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中国情报搜集出神入化 日本政要易入陷阱

日媒：中国情报搜集出神入化 日本政要易入陷阱

【网讯】日本SAPIO杂志日前发文说，中国的对日特务工作出神入化，让许多日本政治人物都落入陷阱。中国搜集日本政经界名人数据，针对目标用美人计、礼物攻势，甚至提供器官移植等建立亲中派势力及情报网。

　　报道说，2002年5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所发现的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中国间谍网报告》中记载，中国自1949年后便开始搜集日本具影响力的政治家、财界人和文化人等的个人情报，针对锁定的目标展开礼物攻势，赠送钻戒、现金等，使其成为亲中派并提供各种情报。

医疗协助美人计 高压怀柔笼络

　　报道说，中国搜集政要的个人资料后，还要经过严密分析，尔后高压怀柔并用套取情报。文章还以一位曾担任大臣的日本自民党议员为例，指出他妻子肝癌晚期，被医院宣告只剩下几个月寿命，但是一名中国男子突然造访该议员。

　　这名拥有贸易公司老板、研究机关人员等许多头衔的中国男子，主动向议员提说，议员夫人的病在中国是治得好的，还介绍北京的中国解放军系列的医院，说明在中国有很多人可以提供器官移植，而且不需花太多钱。

　　这位日本议员后来秘密送妻子赴中国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让妻子起死回生，这个故事在日本政坛广为流传，虽然不清楚后来中国男子有没有向议员要求些什么，但是有人质疑，议员从那之后可能不得不听命于中国。

　　报道中还举一名受制于中国的A先生的例子，这名曾登日本政坛顶点的政治家，在访问中国时被中国女情报员盯上，从此A先生便深陷粉红陷阱中。而后，在中国方面有意图地泄露之下，此丑闻登上日本杂志，让A先生不知所措，最后只能任中国摆布，晚年还成为反对靖国参拜的代表人物，去世前还曾拜访中国。

饮食习惯被摸清 田中角荣吃惊

　　报道说，中国情报工作的用心，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赴华商谈中日建交时所受的待遇也可看出端倪。报道指出，1972年9月，田中角荣与大平正方外相访问北京，下榻钓鱼台迎宾馆，周边警备森严，让田中一行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田中晚上肚子饿，看到菜单上有饭团和味噌汤便请秘书去定，田中喝了一口便大叫说，“这是我家乡的味噌！”

　　原来，迎宾馆为田中准备了家乡新泻县特产的红味噌，连在东京都很难得吃到。第二天准备的早餐中，有日本茶和木村屋的红豆面包，又让田中大吃一惊，田中每天早餐都会吃木村屋的红豆面包，这只有他家人和贴身秘书知道。

　　日本警视厅的公安部高层回忆说，那可说是中国式的威吓，日本警察对中国一无所知，中国却对他们了如指掌，也表示周围有人在泄密，真的很震惊！日中交涉便在那样的情况下，一路顺着中国的气势走。

加拿大外长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缺民主又无人权

【网讯】继美国发表人权报告继续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后，加拿大外长麦凯周三（27日）向议会外交委员会表示，加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感到担心。这是加拿大保守党年初组成政府以来，首次有高级官员明白批评中国。

　　路透社报道，麦凯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有点顾虑。并且称“如果能够把中国的制度说成是民主制度的话，我们对中国的制度也有点担心”。

　　麦凯还表示，加拿大正在检讨如何协助中国发展民主制度，并且认为加拿大可以对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作出贡献。麦凯曾经在联合国年会期间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会面，并且谈到了一名被中国以恐怖罪名监禁的加拿大籍“人权活跃人士”。

　　麦凯也曾经向记者们表示，中加关系良好，中国应当会欣赏他的“直言不讳”。此外，麦凯也曾经指责中国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中国则断然否认了此一指称。

