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联合任命沈阳教区助理主教？

因连续自行任命两名天主教教区主教，中国大陆与梵蒂冈的关系显得异常紧张。上个周日（5月7日），中国方面又任命37岁的裴军民为辽宁教区助理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拒绝透露教廷是否赞成有关任命，但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此项任命可能得到了教廷的批准。

裴军民神父16岁入修院，1998年起担任辽宁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的秘书长。他曾到美国费城攻读神学，并取得新约圣经硕士学位，是内地首批获派出国留学的神职人员之一，也曾多次参加天主教国际性会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表示，裴军民在今年初，由教区的神职人员以及教友代表选出获得提升。



沈阳市南关天主教堂7日举行盛大的祝圣典礼，教区的青年团乐队特别在教堂前的空地表演助兴，吸引了不少教友围观。教堂外也搭建了一个大荧幕，让未能入场的教友观礼。教堂内有多位外籍人士与教区的神职人员一起。



此前，中国在没有取得罗马教廷同意的情况下连续任命两名主教，引发梵蒂冈的强烈不满。教皇本笃十六世上周四指责中国单方面任命主教的做法是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



但据香港媒体报道，这次裴军民的任命，获得了中国及梵蒂冈教廷的双方认同。亚洲新闻通讯社援引梵蒂冈一名官员说，教廷认为裴军民是一个“极佳的人选”。这则报道并未得到教廷新闻办公室的证实。但有官员指出，该传播机构消息可靠。中国教友则认为，裴军民的任命有助改善中梵关系。去年八月，裴军民等人曾在梵蒂冈谒见教皇本笃十六世，获得了教皇“特别亲切”的问候，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中梵关系取得进展的一个微妙讯号。



不过，法新社评论员发表分析认为，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交际创伤不会因此而得到修补，北京依然牢牢抓住宗教控制权不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哥分校的中梵关系专家理查德·曼德森表示：“梵蒂冈希望和中国达成共识，每位主教任命都应得到教廷批准。中国可能会放低姿态，以求最后拍板钉钉。如此一来，双方都为最终的决定权相持不下。看来，北京方面认为最后的主教人选要由他们指定。”

设在美国的天主教人权组织、龚品梅基金会主席龚民权说：“中国与梵蒂冈的未来关系走向取决于主教任命权。中国必须放开宗教自由，释放被关押在狱中的神父、主教和教徒。”对于上述几点，龚民权并不乐观，除非北京用行动表明和解诚意。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日前表示，希望中国和梵蒂冈尽快对话，解决内地任命主教的问题。但在中国和梵蒂冈建交前，内地只能按照过去的做法任命主教。刘柏年指出，中国还有至少44个教区缺少主教。

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可以参照越南的做法，将主教候选名单上交给梵蒂冈，双方协商确定最后的提名。龚民权认为：“只要中国有足够的诚意，总归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然而，专家也看到，如果在天主教爱国教会占主导的中国教区出现了一个更加忠于罗马教皇的主教，可能会引导教徒冲破政府界定的行为禁区。

中梵关系专家曼德森表示：“由此一来，就会出现一个与海外保持联系的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这才是中国当局最害怕的事情。这会威胁到天主教会的稳定。”

针对自选主教的批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教廷指责　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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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针对梵蒂冈批评中国自选主教，中国外交部昨天继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之后发言。这是中国官方两天内的第二度表态。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中国政府对梵蒂冈发言人就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发表的声明表示遗憾。”他表示，梵蒂冈不顾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天主教会进行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在官方正式表达立场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昨天也任命了辽宁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秘书长裴军民为辽宁教区助理主教。梵蒂冈的消息说，此项任命已得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的认可。

　　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昨天对香港电台说，不明白梵蒂冈同意任命主教的准则，日后可能不预先通知梵蒂冈有关任命。

观察家：中国有意增加谈判筹码

　　观察家认为，中国口头上表示要与梵蒂冈和解，行动上却单方面任命主教，并强调未来也不排除单方面行动，显然有意增加谈判筹码。

　　宗教局刚在6日重申愿意与梵蒂冈教廷改善关系，但呼吁教廷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新华社同一天也发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负责人谈话，坚持自主选任主教符合中国教会的需要，并重申与梵蒂冈改善关系的意愿。

　　刘建超昨天重复了中国政府对中梵关系的两条原则，即梵蒂冈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得以宗教为名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国政府有诚意改善中梵关系。

　　新华社6日报道了宗教局发言人的谈话全文，对梵蒂冈新闻室主任纳瓦罗4日的声明作出回应。

　　宗教局发言人说：“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中梵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中国政府为了推进中梵关系的改善，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向梵方建议搁置争议，共同探讨。近期又特别将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一事多次告知梵方，梵方一直不作正面回应，却在祝圣成功之后横加指责，这与梵方希望改善中梵关系的言论严重不符。”

　　梵蒂冈与中国谈判建交多年，主要障碍之一是主教任命权，另外一个障碍则是教廷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梵蒂冈已经公开表明可以随时与台湾断交，但是中梵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依然相持不下。

　　宗教局表示中国政府有诚意改善中梵关系，并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发言人说：“希望梵蒂冈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和广大神长教友的共同意愿，不要再为改善中梵关系设置新的障碍。”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没有获得梵蒂冈同意下，分别在4月30日及5月3日选任马英林为昆明教区主教及刘新红担任安徽教区主教，引起了教廷的不满。

