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写作”再遭刑事追究

本周四，贵州异议记者李元龙因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接受毕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检察院指控李元龙通过互联网向境外网站发表多篇反动文章。观察家指出，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后，中国官方加强了对异议人士和记者的刑事追究。
世俗化、理性化与文革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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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君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有人又在呼唤文革的理念了。即使文革的理念还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但文革的实践已经“死亡”了。文革是被杀“死”的。是被谁杀“死”的呢？简单地说，是被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所产生的世俗理性所杀“死”的。

　　文革一般被认为是中共政权建立以来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非理性运动。这场以“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标的运动长达十年之久，并且席卷了整个中国。但是当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文革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判断似乎有点过于简单。诚如毛泽东所言，文革实际上是一种“继续革命”。从长历史或者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文革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政治激进主义最终的非理性表达。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追求各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梦。在上个世纪初，各种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无政府主义，要什么就有什么。人们拼命追求各种主义，但并不问这些主义在政治上的可行性。最终一些主义消失了，另一些主义生存了下来，更有一些主义变成了政治实践。而在所有这些主义的背后则是各派政治实力的较量。

　　不可否认，从理论层面来说，各种乌托邦的政治理念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具体到实践中总是因为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而又必然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要实践一个政治理念，而在这片社会土壤上有没有任何基础来实践该一政治理念。结果，政治实力就变得重要起来。当政治成为了决定因素的时候，非理想因素也必然随着而来。

　　从早期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再到共产党所进行的各种政治实践，都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多长的浪漫时间就结束了。尽管推翻了清皇朝，但无能组织一个有效的新政权，把中国社会推入了军阀割据时代。蒋介石以来，就实际上废除了孙中山的民主理念，改成军事专制基础上的政治精英主义。蒋介石的精英主义尽管比孙中山的民主乌托邦有效，但是仍然脱离不了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主义之上的政权无疑是缺失社会合法性的。蒋介石政权建设国家的蓝图马上就被另一种更为浪漫的主义，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所取代。

　　毛泽东非常懂得用理想主义来动员中国农民，所以他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政权。但是，一旦取得了政权，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又开始主导中国政治。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的追求在文革时达到顶点。在乌托邦式的政治世界中，各种政治实践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而在政治实践中，政治动员是最能激发人的非理性面的。在文革中，社会群体的非理性的一面被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所激发，各种非理性现象呈现于空前。在形形色色的革命口号之下，为了忠诚于领袖或是实现国家目标，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都可以相互揭发，相互斗争。抄家、武斗、对异己分子的虐杀等非理性的行为成为中国社会的日常现象。

　　

理想多走一步就成乌托邦　　

　　

　　人们一直在歌颂从“五四运动”起就开始提倡的政治启蒙教育。但这样那样的政治启蒙运动在开启人民政治理想的同时，是否也造就了人们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呢？理想和乌托邦本来就只有一步之遥。当理想多走了一步变成乌托邦的时候，非理性主义就会主导人们的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五四运动”到文革，各种政治教育并没有使得中国人变得理性。

　　真正使中国人变得理性化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种理性主要来自于与资本主义商业化紧密相关的世俗化。在任何社会，包含于资本主义商业化里面的是基于个性的理性考量。从世界历史来看，基于资本主义商业化之上的世俗化是理性主义的最大动力。这在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各种制度改革已经把中国推向了高度的商业化，中国社会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浪漫社会转型成为基于利益之上的物质主义社会。在商业化下，人们行为的最大动机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开始变得世俗，不再执著于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再去靠通过追求理想、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如果文革的代名词是“以政治忠诚为本”，那么今天社会的代名词应当是“以钱为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的实践已经彻底地“死亡”了。

　　今天中国社会因为种种矛盾，文革的乌托邦式理念又受到重视，并对弱势社会群体产生相当的吸引力。现存的社会矛盾自然要得到解决，但文革的实践也的确已经“死亡”。很难想象，今天的人们还会使用文革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文革是毛泽东时代贫穷社会主义的产物。一旦当人民拥有私人空间和财富的时候，文革式的政治动员就不再有效。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文革理念的诉求不过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浪漫遗产罢了。

　　·作者从事社会学研究，著有《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社会构造》（日文版），现旅居英国。
吕新华三点建议
　　陈日君‘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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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发表声明，对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吕新华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感到受宠若惊；而对吕新华有意与他见面，也感到喜出望外。

　　陈日君在声明中指出，吕新华要求他游说梵蒂冈接受北京在中梵建交上的立场，而他只能做对国家有益的事。

　　他说，如北京的立场是要夺取主教任命权及维持一个凌驾主教之上的爱国会，对中国绝对没好处，也不会被大多数神职及教友接受。

　　陈日君称，出于爱国及爱教之心，他希望中梵可以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既可以保证真正的宗教自由，同时也令国家更受尊敬。

