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限制外国媒体报道引发广泛批评

中国限制外国媒体报道引发广泛批评

中国颁布新的法规，限制外国通讯社有关中国新闻的报道，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此举是一个"退步"。

"无国界记者"说，中国对外国通讯社规定的变化，可能对外国通讯社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

人权活动人士则批评中国此举，是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可能造成威胁。

"中国人权"公布的一份声明说，这些规管措施是试图用专制手段控制新闻和信息的传播以及控制中国人获得无限制新闻和信息的渠道。

另外在香港和台湾，有关方面也对中国规管外国通讯社的措施提出批评。

台湾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说，这些措施不仅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同时妨碍了人民了解真相的权力。

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标题是"控制新闻不是构建和谐之道"。

社论认为，北京此举并不奇怪，但是影响却很显然，那就是让政府可以控制，而且在必要的时候限制人民的所读、所闻和所看。

社论说，让新华社负责发布新闻到底是为了提高新华社的收入，还是加强对外国媒体报道的控制，或者两者兼有，现在还不清楚。官方这么做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决定，将进一步损害政府的声誉，因为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压制对自己不利的报道，或者假装问题不存在，而是用周密的政策来解决难题。

美英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加勒格斯表示，美国政府曾经向中国强调新闻自由是中国宪法以及国际认同的基本权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美国方面还认为中国方面此举并不与中国愿意建造成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体的期望一致。

欧盟也计划在下月举行的中欧人权对话时，向中国提出有关事项。

在赫尔辛基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方面认为对于新闻自由的任何限制以及政府增加对于新闻自由的干预都是一项倒退。

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外交部长埃尔基.图奥米奥亚也向记者们表示，欧盟会密切关注中国新法规的执行情况，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新法规会限制信息自由流通，也许这背后也有商业性原因。

埃尔基.图奥米奥亚表示，无论如何，对于媒体自由而言，这是错误的方向。

然而，芬兰外交部长埃尔基.图奥米奥亚还表示，目前欧盟除了向中国清楚表明观点以外，也无能为力。

世贸承诺

不过，欧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看起来，中国当局的这一行动可能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有关保证金融信息自由化的承诺背道而驰。

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说，他已经向中国方面写信提及这一问题。

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曼德尔森说："我会继续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并不光是一项有关经济自由的贸易问题，而且还是一项涉及信息自由传播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问题。

欧盟方面还在日内瓦举行的检讨中国执行世贸承诺的会议上提及了这一问题并且将于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欧中人权对话的例会上提出这一问题。

前天（9月10日），中国当局宣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发布的新闻信息要经官方新华社批准。

奥运承诺

中国在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时曾经承诺，将根据奥运会的要求，作为主办国，必须无条件发放媒体签证，允许媒体记者的自由采访。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当局为了规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和国内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促进新闻信息健康、有序传播"，中国官方新华通讯社制定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并从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

报道说，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是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实行统一管理的法定授权机构。

《办法》规定，所有中国媒体都要通过新华社审批，才可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材料。

同时，这一《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放包括破坏主权和危害社会的信息"。

国际传媒机构一直批评中国限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的采访和发放信息。

中国颁布新的外国通讯社法规，显然是进一步收紧对外国媒体的管制。

广州将举行建国来最大型防空演习

广州市政府宣布，将在9月16日进行57年来广州最大规模的综合性防空演习。

中新社报道，这项代号 "羊城天盾"的演习涉及全市几十个单位。

参加演练的市民、学生总数达到两万多人，人防专业队伍一千三百多人。

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州市进行的一次范围最广、内容最全、参加机构和人员最多的综合性防空学习。

演练以遭受城市空袭时的组织指挥、警报发放、平战转移、应急救援和疏散隐蔽为主要内容。

演习主场设在广州军区射击场，市属八区、两市以及大学城、地铁陈家祠站设分场地，组织不同科目演练。

为时一小时

演练定于当地时间9月16日下午3点40分开始，为时一个小时。

期间全市十个区、两个县级市同时进行防空警报试鸣。

全市所有防空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车、广州电视台及电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将同步发放警报信号和停息。

警报试鸣使用统一的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即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每种信号试鸣三分钟。

试鸣同时，地面进行防空演习。为体现战争氛围、显示实战场景，此次演习使用军用航模，模拟敌机临空轰炸。

预备役高炮分队对空射击，地面油库、桥梁、水电、通讯枢纽等重要目标被直接命中，各种人防专业队伍实施救援和消除空袭后果等情景。

这种演习设定，在广州的防空演习中尚属首次。

浙江瑞安发生警民冲突
浙江温州瑞安市近日发生严重警民冲突，起因是当地民众不满当局对一宗命案的处理。

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数千名当地民众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要求官方调查女教师戴海静死亡的真相。

示威民众还多次试图冲入政府大楼之内，但被数百名在市政府门前戒备的防暴警察阻止。

警方事后还拘捕了数名带头闹事者，另外还有部分群众在冲突中受伤。

目前，瑞安骚乱事件已持续数天，戴海静夫家所办的公司也被砸抢、损失严重。

骚乱事件由瑞安三中女教师戴海静深夜跳楼死亡导致。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将此案归结为因忧郁症而引发的自杀。

由于死者丈夫家在当地富甲一方，加之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死者家属认为断案结果掩盖了其真实死因。

BBC驻上海记者分析说，中国各地越来越频繁的警民冲突，充分反映了人民对地方政府腐败及官商勾结的痛恨。

为镇压群众暴乱和恐怖主义活动，中国政府已经在36个城市建立起了特警部队。

新华社监控外电，欧盟要求解释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一举一动都在警察眼里
上周日（9月10日），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媒体的监控，颁布并开始实施《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中国国内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应当与新华社指定机构签订协议，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订用、编译和刊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另外，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有选择权，一旦发现含有“ 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誉”、 “扰乱中国经济、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等被禁内容，应当予以删除。

