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遣返中国还想‘赖’在加拿大 赖昌星撞柱扮昏迷

下周遣返中国还想‘赖’在加拿大 赖昌星撞柱扮昏迷

（新加坡）联合晚报　(2006-05-20)



　　　（香港讯）加拿大移民部昨天完成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遣返前的“风险评估”，决定下周五（5月26日）将他遣返中国受审。赖的代表律师表示下星期二将会提出暂缓申请，如被驳回，赖昌星在加拿大纠缠六年的官司将告终止，将被如期遣返。

　　　或向国际法庭申诉

　　　中央社引述赖昌星的代表律师表示，若上诉不受理，他们可能会向国际人权法庭申诉，促使加拿大当局暂缓遣返赖昌星。

　　　完成遣返风险评估 　　

　　　本月16日，赖昌星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拘捕。加拿大政府律师透露，赖昌星16日晚为避免遭遣返，曾用头撞钢梁，然后假装昏迷不醒。昨天下午，该局发言人弗格森在法庭裁决后表示，移民部已经完成“风险评估”，相关遣返旅行证件也已准备妥当，联邦法庭若驳回上诉，赖必须在下周五到机场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报到，接受遣返。

　　　继续软禁在家 　　

　　　外电报道，48岁的赖昌星接受羁留聆讯，他在代表律师求情下获得有条件释放，赖昌星将继续在家中接受有条件的软禁，直至下周五被遣返。　　

　　　以赖昌星为涉嫌主犯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在1999年被揭发，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贪污走私案。当局指控赖昌星以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为掩护，利用金钱与美色等手段，于1996年到1999年上半年，从事走私活动，走私物品包括汽车、香烟、钢材、化工原料、成品油、植物油等，走私货品金额高达530亿元人民币（下同），偷逃税款300亿元，。　　

　　　案件震惊中外，涉案的官员上至中央公安部高层、海关、边防，至福建省级和厦门地方官员600多人都是赖昌星贿赂的对象，远华集团因赖昌星“打通天地线”下，遂在光天化日下走私时“通行无阻”，及至东窗事发后，赖昌星一家人也能“及时”逃离大陆。

　　　中加两国经多年交涉 　　

　　　1999年6月，赖昌星偕同当时的妻子曾明娜、三名子女仓皇逃往香港，1999年8月13日以旅游身份进入加国，寻求难民身份庇护，企图避免遣返中国，官司纠缠至今。　　

　　　并无引渡协议的中、加两国政府几经讨论，加拿大认定赖昌星被遣返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同意遣返。　　

　　　赖昌星前妻曾明娜的遣返案件将另案处理，来自加移民部的消息说，本月底将会有相关裁定。

赖昌星回国恐爆内幕 近200贪官涉案

（新加坡）联合晚报　(2006-05-20)



　　　以赖昌星为首的远华走私案，官方查出涉案官员近200人，涉案最高级别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不过，赖昌星曾向记者说，和他扯上关系的官员何止此数，和他直接拉上关系的官员中，有的级别远在李纪周之上，有的现在还身居要职，所以很多官员不希望他被遣返，他自己也担心，即使不会被判死刑，说不定也会不明不白的死无葬身之地。

　　　自称权力斗争牺牲品 　　

　　　多年前，前总理朱镕基高调宣称，一定要将赖昌星引渡返国受审，律师代表赖昌星申请难民资格时表示，赖在中国涉及的案件不是一宗简单走私案，实际是权力斗争中被利用的一个角色。　　

　　　这种说法虽遭中国政府强烈否认，加拿大的法庭也没有接纳，但当时加国有传媒认为，赖昌星案涉及的官员众多，如果成功遣返赖昌星，可能真会令中国官场出现一场震荡。
赖昌星申请暂缓遣返令

2006-05-20　2:00 pm



　　（综合讯）明报消息，厦门远华走私案嫌疑主犯赖昌星已透过律师，向加拿大法庭申请暂缓遣返令，避免下周五遣返中国。

　　他又同时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当局对他的“遣返前风险评估”。

　　赖昌星的律师指，加拿大政府为了与中国做生意，不顾赖昌星的人权；又指当局的“移民前风险评估”对赖昌星有偏见。

应受检讨的是革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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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永康

