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限用联想电脑 中国指斥“冷战思维”

美国限用联想电脑 中国指斥“冷战思维”

（英国）FT中文网 (2006-05-31)



　　中国对美国国务院出于安全考虑而限制使用联想(Lenovo)电脑的决定予以驳斥，指责那是 “冷战思维。”

　　与此同时，IBM提前了可以出售所持15%联想股权的日期，为在明年下半年切断与这家中国电脑制造商的联系做好了准备。

　　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 在一项声明中谴责美国国务院的做法，称联想遭到“不公平待遇”。美国国务院本月表示，最近从联想订购的1.6万台电脑都不会用于机密工作。

　　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科技公司的“所有权发生改变”，国务院将会修改采购流程。这表明，美国国务院今后还有可能限制采购联想电脑。美国国务院是在华盛顿一群反华鹰派人士的压力下采取上述行动的。

　　中国商务部表示：“受冷战思维驱使，随意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联想集团的正常商业活动采取歧视政策……这一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也违背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

　　中国联想已经表示，美国的安全顾虑没有道理。中国政府下属某研究机构在联想持有部分股权。

　　同时有报道称，IBM目前已获准较计划提前6个月出售所持联想近15%的股权，但联想投资者昨日并未受此消息的影响。尽管面临遭到抛售的可能，但联想股价昨日在香港仍上涨1.1%，至2.35港元（合0.30美元），因为多数分析师预计IBM不会马上出售它这家中国最大个人电脑制造商的股份。

美曾秘密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

（中国）重庆晨报 (2006-05-31)



　　社科院昨日发布报告披露，这迫使当年毛泽东等最高领导层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转移到西部地区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原子城

　　据新华社30日电一部最新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研究专著透露，美国在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前夕曾秘密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这迫使毛泽东等最高领导层紧急调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转移到易守难攻的西部地区。

　　战略转变 从吃穿用转变到战备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30日在北京发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当代经济史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三五”计划是指导1966年至1970年国民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

　　转变原因 美曾计划突袭中国核基地

　　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要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要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然而，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使毛泽东改变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

　　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评估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在1961年底接近完工，在1962年提供钚。美国判断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在1964年制定了突然袭击中国核基地的计划。

　　1964年9月15日，美国最高决策层形成了最终看法：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进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尽管美国突袭中国核设施最终没有发生，但中共中央已决定要战略转移全国的经济力量。

　　决策结果 重要工厂学校向西部迁移

　　60年代初期，中国14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全国14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和20个人口50万至100万的中心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

　　“三五”计划调整后，发展重点放在了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计划确定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部署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西部基础条件得到加强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中央甚至考虑开工修建对输送战略物资具有重要意义的青藏铁路。

　　经济学家指出，因国际形势而发生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也产生了积极意义———“三五”计划实际上第一次吹响了开发西部的号角，如果不是当年的三线建设，现在西部发展的基础条件将更为薄弱。

中国欲借市场规模优势遏制商品价格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06-05-31)



　　中国与全球几大采矿公司久拖不决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凸显出中国欲利用原材料大买家的优势来稳定价格的意图。中国企业能否如愿以偿对全球经济而言意义重大。

　　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已成为近期推动石油、铜和多种大宗商品需求及价格飙升的主要动力。中国正试图以此作为谈判筹码，压低价格。如果中国胜出，则有望惠及面对暴涨的商品价格苦不堪言并将此归咎于中国的全球生产商和消费者。然而，中国的努力能否在短期内奏效仍是一个未知数。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拒绝采购被其视为过于昂贵的大宗商品，这使市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需求来源；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国却在加紧开发其他供应渠道或增加矿产品库存，对于那些希望通过限制新矿开发数量而将矿产品价格维持高位的资源公司而言，中国此举可能削弱他们的定价能力。

　　许多商品专家怀疑中国能否在短期内推低商品价格。许多观察人士称，中国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各项策略有失高明且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中国为开辟新的供应渠道而付出的许多努力至今都以失败告终。另外，中国大兴土木地发展基本建设意味著中国对于各类原材料的需求十分迫切，短期内讨价还价的本钱还很有限。

　　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和主要经济规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的官员表示，政府不会插手大宗原材料商品的价格谈判，谈判由参与企业自行把握。但中国政府也曾表示，担心商品价格高企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中国近期的表现表明各企业采取了更为协调一致的策略。由于中国许多大型资源消费类企业为政府控制，这一策略执行起来并不困难。

　　例如，国有油气公司中国海洋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NOOC Ltd., 简称：中海石油)去年就因认定液化天然气(LNG)价格过高而拒绝签订新合约。反过来，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本国的煤炭资源为电厂提供动力，即使这会造成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中海石油的上述决定使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买家，长此以往将可能导致国际市场液化天然气价格出现回落。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再次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陷入了僵局。通常情况下，铁矿石价格每年由铁矿石开采公司和钢铁生产商秘密开会决定。全球三大矿业巨头巴西的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简称CVRD）、英澳合资企业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及Rio Tinto合计控制了全球75%左右的铁矿石出口市场，使其享有相当大的定价优势。上述三家公司去年联手将铁矿石价格提高了72%，并成功地迫使全球钢铁生产商接受了这一史无前例的提价。

　　今年，日本、韩国和欧洲钢铁生产商相继同意接受19%的铁矿石提价，但中国却一反常规，拒绝跟进。中国钢铁业表示，矿业公司在协商价格时应该考虑中国市场的规模，并对中国企业实行优惠。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2005年铁矿石进口量达2.75亿吨，较2004年飙升了32%。一些分析师预计中国今年的铁矿石进口量仍将大幅上升。

　　许多分析师都认为中国无法赢得本轮谈判，随时都有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拒不让步的做法可能改变目前铁矿石的定价方式。比如，中国可能决定从印度等现货市场采购更多的铁矿石，尽管这可能导致中国企业的短期成本上升，但却可能从此改变整个市场格局，从长远上削弱铁矿石生产商的定价能力。

　　瑞银(UBS)驻悉尼的资源分析师Glyn Lawcock表示，中国在谈判中可能会日益占据上风，尤其在目前中国国内钢铁行业进行整合、旨在打造出一家或多家有实力对抗大型矿业公司的世界级企业的情况下，他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Lawcock预计铁矿石价格2007年将保持稳定，而随著供应增加，2008年价格将下跌15%。

　　中国企业的这一策略并非没有先例。日本钢铁生产商曾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曾采取类似做法，并几度获得成功。虽然日本在原油勘探方面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资金，但在开发矿产方面却屡屡获得成功，这一策略最终帮助日本企业遏制了某些商品价格的涨幅。

　　另外，日本还通过强制钢铁企业联合起来，作为一个单一整体进行谈判而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铁矿石价格。中国企业今年开始仿效日本企业，采取同样的战略。

　　中国企业正面临著越来越大的压力，降低商品价格高企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冲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 简称：G宝钢)近期公布，受钢铁产品价格下滑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公司第一财政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骤降55%。G宝钢是中国产量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上海宝山钢铁集团(Baosteel Group Corp.)旗下上市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 简称：中国石化)也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石化是中国主要的炼油商，旗下炼油厂已因油价高涨而备受打击。

