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中国缺乏宗教自由 中国外交部：干涉内政

美国批中国缺乏宗教自由 中国外交部：干涉内政

【网讯】中国外交部谴责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宗教自由的批评，说是没有事实依据，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的这一声明，是对美国国务院15日发表的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做出的反应。

　　美国之音报道，自1999年以来，在宗教自由的问题上，美国国务院一直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8日表示，报告“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秦刚还要求美国“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此报道于15日由美国国务院15日公布，中国连续第八年被列入“特别关切国家”（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报告中说，中国对宗教自由仍然缺乏尊重，拒绝放弃信仰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被关押、接受劳教，甚至折磨至死。

　　报告援引了广泛报道的中国对非官方天主教地下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打压，以及对新疆和西藏地区宗教活动的严密控制。报告还提到所谓“邪教”所受到的镇压。

　　报告说，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驻成都、广州、上海和沈阳总领事馆，在过去的一年中“做了具体的努力”，鼓励中国放宽信仰自由，谴责压迫宗教自由事件。美国政府官员从总统布什以下，不放过任何可能机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包括2005年9月和2006年4月布什与胡锦涛会面，都敦促中国改善宗教自由。

中国反驳美宗教自由报告的指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涉及中国部分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布什政府把宗教问题当作国际人权议程的焦点，华盛顿与北京在此问题上的摩擦不断上升。

美国国务院"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没有在尊重公民信仰方面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且迫害了那些不愿接受官方管制的基督徒，穆斯林和西藏佛教徒。

周五公布的美国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方面的记录不佳，特别是那些没有对政府注册登记的宗教组织和精神运动政府严加处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的涉及中国部分"继续无端指责中国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

信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表示，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有宗教信仰自由。

秦刚还说，中国各地区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法律规定的宗教和信仰自由。

秦刚说，中国要求美方改弦易辙，正视自己国内存在的宗教自由等问题，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对美国做出反驳正值美国总统布什的以宗教为重点的外交不断引起中国警觉的时候。布什5月在白宫会见了3名来自中国的基督教异见分子。

德国专家谈中国的电脑量刑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如果电脑说：他该被判死刑，那么就该判吗？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研究出电脑量刑的软件，新华社把此事作为一个成就来宣传。此事在中国司法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此，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采访了汉堡律师、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洛尔夫.盖夫肯博士。

德国之声：盖夫肯博士，中国东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借助于一个电脑软件判处了1000多例案件。您听说过这事吗？您怎么看这事？

盖夫肯：我刚看到有关的简短报导。一个电脑软件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这是跟法制国家的原则不一致的。以一个机器量刑来代替法官的人为量刑，不符合法制国家原则，这是因为，个人的判断，对被告的表现的判断，他与法官的交流，包括通过律师表达的，这本身也是断案的重要因素。纯从法律实践上看，这种做法是一个法制国家条件的巨大损失。以前有过一种设想，在19世纪的欧洲，人们认为，法官应该只是法律的自动机器，但这在法律社会学上早已过时，人们现在清楚地知道，法官不是自动机器，而是人，这也应该保持下去。

德国之声：西方有类似的模式吗？这种模式对德国未来有什么意义吗？

盖夫肯：没有这样的模式。当然有司法方面软件程序的开发，但是肯定没有在司法中，尤其在刑法方面干涉法官的主观的、个人的判断的软件程序。当然了，在中国存在问题，特别是腐败，但腐败是不会通过电脑软件被消除掉的。这方面关键的是法官基于道德的、主观的判断，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技术辅助手段来消除。而是需要伦理道德观念在法官心里占上风，战胜纯物质利益的追求欲。

德国之声：您熟悉中国的法律情况。您认为那里主要的问题，尤其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盖夫肯：首先是，刑事诉讼中，庭诉辩论经常成为实际上多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律师在中国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只是作为跑龙套的次要角色出现，这当然也跟中国刑事诉讼的结构有关系。在西方有些国家的诉讼制度中律师也不是起到中心作用的，这跟法律制度有关，比如英美的法律制度就不同于这里。但是，律师的作用经常完全被排挤到二线去，不仅是律师的作用被忽视，那里还存在一种危险，即各种先入之见起到主导作用，也完全可能在法官心里起主导作用，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在许多其它国家也是这样。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然而这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在刑法方面。

德国之声：您知道，中国实际上有两个“法律途径”，“党内”的事情先由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调查处理，如果人们认为这触犯刑法了，才把案子交给法院。比如现在在上海的社保基金案方面就是这样。您怎么看这个制度。应该改变它吗？怎么改变？

盖夫肯：在中国党的纪检和法律这两条途径方面，我不能给中国提出建议，这是中国政治结构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刑法方面的缺陷，首先要通过法官的独立性的建立来排除。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利益的需要。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人们对司法的接受度会继续减弱，我们现在就在许多领域里看到，不仅是那些经济增长的弱受益者、失意者的领域，而且在外国投资企业里，人们对中国司法的信任大大地下降了，许多企业家尝试着转移到仲裁机构去解决问题，他们去找国家的仲裁机构，而尽可能不要去沾中国法院的边。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对中国司法的信任感必会继续降低。

