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基金再爆大案 新黄浦董事长证实已落马

上海社保基金再爆大案 新黄浦董事长证实已落马

【网讯】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则公告称，黄浦区政府5日解除了吴明烈在新黄浦集团及新华闻投资的职务，让首次国资房企老总卷入上海社保基金案“落马”的消息得到印证。

　　此前有消息透露，同时担任新黄浦置业母公司新黄浦集团董事长的吴明烈，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规，已于9月1日深夜11点被突然带走实行“双规”。

　　据说，新黄浦集团所属的黄浦区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短短两天内便决定现任新黄浦集团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单国铭负责集团及上市公司工作。9月5日，区政府解除了吴明烈在新黄浦集团及新华闻投资的职务。

　　祸起社保基金

　　吴明烈执掌的新黄浦集团，系黄浦区区属国有企业，在十余年发展历程中，有两件大事一直是其引以自豪的：一是早期参与本区大面积旧城改造，二是去年引入新的大股东华闻集团。

　　不过，这两件“光辉业绩”均与社保基金有关。尤其是后者，更是吴明烈被“双规”的直接导火索。

　　知情人士透露，1990年代中期前后，新黄浦参与旧城改造时，因动拆迁需要庞大资金，企业自身难以承担，曾向社保基金借款人民币约十亿元。但在当时政策环境下，这类借款没有违规，且早就悉数归还了。

　　在华闻入主之前，新黄浦集团持有新黄浦置业6.18%股份，其中直接持有3.26%，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2.92%。此外，它还代黄浦区国资委持有后者35.22%股份，行使管理权。

　　2005年2月4日，新黄浦置业发布公告称，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与中国华闻投资控股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华闻控股子公司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新黄浦集团75%的股份，价格为36180.2万元，新华闻投资由此成为新黄浦集团控股股东。2月23日，吴明烈成为新组成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并出任总经理。12月12日，新华闻投资再次收购了新黄浦集团18.18%的股份，总价4.25亿元。

　　据公开资料，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注册资本5亿元，董事长为华闻控股总裁谷嘉旺，主要的投资领域包括金融、媒体、基建、高科技和纸业领域。2004年末，该公司总资产达到82.24亿元。

　　2006年初，吴卸任新黄浦置业董事长，但保留了上海新黄浦集团总裁职务，同时兼任华闻控股副总裁。

　　问题就出在华闻用来收购新黄浦股权的那八亿多元资金上。消息人士表示，这笔钱都是来自社保基金的贷款。而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吴明烈案发之后的9月4日，新黄浦将这八亿多元主动归还了。

　　另据《财经》杂志报道，华闻控股收购新黄浦集团75%股份一事，为吴明烈一手谋划，黄浦区国资委事先并不知情，事后只有予以追认。案发前，吴明烈已安排若干由自己控制的公司，准备接手新华闻投资所持有的新黄浦置业股份。

　　也就是说，吴明烈希望借此重新控制新黄浦，曲线实现自己的MBO(管理层收购)梦想，而其动用的大部分资金，则来自社保基金贷款。此举可谓极有“胆识”和“魄力”，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可能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过去的辉煌

　　翻开吴明烈以往的履历，他也算得上是上海政界和地产界的两栖风云人物了。

　　早在1991年，吴即出任上海市黄浦区房产管理局局长，主管土地批租。当年，上海市政府的建设重点仍是包括黄浦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以及为浦东开发做准备，闵行、青浦等后来房地产大热的郊区，还远未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可见，吴的职位之重要。

　　有一点也许鲜为人知的是，1993年，吴管辖下的上海黄浦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沪股上市，后来改名新黄浦置业，这是中国国内第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

　　1994年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吴任董事长兼总裁，担并任上海市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连续三年评为全市劳动模范，1995年度还获得“第二届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称号。2000年7月起，他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新黄浦能够在大片旧城改造这样需要良好政府关系的项目上一展身手，自然主要得益于吴明烈的官方背景和人脉资源。

　　新黄浦集团官方网站资料显示，该公司迄今在上海开发大中型楼盘近20个，开发建筑面积逾200万平方米，较为重要的业绩有：批租改造市中心第一片旧区地块北京东路71号街坊；与普陀区联合改造平江地块，建造了当时上海市内环线里最大居住小区平江盛世家园。

　　自2003年至今，该公司承担了上海市重大建设工程、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先行项目——外滩源地区综合改造工程。

