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中梵关系发展何去何从？

评述：中梵关系发展何去何从？



BBC中文网 玄冬：


如何解读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近日已经再度因为几次中国自行任命主教事件而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将会如何？
不同的学者、评论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有说这是中梵关系陷入新低点的，有说这只是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小波折的，大家的看法莫衷一是。

其实要了解中梵关系发展的一个可能起步点是在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日（5月14日）就任福建省闽东教区主教的詹思禄的说话。报道引述他的话说，"我希望梵蒂冈迟早会通过我的任命，降福我为教区合一作出的努力"。与此同时，此前另一位在未经梵蒂冈同意下新近获任命的主教据悉也表示过曾经要求得到梵蒂冈的认何但教廷方面一直没有表示对其任命予以接受。

两位的表示，凸显出中梵之间的关系发展路途上存在着的复杂情况，似乎显示，即使是同意接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的人也希望得到可以得到教廷方面的同意。

中国教徒

不少评论家都指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天主教信众都是以教皇和梵蒂冈的旨意为依归的。他们在中国的严苛政策下多年来与外界断绝直接往来，并且不得公开表达自己信仰，但是，到了中国走上开放改革的道路时，不少中国天主教徒都纷纷公开活跃起来。中国的天主教徒也在近年多所开办互联网站，提供教务、教理方面的资料。


北京修院的修生在标记耶稣受难的蜡烛前，背后是本笃16世的照片
去年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中国天主教徒中的公开哀悼，到新教皇本笃16世当选就任，中国天主教徒的热烈祝贺，这些情况都被认为反映出中国天主教徒仍然与梵蒂冈之间有着紧密的无形联系。

到去年9月初，本笃16世更公开任命四位中国大陆境内的主教为全球主教会议成员，邀请他们出席10月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议。

这些主教之中有经双方承认的，也有未得中国当局认可的。其中更包括了西安主教李笃安。他曾被认为是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默存心中，秘而不宣（in pectore）的准备提升为枢机主教的人选。

虽然四位主教到最后都不能成行，但是，陕西省凤翔教区李镜峰主教亲自发函给教皇表达感激之情，而其以拉丁文书写的函件也在会议席上宣读。

双方距离

不少评论家指出，其实，虽然中梵之间不时出现一些"事故"，但是，总体来说，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差距是逐渐拉近的。

中国当局与梵蒂冈之间近期也在不同场合发出信息显示双方确实是朝着改善关系的目标走的。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4月初才刚证实中国与梵蒂冈之间"正就关系正常化进行接触"，但是重申了梵蒂冈得与台湾断交和不得干预中国内政的条件。

报道也在3月引述梵蒂冈外事负责官员拉耀罗总主教的话说，中梵之间发展关系的时机成熟。

香港圣神修院《鼎》杂志执行编辑林瑞琪表示，其实在教会层面上，梵蒂冈与中国教会之间不存在着分歧。

一些资料来源也显示，中国的主教之中有大约90%其实是得到梵蒂冈承认的。

内部问题

至于中国天主教会内部而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所谓"和解"的阶段。长久以来，所谓的公开教会（得到官方认可的教会）与地下教会（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教会）之间被认为存在着猜忌。


对中国天主教徒来说，前景如何，仍然是未知之素
不过，中国教会问题评论专家维斯特（Jean-Paul Wiest）指出，其实，官方承认的教会，以及所谓的地下教会之间的所谓"差距"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他说，在中国，其实双方之间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和解。

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何又出现了近日多次中国方面不顾梵蒂冈的反对任命主教，或者主教就任的情况？

就这方面问题，一些宗教事务观察家指出，最近事件中，多所表达意见和批评的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而非中国高层官员。

政策问题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言人就任命主教事件的5月6日声明中只是说："据我们了解，最近中国天主教有关教区选举和祝圣主教，充分体现和尊重绝大多数神长教友的意愿，自主地按照有关宗教程序和民主程序进行。"

但是，声明进一步肯定了中梵改善关系的路向，并说，"中国政府对于改善中梵关系是富有诚意的，并做出了不懈努力，也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也被认为是重申了一贯的"与台断交"和"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条件。

中梵之间的关系发展，相信并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但是，有迹象显示，起码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内并非是完全悲观的。

在发生了4月底中国自行任命主教事件之后，西安主教李笃安接受了香港报章采访，他说，中梵关系"将在三至五年的时间内实现"，也认为，"与圣座共融是全体中国天主教徒的愿望"。