德国之声：您已经提到了腐败，或者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对司法的影响。如果说，这么一种电脑软件不能帮助中国司法摆脱腐败，那么应该靠什么来摆脱腐败呢？

盖夫肯：至于腐败在中国司法中起到很大作用，最近由中国自己的立法加以了承认，中国推出了一个条例，所谓道德规范条例，规定法官应该持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观念，怎么处事。这本身是一个警报。如果一个司法系统、一个国家被迫做出规定，详细地规定法官应该怎样在道德上灵魂上独立，应该拿出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来，这就说明有问题了。法官有的是独立思维的，有的不是独立思维的，这本身是无法通过规定来改变的。尽管如此，这个道德规范表明，通过其具体的规定，法官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反衬了中国司法体系现在相当严重的负面问题，通过规定法官不可以做什么，实际上表明了实践中这种事情是存在的，比如受到党的邀请，众多的谈话，收礼，在诉讼程序之外跟诉讼相关人谈话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道德上的内心的道路，要不就是法官是道德上坚定的人，不会受腐败的引诱，或者他们就是另一种人，这既不可能通过道德规范条例来改变，也不可能通过电脑软件来改变。两者都不能直接改变道德观念本身。这是一个中国政治必须解决的艰巨的问题。我也拿不出什么好的方子来。在我们西方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有些事情在西方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法官与涉案双方保持距离。可惜这种距离在中国还不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必须“进口”的。也许媒体公众批评也能起到作用，但这在中国也还是不习惯的，但在过渡阶段，这样的措施是应该采取的。包括鼓励涉案双方比如说提出回避申请，通过揭露（对方与法官间）严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法官走向职业道德。这是整个中国媒体舆论，整个中国政界的任务。如果不能够让法官树立职业道德，就不能制服腐败。但无论如何，一个电脑软件在这方面是不可能有帮助的。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幻想，为一个法制国家奋斗，让它不再存在腐败，这是应该的，但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采访人：平心）

武警新一波人事调整 陕西上海甘肃武警总队长换人

【网讯】在武警部队任命新的副司令、参谋长之后，地方武警部队展开新一波人事调整。贾桂武被任命为武警陕西省总队总队长，原武警陕西省总队总队长刘洪凯被调任为武警上海市总队总队长，左宗国被任命为武警甘肃省总队总队长。

　　在此次人事调整之前，武警参谋长中将霍毅日前已转任副司令员；原副参谋长王建平少将升任参谋长；而武警四川总队总队长戴洪生，则被任命为武警部队副参谋长。

　　此外，已获证实的人事调整还有：武警河北省总队总队长张维业少将转任武警指挥学院院长。武警江苏省总队副总队长杨士武大校升任武警河北省总队总队长；武警北京总队副总队长张明义任武警海南省总队总队长。

　　此番人事调整的背景是，中国公安部在北京举行晋升武警少将警衔仪式，28名军官由武警大校晋升为武警少将。这样大规模的军衔晋升，创下了中国公安现役部队历史上的一个“第一”。此前，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高级将领都已进行了人事调整。

　　外界普遍认为，武警和解放军的频繁近期的人事变动，都是在为十七大做人事布局准备。另有分析指，武警部队人事变动和大规模晋衔，是武警在现役部队中地位提升的标志。

胡温政府任命专责监察地方土地的“钦差大臣”

【网讯】国务院19日任命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兼任国家土地总督察、副部长李元兼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以及甘藏春为专职的国家土地副总督察，而向地方派驻的土地督察专员亦同时产生。

　　专责监察地方政府土地事宜的“钦差大臣”，在胡温高层推出土地新政这个敏感时刻，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钦差大臣，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到了今天，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政府，胡温高层也设立了类似“土地钦差大臣”的土地督察制度。

　　早在2003年时，当时国务院开展清理在全国各地有泛滥之势的经济开发区，借此作为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在整顿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以低地价或零地价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成立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造成大量土地閒置浪费，不仅对宏观经济的稳定造成影响，也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胡温高层近期动作频频，改革土地管理体制，重点强化省级政府对土地管理的权力和责任，而中央政府则加强对省级政府土地管理和利用的监督。不过，随着“土地钦差大臣”的设立，这样的低地价圈地运动可能将一去不复返了。

　　简单来说，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是国务院的一种授权行为，国家土地总督察代表国务院行使监督检查的职权，督察的对象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和管理行为。这样的工作性质，明显是中央向地方派驻“土地钦差大臣”。

　　据悉，国务院办公厅即将向各省市自治区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惟值得注意的是，胡温高层在2004年10月已决定设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2004年10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土地执法监察体制、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向地方派驻土地督察专员，监督土地执法行为。”但几乎两年时间才能落实，反映多少复杂、敏感的利益关系需要理顺、釐清。

