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的地缘政治回响

靖国神社的地缘政治回响
[于时语] (2006-08-24)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选择日本战败日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不仅遭到曾受日本野蛮侵略的亚洲各国的抗议，也引起欧美传媒的大量报道和评论，在有类似二战侵略前科的德国尤甚：从中右的《法兰克福大众日报》，到中左的《南德日报》，纷纷批评小泉的“傲慢”行为。欧洲其他报刊如法国《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的评论也相当负面。

　　美国主要媒体在为日本开脱的同时，就连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这样的保守派作家，8月20日在《华盛顿邮报》上也无法掩盖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失望。

　　这些反应表明小泉坚持“拜鬼”，在欧美主流舆论看来，实在是在道义上很难为之辩护的行为。不管日本文化如何“特殊”，只要因此假想德国国家总理今天公开参拜包括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头目“灵位”的德国二战军人纪念堂，就可以看出对西方公众解释日本行为的困难。尤其只要能与国际犹太社会目前处处强调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历史罪行挂上钩，中、韩等国完全可以将此事变成东京的国际公关灾难。

　　

联日抑华助长韩美离异　　

　　

　　更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与华盛顿亚洲外交战略的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后果。另外有趣的是此事与美国中东政策及其后果间的某种平行现象。

　　连《华盛顿邮报》也承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近年来成为“正常国家”努力的一部分。而鼓励日本向“正常国家”演变，成为“亚洲的英国”，正是布什政府亚洲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公布了《阿米蒂奇报告》，为总统大选后的美国新政府制定了加强美日战略合作的蓝图。报告的第一作者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马上坐上了布什政府国务院的第二把交椅，直到布什连任后与国务卿鲍威尔一同离任为止，不遗余力地推行了《阿米蒂奇报告》中的各种主张，美日军事同盟和军事一体化得到空前的加强，而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各种活动更是紧锣密鼓，从修改和平宪法、图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国席位、向海外派出军队等等，直到政界人士频频参拜靖国神社，无不是这一过程的产物或者副产品。

　　从更广泛的角度，《阿米蒂奇报告》是在苏联瓦解之后和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势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设计从里根总统时代的联华抗苏转为联日抑华的关键部分，其主旨是以加强美日联盟来制约中国的崛起。

　　但是华盛顿的联日抑华政策却助长了近年来东亚地缘政治的另一项重要变化：中韩接近和韩美离异。笔者曾有多次分析，此处不再重复其主要内容，而只是就小泉频频“拜鬼”指出：韩国是日本侵略历史的最大受害者，东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越频繁，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韩美离异就越不可挽回。

　　中国经济实力的超速上升，以及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局限，还使得华盛顿的联日抑华政策在加速韩美离异以外，更产生了日本在亚洲自我孤立的副作用。美国《新闻周刊》去年秋季曾经以《一个非常孤独的日本》为题，对此作了详尽报道，并指出这一趋向的罪魁，是诸如参拜靖国神社等等的东京二战翻案活动。

　　

支持以色列离异了土耳其　　

　　

　　顺便说一下，在当今国际局势中，与韩美离异类似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北约的唯一穆斯林成员国土耳其与西方世界逐渐离异。这一过程的地缘政治影响会远远超过韩美离异，以至西方朝野日渐有人耸人听闻地质问：“谁丢掉了土耳其？”

　　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离异有土欧和土美关系两个层次,此处无法详论。一个有趣的事实，便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与土美离异的关系，与美国的东亚政策加速韩美离异不无相似。

　　正如日本是“亚洲的英国”一样，以色列无疑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盟友。也正如华盛顿大力挺日造成韩国朝野寒心一样，布什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极大地助长了内部伊斯兰力量不断增长的土耳其对美国的疏远。

　　8月3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土耳其国内的反犹思潮正在逐步上升，威胁到土耳其军方与以色列的传统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新近与黎巴嫩战争，都进一步强化了土耳其国内的反美和反犹民意，迫使日益民主化的土耳其政府作出回应。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新近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指出中东的无奈现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空前孤立”。这与《新闻周刊》分析的《一个非常孤独的日本》何其相近。

　　话说回来，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来制约中国崛起，是华盛顿主动的外交政策选择，在地缘战略上有其“合理”因素。而全力支持以色列，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和钳制，在很多外交务实派眼中不可理喻。两者的殊途同归，造成美国最重要盟国的区域孤立处境，以及华盛顿原来重要盟友的离异，首先代表了鱼和熊掌不能得兼的地缘政治现实，其次反映了布什政府的道德权威赤字，加剧了其外交政策本来就难以逾越的障碍。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郑永年] (2006-08-29)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最严峻的问题。

　　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但像中国这样的情形极为少见。尽管缩小收入差异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所努力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收入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改善收入分配的情况。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没有有效的政府政策实施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导向收入分配状况的自动改善。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纠正，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实际上，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政府。这一问题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矛盾之最主要的源头。从中国政府近来所实施的一些改革举措来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已经成为各项改革的核心。

　　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　　　　

　　改革不可避免，但有效的改革并非容易。这些年来，不能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努力。为了改变收入差异，政府已经推出了很多政策。但各项政策往往是期望大，实际效果不佳。这至少说明了必须对以往的改革思路加以反思。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有效集中国家税收资源，以便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或者分配到社会弱势群体。从90年代以来末期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到近年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举措。

　　没有人会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两大因素在有效地制约着中国政府改变分配收入的努力。首先是一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如果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有效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

　　在这方面，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中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名存实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要意识到，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中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无论是外资还是民族资本都一样）一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一文不值。

　　其次是结构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差异影响最大。在“抓大放小”中的“抓大”策略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也往往是垄断企业，如电力、铁路、电讯、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例如一个只有受过初等教育的抄电表工的收入可以大大超过一个在另一行业工作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越是垄断性的企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导致着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另一个有效制约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的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应当说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穷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甚于富人，或者说富人较之穷人往往不依赖于公共服务，因为富人是可以用钱购买这种公共服务的替代服务，甚至是更好的服务。

　　公共服务没改变分配不公　　　　

　　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努力不少，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更是近年来政府改革的目标。但现有的公共服务显然没有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什么？首先是公共服务的不足，甚至缺失。提供公共服务对中国各级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概念，一种新的实践。

　　公共服务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政府如果“以钱为本”，那么就难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更为严重的是，现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都是向有钱人群倾斜的。无论是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都是为富人提供方便，而给穷人设置种种障碍的。尽管所有这些领域的各项基础设施大发展，但穷人已经到了不敢出门、不敢看病、上不起学的地步。教育的产业化把无数穷人的孩子排挤出校门之外。医疗改革导致很多人选择死亡。城市交通改革为个人汽车提供方便，而公交服务则难以得到改善。而公共服务的提供向富人倾斜主要是因为富人有各种管道去影响甚至收买政府的政策，但穷人则没有任何方式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策之中。

　　很显然，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举措都已经证明为不能有效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要达到收入分配正义，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政治体系，而且也是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经济体系。

　　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的制度都有很大的差异。如何深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达致分配正义乃是中国政府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要务。

查韦斯和农德孟的中国之旅
[邱震海] (2006-08-24)

　　也许是安排上的巧合，从8月22日开始，有两个敏感小国的领导人到访北京，其中之一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另一个则是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前者因反美而著称，但对中国有极大的能源利益；后者则因今年4月越共十大的差额选举而给中共体制改革带来压力，并且因越美关系大幅改善而引发北京猜疑。可见，无论是查韦斯还是农德孟的到访，背后都有一定程度的“美国因素”。

以石油换取反美支持

　　查韦斯此次访华已是他上任后的第四次，其目的有两个：一是继续深化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具体来说就是在今年年底将日售中国的石油从目前的15万桶，增加到20万桶，同时争取在2012年将委内瑞拉日产石油的45％（约140万桶）输往中国；二是获得中国对其进入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并通过与中国的紧密合作来平衡美国影响。

　　查韦斯这个一箭双雕之术，势必将中国推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能源合作方面来看，委内瑞拉的石油来源是中国求之不得之事；六年后若该国日产石油的一半输往中国，将对中国的能源多元化策略形成关键的支持。

　　问题是，查韦斯的这一支持是有条件的，而且隐藏着玄机。须知，委内瑞拉目前日产石油的一半（约150万桶）输往美国，美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届时若这一半从美国手中“转”往中国，对美国势必形成直接威胁，从而使中国成为直接遭到美国忌恨的对象。更何况，将日产石油的一半转往中国，本身就是查韦斯试图摆脱美国影响，进一步强化抗衡美国态势的一个战略步骤。

　　在这种情况下，查韦斯成为中国的一个烫手山芋。如何做到既深化与委内瑞拉的能源合作，同时不落入查韦斯试图将中国拉入其反美阵营的圈套，这需要北京相当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越南政改压力及越美关系

