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希望加深军事合作

中印希望加深军事合作

路透社北京消息，曾是军事对手的北京同新德里之间将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周一，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国防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签署了一项协议，细节内容虽没有公开，但官方的报告说，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还会见了中国外长李肇星，双方在加深战略伙伴与合作方面均表示诚意。

中印两国曾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军事冲突，此外，中国同巴基斯坦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让印度耿耿于怀。去年，中印两国原则上结束了边境纠纷。两国的年贸易额为100亿欧元。

中印将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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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法新电）中国和印度这个星期将签署军事合作协议，扩大双方的军事交流。

　　据报道，印度驻北京大使馆昨天发表文告说，前天抵达北京的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将见证中印双方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在协议下，中印将扩展联合军事演习及培训工作，并增加军事人员的互访。

　　印度国防部说，协议旨在于加强两国军方的互信，以及为双方的和平与繁荣而发展战略及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日报》的报道则说，军事协议可为中印军方建立一个定期对话的长期架构。

　　穆克吉昨天已同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及外长李肇星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李肇星告诉到访的穆克吉，中国希望今年能和印度加强战略及合作关系。两人也都同意，中印共荣将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在中国进行五天访问的穆克吉，今天将同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据报道，他也会到北京、上海及兰州的一些军事基地参观。

安南亚洲行的战略意图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5-30)



　　访问虽带有某种意义的告别性质，但对其继承人将会产生一定影响，对联合国今后走向也将打上较深烙印

　　文/吴妙发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5月14日抵达韩国首都首尔，开始他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访问。

　　安南此次包括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和泰国在内的亚洲五国之行，因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中日、韩日关系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等五大问题处于紧急、关键时刻，其访问重要性不言而喻。安南的表态和主张，尤为国际社会所注意。

　　他的访问至少有三个战略意图。

　　首先，提出方案。在伊朗核问题上，安南提出美伊直接会谈的设想；在朝核问题上，他主张朝方尽快回到六方会谈，并就美方提出的签订和平协定进行谈判，使朝核问题有所进展甚至突破。这是他作为秘书长肩负《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九大职责范围内所提出的维持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具体方略，可视作对伊核问题不断升温、军事因素可能较难排除的一帖冷却剂。

　　安南提出上述方案同美国在伊核、朝核问题上政策微调有关。对前者，美国内正进行一场大辩论。在美国军方内部，主张对伊朗进行空中打击的早占上风，只不过还未成为布什总统的决策。在有影响的美国前政要中，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冲突迟早要发生，最早在2007年上半年。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则提出警告，如美对伊朗动武，将酿成天下大乱，战争将进行十年之久。现任政府高官中，国务卿赖斯主张采用传统国际主义代之以新保守主义，调动盟国和其他力量提出方案代之以美国单枪匹马式的周旋；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也持同样主张。欧盟“激励”方案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但遭到伊朗不能用“糖果换金子”的嘲讽而被拒绝。尽管美伊双方尖锐对峙，但尚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空间。

　　对朝核问题，美国最近主张采用安抚方法，在不取消对朝鲜进行财政、贸易制裁的前提下，提出愿就签订和平协定进行谈判，并要求朝方尽快回到六方会谈。美国此举意在摆脱两线出击、力不从心的窘境。在这个过程中，利比亚的“榜样”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美会尽量地使之发挥有利于美国的影响。

　　其次，进行劝和。安南在日本访问时指出，日本应向德国学习，正视当年其侵略亚洲国家的血腥历史；强调参拜靖国神社给日本“入常”拖了后腿；指出中日、韩日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在日本，日本应努力加以改善；劝告日本不要把“入常”同联合国会费联系在一起，这样做只会引起联合国广大成员国的反感等。安南进而要求日本政府做出“重要姿态”。用美联社、路透社驻东京记者的话来说，做出“重要姿态”就是要求日本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对战争历史作真诚反省和道歉。

　　安南的讲话在日本朝野引起一定的震撼。安南对日本历史问题的认知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这既同联合国广大成员国对日本拒不真诚认识其战争历史，却要大家赞同其挤入“常任”队伍表示强烈不满有关，又同美国一些政要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批评态度不无联系。