　　麦凯此番言论就在美国发表人权报告继续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一周之后。一周前的20日，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中国问题委员会20日公布年度报告，在承认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治理社会问题以及巩固统治的部分政策表示“深切地担忧”，认为这些政策造成了中国过去一年在维护人权和法治方面出现了倒退。

　　中国外交部就此提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应时指出，美国所谓“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年度报告无视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等领域的进步和成就，歪曲事实，在社会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及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方面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秦刚表示，中国政府奉劝美国国会和有关机构多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中方要求美国政府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上述报告的恶劣影响。

官媒证实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调任湖南省代省长

【网讯】新华网证实，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一职。据知，团中央、全国青联内部27日为周强的调任举行了不张扬的欢送仪式。

　　这也是继2005年七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胡伟分别升任山西省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后一年半时间内，又一位团中央干部出任地方大员。

　　据《大公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周强被调任湖南显示中央决策高层对提升地方政务有非常务实和严谨的思考。该消息人士认为，这样一来，主政湖南的两位官员省委书记张春贤和即将到任的周强都属于外来、非湖南本土的官员，有利于转变当地政风及推进各项事务。早前政坛对湖南官场帮派风气盛行一直颇有微言，长袖善舞的前常务副省长于幼军一度有被排挤离湘的说法。

　　另据《日报》报道说，有消息指湖南原省长周伯华将接替年届六十五岁退休的王众孚，担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现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的杨岳可能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职位。

　　周强简历：

　　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11月在共青团中央第十三届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补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8年6月在共青团十四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上当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新教材绝不是政变

【网讯】在上海初高中使用的新标准历史教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介绍大幅缩减，相反新增加了对美国微软(MS)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和日本高速铁路新干线的介绍。这一改变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对此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主编苏智良认为，媒体的报道很片面，而网上的观点也越来越极端。

　　南方周末记者：《纽约时报》的报道引发海内外舆论界对上海历史教科书的集中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苏智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9月1日的文章没有全面报道上海历史教科书，带有歪曲与片面，报道中说“政府在批准新教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主义被删除、社会主义减少”、“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删除”等，或片面或不实。这样的报道，我认为是不太负责任的。

　　网上跟帖在误导下，观点越来越极端。甚至出现了如《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盖茨取代毛泽东》、《政变，从上海历史教科书悄悄开始》、《上海教科书是“橙色革命”的开端》等这样耸人听闻的文章。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看过我们的教材，而是在歪曲事实的新闻上想象问题，这个其实很危险。而这些编译、转载的新闻和不负起码的核实责任的报道被网络传播以后，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奇怪的是凤凰网，它在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的专题下，放的封面图片居然是人教社版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上海版《历史》。

　　这样的报道，能够被国内这么多报纸转载编译、跟进报道，再被网络重新传播，怎么没有一家去找这套书核实一下、怀疑一下、验证一下呢?

　　记者：新版教科书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苏智良：毛泽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每本教材、每个时段的教育功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每本教材都讲同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样倒是真的有问题了。我也注意到全国的历史新版教材，也不可能每册都讲毛泽东。有的老师作了统计，上海历史教科书中至少有120多处讲到毛泽东，主要是在初一和高三里面。

　　这里摘引有关段落——

　　“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第76页)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共产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7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18页)

　　教材中提到毛泽东个人的地方还有不少，但这三点是评价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伟大历史功绩的最关键的三个基本点。我想上海的学生学过这段历史以后，不会不知道、不了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过失，新教材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

　　“1958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较好的前景，中央主要领导人从促使国家迅速富强的主观愿望出发，忽视了经济发展规律，确定农业生产‘以粮为纲’，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工业生产的‘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全国上下一切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126—127页)

　　毛泽东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耍对“大跃进”的失误负责。教材不单独指出毛泽东个人的失误，也符合当时党中央集体领导机制尚起作用的事实。

　　对“文革”则是这样评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政府中和军队里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经掌握到资产阶级手中，必须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党内盛行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使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导致了长达10年的全国大动乱。”(128页)

　　教材中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起用邓小平的历史事实。

　　我们是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来讲述他，既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前为中国开创革命道路的功绩，同样也肯定了解放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然后我们又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分析、评价，我们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的。

　　顺便说一句，为了突出毛泽东，初中教材的下册封面特意用了毛泽东抄录林则徐诗的书法作品。为什么这么安排?通过毛泽东的这幅书法作品把这两个历史伟人联系起来，从而使同学能够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习中体会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记者：是否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毛泽东被比尔·盖茨替代了”?

