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建议程翔承认泄露国家机密争取减刑
【网讯】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判以间谍罪已接近三周。有熟悉内地法律的学者建议,程翔案上诉时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亦即承认疏忽泄露国家机密,争取减刑,或可实时获得释放。不过,程翔太太刘敏仪表示,争取减刑只是“其中一个考虑”。
程翔事件关注组及一批香港大学校友约三十人,18日举行研讨会,并邀请多位法律学者探讨网上流传的程翔案判决书的理据。王友金指出,根据内地刑法规定,必须证明被告有“故意”的成分,才能构成间谍罪。他又说,虽然证据不足,但内地现时法制不健全,案件又涉政治考虑,建议以“控辩交易”方法,即辩护律师与检察一方商量,让被告承认一项较轻罪名。
王友金说,程翔可以考虑承认泄露国家机密罪,以换取较轻的判监三年及缓刑两年而可以即时回港。他认为,采用“控辩交易”做法,既可争取程尽快回港,同时让内地当局有“下台阶”。不过,刘敏仪无直接回应是否采纳,又说仍未知道内地法院会否开庭审理程翔的上诉,估计这需要个半至两个月,又指今次上诉会提新证供,包括内地执法部门在搜证程序上出错。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判决书立论粗疏,看不到足以令程翔间谍罪成的理据,程翔只是“怀疑”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是间谍组织,与“明知”它是间谍组织,在刑法上有天渊之别;而判决书指该基金会所属的“国安会”,只是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与负责情报工作的政府部门“国安局”不同。
程翔太太刘敏仪18日亦有出席座谈会。她表示,程翔目前变得消瘦,又有血压高和心律不正常等症状,而且精神压力很大。她曾申请探望程翔,但不获批准。
程翔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 将有可能保外就医
【网讯】日前因为间谍案而被中国法庭判五年监禁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记者程翔,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可能会被保外就医。
56岁的香港籍的程翔,2005年4月在中国大陆境内被捕,不久前,北京一家法庭宣判程翔向台湾情报机关输送国家机密罪成,因而判程翔坐牢5年。
香港《大公报》引述程翔妻子刘敏仪说:“程翔的体重掉很多,高血压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另外一份香港报纸《南华早报》引述律师报道说,程翔的病况可能导致他被保外就医。
刘敏仪在18日表示,她一直在搜集证据提出上诉。相关报道引述刘敏仪说:“我们的目标是上诉要求取消间谍罪名。” 程翔正在等待上诉的庭审。
而有熟悉内地法律的学者建议,程翔案上诉时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亦即承认疏忽泄露国家机密,争取减刑,或可实时获得释放。
中国偷偷研发生化武器?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到底有没有生化武器,外界无人知道
世界上有157个国家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148个国家签署了《生物武器公约》,公约禁止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已存在的应予以销毁。中国和美国也都是两个公约的签署国。然而,美国多次怀疑中国违背两个公约,秘密发展生物和化学武器。上周四,美国再次表示,中国可能正在发展尖端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9月14日,美国国务院主管武器管制和不扩散协议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萨特女士表示,对某些中国公司继续参与武器扩散的行为感到失望,对中国政府的不扩散承诺表示忧虑。德萨特说,美国仍旧认为,中国正在研究尖端的生化武器并具备大量生产的能力,但是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
德国学术与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研究组负责人特莱讷特说,目前对中国违规武器的怀疑主要集中在生物武器领域。他说,“在生物工业领域,民用和军用经常有很密切的联系。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发展生物武器对于中国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公约允许各国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对生化武器的防御措施进行研究,比如解毒剂等。但在量上有严格的限制。特莱讷特说:“在西方包括美国,这方面的研究通常是在私有领域进行的,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在中国,进行研究的通常是国家机构。因此有看法认为,国家机构进行的研发更有可能运用于军事领域。美国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摆脱嫌疑,有多个国家及国际专家都曾表示,怀疑美国的防御性研究超出了公约允许的范围,但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
中国于1984年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特莱讷特说,“国际上对与中国是否拥有化学武器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签署公约时,中国宣布拥有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但并不拥有化学武器。那么,疑问就是,用这些设备生产的化学武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中国也没有建造任何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而美国则公布了自己所拥有的化学武器,并逐步进行销毁。当然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
