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批评中国未履诺改善人权 北京驳内容不实

国际特赦批评中国未履诺改善人权 北京驳内容不实

【网讯】国际特赦组织20日发表一份人权报告，指中国曾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纪录依然乏善可陈。中国外交部21日反驳说，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状况和违反申奥允诺的报告“是出于政治目的，内容不实”。该份人权报告目前已呈交给国际奥委会，但奥委会发言人则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表示乐观，表示现在讨论中国未兑现人权承诺还言之过早。

中国外交部批内容不实

　　对于这份指称中国政府未竞现为奥运改善人权诺言的人权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见图）21日在记者会上予以反驳，称国际特赦最新发布的报告指责中国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会时做出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承诺，“是出于政治目的，内容不实”。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时允诺，申奥成功将有助于促进该国的人权发展。

　　秦刚说，国际特赦“一向对中国存在偏见”，如果把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理解为只是出于举办奥运会的目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说，如果有组织或个人别有用心地把奥运会政治化，这就违反了奥运会的宗旨。

　　秦刚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政府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已经被“庄严地”写入中国宪法。中国政府正努力地实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推进司法改革，致力于促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法治国家，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报告：中国人权纪录恶化

　　这份人权报告由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于20日公布，国际特赦当天引述了北京申奥委副主席刘敬民的话：“由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有助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但国际特赦表示，除了在改革死刑制度方面有所进步，其它关键领域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却在恶化。

　　报告说，根据北京的国际通讯员俱乐部的记录，过去两年警察拘捕外籍记者的例案至少有38宗。中国当局过去一年收紧对媒体的控制。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贝凯玲说：“现在的情况与奥运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实际宗旨背道而驰。”

　　贝凯玲还说，“基层人权捍卫者——包括那些帮助因奥运场地建设工程被迫迁的居民的维权人士——遭受骚扰和监禁。有数以千计的人因走私或诈骗等罪在不公正的审判程序后，被处决。”

报告已呈交国际奥委会

　　国际特赦的这份报告对中国政府在四个主要人权领域上的表现作出评估，已将这份调查报道呈交国际奥委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近两年时间，现在就说中国政府未能兑现诺言为时过早。况且，国际奥委会也并不是一个政治压力团体。

　　而在稍早前因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遭毒打成重伤的三峡移民维权人士傅先财，最近在德国媒体的资助下将转往北京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的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对这一案件进行独立和客观的调查。

　　另外，中国的美商会20日就官方新华社对外国新闻和金融消息的新规章表示关注。美商会在声明中表示，新条例“代表中国要建造一个现代化、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的目标，倒退了一步”。

　　新华社在本月初制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美商会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不会改变外国公司进入市场的条件，条件不会少于2001年12月时的。美商会说，该会强力敦促中国政府中止条例的实施，直至条例被修订至符合中国对世贸组织的义务，和符合之前让国际新闻机构直接与在中国的客户直接接触的承诺。

　　收到该人权报告的国际奥委会发言人则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乐观，他表示，期望国际奥委会对类似的复杂的事务施加压力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指称中国当局未能实践在两年前申奥时许下的承诺，现在还言之过早。

联合国人权报告指非人道酷刑在中国仍普遍存在

【网讯】继国际特赦组织向国际奥委会提交报告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后，联合国酷刑特别书记官诺瓦克21日表示，中国的酷刑虽降低，但仍普遍存在，政治异议分子、少数民族是酷刑对象，“他们处于危险之中”。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沙祖康当场对报告的精确性提出质疑。

　　中央社报道，诺瓦克是第一个中国允许进入中国调查人权状况的特别书记官，他当天向人权理事会提出报告，暴露了中国有系统以酷刑迫害人权的现况。

　　在记者会中，他表示，酷刑是最严重违反人权的犯罪行为，使受害者蒙受肉体及精神的痛苦与恐惧，但他在中国两周的调查与访问中，发现酷刑仍是非常普遍。

　　中国从劳改营、监狱、甚至拘留所，都有最不人道、低落的酷行。诺瓦克说，他特别关切对异议分子的强迫再教育，其目标在改变人的性格，瓦解意志。

　　诺瓦克从2005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访问了西藏、新疆、及北京。他说，少数族裔、异议分子、人权保护者、宗教人士是酷刑的首要对象。