　　日本在“入常”问题上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一种情况是，日本如继续采取主动，提出增加若干名包括日本在内的“入常”议案，必将遭到美国反对而胎死腹中；只提增加日本一家“入常”议案，则将遭到联合国成员国的强烈不满，因无法得到一定票数支持而败北。另一种情况是，干脆打消“入常”念头。目前看来，作为追逐多年“入常”外交首要目标的日本政府是断然不会这样做的。究竟怎样做，日本政府正冥思苦想。会否采取安南主张，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战争历史作出真诚反省和道歉，人们将拭目以待。

　　第三，缓解矛盾。安南此次关于应由亚洲地区推出新秘书长人选的表态，有助于缓解在这个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使秘书长的交班过程有可能相对顺利地进行。

　　安南在联合国工作了30多年，他作出上述表态是有道理的：历届秘书长均经激烈较量后产生使他深有感触；南北方对秘书长的理念和企盼迥然相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广大成员国主张由亚洲人接任秘书长而美国青睐东欧地区出人选使他心有警觉。美国倾向于东欧人选，实在是一个缺乏法理根据的“怪招”。因为按照联合国关于地区集团划分的原则，一向把欧洲划为一个地区集团，其中西欧、东欧、北欧、南欧、中欧等都包括其中，从未把东欧单独划出来作为一个地区集团而独立存在过。美国这一“怪招”，将使地区集团的划分处于混乱状态，从而引起不必要的争执，影响联合国的团结。

　　安南秘书长离其卸任还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他此次访问期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受到了欢迎和肯定。□

中国威胁美国了吗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5-30)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美国国防部5月23日发布2006年《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继续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报告重弹去年7月报告的老调，声称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

　　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被渲染为“对地区乃至美国构成了威胁”，再次表现出美国官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冷战思维和强权逻辑。

　　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发展就越来越“关心”，几乎每年都要炮制一个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报告向国会报告。而就在今年年初，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目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界定为“接触”加“防范”，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防范中国的“威胁”。一个月后的3月16日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成“位于战略岔路口的国家”，列举了对于中国的广泛而具体的威胁的担心。可见，新报告声称中国构成军事威胁并非什么新鲜玩意。

　　在最新出炉的这份长达50页的“小说”一样的报告中，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被指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2??3倍”，军费预算“估计为700亿??1050亿美元”。报告还称，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3倍甚至更多”。

　　“中国已明确公布依法制定的国防领域预算，并且依法执行预算。如果认为中国军费预算不准确，依据何来？”针对美国主观臆断的指责，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25日进行了驳斥。他说，美方不应用“冷战思维”对中国军费预算“说三道四”。

　　事实上，中国的国防费用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率，与其他大国相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以2004年为例，中国国防费约合255.79亿美元，美国国防开支高达4559亿美元，是中国的17.8倍。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更是中国的77倍。即使在亚洲，中国的军费开支也远低于日本。以这样的实力差距，中国如何威胁美国？

　　5月11日，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总额为5129亿美元的2007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授权法案，军费开支增幅不小。美国的军事实力有目共睹，其国防开支几乎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相当，仍要不断追加军费。对此，美国政府该给世界各国如何解释呢？

　　中国国土面积大，边界长，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而且，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中国军队需要更新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别国无权干涉。“中国适当增加军费开支、推进国防现代化完全正常，这不仅符合本国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刘建超说。在军事预算以及加强国防互信方面，中国的态度向来是真诚的，愿意同世界各国相互沟通和交流。

　　同之前的报告相比，新报告所谓的“亮点”之一是将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军事威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反复暗示：中国经济越强大，中国越发展，所带来的威胁特别是军事威胁就会越大。报告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中国成为地区及全球强权的核心要素，也是军事能力增长的基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使其“能够在防务领域投入更多”，而且“中国有太多的海外利益需要建立军事能力来提供保护”。

　　是否崛起中的经济大国必然走军事霸权的道路？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是否定的。中国政府已经一再昭告世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建立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是威胁还是贡献，不带偏见的国家和地区对此早有公论。而美国的报告将两者硬绑在一起说事儿实在是胡搅蛮缠。