　　有学者指出，对于吕新华给陈日君的三点忠告感到惊讶。因为，此举给予人们一个印象，陈日君在中梵建交问题上，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这正是他本人的期望。该学者认为，中梵建交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之间的事务，与陈日君无关，梵蒂冈想陈日君做什么事，那是天主教建廷内部事务，北京没有必要跟着他转。

学者：吕新华

“挺曾”言论不当

　　另一方面，就吕新华表示“个人支持”曾荫权竞选连任香港特首，该学者认为吕的“挺曾”言论不当。他解释，800人选委会还未组成，理论上选委会推举什么特首候选人给中央政府任命，尚属未知之数。因此，中央政府驻港官员不宜公开“挺曾”。

　　中大亚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也表示，相信未来北京对曾荫权的支持将会越来越明显，但若北京明确支持某一下届特首候选人，将会令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产生怀疑，继而出现负面意见。

曾荫权拟7月访新

　　“曾家班”成员之一港府新闻统筹专员何安达昨日证实，曾荫权初步计划在今年7月出访新加坡。据悉，曾荫权访新，除了商讨如何加强两地在经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外，还希望考察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了解培训参政人才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港选委会选举十二月举行

2006-05-12　11:15 am



　　（香港讯）据明报报道，宪报公布，负责选出香港行政长官的八百人选举委员会，将於十二月十日举行分组选举。

　　八百人的选委会产生后，就会在明年三月二十五日，推选下届行政长官。
闽东新主教就任 中梵争执引起关注


中梵因为主教任命问题关系紧张

梵蒂冈与中国因为任命主教的纠纷预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官方支持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将于本周日（14日）任命另一位主教。

据路透社报道，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詹思禄将成为福建闽东教区的主教。他与过去两个星期被祝圣的两位主教一样，都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

詹思禄周五表示，他曾经致函梵蒂冈要求承认，但却得不到答复。他说，是否能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他也需要顾及教区的需要。

45岁的詹思禄在2000年被祝圣为主教，当时天主教爱国会不理会梵蒂冈的反对祝圣了五名主教。自那时开始，詹思禄便一直在福建教会工作，但却还没有被正式委任一个教区。

詹思禄周日被委任的闽东教区原主教谢士光于去年过世，终年88岁，他被认为属于天主教地下教会。

在福建一名熟悉詹思禄的神父说，在罗马教廷不通过的情况下，甚至天主教爱国会的神父也在考虑是否抵制这次典礼，但是受到当局的压力必须出席。

他说，一些神父对此有意见，因为詹思禄得不到梵蒂冈承认，神父们不与他合作，他也不咨询他们的意见。

他相信，教廷不承认詹思禄，不是因为他身处天主教爱国会的高层职位的背景，而是因为地下教会信众的反对。

詹思禄表示，他曾邀请天主教地下教会的代表出席他的典礼，但没有得到回应。

连续祝圣

中国与梵蒂冈近期因为祝圣主教的问题而引致双方关系紧张，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十六世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理会梵蒂冈自行祝圣。这个事件更严重破坏中梵试图建交的良好气氛。

近期，天主教爱国会连续任命了多位主教。4月20日，天主教爱国会正式任命44岁的徐宏根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此后，在4月30日与5月3日，分别任命了马英林和刘新红为昆明教区主教以及安徽教区主教。

在4天后，即5月7日，裴军民神甫被祝圣为辽宁教区助理主教，他的祝圣获得了梵蒂冈的同意。

在上述的四位任命中，只有马英林和刘新红的任命受到了梵蒂冈的强烈批评。

中国指责美国反恐双重标准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英国均促请美国关闭关塔那摩基地
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批评美国让曾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被扣留的五名维吾尔族人士到阿尔巴尼亚寻求庇护。

他星期五（5月12日）表示，美国这样做妨碍反恐努力。

艾买提说，他们不能接受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存在的双重标准。

美国当局上周表示，确定这五名维族人士对美国没有构成恐怖威胁，因此释放他们。

美国方面认为他们返回中国后会面对指控，因此送他们到阿尔巴尼亚申请政治庇护。

艾买提说，美国应当把这五人交给中国，他认为这五人是恐怖分子。

虽然美方认为这五名维族人不是恐怖分子，但艾买提星期五对记者表示，他们在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下受训，应依法处理。

新疆省维吾尔族自治区间歇出现穆斯林分离分子活动，中国当局指责其中一些维族人是恐怖分子。一些维族穆斯林一直试图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

一些人权组织认为，中国加入美国的反恐行列，只为了有对付异见者的籍口。

Google: 对中国的审查提出质疑

Google的领导层在股东全体大会上不得不倾听有关于中国业务的质疑。Google创始人之一，塞而吉 ·布林（Sergey Brin）周四在加州面对200名股东，公开为他的“对一些搜索结果进行封锁”的决定进行辨解。

他指出，Google的领导人将坚持不懈地促使北京政府放开对新闻的控制。他同时提醒大家，Google的竞争对手雅虎在中国市场盘据已久，而且准备将客户个人资料公开。除此以外，75分钟长的Google股东大会还是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的，值得骄傲的是， 他们的股票仅在近一年里就增值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