　　相比于远在拉美的委内瑞拉，越南不但与中国地理接近，历史恩怨复杂，而且意识形态也基本相同。但正是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最近越南发生了一些微妙和深远的变化，因此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到访北京，也就更加值得关注。

　　首先，农德孟此次到访北京，是在连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出访，以显示对中国的重视。今年4月越共十大上，越共高级领导人的差额选举，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农德孟同时竞选越共总书记的，还有多达十名候选人，其中之一就是后来担任越南国家主席的前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

　　除越共高级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外，越南国家机关的“三巨头”——国会主席、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全部改由更年轻人担任。越南的经济改革始于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但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已走到中国前面；其间的过程和经验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思考。

　　其次，自六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越后，越美关系得到大幅改善，近年不但越美经贸合作提升很快，而且双方已经进入军事合作阶段。去年六月，越南总理访美，今年上半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访问越南。对美国来说，利用越南来牵制中国，是其整体亚洲战略的一个环节；对越南而言，通过改善对美关系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属于其作为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一部分。用越南学者的话来说，今天的越南是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敌人的时代”。

　　但越南这一与美国过分接近的做法，势必引起中国的疑虑。因此，农德孟连任后选择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一来显示对中国的重视，二来也是向中国作些说明，以便消除中国的疑虑。在上述种种复杂背景之下，无论是查韦斯还是农德孟，在北京受到的都只可能是正式而低调的欢迎。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小泉参拜后：北京和安倍如何互动?
[邱震海] (2006-08-28)

　　行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8月15日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官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使原本已经风雨飘摇的中日关系更加雪上加霜。笔者之前在多次评论中指出，小泉此次参拜由于首次选在8月15日这一敏感日子，而且在过去五年多屡次参拜，都在中日关系乃至日本自身国家利益造成相当损害的情况下发生，因此不但性质严重，同时也折射了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的中日关系现实态势下，日本右翼政府的一种战略取向。

小泉参拜为安倍探路

　　这一战略取向的基本背景就是：冷战结束后，原本中美日三方的非正式抗衡苏联的同盟关系消失，而代之以美日为一方和崛起的中国为另一方的亚洲新战略格局；同时，中日双边关系也因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与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近十几年发生整体右滑倾向，作为新生代日本领导人代表的小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并完成其五年多的任期。再加上小泉古怪和顽固的个人性格，他一方面要对支持其上台的日本右倾土壤有一个交代，另一方面则在对美和对亚洲关系方面作了明确的取前者和弃后者的选择。

　　因此，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其背后有着日本右翼的深远战略考虑，也折射了中日关系较之单纯民族感情或恩怨的更为复杂的态势。

　　就未来趋势而言，正如笔者之前所分析，小泉此次以现任首相身份和行将卸任之身，既可对其选民作一个所谓的交代，从而为“后小泉时代”的影响力延续进行铺垫，同时又无须为“后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可谓一箭双雕甚至一箭数雕，实际上是在为“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新领导人探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泉“八一五”参拜后，北京所作的抗议表示，其实是在通过小泉与“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新领导人进行微妙的互动，亦即笔者先前所称的敲山震虎。鉴于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态势，几乎可以肯定，“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新首相极有可能将由现任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出任。因此，一个令人十分关心的问题就是：安倍晋三未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取向到底是什么？安倍晋三目前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安倍评估态势发展

　　无论从安倍的家庭背景还是从其个人从政后的政治理念和行为逻辑，抑或从其发表过的一系列言论来看，一个由安倍晋三执掌的日本政府，在政治立场上将比小泉更为右倾。这是人们在“后小泉时代”必须清醒认识的一个现实，也是由日本近一二十年所发生的社会整体右滑的趋势所决定的。

　　就靖国神社而言，安倍去年曾经表示，小泉后的日本领导人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但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日益临近，尤其是不久前随着天皇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笔录披露后日本民意的变化，安倍最近对靖国神社问题刻意进行回避。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一旦登上首相宝座后，安倍将根据届时新的情况做出抉择。

从个人性格上看，安倍虽然在朝鲜问题上相当强硬，但在其他问题上则可能没有小泉所有的那种怪僻和顽固的性格，行事风格上可能较小泉圆滑甚至更为老谋深算一些。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像小泉那样向选民做出参拜的承诺，同时又亲自参加8月3日至4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并发言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不久前的天皇笔录被披露和安倍曾在4月秘密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均显得十分蹊跷。如果没有人故意向媒体透风，那么无论是天皇笔录还是安倍“秘密参拜”的消息，是很难为媒体所获得的。其间不排除安倍或其身边的人有意向媒体透露。

　　就目前的态势而言，安倍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位置。小泉“八一五”参拜之后，他一方面在密切观察北京和地区各方的反应，同时评估并决定其未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最终取向。鉴于北京和地区各方的强烈反应，安倍上任后至少暂时收敛不参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可供其用作下台阶的铺垫也已完成，那就是：一、天皇笔录披露后，日本在参拜问题上的民意更为分歧；二、他今年4　月“秘密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也可以对其右翼选民有所交代。

　　因此，对北京而言，在处理小泉“八一五参拜”的后续效应方面，着实需要下一点心思，一方面不必把话说死，另一方面至少在反对官式参拜方面不能放弃强硬的立场底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北京和安倍之间的微妙互动期。

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6-09-04

制裁伊朗：中国将承受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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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震海（香港）

　　8月31日是联合国安理会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其停止铀浓缩的最后期限。一如人们预期，伊朗拒绝了安理会要求伊朗停止核计划的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也对伊朗充满了负面的结论。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当天提交报告称，伊朗没有在安理会伊核问题决议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内停止铀浓缩活动。报告称伊朗在临近最后期限的几天内少量恢复了铀浓缩。

三种可能制裁形式

　　据报道，这份长四至五页的评估报告证实：核查人员最近被禁止检查位于纳坦兹的大量地下设施，而这些设施可以放置多达5万4000台用于生产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报告还会披露伊朗核计划的一些新内容，如科学家利用计算机研究一种更先进的离心分离机，可以增加运转速度，生产更多浓缩铀。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提交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表示，安理会必须开始准备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总统布什当天也强调，伊朗必须承担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后果。在谈到中国和俄罗斯不愿意迅速制裁伊朗时，博尔顿表示，对伊朗的制裁行动不需要安理会一致通过。

　　是否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将成为未来几天安理会和六大国的中心讨论议题。就经济制裁的方式而言，未来可能有三种结果：一是以联合国名义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二是美欧联合对伊实行经济制裁；三是美国单独对伊实行制裁。

　　以联合国名义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对美国而言，后盾坚强，风险最小，自然是最求之不得的事情。但迄今为止，中国和俄罗斯对此仍存有异议，或至少表现得颇为踌躇。虽然博尔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提交之后表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不需要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通过，但实际上没有中俄两国的首肯，制裁行动很难真正展开，即便展开也将很难操作。

　　若以联合国名义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不果，那么美国就可能退而求其次，转而联合欧洲伙伴，实行美欧联合制裁伊朗。

　　据美国媒体透露，美国和英法德三个盟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三个层面的制裁：首先是“低烈度”的措施，包括禁止向伊朗出售与核有关的原料、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和向参与核计划的伊朗官员实施旅行禁令；第二、如果伊朗“不吃这一套”，制裁将在数周后升级，包括更大范围的旅行禁令和冻结伊朗政府官员财产；第三、如果伊朗继续抵制，制裁措施便会再度升级，包括限制与伊朗之间的商业航班，以及限制世界银行向伊朗提供贷款。

　　

欧洲将试探中国的态度

　　

　　虽然如此，美欧联合经济制裁是否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数。由于美欧在处理国际纠纷上的价值观和方式均有所不同，对伊朗制裁进行到什么程度，其后果对各自国家将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欧洲国家必须而且也是必然会考虑的问题。另外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即便美欧对伊朗实行联合制裁可行，其背后有否中俄两国的默许，亦即中俄虽然不加入，但也不表示明确反对，这也将是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决策的一个因素。

　　最后，若欧洲因种种原因暂时不愿加入制裁行动，美国当然有可能单独行动。但这样对美国的风险将会很大，至少在目前阶段美国将竭力避免这样做。　

　　无论是以联合国名义实施对伊制裁，还是美欧联合制裁，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将承受来自美欧双方的压力。这一压力将首先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其次将体现在美欧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双边接触或热线电话中。

　　最近一年半，美欧双边协调趋于密切，但欧洲领导人在做出制裁与否的决定前，也还是愿意看看中国的态度，以便在同美国的互动中更加巧妙。正好中国总理温家宝9月上旬将出访欧洲，可以预期，就这个问题，温家宝在欧洲将面临来自欧洲领导人的试探或压力。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箭在弦上的倒扁形势
[陈子帛] (2006-08-26)

　　台湾新一轮倒扁运动，进入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倒计时。不到一个星期，就筹集到了原本计划一个月才能获得的1亿元“倒扁经费”，这意味着施明德的倒扁运动，已获得超过100万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关注台湾政局发展的方方面面，无论从何种角度和立场进行解读，都会对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民众参与意识的高涨留下深刻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参与方式、人数、捐献金额及其速度，这次的组织和动员都创下了纪录，并将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特殊的一页。