　　在此过程中，新黄浦并引进洛克菲勒公司参与投资。不过，此洛克菲勒实际上是日本三菱集团下属公司，并非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所有。这家日本公司的投资计划签约快两年了，资金却始终没有到位，引起诸多争议。

　　有房企老总也对吴明烈及新黄浦过去的业绩不以为然：“他们占据了黄浦区这么好的位置，地产业务应该做得很出色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吴的简历中，有这样的评价：“他在城市中心区的土地批租、旧区改造、历史风貌区保护开发以及国企改革、校企合作、科教兴市等诸多方面，敢为天下先，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东航子公司四高管涉千万腐败案 上海机场亦涉案

【网讯】在交出2006年上半年严重亏损14.6亿的糟糕半年报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航股份)再度出现麻烦。东航股份的子公司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下简称中货航)和东方远航物流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远物流)高管王强、吴森、于龙江、肖奇贤等因涉嫌商业贿赂被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拘传，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目前案件主要涉及中货航、东远物流以及东航股份货运部等27人。据调查，随着案情进一步明了，上海机场股份及旗下多家货代公司亦在涉案之列。

　　货代公司举报引出灰色利益链

　　中货航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据说是一家小货代公司心存不满举报引发此案，中货航山东分公司的一家货代公司向检察机关举报，中货航随即展开自查发现的。”该人士透露，“8月，中货航几位高管被带走调查，随后有更多人被带走。”8月30日，中货航在管理层会议上宣布了“三不原则”：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

　　据悉，案发前王强担任中货航副总经理，分管市场销售；肖奇贤则为东航股份货运部总经理；吴森担任东航股份广州营业部货运经理。“这几个人都属于东航集团很高级别的管理层了。”知情人士透露。

　　几位涉案高层中，肖奇贤曾在1990年因受贿被判两年缓刑，王强在担任中货航副总之前，也曾因骗取公司资金而被查处。一知情人士透露：“本来上海国资委还曾出面要求他们主动坦白，但他们都没有交代，最终导致司法介入。”

　　“中货航出事后，上海机场旗下的货代公司也跟着出事了，首先是一位科长被抓，前几天一位同事的家属也被抓走了。浦东机场下边的货代公司也有许多人涉案。”虹桥机场一位中层干部说，“中货航内部也还有众多人正在进一步被追查出来。”

　　上述人士同时透露，本次受贿案由是：中货航几位高管将国内优质航班货运舱位以极低价格长期包租给某些货代公司，但账面则按较高费率办理，而账面显示代理费用与货代实际费用之间的差额则由货代公司以回扣方式直接打入中货航高管的私人账户中。

　　航空货代商业贿赂由来已久

　　中国航空货运实施代理制，按民航总局的规定，货运代理费最高不超过运费总价的4%，客运代理费不超过票面价格的3%。但事实上并没有一家公司按照此规则去“正规操作”。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这只是一种规定，是一种形式。”

　　华东地区的一位航空公司货运经理说，中货航是整个华东最大的货运航空公司，国航货运、上航的上海货运航空有限公司都没有它的营业额大。上述虹桥机场内部人士也表示，尽管上海航空公司已于今年6月正式成立上海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下称上货航)，但其没有开展国际业务资格，业务量远小于中货航。

　　“中货航实际上在华东是垄断的，它有自己的飞机，所有货代公司拿到标的后都要交给它来安排发运。”这位中层表示，多年以来，中货航相关人员都是采取三种办法办理货代规费的。

　　一种是代理费账面按国家规定最高的费率运作，实际上给货代公司没有这么多，而中间的差额则由货代公司返还，甚至有些人员会直接扣掉差额装入自己腰包，在货源充足时会选择这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是货源不足时，会给代理公司较高扣点，但会在实际操作中，向单位多报费率，也就是采取“4+X”与“3+X”的方式，但这个X将会与货代公司分享，甚至X全部被办理人员获取。为获取更高的代理费和与中货航搞好关系，许多货代公司会私下贿赂中货航高管与相关人员。

　　另外，在紧急货运中，中货航相关办理人员有权决定发送的顺序，“关系好”的先发，“关系不好”的后发，这样就会导致一些货代公司违约。“货代公司选择与中货航拉近关系的办法就是商业贿赂。”

　　一位航空货运代理公司知情人士说：“我们几乎所有的货运都要给回扣，不仅要给货主方面的办理人，更要给中货航方面的办理人。给货主方面的主要是公费货源，这个回扣实际是在价格中间，把收货价格拉高一点就行了，你要500，我就在货运价格上加500，不赔；但给中货航，他们除了在账面上作假直接扣以外，还会向我们伸手，没办法，大家都在给，你不给，他们会难为你，只有给喽。”