　　报告还别有用心地列举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称“中国的金融体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存在大量呆账、死账，国企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包袱”；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报告还夸大中国国内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政治改革风险、腐败以及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挑战等，企图以此动摇各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一直在发展中不断解决这些问题。像美国这样带着有色眼镜看人，断章取义下结论，显然有失公允，也不利于两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美国国防部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无理指责，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也受到国际上一些专家的批驳。就在年初美国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后，美国知名防务和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凯托学会副会长特德盖伦卡彭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五角大楼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其越来越庞大的防务预算寻找借口。五角大楼就是要在报告中大肆渲染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威胁，大肆渲染中国等新兴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以便让国会能够通过其庞大的防务预算。

　　英国伦敦皇家联合防务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尼尔则表示，美国显然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这是美国坚持其称霸世界政策的产物。他认为，中美两国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接触和对话，增进互信，这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进展引人注目。美国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并非“零和”游戏。因此，处理21世纪的中美关系，需要美方摒弃冷战思维。要尊重事实，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有利于亚太各国增进互信、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联合国基金会：发展中国家银行应注重能源效率

（英国）FT中文网 (2006-05-30)



　　联合国基金会(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表示，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本土银行向企业提供资金时，应把能源效率作为重点考虑因素。

　　该基金会指出，这样的举措将使银行获得更好的回报，因为投入成本的降低可使企业迅速收回能源增效成本。联合国基金会是一个支持联合国各项活动的公共慈善团体。

　　参与一项为期4年的国际能源效率项目的专家们表示，相对简单的措施就能使中国、印度和巴西的能耗降低25%，而先进技术的使用将使这些国家到2030年的预期能耗增幅降低10%。

　　世界银行(World Bank)资深环境专家钱德拉.高文德拉加鲁 Govindarajalu (Chandra Govindarajalu)表示：“一些项目旨在实现成本节约，而非开发新产品线或其它有形资产，上述国家的商业银行普遍缺乏为这些项目提供融资的经验。”

　　然而，他表示，通过能源效率项目，企业可以获得20%至40%的投资回报率。

　　世界银行能源专家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补充道：“要解决许多能源问题，改善环境，促进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降低能源浪费是最廉价、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

　　这里有一些先例可循。在东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已将能源效率列为许多项目的贷款标准。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担心中国、印度和巴西能耗迅速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世界银行协助中国开展了几个试验计划，2005年开发的能效项目超过300个，投资额达到2亿美元。不过，这仍然仅占中国投资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将中国经济的“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译者注）降低五分之一。
贸易风波
　　中国：
　　日实施《肯定列表制度》
　　将影响两国农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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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综合讯）中国商务部昨天针对日本正式开始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表示强烈关注，认为这制度将影响中国农民利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将全面提高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的门槛，对中日农产品贸易影响巨大。

　　他说，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也是日本农产品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05年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近80亿美元，涉及6300家中国企业和1600万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受影响最大。

　　因此，中国始终密切关注《肯定列表制度》的制订的实施过程，并已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表达了“强烈关注”。

　　崇泉指出，《肯定列表制度》不仅是个技术标准问题，还关系到贸易的公平性。“我们尊重日本政府保护消费者健康与安全的立场，但同时高度关注该制度对中国农产品企业和中国农民利益产生的影响。”

　　他希望日本政府在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正常贸易不受影响。

　　为了减低《肯定列表制度》对农民的影响，中国政府举办企业培训，指导企业及时调整生产，合理用药，同时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介绍和分析《肯定列表制度》，及时收集和发布其制定和实施的最新动态。

　　另据中国商务部消息，在日本参加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的商务部长薄熙来5月27日在京都会晤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

　　薄熙来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政冷局面已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

　　他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责任不在中国或日本人民，而在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应认识中国所作的建设性努力，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
朝鲜外务相白南舜今上午抵京访华

2006-05-30　10:20 am



　　（北京讯）新华网消息，应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邀请，朝鲜外务相白南舜今天上午抵京访华。

　　据了解，白南舜访华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唐家璇将分别与其会见，李肇星将同白南舜举行会谈，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除北京外，白南舜还将访问广东省。
中行公布股份配售详情