　　苏智良：我们教材里关于比尔-盖茨就提到一处，毛泽东有120多次，他可能替代毛泽东吗?盖茨，我也想说两句。他无疑是对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在历史教材中出现盖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实际上，在高中教材中，提到盖茨的地方不是课文的正文，而是讲到美国微软公司受到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起诉时顺便带到的。说在中国历史教材中“比尔-盖茨代替了毛泽东”，只能说是美国记者才有的敏感。

　　记者：有人指责教科书里没写长征、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是否是事实?

　　苏智良：当然不是事实。关于长征，我们有很好的篇幅来描绘，怎么说没有呢?作为学者，我着力最多的就是抗日战争方面的研究。我曾带着“慰安妇”幸存者到日本去起诉，到世界各地去揭露，你说我这样一个长期做抗战研究、不懈地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而奔走的人，主编的教材会没有抗日战争的内容吗?政府会允许这样的教材发行吗?

　　这些内容主要在七年级(初一)下册中讲述。红军长征部分还专门列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抗日战争部分不仅叙述一般史实、国共合作抗战等，也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内容，还有狼牙山五壮士。

　　比如说抗日战争，我们写了国共合作，写了正面战场，写了敌后战场，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南京大屠杀我们有一个整目，通过图片、文字、其他板块讲述日军的其他暴行。

　　至于记载“慰安妇”，这在中国历史教材里还是头一次。同样，在教材里也提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也是第一次记载，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胸怀。

　　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写，这也不符合事实。“文化大革命”着墨不多，是因为你不可能有大量的篇幅去写这些内容，我们用了一一个目，但我认为写清楚了，比如为什么会发生动乱，包括林彪是怎样一个人，形象也有。包括“文革”语言，什么叫“红宝书”，什么叫“破四旧”，什么是“样板戏”等等，我们都是通过正文、引文、图片解释清楚了。我想通过这样一课，让大家来反思，这样一个动乱年代，我们该怎么吸取教训，走好我们民族未来的路。

　　记者：还有人说，农民战争、焚书坑儒等内容在新教材里都没了?

　　苏智良：农民战争、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些内容其实在一期课改的高一教材已经没有了。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初中《中国历史》里，在初中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基础历史的课程。

　　还有人说，我们只在秦始皇部分写了专制，其他的就没有了。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把秦朝作为中央集权的开端，而对专制的分析是放在明清，因为明清的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

　　关于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写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等。到了21世纪的觋在。难道大量写农民起义才是正常的吗?现在国家标准的历史教材里，也大大减少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描写。实际上大家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20几年里，我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

记者：新教材“新”在哪里?

　　苏智良：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

　　高一《历史》最后一个主题设计为《人类文明的现实与未来》，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节活动课组成，由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分析现实、畅想未来。再比如说有一章节是写病毒、瘟疫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我们原来用的例子是美国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结果中国当时发生了“非典”，那我们就干脆用SARS来举例子。

　　在近代史的部分，我们还提到了鸦片等毒品问题。在近代，我们民族在鸦片上是吃了很大的亏的，1985年以后，毒品开始在中国蔓延，我们就来分析它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危害性。学生们经常在网络和报纸、电视里看到这些新闻，昕以在上讨论课时，他们特别爱参与讨论。

　　记者：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总体结构是怎样的?