中国政治从“粗放型”转向“精密化”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一直在循序渐进，只不过没有像经济改革一样取得令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要看谁来评价了。

　　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眼里，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没有多少进展，因为他们是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的。但在拉美人、俄罗斯人和东南亚人眼中，中国的政治改革又是富有成效的，既没有出现拉美式的“政经突然倒塌”现象，也没有出现俄国式的“国家分崩离析”灾难，更没有出现东南亚式的“恐怖循环爆炸”惨景。虽然存在官员腐败、贫富分化、法律失灵等现象，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稳定而富有活力地发展着。

　　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改动态，从“粗放型”向“精密化”方向转型也许是较显著的特征。无论从制定政策的程序上看，还是处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整治国内形式多样的腐败和渎职现象，中国在政治运作上都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周密谨慎，注重细节，以更踏实的调查研究来解决现实问题，粗放独断的“拍脑袋”现象明显减少。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尚处在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但毕竟上路了。

　　中国政治从“粗放式”转向“精密化”，是国内外形势所推促的。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处境，国内官方和学术界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要增加“黄金”减少“矛盾”，首先要对“矛盾凸现期”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国内现实看，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发展失衡，腐败久治无效，教育医疗等公有品的私有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达到历史巅峰的就业压力挤兑出反社会倾向……所有这些矛盾，很可能因为基层官员的不慎言行和政策的不够周密，而演化成群体性的突发事件。

　　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各级政府正抛弃“关卡压”的粗放式手段，转而以疏导、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对待台湾、香港问题，大陆政府基本上采取顺其自然、适时导引的策略，通过施加影响力而非直接干预来实现政治目标。

　　这些新的执政表现，带着较明显的民主色彩。“精密化”政治注重的是政策能够反映现实民意，强调可操作性和实施细节，尽可能集众人智慧、纳百家心愿。中国去年出台的“十一五”发展规划，采纳了412万人的建言，包含着许多数字化的政治目标。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罗列的是实实在在的项目。

　　政治改革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通过立法对政治人的行为作硬性规范，立即执行；另一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形成“官场惯例”，对政治人行为加以软性约束。在民主制度“自然形成”的英国，惯例（也就是不成文法）在政治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惯例”的形成比法律更有效，因为其覆盖面要大得多。

　　从中国近几年的政治发展看，一些“惯例”似乎正在形成。比如，部门首长在所管辖领域出现大问题时，要主动请辞或被免职；省市级官员上任时发表就职承诺，公开执政思路；遇到突发事件，相关官员必须到现场与老百姓协商解决问题等等。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说地方领导人换届过程中将贯彻“三个扩大”，即扩大提名环节、扩大考察环节、扩大选举环节，意味着在官员任命上比以前的“干部任命公示制”又迈进一步。

　　但应当看到，中国潜移默化的政治改革虽有“从善”、“民主”的特色，但在大众知情和舆论监督上又有点乏力，没有多少“治恶”的机制。“精密化”政治可以说仍是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

　　对于政治体制的远景，中国领导人有相当清晰的认识。胡锦涛说中国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温家宝说在一个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将来能够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都表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体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

　　积极地为民主建设“增量”，应当是当前中国政改的“作为之处”。党内民主的扩大，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民主协商，都有助于增加决策精确度，消除官本位。但这还不够，官员的民主意识不是语言教育出来的，而要经过辩论、监督、问责、选举等具体的民主实践来冶炼才能深入官心。

　　各级政府出台新政策，是否预先公布草案，让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公开进行辩论、补充和修正，并且形成日常惯例而不是一年一度？党报党台在用老百姓能够听懂的“人话”传播和解释大政基础上，能否更多地担当纪检责任，督促官员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对于渎职或失职的官员，能否采取更严厉手段追究责任？能否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实行差额选举，来减少腐败、刺激官员有为？

　　培养大众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平常心，也是政治改革的重要项目。民族主义的宣传、狭隘爱国意念的灌输，消费主义的流行，都或多或少地鼓励着偏激而不是中庸。没有心平气和的国民心态，就没有实行民主的基础。但只有让大众对国内外行情都有较全面的了解，才不会盲目媚外，不会想当然地贬低本国制度。

　　中国步入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还有很痛苦的路要走，最主要的是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实践的稳健。（作者：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陈冰）

李金华：审计抱怨独立性不够是盲目与国外攀比

【网讯】据中国审计报报道，审计长李金华近日批地方审计教条主义色彩严重，不考虑国情的和国外比较，他并要求地方不要抱怨不够独立性，要发挥自己最大效能。

　　李金华是在审计署2006年度第三期市(地)和县级审计局长培训班上发表上诉讲话的。

　　报道中引述李金华的话说，从中央到省、市、县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差别，要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主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署里的总体规划生搬硬套到市(地)、县级审计局，这是不可取的。