在国际上解决化学武器的争端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多边国际组织 –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该组织每年进行例行性检查,中国至今已接受过数十次检查,未发现有违反《化学武器公约》的行为。倘若一个成员国怀疑另外一个成员国有违规行为,可以向该组织提出申诉要求,该组织将在要求下进行调查。但至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国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美国也从未提出过。类似争端大多通过外交等其他途径在成员国之间解决。
对于生物武器的监控,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多边组织。
三成上访涉村务公开 广东将派检查组下乡暗访
【网讯】目前广东三成上访涉及村务公开。对此,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周炳南表示,村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将于10月上中旬组织5个检查组,对全省40个县(市、区)中的160个村的村务公开工作进行一次明察暗访。
据了解,从9月11日至15日,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派工作组对广东村务公开工作进行督查调研。督导调研组在深入云浮、佛山、汕尾三市调研后,于17在广州召开情况汇报会。
周炳南指出,今年以来上访事件中就有3成涉及村务公开。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领导成员、民政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刘光和也表示,民政部接到的群众举报中,也有20%至30%涉及村一级。
为此,广东省村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于10月上中旬组织5个检查组,对全省40个县(市、区)中的160个村的村务公开工作进行一次明察暗访。
广东近两年来多次爆发集体时间,广东新会近日爆发警民冲突。由于不满政府征地赔偿过低,并禁止村民在村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新会沙堆镇近两千名村民13日群情汹涌地围堵镇政府,当局出动三百多名武警及防暴警镇压,冲突中至少十名村民受伤,其中五人伤势严重,需留院医治。
房价连着地方财政 中央能否真的痛下杀手
卖地生财古今皆然。现今许多地方卖地可不只是生财,而是要确保政治稳定──卖地吃子孙饭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需要,且后一种需要大于前一种需要。
卖地事关重大,决定着地方政府倒腾农地包括盘活城市商业用地(又称“经营城市”),必须有足够的“买卖差价”。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由此而生,高地价成为商品房价格失控的最本质因素。
地价究竟高到何种程度?先看上海社科院新近的一组调研数据。长三角农村,政府从农民手里征地,均价2.5万元至3万元/亩;一级市场出让价,15万元至35万元/亩;二级市场出让价75万元至150万元/亩。区域内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商品房用地,投标竞拍成交价750万元至1500万元/亩。若在上海市区较好的地块,如此高价恐怕还拿不到地。
《中国保险报》发表评论指,一亩地667平方米,按平均1:1.5的建筑容积率算,可供建房的建筑面积大致千余平方米,若土地竞拍成交价取1000万元/亩,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所含土地价就是一万元。这还不包括各种所谓配套收费和巧取豪夺的搭车收费。你说,城市的商品房价格能有大的下降空间乎?
地方政府倒腾土地汲走了几十甚至数百倍的“土地差价”,人们却还说不出有啥不对的:一、地方政府是国有或农村集体土地事实上的所有者代表;二、竞拍是市场化手段,披改革的外衣,名义上正当;三、地方政府悄悄拧紧供地“闸门”,竞拍价必居高不下,是为有形的手操纵无形的手。再外加城市化过程至少延续几十年,商品房价咋能不涨哩!房价暴涨,开发商的“无良”等因素也在起作用,但不是操纵房价的主导性因素,开发商充其量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同盟罢了。
国务院“通知”似乎要正视上述问题了——有媒体据此作出乐观预测。我看未必。这个“通知”看似要对地方土地出让金开刀,可这刀很难真砍下去,乐观者显然缺乏对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的实际了解。许多地方,卖地所得占到政府年度财政总进项的60%甚至更多。就算像上海这样的“经济高地”,土地收益等也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25%。
早几年,南美洲的阿根廷出现全国性动乱,西方报纸喻为“国家破产”,这比喻特形象,那时候那个国家金融体系全面崩溃,政府负债累累揭不开锅。实际上,这种情况虽未出现于中国的国家层面,但在地方一级,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却相当普遍(按国外的标准足已够上“破产”)。而且不光是中西部地区,就是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这种情况同样触目惊心。为此,由杭州市率先发明的“经营城市”(核心就是卖地)迅速成为各地的救命稻草,由是,商品房价格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这办法其实质就是吃子孙的“卯粮”,只是谁也不予点破罢了。
这办法不光吃“卯粮”,也视同于直接和间接地盘剥购房者,若把话儿说破,其实就等于用百姓的钱去填地方财政的“黑洞”。假如把土地供给的“闸门”开大,地价下来拉动房价下跌,“黑洞”如何填?为啥调控房价一年多了,始终不敢从大幅增加土地供给这个根本调控环节下手——说白了,是不好下手呀!“房价连着政治”,而地方财源枯竭也涉及政治,哪个“政治”更大呢?