无法预测倒扁能否成功

　　一个在既得利益集团心目中早已被边缘化的失意政客，一个在熊秉元教授笔下的那位“戏路有限”的演员，终于找到了粉墨登场、登高一呼、唤醒民众和引领风骚的机会。2006年的闰七月，人们将再次领略台湾民众的政治动员力，陈水扁也将再次在政治道德的审判台上，接受愤怒的喧嚣。

　　正是因为施明德倒扁运动获得了台湾民众的热烈响应，陈水扁以及民进党受到了冲击和震撼，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威权时代最下三滥的乌贼泼墨。民进党对施明德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谩骂，揭疮疤、挖老底，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陈水扁也当众羞辱和冷嘲热讽过去的“战友”和曾经的“党主席”。而反制施明德倒扁的力量，更在集结之中。

　　由于后续情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局势的日益紧绷，台联党“精神领袖”李登辉以及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均临时取消了访日行程，显见台湾朝野政治势力，都在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为此后的倒扁形势预作危机处理的准备。

　　美国仍然保持中立，大陆无意介入。在这些因素尚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之前，我们尽可以预测倒扁运动的发展趋势，但迄今为止，没有人敢妄断结局。不过，仍然有一些观点值得重视。

各种意见　难见是非

　　李敖在声援施明德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指出，施明德的倒扁一定不会成功，因为阿扁一定不会下台，大家不如用平常心，把这场倒扁运动看成是一场“丑化阿扁的行动”就好了。这是李敖的快人快语，但至今未见有人予以反驳。

　　极个别的文化人和学者不苟同倒扁运动，也不能接受街头上的诉求方式。尽管目前台湾还尊重或大体尊重每个人的政治选择，但这些人士还是被批评为“假清高”。李家同教授撰文表示自己不会支持施明德的倒扁运动，最大理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社会再度出现歇斯底里症状的发作。

　　甘犯众怒的龙应台，也煞费苦心撰写洋洋洒洒数千言的自我辩白，看得出字里行间的辛苦和努力，但显然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小心翼翼。至少在外界看来，“目睹苏联帝国解体，柏林围墙倒塌，天安门变色，香港七一游行，又在台湾威权时代里写过野火集的人”，在难得一见的自我表白中，自有其令人激赏的一贯坚持，但却无法展现出既往的辛辣笔触和掷地有声。

　　南方朔最新的评论文章也发现，在倒扁和挺扁两大阵营里，最值得警惕的是，挺扁一方尽管民意支持率只有18％，却仍然坚硬如铁板一块，敢拼命，敢煽情，完全不计后果，不择手段；拥有多数民意的倒扁阵营，势头强劲猛烈，却显得畏手畏脚，瞻前顾后，或者是前怕狼后怕虎，顾虑多多，总希望在体制内抗争，无需走上街头。

　　这位著名的评论家叹息道，这次倒扁运动还没有正式开打，已经像淝水之战，未战先败了。

　　很难轻易说孰是孰非。没有人会否认，台湾的社会转型以及民主化进程的诸多尝试，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华人社会，都是啼声初试。从宏观层面来观察，龙应台对台湾当前乱象的看法是接近客观的，至少接近理论层面的客观。近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乱，而是新兴民主在实践过程中的必然，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在摸索新共识，寻找新价值过程中的喧声，是从威权社会到民主必经过程中的蹒跚学步。

难以避免的乱象？

　　从这次龙应台等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以及学者的特立独行，以及因此遭遇到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这次由施明德发起的倒扁运动，虽然在造势氛围上让外界感受到全民参与的热情，但依然无法跳脱出非蓝既绿的窠臼。

　　本质上，倒扁行动仍属于蓝绿对决的范畴。这就给陈水扁运用民粹、凝聚支持、巩固基本盘提供了整合的契机。陈水扁对施明德的公开奚落，更对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被“倒”的一方，力量已经集结。陈水扁这次再也没有那种低姿态和刻意的谦卑。他的咄咄逼人以及对施明德的谩骂攻击，在在显示出台湾民主转型的不完整和不成熟。而倒扁一方，已彰显出不得不在街头展示力量的决心与意志。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对龙应台和李家同表示理解和尊重。这在十年前或者六年前是很难想像的。

　　在这个多元的公民社会里，既存在倒扁的自由，也存在不倒扁的自由；既有民粹式的举措，也开始出现理性思考；既有让外界眼花缭乱的现象，也有努力争取依法行事的执着；既存在集体歇斯底里的危险征兆，也预留冷眼旁观的空间。无论倒扁行动趋向如何、结果会怎样，公民社会某种新形态的雏形，也许就这样应运而生。不妨跳出习惯性思维的框架，对近期台湾情势作如是观。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中国吏治五条新规：得失与对接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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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洪毅

　　最近，胡温等领导人推动了中共新一轮的干部制度改革，以图革新吏治，推进中共权力接班的制度化。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8月初印发了五个有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这些文件对干部的任期、轮换、回避、诫勉、述职述廉的作了具体规定。中共组织部长称之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海外一评论员则称之为“中共政改新进展”。

吏治的新内容

　　平心而论，这五个文件，规范和改革了中共干部人事制度、推进中国政治的制度化。其中一些规定，总结了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吏治的成果。文件还针对各级人事任命的实际问题，做了一系列务实可行的规定。其中，改革有以下一些亮点：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规定中央与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最多连任一次，最长不过10年；在同一级职位上任职累计不能超过15年。领导干部任期内调整职务，任职3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干部轮换的对象、范围、方式、组织实施、工作纪律、保障措施等作了规定。规定以下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领导干部，必须交流——县级以上党政、纪检、监察、组织、法院、检察、公安部门的正职干部，以及党政机关处级以上执纪执法、干部人事、审计、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工作的干部。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主要规定了血亲、经商、出生地三方面的任职回避。具体是：一、有夫妻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双方，不得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也不得在一方任领导的机关从事组织、纪检、审计、财务等工作。二、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独资、合伙或者较大份额参股的企业或民办单位的，该领导干部不得在该企业或者其行业监管部门担任领导成员。三、另外，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地、盟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

　　*《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规定对了解到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有关问题，通过直接谈话或书面询问的形式，作进一步的了解和提醒。这是中共对已陷入腐败和明显错误漩涡边缘的干部抛出的一种救生圈，力图挽救经过中共多年精心培育和尚有挽救希望的干部。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期报告自己履行职责和廉洁从政等方面的情况。

新规的进步与高层接班

　　上述吏治新规，总结了中共建国以来经历过57年多次政治接班与政治运动的风波和灾难性的教训，吸取了中国历代吏治的成功经验。任期的限制，既从制度上彻底消除终身制，也杜绝了各级党政第一把手恋权不退、任期超逾10年的情况。这从客观上有利于年轻干部的上升。当然，如下所述，这不一定保证才俊就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官吏的轮换和回避，中国古代隋唐后便普遍实行。目的是防止任人唯亲、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家族利益输送和相互勾结。

　　干部述职述廉，中共近年来已广泛推行。胡锦涛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还开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向中央委员会进行述职报告的先例。此举获得了中央委员的好评，推进了中共的党内民主监督。

　　有了新的干部任用制，中共的权力接班便会出现较固定的规范。从中共过去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惯例看，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都有一个进入最高层熟悉最高国事和接班的过程。如胡锦涛在1992年便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经过10年的准备，于2002年的十六大接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现在看来，由于政治局委员与常委受任期的两任和累计15年的限制，接班人的接班很可能走以下的路径：先成为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会并兼任国家副主席，任满一届5年，以熟悉最高党务与国是。然后，接任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甚至军委主席，任满两届10年，然后再退出政坛。

新吏治的局限

　　上述干部任用、轮换、回避、诫勉、述职述廉的条例，并没有明文规定军队需严格照章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便指出：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但是，对军队和国家的正职领导成员（即军委主席）是否适用，却闭口不提。

　　一位有军队经历的学者认为，以往干部人事组织新规定出台后，军队会另外制定一套相应规定。但是，军队往往不会照搬党政的新规定。因此，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最多连任一次，最长不过10年、累计不能超过15年的规定，不一定直接适用于军队。当然，党内会希望军队照章施行。

　　另外，中共一些已经沿用近10年甚至20年的惯例，并没有在上述规定中明确规定下来。如各级官员的年龄限制。最明显的是，政治局委员年满70岁、省部级干部年满65岁、厅局地市级干部年满60岁退休的不成文惯例，并没有在上述文件、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中规定下来。

　　当然，一种好的解释是，举贤任用上，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标准，邓小平和美国里根总统便是在晚年时取得辉煌的政绩。虽然各级的年龄仍然有效，但可以不机械地执行。此外，有了任期的两任和累计15年的限制，年龄的限制相对重要性便下降。

