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时报》记者撰书描述中国在美间谍活动

《华盛顿时报》记者撰书描述中国在美间谍活动

【网讯】根据美国政府的资料，全球191个国家当中，有超过140个国家在美国窃取国防以及商业机密，被FBI列为第一名的国家为中国。美国《华盛顿时报》本周连续三天在头版刊登记者比尔·格茨最近出版的新书摘要，内容主要描述外国间谍如何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

麦氏兄弟窃取海军机密

　　《华盛顿时报》军事与情报记者比尔·格茨的新书书名叫做《敌人：美国的敌人如何偷窃重大机密，而美国如何让这种事情发生？》，其中，洛杉矶华裔麦氏兄弟被控担任中国特工的个案，是华盛顿时报在介绍新书的时候刊登的第一起案件摘要。

　　当时是香港凤凰电视台工程师的麦大泓在2005年10月19日播了一通电话给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普培良，麦大泓告诉普培良：“我是北美的红花”。这通电话被美国国家情报局截听，引起调查美国海军科技失窃案人员的注意。后来，麦大泓与他的哥哥、国防合约商麦大智，以及麦大智的妻子赵丽华，被控为北京政府担任特工而隐瞒不报。

　　法院公布的文件显示，麦大智承认他从1983年开始，就把美国的新型驱逐舰以及神盾武器系统等科技情报提供给中国。

称间谍活动帮助中国发展神盾

　　格茨称，二十多年来这个间谍活动没有被侦察到，而失窃的是美国海军的重要科技，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一个在洛杉矶的华裔间谍网偷窃了价值不菲的军事技术。具体来说，协助中国政府能够找到美国维吉尼亚级别攻击潜水艇的所在位置；让中国能够发展新的战舰管理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神盾级系统。这种技术，可以说是现代海军的心脏。”

　　美国海军官员没有评论间谍活动对海军的损失，也没有证实美国是否跟解放军讨论过这个问题。美国国防部则表示，美中双边的军事交流，将继续以平等、互惠等原则为基础。

指中国利用亚裔美国人窃取情报

　　在麦氏兄弟被控间谍案之前，美国政府撤回对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的指控并且予以赔偿。许多美国华人认为，FBI专挑华裔下手，很不公平。对此，格茨说，FBI高级官员曾经告诉他，问题在于，这些人往往是中国情报部门所要吸收的对象。

　　格茨说：“我曾经访问过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戴维·扎比。他说，许多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亚裔美国人说，他们觉得FBI专门爱挑亚裔美国人作为调查的目标。对于这种批评，戴维·扎比响应说，FBI并没有专挑亚裔美国人，而是中国间谍网专门爱找亚裔美国人，中国利用这些专业、有经验的亚裔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获取重要的情报。”

“中情局不希望太快逮捕中国间谍”

　　根据美国政府的资料，全球191个国家当中，有超过140个国家在美国窃取国防以及商业机密，被FBI列为第一名的国家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也对中国进行情报收集。不过，格茨说，美国做得没有像中国那么积极。

　　格茨说：“遗憾的是，美国对外情报工作并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也当然没有做到像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那种地步。遗憾的是，这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问题没有积极对抗中国的情报活动。”

　　格茨说，另一个问题是中央情报局（CIA）跟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分歧，CIA不希望太快逮捕中国间谍，以免引起中国的警觉。此外，检察官与调查人员之间的矛盾，也常让比较严重的罪行指控不了了之。

倡议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普罗迪遭意大利朝野批评

【网讯】意大利朝野国会议员对总理普罗迪日前访问中国时声称将促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咸表不以为然，并强调不应对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解除武器禁运。

　　中央社报道，继19日发表书面声明批评普罗迪讨好中国的提议之后，意大利参议院国防及欧盟政策委员会成员暨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赛尔瓦参议员 (Gustavo Selva)，20日继续在国营电视与广播集团RAI的“第一广播电台(Radio Uno)”的政论节目中表达他反对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

　　赛尔瓦在19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尽管欧盟及美国力抗来自各方的强大游说压力，仍基于众多的充分理由无意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反观普罗迪却为讨好中国高层及攻占中国的武器市场，倡议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对中国在人权、公民、宗教、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的高压手段则轻轻带过。

　　赛尔瓦强调，由于在亚洲，以至全世界，并没有任何国家威胁中国，普罗迪还在促欧盟增加向军事预算已极为庞大的中国出售武器更显得毫无道理。

　　与赛尔瓦同属全国联盟党(National Alliance)的众议员乌尔索 (Adolfo Urso)指出，普罗迪倡导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不仅与欧盟不同调，也与他自己领导的执政联盟内大部分人的意见悖离。

　　乌尔索说，他将在国会中提动议反制普罗迪的鲁莽建议，以求再次明确地表达意大利反对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

　　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绿党众议院党团领袖波内利(Angelo Bonelli)也反对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之议。他说，这并不在欧盟的规画之中，也从未讨论过，因此政府有必要立刻澄清。

靖国神社会缓和，其他问题实质交锋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安倍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即将出任首相
本周，香港媒体除了大篇幅报道和评论台湾倒扁运动的情况之外，还把焦点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昨天安倍晋三上任自民党总裁，未来的中日关系十分引人关注；其次，发生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和北大数学教授之间的论战也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

周三，安倍晋三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并将出任下一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几天，香港《太阳报》发表文章，认为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将较之小泉时代更为复杂多元。文章写道：“ 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在安倍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展开十分微妙的互动，其中甚至包括双方未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作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几乎成为中日高层博弈和国家意志较量的试金石。但自从安倍决定参选自民党总裁之后，除了八月十五日小泉最后一次参拜之举外，靖国神社问题在北京和安倍之间似乎被刻意淡化处理了。其间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安倍还是北京，都愿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给对方以一个机会，并共同开始一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新的探索模式。”

