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四十年：十大事件和十大问题

文革四十年：十大事件和十大问题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那个时代太遥远了？
5月16日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今年10月6日，又是这个文革结束30周年。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在此列出十大事件。文革的重大事件很多，可以有很多种列法。同时，在此提出十个问题，问题和事件并不一定是同一回事。仅供大家参考。也欢迎提出不同见解。

文革十大事件

一.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通知”被普遍认为是文革的开端。

二.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共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可以说，“红卫兵运动”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到处抄家、批斗、破坏文物古迹，上亿“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大串联”，中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

三. 1967年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划了“一月风暴”，上海市委原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被打倒，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中共把“工人阶级”捧到了群众中的最高地位，红卫兵的“历史使命”至此基本完成。几个月前风云一时的一些红卫兵领袖被定性为“联动”等反动组织，部分后来还进入了监狱。

四. 1967年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全国各地发生武斗。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

五.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1966、1967、1968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所谓“老三届”）为主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1600多万。

六.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正式重组了最高领导层。林彪和“四人帮”的地位得到了确定。周恩来的地位已下降。刘少奇被正式打倒。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共九大是文革结束的标志。

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座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随后称，林彪阴谋搞“五七一政变”失败。

八. 1974年1月：根据1973年7月毛泽东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说法，江青等人屐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针对周恩来等人。

九. 1976年4月5日：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纪念活动在清明这一天达到高潮。4月5日前有约200万人来到广场。剩下不愿走的人受到拘捕。后来这个“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十.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于9月9日逝世后，高层斗争进入白热化。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军队支持下，逮捕了四人帮所有成员。文化大革命到此完全结束。

文革另十大事件

以上列出的“十大事件”是文革发展过程中“文革本身”的主要事件。当然，对文革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和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非文革事件”还有很多，挑最主要的说，也有十个：

一.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被认为是文革最主要的先声；

二.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正式出现在中共中央决定里；

三. 1967年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老帅”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言论，被江青指责为“二月逆流”；

四.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签署“上海公报”，这是毛泽东在外交上的一个大转折；

五.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在人事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实际上表明了他“告别文革”的意愿；

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给了仇恨文革的广大民众与老干部一个发泄的机会；

七.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重大（也许可以说是最重大）自然灾害；

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给早就蓄意推翻四人帮的老干部们造就了真正的机会；

九.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这是人事上文革的真正结束；

十. 1978年5月：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发动了“实践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是思想理论上文革的真正结束。

文革十大问题

一. 为什么会爆发文革？或者这样问：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可供选择的答案很多，比如：1. 毛泽东这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为公）；2. 毛泽东确实感到在地位上受到了来自刘少奇、彭德怀等的威胁（为私）；3.两个因素都有。

二. 文革究竟是持续了十年还是三年？可供选择的答案是：1. 十年，因为这一方面是公认的，另一方面是官方正式的说法；2. 三年，即到中共九大为止，后七年实际上与“革命”无关。

三. 为何会形成文革（尤其是初期）的那种群众性狂热？可供选择的答案那就太多了。还是让大家自己考虑吧。

四. 红卫兵现象是怎样一种现象？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启迪？

五.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产物吗？

六. 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的疑团太多了，也许永远也搞不清楚。

七. 毛泽东为何要会晤尼克松，实现外交上的转折？这是一种反思的结果吗？还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突破？

八. 毛泽东为何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是因为他后来发现靠那些没管过国家的人毕竟管不了这个国家吗？

九.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他在文革中的做法应该充分肯定吗？

十. “粉碎四人帮”真是因为四人帮打算发难吗？

这些问题哪一个大概都是很难回答的。自然，也不需要有个明确的答复。但引起人们长期的思索和讨论却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有益的。（平心）

文革不应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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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上的限制，中国官方对文革四十周年至今毫无“表示”。民间同样悄无声息，新一代对这场疯狂的政治运动认知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老一辈受害者则多选择遗忘。欠缺反思的意识和勇气，以致文革的阴影，依然在中国社会中留存。

　　40年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政治运动，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不仅使无数人蒙冤受屈，经济濒于崩溃，更使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文明倒退。直到今天，文革在中国社会中的阴影依然存在。

　　十年文革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共发布“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被打倒的高层领导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常委陶铸等；第二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被打倒的高层领导包括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以及追随林彪的一批高级将领；第三阶段从林彪事件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被打倒的高层领导包括中共副主席邓小平和“四人帮（即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中共副主席王洪文、中共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共政治局委员姚文元）。