　　与此同时，全球各类资源公司也在进行整合。这一趋势令中国政府官员深感不安，因为这可能使矿业公司有能力进一步推高价格。

　　必和必拓去年出资70亿美元收购了WMC Resources Ltd.，后者控制著全球铀矿藏的约40%。目前，全球铀产量主要把握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手中。

　　最近，包括加拿大Inco Ltd.在内的数家公司正在谋求通过并购打造规模至少为17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镍生产企业。

　　虽然采矿业格局迄今为止仍较为分散，但大型矿业公司对于提高供应往往采取比规模较小的同业公司更为谨慎的态度。大型公司还竭力将小型竞争对手淘汰出局，而中国一度寄希望于后者能够向其供应更多的矿产品。

　　必和必拓和Rio Tinto曾积极游说政府，阻止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利用双方管辖区域的铁路线输送铁矿石。澳大利亚政府上周禁止Fortescue使用必和必拓控制的铁路线，这使Fortescue的铁矿石项目面临变数。

　　上述种种为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提供了更多动机。去年3月，在得知中国政府为打击供应商满天要价而设置铁矿石进口价格上限后，澳大利亚矿业公司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中国政府否认了有关的报导内容。

　　随后披露的中国政府文件似乎证实了市场传言。澳大利亚高级外交官为此接洽中国政府官员，表示不满。为平息纷争，中国总理温家宝后来表示，认为应当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中国企业现正尝试其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提高话语权。例如，中国钢铁生产商表示，正在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使公司能够使用国内等级较低的铁矿石。一家大型中国钢铁公司的管理人士上周表示，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有著丰富资源的公司，中国企业拥有多种选择。

　　另外，中国企业还不断提高铁矿石库存，希望藉此使自己在未来的谈判中享有更大的优势。中国官员称，全国铁矿石库存现已超过6,000万吨。这一数据的真实度目前还难以考证。

　　更长期的策略是在其他地方开发新的矿产资源。今年早些时候，国有大型集团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Citic Pacific Ltd., 简称：中信泰富)表示，将斥资约30亿美元在澳大利亚西部开发两个铁矿石项目。无独有偶的是，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China Metallurgical Construction Corp.)也计划融资7.5亿美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一个镍矿。

中国国有银行上市为何首选香港

（中国）人民日报 　(2006-05-31)



中国银行将刷新集资纪录 　　

　　中国银行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起在香港展开全球的首站路演。中国银行集资规模已从原计划的６０亿—８０亿美元提高到最高９８亿美元，已超过建行(０９３９．ＨＫ)２００５年ＩＰＯ时募集的９２亿美元；如果承销团行使１５％的超额认购权，中行最终的募集规模将达到１１２亿美元，这将刷新建行创下的６年来全球最大上市集资纪录，同时也将成为香港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高金额的招股活动。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并创立了多项股市第一，建行表示在近一两年还没有到Ａ股上市的计划。去年５月交通银行作为国家控股的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也如期在港上市，同样近期没有Ａ股上市的安排。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国银行正式在Ｈ股上市，还是没有首先选择国内Ａ股上市。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工行上市的地点和时间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但只要条件允许，在完成境外上市后，工行愿意尽快在Ａ股上市。 　　

选择Ｈ股的主要原因 　　

　　究其根本，是２００６年底，中国金融市场将迎来全面开放。届时，中外金融机构将展开全面竞争，争夺企业和个人客户。如何拓宽传统销售渠道、推出创新金融产品，已成为各家金融机构比拼的焦点。国有银行要想在未来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只有抓紧上市，筹集资金，以期一拼。 　　

　　海外上市，为什么不是美国Ｎ股，而是香港Ｈ股呢？自从“安然事件”后，Ｎ股对上市公司的审核严格了许多，相对于较难的Ｎ股，选择上市相对容易的Ｈ股也就不难理解了。弃难择易，关键还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为什么不选择首先在Ａ股上市，乘“牛市”的东风，让中国的一部分老百姓先“富起来”，偏偏把定价权交给别人呢？建行和交行因为去年的市场原因还情有可原，中行的计划也讨论过Ａ＋Ｈ，不过最终还是先选了Ｈ，原因是Ａ股目前ＩＰＯ还没有完成，其次也考虑到市场的承受能力等。 　　

把定价权让给别人 　　

　　先Ａ后Ｈ和先Ｈ后Ａ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无论是先Ａ后Ｈ，还是先Ｈ后Ａ，都涉及到定价权问题。后者价格高了，对前者不利。反之也是如此。 　　

　　如果说Ａ股目前的“大牛”是包括很多专家在内的人士都没有想到的，那么目前还没有上市的“中国第一大银行”工行为什么还是要把定价权留给别人呢？国内优质企业的海外上市，将迫使本土市场放弃对本土公司的定价权。这不仅导致海外市场低估中国企业的真实价值，还将迫使Ａ股市场的估值水平被动地与海外中国股票接轨，引发Ａ股市场的下跌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Ａ股和Ｈ股可以达到价格平衡 　　

　　在上市的问题上，工行能否向招商银行学习？目前，招行Ａ股的流通市值约为３００亿元人民币，是Ａ股市场规模最大的上市银行。根据招行最新公布的年报，其每股净资产为２．３８元。一般银行股对应动态市净率３倍是合理的，而且招行还是目前Ａ股上市银行中资质最好的一家。就此看来，其Ｈ股定价在每股７港元左右问题不大，而这和Ａ股市场价格也基本接近。 　　

　　更何况如果国有银行选择在国内市场先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分流储蓄资金，起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的作用。如果有关部门担心“工程浩大”Ａ股市场难以消化，那么完全可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北京：中国银行业坏账得到控制

（英国）FT中文网 (2006-05-31)



　　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表示，尽管最近几年银行投放贷款猛增，导致一些分析师认为新增坏账不可避免，但中国银行业并未出现新增坏账。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副主席蒋定之表示，银监会监督银行的借贷活动有助于阻止另一轮不良贷款问题的出现。“我们已要求各家银行改变它们追求资产增长和过度扩张的做法，并要求它们依照资本限制来运营，”蒋先生说，“我们很高兴看到，自2003年以来，新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得以控制，保持在1%-2%的低位。”

　　包括瑞银集团(UBS)、安永(Ernst & Young)、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和普华永道(PwC)在内，许多投资银行和咨询机构今年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断言中国金融系统已开始累积新增得坏账。

　　对这些不良贷款的影响，它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包括瑞银集团在内的一些机构提出，中国经济的规模以及银行业改革的深度使它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昨天表示，中国各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准备金亏损总计达2200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水平，但糟糕的风险管理实践意味着，如果该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该国的银行仍然“极易受到伤害”。在2002至2004年期间，放贷迅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这一幕再次出现，这段时期的新增贷款超过了2006全年预期数字的一半。

　　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将矛头对准房地产等行业。由于中国缺乏其它投资途径，房地产行业引来了投机资金。

　　中国国务院本周宣布了一套新措施，以控制高档房地产投资，这些措施包括承诺征收资本收益税，并勒令地方政府建造更多低成本住房。从2003年6月开始，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旨在给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特定领域降温，而上述措施是其中最新出台的政策。