　　“这是潜规则，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上述虹桥机场一中层说，中货航存在商业贿赂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大家都在这样做，许多人赚了大钱了，这个数目恐怕是查不清的。”他表示，中货航人员的灰色收入很高，以前已有许多人“掉”进去了，所以这次巨额商业贿赂案发生以后，没有什么人感到惊讶，“事情并不复杂，为何到现在才知道，难道公司的董事、监事不了解吗？关键就是因为这是集体腐败。不过这次这么大规模的人涉案与审查的力度倒是没想到。”

　　巨额商业贿赂案凸现东航内症

　　东航是今年亏损数额最大的航空公司——截止到今年6月底，东航共计近15亿元亏损。该财务数据尚没有以境外制度进行核算。这其中中货航报亏3.7亿元，占东航总亏损额的18.03%。

　　尽管东航股份仍把近15亿的亏损主要责任归咎于日益上涨的航油价格，但业内人士分析，商业贿赂案说明东航内部管理混乱，“就此事来看，在中货航、东远物流以及东航股份仍然保留的货运部三者关系来看，就已经体现出内控机制的不完善。根据东航内部分工，东航股份货运部主要负责管理、协调与投资职能，而中货航则是机场到机场的承运人，东远物流定位于地面配送、面向最终托运人销售的职能。但一旦遇到大客户，为了争夺资源，三方完全可能会置规定于不顾，破坏三者的定位。”

　　另据了解，8月3日，东航曾发生搬运工盗窃货主巨额物品案件，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此案已于上月由公安浦东机场分局破获。查明是东航搬运工人在搬运货主物品时，擅自开包盗取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并在浦东机场附近一小手机店销赃。东航知情人士说，这种事多年屡屡发生，但航空货运大多由保险公司承保，所以大部分货主也就没有诉诸法律，但这一次丢失物品太多，所以才会报案。“东航为此已下发了内部通告，要求集团下各公司做好内保工作。”

　　据悉，民航总局已责令东航彻查此案，对涉案人员决不姑息，一查到底。而虹桥机场这位中层则透露，自该案立案之后，包括东航、G沪机场在内的单位正在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而活动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反商业贿赂”，他说，“这次大案对中货航乃至整个航空货代业将是里程碑式的影响。”

　　2006年3月8日，上海东方远航物流有限公司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东航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东方远航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礼国对2006年的工作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其中特别提出要求“消灭差错、互相监督；深挖潜力、图谋发展”。半年之后，中货航事端被不断扩大，暴露了股份公司内部相互监督俨然只是一句口号。

　　链接：

　　中货航股权结构：东航股份70%，中远集团30%

　　东远物流股权结构：东航股份69.3%，中远集团29.7%，中货航1%

　　主要涉案人员

　　王强：中货航副总经理，分管市场销售；肖奇贤，东航股份货运部总经理； 吴森，东航股份广州营业部货运经理

　　案由：将优质航班货运舱位以极低价格长期包租给某些货代公司，但账面反映则按较高费率办理，与货代实际费用之间差额由货代公司返还至私人账户。

“诗人”市长李大伦治理下的政商一体的郴州

　　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曾在受审时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如今看来是一语成谶。

　　“三玩市长”被判死缓

　　2003年12月，郴州市发生了一起案件，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某宾馆内遇害，而由这一桩离奇的杀人案却牵出了轰动全国的“住房公积金案”。

　　来自湖南省公安机关的消息显示，肖鹏金被害当天，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李树彪也住在该宾馆，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树彪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调查人员找李树彪核实情况时，李如惊弓之鸟，将自己挪用1.2亿元公积金豪赌事件和盘托出，并牵出了其“顶头上司”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雷渊利在郴州“名气”很大。一是他在郴州能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9人；二是早在他任永兴县书记的时候搞了个“人民大会堂项目”，该项目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除一大礼堂外，还为全县20余个乡镇各单设一间会议厅，工程款则由各乡镇承担。

　　“人民大会堂”项目为雷带来了政绩，2002年，雷调至郴州任副市长，主管城建、消防、公安。直到2005年4月，雷渊利被“双规”。

　　东窗事发后，雷在一封“忏悔书”中说，“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9月5日，雷渊利因用利用职务之便，在承揽工程、解决政策优惠等方面贪污及受贿700多万元以及挪用公款2650万元被长沙市中院一审判处死缓。