2006-05-30　10:05 am



　　（香港讯）明报即时新闻网消息，中国银行公布香港公开发售的股份配售详情，每名成功申请人将获发最少一手H股。

　　中行说，在香港的招股获得超过95万份有效申请，由于超额约70倍，采用回拨机制，将在港发售的股份增至总数一成，每股定价2.95元，接近发售价范围的上限，周四在主扳挂牌。
中国商务部：美对待联想行为违背自由贸易

2006-05-30　11:35 am



　　（北京讯）环球在线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联想PC在美国遭遇不公平待遇一事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违背了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原则。

　　据商务部网站报道，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联想集团获美国国务院电脑采购订单后遭不公平待遇一事时，崇泉表示，美国政府机构根据其采购标准和纳税人价值最优原则购买联想电脑，是很正常的自由、公平、合法商业交易。

　　崇泉指出，受冷战思维驱使，随意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联想集团的正常商业活动采取歧视政策，设置人为障碍，这一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也违背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

　　今年3月，联想收购IBM PC部门后在美国获得向美国国务院提供逾1.6万台台式机及相关设备的订单，美国部分人认为美国务院购买大批联想PC，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美国政府随后做出相应调整。联想董事长杨元庆随即表明4点态度，并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公平对待联想。

日本外相希望与中国外长举行新会晤

2006-05-30　3:35 pm



　　(东京讯)据中新网消息，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今天暗示，他希望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举行新一轮会晤。 　　

　　麻生太郎对日本国会外务委员会说，他希望在7月中旬八国首脑峰会之后再次会晤中国外长。 　　

　　中国外长李肇星与麻生太郎上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五次外长会议上进行了会晤。

中国是否应用外汇储备换石油引发激烈争议

北京晨报

能源战略智囊团曝光观点交锋
晨报讯（记者 李隽琼）中国近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否应该用来换取一种紧缺物资----石油？在本月26日举行的“2006年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上，针对这个问题上演了一场观点交锋。

“用大规模外汇储备构建石油储备以稳定油价是不对的。”作为“高外汇储备战略”的支持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余维彬公开表示，中国应该保持高外汇储备不动摇。他的观点代表着中国“智囊团”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学者们的结论。

而就在同一论坛的分论坛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左。白明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应适当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石油储备。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争论绵延已久，而在此期间，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高达8751亿美元（根据央行4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余维彬的理由是，中国应该通过外交政策、技术政策和节能政策来解决石油问题，而不是通过外汇。“国际经验表明，动用外汇储备构建石油储备并不能稳定石油价格”，同时，他并不认为外汇储备不用就是浪费。“投资海外市场不一定能获取高收益，并且，国内市场的长期矛盾不是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是资金过剩的问题。”

因此，余维彬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和货币替代风险，保持较高外汇储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合适的。

对此，白明并不认同。“将外汇储备转化为石油储备，不仅能够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行使国际定价权的回旋余地，而且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白明说，“因而，从争取国际定价权上而不仅仅是从追求储备的直接回报的角度考虑，国家要加大在原油战略储备上的投入。”

白明的观点并不孤立。4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呼吁，可考虑将“增量储备”合理地转化为石油等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创新外汇储备使用方式。
五角大楼的思维很有意思：北京愿以台湾换奥运

亚洲时报在线

亚洲时报在线Augustine Tan撰文／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有一句奇怪的论述：“如果中国在2008年前对台湾动武，北京奥运会几乎可以肯定会被杯葛，甚或失去主办权。”
听到这样的言论，如果有中共政治局委员们因此捧腹大笑甚至弄得肚痛要看医生，实也不难理解。国防部鹰派这种言论实在是荒唐得要紧。把台湾和奥运会相提并论，正正说明五角大楼对中国、中国人和整个台海问题甚为无知。

论分量，两星期的体育赛事，如何能跟台湾问题相提并论呢？承办奥运会，只不过涉及仅值16亿美元的基建改善（体育场馆、酒店和道路），当然，这未包括北京政府为提升其国际形象已投入了的时间和金钱；但相比下，对大陆而言，有着2200万人口的台湾是无价的。

长远统一台湾，绝不是中共为维护统治而提出的空洞口号或政治伎俩。在大陆，渴望两岸统一的情绪，绝不比反日情绪低。简言之，北京可以不要奥运，但不会放手台湾。大陆官员多次表示，在反台独问题上，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当然，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将大大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但中国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妥协。