　　瑞银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迄今为止，政府的这些房地产措施将对少数流动性强的高端房地产市场开发商和投机需求产生影响，但不太可能对建筑业的活动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

中国上演最大IPO

（英国）FT中文网 (2006-05-31)



　　6月1日，这是超人在美国连环画中首次冲上云霄之日。68年后，投资者将期待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做出类似表演。中行将于明天在香港启动其97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这是自2000年来全球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首发。

　　目前，兆头不错。中行上周在香港吸引了创纪录的100万份认购申请，使它得以在全球股市低迷的情况下，把股价定在指导区间的顶端附近。

　　然而，这涉及很大的利害关系。对其它中国公司，尤其是各家中国银行，强劲的首次登场，是个好预兆。各家中国银行计划在中国股票受到热捧的背景下，明年在海外市场筹资数十亿美元。如果首次亮相糟糕(虽然不太可能)，可能意味着其它计划好的首发会推迟，如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预期今年进行的100亿美元股票首发。

　　中行股价定在2.95港元，即账面价值的2.18倍。大多数分析师和投资人预计，中行将在其首发上市时温和上涨5%到10%，涨幅较小的主要原因是首发规模庞大。但他们预期，在随后数周里，中行股价将继续上行，就像它的竞争对手一样——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的股价自去年6月上市以来已翻倍，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股价自10月份首发至今已上涨了50%。

　　然而，一些分析师警告说，中国的银行业仍充满问题，从坏账堆积、风险管理松懈到腐败都有。中行曾卷入了各类欺诈和丑闻之中。他们表示，从长期而言，这些问题可能拖累中行及其竞争对手的业绩。

　　分析师表示，大多数银行仍在像国有实体那样行事，风险仍是主要令人担心的问题。中行上周表示，首席风险官董乐明(Lonnie Dounn)已提出辞职。

　　中行去年任命董乐明先生，目的是为了减轻外界对该行将重复以前错误的担心。他的辞职将令外界对中行的风险管理产生新的疑问。中行此前表示，董乐明的辞职是出于个人原因。

　　“你的确不能期待中国的这些银行交易价格长期内比汇丰(HSBC)等地位更牢固的银行价格还要高，因为投资者应该支付风险溢价，”一位分析师表示。汇丰交易价格约为股票面值的2.2倍。

　　但只要有向上的潜在可能，一些投资人就乐意把那些担心抛到一边。

战略对话推动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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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弦

　　５月23日，坚冰状态中的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一丝回暖迹象。中日两国外长在卡塔尔出席亚洲合作对话第五次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双方同意，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应加强双边战略对话，共同清除政治障碍。

　　此前一天，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方面签署了19份经济文化合约，双方同意今年内启动第一轮副外长级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外交来说早已不是新鲜词语。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国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基本上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对话机制。战略对话对中国外交及其国际战略的推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日五轮战略对话

　　中国的战略对话机制真正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去年8月份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举行了第一轮战略对话一个多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发表了他那篇引起深刻讨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演说。从此，战略对话和战略定位成为中美关系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外界判断中美关系的重要看点。

　　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对话，因双边关系近两年的僵局而颇引人注目。从去年开始，两国已经举行了五次战略对话，在高层对话中断的情势下，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事实上已经成为两国间主要的沟通渠道。这几次次战略对话，涉及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教科书问题等。两国外长的卡塔尔会晤，应该也是5月7日中日第五轮战略对话的内容之一。

　　实际上，中国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建立战略对话关系，并非始于美国或日本。虽然名称不同，特别是一些对话在开始阶段并未冠以“战略”之名，但中国推展战略对话机制应该也有10年的历史了。

　　比较早的当属1996年，中国与俄罗斯确立元首会晤机制，虽无“战略对话”之名，却享战略对话之实。此后中俄元首和议会领导人的年度互访以及总理定期会晤等，也都具有战略意义。直到去年2月启动的中俄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完全具备了高层战略对话的内涵。

　　真正冠以战略对话名称的则肇始于1997年中法战略对话关系。而中国大幅度推展战略对话关系颇见成效则在2005年。

　　2005年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在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5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一轮中日战略对话。8月，中美第一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英国外交部副次官欧威廉举行了首轮中英战略安全对话。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伦敦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外交兼贸工国务大臣皮尔逊等欧盟“三驾马车”高官举行首轮中欧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日益频繁

　　由此可见，2005年当是中国外交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年”。短短一年之间，中国启动了与世界多个重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对话，足见“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与内涵，也凸显出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对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

　　与1990年代相比，最近两年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不再局限，或者并不特别彰显高层特色，而是基本保持在副外长层面，既包括战略议题，也涵盖一些具体的外交议程。

　　有论者指出，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有两种作用，一为推动双边关系，二为解决双边问题。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有的战略对话不仅仅发挥一种作用，而是囊括两种作用。比如即将启动的中德战略对话，既需要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化，又需要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人权、知识产权、对华军售解禁等问题。

　　而且，战略对话的“战略”作用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意涵。因为对话内容不局限在双边关系上，更涉及地区乃至全球战略格局与架构。

　　所以，不妨把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的作用，表述为探索、深化战略关系和调整、解决外交议题。比如中美战略对话，第一轮谈的主要是战略问题，看起来很空，实际上很快就落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实处。通过战略对话，中美互相了解，调整战略关系的定位。到了第二次战略对话，各种外交议题就开始摆上台面，对话开始发挥调整、解决外交议题的作用。

战略需要是主因

　　战略对话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内在需求是密不可分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转变或重新确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重要课题。

　　中国历来是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力量，但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战略力量重要性主要来自面积、块头，而硬实力却是差强人意的。但197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影响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

　　在战略利益方面也有同样的转捩。随着经济的开放，中国的国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逐渐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随着中国商品和中国人的足迹延伸到世界各地。对此，笔者去年在《早报》上曾有专文论述。

　　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不十分明晰，或者说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引。从毛泽东时代的“三个世界”到邓小平时代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只是说明了中国对当时世界和世界趋势的看法，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国的国际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上述三大战略问题上渐渐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还没有长、中、短期的具体意向、思路甚至落实措施。

　　应该说，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转变或重新确立的需要，催生了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对话。新世纪的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对话带来的互动与磨合，来探求、理解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平均地权才能破解中国房地产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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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文胜（北京）

　　要破解中国城市房地产迷局，就必须平均地权。所谓平均地权，并非私有化，而是平均配置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归该市全体居民所有，每一个居民均享有相同面积的住宅用地之长期使用权。

　　但是，城市地权的平均方式并非将地块切细，然后分配给每一个居民，而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若干无房居民联合起来，向市政当局申请住宅用地，政府有义务、也必须划拨土地，以便居民集体自建住房；二是无房居民购买商品房，同时获取土地的使用权。

明确城市居民的土地使用权

　　平均地权果真能破解城市房地产迷局？先看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农村为何从未出现房地产泡沫？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继承其祖先的宅基地，并在宅基地上有自建住房的权利，历朝历代均未受到挑战。这种制度杜绝了住房的垄断供给，因此，农村房价被牢牢地钳制在成本价附近。

　　既然农民享有集体土地之长期使用权，那也必须明确城市居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这是中国宪法基本精神的必然推演。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甚高，集约化使用土地是必要的。法律中应该明文规定：市政当局有义务按成本价为每个居民提供至少五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并且各地还应该在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标准容积率（比如5）。