也许，最近得到梵蒂冈认可就任的沈阳教区主教裴军民的座右铭可以代表不少中国天主教徒对当前事态发展的态度与感受。

裴军民选择的拉丁文座右铭是："In Verbo Autem Tuo 我要遵照你的话"。这句话来自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第五章。这段经文提到被认为是耶稣基督宗徒之长的伯多禄（又称彼得，Peter）当时仍然是一名渔夫，在经过一夜辛劳之后一无所获，但是，耶稣说，他应该再投网试一试。伯多禄的回答就是说，遵照耶稣的意旨。

或者，中国天主教徒目前就是在等待着天主意旨的实现。

有关团体要求安南对中国谈失踪班禅一事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确定的班禅喇嘛在杭州世界佛教论坛上
11年前的今天，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指定的11世班禅转世灵童突然失踪。据信，当时这位名叫根敦曲吉尼玛的六岁藏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软禁。之后，北京指定了一位同岁的男孩坚赞诺布为班禅转世灵童。今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他在本周五访问中国的时候关注失踪班禅的命运。德国之声记者综合报道如下。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联合了中国人权、自由西藏运动等组织，发表了致安南的公开信。声援西藏组织的米勒先生说：“我们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其即将对中国的访问时，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员追查11年前失踪的班禅喇嘛事宜。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安南应该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中将这一事件当成头等大事对待。”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重要精神领袖。1989年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之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确认了根敦曲吉尼玛为转世灵童。但是中国政府称，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是无效的。北京援引历史上班禅达赖等藏族精神领袖必需受到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习俗，经过金瓶掣签之后，又指定了另一名藏族男孩儿为班禅转世灵童。根敦曲吉尼玛也随即失踪。



米勒先生说：“班禅喇嘛对藏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应该由达赖喇嘛指定，并且受到藏民的尊重。而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失踪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国际观察家都一致认为， 北京希望继续压制藏人宗教阵营领袖，将他们看成政治反对派。”



国际社会将根敦曲吉尼玛看成是年纪最小的政治犯，中国政府却将其说成是一个普通的藏人，拒绝外国政要与其会面。北京称，根敦曲吉尼玛的家庭不愿意受到打扰，并表示，他现在已经上中学，而且过着平凡快乐的生活。而由北京指定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在上个月在杭州举行的国际佛教论坛首次露面。



米勒评价说：“在藏人口中，这个男孩仅仅被称为班禅祖马，就是假班禅喇嘛的意思。与中国的天主教会一样，在宗教问题上，中国政府希望集中管理。他们希望自行指定宗教的精神领袖。坚赞诺布以班禅喇嘛的身份代表藏人出席世界佛教论坛对藏人来说是一种挑衅。”

香港媒体反思大陆之不反思文革现象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修复文革记忆
五月十六日是中国文革四十周年纪念纪念日，香港媒体发表了大量纪念和反思的文字，同时也报道了中国大陆内部一片失语的现象。德国之声香港特派记者编集如下。

今天的香港《明报》发表文章，题目是《反思文革：经济与精神落差》。文章说：“本周，正当中国大陆对于文革40年表现出失语症的时候，从广州传来消息，因使用由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生产的假药而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人生命垂危。……中国大陆假冒伪劣产品这几年屡见不鲜，只不过这次涉及假药闹出人命才尤其引人关注，其背后实际上深刻折射出今天中国大陆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人民的道德秩序几已濒临崩溃边缘。而这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与此同时，文革4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的媒体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出整个中华民族面对自己犯过的错误，缺乏一种全民的道德责任和勇气。其实，文革虽然过去了40年，但当年的许多思维定式和行为逻辑今天依然残留在中国大陆许多人的心灵和血液深处﹔导致当年集体政治疯狂的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不成熟，今天还依然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深层。”



文章接着写道：“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文革的遗毒尚未得到彻底的清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处于一种不成熟和无法把握的状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虽然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精神世界里的一些深层逻辑却每每以另外一些变种的形式得以释放和表现。齐齐哈尔假药事件折射的全民道德秩序的崩溃，以及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假风盛行，一直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均反映出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尝到恶果。”



另据香港《成报》报道，大陆研究中共党史的主流观点认为，《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开始。尽管官方已下令不作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但民间却不认同。老百姓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不纪念而消失。报道写道：“今年以来，官方已明令宣传出版部门不公开举行纪念文革的活动，不出版有关书刊。但是，在内地的一些私人书店，却有不少纪念「文革」的书籍出售。……在内地网站，若要搜寻文革资料，但打入「文革」两字，网页都无法打开。报纸，电台，电视台也不见有关题材。广州一名姓胡的婆婆说，上两个星期看香港亚洲电视播出程介南细说文革的节目广告，但到时播的却是广告，有关节目被覆盖了。”