　　教廷认为中国的做法“严重违反宗教自由”，并恫言违反教规者可能会遭遇革除出教的严厉处罚。

　　宗教局指出，中国天主教自选主教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97个教区中，尚有40多个教区空缺主教，且现有主教多数年事已高。基于“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的认识，“选拔和祝圣新的主教，是中国教会开展正常教务活动和牧灵福传事业的迫切需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负责人6日表示，新任的主教“以民主方式选举”，“充分体现了广大教友的意愿和心声”，并声称新主教“深受教友的拥护和爱戴”。

　　负责人说：“中国天主教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并期望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早日得到改善。”

　　观察家指出，中国在主教任命议题上采取“先斩后奏”的手法，让人想起北京在韩战后期与联合国“边打边谈”的策略，先造成既成事实后再同对手谈判，争取最大的利益。

　　驻北京的一名资深外交官认为，对梵蒂冈而言，中国有13亿“等待救赎的灵魂”，这些潜在信徒被吸收入教后对教廷的财务捐赠都是梵蒂冈所无法忽视的。

中国谴责美国
　　借宗教问题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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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6日谴责美国试图借宗教自由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日前公布2006年度报告书，批评中国等国家的宗教状况。

　　报告批评中国“继续有系统地践踏宗教自由，虽然中国宗教信徒近年来人数有所增加，但宗教自由状况仍然不佳”。

　　对此，刘建超形容委员会是“打着宗教自由幌子干涉中国内政，与当前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背道而驰，且不得人心”。

　　刘建超说，该委员会不顾去年访华所见所闻，在其报告涉华部分歪曲和攻击中国的宗教和民族政策，甚至替“法轮功”张目。这再次说明它的无知和偏见。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其报告，特别介绍去年8月首次派出代表团在中国考察的情况。在感谢中国官方安排他们到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探访之余，报告指代表团的一切交流活动“都在政府当局的监控之下……会谈往往十分不坦诚”。

　　报告举例说，一名来自沈阳官方天主教会的神父在回答代表团问题时，提到了他对被拘禁的地下教会神父魏景仪的关切，但现场的中国官员禁止翻译他的话，并立即把他逐出会场。

　　报告形容中国未经登记的基督教及天主教会处境“仍然很艰难”。在河北、湖北、河南、新疆、安徽等省份，拒绝参加三自爱国会的新教家庭教会成员遭到恐吓、勒索、骚扰、拘留，教会也被强制关闭。地下天主教会则仍有至少40名主教或神父遭到羁押。

　　但报告也同时指出，在中国的另一些地区如延边，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得以在当地政府默许下公开举行数百人的聚会。官方与地下天主教会之间的和解努力也在不断进行。

　　刘建超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他说：“我们奉劝上述委员会改弦易辙，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以免进一步损害自身形象，给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及上述委员会与有关方面的交流设置障碍。”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998年依照国会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成立，负责检视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委员会1999年发布第一份报告，中国每年都进入“特别关注国”名单。

[中国早点之蓟燕春秋]
　　真正的问题不在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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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

　　中国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权激烈交锋，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宗教问题上逐渐建立了正确的理解态度并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立场。

　　对政府而言，宗教已经不是无神论传统意识形态所认知的“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而是有助于填补因为日常生活过度物质化造成的个人心灵空虚，以及匡正因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而日益浮躁不安的社会风气。

　　自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宗教一直被视为达成目标的重要手段。

　　官方从文化传统中发掘资源，重新对黄帝、孔子等代表儒家价值的象征性人物的祭祀典礼，以及支持学习研究弘扬富有宗教精神的儒学伦理，来重建因历来不断的政治运动而导致的精神废墟。

　　此外，早已中国化的宗教也开始获得政府的青睐，民间的道教信仰和佛教日益得到重视。官方日前刚在杭州主办1949年以来史无前例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佛教高僧、专家学者和政要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主题展开讨论。官方媒体给予高调的宣传和祝福。

　　对于比较迟来，或者还没有完全融入汉文化的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官方也抱持在谨慎中开放的态度。在法律严格规定和执行的情况下，这些宗教虽然不能在公开场合布道传教，但只要在本身的寺庙内从事纯粹的宗教活动，当局并不会过度干预。

　　这些发展都说明中共正慢慢放宽对宗教的控制，中国人民也并不缺乏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

　　中共真正担心的其实不是宗教的信仰，而是宗教的组织。

　　作为一个以通过动员民众而最终取得政权的团体，中共非常清楚组织与权力的微妙关系。

　　除了正式的机构如政府部门、军队、教育、医疗等单位都有中共党委严密监督，大部分的“民间”组织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成立党组织。无论是“民主党派”，或是体育、作家团体，一律都因为这种政治安排而被批评是异化成另一种“衙门”。

　　宗教团体自然也很难自外于这种政治思维。由于在宗教团体内设立党组织显然不可思议，因此爱国教会和宗教事务局就成为执行官方监督的代理人。

　　任何在官方组织之外活动的宗教团体，如地下化的家庭基督教会，必然引发官方的疑虑。而拥有历史传统和普遍化组织的藏传佛教和天主教，肯定都要受到猜忌。

　　作为历史悠久而且超越国界的世界性组织，天主教会不但有严明的教规，更有严谨的组织，天主教徒不分国界，通过对教皇的服从信仰上帝，完全抵触了中国政府对组织的心理，因而也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

　　梵蒂冈指责中国自主任命主教“严重违反宗教自由”，其实偏离了症结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