　　2005年雷曾在一次受审时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难得清醒”的市委书记

　　就在雷渊利被“双规”的消息见诸《郴州日报》当天，李大伦在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难得清醒》，似是有意撇清与雷的关系。

　　但李大伦到底也没躲得过。2006年5月23日，湖南郴州五连冠酒店。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及散文作家来郴采风座谈会在此召开，身为湖南省作协成员的“官作家”李大伦亲自与会并致词。

　　据当时与会的人士回忆，期间，李大伦接了一个电话后，与在场的宣传部长樊甲生耳语了几句后，旋即匆忙离场。10天后，在郴州市委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李大伦被免去郴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接替他职位的为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葛洪元。

　　一份形成于7月4日，李大伦案移交检方之前，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完成的《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称：据李大伦及其妻子陈立华交代，两人共收受贿赂1325万元；另有党政干部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所送的600多万元，未计入贿赂总额当中，李大伦家庭“来历不明”的存款高达3200万元，目前已冻结其中的3155万元。

　　对于李大伦落马，湖南大部分官员表达了对李的痛惜，认为其“有能力，但权力到了手上，就忘乎所以”，熟悉李的人则认为他“过于耍手腕”。

　　时常自诩为“农家子弟”的李大伦曾有过一番远大抱负，并深受领导信任。1994年8月，李尚在湖南临澧县任县委书记，1995年4月，便骤升至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从正处到正厅只用了8个月时间。”

　　李在郴州主政的7年间，全市GDP增幅年年高于湖南省平均增幅，去年人均GDP突破1100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连续6年居湖南省第2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居湖南省第2位。

　　官员“前腐后继”的郴州为何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成就？当地人认为是“独特的资源起了支撑作用”。

　　郴州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湖南能源基地”之称，现已探明各种矿产资源有110多种，有色金属储量600多万吨，其中钨、铋、钼、微晶石墨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铅、锌储量分别居全国第3、第4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2651亿元以上，人均5.8万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万元。

　　“开采力度不断加大，价格不断上涨，矿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越来越多，拉动经济的能力快于其他市州也就不足为怪了。”

　　宣传部长的“三不准”

　　刚经历 “碧利斯”的灾害，7月下旬，来不及重建家园的郴州人民又遭受“格美”带来的暴雨袭击。两次热带风暴，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亿元经济损失。没过多久，来不及喘息的郴州再次传出官场“风暴”。

　　8月9日，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接到湖南省委开会通知，匆匆赶至长沙，下车后即被专案组控制。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郴州市国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秀善。

　　目前，侦查樊案犯罪事实的为该市某区检察院。据该案一名副检察长透露，樊甲生向省纪委供述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现年52岁的樊甲生出生在资兴市兴宁镇光明村, “人比较能干，集体出工总走在前面，在大队的组织能力也很强。”早些年担任过民兵营长，后经过党校培训调任郴州地委办公室工作，1986年任安仁县委副书记。

　　在这位老同志的眼中，樊过于“包装”自己。“头发疏得溜光，还注油；走路像在戏台上，迈慢方步；在老百姓面前开口说话，像在台上作报告。”

　　由于樊“活动能力强”，他在安仁县相继被提拔为常务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2003年，李大伦将其上调郴州市委常委班子。

　　2005年5月，樊甲生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被任命为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但樊之人品及业务，在郴州并无好评价。其下属讲述的笑话是：一次市委宣传部举办大行文艺晚会，樊看到节目单中有京剧《打虎上山》后说，“老虎是重点保护动物，怎么能打呢？”随即删去此节目。

　　6月1日，李大伦“双规”后，樊签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

　　“三不准”禁令的原型源于“住房公积金案”。2004年3月8日，“住房公积金案”被媒体曝光后，郴州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共同下发《关于接受新闻采访、提供新闻线索及新闻发布的有关规定》。

　　在这份编号为“郴宣联[2004]1号”的文件中提出“四个不准”：即在未经市纪委或市委宣传部的批准下，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市外媒体记者；不得通报重大案件、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不得对外提供新闻线索，不得随意召开新闻发布会。

　　郴州市委一位副厅级官员介绍，樊甲生的“封杀令”及“郴宣联[2004]1号”文件，均体现了李大伦的执政意志与风格。

在过去7年里， 李大伦出过两本书，其中，诗集《岁月如诗》定价38元，《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摊派。