　　另外，这些规定并没有改变各级干部任命中，各级最高领导人与组织和人事部门权力仍过于集中，庸人一路升迁和买官卖官的陋习便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央下级与地方各级，不少求升迁者业务与政治能力有限，却可通过巴结和贿赂专管人事升迁的上司而升官。要改变该状况，人事干部任用需民主化、公开化、专业化。这一问题与出路需专文另述。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本文观点不代表东亚所。

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6-09-05

从倒扁运动看台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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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兴无（青岛）

　　6月份亲民党和国民党主导的台湾罢免案失败，陈水扁在民进党的力撑下过了难关。然而，不到两个月，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领导的倒扁运动得到了超百万人的支持，表面上看，陈水扁似乎很难逃过这一劫。

　　但是，熟悉台湾政治的人都清楚，此次运动还会无果而终，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现状所决定的。华人社会一直不乏褒扬台湾民主的声音，但多出自主观理解或对民主只知其一的人士。

　　民主政治是从西方传来的政府形式，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推举出国家领导人。在早期民主的典范古希腊，国家领导人是由500人公民大会直接选举的，候选人可以是任何公民，没有政党利益，没有黑金操纵，没有有产阶级的手，没有权力与财富的交易。

　　在当代美国，民主政治已经与理论上的民主政治大相径庭，代议制取代了直接选举，政党取代了民众，金铜之声远超过人民的心声。民主政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以多数人统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已经名不符实。美国亿万富翁福布斯在退出竞选时承认，他玩不起这种金钱游戏。克林顿的一位策略顾问曾坦言，“我们已经无法为劳动人民说话了，因为为了竞选经费，我们越来越依靠有钱阶级。”

　　曾两度参选的美国绿党候选人纳德说，美国两党的区别无异于财阀敲门时，是单腿跪还是双腿跪的迎接。而处在起步期的台湾民主政治，与理论上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与美国民主政治相比，也显示出许多青涩与草莽。

德能缺乏的上层

　　台湾现任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民进党的入主得力于在特定时期巧妙利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武器，而现任领导人的出现则是鹬蚌相争以及时任国民党主席身心不一、暗渡陈仓所致。连任的资格更是靠一些至今说不清的手段获取。

　　台湾现任执政党和领导人六年来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而且问题多多。政治上前景黯淡，经济上有退无进，社会上人心惶惶。领导者领导无方，但敛财有术。虽然民主政治选不出最优秀的人才是众所周知的遗憾，但台湾版民主实验的结果，尤其是主要领导人的德能，的确无法让人给予肯定的评论。

　　民主政治在台湾的正面意义，主要表现在民众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上。虽然黑金、贿票、擅权、腐败等问题相当严重，但民众毕竟轰轰烈烈地实践了两次选举，，获得了民主政治的第一手感性认识。而在罢免案和倒扁运动中，民众也的确体验到了人民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自由。虽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选择无法及时纠正，但肯定能从中汲取深刻教训，为以后选举出合格的领导人积累应有的经验。

　　台湾左邻的韩国也经历过民主政治的阵痛，抗议如潮，腐败丛生，但有两点是台湾所不及的。

　　其一，韩国的民主政治没有过多地受意识形态所累，民族统一问题一直没有成为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因此没有影响内部的凝聚力，更没有让统一成为禁忌，成为前进的障碍。相比较，台湾在此方面一直没有能正确地审时度势，而是作茧自缚，深陷难拔。

　　其二，韩国民选领导人虽然也曾经因腐败或家族弊案而遭弹劾，但能及时认清情势，果断辞职让贤。而台湾领导人却不知民主政治实质，拉民主大旗，行草寇之实，视政治为满足个人权欲物欲的工具。

　　台湾的状况让人想起一年前的香港，那时香港经济低迷，执政者的民意认可度不断跌落，执政能力受到质疑。三个因素使香港重整旗鼓，顺利走出低谷。

　　香港背后有强有力的后盾，有不容质疑的共识，有正确的路径；同时政府主要领导人只是管理能力上有欠缺，而没有德行上的问题，香港政府在廉政上没有纰漏，主要领导人家庭无弊案；再次，香港领导人有自知之明，也能认清情势，及时卸任。正是这三点使香港得以在山重水复之时，再见柳暗花明。

　　真正的民主政治需要更多民众是知书达理的“秀才”，要求领导人是德能俱佳的君子。而目前台湾的现状却让人想到兵荒马乱，看到无赖横行。

·作者是中国政治社会学学者

中国在欧盟眼中的战略利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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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当前的欧盟与中国，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欧盟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

　　在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中，中国与老欧盟国家包括英、法、德、意等国的关系还是主体，因为对华政策的动议大都来自这些国家。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很多政策动议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

　　但新欧盟国家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因为欧盟内部的一些机制，使得这些新国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制约欧盟的对华政策。

　　欧盟与中国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概括地说，欧盟对中国的利益定位是经济贸易利益居首，战略利益居次。这是总体情况，但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各占多少，在主要欧盟各国有所不同。

　　欧盟把经贸利益放在对华政策的首位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欧盟国家有悠久的经贸传统，建立商贸帝国曾经是多数欧盟国家的梦想。大英帝国也主要是一个商贸帝国。

　　这一传统对今天欧盟各国仍有很大影响。经贸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欧盟的对外政策。在欧盟对外政策中，经济成分占很大的比例，因为很多人相信经贸方法（如经济制裁或援助）可以有效地用来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

对华政策与美国协调

　　从现实需要来说，欧盟各国大多是福利国家，要维持和发展这个体系，经济发展是重点。实际上，各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越来越成为民主政治所关注的重心。

　　正因为这样，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表示欢迎，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经济上，欧盟各国都想从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中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

　　实际上，多年来欧盟各国都在努力发展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欧盟和中国在经贸关系上总是利益一致。

　　欧盟一方面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出口经常设置障碍。欧盟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个整体，欧盟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居次要地位，这里当然有地缘政治的因素。欧盟远离中国，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欧盟本身。

　　欧盟整合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进一步的整合尤其在政治和战略上整合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近年来欧盟的大扩张，这种整合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外敌”，欧盟的战略一直会处于一种防御的方式。

　　只有当欧盟作为整体遇到一个强大的“外敌”时，进攻式的战略才有可能。除非俄罗斯再次崛起，否则这个共同的“敌人”很难寻找。

　　从这个方面来说，欧盟对华的战略考量和美、日等国不同。美国既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也在亚太地区有全方位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日本更不用说了，和中国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

　　但是，一旦美国因素出现时，欧盟对中国关系的战略考量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欧盟和美国具有相当制度化的战略关系，尤其体现在“北约”这一机制上。

　　在后冷战时期，“北约”组织的战略目标一是防俄国，二是防中国。近年来，“北约”试图向亚太地区发展，说明了这一点。

英国的角色有些特殊

　　在去年中国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之后，美国和欧盟乘机开始在美欧之间进行中国战略对话，希望在对华关系上，双方能够协调关系和行动。这种协调使得欧盟很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这个对话刚刚开始不久，还处于早期，今后如何发展，还应当需要加以观察。但这已经说明了，一旦亚太地区发生不测，如果与中国有关，欧盟与美国仍有可能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

　　在欧盟对华战略上，英国的角色显得有些特殊。尽管英国也把对华经贸关系放在首位，但较之其他欧盟国家，英国更多地关注对华战略。这里既有美国的关系，也有英国本身的关系。就美国因素来说，英和美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战略关系。

　　这些年来英国的国际行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就英国自身来说，英国具有帝国传统，即干预国际事务的传统。同时英国自身认为，在欧盟诸国中，英国仍然有能力干预世界事务。

　　这些因素表明，英国较之欧盟其他各国更会关注中国的战略动向，甚至显出干预主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经常表现在英国对台湾和香港等问题的关切上。

　　那么，欧盟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又是怎样呢？和美国一样，欧盟近来也盛行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根据这一说法，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但中国崛起的内政外交的方向则是不确定的。

　　因此，在和中国交往，尤其是经贸交往的同时，必须用各种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得中国有可能朝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即内部的政治民主化和外部事务中全面和西方合作。

　　正是在这一总体认知下，民主人权问题经常混杂在欧盟的对华经贸关系和战略关系中。

　　对中国来说，要制定有效的欧盟战略，和欧盟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就必须对欧盟对华利益的认知有个清醒的认识。和欧盟发展经贸关系仍然是关键，用经贸关系来逐渐消化欧盟对华的战略关注。

　　对欧盟中的“中国不确定论”，也必须加以关注，因为欧盟的中国认知影响其总体对华政策。中国本身正在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外界的担心也情有可原。在这方面，中国和欧盟的战略对话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和欧盟双方间尽管已经有很多方面的政策对话，但大都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层面。要减少欧盟对华的“不确定性”或者增加其对华的“确定性”，战略层面的对话不可或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有“三要”和“三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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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中