　　他并要求，地方审计局要承认差别，不要上下攀比，要实事求是，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效能，尽最大可能做好工作，同时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审计有自己的特色和国情，地方审计机关不要教条地和国外比较，不要抱怨审计的独立性不够，这是宪法规定的，要有清醒的认识。

　　除了审计的独立性备受外界质疑外，民众对只审不计较的意见更大。尽管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支持审计署掀起审计风暴，但多数被审计点名的违规中央部委都属于强势部门。评论指，中国民众对于这样“走过场”的审计，已出现“审计疲劳”。

民间缺乏社会认同感 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

　　最近，“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突然被翻出来炒得甚嚣尘上。一些时髦经济学家宣称：年收入6至50万人民币的人群就可以归入中产阶层，并因此乐观预测，未来无年内中国将诞生3.5亿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庞大的富裕群体，将构成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

　　这个标准的一出台立刻引发了很多争议，有反对者撰文“中国有中产而无阶级”，而海外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将这个话题引到了一个新高度。

　　应该肯定，这是一个好话题。因为围绕这个话题，可以让我们认真审视我们的国情现状，可以让我们撇开华丽的泡沫陶醉而从众说纷纭的声音中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症结，其积极意义是鲜明的。

　　但是，仅仅争论这个标准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更积极地说，我们的视线应该放在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拒绝认可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如何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加入这个阶级？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起到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的作用吗？这样，对于一个形而上的讨论才有了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发现：中国真的没有中产阶层。

中产的本质：对社会的认同感

　　溯本求源，何谓中产？

　　中产的本意是指位居于这个社会的中坚群体。但它之所以引人关注，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群体数量的多寡与社会的稳定性息息相关，他们代表着温和保守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从经济上讲，这个群体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

　　结合转型期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的现实来看，自然各级执政者是希望这个数字越大越好，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但是问题产生了。按照经济学家的定义，单就收入而言，不管是有车还是无车，有一套房还是两套房，很多工薪阶层的人都可以归入其中；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疑惑“我怎么能够算中产？”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对社会的认同感，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缺乏安全感与认同感，更深层次是对社会的未来缺乏信心，这并不是一个单纯形而上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仅就微薄的救济金来说，别说维持中产，就是赤贫都不为过。他们今天的奋斗，更实质意义上是为自己的未来奠定保障。相比欧美的失业群体，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外，还可以享受“失业旅游金”，这足以让很多中国的中产为之动容了。

　　所以，单一经济纬度的概念不足以支持一个中产阶级的存在。从物质的层面来看，要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需要许多基础的配套——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以及就业。没有这些基础的支持，即使现在有钱，那么他看待未来的双眼仍然是迷惘的。

　　更深一层看，没有认同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因为在文革前的那个时代，尽管物质贫困，也能仰头有星光可遥遥相望。而在我们邻近的印度，那里最高的建筑不超过三层，他们也会认为那是世界上第二富有的国家（第一富有的是美国），民众乐天知命。所以，中产这个概念争论所引发的，其实真实地反映了信仰失落的本质。

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导向对中产阶层的扼杀

　　事实上，从历史的纬度看待中产阶级，我们的结论也是悲哀的。

　　从秦王朝开始，我们这片土壤便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官本位”的烙印，围绕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产”也仅仅是君王的恩赐，这种经济与政治权的不对等诞生了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锥形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的思想是“学而优则仕”，而经济只不过是社会形态的一个附庸而已。

　　与西方多方博弈的民主制不同的是，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中国必须要与国情特点相联系进行修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权力是社会的枢纽，失去权力庇护的财产也难免是飘摇的浮萍。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资产阶级萌芽，如果没有形成官僚买办，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仍然是极不稳定，朝不保夕的。所以，中产不及中权，县官不如现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今天比比皆是的腐败不过是历史惯性的延续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待居于社会中间层的无非就是两类人，一类是主动依附于权力轴心，比如国家机器的构成，今天的公务员和垄断型国企的员工可以归入其中；另一类则是被动依附的群体，老板的“参政议政”也无非是寻找更好的途径保护自己的资产。因其主动或被动依附于权贵，所以立场也不是温和、中立的，那中产的前提也是不存在，这个中产阶层真是“伪命题”。

　　这点也可以从国家制度的执行中得到印证：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1年》的数据，从1985年至2000年，国家财政税收总额从2040.79亿元增至12581.51亿元，年均增长12.89%，同期国有企业的所得税从595.84亿元增至827.41亿元，年均仅增长2.21%。而同期平均每年对国企亏损的补贴近300亿元，累计补贴达到3088.2亿元。如果无法回避绝大多数国企都享受着国家赋予的垄断权力的现实，那么就不能否认社会财富通过制度都向权力集中的现实。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权力机构与社会群体承担的税费是相等的，但其享有的社会保障却截然不同，一个年收入6万元的公务员可以称自己是中产，而年收入60万元的小老板却不敢自居，就是这种权力分配中心的体现。