政治利益外加经济考量

截至目前为止，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德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能够直接向中国用户提供财经信息等类型的资讯服务。但新《办法》的施行粉碎了外国通讯社继续打开中国市场的梦想，同时也很可能限制中国金融机构及时获取足以影响市场走势的新闻和数据。

中国官方新华社根据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的这台针对外国通讯社的《管理办法》被不少观察家解读为中国再次收紧新闻尺度，过滤媒体信息，但亦有媒体人士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称，新《办法》的出台及实施也包含了一些商业利益的考量。据悉，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外国通讯社通过向中国市场发布金融数据获得了不菲的收入，新华社迄今放弃分割这一部分利益，但按照 “外国新闻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招揽订阅”的新规定，新华社很可能尝试控制彭博新闻社、道琼斯等金融信息发布者，并要求他们按期支付管理费用。

含糊其辞的规定

新《办法》于公布当日9月10日即开始施行，1996年4月15日新华通讯社发布的《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有观察者指出，与旧《管理办法》相比，新规定更加注重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新闻内容上的管控。外国通讯社不得发布“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息，关于西藏、台湾等特殊地区的最新动态跟踪报道可能都将落入禁区。另外，新闻报导不得 “ 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不得“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但这些内容宽泛的限制条件本身含义模糊，制造了很多阐述上的空间。例如，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不得“危害社会公德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何谓民族感情？何谓优秀传统？这些概念本身定义不明。

欧洲要求解释

根据最新规定，外国通讯社和指定机构应当每年在规定期限内分别就其发布、代理新闻信息的情况向新华社提交报告。新华社可以根据报告情况进行核查；经核查合格的，方可继续从事新闻信息的发布或者代理业务。外国通讯社若违反有关规定，将由新华社视情节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暂停特定内容发布、暂停或取消发布资格”。

新《办法》出台当日，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在芬兰出席亚洲欧盟峰会，并将于9月12日会晤英国首相布莱尔，9月13日访问德国。由于新《办法》直接涉及包括路透社、德新社等在内的外国通讯社的在华业务，芬兰外交部长埃尔基.托米奥亚（Erkki Tuomioja）表示将于9月11日向李肇星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方面应该就新华社制定的这一《办法》是否具有法律条例的性质而做出解释。

统战部加紧培训新社会阶层 选拔党外代表人士

【网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统战部门开始频繁举办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培养一些“有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以及一些“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然后对其作出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450万家，投资人1100万，自由职业者约有一千万人。

据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员已超过1.5亿人，占总人口11.5%，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

加强培养新社会阶层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董事长林凯文最近十一天都在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秋季班”培训。他这次培训共分三个班，即民主党派干部进修班、辽宁省党外人士培训班和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其中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共三十六人，林凯文是上海市惟一代表。他每天早上八点半，都准时坐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室里，“安静地接受培训”。他说，自己很乐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北京参加培训。

这位中国泵业的龙头企业创始人说，“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培训班，对我来说，是学习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国家政策，以更有效地参政议政。我是一名企业家，但现在的工作重心应不仅是董事会了。”

中共中央今年7月中旬召开了新世纪新阶段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令人关注的是提出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林凯文说：“现在我国以阶层来划分人群，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相应的尊重，也就是说，社会地位是可以互动的。这显然是一种更好的社会激励机制。”他补充说：“这是今天老师说的。”

培养党外代表人士

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叶笃初分析，7月份的统战工作会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新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其中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

“这次提法中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显然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叶笃初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精神，正是着眼于团结新社会阶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几天前给林凯文所在培训班讲过课的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张献生指出，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具备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另外就是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

张献生说，“后者主要是由各地的工商联配合开展，中央统战部主要就是做这些代表性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经济实力强、社会影响力大，又具备参政议政能力。凡是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培训班，或者其他中央统调的学习培训代表们，都是政治能力相当强的分子，就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会议精神，作出一定的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

张献生认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早开始逐渐分化，但非公人士还只是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并不能忽略其他的组成力量。

叶笃初注意到，中央统战部网站今年开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栏，“这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举措。网站上的这一细微改变，实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现在如此强调对非中共人士的培养任用用意是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广揽新社会阶层人士，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与执政党一起挑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叶笃初说，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非公人士培训非常频繁，“表明了党的一个政治态度，也给新社会阶层指出了一个大的努力方向，同时是为迎接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新阶层的诉求

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唐建旗说：“新阶层人员的内心都是爱国的，但在以更丰富形式参与国家建设问题上，始终有些途径和通道的问题。”他是重庆市政协委员，这次成了林凯文的培训班同学。

而在私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温州，大大小小的商人都是一下飞机就径直往自己村里赶，因为各个村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据当地官方人士说，有很多私企老板都希望选上“无品”村官，就连作为民间组织的商会会长，也竞争激烈。不少温州知名民营企业主，纷纷成为了省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的还跨入了“国家队”。

最近两月已经巡回演讲了六七场的张献生，对课堂上接触的非公人士印象颇佳。“不管是把这些私营企业主作为新阶层看待还是社会群体看待，他们的可塑性都表现得相当强，而且对整体的政策把握得很不错。”

不过在专长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看来，现在所谓的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一整套系统的东西。“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

陈光金也指出，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力，从而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通过对政策执行力度产生客观影响，变成政府对投资环境的一个考虑。”

陈光金说，“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是，希望能降低产业准入门槛，让自己的私营经济也能进入到某些比较垄断的基础建设或其他领域。”

呼应“和谐社会” 统计局将推幸福指数及和谐指数

【网讯】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12日表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他表示，新的指标将逐步增加反映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统计内容，也将逐步地加强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方面的一些发展的统计内容。

邱晓华还强调，中国官方公布的主要的统计数据是“没有水份的”。尽管他承认中国统计在一些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大家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作为国家最高的统计部门的负责人，我也不满意，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官方公布的主要的统计数据是实实在在的，是没有水份的，是经得起时间、历史考验的，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变化，我可以负责任的重申这一点。”