明白了这个道理,要降房价先得大幅压缩政府开支,目前可能么?既然不可能,房价绝无大幅下跌之可能。何况房价大跌,脆弱的金融咋办?(作者:鲁宁)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初定明年十七大会期
【网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下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有两项主要议程,即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 讨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而从以往几届六中全会的议程惯例不难判研,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有可能做出决定,初步提出明年中共十七大的会期区间。
根据中共党章,如无意外情况,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十七大料在明年举行。依照全会惯例,十七大召开前夕将举行十六届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将敲定十七大的具体会期,讨论并通过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七大的报告。
而十七大的大致会期会否在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敲定值得期待。检索从十二届到十六届的党代会和全会资料不难判研,全国党代会的大致会期都是在一年前的上届全会上提出的,无一例外。不仅如此,这一敲定大致会期的全会基本上都在各届六中全会。
例如,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十六大于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五大于明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其间,只有十三届例外,决定下届党代会的大致会期的,是在八中全会。该届中央委员会跨越1987年到1992年,其间多开了两次全会。不过从时间上看,十三届八中全会也是在十四大召开一年前确定该次全国党代会的会期区间的。
若如上所料,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十七大的大致会期,那么意味着中国社会生态将从此进入迎接十七大的政治周期。
忧大陆地价暴涨 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台商访京
【网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将在18日率数名大陆台协会长抵达北京,与中共中央台办会谈台商权益保障问题,会后双方将发表共识。中共领导人则将于19日在中南海紫光合会见江丙坤一行。
台商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是国民党与中共主谈的项目,很受台商相当关注。香港《文汇报》说,江丙坤18日和中共中台办会谈后,双方将针对台商提出的焦点问题发表共识,以解决台商所遭遇到的问题。
台商关切的问题尽管涉及方方面面,不过主要还是融资和土地暴涨。从2005年举办首届国共台商权益保障论坛后,台商便提出融资的急迫性,大陆也分别在去、今年和国家开发银行及华夏银行达成协议,提供台商各五百亿及三百亿人民币贷款,但由于条件严苛,对没有抵押品及不动产保证的中小型台商根本没帮助。
此外,大陆宏观调控一波接一波,今年初以来不止上海,地价暴涨城市还包括重庆、成都、深圳等地,经济过热导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严格执行政策。上月,中央再度调涨土地价格,涨幅将近50%,不少台商取得土地成本暴增。据悉,这些问题都是台商所关切,也将是江丙坤将向北京反应的主要问题。
地方官冀望改运势吸引投资 中国城市流行改名
【网讯】有些人想藉改名字改变自己的运势,中国一些城市,也想改个比较响亮的名字,方便营销城市,发展经济。
据《河南商报》报道,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旅游局副局长宋昌希望能把周口市改为“陈州市”,淮阳县改为“陈州县”。
宋昌推算说,如果淮阳县名能改名为陈州县,当地人每人每年能增收人民币一千元,淮阳县有130万人,总计就是13亿元的收入。“从长远来看,说‘陈州’招牌值一百亿元不为过。”
周口市知名度不高,有时会被误认是北京的“周口店”,周口市发改委综合科科长刘向杰说,“省外知名企业没有听说过周口市,不愿意来投资,经济总量排名总是在全省倒数。”
但是周口市的古名“陈州”,名气就大多了。讲起包青天到陈州放粮铡国舅庞昱的戏剧桥段,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同时,陈州淮阳县也是华夏始祖伏羲氏的陵墓和殿堂,号称黄河文化发祥地之一。
先前别的城市改名成功的例子,更吸引周口市想改名。湖南省张家界市前身是大庸市,大庸市名不见经传,但在1994年更名张家界市后,名声大噪,经济飞速发展。
为了朗朗上口的“夜郎自大”的成语,现在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也相互争夺想把地名改为“夜郎”。
原驻港部队副政委李文潮少将调任驻澳部队政委
【网讯】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对外新闻发言人17日发布消息,根据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发的命令,驻澳门部队政治委员杨忠民少将近日调离驻澳门部队,升任新的职务;李文潮少将任驻澳门部队政治委员。
杨忠民少将,1952年出生,湖南人。历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2001年任驻香港部队政治部主任,2004年1月起担任驻澳门部队政治委员。2003年晋升少将军衔。