　　如果说社保系统的欠缺及历史文化的局囿是受困于中国国情，那么，现有政策对中产阶层的围剿，则是中国没有中产阶层的现实原因。

　　先看税收。监管越来越严的个人所得税，其起征标准，不管是以前的800元也好，还是现在各地不同的1200元、1600元，针对的主要对象，基本上正是所谓的“中等收入者”。赤贫者与巨富者，基本不在受控的此列。

　　再看最近热闹非凡的对房地产出台的一系列严苛政策，除了紧缩银根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二手房交易的征税年限和税率提高，表面目的是打击“投机”，殊不知，有点实力又只能企望通过投资房产获利的，绝大部分又正是所谓的“中等收入者”。

而提高轿车消费税等政策，同样是打着缩减贫富差距的旗号，行扼杀中产阶层之实：真正的高收入阶层并不在意，而赤贫者则根本与此不搭界，感受最深的，仍是“中等收入者”。

中国中产阶层在哪里

　　中国要形成中产阶层，必须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成熟：

　　从外在环境而言，除了应尽快完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和提高社会公民权利外，全社会需要注意真正着力于培育这个阶层的成长。中产阶层是最保守的阶层，最希望社会稳定，也因此，他们并不追求更多的话语权，在政治上的声音相对较弱。这个时候，政策制定者需要摒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习惯，有意识维护“中等收入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同时，也要力图营造并着力宣传公平向上的环境，使低收入者能真正实向上流动。

　　而从一个阶层意志自身的角度而言，则需要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发挥价值引导作用，这样才能担负起稳定的重任。如果继续延续经济至上的思维，将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压榨、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上，其未来的空间只能越来越小，直至被社会所抛弃。

　　无论如何，我们期待中国产生一个未来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也希望这个阶级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有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和空间。

从上海社保基金弊案想到“财经郎咸平”停播

　　7月17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涉嫌违规使用32亿元社保基金而落马、利用这笔违规社保基金迅速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也被相关机构调查、涉案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韩国璋和董事长王成明也被审查、上海电气已有3名高管在接受调查。

　　有知情者称，祝均一违规拆借的32亿元社保基金是给了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上海福禧投资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而祝均一在此笔贷款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回报。

　　这项案件还在调查中，但呈现出来的表像已令人感觉到整个案情涉及金额之巨、影响之大，在上海历史上尚属罕见，而涉及本案的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之间，一改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

　　这次调查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被平民百姓视为“保命钱”的社保资金却被投入豪华地产项目，甚至被相关人员盗用以中饱私囊。

　　台湾巨亨网发表评论指，由此想到，此前，中国已停播引起争议的经济评论家郎咸平的电视节目“财经郎闲评”。香港金融学家郎咸平2004年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推出财经评论节目后引起轰动，他的言论引起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对改革的反思，对进一步改革的热情。但是奇怪的最后被以他没有达到电视广播普通话水平为由，终止了这个电视节目。

　　的确，郎咸平先生对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过抨击，称最近几年，一些企业家财富积累速度很快，其中涉及的腐败现象令人日益感到忧虑，等等批评言论触及了中国大陆经济或者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但不同寻常的是，郎咸平并非批评政府过度控制经济而引起争议，此前与目前都有许多支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有时冒着丢掉职业的风险，都曾提出这种批评。

　　听说，如果郎咸平的节目不被封杀，那么他马上将就计划解读上海滩大富豪张荣坤的致富之道：一个从事粮食加工、家俱制造、默默无闻的普通商人张荣坤突然以巨额资金收购了“沪杭高速”公司上海段运营的九成九三五的股权，他的钱从何而来？上海社保基金是否可能被挪用了？

　　但是郎咸平振臂一呼的愿望终没有实现，看来金融部门并非不知道社保基金出现了问题，也并非比一介书生的郎咸平教授更后知后觉。如此急切地封杀，却正说明某些别有用心的部门目前急于控制有关敏感经济问题的公众辩论。

中央收紧土地“闸门” 地方囤地手法花样翻新

【网讯】国务院最近发出加强土地调控通知，进一步收紧土地“闸门”，这是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又一记重拳。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囤地手法也不断花样翻新。

　　“以租代征”是典型手法之一，即乡镇以低廉的补偿为代价，比如给农民上小城镇养老保险，收走土地。在“出租”的幌子下，乡镇规避了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农用地转用审批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而农民并不知情。

　　“金蝉脱壳”则较隐秘，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一块52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就是这样被倒卖的。这块土地原本属于惠州市东华集团有限公司和当时的惠阳市(现已改为惠阳区)灏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有。两家公司在拿到土地使用证后，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将土地使用证直接更名过户到新公司名下。然后，两家公司从新公司撤股。土地换了东家，操作者成功地偷逃了巨额土地转让税费。

　　据分析，当前的囤地手法与过去明显不同，违法者往往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暗中通气，得其“特许”；有的甚至取得当地国土部门“手续”，打着“合法”幌子，在土地使用权证大做文章，人为地制造“迷局”。