　　做工程，开矿山，发大财

　　与雷渊利如出一辙的是，李大伦、樊甲生等人主要对工程建设、矿山抱有极大“兴趣”。

　　郴州“主政”期间，李大伦主持开发了武陵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且鼓励各县大搞此类工程，每个县拿一个试点。

　　李大伦还在一次全市重点工程建设工作大会上，喊出了“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后来属下一些县甚至把这句话贴到了公路两旁，此言后来因“嘉禾拆迁案”而被国人所知。

　　事实上，重点工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特点：项目均未经招投标，由市委核心成员指定开发商。

　　在郴州，路人皆知的是，全市活跃着一帮湖南常德籍的建筑老板，他们与出生于湖南桃源的李大伦一样，操一口标准的“德语”(湖南人戏称常德方言为“德语”)，其中以邢立新最为著名。

　　邢立新平时有和李大伦一样的爱好，喜欢舞文弄墨，二人私交甚笃。1999年2月，李大伦“入主”郴州，邢立新“尾随而至”，在当地经营房地产项目，个人总资上亿元，是“念经念得最好的‘外来和尚’”。

　　2005年5月，永兴县县委下发红头文件称，幸福花园是全县规划的公务员小区，为方便单位职工建设，现各单位按公务员指标比例购买。　　

　　文件下发对象包括县级党政机构、乡镇、及包括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文件要求各单位“一把手”负责，需在半个月内将购房定金打入指定银行账户。

　　“这不是明摆在抢吗？”永兴市财政局一官员郁闷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按照当时市价，永兴县最高房价仅为每平米500元，而幸福花园地段偏远，每平米却卖到了700元。小区小户型面积达125平米，大的近300平米，仅小户型计算要比市场多支2万余元。

　　来自工商局的资料显示，幸福花园的开发商为郴州名锐置业，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邢立新及家人占480万元，长沙名锐实业占320万元。而长沙名锐实业与郴州名锐置业的法人代表均为邢立新，其中，长沙名锐的500万元注册资本中，李大伦的妻子陈立华持有75万元。

　　经湖南省纪委查证，李的“贤内助”陈立华先后收受邢立新等人贿赂430万元，这尚不包括陈立华以长沙名锐实业股东之名所获红利。

　　樊甲生亦是对项目的开发“情有独钟”。2005年8月，樊甲生打着“为提升郴州的城市品位，加快推进郴州信息化建设的步伐”的旗号，在五岭广场兴建了面积约200平方米的超大全彩电子显示屏。

　　“这个大型显示屏原价是180多万，到结算时，竟然支付了660多万。”8月24日晚上，陪同记者来五岭广场的郴州某官员指着显示屏气愤地说，“钱到哪里去了呢？”“胆子也太大了。”

　　此笔费用全部由郴电国际(45%)、市广电局(25%)、市电广宽带公司(30%)共同投资组建的郴州辉煌电子公司支付。

　　郴州矿产资源丰富。以储量占湖南省1/3的煤炭来说，目前郴州全市有556家煤矿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仅有21家，这一数据还不包括非法煤矿。

　　丰富的矿产资源给他们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樊甲生的升迁，使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人也紧随着投靠其“门下”。

　　今年43岁的周湘安原系安仁县电力局局长，后在樊的栽培下，当上了副县长。樊升任市委常委后，周主动离职，随同樊来到郴州，利用樊掌管矿山大权先后在永兴县塘门口镇开办了4个矿。随后，周又将这些办矿手续低价转让，两人获得巨额利益。

　　在湖南，樊甲生被媒体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长”。知情者反映，当一些非法矿发生严重矿难事故后，樊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樊及其同僚因此也获得部分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

　　据省调查组查实，李大伦也是泥足深陷于矿山开采与管理，其中永兴县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彦富等人，就向李行贿800余万元。永兴县为“中国银都”，曹利用同为省人大代表的身份与李“搭上了钩”。

　　天理不容 彻查

　　知情人士称，郴州官场由于各种利益的纠结，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日渐张狂，最终裹向了自己。

　　经联合调查组查实，雷渊利案，牵出党政干部和企业法人39名。郴州市委组织部长刘清江，系李大伦亲家。而邢立新走的则是李大伦妻子陈立华的路线。

　　已闲赋在家的陈立华“偏好”打牌。而邢立新如同一掮客，源源不断地给陈立华介绍牌友，后者则多是意欲攀上李大伦的党政干部和企业老板，郴汽集团董事长黄兆林就是通过刑、陈二人靠上了李这棵“大树”的。