文章接着写道：“事实上，从政治光谱上看，安倍晋三处于较小泉更为右翼的位置上，只不过他的手腕和风格较小泉更为圆滑而已。虽然安倍最近接连发表重视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的言论，但有迹象表明，改善中日关系只是安倍晋三整体外交战略中的一个筹码而已，他的外交战略不但仍将以对美外交为主轴，而且将在修改宪法和令日本成为一个外交独立、军力强盛的国家较小泉时代走得更远。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面对一个在靖国神社等枝节问题身段更为柔软、而在实质性问题上则更为强硬的安倍，中国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策略，值得人们关注。只有在即将开始的“安倍时代”，中日关系才将真正进入笔者之前所称的中日关系千年历史上的首次结构性调整和双方民族心理调适。

“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可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稍显缓和，但却可能在另一些问题上进入更为实质性的交锋，诸如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日美同盟等。另外，随着靖国神社这一感性因素被淡化，中日民间情绪将稍显平静；但双方民众对彼此国家和自身定位的心理调适，则将进入一个更实质性、更漫长但希望是更理性的过程。”

怎样进行理智的倒扁

在台湾方面，从上周五晚上的围城行动开始，倒扁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和更有挑战性的阶段。围城行动的第二天，香港《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围城行动：台湾民主经历考验》。文章写道：“台湾从上半年的罢扁发展到最近的倒扁，其范围由立法院内转移到街头，形态则由体制内纠错和抗争发展到体制外的革命化行动。这是逻辑的悖论，但悖论背后则体现着台湾民主的无奈。……从大框架上来说，台湾人民从体制返回革命的手段，既出于无奈，同时也是台湾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环节。从体制返回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使台湾的民主体制更加健全、理性、有效，其中的目标是将陈水扁拉下台。但从民主转型的眼光来看，陈水扁下台并非唯一目标；相反，透过这场运动，台湾民主体制中的一些痼疾如果受到冲击甚至得到改变，那才是这场民主转型的根本目的。这些痼疾包括：政治人物在民众抗议之下仍坚不下台的寡廉鲜耻的作风、立法院内不合理的罢免机制、台湾民众与西方成熟民主社会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的民主素养。”

文章接着写道：“如何在保持足够理性的同时，又不使倒扁运动的热情逐渐涣散，这些都是作为倒扁运动总指挥的施明德，以及全体倒扁群众需要思考的问题。至于目前的这场倒扁运动如何退场，亦即如何评判倒扁运动的成功或失败，笔者认为，将陈水扁拉下台只是目的之一，但绝非唯一目的；相反，这场运动能否自始至终理性、平和地发展，并由此对台湾民主机制中的一些痼疾形成冲击，造成长久效应，则是更为重要的观察指标。倒扁运动最后若以暴力冲突乃至流血收场，即便陈水扁下台，从民主转型的角度看，也将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大学的学术标准和人文标准

另外，在中国国内，国际数学大师其丘成桐和北大数学教授之间正在爆发一场论战。对此，香港《明报》本周发表文章进行评论。文章说：“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学素来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二是人文标准。遗憾的是，这两个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似乎都难以达到。……中国自古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中国古代读书人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修心、齐身、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基础就是读书人对自身道德的修炼。”

文章最后写道：“只是到了今天的中国，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这些观念也都荡然无存，更遑论达到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境界。盛行于今天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官学勾结、商学勾结现象，已经践踏了中国学者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更遑论期待中国的大学对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关照。崛起期的中华民族有许多精神层面的混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细心、理性而有逻辑严密地予以梳理、提炼和修正。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显然是过高了。如果北大的教授们通过与丘成桐的论战，也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些反思，那么论战本身反倒是次要的了。”

美国国会人权报告：中国人权状况一年来有退步

【网讯】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中国问题委员会20日公布年度报告，在承认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治理社会问题以及巩固统治的部分政策表示“深切地担忧”，认为这些政策造成了中国过去一年在维护人权和法治方面出现了倒退。美国今年3月曾发表类似报告，指责中国人权记录仍然糟糕，当时中国对此指责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日报》报道，美国国会暨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当天举行听证会，并公布了2006年度中国人权和法治情况报告。此前，这份报告在委员会以22票对1票获得通过。

承认中国人权有进步

　　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海格尔指出，中国在建立以法治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政治体系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他又强调，“在2005年的报告中重点指出的一些领域，即在对基本人权譬如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方面的问题，仍未得到改善，在某些方面，政府甚至加强了控制。”

　　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李奇说：“这份报告反映了委员会不断加深对中国当前人权和法制状况的理解。这份报告全面地指出了那些中国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应该享有而没有享有的权利。”

　　报告指出，委员会注意到中国政府过去25年中，在开始建立以法治为基础并且尊重基本人权的政治制度方面取得的改善。报告说，由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已经开始了司法改革，这一改革未来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制度存在显著鸿沟

　　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骄人成绩，但专家指出，经济发展未必能促进政治变革，政府的控制可能会变得更严厉。另有专家建议美国国会加强对中国在法治和人权合作项目上的拨款。

　　有学者称，中国正进入一个政府控制更强的时期。中国在为2008年奥运会准备的同时，决定保持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北京政府认为控制就等于稳定。”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恩在证词中指出，中国在政治和宗教自由、减少专断的犯罪刑罚、发展公平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自由和强大的法律职业方面都做得不够好。

　　科恩说：“看看中国的法律和法律机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一点会更明显。新的《破产法》和即将出台的《反垄断法》都反映了中国立法取得的进展，但是《物权法》草案的暂时失败则提醒我们，意识形态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困难与全国人大寻求规范管理农村和城市土地纠纷的意图产生矛盾。”

摘取死刑犯器官不符国际规范

　　另外，报告还明确指出，中国确实有摘取死刑犯器官移植的情事，且其流程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规范。