他并说，“当然，这些还不够”，中国首先要加大统计执法的力度；第二，要打造一个“阳光统计”，要让统计活动全过程全部透明、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第三，所有的统计产品的成果，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不违背企业的商业秘密，不违背个人家庭的隐私，都要向社会公布，为民所用。

邱晓华是在12日的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发布会上做出上诉表示的。他还指出，中国不同地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发展仍然不平衡。排在第一位的江苏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指数，领先西藏16.19。

从省份来看，有十一个省的质量竞争能力较强；从区域来看，东部领先，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

在通信、机械、石化、纺织、医药、食品、印刷等二十九个行业中，有七个行业的质量竞争能力较强，具备一定优势和潜力，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处在较高水平。

七个质量竞争能力较强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但是，质量竞争力指数差距明显。排在第一位的质量竞争力指数高出排在末位的质量竞争力指数11.51。

技术与资本比较密集、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的现代产业的质量竞争优势比较显著，而劳动比较密集、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偏低。

邱晓华指出的质量竞争能力较强十一个省依次为：江苏、福建、上海、广东、北京，重庆、天津、浙江、辽宁、山东和四川；从区域来看，东部领先，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

此外，邱晓华补充，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合作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研究指出，根据对制造业中通信、机械、石化、纺织、医药、食品、印刷等二十九个行业中二十五万多家企业相关数据测算结果，2005年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为78.98，实现了连续七年稳步上升。

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共六中全会料十月中召开

【网讯】备受关注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或在十月中旬这一时间段内择日举行，此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公布具体会期，并决定将修改后的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文件稿提请六中全会审议。

中央政治局在7月24日召开会议，决定在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根据十月中央各种活动安排的相关信息推断，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国庆长假后的10月中上旬这一时间段内举行，可能性比较大。

首先，今年10月22日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日，届时中央及地方将举行系列活动隆重纪念。其次，以过往各地传达中央全会精神的时间周期估算，从中央到省级党委学习传达全会精神，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到地厅级乃至县处级传达学习会议精神，至少需要两周时间。

考虑到今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陆续召开，如果六中全会会期偏晚，那么此后这些中央活动或重大会议的时间安排就会显得太紧。

再次，将于今年十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常务委第15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探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的问题。如果六中全会安排在下旬，似乎没有给政协常委会讨论预留出太多时间。

由此看来，六中全会在十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甚微。

此外，根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发出的采访通知，第14届世界生产力大会将于10月8日至10日在辽宁沈阳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将出席这次会议，中央委员级别的省部级高官也会陪同参加这次大会。相信中央有关方面在确定世界生产力大会的会期时不会不考虑六中全会的会期因素。因此，六中全会如果安排在十月中旬似乎更加从容些 。

审计署：国家体育总局擅用2787万彩票资金炒股

【网讯】审计署11日发布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多个中央部委违规操作被通报，其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擅用2787万彩票资金，以本单位员工名义开设13个账户炒股，截至2005年底，尚有2个账户仍在使用。

?国资委：挪用国家建设资金960万

1998至2005年，国资委所属5家单位挪用国家建设资金共960.73万元。

截至2005年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所属冶金科技发展中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所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所属中化国际咨询公司﹑冶金工业信息中心所属北京金利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家单位账外私存资金共计618.05万元，支出共计348.75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奖金福利和外聘人员工资。

至2005年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所属冶金工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冶金工业建设工程定额总站，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所属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轻工业国际交流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所属物资干部培训中心等6家单位的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896.26万元，未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其中2005年应缴未缴金额为512.42万元。

?海关总署：挪用132万出国考察

2005年，海关总署在编报总署机关经费预算时，以综合楼物业管理费的名义编列支出预算500万元，实际是用于总署机关服务局所属鑫海锦江酒店的开办费支出。

海关总署科技发展司工作人员违规取得利益共141.48万元。

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变相挪用财政资金132.02万元用于出国考察。

?国家工商总局：1674万结余资金未审核备案

2005年，财政部批复国家工商总局本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项目和所属信息中心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预算共3500万元，实际支出共5174.55万元，其中使用上年结余资金1674.55万元未及时报财政部审核备案。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编列非所属单位预算2.19亿

在2005年度预算中编列预算外资金支出2.19亿元，用于补助非所属单位。其中1.72亿元作为扶贫资金用于补助地方，4050万元用于补助非所属教育院校。

2005年度，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规定的支出范围外，使用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4437万元。

?国家体育总局：擅用彩票资金2787万炒股

国家体育总局2005年集中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预算中，安排“全民健身”项目2.25亿元。截至2005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实际拨付1.97亿元，尚有2814万元预算未批复下拨。

所属体育基金管理中心的主要问题

1、截至2005年底，该中心将应计入收入的转让所属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得1.38亿元，计入应付账款账户。

2、未经批准动用彩票专项资金2787.4万元用于股票投资。2000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用2787.4万元彩票公益金在该中心建立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专项基金，基金的使用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当年，该中心未经批准，将上述资金用于股票投资，截至2005年底尚未收回。

3、投资证券业务开设资金账户。1999年至2006年2月，该中心用本单位5名工作人员的名字，在4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了13个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截至2005年底，尚有两个个人账户仍在使用。

?国家安监总局：330万购买办公用房

2004年分别以补助培训中心培训经费﹑国际交流中心信息系统经费的名义，在“六个支撑体系”维护经费中支出330万元，用于补助上述两单位购买办公用房。

安全监管总局所属华北科技学院2005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收入中，有4562.5万元未上缴中央财政专户，被用于弥补事业支出和自筹基建支出。

?国家药监局：滞收欠收费用1632万

滞收﹑欠收相关费用1632.66万元。

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办公室应收未收中药品种保护年费1480万元。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部分内设机构收支未纳入单位统一核算，形成账外资产2294.77万元。