　　今年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四十周年，消息说官方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有关当局早在年初就发出政令，严禁媒体报道与谈论文革，以免影响大局的稳定。

　　文革过去已30年，当前中国网民更感兴趣的或许是世界杯的举行。文革是什么？年轻人没有记忆，能够联想到的是一段既荒诞也痛苦的日子，价值观混乱，国家濒临内战，经济近乎崩溃。或许，干脆就以“浩劫”作为结论。只有像作家巴金那样清纯亮洁的心灵，才执著到要建文革博物馆。

　　文革被笼统称为十年动乱，是以1966年到1976年为计算的。一般认为，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当局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泛称《五一六通知》）所引发的，所以这一天是文革的“起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也就算是文革的终点。

　　《联合早报》访问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却说，由于缺乏反思，文革和经济改革两者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人们走出沙漠后，“那口肉锅”的谎言还未打破，就依然会令人回想，充满诱惑。

　　其实文革能够带来的省思是属于全人类的，关键是必须找出事情的本质。

　　中外不少史家认为，文革的动机出于毛泽东在党内的夺权。这从十年文革期间，毛的政敌一个个被清算，知识分子一个个被逼致死，就可以得到印证。

　　然而，笔者总觉得对文革的研究或讨论，恐怕不能局限于某人与某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看问题，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数亿人最后会那么狂热，把“伟大领袖”当神膜拜，批斗与迫害被指为不忠于毛主席的异类。

　　再者，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长期合理性”，历史人物的决策思维与行为方式，其实来自漫长的积累。更何况，图书馆管理员出身的毛泽东熟读《明史》等古籍，深受中华文史影响。

　　约在十年前，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在《告别革命》中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到1949年建立中共政权，造成了毛泽东对革命暴力的迷信，今天的我们须要告别革命的神圣。根据这条思路，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本来也就是一个深厚的中华传统。

　　我们同时也要认识清楚，毛泽东与曾到檀香山学医、奔走革命足迹踏遍世界各地的孙中山相比，认知上有着根本的差别。虽然毛泽东也提出过“新民主主义”之类的口号，但对于宪制改革、五权分立这些，相信仍有隔阂。

　　不错，“革命”是个现代名词，但武装夺权，推翻暴政的做法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天经地义的。公元前17世纪商汤推翻残暴的夏桀，建立商朝；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讨伐荒淫无道的纣王，推翻商殷王朝，都是革命的经典。长久以来，“革命”是得到肯定的，而且在漫长的帝制之下，这是周而复始的合法举动。

　　毛泽东在20世纪六十年代发动这场“文化”革命，自然有他认为合乎情理的地方，也有取胜的把握。但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化”都是描绘性的形容词，“革命”才是此词的主语。

　　换句话说，文革时期出现的样板戏、手工艺品、绘画雕塑小说等等，充其量只是一些物质文化的表征（现在更变成商品），深层的精神文化根源仍然有待厘清。当然，文革时的文化产品也是具有创意的，甚至是以专业的人员，以国家机器去推动。然而归根结底，为的是“革命”。

　　那么，文革的“悲剧”又是从何而来呢？

　　其一是革命的神圣得到数千年的肯定；其二是当发动革命的领袖（开国帝王）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牵引“人民力量”可说易如反掌；其三是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磨难，民族主义冲上高峰：这些因素，都让人们忘记了革命是暴力、是仓促的，传统秩序受破坏。

　　我们也不能忽略，六十年代的中国，距离1919年的五四运动虽然只有40多年，但要是把清末的百日维新、洋务运动、庚子赔款这些事物算进去，那么中国大批年轻人出国留学，吸收新思维，其实已有七八十年。

　　应该说，文革时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并非出于他们是左派或右派，而是：中华帝制的延续与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至此已受到了根本的质疑。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权力巩固构想来说，这场“革命”基本上是成功的，而毛氏也得以颐养天年。悲剧在于，以奉献理想为粉饰的秦皇式经济没有得到及时的检验；而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权与民主进程的大倒退。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朝鲜人到美驻华领馆寻庇护