　　报告引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于去年7月的公开说法，宣称中国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多数来自死刑犯，而今年更有来自海外医学与法律专家的报告，谴责中国继续在死刑犯未同意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

　　报告也指，中国虽然将死刑犯器官摘取合法化，但其作业与流程并未依照国际规范，所谓的死刑犯捐赠器官，仍可能在不当压力、影响、或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这都违反国际准则。

　　同时，报告中还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和法治情况的十四点建议，包括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行动、要求拨款发展新的技术项目帮助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的信息、扩大中美关于改善劳动环境的合作项目等。

　　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成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专门研究和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和建议。 委员会成员包括九名参议员、九名众议员和五名总统任命的资深行政官员。

中国将允许民间社会资本参与保安经营活动

【网讯】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20日表示，中国将分步骤地开放保安服务市场，允许民间资本参与保安经营活动，同时对中国现行的保安服务业管理体制将进行改革。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介绍，目前中国保安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将积极推进保安服务业改革。现行的保安服务企业由公安机关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体制将适时调整，实行“政企分开”和“管办分离”。

　　他表示，将实行保安服务市场准入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开办保安服务企业，鼓励民间社会资本参与保安经营活动，发展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共存的混合所有制保安服务企业。

　　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保安服务业的企业数量、保安员数量、年产值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目前，全国从事人防、押运的保安公司有2300多家，保安员有110多万人；从事技术防范的保安公司有一万多家，保安员有二十多万人。保安业的年产值达四百亿元人民币。

北京拟进行全面体制改革 公益性单位剥离行政部门

【网讯】北京市发改委在20日召开的新闻披露会上介绍，北京市将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试点，行政管理部门将不再直接管理所属事业单位的职责，由专门机构整合事业单位存量资源、管理公益性事业单位。

　　据悉，北京预计到2008年初步完成试点探索，到2010年初步形成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此外，政府还将重点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以及科技和文化等社会领域的改革。目前，上述改革只是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规划，相关部门将逐步加以细化。

　　其中有多项改革将惠及普通民众，如到2010年，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到2010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九成五等。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评价，中央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事业单位改革的分类推进办法，北京市的该项规划为全国的事业单位改革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而且已先期开展了试点。

　　早在2004年7月18日，海淀区就已成立了公共服务委员会。并规定，对于该区的事业单位“先分类、再分别对待”，对带有营利性的直接企业化；对公益性的和准公益性的单位严格由政府管理，统一划归公共服务委员会；而带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则基本不变。

　　包括海淀区卫生局所属的22家医院、区卫生学校、区卫生局医院管理服务中心、区医学救援中心、区卫生人才服务中心，以及区文化委所属的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均归属到了公共服务委员会名下。

　　一位海淀区涉及此项改革的工作人员称，他们部门刚把三个下属事业单位划归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这些单位的职工只是换了个“婆家”，身份和待遇都不会受影响。但是剩下几个下属事业单位面临的将是脱钩成企业或者撤销关闭，真正艰难的工作还未开始。

　　汪玉凯教授也表示，全国尚有130万家事业单位，涉及2600万人，而改革必然会触及多方利益，所以在改革之前要做好调研。

促社会和谐 中国明年4月将举办世界道教论坛

【网讯】中国继今年首次举办世界佛教论坛之后，将于2007年四月举办一场国际性的道教论坛，主题围绕“道德经”与“和谐世界”展开。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国家宗教局20日在北京举行“文化视野中的和谐理念”报告会，身兼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说，中国的传统宗教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和谐、自然、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在推进和平和谐等方面将非常有益。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则在会中表示，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协将弘扬道教文化和以和为贵的理念，推动社会和谐。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指出，任何国家的崛起都需要价值观的形成支撑，需要加强文化共同特性的认识。和谐理念的推广，有利于世界对东亚文化的了解。

　　世界道教论坛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道教协会共同举办。今年四月中，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曾在杭州举办世界佛教论坛，这是当局首次主办宗教论坛，备受中外媒体瞩目。

　　论坛举行前后，海外一些媒体普遍分析认为，北京高层已经意识到佛教教义与和谐社会理念契合，有助于稳定社会，因此北京开始高调支持佛教复兴。

职业律师出任法官成为中国司法系统新趋向

【网讯】权威人士透露，中国的司法系统正在吸收一些知名的职业律师出任法院副院长及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一工作已在一些省份逐步展开试点。

　　据《大公报》报道，安徽律师汪利民2002年出任安徽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成为中国第一位直接由职业律师出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的“律师法官”。内蒙古律师郑锦春则是第一位由律师出任省高级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律师检察官”。贵州律师李汉宇也于今年稍早前出任该省高院副院长。

　　中国现有律师十二万余人，随着现代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日益进步，律师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吴革指出，律师不仅要求改善职业环境，也寻求提升社会地位。

　　吴革并认为，中央政府对律师的重视也在加强，日前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新阶层人士的作用，而律师正是新阶层人士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在中国，过去法官、检察官一般是从军队或其他行政系统中调任、委任的，近年开始通过社会公开考试选拔入法院进行培养。早些年人们比较常见的是法官、检察官辞职去当律师，但近年已开始陆续有律师出任基层市县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而由律师出任省级法院副院长或副检察长，现在也已经起步，。

　　据悉，前述几位律师出身的法院副院长或副检察长，均曾是当地知名的资深律师。譬如，汪利民曾获安徽省“十佳”律师称号，省政协委员、省律协副会长、安泰律师所主任。

　　郑锦春是内蒙十佳律师，自治区政协常委、律协副会长，恆信长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汉宇是全国政协委员、民建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辅正律师所主任。他们通过当地的公开选拔考试，并经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司法官员。

　　根据《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履任新职后他们均不再兼任律师职务。

当局否认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限制和同化

【网讯】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珠昂奔21日否认中国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同化的政策，限制文化发展。他并指出，中国有特殊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和发展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