　　苏智良：上海市初中、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设计如下——

　　中学的历史教材，过去采用历史知识初中、高中循环往复的方式。以上海一期课改的教材为例，初中学中国史、世界史，高中学中外历史，内容大同小异。好比先学1+1，后学1+2，然后1+1、1+2合起来学，这不符合相同教学内容不应大量重复的教学规律，因此大多数高中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

　　根据新版国家历史标准要避免重复的明确要求，我们在初中历史教材主要叙述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通史性内容，包括历次列强侵华战争、中国革命等，而在高中阶段分专题叙述人类文明发展的专题，到高三再将初中和高一的历史知识进行综合复习，即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来理解和把握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振兴的历程。

　　记者：为什么要按照文明史的方式设计?

　　苏智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我们的文明史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认为，人类文明实际上包括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这种分类，我们对人类文明史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高一教材并没有回避，指出了它是人类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辉煌的未来。因此，高一教材的呈现样式与过厶教材有所不同，但是它吸收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以人类文明史的丰富内容，更加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在教材中还写了衣食住行的内容，为什么要新设这一块内容呢?

　　苏智良：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忽视人类物质生活的历史，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我还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听到上海历史教材把这些内容写进去了，而忽略有些帝王将桕的行迹，就大惊小怪，指责我们背叛马克思主义。我想，衣食住行写不写，怎样写，本来是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倒是一定要强调某些历史人物的行迹，而把千千万万人的实际生活置于历史的视野之外，这种偏见竟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我感到难以理解。

　　有时饮食、服装这些细节方面的改变，可能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这部分内容讲到了票证，在试点中学上课时，有位老师让学生回去收集票证，拿来在课堂上做个交流。学生除了钞票，没什么票证的概念，但是回家问老人，问父母，故事就听了很多。最后在课堂讨论时，学生们拿出了很多过去的票证，什么饭票、菜票、电视机票、自行车票，甚至有同学举出来还有盐票，买盐都要票，那么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物质的生活。

　　记者：据报道，高一教材的主编之一周春生说，高一教材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

　　苏智良：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我们要借鉴许多国内外优秀的史学思想和成果‘，年鉴学派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影响的学派，我们当然要借鉴。但是，借鉴并不等于受其指导。美国记者断章取义，好像借鉴了年鉴学派，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记者：还有报道说，上海历史教科书可能会向全国推广?

　　苏智良：不会，这纯粹是境外记者没有根据的猜测。因为全国版的教科书经过遴选，早已开始编写、审查、出版并已使用。我们的权限只在上海市使用，而且还是试用本，要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

看中国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之间的论战

　　最近一个多月，一个以开黑摩的（摩托车非法搭客）为生的48岁中国下岗工人陈洪就城市禁摩会影响一部分下岗人士生存问题的博文，引发一名自称是人民大学研究生的人在网上与之打起擂台，一时间成为中国各大人气BBS的超级爆帖。这场“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间的论战被打上“中国草根与精英阶层的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的标签。

　　这场“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间的论战源自7月28日，48岁的下岗工人、摩的司机陈洪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中里这样描述自己：1974年高中毕业，四年中学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踏入社会头脑空空，但党和政府教会了尊重工农。人在长沙，膝下有一正读大学的儿子。

　　“有二十多年党龄、三十多年工龄”，三十多年全部工资收入三万元左右，年近40岁时从长沙线材制品厂被“买断工龄”，推向社会，如今下岗，拿60%的工资230元。下岗十年，打过工，经过商，也自学了计算机操作并读了大量的书籍，最后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场无人，情场无妻”的情况下，跑了“摩的”。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有人说，和谐的社会应保证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但对于打工无门，失去生活来源的人而言，不跑‘摩的’，我能吃什么？”

　　一位自称年长陈洪四岁的同龄人的“人大研究生”（署名郭锋）看了陈洪的《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后留言称，自己52岁，当过兵、当过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学考上了人民大学读至研究生，现在没有下岗的顾虑。郭锋表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时代的起跑在线的。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摩的’的本来用途并不是载客。你把它用来运营，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您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