　　最近北京举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三个坚持：一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自力更生对外开放互利共赢，三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一些旧的口号，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已经不见，却要“平等友好地对待各国人民”、“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和关切”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等，说明中国告别了邓小平时代那种在国际舞台一角打太极拳、明哲保身的被动状况，中国外交决策更加溶入新时代的主流。

　　我建议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有“三要”和“三不要”。“三要”就是：一是要内和外安，二是要谦虚、随和、耐心，三是要搞全民外交；“三不要”就是：不要走苏联、日本、美国的道路。

　　在“三要”方面，首先是内和外安，这应该从两个层面上多下功夫。第一个层面就是全国眼光九分朝内，一分朝外，从中央到县、村集中精力做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中国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问题这么复杂；自己当好家、国泰民安，使五分之一的人类变成“和谐社会”，就是对建立“和谐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等于是中国外交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如果内不和外不安，外交不可能会出色。

　　

中国开始注意国民的形象

　　

　　第二个层面就是把外交平台的一半搬到国内来。过去丝绸之路旺盛时期，中国欢迎外来的商人和和尚，隋炀帝甚至命令对沿途外商提供免费饮食招待。唐宋两朝把中国敞开，让全世界来观光、做生意，或者安家落户。

　　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长安辞》，作者大概是访华的印度高僧。诗是这样开始的：“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众生不可闻。长安帝德承恩报，万国归投拜圣君。”，结束语是：“谁知此地欲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死作中华鬼，来生得见五台山。”说明中国国际威望之高。在中国本土上奉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国际交往之道，就等于把建立“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要谦虚、随和、耐心。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找不到东道主，亚运会创始国印度就自告奋勇地承办，印度政府顶着“自己得不到什么金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让中国大出风头？”的批评，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在外交上无形收获甚多。外国人谈起中国，总免不了有点“谈虎色变”，谈印度却完全心情舒畅。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争之德”。现在欧洲国家在这种“不争之德”上修养越来越好，美国却越来越差。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上，欧洲国家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却最为孤立。中国应该以此为鉴。

　　第三，要搞全民外交。中国的崛起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国人足迹遍天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可以同外国平起平坐，外国人已对中国刮目相看；忧的是中国很多社会缺点散布全球，坐在公共场所禁烟标志下抽烟，到处吐痰，到俄国搞假冒伪劣，到日本开发黑社会，到阿富汗人肉市场抢顾客，简直丧尽国格。

　　我很高兴的看到中国已开始注意到这点。在8月21和2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在头版发表了《出国了，你就是‘形象大使’》和《形象在国外功夫在国内》两篇评论。现在中国的外交工作阵地，已经从照顾数千驻外使馆人员，转到每天在国外旅游、观光、打工的数百万中国老百姓那儿去了。但搞好这些工作，已经不是外交部力所能及，应该是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共产党、共青团、侨委、妇联等共同的迫切任务。中国必须费很大的心力来提高人民的素质，特别是对出国的人更要加强教育。

　　

日本是中国的镜子

　　

　　现在谈“三不要”，它也是半个多世纪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不要走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不要学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建立与发展反美阵营，通过军备竞赛与美国争取全球霸权。人们要问：苏联解体十余年了，为什么还要提苏联道路的问题呢？我认为就像中国现在仍然把抗战初期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作国歌来唱一样，苏联的历史教训值得时时提醒。

　　苏联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为人民发展生活消费品，只顾一味搞加强国防力量的高科技开发，把“黄油”和“大炮”的轻重本末倒置。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战略专家米尔商牟(John Mearsheimer)教说，历史上任何国家变成经济强国以后就朝军事强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这样做，就会同美国发生冲突。在美国某些人心目中，中国已经继承了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针锋相对的位置，因此中国必须时时刻刻不忘苏联的教训，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第二，不要走日本的道路，这包括三点内容：一不要像它那样仿效重于创造，不要学它从古到今都没有搞出日本特有的文明气质——不是古代“仿唐”(学中国)，就是近代“西化”(学欧美)；二不要学它那样缺乏修养（自杀死亡超过车祸死亡人数）、逞强好斗；三不要学它舍近求远，想脱离亚洲又无法把蓬莱三岛搬到大西洋去，想不当亚洲人又长不出蓝眼睛、鹰鼻子。

　　我曾经在本栏引过戴季陶“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的话，它道出了中日关系的根本出路：中国把自己建成国富民强的安乐窝，就不必担心日本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中国幸运的有日本这样一个邻国作为镜子，如果日本乖乖的就说明中国一切顺利，日本如果翘辫子就说明中国情况不稳定，或者哪儿有漏洞，必须改进。

　　用戴季陶这逻辑思维来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疙瘩，就可以相对地心平气和地看到：一、日本60年来实质上充当“美国占领”的“顺民国”的奴颜婢膝地位，至今没有改变，它是苦恼的。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幼稚行径；二、日本年轻一代已经和“武士道”精神逐渐告别，同中国增进“一衣带水”之情谊是有基础的。

　　

从美国的霸权吸取教训

　　

　　第三，不要走美国的道路。美国这样一个人口不到3亿、历史少过300年的国家，竟然变成全球不可一世的霸权，是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便宜。这两次大战把欧亚大陆变成废墟瓦砾，美国大陆却不但没闻到火药味，而且更进一步“发了战争财”。

　　这种“暴发”机遇把它推到世界舞台中心以后，在文明修养方面只算初出茅庐的美国便夜郎自大，不虚心向古老文明学习，结果自作自受，弄到今天的尴尬局面，目前有三大困境无法摆脱。

　　一是自力更生精神全面崩溃。上自政府、下至平民，无一不陷入债务深渊，却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态度而无危机感，正像希拉莉·克林顿所说：“美国人知道自己生活在泡沫中苟且偷安，只希望泡沫不破而不求解决办法。”

　　二是美国拥有可打败一二十个敌人的强大威力，现在却越来越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美国的真正敌人却躲藏在导弹击不中的黑角。更有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现在在伊拉克、阿富汗作战根本不是打恐。要打恐便要去巴基斯坦，因为奥萨马藏在那儿，新的全球恐怖训练基地设在那儿，但美国却无法在那儿发动战争。现在黎以冲突停火后，以色列外交活动集中在欧洲，因为美国完全失去外交资源，谁也不卖华盛顿的帐。中国应该从美国这个“暴发户”霸权破产的来龙去脉，吸取深刻的教训。

　　1925年孙中山带着全世界尚未“以平等待我”的遗憾而死，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孤立，喊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口号来自我壮胆。现在中国不再受到压迫，也不再孤立，甚至反过来扮演“财大气粗”的角色到国外神气一番。我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应该以《老子》的“三宝”为依据：“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才能确保无往不利。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目前旅居芝加哥

“人文行政”是进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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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韦材

　　“人文”这个大主题，是近年中国政府在各方面努力完善的方向。奥运是人文奥运，农村建设要现代化也同时要保持人文价值，在社会管理上，各种日益明显更贴近人文情理的行政方式也在改善。

　　这两年的中国，能明显感觉到不只经济上大有进取，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管理意识上，也有明显改进。

　　就以近日北京市发生的“蜀国演义酒家福寿螺群体中毒”一事，看到中国已启动一种更贴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人文行政。

　　淡水水产因为未经熟煮而导致食源性寄生虫病中毒，北京有关部门发布了紧急预警，建议全市餐馆酒楼不要制售生食或半生食淡水产品，规劝市民不要直接食用生鲜或未经彻底煮熟的水产品，更提供了相关医学知识。

　　建议与规劝，并同时公布其危害性的真实数据，这并不像过去那种措施严厉的“行政禁令—整顿—开禁”一贯做法。

　　这种不再着重于强制力度，并倾向于关怀、指导、规劝的行为方式，折射出中国政府对自己及对社会都拥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上和施政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不再是“一刀切”

　　在现代社会管理理念仍不够发达国家，一些政府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往往还带有浓厚权力色彩及强烈的行政命令惯性。所谓的管理，常就是自以为是的命令颁布与硬性执行，只要稍有动静，动辄即使用“一刀切”禁令措施。

　　实践证明，动辄“一刀切”，就忽视了社会公众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尽管短期内有一定作用，但长远看是不健康的。

　　硬性命令或措施存在“过罚不当”或“因噎废食”的问题，且执法成本较高，效果也不一定就好，后遗问题也较多。长久如此，即便该命令或措施确实具有其积极性，群众仍会因长久处于被动而在心理上造成偏颇及叛逆。

　　严重的话，群众甚至会对该禁令产生一种“为排斥而排斥”的本能，对政府而言，这是得不偿失的。

　　以关怀、建议、指导、规劝来代替禁令，不仅丰富了政府的行为方式，还折射出政府职能更具圆通能力，更深远意义，则是为政府施政注入更多人文精神。

与群众建立更大默契

　　这人文精神，其一是平等，政府只是指导市场经营和引导公众生活，而没有单方面使用强制命令。二是民主，指导本身即是与公众协商和沟通的过程，在有说服力的劝导和公众自愿自觉行动之间达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合意。