　　近年在云南、四川的大规模水电项目中出现了移民的问题，以及青藏铁路的开通，有人担心对当地原生态文化产生负面冲击。丹珠昂奔说，“有些国家把某些人封闭起来，让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原封不动，这样是有问题的。”

　　据新华社报道称，丹珠昂奔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这些法律中很明确要禁止民族歧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的文化。

　　他说，尊重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风俗习惯，按照各民族的年节习惯安排假日。

　　据他介绍，政府多年来收集了百万余种少数民族古籍，出版了五千余种；出版了全面介绍少数民族各方面情况的5套丛书共四百多种。

　　他说，政府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机构和设施建设。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内，都建有中等艺术学校，在部分民族地区还建有高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

　　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被调查 妻子女婿同被扣查

【网讯】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落马后，对当地政坛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国土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多人相继被“双规”和调查。而被当地百姓称做“郴州土皇帝、最大贪官、关系最硬、权力最大”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及妻子、司机等人于9月19日下午四点，被湖南检察院带走。

　　2003年12月，郴州发生一起凶杀案，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萧鹏金在郴州某宾馆内被杀，该案牵出了轰动全国的李树彪“住房公积金案”。

　　据称，萧鹏金被害当天，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李树彪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嫌疑对象。结果，早成惊弓之鸟的李树彪将自己挪用1.2亿元住房公积金豪赌事件和盘托出，并牵出了其“顶头上司”——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去年四月，雷渊利被“双规”。雷在一封忏悔书中说：“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在长沙受审时，雷有感而发说：“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最小，只能排在第十二位。”雷渊利已因贪污及受贿七百多万元以及挪用公款2650万元被判处死缓。其在庭上的交代引起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重视，顺藤摸瓜挖出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

　　李大伦被拘押后，成为湖南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据称，李大伦和盘托出了其在郴州当政时期的贪污腐败行为，坦白交代了涉案的158名党政官员和商界人士。随之而来的是原郴州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国土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多人被“双规”和调查。

　　湖南省政府有关人士透露，正因为受李大伦案的牵连，尽管湖南其他县委党代会换届选举很早已结束，但惟独郴州县委班子选举要等到湖南省党代会换届完后再选举。

　　6月19日，湖南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在郴州召开全市县处级干部通报会，指出此案有“四个特别”：即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作案手段特别狡猾，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案件性质特别严重。联合调查组规劝与李大伦案有关连的官员，在十天内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由于交代问题的人数太多，截止时间延长了一个星期。

　　多名知情人士证实，9月19日，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省检察院反贪局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及两个女婿(其中一个女婿出事前为郴州宜章县公安局局长)、他的司机等。曾锦春之弟、担任郴州市房产局局长的弟弟曾宜春也一同接受调查。

私企老板青睐服预备役 餐饮公司总经理成少校

【网讯】据江苏预备役高炮一师一团政治处主任金俊红在江苏省预备役部队经常性基础工作观摩会上透露，中国私企老板近年争相加入预备役，该团今年新编入四名预任军官中，有三人是私企老板。

　　拥有520家连锁店、在中国餐饮界排名第四的全国小尾羊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保华两年前被编入预备役，职务为某团后勤处协理员，军衔为少校。

　　李保华称当年自己是该团第一个身份为私企老板的预任军官。他曾在1973年入伍，当过两年半士兵。李保华说，尽管当兵时间不长，但他对军队感情深厚。

　　此前，私营企业主可以以“学费自理方式进中央党校”，媒体普遍指责这让人感到不伦不类。评论认为，中共中央党校是培训中共高级官员的专门机构，是中共为贯彻路线而做思想理论及组织人才的地方。中共官员向来以能进入这所“圣殿”为荣。媒体质疑，中共中央党校针对私营企业主开办的短期培训班，是否是在为政商搭建平台，构建政商关系网。

社科院专家忧宏观调控“风声”过后 地方反弹

【网讯】中国官方报章21日表示，尽管中国学者对当局早先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结果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大都认为，未来的宏观调宏包括货币走向，应以保持稳定为宜。同时，他们担忧这一阵“风声”过后，地方会出现新的反弹。

　　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一些学者指出，从八月的经济数据来看，早先实施的宏观调控已经收效，目前宏观经济趋于稳定。

　　但也有学者表示，早先实施的宏观调控对投资打压过度，造成经济增长的“剎车”效应。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这次调控的初衷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减速”，但现在的结果却变成了“剎车”。

　　尽管这些学者专家对目前经济形势判断存在差异，对于未来的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走向，他们都认为应该建议一个，长效的、求稳的宏观调控机制。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表示，短期来讲，宏观调控对银行、地方政府扩张的冲动肯定有一些抑制作用。

　　彭兴韵说，“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宏观调控这一阵‘风声’之后，可能会有新的反弹。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长期的、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彭兴韵表示，短期内，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定为宜。

　　报道并引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本月初在中国企业高峰会上表示，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尽可能不用或少用行政手段，尽可能采用经济、法律手段。

　　上半年中国投资呈加快增长势头，创三年来新高。为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北京当局出炉了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紧缩土地供应等措施。

印度主流媒体记者团西藏拉萨见闻录

【网讯】8月初，7位印度媒体记者受邀访问了甘肃省的甘南自治州，并乘坐青藏铁路上了世界屋脊，在日光城拉萨停留5日。《环球》杂志驻印度记者特别专访了其中的三位—新德里电视台高级记者尼廷高凯乐、《先锋报》高级编辑索伯蕊甘古丽和《印度时报》新闻部主任兰简罗伊。

　　和甘古丽相比，没到拉萨之前，高凯乐和罗伊都对日光城有更为浪漫一些的想象。许多印度和西方的旅行者写过拉萨，在那些书籍和老电影里，拉萨是神秘的城市，是窗户狭小的藏式碉楼、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狭小街道和穿著皮袍的藏族人。