　　郭锋还言词激烈地指责陈洪卑鄙：“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埋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利己的营生呢。”

　　三天后的7月31日，陈洪发表《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针锋相对反击郭锋，文章开宗明义称他与郭锋的对话是“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话。

　　陈洪还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观点“社会如果对劳动力就业管束太多，就业压力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反驳郭锋，“您就别再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自居了吧，因为，我为你感到脸红，而我只有中学文凭。”

　　陈洪的言论激起众多下岗人士的共鸣，多数网民站在了陈洪一边，但也引发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他“牢骚满腹，心态不好”。

　　这场“摩的司机”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对话在中国各大人气BBS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各个社会阶层人士的关注。这场对话被打上“中国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对话”的标签，上升为中国贫富分化、社会开始出现断层的深刻社会话题。陈洪的博客也因此点击率直线上升，达到日访问量过八万，评论总数逾五千多的盛状。

　　在陈洪的自己的博客里，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三十多年工龄的‘摩的’司机”，自己是以一个下岗工人、摩的司机的视角和体会说房市、说企改、说官民，说城管……，他写下《一个下岗工人谈改革》、《是谁侵占了我们的路权？》《关于三农问题的简单思考》等文章，受到众多网民声援。

　　值得注意的是，连身为社会最底层的摩的司机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阶层之间，目前在思想上、认识上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不客气地说，这条巨大的思想鸿沟已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安定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网民“亦忱”也专门撰文《“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文章认为，不能说郭锋讲的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作为一个与陈洪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子弟而成功出头后，坐在大学的书斋里过于严厉地谴责了陈洪的不道德，在从这一失败者与一成功者的言论中，“我真正看到了一个社会行将解体前都能看到的普遍现象：社会断裂，即，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和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如何扩大为没法填平的鸿沟”。

　　而值得庆幸的是，建设部仇副部长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番话，多少给从事摆地摊、摩的载客的下岗人士带来一丝希望。仇副部长说：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小商小贩应该更加宽容，在周六周日等合适的时间放松管制甚至可以放开管制。

和谐社会理论很可能在明年十七大写进中共党章

【网讯】中国官方近日宣布，下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政治分析人士预计，六中全会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理论将被逐步提升到中共指导思想的地位，并在明年十七大上写进党章。

　　针对目前中国境内外舆论都在关注和炒作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并以此对十七大的人事布局进行种种推测，这名分析人士指出，人事布局固然重要，但对胡锦涛来说，和谐社会理论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意义要远大于拿掉一个陈良宇。

　　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将涵盖胡锦涛2002年主政以来力推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等理念，目标是建立一个如胡锦涛所描述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显然需要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理论将是中共长期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上升为中共指导思想将使胡锦涛在理论上可以与中共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并列。另一方面，相对于务虚的“三个代表”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容易被全党和普通民众接受。预计六中全会后，和谐社会理论将成为官方宣传的重点。

　　有报道说，胡锦涛多次对和谐社会文件起草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基本框架做出指示，目的就是要把和谐社会理论变成一张能够切实指引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路线图。

　　同时，高层还派出几十个调研组分赴欧洲、北美、拉美、东亚、非洲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考察它们管理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这些调研组的考察题目非常丰富，从社会分配到福利制度，从民间组织到劳资关系，从社区管理到突发应急都是调研内容。每个调研组都要向中央提出调研报告和建议，为六中全会做思想和理论准备。

　　中共政治局26日发布的公告也透露，中共已经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十六大代表中对和谐社会理论征求了意见，各方也都对征求意见文稿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六中全会将“集中全党和各方面的智慧，制定好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件，使之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大学生“零工资”就业背后的社会问题