　　城市建筑用地的来源有三：空地、拆迁之后的地块、征用城郊农民之土地。空地的征用无成本，拆迁成本、农用地的征用成本取决于补偿方案。市政当局可以根据相关参数，测算出每平方米土地的平均供给成本。

　　对于人均五平方米的建筑用地，政府就以此价格，根据面积相等、地段相似的原则，同时向开发商和居民提供建筑用地，收取的土地供给成本费存于专门帐户，用于拆迁和征地的支出。该帐户的每一笔收支都必须公开，随时接受居民的质询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居民”的内涵到底如何，有两种界定方法。一是具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此看来，为了防范房地产泡沫，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不应取消城市户籍制度；二是，有若干年的就业记录，或有若干年的纳税记录等。记录可以伪造，所以还是以户口来界定为宜。

　　至于某一地块到底提供给哪些居民，可以通过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居民拿到地块之后，一年之内不动工建房，政府可以收回该地块，并退还土地供给成本费。这样的制度安排，将彻底打破商品房的垄断供给，商品房价格就会被钳制，开发商的利润会处于合理水平，同时也不可能发生房地产泡沫。地段升水全部上缴财政，不归开发商所有，留给开发商的仅仅是合理利润（比如，税前利润率不超过10％）。

小幅试错　及时修正

　　人均实际占地面积每超标1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如果标准容积率为5，建筑面积就增加15平方米），超标部分的土地使用费翻一番。

　　设立全国联网的房产交换交易中心，从事房产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交换和交易，以利于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居民抛售住房而得的房价之增值部分，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必须缴纳税率为90％的房产溢价税，以彻底杜绝炒房行为。至于房产交换，可借鉴商业银行的票据交换与清算的原理，无须赘述。

　　以上所列之数字，只是一种建议。只要怀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信念，以及“小幅试错，及时修正”的理性态度，就一定能设计出与地权的法律界定相兼容的房地产制度，使之日臻完善。

　　中国宪法第十条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政府当然也是一种“组织”，所以，政府拍卖城市住宅用地属违宪行为。城市土地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实则归政府所有的做法，已到了山穷水尽、不可持续的地步。

　　惟有平均地权，才能修正法律关于地权界定的逻辑错误，充分体现地权属于人民的理念，从根本上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提升每一个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国今起停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土地供应

2006-05-31　4:30 pm



　　（北京讯）中新社消息，中国国土资源部今天说，从即日起，中国一律停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供地和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并对别墅进行全面清理。

　　国土资源部三十日下发“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士元在该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发出紧急通知主要是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抑制一些行业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遏制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占用土地，充分发挥土地供应的调控作用。

广岛和平祈念馆首次将中国受害者名字登记在册

2006-05-31　3:00 pm



　　（广岛讯）据中新网引述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广岛和平祈念馆今天首次将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中的三名中国受害者名字登记在册。

　　三名受害者为卢雪文(音译).2003年去世，享年82岁；徐立川(音译)，1992年去世，享年70岁，以及杨锡恩(音译)，在爆炸中死亡，当时22岁。三人均为“二战”期间被强虏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祈念馆官员今天在媒体面前登记了三名中国受害者的名字和照片，表示未来他们将会公开展览。

中印军事交流“火起来了”

印度国防部长幕克吉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防务领域备忘录，加强军事交流。中国总理温家宝称，该备忘录是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温家宝星期二与幕克吉举行了会谈，并称幕克吉的访问是成功的。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与幕克吉举行会谈后，新华社引述曹刚川说，中国愿意与印度增进军事合作。

印度通讯社报道说，两国国防部长就"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搜救以及反盗版，反恐和其他双方都感兴趣的领域举行训练等事项取得一致看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星期二（30）在记者会上说，中印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1962年发生边界冲突。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也感到不安。

但是去年，两国达成框架协议，试图解决边界纠纷。随着经贸往来的赠加，两国关系开始升温。双边年贸易额达一百三十亿美元。

幕克吉是星期天到北京的，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举行了会谈。李肇星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中印两国将进一步推进两国战略与合作关系。

幕克吉还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举行了会谈。星期五离开中国前，他还将访问上海和兰州。

中国大校看“军力报告”：美国就是想阻止中国强大

央视新闻

5月30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节目《解放军大校看“军力报告”》，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您好，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今年5月23号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一份《中国军力报告》，这是美国国防部连续第七年发表这样的报告了，应该说在冷战结束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面，由一国政府公开发表关于对于另一国的军力的报告，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还是唯一的一例。

5月23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对外公布了2006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称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达到了威胁地区平衡的程度，解放军的精确打击能力甚至将对美国军事传统优势形成威胁等等。24号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这份充斥着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军力报告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份长达58页报告，一共分六个章节，从解放军的重大发展到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以及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战略等内容都有大量描述。

应该说，美国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并不新鲜，它最初是根据美国《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产生的。这部法律在1999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其中第1202款中写明，国防部长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战略。报告应该关注人民解放军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军事科技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总体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军事组织、操作概念的原则和未来20年间可能的发展"。

从2000年以来，今年已经是美国国防部第6次公布《中国军力报告》。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为什么会如此敏感，他们不惜被指责干涉别国内政为代价连年发布中国各年度军力报告，其背后真正的利益实质又到底是什么呢？

主持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的副主任金一南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您一直在关注每一年它出台的这样一个报告吗？

金一南：对。

主持人：从2000年到2006年这七份报告，如果作为一个轨迹来看，什么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

金一南：不变的就是对中国过高的评估遏制始终没有变，但变的是什么？对中国力量的不断估计，我们看最初的军力报告对我们评价很低，带有一种蔑视性质的，当你的力量不行了，它蔑视你，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对台湾方向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最初的。现在它讲中国完全有力量给台湾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是很大的变化。 2006还体现很明显的一点，它认为我们现在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台湾的范围，已经对地区可能要形成这样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它认为中国的主要目的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强权，这是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美国的战略可能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讲过美国的战略是万变不离其宗，按照美国人讲，两句话，第一，不使敌国成为强国；第二，不使强国成为敌国。你是敌国吗？我一定要阻止你的强大，但你是强国吗？我一定要化解你的敌意，不要与强者为敌。它既认为中国是敌国，也认为中国是强国，正在往强国方向发展，怎么办？就要限制这个力量的发展。

在这份公开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报告的编写者站在美国立场上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和目的妄下断言，以挑拨的姿态这样描述台海关系说“北京仍以台湾为‘最大的假想敌’，约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力被部署于台海地区，”另外报告还面向世界范围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舆论说，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趋势将让中国具备在亚洲地区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能力，而不止于台湾。”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在世界各国面贬损中国形象在客观上已经形成这份军力报告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主持人：这样的一份报告出来之后，会在美国国内，包括在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形象。