若北京会甘愿为奥运会而放弃台湾，也许华盛顿现在就可简单了当地告诉北京：“快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不然我们将杯葛奥运。”幸好，在美国至少还有一部分真正了解台海问题的政客。美国副国务卿策利克（Robert Zoellick）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台海问题上的平衡点就是，既保障台湾的利益，但不会鼓励台独。独立必将招致战争，而这将意味着美国士兵牺牲。”

长期以来，中国非常赞赏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尤其是对大陆去年实施《反国家分裂法》背后动机的理解，但基于历史原因（美国同台湾签署了《台湾关系法》），美国须继续协防台湾。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策利克含蓄地表明，美国不愿因台湾宣布独立而卷入台海战争，特别当战争是台湾方面挑起时。5月8日，陈水扁出访中美洲的“邦交国”哥斯达黎加和巴拉圭，但其在美国过境的要求，却未获华盛顿方面满足，令到这次出访被台湾媒体形容为“毫无目的的访问”。华府拒绝让阿扁过境重要城市，其实也反映了美国这种态度。

奥运会是中国展示其经济崛兴的最佳舞台，但这仅仅是个晃眼而过的展示。北京没必要因怀有争当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雄心而感到惴惴不安。事实上中国离此目标仍有相当长的距离，尽管中国目前已广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前，中国首先得处理国内数之不尽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些不稳定因素随时会导致国家混乱。在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央政府也表示至少要用20～30年来纠正这些问题。

会议发出的另一个信息是：中国至少在随后的20～30年间都不想卷入战争，只要华盛顿在这段期间不踩过界，不直接上门找麻烦，美国可继续随心所欲扮演其世界警察、世界超强又或任何角色。

其实，中美之间也各有所需。中国人民银行称，中国国内的储蓄总额在4月底已达到了15.863万亿元（1.98万亿美元）。用这笔庞大的财富买几百架波音飞机，简直小菜一碟；正是大量来自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订单，才令不少美国人保住了饭碗。

现时美国流失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机会，主要是低技术工种。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可跟美国企业合作，确保美国仍能保有一些低技术职位。但在台海问题上，可以用奥运会来威胁北京吗？

在编写中国军力报告时，五角大楼的鹰派显然并未听取美国前副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观点。萨默斯认为，在大量美元资产被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控制下，美国的经济甚至军力投射，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这些国家的掣肘。到明年，单是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将超过1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与其他美元债券持有者决定大量抛售，美元将难逃大幅贬值的命运；这正是萨默斯一个核心观点。五角大楼的官员显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没有理会萨默斯，甚至连策利克的建议也被抛之脑后。事实上，陈水扁正依靠着国防部鹰派官员这种无知。
中国将减少向南非的纺织品出口

德新社约翰内斯堡电，中国将通过限制贷款得发放，降低销往南非的纺织品。据南非“商业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主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周亚斌（音），虽然商业投资是公司的事情，但政府要在政策上做出规定，对投资进行方向性引导。目前，有关的文件还没有正式生效，因为细节上还有进一步阐明的必要。

南非曾数度向中国政府抱怨，指责印中国廉价纺织品大量涌进南非，导致那里的工作岗位流失。与此同时，南非希望中国加强对南非的投资。中国总理温家宝将于今年7月访问南非，目前，南非副外长正在北京为此行做筹备工作。


国际化、多元化与“香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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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香港）

　　香港亚洲电视于5月12日宣布，中信国安将注资成为该电视台的战略合作夥伴，持股量22％，此事一经宣布，香港某些舆论和政客即时予以关注和评论。

　　有某立法会议员故作突兀之语言，担心具有中资背景的企业注资亚视之后，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中资公司及中国大陆人士入主香港传媒，进一步压缩香港的新闻自由，并且呼吁捍卫“香港利益”。

外人认同香港有言论自由

　　也有香港报章发表社论指出，中资入股亚视后，可能会专注于中国大陆市场和照顾大陆居民的口味，使得该电视台的口味“内地化”，偏离香港观众的兴趣。该社论敦促香港广管局“审批其入股申请时，必须以本地观众利益为依归，严格限制非本地居民控制本地电视台。”