?国家林业局：挪用还贷准备金5.67亿元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的主要问题。

1.私存私放账外资金3519.63万元，国有资产1696.5万元面临损失。

2.用账外资金120万元为职工个人支付投资款。

3.违规套取财政贴息资金45万元。
　
4.挪用国家造林项目还贷准备金5.67亿元。

所属单位将林业项目贴息贷款﹑造林周转金借给所办实体，国有资产1005万元损失和存在损失风险。

?国家旅游局：指定采购获利688万

年度结余资金未按规定纳入下一年度预算安排。2003至2005年，国家旅游局申请某项目支出预算资金共378万元，截至2005年底，共支出124.49万元，累计结余253.5万元。国家旅游局此项目每年度结余资金均未纳入下一年度预算安排使用。

指定所属企业统一采购和销售导游人员IC卡管理系统的机器设备，所属企业从中获利688.42万元。

?新华社：1.4亿元未纳入预算安排

截至2004年底，新华社本级住房改革支出累计结余1.4亿元，未纳入预算安排使用。

2002至2005年，新华社河北分社﹑中国图片社有关人员在图像采集工作中，未按规定将收入1084万元纳入单位账内核算，而是以个人名义开立5个存款账户存储。

?国家行政学院：收取培养MPA学杂费594万

收取培养公共管理硕士（MPA）学杂费等594.65万元，未执行“收支两条线”政策。

2005年,国家行政学院未经财政部批准，将2004年预算中未执行的报告厅文体中心连接体工程预算250万元，用于改造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等项目，当年已支出113.93万元。

?国家外国专家局：专项经费未按规定处理

2005年末，外专局机关服务中心将收取的外国专家大厦资产占用费265.08万元转到“事业结余”科目，并计提事业基金和福利基金。

?中国科学院：挤占科研经费1120.12万

2005年度，有预算资金19.46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

所属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参股的北京中科膜技术有限公司转移挪用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资金600万元。

所属工程热物理等5个研究所少结转收入1979.27万元。

所属微电子等7个研究所挤占科研经费1120.12万元。

?中国社科院：挪用国家建设资金431万

社科院编报的2005年度社会科学事业费预算中，有2810.36万元未细化，经年中陆续细化后，年末尚有1192.1万元仍未细化。

2005年12月，所属服务局挤占事业支出168万元。

曾庆红敲警钟：中共放松反腐倡廉就可能自我毁灭

【网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今年以来一些中高级领导官员的腐败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曾庆红的文章强调，要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进一步抓好高官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

文章说，反腐倡廉是加强中共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中共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

文章说，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中共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然的话，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中共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得而复失，“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曾庆红认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党章教育、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坚决查办各种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

近年来中共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腐败高官连连落网。尤其是今年六月以来，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高官纷纷落马，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北京是副市长刘志华，天津是检察长李宝金，此二人均位居副部长级，上海则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和宝山区区长秦裕等局级官员落马。

国土部澄清：地价涨50%将导致房价上涨属误读

【网讯】此前有报纸援引国土资源部政策法则司司长甘藏春的话说，政策将引起地价各项成本提高，从而导致地价上涨50%。这一说法引发市场强烈反响，甚至下结论说地价大涨势必引来房价的进一步大幅上升。对此，甘藏春公开表示，这一结论实属媒体误读。

甘藏春称，50%的上涨指的是原来低价出让的工业用地，而征地成本的上升是通过政府减少收益来平衡的。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格将与目前水平基本持平。

据悉，此次地价上涨的说法源于日前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一篇政策解读文章，文章介绍，当前中国地价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取得成本，包括给予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及给予城镇居民的拆迁费用；二是开发成本；三是政府收益。

根据国务院关于土地调控的八项措施，调整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后，征地补偿安置费和土地有偿使用费等费用均有所增加。

甘藏春表示，如相关措施全面推开，征地补偿安置费将提高一倍，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将提高一倍，城镇土地使用税将提高两倍，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也将有所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价将全面上涨。

甘藏春并重申，所谓50%的地价上升幅度只针对工业用地。据了解，此前大量工业用地采用协议出让方式，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以更低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投资，造成地价低估。根据国务院新的要求，有竞争性的工业用地实现招拍挂后，将恢复到基准地价水平，相比原来的价格会有40%至60%的提高。

孙文盛介绍说，从一些试点城市的测算看，政策调整后，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提高，地方政府获取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在地价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格将基本持平。

收管卖地钱后 中央拟允许地方发债解财政困局

【网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向刚结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表示，中央政府正考虑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授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分析指，中央改革了土地出让金制度后，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方式开始转变。

这是近年来中国财政高官首次表态放开地方发债，对于限制条件，财政部有关官员表示，中央将设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发债的程序及程度等。允许发债的地方政府层级会比较高，不会给县一级政府发债的权力。

目前，《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借债，不允许对外担保，不允许有预算赤字。在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体制下，合法融资渠道不畅的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视为“生命线”，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在投资、信贷、房地产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之一。

今年以来，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叫停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打捆贷款”模式，并且改革土地出让金的分配制度，中央欲参与分配，试图管住土地出让金，中央与地方新一轮的利益博弈已经展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如果只是单方面管住土地出让金，但仍然不给地方政府正规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就没法活了。只有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才能打破由银行、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刘煜辉亦认为，借鉴发达国家“市政债券”、“产业投资基金”等地方政府融资经验，通过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是解决包括当前房地产等经济难题的关键。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在当前宏观调控仍持续加强之际，如给予地方政府自行集资的权利，可能会使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局面更加难以控制，中央宏观调控措施可能更无法落实。还有专家认为一旦允许地方发行债券，财税改革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境地，最后还是由中央政府兜底。

至于具体操作模式，魏加宁认为，允许地方发债可以分三步：首先，地方政府将发债数目报当地人大审批；其次，财政部实行总规模控制，给各省不同比例；最后，由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进行信用评级，通过审核，予以发债。