　　高凯乐说：“当我看到现代化的拉萨时，心里一下子不太能接受。当然布达拉宫、八角街和很多寺庙还是像书里写的一样美丽，但是拉萨的总体面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钢筋水泥的建筑，霓虹灯，宽阔的马路。我觉得有些悲伤，那些吸引我的古老而有魅力的东西正在消失。”

　　他说，同样的情形，他后来在北京也看到了，“这从来就是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城市一方面需要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发展而消失的常常是它最迷人的东西。”

　　罗伊说，“从旅游者的角度看，这点是令人失望的。”

　　他们一行是乘坐7月1日才正式通车的青藏列车进藏的，高凯乐说：“火我在车上看到很多其它地方的中国人要去西藏旅游，也看到很多西藏人回家。这列火车，毫无疑问，将把西藏和外部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在一起。”

　　不过，这三位印度记者也都表达了一些担忧：便利的交通将使更多其它地方的人到西藏去做生意，肯定会给当地人带来一定的冲击。

　　高凯乐说：“采访过程中，我们听到一些担忧，来自发达地区的商人受教育水平更高，观念更开放，资本也更雄厚，当地的藏族商人很可能竞争不过他们。”

　　既然来到西藏，所有的印度记者不可避免地都想采访关于达赖喇嘛的新闻。“我们想知道现在的西藏人是怎么看这位流亡国外的活佛。”高凯乐说。

　　在甘古丽看来，普通的拉萨人对过去那段历史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我们采访的大多数人幷不愿意多谈与此有关的话题，他们的态度更多的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来关心现在和未来，应该怎样做生意，怎样工作，怎样改善生活。”

　　罗伊则表示，他们在拉萨遇到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发展经济。比如，乃堆拉口岸重新开放之后，西藏与印度怎样推进贸易往来，其中存在何种问题等等。

　　高凯乐采访了八角街的一位小店主。“他是个普通人，并不关心政治，对他来说，达赖喇嘛是位活佛，宗教和精神领袖；而且他也承认，现在的拉萨比达赖在的时候要繁荣得多，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西藏人是受益的。”高凯乐说。

　　他们同时发现，在老一辈的西藏人和年轻一代之间，对达赖也有不同的态度。甘古丽说：“拉萨的年轻人自出生以来，达赖喇嘛就不在西藏了，对他们来说，布达拉宫就是个博物馆。我不觉得他对年轻人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许他们对他会有点好奇吧。”

外国媒体关注中国开发河流 称中国用水控制亚洲

【网讯】近两年，中国的水资源开发成了一些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不少文章都把重心放在中国开发跨境河流损害相关国家利益上面。《环球时报》报道指，“中国水威胁”只是外国媒体的炒作而已，带有政治企图，是为了遏制中国。

　　俄罗斯《独立报》9月13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让不少国家担心的前景。文章说，到2015年中国本身及其南亚和东南亚的周边国家将急剧增加对水的需求。中国是这一地区的水源国。这些跨境水资源将成为中国未来手中的一件有效工具，中国将利用它来制约亚洲。

　　美国之音网络版不久前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中国过度开发跨境河流。文章写道，中国对其新疆境内的伊犁河以及额尔齐斯河水资源的过度使用正在给位于下游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其后果可能会导致生态灾难。而去年11月发生松花江污染事件时，路透社发表文章说：“中国在出口污染。”

　　《环球时报》报道引述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的话说，“水威胁是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被外国媒体炒作出的中国威胁论的新内容之一。”

　　孟祥青认为，近年来，中国威胁论有两个变化，一个是威胁的内容有所扩大，比如相继出现了经济威胁、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环境威胁、人口威胁，现在又有了水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市场有扩大蔓延的趋势。孟

　　他并表示，不否认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最近确实增加比较快，这是一个客观趋势，引起相关国家的担心和疑虑也是正常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整个水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和相关国家谈判磋商以解决问题，过度的炒作显然是不正常的。

　　中国拥有多条国际性河流，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图们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都流经多个国家。在对这些河流的开发过程中，就会和相关邻国出现一些争议。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完善胡温执政纲领体系

【网讯】十六届六中全会目前已经进入全面预热。十月份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全会，将对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全面部署，这将进一步完善胡温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体系。

　　据《大公报》报道，回顾本届中央委员会，已经举行了五次中央全会。其中，一中全会的任务是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二中则是向全国两会提交人事安排建议。从三中开始，每次全会均安排专题研究一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议题。譬如，三中研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四中研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五中研究“十一五”规划建议。而按照以往做法，明年的七中全会将主要为十七大做准备。

　　观察人士指出，几次全会陆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市场经济、执政能力等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在今年上半年颁布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

　　如果加上六中全会关于和谐社会的决定，那么胡温领导集体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纲领性政策。

　　而从中透出的执政思路和脉络，则蕴涵了诸多制度创新。譬如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重要领域。而四中全会则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

　　在中国现行政治结构中，中央全会的决策效应之高毋庸置疑，甚至往往成为主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从十六大几次全会之后的具体工作部署看，全会上通过的决定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中之后，国务院出台了“非公三十六条”，允许民企进入军工、民航、石油等领域。而在四中全会后，党委减副、党政机构调整等工作也进展迅速。

　　从“三个文明”(物质、精神、政治)到“四个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被纳入了执政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社会不公正的加剧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缺位，已经到了必须格外重视的地步。围绕改革路径的争论，也一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谐社会第二次进入了中央全会的视野。中央曾于去年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次省部级官员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而这些官员占了中央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因此，“省部班”之后各地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取得的经验、遇到的问题等都将在六中全会上得到沟通协调。

　　另有专家预计，如何发挥“新阶层人士”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也将成为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曾锦春：以“双规”威胁不听话官员的纪委书记