　　三是理性，政府采取指导措施，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公众的自主权利，相信公众会做出理性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的选择。

　　四是责任，政府有权必有责，采取指导措施不仅是政府履行引导社会生活安全健康的职责，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公众养成一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精神。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其实人人都可以是具有理性意识的“经济人”。只要政府能充分利用自身知识、信息和政策上的优越性，对公众进行有说服力的启发和提醒，公众也自然会做出符合自身利益同时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抉择，从而把公民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文行政不只因此取得双方在能力上的信任，配合多次，也能在政府与群众间建立更大的默契。

　　当然，人文行政也应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有在情况尚处于初现倪端的观察阶段，或在科学及处理技术上仍需进一步证实时，为免造成惶恐及混乱，才适宜采用。

　　如果事件本身具有严重的特殊性，或已预知确实会产生消极影响，那么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断然的强制及命令措施。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放弃倒阁，就是放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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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马英九为了避免倒扁行动演变成蓝绿对决，想要承诺国民党绝不倒阁，所以各界不用担心民进党因为要失去政权而造成疯狂动荡。他希望这样的承诺可以让大家放心参加倒扁。

　　马英九如果要让大家更放心的话，他何不乾脆宣布2008年弃选总统，解散国民党，退出政坛。是不是大家就会更放心参加倒扁了呢？

　　民进党指责国民党是造成朝野对立的祸首，好像马英九也同意了！民进党认为马英九是造成朝野对立的元凶，似乎马英九也不反对。所以马英九才一直退让。

　　

马英九的焦土政策

　　

　　他采取的姿态，是焦土政策——凡是涉及自己的，全部毁掉，使对手失去攻击目标。但同时，他的对手在这个敌人陷入极度自惭形秽，因而不敢现身之际，等于已经不战而胜。

　　焦土政策不是马英九发明的。早年以反对李登辉台独路线起家的新党，就比国民党与亲民党更早转而主张一中两国、废除国民大会、停建核四等包藏台独的公共政策。目的无非是想借由配合民进党，来证明自己不受外省人身份所限制。

　　新党因此而垮。并非选民先行唾弃，而是新党自我唾弃。

　　俨然接收新党的亲民党崛起后，开始还反台独，但很快便因为领导人宋楚瑜是外省人而自惭形秽。亲民党在竞选时总是物色台独人物来搭档，并多次在民进党危机时进行两党密会，助民进党解套，甚至屡次在公众场合哭哭啼啼倾诉委屈。

　　亲民党因此而式微，选民唾弃只是近因，主要是亲民党失去灵魂，摇摆媚俗，令选民不寒而栗。

　　2004年大选的时候，国民党与亲民党合作，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外省党，竞选期间重蹈焦土政策之覆辙，几乎放弃所有中国国民党相关的立场，也接受台独为选项，也主张制宪，也推动公民投票。

　　在连战与宋楚瑜搭配之下，这两个自惭形秽却合作的党，本来因为民进党执政无能所囊括的大幅领先，在三个月内消失无形。最后为假刺杀事件所趁，民进党一鼓作气，竟能逆转得胜。

　　如此人为制造的选举过程自然毫无公平可言，因此引起群众极大反弹，聚集在总统府前不散。当时身为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就已经表现得不知所措，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各种法规解释，拼命要证明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与自己的立场无关。他不论去群众场合，去求见李登辉，或去会晤内政部，解释来，解释去，都只有一个讯息，那就是：不是我。

　　今天，马英九面对倒扁活动捉襟见肘的原因，恰恰是人家要问他的位置在哪里。他活在几代前辈阴影之下，多年来所耳濡目染的，就是外省人在政治上要低调，尽量借由自我放弃来逃避现身。如今碰到倒扁这样大的政治局面，逼他现身，他当然不知所措。

　　如同2004年群众抗议时一般，他现在依然是台北市长。倒扁活动要向台北市申请许可，他作为市长，不论他同意与否，令他只有被动因应的可能，最多是行政上宽松一点，也不会直接扯上他自己。

　　

马英九不敢现出原来身份

　　

　　于是，国民党内有人劝他辞去市长，这样他就可以不受拘束，进入群众，在第一线领导。这是笑话，马英九就是需要台北市长这个角色，才能更好地遮掩外省人的身分。他巴不得多做几年市长，免得被逼得事事要表态，怎么可能退出角色，露出自己？

　　相反地，真正让他有积极行动能力的角色，也是造成他最大不安的，是国民党主席。身为主席，他可以发动对陈水扁罢免，也可以对行政院倒阁，更可以轻易地透过决议，谴责陈水扁六年多来在宪外施政的政变式统治风格。

　　罢免已经失败，因为民进党立法委员人数超过三分之一，足以否决罢免案。但是倒阁却不然，只需要二分之一多数即可。以民进党内阁目前毫无政绩，阁员纷纷因贪污遭到起诉，却仍对陈水扁家族败德腐化极力维护，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宪法上的理由还不推动倒阁。　　

　　偏偏就是这个宪法上的责任，与民进党的无能，迫使多数党领袖马英九无所遁逃。这是为什么他突然要发布号称是重大宣布——国民党要放弃倒阁。简言之，马英九挟持国民党放弃宪法责任的动机，是害怕他所自惭形秽的外省人身分会被民进党提出来批评。承诺不倒阁以后，马英九就可以暂时栖身在台北市长的被动角色中，不必现身。

　　这就延续了从新党、亲民党、连宋配那段焦土政策的梦魇。这个梦魇不会因为马英九在2006年底离开台北市就结束。万一马英九提名的郝龙斌选上了台北市长，别忘记他就是当年那位领导新党放弃一个中国、废国大、停核四的党魁。他后来甚至加入民进党内阁，希望漂淡一点外省人的味道。

　　面对倒扁，马英九只想说服大家，不是我在弄的。他还停留在帮台湾头号特务头子王昇当秘书的年轻岁月里，不论什么坏事，都不是他做的，他只是遵循程序，不必负责。

　　对马英九而言，身为外省人实在太沉重。若不敢展示自己的身份，去除自惭形秽的心态，退出政坛应是他最好的选择，也是台湾政坛能够得到喘息的契机。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
中国有的官商确实欠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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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方明（香港）

　　闻听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最近勃然大怒，直斥个别下属的央企领导是“混蛋”。笔者在京城熟悉的几位业界大佬和意见领袖都大呼骂得痛快、骂得好！

　　在8月中的那场会议上，国资委公布了166户中央企业2005年度的业绩考核结果。最新的“成绩单”之中，有六家央企得到D级或E级的“不及格”评级，15家企业因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财务违规、给员工发放高额住房补贴等原因被降级或扣分，19名企业领导在这次考核后遭到扣薪处分。事实上近期有些企业的做法，实在令国资委太难接受。

怒斥国企大快人心

　　令人鼓舞的是，掌管11万亿元人民币(约2万2000亿新元）国有资产的大掌柜李荣融对国企不成器领导的怒斥，引来了一片好评，可谓大快人心。

　　李主任当天一方面对央企的薪酬制度发表了意见，还对三大国营航空公司进行劝诫，特别点出，在出现班机误点时，相关“信息要及时提供给大家，该赔偿的一定要赔”，“服务行业要把顾客当上帝”。

　　在中国的体制之中，国资委是中央企业的出资人，更是直接主管，是央企不折不扣的“老板”。由国资委给国企打个严厉的招呼，有利于让中国民众对于垄断性质很强的国企未来改善有所信心回升。

　　某些央企一再激怒公众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多在所属行业里居于垄断地位，职工享有垄断企业的高薪酬高福利，企业的绩效却往往低于国际上同类企业的水平，而服务水平更加是难如人意。

　　例如，几大航空公司虽然上市，但服务远不及国际平均水准。内地的飞机票价钱不低，航空公司依然时不时叫亏本，更加恶劣的是，这些公司服务意识不佳，经常对于顾客的要求忽略，今年多次出现了被延误多时的顾客在机场集体发难的事件。而航空公司还常常以霸王条款来回应公众，进一步激化矛盾，实在与现代大企业应有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笔者当年曾经一纸诉状把南方航空控上公堂索要一元赔偿，就是因为该公司店大欺客，误点之余，还态度蛮横，把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当作幌子，所以才小惩大戒之。但是纵观该公司近年行为，依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冥顽不灵。

要引入国际化标准

　　同样民间口碑甚差的还有石油公司和电力公司等等。它们不断哭喊经营困难赔钱。喊亏损的目的不外乎要么增加补助，要么要求允许涨价，总之是不去反思如何提高自己经营水平，而是不厌其烦地向政府、向社会伸手。此类垄断企业本身绩效不佳，但凭借历史沿袭，紧紧掌握着国民生活与国民经济运行的要素，将民众和政府陷入被要挟的无可奈何之境。　