北京对达赖采取两手政策 一边接触一边抨击

【网讯】近年来，中国当局不断和达赖喇嘛的特使接触﹑沟通谈判。但同时，北京主管西藏的官员不断高调抨击达赖“变相独立”，并拒绝接受达赖的“不独立中间路线”。

　　近年来，由于达赖喇嘛提出了不独立的中间路线，北京一直在同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谈判，但外界对谈判内容所知不多。种种迹象表明，双方谈判进展并不顺利。

　　流亡瑞典的中国作家茉莉在最新一期开放杂志发表题为“中藏会谈突然恶化”的文章说，一些西藏人有这样的疑虑：达赖喇嘛都不要独立了，为什么中国当局还是不让他回去﹖

　　最新一期香港中资刊物广角镜发表“揭密达赖与北京会谈过程”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安然说，达赖提出了“大西藏”构想，完全不切合实际，被北京认为是“变相独立”而加以拒绝。

　　最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也证实了这点。张庆黎说，达赖喇嘛“行动和事实相矛盾”，“没有一天不在企图分裂祖国”。张庆黎说，达赖“所谓中间路线实际意思是，他想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的藏区并入西藏。他想管理这么一个“大西藏”。

　　张庆黎说，达赖喇嘛“还要求解放军撤出这个地区，并且，他还要回到以前黑暗﹑苦难的神权封建农奴制。在旧社会，政府官员﹑贵族和僧侣统治了95%的人口。他甚至要求比香港﹑澳门更多的自治。那就是分裂”。

《学习时报》吁开放非政府组织 但须限制四类活动

【网讯】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登署名文章，明确建议中国政府对在华的非政府组织（简称NGO）的活动，在实行开放的总前提下，应对其围绕国家安全、国家整体利益、执政党地位、宗教展开的四类活动加以限制。

　　专家指出，中国当局对宗教事务和宗教组织，有其特定的国策和相应的管理，必须将在华NGO和外国宗教组织加以区别。这些组织只要真正从事的是公益性社会活动，就可以允许它们正当地开展活动。但必须明文禁止以NGO的名义在中国发展宗教组织，招收宗教信徒及传教活动。

　　中国的NGO群体也十分复杂，有几个不同的来源。政府机构自己建立了几个庞大的基金会，例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少年儿童基金会、中国慈善总会和扶贫基金会。在一些外国人看来，这些不是真正的NGO，因为他们是由政府组织的，而没有独立的动因。

　　近几年来，由个人建立的新成长的草根NGO，他们提供服务给社区中需要帮助的人（例如残疾儿童），或者在特定的问题上提高意识（例如妇女权利和环境保护）。这些生气勃勃的社区组织，正在迅速扩大中。

　　中国政府对这些更加独立的群体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想要鼓励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也想预防引起社会分裂的群体。

　　不过，中国官员日前首次对外表示，非政府组织（NGO）将是中国防治爱滋病重要力量。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防治爱滋病，我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可能更大。”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日前肯定环境NGO对推动政府解决问题有独到的作用，并表示政府需要通过立法以保护NGO的权益，帮助NGO成长。

　　这些都说明，中国NGO的地位与合法性日益明朗化。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NGO人士透露，中央政府对NGO的态度，从观望、防范、怀疑，到现在的积极合作，期间是经过了一段深入调查。他说：“中央终于认识到NGO不妨碍和谐社会，而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股积极力量。”

高燕陈启明升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网讯】中国国务院已任命高燕、陈启明为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并免去何晓卫的澳门中联办副主任职务。

　　高燕生于1958年11月，籍贯为河北交河，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7年3月参加工作。1982至1995年6月在外经贸部工作，先后任经贸部办公厅副处长、处长；1995年6月至2001年1月为外经贸部办公厅副主任；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升任外经贸部办公厅主任，并任新闻发言人；2003年6月至8月为商务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2003年8月至2006年9月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从高燕的履历看，她与前澳门新华社社长郭东波的夫人、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李国华有上下级关系。

　　而陈启明则是1953年12月在澳门出生，现年五十三岁，籍贯广东台山。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社会科学学士。曾任前澳门新华社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部长，原任澳门中联办社会工作部部长。澳门特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因此可以说，高燕、陈启明都是荣升一级，亦即由司局级晋升为副省部级。

　　澳门中联办这次人事异动，应属正常的人事调整。被免去职务的副主任何晓卫于1946年6月出生，现已年满六十岁，符合副省部长级及以下级别官员退休年龄。

　　但分析指出，不排除与中共“十七大”前夕的人事布局有关，因为在中共“十三大”时，前澳门新华社副秘书长、澳门当地官员区仲文当选为“十三大”代表；如果中共“十七大”代表中，也在澳门特区安排当地官员名额的话，陈启明当选的机会就甚高。

　　实际上，除创办人柯正平外，陈启明是新华社—中联办系统中，澳门当地官员里任职最高者，也是首位副省部级的当地官员，显示中共中央颇为重视中共澳门工委的当地官员的位阶。

中央九部委及六省高官齐聚郑州低调商中部合作

【网讯】中部六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部分中央部委负责人不事张扬地汇聚郑州，参加“中部论坛”郑州会议。“中部崛起”的横向合作付诸行动。