　　郴汽集团是一个总资产超过5亿元的大型企业。因为黄所在的集团囤积着大量地皮，邢先后从黄手中获得了国际福云公寓、天龙汽车站等项目的承建。郴州名锐公司的注册资本中，用以充抵50万元股金的一块地皮是由郴汽集团提供。

　　去年国庆期间，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决定，许可对涉嫌受贿达35万元的黄采取刑拘。就在郴州市检察院着手调查黄兆林时，市委书记李大伦出现了。

　　据当时一位办案的检察官透露，案发前，黄听到风声立马退还了脏款。李大伦以此为理由，强令检察院不能提起起诉。“李倒台后，该案马上提起上诉。黄还有其他重大问题。”

　　李大伦之所以力保黄兆林，经联合调查组查实，除多次向李妻行贿外，还因为李和黄的儿子都在国外读书，其费用均由黄来承担。李大伦夫妇向联合调查组交代的1325万元贿赂款，仅落实经陈立华头上的就有500多万元，涉及10余名党政干部及民营老板。

　　6月19日上午，湖南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在郴州召开全市县处级干部通报会，针对李大伦案的表态是“四个特别”：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作案手段特别狡猾，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案件性质特别严重。

　　联合调查组规劝与李大伦有染的官员，在10天内(至6月29日)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此间，郴州市委领导班子被集体找去谈话。据介绍，由于交待问题的官员络绎不绝，自首时间延长到7月5日。

　　按联合调查组目前的结论，此案共涉及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158人，“双规”3人，采取强制措施18人。

　　郴州官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时成为全国焦点。如此官场“运作”，牵连面积如此之广，令人瞠目结舌，上下气愤。

　　在《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上，湖南省一主要领导人沉重地批示，“天理不容，彻查，彻查。”

港媒：新华社出招限制外国通讯社 保护商业利益

【网讯】官方新华社根据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并于10日发布和即时施行，立刻便被不少人解读为中国再收紧新闻尺度。香港《经济日报》解读说，这并非当局限制舆论自由，而是新华社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鉴于根据这个“管理办法”第21条所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通讯社及其他具通讯社性质的新闻信息发布机构，在内地发布新闻信息、参照本办法执行。”因此，香港的业内人士对新管理办法的施行，亦极为关注。

　　惟奇怪的是，这个管理办法的施行，首当其冲就是驻内地的外国通讯社，而这些通讯社对此却没有太大反弹。一家外国通讯社驻北京负责人接受访问时，更不讳言这是新华社为保护本身的商业利益而制定这个管理办法，以杜绝近期个别外国通讯社私下出售信息予内地传媒，属于灰色地带的商业行为。

　　的确，尽管从西方新闻自由的角度，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实行统一管理”，一直受到质疑，但这并非10日颁布的“管理办法”提出的新措施，而是行之已久的做法。

　　2005年9月，新华社为着更好地管理外国通讯社发布新闻信息更特地制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申请审批程序”，提出明确的服务承诺，如外国通讯社提出申请发布新闻信息材料，新华社须在5个工作日内答覆是否受理，20个工作日内答覆是否批准。

　　由此可见，这个《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虽不至于旧酒新瓶，但亦只是将过往一些行之已久的做法条文化，使大家对此更为明确。

　　当然，对香港新闻从业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新华社发言人接受查询所表示，“管理办法”对香港传媒关于内地的报道没有任何影响。

《瞭望》批地方政府招商饥渴 零地价吸引外资

【网讯】《瞭望》新闻周刊近日报道批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让利“过度”，撞击中央税收、土地等政策“红线”，依靠行政力量扩大投资规模，冲击市场公平。

招商“饥渴症”

　　现在，中国不少党政主要官员80%的精力用于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层层下任务。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腹地，不论经济实力强弱，也不论已有的外来投资多寡，在GDP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主导招商引资活动有增无减。

　　江苏省一位县长称：“现在招商引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的问题，而是‘快鱼吃慢鱼’，我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招商引资，80%的精力用在招商引资上。”

　　据悉，今年以来，为了加快招商引资，江苏的这个县政府实行“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招商，三分之一的人留岗敬业，三分之一的人服务基层，并给各部门下达了招商引资的指标任务，制定了奖励政策。今年，这个县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0亿元，比去年增长77%，计划引进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200个，1至4月份就已经完成了74个。

　　因为同样的招商引资“饥渴症”，被称为渭北“粮仓”的陕西某农业大县，今年要求各乡镇、各部门都成立招商引资办公室，各单位每月5日前要上报招商进度，同时分行业成立了9个招商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由一名县级领导带队，实施“流动叩门招商”。