　　而文革中被打、被关、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各级官员以及在武斗中丧生的普通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被迫自杀的名人包括文学家老舍、翻译家傅雷、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演员严凤英、上官云珠、著名运动员容国团等，而张志新、遇罗克等普通知识分子只因对文革表达不同意见也遭残酷杀害。正如广东澄海塔园民间文革博物馆的《塔园碑记》所载：“斯时也，是非颠倒，道德沦丧，魑魅肆虐，国法凌夷，冤案如山，尸陈街野，道路侧目，神人同悲！”

“假大空”风气至今有影响

　　与无数人遭受的肉体迫害相比，文革在精神上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更严重。文革期间，无数文化典籍被付诸一炬，大量文物遭洗劫。1957年“反右”运动后，中国社会开始流行说假话，而文革更把说假话、空话和大话的风气推向顶峰。文革中盛行的“打倒”、“砸烂”等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不仅对中华文明造成近乎毁灭性的伤害，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的思维和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以个人崇拜和暴力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文革是一场没有规则、也几乎没有赢家的闹剧。受害者自不必说，积极参与“革命”的广大红卫兵在完成领袖赋予的使命后便被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被耽搁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普通民众除了学会一些政治口号外，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就连在文革中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也常常力不从心，他指定的几个接班人最终都是昙花一现，他本人的声望在文革后也跌入谷底。

对文革危害缺乏反思

　　1981年，中共曾经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总结过文革的教训，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自1989年以后，官方很少再提起文革，对文艺作品和学术研究中涉及文革的部分也有限制，并禁止民间举办反思文革的活动。曾经给亿万人带来巨大精神和肉体伤害的文革变成了某种政治禁忌，似乎这场人类浩劫应该从集体记忆中抹去。

　　对文革危害缺乏深刻的反思，致使很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文革的认识十分模糊。一些人甚至在网络上为文革叫好，甚至要求用文革的方式来反腐败，反官僚主义。而文革的血腥与残暴、荒谬与愚昧开始被人们淡忘。可以说，文革留给中国社会的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著名作家巴金生前多次呼吁建立一个国家级文革博物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曾联名上书高层要求正视巴金的呼吁，但都没得到相关回应，有关方面也常以中央对文革已有定论为由避谈与文革有关的话题。

　　北京有学者指出，1981年的决议对文革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总结，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决议对导致文革发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根源仍缺乏深刻分析，尤其对文革给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伤害认识不足。即便如此，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形象，如今已不愿主动提起这个决议，只是在面对反思文革的呼声时，才搬出来应付一下。这不利于全社会吸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现代人集体选择遗忘

　　张虹（化名）是一名39岁的北京某外企执行人员，在面对记者有关文革的提问时，张虹的第一个反应是：“抱歉，我对文革实在是不太清楚，请你访问别人吧。”

　　张虹的母亲是中共革命老干部，根据张虹后来对记者的叙述，她母亲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被下放到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有关童年时的记忆，她记得家里搬过两三次房子，房子越搬越次。到了她上中一的时候，她记得一天家里来了一批人围着表情难过的母亲，事后张虹才知道，那一天她母亲获知被平反了。

　　几十年过去，文革在她心目中像是隔了很久的零星往事。她说：“我和我哥哥倒没受什么影响，你不说，我都忘了‘五一六’纪念。”

　　张虹只是许许多多文革受害者后代的其中一人，但她处理文革记忆的方式或许代表更多受害者家属与后代的集体选择——遗忘。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至今中国官方未有消息说明是否将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而在民间，当文革曾经在全中国各地燃起的烈火从视觉中消失后，民间对文革的反思一样悄无声息。

　　对于文革反思的缺席，受访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认为，当局对反思文革采取回避的态度，导致文革阴影依然留存中国社会。

学者朱学勤：

没从思想上否定文革埋下隐患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当局只在政治上否定文革，而没有从思想上否定，对产生文化革命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不允许人们多做探讨，让文化革命的火种留下野火复燃的可能。

　　他说：“文革是必须否定的，但是这样否定文革万万不行，30年前以那样特殊的方式否定文革，是埋下了历史隐患。”

　　在标志文革开始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周年纪念的前夕，记者随机采访了不同年龄段的北京民众。民众即兴的谈话显示，对于文革，民众不像知识分子所忧虑般的无知，然而，他们的认知却是模糊的，甚至是混乱的。

　　一些下层民众的谈话暗示，文革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场反权威与反腐败的运动。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画面，被民众赋予正面的想象。

　　至于对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停课，学生打群架、考试交白卷等长辈讲述的“文革经历”，一些年轻人并未因此对文革反感，反而体会出某种浪漫和喜剧感。