2006-05-20　12:20 pm



　　（综合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四名朝鲜人进入了美国驻中国渖阳领事馆，寻求庇护。

　　报道没有指四人寻求庇护的日子。
赖昌星:上诉驳回将向人权组织投诉


赖昌星声称如被遣返回中国，他将被处死
厦门远华走私案嫌疑主犯赖昌星已透过律师，向加拿大法庭申请暂缓遣返令，以躲避下周五遣返中国的命运。

他又同时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当局对他的"遣返前风险评估"。

赖昌星的律师表示，加拿大政府为了与中国做生意，不顾赖昌星的人权；又指当局的"移民前风险评估"对赖昌星有偏见。

该律师还表示，倘若司法上诉被驳回后，他将代表赖昌星向国际人权组织提出控诉。

厦门远华走私案首要嫌疑人赖昌星于下周五（26日）被加拿大当局遣返中国之前已经获准暂行释放。

较早时，加拿大移民部完成对赖昌星遣返前的风险评估，加拿大边境署于周二（16日）拘捕赖昌星。

所谓风险评估，就是研究因为走私、逃税、贿赂等罪名被中国当局通缉的赖昌星，在被遣返中国后，他的人生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

由于赖昌星下周五将被遣返，加拿大边境署曾经认为应该继续扣押赖昌星，避免他有潜逃的机会。

不过，移民及难民委员会却质疑当局的忧虑，指赖昌星在加拿大寻求庇护六年多以来，一直循规蹈矩，所以无需扣押他。

难逃遣返命运

由于赖昌星不服加拿大移民部作出的风险评估，已经向联邦法庭提出申请延迟遣返的上诉，法庭将在下周二（23日）开庭。如果他的上诉最终被驳回，赖昌星将难逃被遣返的命运。

中国当局指赖昌星是1990年代中国最大走私案件"远华集团走私案"的幕后主脑，走私案涉及货品总值达100亿美元。

赖昌星于1999年携同妻子曾明娜和三个孩子逃到加拿大温哥华。过去六年多来，中国一直试图将赖昌星引渡回中国受审。

在这段期间，赖昌星曾经提出难民申请、避难申请，希望成功取得有关资格，避免被遣返中国受审，但都被当局拒绝。

此外，赖昌星已与妻子曾明娜在加拿大正式离婚。据悉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曾明娜及三名成年子女可以人道理由自行申请难民资格，而不受赖昌星最后的去留影响。

据报，有关赖昌星前妻曾明娜的遣返案件将另案处理，来自加拿大移民部的消息说，本月底将会有相关裁定。

关于三峡工程的异议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今年五月二十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将迎来又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一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将提前五个月全面完成。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三峡工程从批准到于今经历的，也还在经历着的各种争议，听听来自对这个工程提出异议，批评和怀疑的人的声音，分析当局如此欢欣鼓舞的背景，对了解中国现代政治上这个争议最激烈，争议持续时间也最久的事件，会有所裨益。

首先，中国著名女记者，当年曾以反对三峡工程闻名于世的戴晴，怀疑官方如此大张旗鼓张扬工程完成到底有什么背景:“五月二十日大张旗鼓地庆祝，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五月二十日叫做大坝坝体右岸水泥浇灌完成，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阶段的完成。但他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在忽悠呢，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觉得现在三峡工程，李金华正在审计它，下面还要继续要靠三峡建设基金在全国人民用电的电费里面给它扣，是不是有一个造势的作用。”



对于戴晴来说，这个工程在国家政治建设层面上是值得怀疑的。但对于旅居德国多特蒙德市中国籍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说来，现在宣传大坝建设成就，必须放在另外背景上来条分缕析:“我们比较大坝到底是建成了还是没有建成，我们总要和1992年比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什么，你现在建成了什么。”



戴晴回忆当初批准三峡工程时的情形:“关于三峡工程的表决，本来是应该在1989年春天，那次的两会上表决。当时之所以赶紧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长江，长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开人大了。开人大就要表决这个工程，可是很多对这个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意见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赶着出了那本小书，并且把它发到了人大和政协上了。后来接着就是学生上街了，六四发生了。本来在1989年，国务院，当时李鹏是总理，姚依林是主管副总理。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当时是姚依林出面宣布，五年之内，不要再谈三峡工程。”