　　近两年来，有不少中国大学生在刚毕业后接受“零工资”，也就是说，白白打工，不收薪水。

　　《联合早报》评论指，这原已非新鲜事，不过，当这种趋势渐渐成为社会、企业、学校及大学生本身开始默认的“某种无奈现实”时，也就同时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些吊诡。

　　社会虽已进入自由经济的深度转型，但在就业市场供与求的健全平衡上，在雇佣之间的权益遵行上，仍存在转化思维的矛盾。

　　据《成都商报》在当地一项统计，5296名大学生中有69.2%都表示“如果找不到工作，愿意先在一家相对理想的单位以零工资就业”。成都今天仍属2级城市，但以此推算，在知识资源更为庞大拥挤的1级城市，这个接受零工资的百分比，相信也会更高。

　　相信除中国外，如此奇特零工资现象，别处恐怕难得一见。

职场急找经验员工

　　这种现象，乍看之下很容易就归纳为“毕业就一定失业”的结论，诚然，中国每年毕业生人数与职场需求仍有极大差别，但这或许也不全是原因。

　　这其实反映了今天的中国职场难再费时等候，它们更迫切拥有具实践能力及工作经验的职员。

　　毫无经验的大学生，照顾他还多过他照顾工作，除非是些有具体培训计划的大企业，不然的话，辛辛苦苦请了个新嫩秀才，即便教出功夫，他们能忠心多久还是未知数。

　　大学生们骑驴找马，其实也摆明立场：我就是来累积经验，争取实习，搜集及沟通人脉。甚至是运用更年轻更灵活的头脑，在这个“实验室”利用更容易接触种种信息资源的便利，去另谋一个“自己或许能够创业”的机会。

　　但别忽略一点：他们都清楚记得，自己是在一种无奈及不公的条件下“卧薪尝胆”。

　　没工资那又何来忠诚度和双方之间的契约信任呢？其实企业也心知肚明，自己或许就只是一家“体验进修实验室”，那他们又会用何种心态来对待这些学生？虽也有学生希望自己能通过实习时的表现而最后被吸纳，但事实上，不少大学生是一家家“实验室”地不停地连续打野战。

　　一些零工资大学生不否认骑驴找马也是基于一种挑剔心理。许多还表示在零工资体验时，其实许多已看出中国当下企业作大翻身的种种新知识理念需要，但因为他们的无奈待遇，不只无法提起忠诚度，所提出的建议也不见得就得到信任与认同。

　　更糟是，很多时候双方还长期处于一种互相防范状态下，只要稍敏感的矛盾出现，就会变得极不愉快。

毕业与就业不平衡

　　其实，零工资不只违法，还隐含许多社会问题。一是可能会被无良的黑心雇主利用其无偿方便，滥用不必成本的劳动力。

　　二是零工资的消极性，会加剧大学生贬值，造成更恶性的竞争，并扰乱就业市场，也造成社会经济伤害。三是零工资，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劳动有所得”的原则。

　　但话说回来，在参与数据调查的106家企业中，仍有55.8%的企业表示不会贸然接受零工资的学生：他们所给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不合法。

　　相比之下，学生们的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就差多了。5000名大学生中，只有37.3%知道零工资是违法行为。因此，零工资就业者中，也有不少是由于自身权益保护意识不够，才会给一些无良雇主有机可乘。

　　中国就业市场问题复杂，主要仍是毕业生人数及职位份额的长期性不平衡所致。近年来，中外合资、外国投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虽有明显递增，但吸纳仍有所限。

　　国有企业虽然也能分缓一些就业压力，但他们大部分仍脱不了的保守作风，对大学生又不具太大吸引力。民营企业，多是有心无力者，或有心而保守者，其中更占多数是本身营运机制甚至尚未完善，难以赢得大学生的信心。

　　其结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仍有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心门口整天挤满垂头丧气的年轻“寻马人”，但报纸征聘版每天“驴广告”登得密密麻麻却仍找不到适当员工的怪现象。（作者：吴韦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