金一南：我觉得在美国国内来看，它就是争取国防部的地位，争取国防部更大的军费开支，争取美国军队的地位，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报告实际上主要发布之后，欧洲有多少人看？没有多少人看，主要是东亚，它希望东亚看的人多，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斐尔德，他去年在新加坡参加那一次亚洲安全会议，实际上他讲了很多话全部都写在2006军力评估里边，第一，为什么中国要增加国防开支，第二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量的军备采购，第三，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变化很快的军力部署，他说我看不出世界上有任何力量威胁中国，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我们外交部参加会议的一位同志就提了反问，拉姆斯·斐尔德先生，你真的不认为世界上有任何力量威胁中国吗？在拉姆斯·斐尔德讲这句话之前的三个月，去年2月19号，美日二加二会议，双方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议，双方宣布，以台湾海峡的安全为美日共同的战略目标，我们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就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最起码条件，当我们这些最基本的安全内容遭到威胁的时候，拉姆斯·斐尔德讲，我看不出任何力量对中国安全形成威胁，所以说，当这个军力报告，美方非常希望在亚洲产生广泛的反响，形成围堵中国的态势，2006的军力报告里就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军事再这样发展，周边的国家，就是在亚洲的国家，当中国军力超出了这个范围，在东亚实行很大影响的时候，东亚的国家起来围堵中国就成为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事实。

　主持人：美国在发表这份报告的时候，它也希望东亚国家还有地区去关注这样的一份报告？

金一南：不仅关注，而且希望他们起来和美国联手行动，对中国构成围堵的这样一个态势。在去年的新加坡会议上，我觉得很有意思，拉姆斯·斐尔德讲完话，实际上他讲那些东西，中国的军力报告，他在去年的新加坡会议上基本都讲过，但是反应冷淡，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后来发言就讲，美国现在如果再想在亚洲构筑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包围圈已经不可能，因为亚洲国家都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机会，而不视为挑战。我们现在看，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菲律宾，传统和美国关系非常亲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包括韩国，还包括日本一部分人士，对美国的军力报告实际上都得出自己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这份军力报告是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戴着美国的有色眼镜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它所有的这些要求也是要求你们符合美国的利益形势，对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围堵。周边各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机会，我们和中国搞好关系，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地区利益和总体的利益，而不是按照美国人说的那样，所以就像李显龙在去年新加坡会议上讲的那样，拉姆斯·斐尔德的话没有太多的号召力，我觉得这个军力报告可能也是这样。

主持人：对于这份报告出台之后，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金一南：《中国军力报告》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政策，因为它是国防部例行的每年给国会提交的，即使形成国会的文件，到了美国总统执行美国的政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执行层面，和文件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它不能够完全代表美国即将要操作的政策，但是我们也能看出它是一种趋向，这种趋向就是围堵中国的趋向，这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主持人：我看到评论说，这份报告也许不会直接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它会影响到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人对中国怎么看待，会有这样的效果吗？

金一南：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是有的，但是很难说是这个报告左右了他们的思维，比如说2005年的中国军力评估就是非常大的典型， 2005年的中国军力评估那个报告应该是3月份出台，一直推到7月份，为什么推到7月份？就是美方内部激烈争执，意见不一样，国务院和白宫不同意国防部的观点，不同意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威胁了，要求五角大楼修改他们的论点，后来五角大楼的报告被迫推迟到7月份出台，被迫做出这样的修改，说中国正在处在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处在这样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他们正在进行选择，是融入世界，与世界合作，还是与世界对抗。当然，美国人所说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打个引号，是美国，美国人的世界就是美国。

主持人：这份报告的出台对于中国国家利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金一南：我觉得这份报告的出台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新世纪，中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如果说我们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我们不建设这个强大的国防，我们把国防开支削减为零，军队解散，美国人就会很满意吗？也不会的，美国类似这样的报告有很多，中国军力报告是其中一个，它完全能炮制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报告，有关中美经济贸易严重不平衡的报告等等一系列报告，所有报告核心就是一点，阻止一个新的力量的出现，限制你、遏制你，最后封杀你，最终达到这样的目的。

金一南曾经多次到美国参观考察，在此前的《新闻会客厅》节目中，他这样描述美国对战争的高度警觉性。

采访金一南：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一点就是后来我回来写了一篇东西，叫世界上最不应该谈论战争的国家在天天谈论战争，尤其是那次参观它的海军军官学院，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叫尼米兹图书馆，尼米兹图书馆我进去看，我当时的印象，我说你的图书馆太漂亮了，我当时就问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位海军上校，我就问他，我说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谁还看书，窗外美景美不胜收，哪有工夫看书？他就反问我，他说你看，周围的军官都在干什么，我一看周围的美国海军军官，每个人一个小桌子，一台笔记本支起来，一摞资料，这摞资料里波黑的冲突、中东的能源危机、南中国海未来的航道控制等等一系列，他们就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我经常讲，在这么优美的环境里，他们在进行战争问题，规划毁灭对手的战争。

美国的这种敏感还表现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上。其实美国关于别国军力发展的报告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冷战期间和结束后，美国对前苏联和俄罗斯也曾经发表过此类报告。在苏联及俄罗斯不断削减远程战略武器、中程战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1995年美国取消了这份报告。

目前的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美国唯一的一份针对特定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的年度报告。作为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现在为什么又对中国的军事发展这么敏感呢？

主持人：美国之所以要对当时前苏联做出军力评估报告，是因为它把前苏联作为一个对手来看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中美之间应该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且今年在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双方尤其是美国定义中国是它的利益攸关者，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下，为什么美国还要连续这么多年发布一个关于中国的军力报告？

金一南：我们经常讲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尤其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要跟你搞好关系，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的防备和遏制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这种战略担忧在美国根深蒂固，它觉得虽然我们多次表述，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是采取融入世界的方式，包括和美国要建立这种建设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经常讲，从美国方面来看，从它的军方，从五角大楼内部，绝对不乏冷战人士，一大批具有冷战思维的，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的，这些人大有人在，军力报告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明。

主持人：我们就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了，它这么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它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做出这样的评估，而且不评估其它国家，只评价中国。

金一南：这个评估你要看到，完全站在美国的利益之上，如果把2006年的评估你细细地读一遍，你就知道什么叫冷战思维，什么叫有色眼镜。比如说这个评估里面，我们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说改善和印度的关系，美国说你看中国改善跟印度的关系，在报告里讲他们另有所图，他们要摆平印度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我们和别人改善关系不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和周边国家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比如说中日关系，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美国就说你看中国人的胃口，他们跟日本搞不好关系，对这种海洋权益，跟日本发生了分歧。美国人讲我们军事透明度问题，我们现在军事透明，和周边国家搞联合军演，我们和巴基斯坦，和印度，和英国，和法国连续搞了海上演习，美国人说，你看他们别有所图，他们正在和什么样的力量联合，它对我们这种联合演习有很多揣测，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不搞军演，他就会说中国军队高度封闭，不和任何军队接触，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整篇文章看完有点哑然失笑的感觉，这是什么心理。

主持人：不管从2000年还是这一路过来到2006年，这几份报告里面似乎美国一直对中国都特别敏感，特别警觉，尤其是在军力方面。

金一南：对，美国这种战略警觉是有它的传统的，我们说美国是全世界驻军，它的利益遍及全世界，你在地中海，在波斯湾，在西太平洋，或者在南美，到处都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必须拿军事手段来维护的利益，它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它的这种敏感，非常敏感，有任何一个力量对它形成威胁，哪怕你说我们没有对你形成威胁，我们是通过合作的方式，但它也担心你会不会真的力量强大，对我们形成威胁。