　　犹如所有涉及香港公众利益的投资项目一样，对于亚洲电视股东和股权的更改，人们给予的关注和评论，是可以理解的。但上述评论观点，却显示出某种政治偏见和理解视野的偏差。

　　香港作为亚洲地区以及国际著名的资讯中心，在主权回归近九年以来，尽管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的不是和不足多有批评，但对于回归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表达空间，却甚少有立场截然不同的异议和批评。美国人说得话比较多，但只有微言，没有断然的否定，英国和欧盟国家的评价比较客观，至少相对于香港的某些政客而言，这也是客观事实。

　　不妨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香港开埠之初，仅有8万人口。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香港人口递增，多半的移民人口来自大陆。即使是1949年之后，1970年代前后香港经济起飞以来，多数的劳动力均来自大陆。1980年代大陆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中资在香港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多，目前已在香港经济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香港作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以及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它从来不抗拒任何资金的注入和参与，来自中国大陆企业的资金，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元素或者说大陆元素，在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的漫漫长河中，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甚至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资讯的，还要很多地域风俗的诸多种种。

　　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始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凝聚于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主权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之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实践，为“香港意识”概念的提升，注入了新时代的积极意涵，并因为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迅速演变，逐渐成为主流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拍摄连续剧收视率高

　　随着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日益紧密，在“大香港主义”逐渐失落的同时，维护“香港利益”的诉求，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拥有一呼百应的社会共鸣效益，若干年前50万人上街表达政治意愿，就是一个例证。在这次亚视即将接受中信国安入股问题上，因个别政客和某些舆论的担心和政治焦虑，而高举捍卫“香港利益”的大纛，在于它的某种煽情功能，但其实却很难具有说服力。

　　香港价值和香港利益在其他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与大陆元素密不可分，彼此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今天香港经济，如果没有中资、外资和港资三足鼎立，又香港股市、楼市和旅游业，如果没有内地资金的注入和参与，估计很难维持今天的格局。即使是今天香港的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如果没有内地企业或者中资企业广告的进入，估计多数媒体的经营将发生困难。　

　　由于中国内地媒体改革与时俱进，尤其是过去两三年广东电视台积极改善节目质素，香港无线电视及亚视在广东原来的收视优势正逐渐失去，两台的收视率都出现下滑。收视率下滑了就要找出路，跟中国内地资金和内地企业的合作，或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和资金合作，或许是必然的选择。

　　议者认为，具有中资背景的中信集团入股亚视，便会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香港某政客指出，越来越多的中资机构和亲中人士入主香港媒体，给人一种香港传媒欠缺独立自主的印象。很奇怪的是，越来越多的中资机构和亲中人士入主香港其他投资和经济领域，何以就不会影响到香港在国际社会首屈一指的自由经济体地位？

　　担心电视台制作节目口味“内地化”，就会偏离香港价值、香港利益或者香港口味，这也是混淆视听的理据。

　　根据电视节目收视率的资料显示，迄今高居香港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榜首的，依然是中国大陆制作的《还珠格格》、《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香港观众和读者的收视兴趣，并没有因为中国大陆制作的电视连续剧的进入和“内地化”的增加，而偏离和失去香港价值，香港利益或者香港本位，这便是明证。

香港观众接受节目内地化

　　香港目前有将近700万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大陆，他们是香港电视节目的基本受众。有社论以为，中资入股亚视后，可能会专注于中国大陆市场和照顾大陆居民的口味，那么上述的收视率便足以说明，香港大多数电视观众，看来并不完全消极抗拒所谓的内地化，反而是那些毫不掩饰香港本位的人士和媒体的话语表达，却刻意凸显其忧心忡忡。

　　我们深知，在香港多数居民的潜意识深层，或许还或多或少存留了恐共、拒共的心态，但是这种心态也随着两地的互动，以及大陆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逐渐减弱。观感的改变，大概没有太多的香港市民会对中信国安注资亚视做超越商业决定之外的政治解读，反而是某报社论无意中道出了真情：杯葛质疑的目的无他，旨在“严格限制非本地居民控制本地电视台”。