　　一位参加了此次会议的人员说，“相当的低调，”“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一再强调，‘不发宣言，不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也不做会议纪要’”。

　　上述人士称，“会议议程为一天，18日当天即结束了，晚上河南方面除设宴款待外，还有安排观看歌舞剧《风中少林》。19日还有一半高官留在郑州。”

　　《河南日报》18日报道称，“此次会议由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承办，旨在交流经验，探讨问题，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为实现中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方针团结奋斗。”

　　报道称：“当前，东部地区率先领跑，西部大开发势头正猛，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也已开始振兴。站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看，中央对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寄予厚望，中部六省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除六省省委书记、省长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民航总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九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副部级）也参加了会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说，“这样高规格（会议）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议题，”“比如横向的区域合作问题。”

　　刘道兴说，“目前中部六省各自规划有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皖江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等和核心发展区域，如何在产业发展规划布局、政府税收和土地政策等方面进行合作，实现协调发展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部六省不能各自为战。”

“权力掮客”推动腐败蔓延 权钱交易像黑市买卖

【网讯】前不久，广西南宁检察机关破获了一起关于房产测绘的重大商业贿赂案件，市内各城区的房管所所长几乎全部牵扯进来，拖他们“下水”的是一个叫张福武的年轻人。而张福武的背后有一个神通广大的“中间人”帮助其结交各个受贿者。这一连接权钱交易买卖双方的“权力掮客”成为推动腐败蔓延的重要力量。

　　张福武原是南宁市房产管理局测绘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工作几年后发现房产测绘是一块有利可图的“肥肉”，而通过市房管局下属各城区房管所则能直接占领市场。于是，张福武办了一家测绘公司，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请南宁市各城区房管所所长吃饭。但苦于年纪轻、资历浅，以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请南宁市各房管所所长吃饭，张福武“脸面”恐怕还不够大。

　　愁闷之际，张福武想到“托人”帮忙联络各位所长“大人”，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救星”李福泉(化名)。李福泉时任南宁市永新区房管所副所长，颇有资历。据圈子里的人说，此人为人处世相当圆滑，各个城区的房管所长他都能“摆平”。随后，在李福泉的帮助下，张福武很快就把各个城区的房管所长“请”了一遍。每次包厢只坐三人——张福武、李福泉，还有一个就是请来的房管所长。酒桌上，张福武开门见山地承诺让这些房管所长“提成”：房管所长每介绍一笔测绘生意给自己的公司，他就拿出测量收入的30%用现金支付给房管所长，后来提成比例一度提高到50%。

　　李福泉之所以这样热情地牵线搭桥、充当权钱交易的“介绍人”，并非出自朋友义气。张福武许诺，只要与房管所“联合”开展业务成功，李福泉就可以按照实际总收入的3%提成。而李福泉后来也官运亨通当上了所长，他除了每个月能拿到3%的“感谢费”外，还享受到了提成30%的“正职待遇”。

　　权钱交易很像黑市买卖，交易双方都时刻担心“见光”，这就决定这种“生意”只能在互相熟悉、放心的“圈子”内进行。既然只要打通“关节”就能“赢得”市场，那么进入“圈子”则好比是获得市场准入。

　　在业内打拼了多年的医药代表黄先生透露，“在医药代表的同行中有不少人暗中从事这种交易。” 医药行业中的“掮客”多数是业内人士，也有一些官员子弟，这些人往往跟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党委、政府有关领导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普通医药代表软磨硬泡几个月未必能找到门道，这些人只要一个电话，很多事情都可以迅速“摆平”。

　　“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介绍贿赂行为，就不会发生贿赂犯罪。”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龚振中律师说。更关键的是，这些“权力掮客”极大地扩大了腐败的范围，将一个行贿者的能量放大了数倍甚至数十倍。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罗国安说，“权力掮客”们有三大共同点：一是神通广大，有着广泛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左右逢源，善于应酬；二是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双方都依赖这个中间人的身份；三是成功地降低了行贿受贿的风险成本，为行贿受贿开辟了一条相对封闭、可靠的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中间人去了解接触办事所要找的关键人物，这是很普遍的情况。“只要中间人没有在办成事后收受别人的财物，就不好追究他的责任，而且如果这个中间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司法部门就往往不会去关注。”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向安贵坦言，“此类活动实在太隐蔽，取证难度比商业贿赂更大。”

安徽省委人事变动 刘春良调任安徽省纪委书记

【网讯】日前中央决定，孙志刚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刘春良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省纪委书记，杨多良不再担任安徽省纪委书记职务。

　　据悉，中央及地方纪委近期人事变动频发，福建、四川、山东都相继更换了省纪委书记。此外，中央多个部委的纪检组长近日进行了调整。在最新的任命中，较为引人瞩目的包括，中纪委四纪检监察室主任石生龙升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杨利民调任交通部纪检组长。