主持人：还是那个强国和敌国这种矛盾。

金一南：对，还是这种矛盾，我觉得从美国的政治文化里面，力量语言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对力量就表现高度的敏感。我们说美国的力量，全部是凭借力量建立一个国家，它当然对别人的力量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克林顿也讲过这个话，他说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口头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克林顿都讲这个话，第一句话，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当然他说的那个话，就是我离出事地点最近的那艘航空母舰在哪里，这是美国行事的通则，所以说它在这种状态下也难免在力量上表现高度敏感，对别的国家力量的增强，它表现高度敏感，高度警觉，甚至到了一种，我们经常讲感觉到看了2006军力报告，达到一种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每年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的背后，是美国各种政治利益的博弈。

美国国会 1999年通过的法案规定，由国防部提交《中国军力报告》。但是报告的出台往往受到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2005年报告的出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白宫因不满意其严重夸大中国军事威胁而要求五角大楼反复修改，报告出台的日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当年的7月才正式公。

美国如此大费周折，究竟希望通过《中国军力报告》达到什么目的，背后又有什么利益考虑呢？

主持人：2006年度关于中国的军力报告出台之后，也有人说这是美国国防部在谋求自己的部门利益，怎么看待这句话？

金一南：其实我觉得这个评论从一个层面看它也是切中要害的，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我2001年3月份在美军院校访问讲学，1月份，美国航天司令部刚刚进行完一场演习，美国军队搞了第一场太空大战的演习，中美太空大战，对手是中国，双方发射微型卫星，互相监视，使用激光武器，互相击毁对方的卫星，在太空打得一塌糊涂。因为当时国防大学的学员里面有一位美军航天总部的参谋长，我就问过他，我说你们这个演习什么意思，我说中国历来主张太空的非军事化，太空的和平利用，我们从来没考虑到太空和任何一个力量进行一场太空大战，把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搅得一塌糊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考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太空司令部的参谋长很直接，他说我们都是军人，我们要互相理解，我们需要经费，我们需要编制，我们需要国会拨款，苏联没有了，我们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对手，所以请你理解，军人应该互相理解，他跟我讲这个问题。

主持人：得造预算。

金一南：对，把它造出来，跟国会讲，多么危险，中国的军力发展，你给我们的钱太少了，不够，多给我钱，不能再裁减我的编制了，我要增加力量，这是国防部五角大楼来说非常具体的，非常实在的部门利益。

主持人：我们看到的这份报告背后有多少利益集团在进行着努力？

金一南：对。美国政治有非常现实的一点，比如说美国国会的议员，他们都坚决反对裁减本国会选区的军事基地，军工厂如果生产不行了绝对不行，他一定要争取，因为我是这个选区选出来的议员，我必须对这个选区负责，选区如果有军工企业，有军事基地，我们一定要把它巩固起来，对这个选区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现在对于台湾方面迟迟没有通过对美的军购案，美国非常不满意，从军力报告里也能看出来，它对台海形势的评估，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就要求评估让台湾方面看，你看你现在形势多危险，两岸现在军力差距出现了，大陆对你形成优势了，你赶紧购买武器，保持平衡。所以说对于台湾在美国的武器采购，涉及到美国很多国会选区的非常具体的利益，这个工厂要打造这样的武器装备，非常大的订货，利润率很大，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要求形势要紧张一些，要求情况说得可怕一些，你要购买我的武器。

今年美国国防部公布《中国军力报告》后，外交部立即对报告中的观点进行了驳斥。网民们发表评论，有人就认为，美国的指责毫无道理，中国有权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还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必要每年都来对美国的指责进行申辩，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主持人：我们通过外交渠道驳斥了它这份报告中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金一南：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报告看，我们能够做的，一方面就是改变自身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未来还是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国防，强护自身，然后才可能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很核心的一点。当然我们从另外一点看到，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军力报告出台，比如说把美国政界看成是一样的，它还有不同，把美国政界和军界看成是一样的，它也有不同，或者把美国军界看成铁板一块，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直接交往的时候，和很多军官直接交往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美国军人很直率，他和你交往的时候，很愿意和你交往，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包括《中美军力报告》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交流，我觉得这种交流的必要，我们两个国家从政界也好，经济界也好，包括军界也好，这种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以正视听。

金一南：以正视听，美国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变成你的对手，变成你的敌人，那么他真的就会变成你的敌人，如果你想让他变成你的朋友，他真的可能变成你的朋友，他有个塑造的关系，战略是塑造，敌人也可能塑造出来的，朋友当然也有这个可能。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

刘亚洲透露惊人内幕:打越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组图)

[作者：刘亚洲，中共空军政委，中将军衔；前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女婿。----编者]
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
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79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

作者：刘亚洲中将。
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
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 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图：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
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 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
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 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
1968年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 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中国人来了”俄国远东区不保？

亚洲时报在线Bertil Lintner撰文／“中国人来了！他们正入侵远东地区（Far East）！”如果你相信新俄罗斯那些自由但也经常哗众取宠甚至不负任的媒体头条，你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信息：大批中国人涌入西伯利亚（Siberia），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正变成黄种人的天下，俄罗斯的东部领土即将不保。

然而，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中国人习惯称之为海□威）、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海兰泡（Blagoveshchensk）等城市，中国人的身影并不多见。这些城市虽有华人居住，但他们大多数时间都会留在酒店、餐馆、赌场和唐人市场内。

不过这一带的贸易及商业领域，的确已变成由中国商人所主导。在经济上，俄罗斯远东区正逐渐与俄国在欧洲的地区分开。

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远东地区的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曾是闻名遐迩的“鱼蟹之乡”，这里盛产的鱼蟹主要供内销及售向西方国家。这里的重工业以炼钢、飞机及船舶制造业为主。当时，“舶来品”在此难觅踪迹。

今天，物美价廉的中国消费品和中式食品已经充斥了整个远东市场，当地的木材及其他原材料则被源源不断运向南方。一些工厂甚至被完全拆解，当作废弃金属卖给中国。而这里的海产如今则几乎全部销往南韩和日本。

长远看，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改变远东的人口状况。目前，俄罗斯远东地区约有数以万计来自中国的商人和工人流动人口在穿梭进出。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选择在当地定居。

俄罗斯远东联邦地区（Far Eastern Federal District）面积约为621.59万平方公里，但人口仅700万，比1991年减少了近20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当地工业的萎缩和军事设施的裁撤。

中国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常住居民接近1亿，但是失业率却相当高。一位西方分析家曾说过：“如果俄罗斯人继续迁出（远东地区），那么中国人将准备填补当地出现的人口真空。”其结果将不仅仅是改变俄国远东地区人口平衡那么简单。

据官方统计，远东地区从勒那河盆地（Lena River basin）到白令海（Bering Sea）一带，共有4万华人在此定居，不过实际数字相信更高。华人居民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城市，其中华人的经济影响力在海兰泡市最强。与海□威和哈巴罗夫斯克相比，海兰泡的经济较为落后，商业多元化程度也较低。

海兰泡位于黑龙江（俄称“阿莫尔河”，Amur River）沿岸，与中国的黑河市仅有一水之隔。每隔30分钟便有一艘水翼船载着中国商人和货物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俄罗斯商人。可是在回程途中，他们也不忘带回中国制的家庭用品、鞋类及工具产品。