《瞭望》批地方官员报告个人状况时找人代笔

【网讯】中国总书记胡锦涛在8月29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近日报道批评说，虽然此前中央也曾规定过官员申报制度，但有的地方官员让秘书代为报告，有的甚至办公室人员代为领导申报，并且还盖上政府公章。

相当范围内个人报告不实

早在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将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范围。

“这在当时也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失控，有的地方干部申报个人事项，秘书代为报告，有的甚至办公室人员代为领导申报，并且还盖上政府公章。” 叶笃初认为在当时市场经济初期，有些党员干部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两年后，中央就领官员个人事项再次做出规定。

1997年1月31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这次规定事项要求领导干部报告本人﹑配偶﹑子女在房产﹑出国﹑婚丧喜庆﹑经营企业﹑违法犯罪等六方面重大事项的情况。

叶笃初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随着形势的发展，该项规定在申报内容和执行环节方面存在漏洞开始显现，一些领导干部在个人重大事项上屡屡出现腐败问题。报告不实的情况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决非是极个别现象。”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97年的《规定》，主要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情况，尤其是当时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制定的。如今已过近10个年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反腐败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面临新的形势，1997年的《规定》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新规定重点锁定省部级

有关新规定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未公布，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表示，“新规定出台不会很晚。”

叶笃初分析认为，“新规定将比1997年实施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更有操作性，重点可能会锁定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

中央党校教授李明认为这次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规定》中的具体内容，但是“明确需要报告的事项，确定受理报告的机关，完善报告程序，强化监督检查，使这项制度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等表态都清晰地表明，中央必然要让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发挥作用。

李明表示，“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再次进行研究，将必然会对现行申报制度进行修改，以适应国家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我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温家宝：宏观调控中采取必要政治手段已有成果

【网讯】正在芬兰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日表示，从七、八月所公布的经济数字来看，可看出中国经济正朝向调控的方向发展，反映中央所采取的经济、法律以至必要的政治手段已经看到了成果。

温家宝12日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针对国内经济情况指出，宏调的根本目的及要解决的问题，是调整基础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又能完成节能降耗指标的良性情况。

他并强调，宏调工作现时仍有不足，需要作更大的努力。他说，中国很大，因此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情况也不相同。因此，中央在制定各方针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各地的情况，照顾各地的特点，因地之异，区别对待，一切以实际出发。

他又指出，地方政府也应依从中央的各样政策，务实执行，令中央各种政策能真正能做到贯彻落实。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经济作出平稳健康的发展。

温家宝承认，中国发展不平衡，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但他有信心，中国一定能长期性地保持平稳增长。要达到长远的繁荣，有三个条件是必须的，首要是有利的内部和外在条件，中国在这方面是具备的，尤其是内部条件十分充分，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巨大的国内市场，有一定数字的劳动力资源，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天然资源。重点是改革开放，消除了不少障碍，

第二，需要具备适当的政策和应对能力，中国需要在此下功夫，并非很容易。需要加实中国这艘大船，要让它平稳的航行，以能抵挡得住风险，不发生大的变故。这是对领导人的考验，也是全国人民的考验。

温家宝指出第三点是中国要有一个久长的和平环境，这个时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若要把中国发展为一个中等发展国家，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但若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更加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因此，国家与人民应该要抓紧时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努力争取一个久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时间越长越好，这才能令中国充分地发展。　

胡锦涛考察新疆 深入农户和小区 强调民族团结

【网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9月6日到1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不断开创民族地区团结稳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观察家称，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分裂活动是中国国家稳定的最大威胁。

胡锦涛此次考察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他来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乙烯厂、独山子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新建项目工地、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市造林绿化基地、墨玉县波斯坦库勒生态治理区、中哈石油管线终点站、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等地，详细了解基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另外，胡锦涛还特意到农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深入农户家中和田间了解情况。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是胡锦涛此次考察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乌鲁木齐市旭东小区，他考察了小区文化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情况，并到居民家中看望。

9月10日是第22个教师节。胡锦涛在考察期间特意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二二四团中学和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看望师生。

另据官方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在刚刚过去的10天时间里，由他带领的执法检查组一行人等对新疆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地方经济发展、农牧民的生活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

执法检查组考察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

中国日前刚结束了与哈萨克斯坦联合举行的反恐演习，这次演习的代号为“天山1号”，是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联合举行的。 与此同时，中国人大近日批准了一项与巴基斯坦签订的联合反恐协定。分析指，通过中国和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协作以及现在又扩大和巴基斯坦的联合就可以制约极少数所谓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活动，来保证中国，特别是西部边疆的安全、安定和稳定以及国家的统一。

沪爆重大拆迁纠纷 台企抗议徐汇区政府强行拆厂

【网讯】中国地方政府拆迁台商工厂，再爆重大纠纷；目前是上海糕饼业第一品牌的台资企业克里斯廷，在拆迁补偿谈判仍未结束之前，上海徐汇区政府强行迁除了该公司旧厂房的研发设备。

据上海台资企业协会多位会务官员透露，不论是在上海食品业或台商圈中，知名度都非常高的克里斯廷，最近因为徐汇区内“老沪闵路”的一、二厂拆迁问题，遭到不公平待遇，现今已在台商圈中引起极大震撼。部分台商认为，地方政府的做法相当野蛮，让不少台资企业心生恐惧。

由于最近正逢糕饼业的中秋旺季，罗田安强咽这口气，不愿事态扩大。但据当地台商指出，有上海友人请出市政府有力人士写好“内参”，准备向上海市委告徐汇区的状。

2005年在徐汇区缴税高达一亿多元的克里斯廷，原本从今年三月开始与地方政府进行拆迁谈判，经过二回合谈判争取，补偿费由原先102万元提高到350万元；然而就在上周四（9月7日）该公司正准备与官方作最后谈判前，拆迁部门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径自展开拆厂行动。

在上网公告，还有拆迁补偿谈判等法律程序都尚未走完前，徐汇区政府就冒然拆厂。当地官方当天原本是白天就前往拆除厂房与设备，但经工厂保安报警后，连续几天都利用深夜进行拆厂工程，逼得克里斯廷只能放弃工厂。