李文潮少将,江苏盐城人,1952年出生。原任驻港部队深圳基地政治委员,驻港部队副政治委员。2003年晋升少将军衔。
临近十七大,中国军队的人事变动频繁。近日,解放军除总参、海军、空军、二炮、国防大学等单位高层人事变动之外,济南、北京军区高级将官都亦有换班。
解放军最新的人事变动是,原二炮副参谋长张余亭少将已升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而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冯兆举少将亦已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分析指随着胡锦涛在党政军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稳固,一大批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未来之星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
德国媒体专访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谈达赖喇嘛
【网讯】最近,德国《明镜》周刊(以下简称《明镜》)刊登了对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的专访。 张庆黎表示,在达赖喇嘛的继承者选择上,中央政府有最终的决定权。
《明镜》:张先生,西藏一直是一个有很深宗教传统的地方,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世”的党派……您是如何使二者(宗教传统和党的领导)调和起来的?
张庆黎:自然界是多样的,不同的生命形式彼此共存,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对于意识形态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强调和谐二字,所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点是能够和平相处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明镜》:那么什么时候共产党开始奉行这样的宗教原则?
张庆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有明确的政策。首先,我们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宗教团体自主办理教务,宗教活动自理,我们反对境外的干涉;第三,宗教团体必须依法行事和管理;最后,我们会告诉他们如何融合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在西藏这一切你都能看到,信徒们朝拜寺院,手持转经轮,向佛祖祈祷。
《明镜》:中国政府为什么把达赖看成可鄙的分裂主义分子?
张庆黎:我们对西藏的态度是明确和一贯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达赖喇嘛在1954年被选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领导职位,这个位置由他担任一直到1964年。1956年,他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正因为这么做,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才能够受到保障,西藏才能够融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当中。1959年,达赖逃离中国。达赖过去是公认的宗教领袖,这一点不可置疑。
《明镜》:那他现在不是这样了吗?
张庆黎:但是他后来干了许多与宗教领袖身份不相符的事。问题的关键是:每个人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如果达赖不爱自己的国家,那他还算什么呢?中国有句古话“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
《明镜》:达赖不爱西藏吗?
张庆黎:西藏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但中国是达赖喇嘛的祖国。
他(现在的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制造叛乱,在80年代末期又针对拉萨人民、政府和社会煽动骚乱。他破坏了西藏的稳定。
……如果我记的没错,从1959年到今年年中,他已经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出访”过312次,平均每年“出访”超过6个国家或地区。在2005年,这样的“出访”甚至达到12次。他在“出访”期间做了什么呢?这些所谓的“出访”就是为了网罗反华势力,兜售、宣传他的“藏独”思想,完全背离了宗教本身。
《明镜》: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西藏仍旧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几周前一条通往拉萨的新的铁路正式启用。这对于西藏意味着什么呢?
张庆黎:对于青藏铁路的开通我们非常高兴。每个人都承认共产党在这个世界屋脊上取得的成绩是个奇迹。这展示了中国的国力和经济、科技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青藏铁路的通车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尽其所能改善边远地区各民族的生活。现在西藏在经济上同中国其它省份甚至同整个世界都连接起来了。
《明镜》:有传言说中国在西藏部署了核武器,您能否核实一下这个说法呢?
张庆黎: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你保证,这种说法完全是天方夜谭。在西藏根本就没有任何核武器工厂。
《明镜》:如果达赖喇嘛自己不想有继任者……你们会自己在西藏去找达赖喇嘛的继任者吗?