中国人不仅主导了远东地区的消费品市场。在海兰泡，建筑领域也由中国的华富集团所主导。目前，该集团正在打造号称远东地区海拔最高的建筑物。虽然中国的传统新年并不是俄罗斯的官方假日，但是远东的居民却同样以烟花和舞狮的方式来庆祝这节日。就连海兰泡的市长和阿莫尔斯基州（Amursky oblast，简称“阿州”）的州长也经常成为庆祝活动的座上宾。在一些俄人眼中，阿州也是最有可能被华人“涌入侵领”的地区。阿州面积约为36.37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的面积，但人口只有90万。相比下，中国黑龙江省人口则超过3500万。

当地俄罗斯人认为阿州不适宜耕种，全年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寒冷，但是在阿州定居的中国人却成功在当地耕种。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大学（Vladivostok State University）研究员Lyudmila Erokhina声称，一些中国商人买通阿州官员取得俄罗斯农民的土地，然后再雇用中国农民前来耕作。她指出，问题在于俄罗斯缺乏规管土地私有的法律。在法律上，所有土地仍属于国家，农户只享有土地使用权。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食物被引进远东地区，食物安全问题受到当地人的广泛关注。Erokhina说：“中国已经主导了（这里的）农业领域和食品供应。我们完全依赖他们。”

在进入俄罗斯远东区的中国消费品及食品当中，走私货约占80%，俄国政府因此损失大量关税。每年从俄罗斯走私到中国的木材也有数百万立方米。

除此之外，鄂霍次克海地区的捕渔业每年由于逃税避税给政府造成的损失也不下数十亿卢布。不过，研究人员却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主要错在俄方政府。举例说，渔船在俄国港口卸货后，如果货物在当地销售，船主须交付高达20%的增值税；如果货物是转运至外国销售，也须交付5%到7%的出口税。相比之下，南韩和日本港口的税费低廉得多。因此，许多在俄罗斯海域捕鱼的船只都宁愿将收获卖到南韩的釜山（Busan）和日本的新泻（Niigata），有的甚至将营业利润存进日本或南韩的银行。

据符拉迪沃斯托克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Organized Crime）统计，俄罗斯每年向南韩和日本出口1.5万到1.7万吨海产，总值8300万美元，但当中有70%的海产都是非法送到外国港口。有大型捕鱼船队更与当地俄国高官有密切关系。这突显出莫斯科所面对的远东问题的复杂性。

海产走私也许跟中国在远东地区的经济扩张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一现象却反映出远东地区同亚太地区的紧密联系，以及远东与俄罗斯本土渐行渐远的趋势。渔船上的船员通常既有俄罗斯人，也有韩国人和中国人，甚至还有泰国人和菲律宾人。

不过，为什么在海□威、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兰泡的大街上，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的身影会如此稀少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专责打击偷渡的移民局官员解释，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在比较隐蔽的社区，也很少出来走动，原因是为了避免遭到一些排外帮派的伤害。在远东地区，排外主义虽不如在莫斯科般盛行，但仍然存在。

中国籍的工人多数住在工厂内的宿舍，这些宿舍全部由俄罗斯人守卫。而中国籍的农民也居住在农场，被高墙和篱笆包围着。一旦合约期满，他们就会返回中国。

可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的中国事务专家Vilya Gelbras教授去年在海兰泡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声称：“如今，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一名中国人来到俄罗斯，并且没有归国的打算。”俄国媒体称，这些人很多都通过贿赂俄罗斯地方官员，取得伪造文件甚至是公民身分。

也许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现在还不到4万至5万人，可是在1991年时，当地根本还没有华人的足迹。正如一名俄方研究员所说，随着俄国远东地区人口空洞化的问题持续，中国人可能会“向西伯利亚流入，并最终导致西伯利亚在政治上偏离莫斯科而向北京靠近”。

也许俄罗斯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导确实存在夸张之处，然而中国在远东地区迅速扩张却是一个让俄罗斯无法阻止的事实。

“团派”高官崛起
　　中共为十七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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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中国地方大员这两天出现新的人事变动。共青团系统出身的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将升任陕西省代省长，现任省长陈德铭将赴北京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新华社昨天宣布，陕西省省长陈德铭不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另有任用。虽然官方没有同时宣布谁将接任陕西省长，但消息人士证实，今年54岁的袁纯清已开始行使代省长的职责，正式任命也将很快宣布。

　　官方5月29日宣布，另一名共青团系统出身的新疆建设兵团前司令员张庆黎接替杨传堂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成为主政西藏的“一把手”。

　　1980年代前期，袁纯清和张庆黎都曾在由胡锦涛担任第一书记的共青团中央工作。分析人士指出，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导的中央高层进行新一轮地方大员调整，目的是为明年中共十七大顺利召开进行组织准备。

　　与张庆黎镇守遥远的西藏相比，袁纯清的升迁更引人瞩目。长期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袁纯清与团派出身的中央和地方要员关系密切。他不仅在1980年代接受过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也在1990年代接受过被视为中国未来领导人重要人选的共青团前第一书记、现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李克强的直接领导，是共青团系统公认的元老级人物。

　　袁纯清1977年2月至1980年1月在北京大学学习，属于文革时不经高考而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曾任北京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北大毕业后，袁纯清被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一干就是17年。

　　据曾与袁纯清共事的人士介绍，袁纯清做事勤奋，为人谦和，在团中央的人缘很好。他历任团中央学校部副处长、副部长、部长，1992年12月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或许是担心自己“工农兵学员”的学历缺乏说服力，袁纯清1990年7月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7月获湖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5月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证书。

　　1997年9月，袁纯清被调到负责中共纪律检查的中央纪委任常委、秘书长。在中纪委工作期间，袁纯清参与查处涉及众多高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2001年3月，袁纯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后又兼任西安市委书记。

　　分析人士认为，袁纯清这次出任陕西省代省长，终于使他成为正部级大员，为他在中共十七大后更上一层楼奠定了基础。

　　调任国家发改委正部级常务副主任的陈德铭今年57岁，曾任江苏省苏州市市长、中共苏州市委书记、中国新加坡合作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理事长。有关人士认为，苏州工业园的成功使陈德铭受到高层领导的欣赏，从年龄上看，陈德铭的仕途依然看好。

　　目前中共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正在进行大换届，换届将在明年上半年全部完成，以迎接明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七大。

　　北京政治学者指出，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已成为这次各级党委大换届的指导思想，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在换届中具有明显优势，但在中央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等重要地区依然缺乏团系干部。因此，从现在到十七大召开，中国高层人事变动仍将不断出现。

数十万官员大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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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3月到明年上半年，中共省、市、县、乡党委将集中进行领导班子大换届。这次换届涉及到中国几十万各级领导干部。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共高层在换届前连续推出一系列监督权力运用的法规，其中包括《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各级党委在换届中必须按法规办事。

　　虽然这些法规在程序上为官场常见的跑官要官、卖官买官、黑箱操作以及“一把手”权力过大等弊端设置了更大的障碍，使主要由“一把手”好恶决定的干部任免开始走向制度化。

　　针对普遍存在官多为患、一些省市自治区光是省级领导干部就有40多人的状况，高层严令各级党委在换届中必须精简领导成员，重点减少各级党委副书记的人数，以改革党政不分、人浮于事的顽疾。