　　35岁的行政人员张平说：“父母说过，文革时每天背毛语录，跳忠字舞，挺高兴的。”

　　事实上，对文革的混乱信息甚至错误印象，比无知更令人担忧。

　　朱学勤指出：“文革给老百姓造成了一些幻觉，这些幻觉在70年代否定文革以后并没从思想上破除，长期残留在社会当中，今天就会兴风作浪。”

　　短短40年，文革记忆似乎已淡出人们的意识，社会的文革群体记忆出现扭曲与变形。未曾参与者对文革印象模糊，而间接受害的一群人，可能选择以淡化文革对个人的伤害以遗忘伤痛。

　　在谈到纪念与反思文革的必要时，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受访时说：“为什么中国当时能发生文革，就是当时不开放，老百姓愚昧。现在民众对文革无知，就不可能弄清现状。对一场浩劫，你不让反思就是在制造另一场浩劫。”

　　然而，过去十多年来，大声疾呼反思文革的学者不只一两个人，但总有些东西在阻止中国人反思文革。这当中存在历史原因，政治上的限制，但更多的是整个社会欠缺一种自省的意识和勇气。在反思文革的同时，或许另外一个需要反思的课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反思？

环保人士呼吁吸取三峡教训


环保人士说，倡导继续多建坝的人应三思而后行
三峡大坝5月20日将全线建成，但环保人士警告，应吸取这座"世界最大水电工程"建坝过程的环保教训。

环保人士说，在山峡水电工程走过十几个年头后，为寻找能源四处奔忙的中国官员又在推动类似的水电工程上马。

吸取教训

他们说，三峡工程应成为一个可供借鉴的实例，让继续倡导多建坝的人三思而后行。

在三峡工程即将全线建成时，已有一些建坝支持者提议在长江上游修建更多的水电站，其中包括位于云南省的虎跳峡水电站。

甚至有人提议在云南省怒江上游修建13个水电站，这一水电项目将历时十年，而建成后的发电能力据报是三峡的三倍。但是，有关建坝与反对建坝的人士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自从三峡大坝被批准建设后，中国当局已制定了大坝建设对周围环保影响的相关法案。

反对建坝

公开反对建造三峡大坝的中国知名作家戴晴表示，问题在于，公众对这些庞大的水电工程缺乏参与，没有加入有关工程的公开辩论。

有关计划中的怒江水电工程对周围环境影响的评估报告已经完成，但是没有公布。


支持建坝者说，三峡大坝将改善长江航运能力
中国当局在论证三峡工程时表示，三峡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发电效益，防洪效益，航运效益，以及造福居民。

但是，戴晴批评说，"如果我们看看这四个建坝目的，只有第一个实现了，那就是发电。"

戴晴对路透社记者说，"但与其它的发电方式相比，三峡发的电太贵了。"

三峡大坝从2003年中期开始发电，到2009年等26台发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时，三峡的发电能力才能达到饱和。

中国政府表示，三峡大坝每年能发电847亿度电，在大坝全线建成后，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将提前两年实现。

环境成本

在1993年建坝当初的预算为108亿美元，但据现在估计，三峡水电工程全部完工将耗资约250亿美元。

然而，三峡工程的开支成本应该怎样来计算，也可并非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长江水患在上个世纪曾使沿江30万居民死亡，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防洪能力将提高很多。

目前，中国能源消耗70%都来自污染大的煤炭，水电相比之下倒是较为经济、污染更少的能源。

三峡工程除了遭到环保人士多年来的长期、坚决反对之外，主要难题之一是搬迁和重新安置数以百万计的库区居民。

三峡大坝全长2300多米，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大坝。

闽东新主教就任 中梵紧张关系加剧


中国有官方支持的天主教爱国会和非法的地下天主教会
中国官方支持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星期日（5月14日）在没有罗马教皇祝圣的情况下再次任命一位主教，梵蒂冈与中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会加剧。

在福建省古田县一个教堂举行的简单仪式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詹思禄已就任福建省闽东教区主教。詹思禄主教举行了一个庆祝弥撒。

该教堂一名姓边的官员说，"任命仪式是今天举行的。"

官方教会任命

他说："詹主教是由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的，梵蒂冈没有参与任命事宜。"

在过去三个星期里，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一口气任命了三位新主教，其中两名没有得到天主教罗马教庭的承认。

詹思禄上周五曾表示，他曾经致函梵蒂冈要求承认，但却得不到答复。他说，是否能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他也需要顾及教区的需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则说，詹思禄被任命为闽东教区主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闽东教区的原主教谢士光已在去年过世。