张庆黎:中国自古以来在确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上有一套特别的体系。根据历史法则和宗教仪式,僧侣们必须游历全国并且通过金瓶掣签确定人选。但是中央政府有最后的决定权。
《明镜》:以后会不会出现两个达赖喇嘛,一个官方的一个非官方的,一个在西藏一个在印度?
张庆黎:中国从17世纪的清朝以来对于转世班禅喇嘛的选择就有规定。寻找和指定现在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过程是严格按照历史法则来运作的。所以他能够最终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他是合法的班禅喇嘛。达赖喇嘛在“选择”班禅喇嘛继任者时破坏了历史法则。他甚至都没有用来掣签的金瓶。达赖喇嘛是在制造混乱,但在西藏他的市场在缩小。
《明镜》:现在,宗教开始在世界很多地方获得势力,比如在伊斯兰地区和美国。在西藏,宗教的影响也在扩大吗?
张庆黎:宗教是个历史现象并将继续存在很长时间。我们的宗教政策是很宽松的,而且与时俱进。但宗教活动不能违背法律,也不能干涉法制、教育、生产和劳动活动。在中国,人们信仰自由。政府不干涉个人的决定。
《明镜》:但是你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在西藏的寺庙里推行爱国主义教育,针对的是支持达赖喇嘛的人。
张庆黎: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教育她的人民要爱国。我们在全国各地搞爱国主义教育,而不仅仅在寺庙中。一个人怎么能不爱自己的国家呢?这是常识。
公立医院价值取向论坛 发改委官员与各院长激辩
【网讯】在18日召开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发改委和医院方面给出的不同药品加价率,药品加价问题再次引发决策层与执行层的激辩。
在当天的论坛上,谈及“以药养医”、“看病贵”问题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为现在中国还存在医药不分的情况。
他引述数据称,“目前,中国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率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情况非常普遍,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在30%至40%之间,远远超过国家规定15%的水平。”他还表示,现在同样还存在用贵药、大处方、乱收费问题。
王东生并认为,即必须实行医药分业,并需要建立政府投入补偿机制以及人事制度和分配激励机制。
但是,某医院院方代表在王东生话音未落就站起来反驳,“大医院的加价率不可能超过20%。”“王司长的说法完全不准确”。
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表示,现在是还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情况存在,但北京的各大医院不可能出现此情况,都是完全按照规定执行,平均加价率在15%左右。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则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给出明确的改革思路,这种思路是建立在以“准确数据”为基础的统计上的。
王辰并说,政府要客观分析医疗市场,从而做出医院可以接受的顶层设计,来使医院贯彻医改政策。他并呼吁政府要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力度,同时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
2005年以来,卫生部、发改委推出数项医改措施,规范医疗市场、降低药价,民众反映却不佳。2006年,中国发改委与财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务院纠风办等八部门又联合提出了八项治理整顿医药市场的措施,但看病贵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得到缓解。
此外,医疗体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建设涉及发改委,药价、医疗收费涉及物价局,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涉及财政部,医疗救助涉及民政部,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涉及教育部,医疗市场、药品质量还有医疗广告的管理涉及工商局。“九龙治水”也导致医改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并已开始运作,专门协调统筹医疗改革各方利益。
公安部长周永康考察湖南 要求地方疏导民众情绪
【网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周永康日前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时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疏导民众情绪,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据中国公安部消息称,周永康在湖南强调,地方要增进与民众的感情;维护民众利益;疏导民众情绪,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民众的引导和教育;确保社会稳定,依法、及时、妥善处置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坚决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人大代表任玉岭曾经通过大量调研后认为,中国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民众利益受侵害引起。中国官方一直失口否认集体事件越来越多,并且坚持认为,集体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抗和激化的具体表现。不过,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遇到群体集体抗议事件后,往往态度粗暴,不肯放下姿态与民众协商,导致冲突更为激烈。
