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上海外交官自杀事件 日媒体称日方被迫承认工作压力是死亡原因

驻上海外交官自杀事件 日媒体称日方被迫承认工作压力是死亡原因

● 符祝慧（东京通讯员）

　　今年年头爆出日本驻上海一名外交官的自杀事件，在日本媒体穷追跟进报道中，有了新进展。日方报道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在中国官方发出的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承认自杀官员的死因是工作压力。

　　然而，日本内阁秘书长安倍晋三以及日本外交部昨天却齐声否认有关报道的“真相”。与此同时，还针对事件，继续向中国进行抗议。

　　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说：“中国说，（日本）男职员死于工作压力是没有根据的，这完全是无法接受的。这起事件，显示中国公安当局在行为上触犯了维也纳的国际外交条约。”

　　该名在上海自杀的日本领事馆官员死于2004年5月。今年年头，日本一本周刊首次刊登了这一消息，而且还以该外交官的一封遗书，爆出其死亡内情。说明了日本外交官在自杀前，曾在一家卡拉OK内结识了一名中国女间谍。在那之后，就经常受到该女间谍以及她身边的男间谍的要挟，要求交出日方一些重要人物的来往讯息。这开始被列入“八卦”新闻行列的消息，不料引起日本官方的关注。日本在那之后，就不断针对事件，对中国作出种种抗议，中日间多次交锋。

　　日本读者最多的《读卖新闻》在3月份，刊登了该名自杀外交官的遗书。同时，也在追访中，在昨天公布有关事件的“真相”。

　　它引述日本外交部在这一事件上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确实在领取自杀官员尸体时，在中国警方发出的书面文件上签字，而死亡理由也是中国所指的因为工作压力。

　　在中国死去的外国人，都必须要有中国警方发出的死亡证明书才能够领取尸体。因此，自杀的日本领事馆官员在经过上海警方验尸后，尸体也必须有这么一份证书才能够被认领。

　　《读卖新闻》的报道分析：中国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对事件做出否认，主要是因为有这么一份日本上海领事馆官员亲笔签字的死亡证明书在手。

　　不过，该报道又找到了其他“内情”。报道指出，日本方面其实是在迫不得已中签下了死亡证书。有外交部相关人士透露，日领事馆方面早看到了自杀官员的遗书，但是为了要保证先拿到尸体，才不愿吭声地在中方发出的死亡证书上签字，而认为只有等待时机成熟，再向中国政府“兴师问罪”。

　　此外，该报也引述一外交知情者的分析声称，在签字时，中国书面上所写的“工作压力”，在当时也被日方理解为包括受到中国间谍施加的压力。
“颜色革命”触发第四波民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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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不可否认，跟随着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是新一波的民主浪潮，这一波民主浪潮已经从中亚国家延伸到亚洲的泰国，甚至是贫穷的尼泊尔。

　　尽管还没有人来认真研究这一波民主浪潮，但从其发展的势头来看，没有理由来低估这一波民主浪潮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

　　有理由相信，这一波“颜色革命”民主浪潮可以和亨廷顿等学者界定的前面三波民主浪潮相比拟。

　　和前面三波民主浪潮相比较，这一波除了有同前三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如同所有的民主浪潮，这一波民主浪潮的主题仍然是政体的转型。

　　在一些非民主的国家表现为从非民主到民主的转型，在另一些已经是民主的国家表现为对更加民主化的要求。也有一些原来是民主政体但非民主政体后来回潮的国家，则表现为对还政于民的要求。

往往由非政府组织发起

　　

　　如同所有民主浪潮，这一波民主浪潮最主要的动力也来自内部，那就是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深化。执政者或者腐败或者无能为自己的合法性造就良好的基础，他们往往既是这些矛盾的主体，也没有能力来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民主浪潮也就是民众积怨的总爆发。

　　就领导民主浪潮的主体来说，主要力量来自民间社会。在这一波民主浪潮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运动一般是由反对派政治势力来倡导或主导的。在以往，民主浪潮往往表现为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政治较量。

　　与此不同的是，这波民主浪潮往往先有非政府组织发起。在一些国家，非政府组织是民主浪潮的背后策划者，在另一些国家，非政府组织干脆就站在民主浪潮的最前沿。

　　非政府组织发动民主运动，再有反对党参与，相互支持，造就巨大的政治能量，或者推翻现存的政权，或者迫使现政权作出重大让步。

　　这波民主浪潮最为显著的特点要算是外力的积极介入。尽管内部社会矛盾是主因，但触发或者“规划”民主浪潮的往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波的民主浪潮和近年来全球反恐战争有关。美国新保守主义往往把反恐和推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通过推行民主建立“亲美”政权来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

　　在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反美政权时，美国政府不惜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军事主义付出很高代价以后，美国政府转向了“颜色革命”战略，即利用当地社会的深刻矛盾，组织当地的反对力量来和执政者作对。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波民主浪潮中，无论是内部反对力量和外力，都充分利用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民主运动从开始酝酿到发展到结束，每时每刻都是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之下。

　　

执政者面对内外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一国民主运动的舞台已经不再局限在本国，而是登上了国际舞台。就是说，内部反对力量自始至终都能得到外在的支持，力量从而倍增。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执政者不仅要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更必须承受来自外部的压力。

　　执政者所承受的压力的全球化表明民主浪潮并不见得一定要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和传统民主浪潮不同。在以往，民主运动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成员的参与，很难取得胜利。但现在则不同了。几万人的民主运动可以推翻一个数百万人选举出来的政府，或者说，少数人可以否决多数人的选票。

　　少数人的民主运动，如果有好的组织、计划，持久战，总能成功地对执政者施加莫大的政治压力，从而达到目的。

　　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意志，这在泰国的例子非常明显。尽管达信政府的强势作风及其政策有诸多问题，但达信政府还是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支持的。也不管达信本人妥协的背后是什么动机，没有首都抗议运动所产生的压力，达信的妥协是难以想象的。

　　也由此可以想见，由这一波民主浪潮所产生的政府也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新政府也并不见得能够有效。往往是，在反对和推翻现政权过程中，各反对力量能够结成联盟，但在成功后经常因为政见不合或者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而分道扬镳。在民主革命后，政局不稳是常态。

　　而触发所在国民主浪潮的美国对此并不在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西方所关心的并不是民主浪潮所在国的政体转型，而是要通过民主的机制培植亲美的政治人物。

　　实际上由民主浪潮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并不见得是亲美的或者美国人所喜欢的。如果搞颠覆运动不成功，反而造成所在国执政者对美国西方的敌视，如在白俄罗斯。

　　民主运动也有可能朝美国所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如在巴勒斯坦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但美国和西方并不惧怕。只要反对力量机制的存在，总能找得到能够代表美国利益的地方政治人物。

　　全球化和国际的压力是这一波新民主浪潮的大背景。全球化的政治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执政者主导内部政治发展的能力被大大减弱。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外在的压力，更需要消化这种压力。否则只好放弃政权。

　　今天，无论是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政治挑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