　　一些地方迫于“竞争”激烈，还主动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等招商引资。

农业大县“零地价”

　　招商引资竞争引发“让利竞赛”，许多地方便拿土地“做文章”。国家政策禁止非法压低地价招商，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甚至无偿出让工业用地。

　　根据江苏一个农业大县今年出台的《关于鼓励投资的暂行规定》，在县内两个工业园区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一千万元以上的新建工业项目，如果投资密度每亩不低于八十万元，在土地价格上给予优惠：投资一千万元至三千万元的项目用地价格每亩一万元至两万元；投资三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项目，一事一议，土地适量优惠；投资五千万元以上的重点工业项目，最高补贴标准为100%。

　　但据当地官员介绍，这个县征用土地，给农民的补偿费用为每亩2.2万元至2.6万元。招商引资中，投资额较大的项目用地价格低于2万元，投资额超过亿元的项目可以免费用地，其差额要靠县财政来补贴。

　　而国务院文件已规定禁止非法压低地价招商，县级政府协议出让工业用地过程中，出让价格不得低于省级政府确定的土地最低价标准，更不能以“零地价”出让土地。

　　陕西一些基层官员表示，招商引资中的土地优惠政策，虽然违规，却是“学习、借鉴”了发达地区的做法。有的官员甚至认为，“土地利用多才说明项目多、发展快。像陕西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对土地的利用不是太快了，而是太慢了”。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梁忠民教授说，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竞相压低地价谋求GDP增长和经济发展，实际上扭曲了土地应有价值，使土地整体性“贬值”，既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又淡化了土地节约意识，还损害了农民利益。

　　变相减税名目多

　　在税收上，各地本来只能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在促进招商引资的政策措施中，大多都要在税收上做文章，强调在税费照顾、税收减免、财政奖励等方面对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

　　陕西省某县今年出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中，被列在第一项的税收政策，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第一、投资新建的各类生产性企业，从企业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由县财政按企业实缴留县部分给予奖励，前两年100%、后三年50%奖励给企业；第二、独资兴办的第三产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从开业之日起，实缴的所得税留县部分的80%奖励5年，营业税按20%、增值税按留县部分的50%奖励5年；第三、投资交通、水利、城市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在享受国家减免税优惠政策期满后的3年内，按实缴所得税留县部分100%奖励。

　　地方政府虽然没有税收优惠权，却有支配入库税收地方留成的权力，这个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管，就为变相减税、灰色减税留下了空间。

　　一些地方官员认为，地方政府以财政奖励的形式返还税收，本身是无序竞争带来的无奈之举，政府何尝不想税收增长，但为了吸引投资，把企业留住，只好“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为了长远的税收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

“超国民待遇”引发市场不公

　　陕西省某地去年招商引资引来了一项投资三亿多元的重点项目，为此地方政府无偿提供约两百亩土地，再加上支付厂房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建设，财政补贴资金近亿元。政府部门认为，这家企业实力雄厚，投资建厂以后，将有效促进当地相关产业升级换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将来年上缴地方税收额可达一亿多元，政府补贴“并不吃亏”。

　　然而，这家公司投资建厂将对当地相关行业形成强烈冲击，很可能挤垮一些中小企业。考虑到可能面临的激烈竞争，一些企业曾集体给主管部门提出建议，认为花费巨大代价引进这个项目弊大于利，对当地产业的带动完全可以通过扶持本地企业来实现，但最终没有如愿。

　　有企业负责人说：“政府参与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这家公司在这里投资建厂，拿到了一般企业想都不敢想的特殊优惠政策。土地费用、厂房建设这些必要的成本转嫁到了地方政府身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生态平衡’。对同行企业来说，大家起点不一样，这样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政府给这家公司提供优惠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人家的“游戏规则”。像这家公司这样的大型龙头企业，在一个地方投资后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各地政府无不希望它来投资，必然形成竞争。“美女不愁嫁”的公司自然也摸到了各地政府的这种心理，便开具了苛刻的投资条件，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只能答应这些“不合理”条件。

加拿大颁授达赖荣誉公民证书 并欢迎他随时入境

【网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0日获加拿大政府颁授荣誉公民一证，成为第三个获得该荣誉的境外人士。加拿大政府表示欢迎达赖随时入境，达赖亲自出席颁发仪式。

　　另外，达赖8日在加拿大城市温哥华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达赖喇嘛和平及教育中心动工剪彩。一些加拿大政界人物也不顾中国驻加拿大官员的反对参加世界上第一座以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名字命名的和平教育中心的动工仪式。