《人民日报》日前批评地方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一切错误归咎于民众,助长领导的官僚主义;二是看不到民众中的错误倾向,对少数坏人失去警惕。
刘晓光复职 首创弃购奥运“鸟巢”对面摩根地块
【网讯】摩根中心,这个与前不久“落马”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名字相随而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地产项目,9月12日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其掌控者首创置业正式公告,宣布退出。
尽管至今仍无法从官方获得证实,但业内普遍认为,围绕着摩根中心的归属发生的一系列纠纷,是导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落马”的一个导火索,亦令接手这一项目的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接受了逾两个半月的“隔离调查”。
摩根中心位于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对面。2002年9月和12月,北京摩根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分别签定了摩根中心一期和二期项目的土地出让合同,拟建成一座高达百米的自动智能写字楼、三座17层公寓及一座19层高酒店,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
项目初期建设进展迅速,但到2003年,因北京摩根与北京建工集团之间发生施工质量及施工欠款纠纷,进入长期仲裁阶段,致使摩根中心“烂尾”。
去年10月,北京国土资源局发出公告,以长期拖欠土地出让金为名,收回摩根中心两期土地使用权;随后北京摩根展开强硬反击,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无理拒收土地出让金、不履行其法定职责、又违法单方收回土地”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摩根的法人代表林强更公开宣称“背后有黑手作祟”,“摩根风波”愈演愈烈。
今年5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招标出让摩根中心地块,首创置业与广西阳光股份组建的首创置业投标联合体以17.61亿元中标。首创获得该项目后,拟更名为“首创辉煌中心”。6月2日,首创置业投标联合体一次性付清了所有款项,并与政府签订了相关合约,拟于6月14日复工。但6月16日,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开始被中纪委带走调查。6月20日开始,首创在香港市场停牌并达两个月之久,摩根中心亦至今未能复工。
据悉,早在6月22日,首创方面即向北京市政府发函称,考虑退回摩根中心项目,从而拿回相应中标金额。8月24日,刘晓光正式复职,首创亦于不久在香港联交所复牌。
而此次首创公告正式退出摩根中心,按首创方面解释,其原因是“该项目运作时间发生变化,错过了最佳开发时机”,并称政府方面已退还首创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接近摩根中心的人士称,在9月8日前后召开的一次由北京市委牵头的工作会议上,已决定由北京摩根继续承建该摩根中心项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已接纳北京摩根交纳的3亿元土地出让金欠款,并拟将该地块正式归还北京摩根。
“该工程原定9月15日复工,但因塔吊等设备长久闲置,尚需维护,复工时间有所推迟。” 该人士称,“不过,摩根中心最晚将于9月底前全面复工,土地使用证也将于近日下发。”
北京摩根拖欠北京建工集团施工款的纠纷,目前也由北京市委出面协调,建工集团可能继续完成该工程施工。
反腐民意寄情包青天 今年已有八十万人拜游开封府
【网讯】在贪污成风的当代中国,包公清廉奉公、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崇高形象,在老百姓心中越来越高大。而包公当年“升堂审案”的开封府和在其安徽合肥老家的包公祠,也成为了万众景仰的“反腐圣地”。
五十二岁的东北蔬菜批发商人沈宝魁说,他不辞千里之遥,从黑龙江到开封府来拜包公,是因为他和许多民众一样,对现行的司法制度感到不满。
沈宝魁的弟弟被黑龙江官员殴打致残,瘫痪在床。为了替弟弟申冤,他花了数千元打官司,但是法庭并没有作出让他弟弟得到合理医疗赔偿的判决。他说:“那个官员肯定是给了法庭好处。当今这个世道,不公不义的事情太多了。”沈宝魁说,“现在,只要五十万元就可以贿赂法官。有了五十万,你就可以收买法律。”
另一名带着孩子来参观开封府的江苏女游客说:“我们带孩子来这里,是要教育他们怎样做个好人。”她的地方政府公务员朋友说:“现在的官员根本无法跟包公相提并论。他是为人民伸张正义的好官。”
占地四公顷的开封府重建于2002年,位于开封市包公湖东湖北岸,气势恢弘,巍峨壮观,与位于包公西湖的包公祠相互呼应。自建成以来,已经吸引了数百万游客。
根据开封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数字,2005年开封府吸引了六十万游客,今年更多,现在已经高达八十万人次。
开封府公司市场经理对法新社说,包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的中国高级领导人,曾经到过开封府参观,认为应该把“包公精神”推广到全国。他还透露,中央电视台正在筹拍一部长篇历史纪录片《千古包公》,这个项目是得到中纪委支持的。
除了民众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很敬仰包公。据《人民日报》较早时报道,包公故乡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的区委书记贺懋燮在8月17日率领一百五十多名正科级以上官员前往包公祠,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把包公祠确定为该区首个“廉政教育基地”。
包河区官员在宣誓时,同时宣读了不准以任何名义和变相形式接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准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准利用职务和职权影响为配偶、子女及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等“九不准”廉政措施。