此外，就在拆克里斯廷老厂的当天，徐汇区食品技监局竟然带领上海媒体，前往该公司位于龙武路的新厂，以过时的食品保鲜认定其销售过期面包，隔天上海媒体处处可见这则新闻，造成这家台资企业遭到退货，还有订单业绩损失超过千万元。

克里斯廷董事长罗田安不仅是上海的缴税大户，同时还是上海台商协会副会长兼徐汇分会会长。一位市台协会务官员指出，知名台资企业都尚且如此，其它中小型台资企业在拆迁补偿与谈判上，要能公正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由于事发后，透过台商协会的传播，许多台资企业负责人群情激愤。同时已有部分徐汇区官员希望能出面将此事化解，不过由于基层地方官员实在目无法纪；据了解，克里斯廷正在考虑，是否要把总部继续放在徐汇区缴税，未来可能会搬到，极力拉拢该公司的浦东地区。

新华社设有专职机构负责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活动

【网讯】根据新华社10日公布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新华社是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发布新闻信息的法定授权管理机构。据了解，新华社设有“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具体处理有关业务。

据北京新闻界人士指出，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按中国国务院有关规定，实际负责处理外国通社在中国发展新闻和信息用户的具体事宜。目前世界各大通讯社例如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社等，都是经由这个中心在中国大陆发展用户。

他指出，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主要受理的是这几大通讯社的文字和图片新闻，路透社及彭博社还有即时新闻，但不包括影视新闻，影视新闻由中国广电总局负责。

至于报纸，由于订户并不多，中国政府尚无相关具体规定，目前主要是透过邮寄或经由北京的一家图书公司送达订户。

这位人士同时表示，中国的订户如果要订阅上述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也是要透过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例如中国不少国有大型企业、大银行，就订有路透社的实时新闻。

此外，台湾、香港、澳门的通讯社，在中国大陆发展新闻信息用户，也按上述办法管理，这就是说，要透过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办理。

新华社10日公布的办法指出，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经新华社批准，并由指定机构代理，不得在中国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

“办法”还就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内容作出规定，包括不得违反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誉、利益；不得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不得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和伤害民族感情。

中国曾经在1996年4月15日由新华社发布《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的管理办法》，在上述新办法公布实施后同时废止。

中央三部委敲定整治房地产交易秩序一年方案

【网讯】建设部等三部委公布了《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了整治工作为期一年，分四个阶段，对六大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方案中重点锁定的查处对象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土地、炒楼花、炒楼号，捂盘惜售、哄抬房价，发布虚假信息和广告、违规销售、欺诈；中介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利用虚假信息骗取中介费、服务费、看房费，在代理买卖过程中赚取差价；合同违法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

方案要求，2006年11月底以前，各地要上报查处的涉及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服务等有关方面的3个典型案例。同时还明确规定，经查处的违法违规案件，一律作为不良记录记入该企业的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

据悉，在方案出台之前，中国国内一些城市已自行展开了整治工作。如北京市已进行了房屋交易市场秩序专项整顿工作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企业自查和对群众举报投诉违规行为进行整改，通报了12个企业的违规行为；自7月起进入第二阶段，北京各区县交易市场管理部门、开发办及执法监察部门已协同逐一对存在不执行相关管理规定等问题企业的销售现场进行巡查，8月24日，北京市建委通报了9个企业的违规行为。

北京市建委一位官员称，“之前，很多城市已开展了交易秩序的整顿,但总的来说是在当地城市政府指导下自主进行的。而这次，中央则把各地的房地产交易整治工作统一到了更详细而严格的标准上来。”

除了打击炒楼外，国务院向省部级政府机构近日发出今年第31号红头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国务院31号文件，罕有地要求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必须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尽快制定与该通知实施的配套文件，反映中央对进一步加强土地调控工作的决心。

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也于日前发表级别仅次于社论的评论员文章，向地方政府吹响了加强土地调控工作的警号。

温家宝:不清楚程翔案情况

2006-09-12　5:35 pm

（综合讯）明报即时新闻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不清楚程翔案件的具体情况，但他相信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

温家宝出席欧亚会议时被问及程翔案时表示，他不清楚程翔案件具体情况，但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相信中国司法部门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地进行审判。

广东医院遭‘暴力索赔’
平均每月33起

（广州讯）广东全省各级医院今年上半年遭遇病人“暴力索赔”200起，平均每月33起，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其中更涌现出一批“职业医闹”，专门守在医院帮助病人闹事索赔。

《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首度披露了由省卫生厅组织展开的这项调查结果。报道称，“暴力索赔”的表现包括纠集众人围堵医院、砸烂医疗设施、在医院内大吵大闹、强占病房和办公场所、拒绝将尸体移走，有的甚至攻击、殴打工作人员，限制人身自由。调查显示，这些事件持续时间为几小时至十多天，通常会造成医院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其中最高一例损失200多万元人民币（约40多万新元），发生在广州某三甲医院。

有“职业闹事”者

在这些“暴力索赔” 事件中，含有不少“职业闹事”的成分。廖新波称，“有些社会不法、不良分子参与暴力索赔，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采用极端方式，帮助病人家属向医院‘讨钱’。”

谁来监督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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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永松（上海）

最近中国人大通过了监督法，从法律上规定了各级人大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职能。这是中国向文明法治目标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要在本世纪前2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建立对权力的约束机制，优化人大代表的组成。这些都值得积极评价。如果人大对政府施政的监督落到实处，那必将大大促进社会和谐、民主政治、提升柔性国力。但是，从现在看，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

人大与政府利益牵扯太多

众所周知，中国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偏高，每年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的各省代表团团长，都是当地的首席行政领导，而各省人大代表中，很多人都是大中型国企负责人、高级工程师、教授、影视明星和其他成功人士。也就是说，能够代表社会中下层的代表寥寥无几。