事实上，三峡工程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现在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可以见仁见智。但三峡工程当初上马，的确是提前了至少三年。比较这个工程开始的提前，王维洛指出现在大坝工程宣布完成，却不过是个障眼法而已:“首先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升船机。根据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议案，提出了三峡工程大坝通航的构筑物，是由一个五级船闸和一个随之的升船机组成的。五级船闸现在大家都看见了，那么升船机在哪里呢，谁也没看见。他说的大坝工程全面完工，这个升船机没有完工。”



外行人可能不记得了。内行人都知道:保证长江这个中华民族的黄金水道畅行无阻，这不但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要求，而且是当初中国交通部同意上马三峡工程的前提。而要满足这个前提，安装升船机，是必不可少的。



王维洛说：“当时预计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通过升船机越过大坝。中国当时计划应该是1997年建成这个升船机，因为他要用这个升船机来保证大坝建设时期，长江的通航。到了2006年的时候，这个升船机也没有建成。现在还没有影子呢。”



这位对三峡大坝了如指掌的工程师，一项一项例举官方不愿提到的事实，来说明三峡工程不但立意上，而且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重大失误，比如大坝蓄水能力:“大坝能蓄水的能力，是由大坝最低的那一块板来决定的。三峡大坝他说他全部建成了，是到了185米。但是五级升船机上面的门的高度是168米。所以说三峡哪怕你说你现在建成了，最高的蓄水位也只能蓄到165米。”



再比如官方一再声称的接近或超过世界水平的大坝浇筑质量: 王维洛认为：“坝体本身是不能让人放心的。1998年，三峡左岸在浇灌混凝土层的时候，使用了不合格的混凝土，出现了弱混凝土层。特别是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那是2002年的时候，「南风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揭露出来的。一共是八十多条裂缝，将近一半是在迎水面，将近四十条是在背水面。最长的，超过三十米;深有三米深。当时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很多工程师，特别是中国的院士们，就出来解释，说:裂缝不要紧。”



甚至中国最高级别的专家，也承认工程实现过程中出现最基本的原则失误:“张光斗教授，是三峡大坝初步设计审查的总负责人。他最后给三峡建设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根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计算，三峡水库防洪的库容计算出错，没有原来计算的这么大。他又建议中央领导，千万不要告诉中国老百姓。现在对外宣布的三峡防洪库容，有221亿立方米，这个数据是错的。那么如果最主要的数据都错了话，其他也可能出错。”



其他出错的地方比如有防止地震和地质灾害问题: 王维洛说：“三峡工程完成报告时，报告里是这么说的:三峡库区库岸比较稳定，一共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是150处。等到三峡工程批准以后，现在报告上说的是什么呢？三峡水库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是1500处，是原来论证报告的十倍。”



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三峡工程的人，都很担心战争对大坝的威胁。现在，中国官方不再强调大坝是否能够防止包括核弹袭击的能力，但作为反对派的专家，王维洛却提出这个安全问题，当年在作军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敏感度很高的问题，这么多年的建设，并没有改变这个敏感度。王维洛指出：“张爱萍将军和张震将军专门来研究大坝的安全问题，张爱萍将军当时作完这个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无法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中国朱成虎将军提出来，要用导弹，不惜放弃中国东半部，和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朱成虎将军的这个理论，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当中，已经被用过一次了。这个理论的根据叫做极限战争。钱伟长先生在美国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时候，打完以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搞三峡大坝，因为现代战争，中国的防空能力没有办法防这个。”



最后，王维洛谈到了环境问题:“张光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的时候说:要处理三峡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三千亿人民币。而三峡工程后来更改过了的，提升了的造价是两千亿人民币。你造了一个两千亿的工程，你要用三千亿人民币来解决它所造成的水污染的问题，一般人就此可以看到这个工程的不合理性。”



一般中国人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看到工程的不合理，不得而知。但据女记者戴晴的回忆:1992年批准这个项目时，中国人大代表中看到这样不合理的人，却创下历史记录。“在这次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有弃权的，有反对的。这个局面还是在另外一个背景下才形成的。在人大开会之前，中宣部组织各界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所谓地到三峡去视察，象人民日报和其他别的大报，一天接一天地发表赞颂工程的文章。在人大开会的时候，也有党员人民代表。党员人民代表还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支持这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