　　目前已有河北、安徽、福建、宁夏、海南等省区党委副书记职数减少到三人，形成“一正三副”的新省级领导班子模式。

　　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中共近两年开始在云南、四川、江苏、湖南等省市尝试以“公推直选”的方式选举乡镇党委书记。

曾荫权：
　　不太担心香港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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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表示，他不太担心香港会边缘化，但他重申，港人必须正视问题和加强竞争力，迎接挑战和抓紧机遇。

　　担任香港特首11个月的曾荫权，近期频频接受传媒专访，大谈施政方针及感受，当中，他谈得最多的是香港竞争力问题。

　　曾荫权在今年的“五一黄金周”专程跑到上海考察竞争对手。他昨天说，“最近我去过浙江省、上海附近的洋山港，发展是很惊人的，可见到香港将来的货源都只会是泛珠江三角区了。”

　　至于香港物流业一直认为，兴建港珠澳大桥是解决香港边缘化的其中一条出路，以抗抗衡深圳及上海，但计划已研究五年，到最近还有广东省官员表示，未必可在“十一五规划”期内完成。

　　曾荫权强调，港珠澳大桥的进展已经如火如荼，并没有一拖再拖，“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我们自己香港内部一些工程都花很多时间，看添马舰兴建政府总部，都有这么大的争议。”他强调，论证工作即将完成，只剩细节上的问题，包括海关及融资问题有待商讨，相信一定可以解决，“大桥要横跨三个行政区——香港、澳门和内地，我相信这需要时间。”

　　至于明年能否动工，曾荫权说，视乎大桥设计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获正面回应，相信可以很快动工。

码头吞吐量增长率

不及上海及深圳

　　香港物流协会会长黄辅华表示，今年第一季香港码头吞吐量增长有一成，虽增长强劲，但仍不及中国。预计由目前2010年，香港码头吞吐量每年会有6%增长；但上海及深圳每年增长则达20%。

　　他强调，深圳码头的处理费及拖运费，现时平均每集装箱比香港便宜2000港元，估计到2020年时，上海每年会处理5000万个箱，而香港只有3000万个。

　　黄辅华认为，上海只会在吞吐量超越香港，在物流管理质素，香港仍具优势。但特区政府对物流业协助不足，虽然有物流园等计划，但未有增加对业界的补贴及优惠，尤其是对中小企的协助。

　　除香港竞争力问题外，曾荫权昨日还介绍了近期他频频主动接触普罗市民的情况。上周五晚他曾到新界元朗区光顾甜品店，又到天水围与“夜青”(夜间在外流连的青少年)谈心。

　　到上周六，他又在没有官员陪同下，静悄悄到大埔与市民近距离接触。他说，在余下一年多任期内，仍会继续努力深入了解民生，但不会单靠直接接触，还会依靠立法会议员、官员等多方面汇报。

　　他说，会以诚实、谦虚去分析形势，以制定施政方针。

　　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调查发现，曾荫权评分微升0.1分至67.2分，有74%受访市民支持他出任特首，上升1个百分点。不过，港人对特区政府满意率则下跌6个百分点，由月初的55%下跌至49%。

热比娅:美国议员访华前3个儿女被扣

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组织说，中国当局在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前夕于星期一拘留了著名维吾尔活动人士热比娅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维吾尔在美协会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警察扣留了热比娅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女，以防止他们同美国国会议员接触。

在这份声明中，热比娅要求中国当局马上将她的儿女释放并且停止她所谓中国政府对于她家人的骚扰。

热比娅2000年3月被中国当局指控'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被判处8年徒刑。

热比娅被中国当局监禁六年以后于去年流亡到美国。

海外维权

热比娅于去年接受BBC专访表示，她将在海外继续积极从事维吾尔族维权活动。

热比娅表示，目前她对国外的民权人士影响比较大。不过她坚信，如果继续坚持这样做的话，将来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当时热比娅说，中国当局采取了各种手段对她进行威胁，但是她表示，她不惧怕中国当局的打压，将继续开展人权活动。

热比娅被中国当局逮捕之前，一直是中国穆斯林社区的模范人物。

她还曾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穆斯林女商人，经营百货公司，而且协助其他穆斯林女性创业。

哈佛学者吁中日效法欧洲经验
BBC中文网特约记者 黄文慧 吉隆坡：




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第20届亚太圆桌会上，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认为，即将代替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接班人将会为中日建立崭新关系提供契机。

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凯瑟教授，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中日关系：从欧洲的经验学习加强互信和减少紧张关系"。

凯瑟教授表示，在日本的新领导人尘埃落定后，中日两国领袖首要的工作便是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其中包括靖国神社和历史书的争议。

凯瑟教授也建议，中日政府应该联合设立一个历史学家委员会，共同审核和改善两国的历史书内容，为建立互信踏出重要的一步。

欧洲经验

他说，战后欧洲成功的达致和解的秘诀是，明确的将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与他们所属的民族区分开来；但是在东亚所观察到的是，中国利用了日本战时的罪行全面的否定现代化的日本，忽略了日本战后成功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和平及建设性的外交政策，以及她的援助和投资政策为东亚一体化立下基础。

凯瑟教授也指出，区分战犯和他们的后代也是欧洲和解路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年轻的德国人并没有罪，不过却有责任做正确的事来避免重滔覆辙。

"但是，在中国，高涨的反日情绪表示该国政府有意提倡新的爱国主义来团结国人、代替日渐枯萎的共产主义。"

凯瑟教授也提出，日本认为在法律上赔赏受害者的任务已经不存在，也是日本不愿面对历史责任的重要原因。

"但是，正义的彰显需要'道歉、金钱上的赔赏和保存回忆'。"

他说，日本一直以来进行的道歉，并没有深植于该国的政治文化，所以无法令中国和其他邻国信服。

他说，基于纳粹大屠杀事件，日本认为德国对待历史的经验不适用她们的说法其实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首25年的和解路程是在人们对战争的反省下推动的。

直面历史

他说，由于日本没有正面的面对她的历史，不仅破坏了她与邻国的关系，也严重的伤害了她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她竞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永久成员一职时，无法获得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有力的支持。

不过，凯瑟教授也同样的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对本身的历史，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持有相同的开放态度，中国对日本的埋怨更加有力度。

他强调，虽然战后一些组织和政府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行动，不过，欧洲的政府和精英都有一个共识---沙文主义、妖魔化他国和宣扬对他族的偏见是欧洲战火的根源，因此需要全面的反击这些做法。

"遗憾的是，民粹主义者的想法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推动了民族主义，而当政府是始作俑者时，问题更加失控。中日目前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

凯瑟进一步指出，中共在1994年开展的"爱国教育"在这几年来形成飘浮不定的反日情绪，民粹主义者的运动可能更难控制，合理的和解议程更难成功。

他说，中日在区域稳定和经济繁荣拥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建立更积极的双边关系对双方都极为关键，所以，双方可以趁着日本更换新领导人的时期展开大胆的行动来修补恶化的政治关系和促进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