　　因此，对于此类有恃无恐的官商，李荣融的发火起码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实际上，对于民怨极大、经营不善的央企负责人，应该建立黄、红牌制度，对于屡教不改败坏央企声誉的公司，更应该由其负责人承担责任。摘掉一两个为非作歹者或餐位素尸的“大班”们的乌纱，相信更有助于强化国资委的权威！

　　而要解决官商不争气、不好好干事的恶习，唯有两个角度着手。一是改革董事会，使官商们不再是摆平行政领导就能过关，而是由国资委出面，委任选用社会贤达、专业高人进入官商企业的董事会，源头上决策上对其决策和运营有监察作用。

　　二是引入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标准，对于官商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盈利指标和其他业绩都建立科学和量化的评价标准体系。使得评价官商企业有硬指标，杜绝其种种人事与关系的借口，摆脱官本位的痼疾恶习。

　　在民众对官商企业满怀情绪之际，身为“大掌柜”的李荣融无疑是勇挑重担，已经在正视面对现时的不足，严辞训诫下属。如果国资委能够辅以更加精准的动作，对重症下猛药，加大对垄断行业的改革，这对于解开国有企业的一团乱麻，还是有几分积极意义的。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倒扁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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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逸儒

　　几年前，一位后来出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学者在向台湾各界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时，说过一个故事。70年代初，当尼逊总统身陷“水门事件”弊案时，美国司法单位正在追诉，而国会也在进行弹劾。当时美国和亚洲盟邦进行沟通，想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看法，结果所有亚太政治人物都认为尼逊可能狗急跳墙，兵变、政变都有可能。

　　此事让美方深切体认，由于发展经验及成长过程不同，大家的观点都有局限性。莫说美国不可能出现政变，民众不可能接受，尼逊大概压根儿也没想过要采取军事镇压行动。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几个月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马若孟嘱其学生来台，就两岸三边关系和笔者交换意见。该生引述老师的谈话，说是两岸中国人确实聪明优秀，但问题就在于大家都不遵守制度和不够守法。而美国的相对优越性就在于此，否则美国真难与中国竞争，而这正是上天给美国最大的祝福。

　　笔者回以“所言甚是”，老天爷给两岸中国人最大的咀咒就在于此。对中国人来说，制度永远只是个政策工具，用来约束、管理别人，而不是用来制约统治者的。两人相视大笑而去。陈水扁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过去几星期以来，笔者一直强调今后唯有体制内外、司法及群众运动交互为用，才能倒扁成功。在此，笔者要感谢某些学者的指教，说是即使是这种群众运动基本上也还是体制内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体制外的暴力行动，因为人民只是依照民主的机制，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透过街头运动，合法表达民众的心声，对执政当局施加压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今天已非革命的时代，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不过笔者必须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还是受了中国传统观念，杀纣并非弑君，民贵、君轻、社稷次之，以及国共斗争经验，共产党革命造反的影响，相信只有不要命的人民才能让那些不要脸的政府和政治人物有所畏惧，穿皮鞋的一定会怕打光脚的，温良恭俭让不能解决问题，矫枉就一定要过正。看来，自己也还有成长的空间。

不能有温情主义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陈水扁的真心道歉认错悔过，他不但继续对群众挑衅，也还是坚持对司法及制度最狭隘的的解释，强调只有司法定罪才能让他下台。而民进党则更是把倒扁视为倒阁、倒党、倒台的一系列斗争。看来陈水扁及民进党将会继续扭曲，利用制度，动用政府机器，为一己及一党之私而奋战到底 ，而这才正是台湾人民最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倒扁行动目前已经进入短兵相接阶段，越来越多的台湾各界意见领袖开始出面表态支持倒扁。过去笔者也曾呼吁，从文化到教育，从艺术到出版，从体育到文学，从科技到宗教，由经济到政治，各行各业的意见领袖能够出面发表国事诤言，相信对全台民众还是会有一些震聋发聩的正面作用。其实大家关心的不是蓝绿对决，也与统独无关，大家并不在乎谁上谁下，我们要的是一个起码的公理是非与正义。我们不能容忍的一个滥权、擅权、专断而不知悔改的政府。

　　未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也可能最后结果仍然未能如人所愿，暴力确实是必须排斥的，但大家同时也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准备，对无耻之人的温情主义就是对善良百姓的残忍，反动派不打是不会倒的，万一由于流血冲突引发全民罢工、罢课、罢市，这将是最坏的情况。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当前的倒扁行动有无其他更深层的政治意涵。首先，笔者相信这会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进程有正面的作用，以后任何执政者将不敢再肆无忌惮胡搞乱整，面对民意的压力，谨言慎行，清廉自持，戮力从公将是起码的本份；

　　其次，台湾宪政体制的改革及制度面的缺失恐怕也会面临进一步的检讨，完善制度，避免人为祸害将为当务之急；

　　另外，所谓的统独问题和族群纠葛，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或许也会进一步弱化。

　　毕竟，台湾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还是自我完善的考验。只要台湾能够自我完善，调整步伐，重新出发，确保自己在政治及经济层面都走在中国大陆的前面，然后再好整以暇，冷静处理两岸关系，谁说台湾一定非输不可？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

台湾温柔的秀才造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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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平

　　施明德领导的倒扁静坐运动尚未开始，结局似乎就已大致料定。一位在幕后参与此运动的台湾学界人士在电邮里承认说，虽然不知道静坐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倒扁行动很有可能无果而终。

　　美国著名政治和社会学者皮文（Frances Fox Piven）在《穷人的运动：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群众抗议运动走向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组织架构、战略战术、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以及打乱政治秩序的能力。

　　从倒扁静坐运动的现状看，虽然建立了一个组织架构，但由于是临时凑合而成，所以不断出现一人一个主意和内讧不断的情况；虽然倒扁诉求在民众中有影响力，但整个社会的认同度不是很大，人们并没有把这样的群众运动看作是政治进程应有的一部分；虽然倒扁运动对政治秩序可能会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但由于不具备、也不准备创造“有形的扼制力”（power of physical coercion），所以矢志倒扁者没有任何能够起到杠杆作用的手段。

政治运动的女性化倾向

　　除了上述先天性的不足之外，倒扁运动自我设限，甚至煞费苦心地自缚手脚，结果失去了群众运动所应有的自发性和爆发力。试图推翻总统，试图推翻政府，这本来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但运动的发起者和支持者却一再自辩不是搞革命。就如同秀才造反，心里想着打倒专制和罪恶，但嘴里却念着仁义道德。

　　历数倒扁运动的这些不足，绝非是要诅咒这次正义的运动，而在于提醒人们，用静坐的方式倒扁，其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对其结果要予以实事求是的期待。人们必须承认，由于运动的发起者不敢冲破各种体制和道德的框框，所以使得倒扁行动缺乏不可阻挡的气势和锋芒。假若整个过程还是如此发展，最终结局就不难预料。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开放和转型，台湾政治运动的性格也在演变。一方面，政党和政敌之间依然是尔虞我诈和不共戴天，但另一方面，政治生态似乎回到母系时代，政治角斗模式变得越来越女性化。

　　从2000年以来的所有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可以看出，由于格局有限，由于整天忙于“肚脐眼里的大小事”，台湾政坛上的头面人物大多如同奶油小生一般，缺乏阳刚气概。所谓敢做敢为，所谓叱咤风云，这样的政治领袖再也不可能出现。

　　在特定情况下，这种不痛不痒的政治运动，确实给人以无力、无奈和无种之感。例如今年年初以来泛蓝阵营发动的各种倒扁行动，都好像是给阿扁搔痒过瘾。当然，也许此次运动会有所不同，毕竟施明德还有当年的血气，其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依稀可见。

历代人民运动的暴力倾向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温柔的对抗却是一种进化。在中国历史上，反抗统治者的运动是一条主线，贯穿上下几千年。而几乎所有的抗争运动都是以暴力开始，最后以你死我活而结束。

　　即便是近现代以来的秀才请愿，例如戊戌变法，例如“五四运动”，例如“四五运动”，当然还有其他种种，无不遭到当权者的血腥镇压。虽然是产生了不少可歌可泣的烈士，虽然也冒出了不少风云一时的枭雄，但自相残杀，茹毛饮血，何其惨烈。

　　时至今日，中国的群众运动依然没有摆脱暴力的倾向。本来是一场正当的学生抗议运动，到最后却变成失去理智的街头流氓，打砸抢横行；本来是一场毫无政治动机的请愿活动，到最后却变成必须强力镇压的“颠覆政府”的阴谋。

　　当然，中国大陆已经进步，今天再也没有多少人对造反感兴趣，但每年每月每日，在城市以及乡村，大大小小的请愿、抗议和示威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民居被强行拆迁，土地被强行征用，工资和养老金被强行克扣，还有官员的欺上瞒下、横征暴敛和草菅人命，几乎所有环节的管理和行政都显得过度地刚烈和粗暴。以全副武装的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以对待敌人的口气对待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需要和平的心态

