任枢机主教偏偏又是政治色彩浓烈的人物，这叫北京如何相信教廷？

　　

中印崛起使天主教面临挑战

　　

　　本笃十六世之所以急于同中国复交，是因为他深知，中印两国的崛起，是本世纪天主教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教廷必须恢复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养，因为那是教宗的本职。

　　但是本笃十六世的保守神学背景，常常会让他偏离牧者的角色。例如本笃十六世就任教宗的第一次教宗文告，竟然是“神就是爱”，这让观察家大跌眼镜。通常教宗的文告都是有关神学议题，而“神就是爱”则更像教会牧者的证道。教宗如此做，只不过想矫枉过正，使他原有的神学色彩淡化。

　　又比如，教宗上任一年多以来，既没有让满怀希望的保守派欢呼，却又使盼望他能更为温和的左派教徒失望。观察家对他过去一年任期的表现，所下的评语是：“充满争议”。

　　因此，教宗很可能在任命中国教区主教上作出大转弯。针对中国八天内第三次任命主教这件事，教廷竟然却批准了。可以说，爱国会已经被教廷弄糊涂了，不知道教廷的标准是什么。而实际上，这正是教宗在扮演教会牧者和教会神学卫道士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所致。

　　如果中国能认识到教宗行事的矛盾和具争议性，或许就可减少误判，因而减少冲突。果真如此，中梵关系仍然会前景光明。

·作者是经济分析师
中国政改的“说”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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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往往受到舆论的批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月在耶鲁大学回答相关问题时辩驳说，如果把中国28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仅归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全面，也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

　　胡锦涛还展示了他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他说：“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中国将根据国情和人民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丰富民主的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或许外界认为胡锦涛的解释没有什么新意，只是为进展缓慢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辩护，因此他的这番话没有引起舆论过多的关注。

　　但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把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多年少见的事情。同时，与前任相比，胡锦涛推进政改的决心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共眼下正在进行的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大换届已散发出久违的政改气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1980年代的“多说少做”，1990年代的“少说不做”，以及近年来“少说多做”几个阶段。

　　早在1980年8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必须改革中共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以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重演。但邓小平显然对政治体制改革将遭遇的巨大阻力估计不足。虽然他在80年代不断呼吁进行政改，1987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也提出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制度，完善民主政治等政改目标，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中共放弃了政改努力，几乎所有政改蓝图都停留在文件上。

　　进入1990年代后，中共在政改问题上变得谨言慎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媒体不能提及的忌语，官方80年代提出的具体政改方案也缩水成“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类不痛不痒的原则表达；改革内容也从解决个人高度集权等触及专制体制病根的“攻坚战”变成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实际意义不大的“外围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传统政治体制与新型经济体制的差距日益明显，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羁绊作用也越来越大。

　　面对国内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国际舆论给政改带来的巨大压力，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敏感话题，官方不再大事为政改造势，甚至连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改决议，也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取代政治体制改革，以减少来自党内的阻力。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从今年3月到明年上半年，中共省、市、县、乡党委将集中进行领导班子大换届。这次换届涉及到中国几十万各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当然也牵动着各级官员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推出系列监督权力法规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共高层在换届前连续推出一系列监督权力运用的法规，其中包括《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各级党委在换届中必须按法规办事。

　　虽然这些法规未必能够得到全面执行，但至少在程序上为官场常见的跑官要官、卖官买官、黑箱操作以及“一把手”权力过大等弊端设置了更大的障碍，使主要由“一把手”好恶决定的干部任免开始走向制度化，应该说是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上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针对普遍存在官多为患、一些省市自治区光是省级领导干部就有40多人的状况，高层严令各级党委在换届中必须精简领导成员，重点减少各级党委副书记的人数，以改革党政不分、人浮于事的顽疾。

　　据了解，目前已有河北、安徽、福建、宁夏、海南等省区党委副书记职数减少到三人，形成“一正三副”的新省级领导班子模式。

　　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中共近两年开始在云南、四川、江苏、湖南等省市尝试以“公推直选”的方式选举乡镇党委书记。

　　有关学者指出，中共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总结这些选举经验，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中共大范围推广乡镇等基层党委书记的直选，将意味着中共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