　　这座将于三年后开幕的和平教育中心是由许多世界上著名的人物赞助和领导的。其中包括前美国总统卡特、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南非大主教图图、以及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女性获得者，伊朗律师爱巴蒂等人。

　　达赖喇嘛于14日抵达温哥华，开始为期两周的北美访问。在抵达以后，达赖喇嘛与许多加拿大政界人物进行了会晤，还向数以百计的学生发表了演讲。

　　虽然较早时出现有关因身体不佳而被迫取消欧洲访问的消息，但是现年71岁的达赖喇嘛在讲台上显得非常健康，谈笑风生。 他说，自己这一代人是属于20世纪的人，也是准备辞别人世的人了。

　　今年7月，加拿大议会曾经一致投票通过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地位，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表示，加拿大政府不应该给他这样的荣誉，此举有损中加两国的关系。达赖啦嘛是第三位成为加拿大荣誉公民的外国人。前两位是，瑞典外交家瓦伦伯格和前南非总统曼德拉。

　　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加拿大虽然承认北京是中国和西藏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也尊敬达赖啦嘛个人，因为达赖啦嘛毕生所追求的只是西藏自治与和平，并且因此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除温哥华以外，达赖喇嘛此行还将访问洛杉矶、丹佛以及纽约等美国城市。

粤港貌合神离 学者批香港没气度缺乏区域观念

【网讯】广州一位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问题专家认为，虽然香港政府表现出与广东关系融洽，但粤港合作不协调的矛盾仍然存在。

　　在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看来，香港始终缺乏一个区域的观念。即使前任特首董建华谈“亚洲大都会”的定位，也局限在香港范围，很少提及珠三角区域。

　　郑天祥受访时说：“它始终想把自己变成国际大都会之后，全国都要依靠香港；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因为中国大陆封闭，95%以上的货物都要经香港输入；现在大陆已经全面开放，可以从上海、天津走，（货物流通）已经分散。”

　　这位研究珠三角区域课题将近二十年的专家认为，香港要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都市，首先要成为大珠三角区域的核心，争取广东成为其最重要的经济腹地，否则将缺乏基础。

　　他指出，1980年代初期广东由于缺乏资金和国际市场网络，香港得以主导广东经济的发展。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广东经济的崛起，双方在贸易、物流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摩擦逐渐多起来。加上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以及“借来的时间和地方”的心理，一直缺乏长远规划的眼光，无论是港府官员或港人，对大陆普遍带着优越感和强势看问题，使粤港之间缺乏平等沟通。

　　如今，广东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香港，同时进入重工业化和发展高科技阶段，重点发展石化、汽车、造船，香港缺乏这方面的技术基础和人才。广东沿海港口群和珠三角的机场的发展，对香港作为航运中心地位形成压力。

　　“香港开始感到彷徨，于是便转向中央政府寻求支持。”中国政府为了向台湾宣传“一国两制”，必须支持香港继续保持繁荣，便给予中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大陆居民赴港个人游等优惠政策。

　　但广东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不能接受单方面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香港。“广东因此对中央政府有意见，也认为香港不与广东协商如何共同发展，只会一味向中央政府讨优惠政策”。

　　郑天祥以兴建港珠澳大桥的筹备工作为例，指出香港仗着资金和中央政府支持的优势，试图将这座跨海大桥置于港方主导之下，使得广东省方面态度消极，以致拖延了四年仍然未能动工。

　　他认为，曾荫权为了竞选下届特首，必须在中央政府面前表现出与广东关系融洽，但实际上粤港合作不协调的矛盾仍然存在。

　　例如，港府最近宣布在文锦渡口岸附近，设立大陆输港活禽的中央屠宰场，而深圳市政府却希望兴建莲塘口岸来替代文锦渡口岸。“港府在宣布这项决定之前，并未与深圳充分沟通协调，明显不够谨慎。”

　　郑天祥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扶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实现，香港目前在法律、会计等金融服务业方面仍然享有优势。

　　“香港必须认识到，今天的珠三角已经出现多中心并存的局面。如果想作为本区域的龙头老大，就要学会对区域经济内的其他兄弟城市（广州、深圳）让利，照顾他们的利益。但香港还缺乏这样的气度。”

　　郑天祥指出，明年将是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广东省政府势必要策划一些可供粤港加强合作的项目，作为“贺礼”。

　　他说：“这将是改善粤港合作不协调的机遇，希望香港能够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