大中型国企负责人当然要代表企业的利益，但他们未必会代表下层职工的权益。各大医院的院长出席人大会议，可能会反映医疗财政方面的困难，也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将医院与药厂之间互相勾结、捞取回扣的事情曝光，更不会说出卖假药的事情。

大学校长出席人大会议，可能会强调国家教育财政拨款不足（无限制扩大学校规模当然经费不足），但不大可能反映昂贵学费导致学生不堪负荷的问题，更不会将招生过程中的弊端暴露在阳光下。至于学术腐败、职称评定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甚至教育腐败问题，他们是不会提出来的。

如此看来，人大代表当中的很多人，其实是应该受到别人监督的，他们不适合监督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不会反对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相反，有些人大代表反而千方百计地讨好行政部门。

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不够

全国人大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无非是为了发现问题，听取建议，敦促政府和其他权力部门解决问题。但目前，人大代表未必能全面深入反映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北京和上海的代表会提出增加北大、复旦招收外省学生的名额吗？当然不会。弱势阶层没有自己的代表，更没有话语权。

目前的人大代表来自各个界别，但他们未必能代表这个行业。如上所述，国企老板不能完全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医院院长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医院职工的利益，大学校长未必代表全校师生的利益。建筑工程的老板未必就能代表建筑行业的职工、特别是民工的利益。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当然应该参加人大，但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教师、技术人员也应有充分有的机会反应自己的心声。

人大代表产生的方式，一直是由当地单位的领导提名，然后提交群众去“圈选”。今后是否应该有群众推举并投票表决？是否应有专职人大代表，全身投入监督工作？这些都是可以试验的。邓小平曾经说：股票、期货是不是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就不能拿来试验吗？对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应该以这种态度对待之。

人大代表反而应受到监督

中国的社会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九铁路，这些史无前例的工程都以外国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完成，西方国家既羡慕又惊奇。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正视自身的问题。

中国政府也许担心，在社会转型期，民权过快扩张可能会影响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各行各业监督的缺位已经成为制约稳定和发展的瓶颈。

尽管国家环保总局声嘶力竭地呼吁化工厂注意环境、停止排污，但大江大河的污染还在恶化；尽管国家安全管理部门为生产安全问题疲于奔命，但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还是此起彼伏；尽管中南海三令五申反腐，但还是有许多地方官员前“腐”后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动辄是数亿，甚至数十亿。这些灾难和令人发指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监督缺位。

“家丑不可外扬”，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靠粉饰太平是无法建设和谐社会的。人大监督法的出台是个福音，但还需要让真正适合监督的人去监督别人，让应该受到监督的人受到别人的监督。与此同时，还要确保人大代表的监督质询权不受到践踏和侵犯，避免为了个人利益而予以滥用。

·作者任职于某文化企业

中国应当学习越南的政治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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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绪

到过越南的人都知道，尽管越南自1987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是学习或参考了中国的改革，但是越南人一般都不会承认他们的改革学习了中国。最近几年，在政治改革上，越南共产党似乎迈开了较大的步子。他们在废除干部终身制、增进党的活力、扩大党内民主等方面，做了很多有效的努力。尤其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越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党的总书记进行了差额选举，被认为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成就。

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向越南党学习，在党内民主上迈开更大的步子。

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这是没有疑问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重要文件中还是在领导人的不同场合谈话中，对此都是给予肯定的。问题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

中国是否应当学习越南从党的最高层引进竞争性选举呢？让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政治治理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们会明白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和所急在哪里。

问题主要在基层

近年来中国治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绝大多数在基层。在一些地方，政府非法剥夺农民土地，造成农民暴动，这是在基层；官员贪污腐化，滥用公款，在贫困县盖起气势不凡的政府大楼，这是在基层；官员追求政绩，盲目上项目，滥用国家的资产，让上亿元的资金打水漂，这是在基层；官员为了企业主的利益，打压工人和市民，这是在基层；官员和有黑社会背景的“企业家”，如沈阳的刘涌，和靠巧取豪夺发家的人，如上海的周正毅或福建的赖昌星，勾结一气，这是在基层；政府支持发展商、企业主，置人民的财产和意愿于不顾，这是在基层。如此等等，就不用说一些地市级的官员，如慕绥新等，拿上百万的国家的钱到澳门去输个精光，或上海的祝均一，将几十亿的社保基金随意滥用，等等恶行，都是发生在基层。

所以，当前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从制度上解决地方各级政府中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应当建立基层政府的透明性和责任性。只有地方政府的作为是向公民和媒体公开的、透明的，只有地方政府是对它所服务的公民负责的，才能解决这些治理中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在基层

中国政治体制的设计中的两个特征已经成了建设现代政府的障碍。第一，政府从来是向上级负责。下级官员所有行为，都以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为最终目的。官员从来不会考虑向他们治下的公民负责。我们称这个体制特征为“向上责任性”。

第二，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中，只有垂直的责任性，没有水平的责任性。这一方面是指政府机关只向上一级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在同一级政府中，不同的分支之间没有相互的责任关系。在中央、省、市、县、乡，任何一级政府中，党委起到决定的领导作用。其他几个政府分支，包括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法院、检察院，虽然能各司其职，但是都要服从党委的领导。按照宪法，这些政府的分支之间，是有监督关系的。但事实上，人大监督不了政府，也监督不了法院。法院本来应当有监督政府的能力，但事实上也完全不可能。所有对各个政府机关和官员的监督，都要通过党委来实现。这一特征我们可以称为“垂直责任性”。

这种向上的、垂直的责任制度设计，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在保证政令畅通、决策果断、治理有效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在现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这两个制度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治理中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

“向上责任性”意味着官员可以完全不顾人民的要求，而只需让上司满意。当然，中国政府的制度设计，是假设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然后通过党的政策，一级一级地要求各级政府来实现人民的利益。从这个假设上来讲，一级政府，只要满足了上级政府的要求，那也就是达到了人民的要求。这样就不存在对人民没有责任性的问题。