报道写道：“内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对文革的认知停留于教科书的党史教育，他们不理解祖父母们为甚么有的那么恨毛泽东，又有一些却是很怀念这名「伟大领袖」。对他们清楚交代历史，才有助于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关于文革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几个造反派今天的命运，香港《明报》本周报道说：“在五大领袖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则是聂元梓，因为文革爆发时她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支部书记。然而，当年的轰轰烈烈换来的却是今日的晚景凄凉。过去十多年来，聂元梓一直过□居无定所、看病无钱、无亲友陪伴的生活，目前仅靠每月1600元人民币补助金艰难度日。不过，老人家较为乐观，……她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每天都很忙，看书看病看朋友，而坚持活下去的理由，一是对人生看透了，二是作为文革人物，有责任将这段历史真实留给后人。记者观察：聂元梓乐观中透着辛酸，通达中透着固执，虽然说看透人生，但对文革一切仍念念不忘。……聂元梓向记者透露她的人生最后两个愿望：一是返回原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有错误可以处罚，她不想吃救济饭；二是推翻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1986年她在一份申诉书中为自己辩护：「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路线中发生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多年来聂元梓屡次上书中央，其间中共已更替三代领导人了，但多数石沉大海再无回音，她为此无奈地说，相信历史吧。”
默克尔中国如何谈人权？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默克尔与胡锦涛会有多少默契？
德国总理将于本周日(5月21日)访问中国。德国大联合政府上台后，人们预期默克尔将会对施罗德过热的对华政策降温，会在北京在人权等问题上直言不讳。默克尔真的会对中国有一个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吗？

默克尔在她的中国处女秀之前，一定饱受了如下问题的折磨：该不该在北京谈人权？如果谈，又该如何谈？

对于默克尔来说，中国是一块考验其外交本领的的试金石，因为外界对她的普遍期望是：她将为施罗德时代的对华外交政策“纠偏”，在人权问题上毫不含糊。这一期望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红绿联合政府时代，默克尔作为反对党基民盟领袖对施罗德的对华政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特别是在出售哈瑙核废料处理设备和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默克尔与施罗德针锋相对，指责后者向中国领导人“献媚”。江山轮流坐，如今默克尔取代施罗德进驻了总理府，人们当然拭目以待，看看这位被中国人称为“铁娘子”的女总理对中国到底有多“狠”。另外，这位“铁娘子”的一个特点是说话声调上虽然十分柔和，但是在内容上却直来直去，毫不妥协。

于是，默克尔踏上去中国的旅途之前，德国媒体已经想象好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默克尔在北京、在镁光闪烁的记者招待会上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缺乏宗教自由、压制新闻自由、关押政治异见者、封锁互联网等等，然后在中国领导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下光荣凯旋，成为受到朝野和媒体欢呼的女英雄。

谁还害怕谈人权？

但是，仅仅是谈人权还不等于是对华政策有了质的改变。其实，施罗德在朱熔基伴陪下在上海乘磁悬浮兜风时，他的外长菲舍尔仍然在公开场合给他的中国同行李肇星上“人权课”，当时的德国总统、社民党籍的约翰内斯－劳也因为在北京与上海的大学中演讲时就人权问题发表宏论，被德国媒体视为壮举。但是，这些与施罗德不和谐的声音并没有给德中关系蒙上阴影；恰恰相反，即便是施罗德在哈瑙设施和军售竭尽问题上遭受重挫，也没有改变中国人对他的爱戴，他继续被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北京也为德中关系打了最高分。