现年45岁的詹思禄在2000年被祝圣为辅理主教。当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理会梵蒂冈的反对祝圣了五名主教。自那时开始，詹思禄便一直在福建教会工作，但却还没有被正式委任一个教区。

刘柏年说，闽东"教区主教希望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包括举行一个庆祝弥撒。这是个教区内的庆祝活动，并非圣职授任仪式。"

紧张关系

中国与梵蒂冈近期因为祝圣主教的问题而引致双方关系紧张，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十六世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理会梵蒂冈自行祝圣。

这个事件更严重破坏中梵试图建交的良好气氛。

近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连续任命了多位主教。4月20日，天主教爱国会正式任命44岁的徐宏根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此后，在4月30日与5月3日，分别任命了马英林和刘新红为昆明教区主教以及安徽教区主教。

在4天后，即5月7日，裴军民神甫被祝圣为辽宁教区助理主教，他的祝圣获得了梵蒂冈的同意。

在上述的四位任命中，只有马英林和刘新红的任命受到了梵蒂冈的强烈批评。

「关心政治」的银发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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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泽玮

　　陈日君，个子不算高的74岁银发老人。在人群中，他未必抢眼，不过一开腔，全香港人都会竖起耳朵。因为他是香港的红衣主教，不只红袍披身，全身也涂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辩说应对的功力深厚，四年前，陈日君出任香港教区主教之后，就成为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的“宠儿”。

　　陈枢机嘴巴吐出的，往往是些听似不经意的回应，但实为句句到位的重话。如香港媒体报道，他当年不骂董建华笨，而是语带讽刺地说，他“每晚都为董祈祷，求天主教赐董智慧”。被人怒骂“老人痴呆”，媒体一再追问有何感想时，他冷不防丢出一句：“我老人痴呆，你还问我？”

　　因为“非常关心”香港政治，这位自称“反叛、不合作又多嘴”的枢机主教，言行举止一直备受争议。他以力争民主和自由为由，一再和港府唱反调，甚至连中央也批，作风之辛辣让官方很头痛。

　　从居港权、基本法23条、七一游行、到争取普选、陈日君似乎不仅是香港20多万天主教徒的“牧羊人”，还俨然成了香港民主运动的“精神支柱”，几乎每跳出来发声，就会点燃无数个和政府冲撞的火苗。

　　近几个月来，因为在中梵建交问题上多次高调发言，陈日君和亲北京阵营隔空叫骂的火气添大。

　　争执的引爆点是，中国没获梵蒂冈同意，在短短六天内就自行擢升及祝圣两名主教。陈日君直指中国“行为恶劣”，并要求梵蒂冈停止与中国谈判，还说若继续对话，就等于“投降”。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则反击说，在选举主教过程中，大陆已通过不同渠道，告知“香港天主教相关人士”，但香港方面却压住消息，不向教廷上报。言下之意，似有人意图制造中国天主教不尊重罗马教廷的印象。“香港天主教相关人士”是谁？刘柏年没指明道姓，却引起媒体更多的揣测。

　　《文汇报》的社论也发炮，指陈日君在二月间获册封为枢机后就“头脑膨胀”，还真以为自己是中梵之间的“密使”，根本就是“信口开河，招摇撞骗”。

　　这个星期，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吕新华却说有意同陈日君会面，这让陈枢机感到“受宠若惊”又“喜出望外”。分析家认为这不出奇，因为能在中梵建交上扮演重要角色，恰恰正是陈日君内心深处的期盼。

　　枢机高姿态地频频把手伸向政治，是关心民生民意？还是借宗教力量影响政治？陈日君的角色有点混淆了，就如同追捧和非议他的声音一样杂乱。

　　有者指他破坏“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原则，煽动冲突，乱搞分化。不过，也有人赞颂他伸张正义，为港人争取尊严和民主。

　　而陈日君则坚持：“政治有两种，一是组织政党和参加选举的‘权力政治’，另外是通过市民社会运动的‘参与政治’。圣职人员的确不应参与‘权力政治’，但参与政治是所有市民的义务。”

　　他还说，“作为领袖，应大胆直言，批评权势，以免成为‘一群不会吠的狗’”。

　　不过，他也因“大胆直言”而一度遭大陆“封杀”。1998年至2003年间无法入境大陆，直到前年才应上海教会邀请作私人访问。

　　这位在上海出生的“反叛主教”曾在大陆神学院任教授，他盼望有朝一日能重回神州教学。但由于身份尴尬，能否如愿以偿，还真得看“上天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