　　在今年早前的调整中，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贾福兴出任国资委纪委书记，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出任商务部纪检组长，原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副组长曲淑辉调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组长。

　　在这轮调整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中央部委官员出掌地方纪委，其中包括交通部纪检组长金道铭出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长叶青纯出任河南省纪委书记，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陈文清调任福建省纪委书记。而在今年早些时候，重庆、湖北、陕西等省纪委亦先后换将。 　　

新华社：限制外国通讯社是当局授权 无经济利益

【网讯】在新华社订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之后，多家外国通讯社和新华社指定的机构洽谈代理业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员表示，新华社只是中国政府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没有经济利益。

　　据悉，正在与新华社指定的代理机构洽谈代理业务的包括路透社、彭博社、道琼社、日本时事社等通讯社。国新办官员表示，不干预信息供应方和代理方的业务洽谈，并给予充分的过渡时间。

　　报道同时引述国新办官员表示，这项办法没有限制外国通讯社的新闻采访活动，也不会影响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合法发布信息的权益，更没有改变中国保障外国媒体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新闻报导的承诺。

　　至于“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包含十项内容，这个未具名的官员称，有关规定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管理外国新闻信息入境传播时都有类似内容。

　　对于有评论认为，新华社订定这项办法，是为了垄断信息，以赚钱为目的，这名官员则表示，新华社是获得国务院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并没有经济利益。

　　新华社于9月10日公布新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社批准，由新华社指定的机构代理，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新华社也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有“选择权”。

　　“办法”就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内容作出规定，包括：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誉、利益；不得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

　　还规定，不得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和伤害民族感情；不得散布虚假信息，扰乱中国经济、社会秩序和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不得宣扬淫秽、暴力或者教唆犯罪；不得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社会公德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得含有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它内容。

　　“办法”赋予新华社对于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选择权”：发现含有被禁止发布内容的，应当予以删除。

《人民日报》取消华东和华南两个地方版

【网讯】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将从明年起调整版面结构，取消华东和华南两个地方版，同时着重做好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行工作。

　　据人民网报道，人民日报明年起将实行统一版数、统一订价，不再续办“华东新闻”、“华南新闻”两个地方版，同时并且降低华东、华南地区《人民日报》订价。

　　报道说，目前人民日报社正在加大投资、增加印刷点、扩大彩色印刷，并且以加强中国大陆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印刷和发行为重点，完善印刷点的布局和报纸的发行网。

　　此外，《人民日报》将于明年秋季前，全面基本实现彩色印刷。

安徽省三名厅级官员因受贿百万相继被查处

【网讯】安徽省三名厅级官员腐败案分别有最新进展，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从善明受贿案开庭，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被判无期。

　　卫生厅副厅长尚军被公诉：

　　今年52岁的尚军(女)在2005年担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之前，先后任该省原阜阳地区(后改为阜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院长，阜阳市副市长，阜阳市委常委兼纪委书记，阜阳市委副书记等职。其涉嫌职务犯罪一案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管辖，该省安庆市检察院于2006年3月18日对其立案侦查，3月30日依法决定将其逮捕。6月21日，案件侦查终结后被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指控称，1992年至2005年尚军在阜阳市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发包工程、提拔调动干部、分配安置工作和干预案件等途径，先后收受41人所送钱款计人民币90万余元、美元2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其还对98万余元的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不过，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尚军在案件的侦查阶段，能够积极主动交代自己的全部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系自首。同时其还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

　　在向尚军行贿的人员中，大多都是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官员，同时也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工程承包人以及有关案件的当事人。

　　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从善明收受贿赂102万：

　　经过安徽省蚌埠市中级法院9月18日下午和9月19日上午的一审开庭审理，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从善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的庭审全部结束，法院没有当庭作出宣判。

　　据了解，今年61岁的从善明，从安徽省淮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该市政协副主席，在前后10年的时间里，工作岗位虽然换了三次，但其受贿“习惯”却没改变。

　　检察机关指控称，从善明在1994年至2005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67人的贿赂折合人民币102万余元、美元1.05万元，同时其还利用职务便利，经个人决定，用本单位100万元存单为其他单位提供银行担保，挪用公款30万元归其他单位使用，收受他人财物，谋取个人利益。

　　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被判无期：

　　9月18日，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副厅级)案有终审结果。安徽省高级法院终审裁定，驳回陈兆丰的上诉，维持原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今年6月，淮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兆丰单独或者伙同其妻王胜春(另案处理)受贿人民币283万余元、美元800元，还对人民币545万余元、美元6996元和港币1.677万元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陈兆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其犯罪所得。

　　一审宣判后，陈兆丰不服，以自己有投案自首行为，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兆丰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时，虽然坦白交代了已被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并供述了没有被有关部门掌握的受贿及转移家庭财产的事实，但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而属于如实供述同种罪行，原判据此已对其适当从轻处罚，故而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遂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