这次活动引来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徒具形式的做秀;也有人认为,这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不信任。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开玉表示,宣誓只是一种道德的自我约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作保障,作用能有多大?重要的是让官员具备遵纪守法的意识。
北京新信访条例:上访者不得以自杀自残相威胁
【网讯】《北京市信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前在北京人大常委会上通过,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悉,条例中规定上访者不得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也不得围堵、冲击政府。
《条例》15日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条例》规定,信访人也应该维护信访秩序,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阻断交通,或者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否则,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新通过的条例中还规定,国家机关可以聘请律师、心理谘询师、相关领域专家、社会志愿者,为信访人和国家机关提供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的谘询服务。
另外,信访人提出的建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由有关国家机关给予奖励和表彰。此外,法制委员会建议将草案中的“咨询问题”删去,“咨询”不列入《北京信访条例》信访范围。
对中国的信访制度,学界质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中国2005年5月1日公布新修订《信访条例》至今届满一周年,专家说,过去一年中国信访制度一如既往,仍中看不中用。
中国信访制度本意是让民众在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管道以外的上访渠道,引起上级政府注意,解决政府管道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群体性抗议事件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中国各地民众选择到北京上访,寻求中央政府解决问题者越来越多。但是,各级信访部门对上访人多采取蔑视的姿态。分析指,如果信访渠道畅通,上访者也不会采取过激行为。
中央掀土地调控风暴 上海房地产税收锐减17.4%
【网讯】中国中央政府雷厉风行实施调控土地供应及楼市的政策,令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出现“财政危机”的苗头浮现;其中,上海市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收入比去年同期锐减近20%、涉及减少收入高达40.5亿元。据悉,上海当局正研究扩宽财政收入来源,应对这一波宏调风暴。
有分析认为,由于大部分“重锤”的调控土地及楼市措施,均在今年下半年推出,预计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会渐明显。
据上海统计,上海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税收仅有191.9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部分约为140亿元),相比去年同期急降40.5亿元,即17.4%,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估计约5.1%。据了解,由于房地产税收及土地相关收入,占上海财政收入的25%,有关趋势倘持续,会对上海库房带来一定压力。
惟业内人士分析时指出,上海市政府面对的财政收入压力,相比全国一些城市,情况或许已非太坏;因为根据一项专业调研的结果,其他不少省市的房地产及土地财税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比率更高达50%以上;因此倘若中央的调控措施深化,这些地方面临的“财政危机”会更大。
令人关注的是,中央大部分调控土地供应及房地产市场的措施,是在今年下半年才推出,因此预计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未来数个月内会更明显。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有关地方征取“土地出让金”的安排。
根据国务院本月初发出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将国有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即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财政部过问的范围,此举对地方财政构成的压力巨大。
有官员透露,土地出让金过去在不少地方都被列入财政预算外的用途,即进行城市扩张、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如今要纳入地方预算,即有关资金只能用于地方政府运作、未必能用于城市建设投资;未来城市建设或许会因而面临资金短绌的困局。
面对房地产及土地财税来源减少,地方政府正谋求对策,其中上海市财政部门正酝酿落实征收土地增值税。据悉,中央政府其实在1994年已准许开征土地增值税,税率从0.5至1%不等,但不少地方一直未落实征收有关税项。
地方对宏调“阳奉阴违”手法:
消极执行:中央部委规定二手楼转让后利润,要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但京沪等地将税率按物业成交价1%计算,令实际需付税款大减
拖字诀:中央要求限制外资买楼,但仅有北京等少数城市推出执行细则,变相暂缓执行
以空对实:中央的调控政策已愈来愈明确,但个别地方政府推出的“实施细则”更具弹性,令有避重就轻执行的空间
混淆视听:同一个城市的楼价,一个部门说升了,另一个部门说跌了,令人难以评估调控措施是否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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