　　作为在两岸先行一步的民主弄潮儿，台湾人已经尝到了民主政治的滋味，同时也吞下了民主异化、民主变质和误入歧途的苦果。为了少走弯路，少犯同样的错误，大陆真的需要把台湾社会的演变及其经验和教训，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

　　其中，这么多年以来，尽管政治冲突不断，但台湾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针对民众的流血事件。今日之大陆，也许确实还没有到实行民主选举的时候，但如此庞大的社会必须培养出和平的心态。

　　无论施明德是否能够倒扁，只要此次运动在和平中进行，并在和平中收场，那就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圆满的群众抗议活动。至于当权者和抗议民众能否维持和平的心态，以及为什么可以做到和平相对，大陆的各级管理者、一般的民众，还有血气方刚的愤怒青年，都应该认真地观察。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北京务实面对台湾政局是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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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帛

　　笔者关注着大陆方面对近期台湾倒扁静坐活动的态度。从今年6月前后台湾在野政治势力开始罢扁活动以来，北京始终采取了静观其变，沉默以对的态度。官方未见正式立场反应，这和若干年前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有问必答、一以贯之的强硬和强烈，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无法揣度决策层的究竟，但可以从这种沉默静观中得出初步结论。这就是，北京大致已经充分意识到，对台湾内部情势发展的过度热心和参与，只能起到反效果。这一点在1995／1996年以及2000年以后几次选举已经获得确证。而从去年制定反分裂法以来，北京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思维出现了明显变化，在其后应对“公投法”、2004年选举、三一九枪击案、废统风波等事情之上，也有冷静、自信、从容的表现。

大陆愿与台湾所有“颜色”打交道

　　

　　我们当然知道，大陆对台系统内部并没有放松对台湾情势的掌握，各种研判结论势必会呈交决策层参考。而在岛内情势风起云涌、诡谲多变之下，北京和华盛顿依然是直接或间接、但却是至为关键的外部因素。华盛顿仍持不介入立场，对施明德组织的倒扁活动甚至表示过某种担心和质疑。而北京的立场似乎更加模糊，这增加了外界判断中南海立场的难度。

　　于是，我们对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近期的立场表示，就有重视以及认真解读的必要。

　　许世铨明确表示，对台湾内部问题，大陆不会介入或干涉。不管蓝、绿、橘，都是台湾的颜色，与大陆无关；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下，大陆愿与台湾“所有顔色”打交道。只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台湾谁在台上、谁在台下，并不重要；只有涉及到两岸政策，大陆才会表明立场，不涉及两岸，大陆不会干涉。台湾民众要选择谁，那是台湾自己的事。

　　许世铨的表述，其实已经阐明了大陆的基本立场，不介入也不干涉，蓝、绿、橘与大陆无关，在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大陆愿与台湾“所有颜色”打交道。如此清晰且务实的立场，此前并不多见。

　　人们知道，许世铨曾经长期担任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台政策智库的重要人物，拥有“直达天听”的便利。他的这些观点尽管不完全代表中共的决策意志，却多多少少能折射出决策层在观察研判台湾近期政治情势时的真实想法。而最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有三：

　　一、把台湾内部事务与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区别对待，是大陆的一贯政策立场；二、只要符合“一中”原则，两岸什么事都好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台湾要拓展国际空间，大陆可以与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讨论，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模式，重点是台湾要承认一个中国。

国名与国号的理论探讨

　　

　　许世铨的上述话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共新思维的新视角。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掌握和了解到，北京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更加灵活和务实面对台湾政情变化发展的思维轨迹。人们还注意到，至少在大陆学术界，已经有人在深入探讨目前处理两岸实务，以及未来两岸政治整合势必会触及到的国名和国号问题。

　　稍早之前，厦门大学学报刊登了题为《论国名与国号》的学术论文，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动。这篇论文一经刊出，就受到了台湾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来自台北的消息证实，台湾多家政策智库纷纷揣度，这一篇论文逻辑清晰，立论严谨，结论究竟是代表作者个人，抑或有值得追踪、探讨的地方？

　　陈动在文章指出，国名才是国家的名字，代表着国家；而国号只是政府为国家所取的官方称号，在特定时期内可以代表国家，但所代表的主要是政府。一个国名就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在一国内部出现两个以上对立的政府时，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国家的合法代表。

　　陈动在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才是国名，而历史上、现实中的国号仅仅是特定时期政府为中国所起用的称号；在政治、法律和国度意义上，中国只有一个。

　　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在于，基于对国名与国号的理论厘清和价值判定，作者不回避一个分裂国家存在着拥有两个国号、政权或实体的客观现实。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共对台政策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最新阐述（即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提供了扎实的理论补充。

实事求是态度的回归

　　

　　在观察以及研究台湾近期政治情势之际，援引陈动学术论文的观点和结论，不是节外生枝。笔者以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而只是政策上的权宜之计，那么，北京对台决策近年来的思维转轨和务实面对、对诠释“一中”更为宽松的态度，以及持续的静观其变和沉默以对，则是很难理解的。

　　许世铨的务实表态和陈动的理论研究，彼此之间不必然有直接的逻辑联系，但从这些事态中，我们或许可以把握到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实事求是的回归一旦蔚然成风，是值得称赞的，它将对北京目前和今后因应台湾内部政情的变化与发展，起到举一反三的积极作用。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独家专访：专家诠释间谍案 程翔或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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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记者北京报道】北京有关方面9月7日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对程翔间谍案进行了诠释：认为此案关键在于程翔承认自己明知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为间谍组织及其薛宏义、戴东清的身份后，仍然为他们服务。因此被定为间谍罪证据充分。程翔的上诉由此变得不再乐观。

针对海外人士普遍认为程翔定罪标准不清，量刑过重。有关方面表示：程翔案的关键就在于他对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的性质和薛宏义、戴东清两人的身份十分清楚。因此，程翔虽然没有加入该组织，但根据中国刑法第110条，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者可认定为间谍罪，而且是故意犯罪而不是过失泄露。

程翔曾在一审法庭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是情报组织，也不知道薛宏义、戴东清二人的间谍组织代理人身分；其也没有让他人写涉及国家秘密的文章，其是无罪的；假如其行为构成犯罪也应是过失泄漏国家秘密罪，且属自首。

但法庭在庭审时播放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对程翔供认的录像时，程翔及其辩护人未提出异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秉志等内地刑法专家认为：录像虽然不是独立证据，但它是固定口供的一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程翔的家人和辩护律师在一审判决后曾表示要上诉，但从目前的情势推测，程翔的无罪上诉获胜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据透露，程翔共提供了4篇涉及国家绝密、1篇涉及秘密级军事机密、4篇涉及情报的文字材料。按中国有关法律，本应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处刑。但由于程翔有自首行为，已经减轻处罚。有关部门认为：量刑是适当的。

同时，追缴的30万元酬金是2004年5月程翔明知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是情报组织后收取的酬金，此前他在不知情情况下从该基金会收取的酬金均未收缴。

此前据海外媒体报道：所有认识程翔的亲朋戚友都认定程翔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者，并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情。对此内地几位刑法专家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便能够认定程翔有过爱国行为，也只能成为酌定情节，对整个案件没有关键作用。

有关方面称：一审审理时法院已经尽量保障了程翔的辩护权。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与程翔及其辩护律师进行了三轮辩论。庭审结束后，程翔回看守所又写了十二页的辩护意见提交了法庭。

据透露：在程翔关押期间，应程翔家属的要求，国家安全部门安排了三次家属会见。至于外界关心的程翔是否能够假释的问题，有关方面表示：理论上假释不是没有可能，但要根据医院鉴定和有关规定执行。

有刑法专家表示：一审判决书制作得有些粗糙，在案件的关键点上应该阐述得更详细一些，或许二审判决会有所弥补。

王志国升任铁道部副部长 孙永福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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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中新网报道，铁道部办公厅主任王志国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65岁的孙永福被免去铁道部副部长职务。据悉，8月26日，王志国已经以铁道部副部长的职务，与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起对青藏铁路全线进行全面检查和现场办公。

　　新任中国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出生于1955年，辽宁省阜新市人，曾任铁道部沈阳铁路局锦州分局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铁道部运输指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铁道部办公厅主任，现任职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孙永福简历：1941年2月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62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桥隧系。1962年至1964年在郑州铁路局工务处任技术员。1964年10月至1984年 12月，先后任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技术员、工程师、副科长、副处长、代处长、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局长。曾参加川黔、贵昆、成昆、湘黔、枝柳、南防等铁路建设，以及援建坦赞铁路、唐山抗震抢险、深圳拓荒建设等。

　　1984年12月，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6年1月，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多年主管铁路建设工作，组织建设了京九、大秦、宝中、南昆铁路和衡广、兰新、浙赣铁路复线等重大工程。曾分管铁路规划计划、利用外资、劳动工资、审计统计、政策研究等工作。2001年5月至今，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