但是，在一级政府或官员与上级政府或官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上一级政府决不可能知道下一级政府或官员的全部所作所为。所以，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就可以蒙骗过关，同时在对下的腐败中瞒天过海。

“垂直的责任性”则意味着，人大、政协、法院等本来可以代表人民意见或运用法律监督政府官员的机关，完全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

当前改革的要点

所以，当前的改革，地方政府应当是重点，尤其是市政府（包括县级、地级、副省级的市）。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已经成为组织建设和治理的主要行政单位。改革好市和市以下的政府，中国社会和经济治理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在改革的方向上，下面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参考。首先，在市及市以下各级政府中，系统地引进透明化体制。这包括目前已经开始推进的“政务公开”，但还应该通过立法，确定公民和公民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过问政务。最重要的，应当允许媒体充分报道地方政府的行为。地市及地市以下，不设新闻检查制度。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只是新闻发言人角色。这样，宣传部门成为透明政府的一项制度，而不是一项新闻控制的制度。

其次，市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直选。在此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应当实现直接代表。所谓直接代表，就是每个人大常委应当直接联系一定数目的选民（constituency）。这样公民可以随时和人大常委的委员联系，通过他们实现参政和监督政府的目的。

再次，在地方上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真正监督政府工作。不久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政府监督法》，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真正的改革还未出现。以市为例，市长及其班子应当向人大常委汇报工作，而不是向市委汇报工作。现在的主要负责施政的决策机构，市委常委办公会，应当取消。市委不应指导政府施政，更不应越过政府施政。

执政党的工作，应当放在培养干部、指导人大立法上。人大、政府、政协、法院等政府分支中的主要干部，都由地方党委通过法定程序选配。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选举中，地方党委负责选派优秀的候选人，并力争党选派的候选人能够胜选。这就是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实现方式。

学习越共的勇气

有人会说，难道改革从基层开始就可以了吗？上述的两个问题（向上责任性和垂直责任性）在市一级以上的政府就没有了吗？

更高层的政府中，当然也有体制问题。但这不是最紧急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目前治理中的各个问题，都是出现在市和市以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中的。副省级以上的部门和官员，由于直接受到中央的监督，所以出问题相对较少。而且，这些层次的官员中，出了问题是相对容易被发现和受到惩罚的。中国目前的体制，并不是中央不能代表全国的要求和利益，而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造成的。

在进行政治改革，建设现代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稳定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建立起一套地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执政制度、民主监督制度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会大大的改观。到时才可能在更高一层的政府层面，引入更多的民主元素。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确应当向越南学习。但是向越南学习的，不是他们具体的选举总书记的做法，而是他们勇于推进政治改革的勇气。

·作者长期研究全球民主化和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目前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不代表东亚所观点。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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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历来是一个具有非常争议性的问题。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就是说，政治改革存在着很多切入口。但不管从哪一个入口进行，对政治改革不可过于理想化，因为每一项政治改革可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更有甚者，如果选择不好，政治改革可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是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从政治改革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选择政治改革的目标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并且是根源性的问题，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优先建立民主公共财政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一个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可以考虑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优先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在众多的原因中，如下两个非常显著。

首先，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党政官员的腐败、政府权威减弱等。而这些都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纲”。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公共部门，财政是公共体系运作的血液。要对整个公共体系进行改革，从管治血液入手最为有效。

其次，公共财政制度介于经济和政治之间，较之其他一些政治改革的入口较少敏感性，也容易操作。一提到政治改革，很多人都会想到诸如政党体制的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确立、自由媒体的发展等等。尽管这些都是民主化所需要的，但问题是实际上很难从这些议题入手。在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经验来看，这些变革甚至可以是公共财政制度变革的副产品。

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的范围随政府的能力大小而定，但基本上都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制度、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调控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有效的制度性手段与机制。本栏上周强调过，较之富人，穷人更需要使用政府所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

公共参与使公共财政制度透明

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并不很佳。问题是缺少有效的公共参与。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如何使用这些服务？这方面需要公共参与。否则，公共财政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在目前的体制下，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还是向富人群体倾斜的。在各种压力下，政府会拿出一些钱来救济穷人。但这种救济式的服务并非公共财政的本质部分。在没有公共参与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很难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

没有公共参与，公共财政制度就很难有透明度，腐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公共财政制度表明政府部门要从企业和社会提取经济资源，再用于社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交易机会越多，腐败的机会也越多。如果政府向社会提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过程是不透明的，这个过程能产生怎样的腐败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公共部门的审计所揭示出来的种种滥用公共财政的情况就是和不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财政制度便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源。预算是政府运作的血液，控制预算就是制约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制约的主要机制是控制预算。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并没有任何原因说中国的人大制度不可以对各级政府的预算进行监督。

政府从企业和民间提取经济资源，这为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所必须。但这个过程也需要透明化，否则腐败在所难免。在一些地方，因为地方政府向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不当，经常导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在一些地区，这方面也有好的发展方向。例如浙江等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的地方，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的称之为“协商民主”的地方政治实践。协商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要当地政府论证经济资源提取和使用的合理性。

　

公共预算须保证基本公民权

更为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制约着中央政府的能力。近代以来衡量中央政府权威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能否保证境内居民的平等公民权。中央政府要掌握庞大的公共预算，本身并不是目的。公共预算的最终目的就要保证最基本的公民权。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普通老百姓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向普通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所致。全体居民的认同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人民认同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谈到公共财政时，人们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很少有人理解“取”和“用”这两个过程的民主化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方面努力不少，但各种改革相当片面。“取”和“用”都得到了强化，但忽视了“取”和“用”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正是因为公共参与的缺失，各方面的改革要不成效不大（如整治腐败），要不就是失败（如医疗和教育体制）。

如何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制度？看来光从经济的角度来改之举措也很难再进行下去。公共参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而公共参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化的核心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