　　政客和某些舆论存有偏见也就罢了，如果香港特区政府的广电管理部门也将此作为审核定夺的主要决策凭据，那对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自由经济都会城市，绝对是一大讽刺。政客和某些舆论观点的偏狭和肤浅或许可以被原谅，就好像八年前香港电讯股权易手，新加坡的投资计划最终被迫撤出一样，人们正在关注着中信国安入股亚视的结果，香港的国际化、多元化和所谓的香港利益、香港价值，究竟孰轻孰重，正在受到一个单纯的商业投资案的严格检验。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治理利益社会　需要开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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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改善和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一直是这些年来中共高层的一项重要议程。但最近中国社会发展经验也表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令人担心的。从医疗、教育、科研等体制改革的失措到近来政府和房地产商之间的较量，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执政能力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有弱化的趋势。

　　在众多的原因中，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执政党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规范好。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执政党分不开。和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执政党显然很熟练地掌握了如何运用经济的、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来搞经济建设。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执政党主动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转型。

　　为了配合经济改革，执政党在政治上也作了诸多改革。在意识形态层面，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所提倡的“解放思想”，也就是从释放生产力和人民的积极性来看待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在组织和行政层面，执政党把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政治业绩的主要指标。意识形态、组织手段和大规模的经济分权运动，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巨大的能量。

　　

社会以利益为基础　

　　

　　快速经济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从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到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

　　毛泽东时代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都很单一。在人们都能接受以平均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社会容易治理。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执政党就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管治模式来提高执政能力。

　　并不能说执政党没有努力改变其执政方式。较之从前，今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国家的宪法以及各方面的法律法规都较能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变化。

　　在近年，“利益”代表已经成为执政党扩大其社会基础、改善执政能力的主要目标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成为官方话语的核心，不仅表达在执政党的党纲上，也表达于国家宪法上。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利益代表”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家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那么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的“利益代表”显然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

　　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这个发展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但为什么执政党的努力并没有在实际层面大幅度地提高其执政能力呢？可以确定地说，执政党尽管学会了如何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管治由这种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利益社会。

　　执政能力或者管治能力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但至少包括两大方面的能力。第一是政治能力，主要指的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其政策是否得到社会的大多数的认同和支持。第二是行政能力，主要指的是执政党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来实施其所制定的政策。

很多政策让强势者得益　

　　理性地来检验，这两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要提高政治能力，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利益开放政治过程。　　

　　这方面已经开始，但政治过程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开放程度很不均衡。一些社会利益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国家的政策制定，而另外一些社会利益则没有这样的能力，甚至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例如企业家阶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文化界和知识界就是强势社会力量。不难发现，从地方到中央，他们有太多的代表出现在政协、人大和政府系统。而代表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就没有政治影响力。

　　政治过程开放的不均衡，加上中国特殊的政商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

　　问题不是没有改革政策，而是很多所谓的改革政策都是强势社会利益追求的结果。例如医疗、教育、科研、住房、福利等等方面，都有改革政策的出台，但这些政策大多使得强势群体获得巨大的利益，而牺牲的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有强势社会利益在后面，这些政策的执行并不构成困难，但它们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还有一种严重的情形是，如果中央的政策是能够使得社会的多数人获得利益的，那么就会因为没有强势社会利益的支持，这些政策就不能执行下去。

　　这后一种情况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很多政策一出台，就没有了下文。政策到了地方层面，就被变相地“否决”。在地方层面，现在往往是官、商、法结成一体，甚至还要加上地方黑社会和恶势力。地方政府本身深陷各种利益之中，无以自拔。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对中央政策说“不”比做其他什么都要来得轻松自在。

　　政治开放的不均衡更使得中央政府的政治能力不能有效地转变成为行政能力。本来说，如果一项政策能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同和支持，就应当能够实施下去。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仍流离于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方法来支持中央政策的实施。这就是中央无奈于地方政府和强势社会利益的根本原因。

　　现在已经到了进一步开放政治的时候了。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均衡状态，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财富不公正分配的现状长久不能得到改变已经失去了忍耐心，而对社会大多数有利的中央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如果政治过程不能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那么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还会继续弱化，社会也会变得不堪治理。到那个时候再谈政治变革，可能就为时已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