　　与李大伦这位外来的强势官员相比，曾锦春更多具备郴州本地官员的色彩。如今，他最难以避免的毁谤可能不是滥用公权，而是“作茧自缚”。在郴州官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这位纪委书记为了继续做官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两岁。这使得他留恋权柄，正好赶上了这一轮整肃风潮。

　　郴州人如此评价李大伦和曾锦春：李大伦一般不会直接侵害到普通百姓，但曾锦春不一样。

　　作为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一以“亲戚多”闻名，二以善于利用自己对官员们的监察权力著称。

　　1995年以前，曾锦春就以特别照顾亲属利益著称。曾在城管系统工作过的一位官员回忆，当时曾锦春的几个亲戚在农村的一座桥上卖菜，口袋里都会揣着他的条子来应对城管人员。1995年之后，这种照顾开始升级，其亲属大量进入市直机关工作，有官员说，至少有40多名。

　　不过这位市纪委书记更重要的特征，则是其无情的一面。在郴州官场，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曾锦春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就很可能会被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另外，如果哪个官员手中有其垂涎的资源又不愿交出，同样有“双规”之虞。

　　2002年之前，曾锦春的做法还比较谨慎。当时他的妻子在郴州市计生委工作，一度提拔缓慢。一位曾在郴州市纪委与曾锦春共事的官员说，曾锦春因此不满，但也只是直接指责几任计生委主任而已。其中有一次，曾锦春曾威胁说，要“诫励”计生委主任陈莹花，不过这一纪律惩罚最终亦未施行。

　　2002年，则是曾锦春、李大伦乃至整个郴州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年，他们明确感到了煤矿与房产利益的暴涨所带来的刺激。1999年李大伦刚来郴州做一把手时，煤矿利润微薄，郴州市政府还要动员别人开矿。到了2002年3月，小煤矿已经遍地开花，呈失控之势。在过去7年里，煤矿价格从120元/吨，涨到了超过400元/吨，钨矿沙从3万元/吨上涨到超过12万元/吨。

　　从这一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官员说，知晓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这些官员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都怕他。”一位官员说。

　　在郴州官场，对曾锦春的行事风格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一种是少数人的说法：为人义气、朴实，什么事都喜欢插手，“条子满天飞”，听上去甚至有几分憨态；另一种是多数人的说法：霸道、凶狠、不留情面。两种说法对比，似与曾锦春对待家族中人和其他人的态度对比相映成趣。

　　不过所有受访官员都承认，其人“曾矿长”的名号决非浪得虚名。在郴州官员和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黑色笑话：“全市的矿都归他管。”曾锦春利用市纪委书记的独特权力，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听命于他，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造成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恶果。

　　黄元勋，郴州市宜章县浆水村农民，多年来一直用举报“官煤勾结”的方式与曾锦春角力。

　　黄元勋由举报本村荣福煤矿开始，直到举报曾锦春本人，花费5年多的时间。正是这家煤矿，频繁制造了拖欠村民工资、矿难、造成水田塌陷等事件。由于其老板黄生福与曾锦春过从甚密，黄元勋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之后，举报曾锦春为“恶矿的保护伞”。去年12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荣福煤矿视察，黄生福瞒报产量和矿工人数，导致李毅中当场发怒，斥责这家煤矿对矿工生命不负责任。

　　令郴州官员们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与权力安排、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竟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

　　在其与煤矿的关系之外，一些关联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郴州，一些企业的门口挂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单位”的铜牌，而落款竟是与“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相干的郴州市纪委。由于铜牌的颁发意味着在郴州市各部门的检查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权，因此每一块都价值40万元，仅此一项，曾锦春治下的郴州市纪委就年入1000万元以上。

　　曾锦春自己被“双规”前，郴州中下级官员普遍担心此人很难受到处理。他们的理由是：“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

批国土部不重视耕地 国务院驳回土地规划纲要

【网讯】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消息说，刚刚上报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9月6日的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上没有被通过。据分析，未获通过的原因，是国务院对纲要中提出的耕地保护指标不满意。

　　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本次上报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纲要》提出，到2010年全国耕地总量保持在18亿亩的规模，“十一五”期间每年减少耕地280万亩用作新增建设用地。

　　而国务院则指出，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至少要保持到2020年而不是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此批评500万亩的建设用地指标“没有体现集约、节约的原则”。

　　《纲要》未获通过，已经使国土资源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土资源部对土地规划的修编工作目前已经启动。据悉，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随后在9月18日发出指令，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展开大型调研。

　　国土资源部这次调研涉及五方面的内容，包括房地产调控、土地违法新特点、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土地违法问题、如何加强土地调查监测、及时掌握土地利用状况等等，事无巨细。

　　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迅猛，完全超出实际。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此前说，“如果把现在我们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量加起来，那将大于整个中国的国土面积。”

　　“现在不少地方将一些高产的基本农田谎报为中低产的非基本农田，甚至谎报为山地，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占用开发，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中国土地学会的一位学者表示，这种做法肯定会被新政策所叫停。因为要保证18亿亩耕地，现在基本农田的量实际上已经不够了，需要从中低产农田中整饬一部分出来。

　　不过，中国目前到底拥有多少耕地却是一个谜。

　　按照1999年11月3日，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公报，截至199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共计19.51亿亩。此后2003年底公布的数字是18.51亿亩，2005年推算是18.3亿亩。但这毕竟是推算。

　　据悉，国土资源部正在加快步伐，推动新一轮的国土遥感普查，耕地的准确数量将会测算出来。不过这项普查所需时间可能长达两三年，仅此就会消耗“十一五”的大半时间。

　　北京空港工业区在过去十二年间一直大量征用周边的耕地，不断扩充工业区面积，以满足激烈的城市化进程。现在，工业区管理层已决定停止这种扩张。工业区人士说：“我们将劝退区内那些经营不善的公司，收回那部分建设用地，作为今后新的土地来源。”顺义空港工业区的转折，是中国土地政策走到临界点的一个缩影。
　　
　　据悉，目前除北京顺义空港区外，南京、武汉也在探索通过盘活破产倒闭国有企业的用地，而不再增加耕地的占用。这可能将成为未来土地新政的雏形。