其实，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用空中客车的订单换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人权保持沉默后，人权问题就不再是欧盟与中国打交道时关注的焦点了。中国八九民运遭到镇压后，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本身就留有余地，不到一年之后除了武器禁运，其它制裁措施就纷纷失效了。九十年代前半期，欧美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诟病的确形成了极大的价值压力与外交压力，外交往来中，中国领导人对人权批评反应十分敏感，有时甚至甚至采取了过激的抵触行为。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期，北京对人权问题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基于文化与历史相对论的人权辩护理论，西方各国也因为受到中国市场的诱惑，人权批评已经流于形式。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经济的崛起也带来了外交上的实力和自信，人权批评早已不能形成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领导人甚至开始用人权问题来调侃西方政治家。例如，今年二月德国新科外长施泰因迈尔访华，这位施罗德的前总理府大管家似乎仍然沿袭了对施罗德的忠诚，在北京对人权只字不提。中国外长李肇星在会谈后拍着德国外长的肩膀说：“现在轮到解决人权问题了－我们去吃晚餐！”施泰因迈尔一脸尴尬。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由于没有文革和六四问题的历史负担，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大环境”，他们对来自西方的人权批评早已能够泰然处之。德国的黑森州州长科赫是达赖喇嘛近20年的老朋友，达赖喇嘛是科赫府上的常客，科赫本人也曾在去年亲府印度的达兰萨拉拜访西藏流亡政府。按理说，科赫应该算是北京的眼中钉。但是科赫不久前率领庞大黑森州经济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和上海受到隆重礼遇，统战部长刘延东主动约见科赫，为其讲解北京的西藏政策背景。这表明，北京面对西方的批评已经开始呈反守为攻的主动姿态。

因此，默克尔完全可以“丢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北京大胆谈人权，而且北京也不会封杀默克尔的表现欲，甚至会视为这是一次双赢－默克尔在德国国内赢得了面子，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心态开放的正面打分。

德国对华政策不大会变

默克尔当然会尝试在德国对华政策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在人权问题上口气更为严厉，但只要影响两国间关系的框架条件不变，德国对华政策就没有什么作出实质改变的理由。

冷战之后，摆脱了意识形态影响的德中关系一直是以发展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至今未变，八九年后短期的降温并没有带来实质影响。默克尔的政治“教父”、前德国总理科尔1993年访问北京并造访解放军军营，成为六四事件后第一位访问中国和主张尽快结束对中国封锁政策的的西方国家首脑。科尔开创了率庞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传统，他的继任者施罗德实际上不过是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了而已。如今，默克尔的首次访华也是经济部长和一批德国公司老板们陪伴，可见默克尔至少在对华外交形式上无意标新立异。

目前，西方国家中德国无疑是与中国关系最良好的国家，这一良好关系的质量往往是用定期发布的统计数字来表达的，如德中贸易的持续增长等等。一般来说，由于缺乏地缘战略的直接影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战略意义不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德中以及欧中关系必然仍以经济往来为主线。只要这条主线不变，默克尔政府就没有现实政治的理由来主动破坏双边关系的这种稳定性。

德国外交部2002年提出的东亚区域外交构想中，提出“将中国融入国家共同体”是德国外交的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全球化经济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一思路对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来说依然有指导意义。去年11月，即将取代施罗德出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在柏林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表示，新的大联合政府无意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今年2月，为默克尔访华作准备的德国外长在北京也给北京吃定心丸，说德国对华政策将得到延续。

对华政策可有“第三条道路”？

仅仅以其辽阔疆域和众多人口，中国的迅速经济崛起就对世界政治、经济、能源与环境格局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更多的是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一直是游走于封堵与半心半意的战略合作之间。可以说，美国还没有真正推行过一种对中国进行融合的外交政策。因此，将中国这一新崛起的大国进行融合以稳定世界秩序的任务就多少要靠欧盟来挑大梁了，而且相对于美国，中国对欧盟更加信任，愿意同欧盟通过双赢战略形成能与美国单边主义抗衡的三极或多极格局。

然而，一个具有融合能力的和可持续性的对中国政策只能是以普遍人权价值体系为其构建基础。一个没有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保障的强势中国肯定也不是中国人希望的发展目标，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保证社会持续稳定的前提条件。当然，对于西方工业国家来说，制定一个可行的、不在经济利益与人权促进作出选择的中国政策非常困难。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对中国政策只有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才能称其为新的中国政策。默克尔要想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实质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

西方的对中国人权外交缺乏有效性，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成为一块掩饰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和空洞的修辞。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导致了人们忽略了西方对中国人权批评的客观作用，那就是这一持续人权关注与批评对中国的确形成了价值压力，促进了中国社会价值观与世界的接轨。例如，没有这一压力，很难想象中国会重视死刑问题，将死刑判决权收回到高等法院。

对于基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来说，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好长期应对一个经济与政治实力强大、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逐渐多元开放但是政治上仍固守威权统治的大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有没有一个在封堵与无原则的融合之外另可选择与塑造的“第三条道路”？至少目前来看，这一问题显然是难有满意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