郴州举城狂欢通宵烟花庆纪委书记曾锦春倒台

【网讯】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19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调查。据《南方周末》报道，到19日傍晚时分，消息已经渐渐在郴州各地传开。到20日晚间，曾锦春被抓的消息已使郴州举城狂欢。

　　郴州市民胡桂生说，在北湖区国税局附近，庆贺曾锦春倒台的鞭炮响了十余分钟。据报道，20时30分左右，郴州市区鞭炮声此起彼伏，有些地方的天空已被烟花的火光映红。曾经向湖南省委书记状告曾锦春的郴州市宜章县农民黄元勋称，县城里欢庆的人流、车流塞满街道，许多人“要放通宵烟花庆贺”。庆贺人流还打出横幅，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这种欢庆气氛，郴州下辖的临武、桂阳等县概莫能外。喜庆之余，当地官员、百姓似乎并不意外，因为以曾锦春官声之差，早在多年之前他们就确信其难以全身而退。被抓之时，距离曾锦春退休之日不过一个月。

　　除曾锦春外，两年多时间内，郴州市因严重腐败落马的官员还有副市长雷渊利、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等人。而整肃高峰，则是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今年6月1日被湖南省纪委正式“双规”调查。

中国否认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

周四（9月21日），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丹珠昂奔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否认，中国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了同化政策并且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

他表示，中国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不能把民族文化保护绝对化，让某个民族与世隔绝，这也是非人性的。

有人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渗透，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已经出现消亡的趋势，这是客观事实。

丹珠昂奔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这是世界共同遇到的问题，中国的各民族也自然会遇到这个问题。

他指出，中国早已制订特殊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和发展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就明确禁止民族歧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的文化。

丹珠昂奔说："有些国家把某些人封闭起来，让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原封不动，是有问题的。"

生态文化冲击

近年在云南、四川的大规模水电项目中都出现移民的问题，特别是青藏铁路开通以后，有人担心这些变化会对当地固有的生态文化造成冲击。

批评人士指出，修建青藏铁路是中国政府殖民统治西藏的延伸，并且说 青藏铁路是要消灭西藏的文化，巩固大陆对西藏的统治。

批评人士还说，耗费42亿美元的青藏铁路是北京破坏西藏文化的一部分；北京还鼓励汉人迁入西藏，同化藏人。

但是，中国官员称全长1，140公里的青藏铁路可以带动西藏的经济，并帮助人民了解西藏的独特文化。

"中国未兑现为奥运改善人权诺言"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中国曾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但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纪录依然乏善可陈。

国际特赦引述了北京申奥委副主席刘敬民的话："由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有助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 但国际特赦表示：除了在改革死刑制度方面有所进步，其它关键领域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却在恶化。

国际特赦发表了一份名叫"中国：奥运会倒数前一刻的人权改革"的报告，敦促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履行对国际奥委会许下的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

报告说，根据北京的国际通讯员俱乐部的记录，过去两年警察拘捕外籍记者的例案至少有38宗。中国当局过去一年收紧对中国媒体的控制，关闭了诸如包括《冰点》在内的刊物，辞退了相当数目持批评态度的记者。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贝凯玲说："过去一年，政府对记者和互联网用户进行新一轮打压，使政府'全面新闻自由'的保证成为一句空话。现在的情况与'奥运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实际宗旨背道而驰。"

贝凯玲还说，"基层人权捍卫者--包括那些帮助因奥运场地建设工程被迫迁的居民的维权人士--遭受骚扰和监禁。有数以千计的人因走私或诈骗等罪在不公正的审判程序后，被处决。"

国际特赦的这份报告对中国政府在四个主要人权领域上的表现作出评估，已将这份调查报道呈交国际奥委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国际奥委会的态度

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近两年时间，现在就说中国政府未能兑现诺言为时过早。况且，国际奥委会也并不是一个政治压力团体。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戴维斯说："现在就说中国未能承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为时过早。我们办事情不是通过施加压力。这不是我们办事的方法。"

美联社报道说，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政府对不同声音持续打压，其程度为1989年六四民运以后之最。除了不同政见者以及宗教异议人士之外，中国政府对一些身份为律师和学者的活跃人士也进行了打压，并且对互联网实行严格监控。

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倒退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现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

下月起 外国人到上海行医须获批准

● 吴新慧(上海特派员)
　　上海市卫生局规定从10月1日起，凡是要到上海市短期行医的外国医师，必须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才能应邀、应聘或申请到上海从事临床诊断、治疗业务等活动。

　　在目前，外国医师赴沪行医的申报是由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以及上海国际医学交流中心负责受理和提供咨询服务。下月1日起，有关的申报将只由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受理，上海国际医学交流中心只提供受理前的咨询工作。

　　市卫生局发出的通知指出，这是为加强外国医师来沪短期行医的管理，“完善有关办理程序，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新规定是根据现有《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作进一步规范。上海国际医学交流中心工作人员受询时说，在新规定出台前，外籍医师赴上海短期行医，可以将申请材料交由该中心向市卫生局医政处提出申请。不过这就使市卫生局在执法管理中，由于所掌握的信息滞后而带来很多不便。

　　据了解，外籍医师应邀、应聘到上海短期行医的数量近年来不断上升，单是去年至今，已超过420人次。而一些外籍医师在沪行医的申请未批，就已先执业，原则上是违规。

　　市卫生局因此决定加强规范，规定外国医师赴沪短期行医前，其本人或者拟聘用单位应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取得《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和执业范围执业。

　　按照规定，外籍医师短期行医的期限一次可达一年，港澳地区的医师的“短期”则可长达三年。

　　目前已在上海执业的两个新加坡医疗机构，都表示新措施不会对它们造成不便，因为它们一向就是把一切该办的办妥才行医。而新措施对规范医疗秩序和医疗执业行为也有积极作用。

　　百汇医疗集团私人有限公司（Parkway Group Healthcare Pte Ltd）中国区政府事务副总裁范少飞医生说，外籍医生在中国行医本来就需要申请许可，上海市政府只是进一步规范，这有助提升医疗市场和医疗专业人员的质量，减少混水摸鱼现象。

新加坡IMDC国际医疗集团总经理黄绣媛说，上海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其实相当严，会定期派人到医务所检查外籍医师的许可证和行医行为。新措施只是进一步完善内部的有关管理，对业者其实并无两样。
　　外国医师申请时须提供相关学位、身份证明、工作简历、行医执照（医权证明）等公证材料，也必须持有上海邀请或聘任单位的相应资质证书。

大陆官员留学的“新＋美模式”

　　目前官员出国培训所有项目中，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这也恰好折射出目前中共高层的发展心态。
海外培训持续升温

　　“你想想，他们像影子一样跟在美国政府官员的身边学，这样学到的东西是国内培训无法替代的。”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副处长赵晓东对记者说。

　　九个月前，四川省派遣了五名厅级干部到美国乔治亚州和明尼苏达州州政府“实习”，担当相应对口部门官员“助理”。而四川方面似乎对他们学到的东西也很认同，已在内部举办了两次报告会，让几百名四川省高级官员分享他们的经验。

　　自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就不断地派遣自己的干部到国外学习。据人事部一位官员对本刊介绍，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后来发现有一些问题不是考察可以解决的，遂组织了一些时间较长的“培训”，而早期的考察和培训主要都是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19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之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现在活跃于香港政坛的亲中派政治人物梁振英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一般而言，目前厅级以上的干部出国培训，都要由中组部干部培训局下达名额，确定名单，统一管理。具体落实一般交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各个大学负责国家外国专家局也负责一部分审批工作。

　　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副司长刘燕朝曾经在2004年向国内媒体透露，每年仅外专局审批出去的受训名额就达到4万名，中央财政拨给外专用于干部出国培训的专项拨款每年达到1亿元人民币。而最为主要的审批管理部门中组部干训局的数据则从未有过披露。

　　较低级别的官员培训一般由各省市的中共组织部门负责。这些项目不仅难以统计，而且名目繁杂。由于中国大陆目前名义上对领导干部出国签证还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所以一些较低层级政府举办的大规模培训，甚至由旅行社运作，官员持旅游签证出国。这也往往给人以公费旅游的印象。

　　但是梳理中央层级的项目，其思路则显得非常清晰。本刊获知，中组部主管培训的官员曾经私下明确表示过，在中组部的布局中，最为重要的培训有两个，一个是由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为短期培训，以英文为主，目前正在进行第五期；另一个是中组部直接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的项目，为长期培训，而且要求受训官员考取相应的学位，至今已经进行了15年。

这两个项目对于受训官员的挑选、培训以及最后的评估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培训项目中，曾经有官员因为压力过大而中途退出。但是此外的很多培训则良莠不齐，差距很大，且不断升温。
更高层级的对外开放

　　这次五名从美国回来的厅级干部给四川省上上下下的宫员带来不少新鲜的东西。

　　四川省委组织部的赵晓东在谈及这些官员的收获时，多次使用“震动”这个字眼儿。比如水污染的治理，美国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做法，即让企业在上游排水，到下游取水，如果企业污染水源，自己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以前我们治理水污染做了很多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效果不好。”赵晓东对记者说“美国的这个做法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但是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近两年以来，中共大力宣讲提高执政能力的紧迫性，现代政府管理理念和技能都是中国庞大的官僚队伍所急需的。

　　比如在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举办的培训中，美方采用了案例式教学，这种案例教学经常将学员放在一个两难的境遇中，并要求学员在多种利益角力面前迅速做出一个更优的决策，这种极为常见的教学方式却令很多受训官员倍感新奇，而他们平时在国内更是很少接受过相应的科学训练。

　　“我们中国共产党很多都是‘泥腿子’出身，官员整体素质不高。经过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领导干部，核心领导干部，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视野非常狭小。”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让他们出国，领略些现代化的政府管理，学习些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具体的决策，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加过哈佛第二期培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时任教育部部长助理）也曾不无感慨地对本刊说：“马列主义等基本理念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了解国际的情况，熟悉先进的执政技能，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公开报道的较为规范的官员培训项目中，几乎全部都是执政技能训练，中共干部管理部门选派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高级公务员和一线的行政官员，这也能反映出中共高层希望能够通过海外培训，迅速培养出一批有现代执政技能的官员队伍的希望。

除此之外，最高决策层面的官员交流尽管人们知之甚少，但却也是早有先例。这种交流的结果一般都是对国外经验的完整复制，并直接促成一些全国性重大政策的出台。
　　1979年邓小平访日前后，中国政府聘请了一些日本政府官员作为中国经济顾问，“给官员上课，为经济计划制定提供意见。”其中包括在1960年代参与制定了日本“国良收入倍增计划”、“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原日本外相大来佐武郎以及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等官员。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些重大发展战略基本上都能看出日本这两个计划的影子。例如当时提出的中国经济20年内翻两番，这与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十年经济倍增，即每年递增7.2%的发服速度是一致的：中国先通过经济特区发展沿海，再逐步向内陆扩展的发展战略也与日本“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先开发“太平洋带状地区”再推广到不发达地区，谋求缩小地区差距的战略颇为神似。

　　“可以派员越多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决心越大。”毛寿龙说。（上）

·本文原载于香港《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