　　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防范行动，并已减少酷刑，但仍是普遍存在。在以人权、民主及法治的现代社会中，酷刑是绝不允许的，中国仍须要采取更多的改善行动。

　　诺瓦克表示，由于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他无法估算酷刑案件。

　　对于该报告内提出的状况，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沙祖康当场质疑其报告的精确性。他说，虽然中国有“孤立”酷刑事件，但报告指控酷刑非常普遍是不准确的，有些数据是片断的。沙祖康说，中国政府已开始训练司法人员、警察及监所人员，提高他们的人权意识。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人权纪录常遭西方国家政府及国际人权组织批判。国际特赦组织20日才在一份报告中指称，中国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善人权，但实际上乏善可陈。中国政府则反驳指报告内容不实。

中国反驳国际特赦报告“内容不实”

中国外交部说，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状况和违反申奥允诺的报告“内容不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周四（9月21日）表示，国际特赦最新发布的报告指责中国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会时做出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承诺，“是出于政治目的，内容不实”。

秦刚说，国际特赦“一向对中国存在偏见”，如果把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理解为只是出于举办奥运会的目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说，如果有组织或个人别有用心地把奥运会政治化，这就违反了奥运会的宗旨。

秦刚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政府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已经被“庄严地”写入中国宪法。中国政府正努力地实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推进司法改革，致力于促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法治国家，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国际特赦早些时候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继续受到滋扰，而被判死刑的人士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审讯。

报道指出，一些民众被迫离开家园，给2008年奥运会的建筑项目“让路”。

报告说，国际特赦继续收到中国当局严重违反人权的报告，这增加了不稳定和不满。基层的人权活动人士继续被拘留和监禁，中国当局正在不断收紧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

国际特赦呼吁中国切实执行改革，同时要求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压。

不过国际奥委会的发言人说，期望国际奥委会对类似的复杂的事务施加压力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指称中国当局未能实践在两年前申奥时许下的承诺，现在还言之过早。

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时允诺，申奥成功将有助于促进该国的人权发展。

城市安全面临新挑战 《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出台

【网讯】国务院参事、国家检查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闪淳昌21日在参加北京朝阳CBD商务节论坛上指出，中国城市安全目前面临十大新挑战，其中包括城乡矛盾凸显，民众思想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加。

　　闪淳昌指出，中国城市安全正面临如下问题：

　　一、民工大量涌入，城乡矛盾凸显，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加。

　　二，居民受各种思想影响程度明显加深，思想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加。

　　三、大型设施设备和公共聚集场所不断增加，灾害风险提升。

　　四、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受安全问题和地质灾害困扰。

　　五、违法犯罪活动日趋通行化、组织化、职业化。

　　六、非正常死亡率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在增加。

　　七、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外来有害生物破坏力加大。

　　八、面临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勾联聚合趋势，北京2008年奥运会面临风险明显加大。

　　九、不合理工程活动和事故诱发各种灾害。

　　十、重大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水灾、旱灾、台风等严重影响城市安全。

　　闪淳昌并透露，为了加强城市安全，国务院已将《突发事件应对法》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通过，明年有望出台实施。

　　此前，中国在拟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突发事件报道的将被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使中国媒体感到灰心。对此，一些媒体普遍刊发评论指出，限制突发事件报道是十分危险的做法，利于地方瞒报，将可能导致虚假信息蔓延、官煤勾结更加严重。

中央党校副校长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获巨大成就

【网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21日说，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至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错误的，2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华网引述李君如的话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战略和策略上其实是互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

　　李君如是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上诉讲话的。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位中国研究专家和三百余位中国学者出席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开幕式。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

　　他并表示，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表现出三种走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最终在中国建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

　　海外媒体一直批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改革却非常滞后。评论指，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虽已逐渐宽松，但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人权状况正在逐渐落实，然而依然不可回避的尚有这样的事实：对农民工的人权保障问题，基层政府及其执法机关对普通民众的人权恣意侵害问题。

　　虽然中共十六大报告把“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列出来。然而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地方政府看到的依然是这种原则性的表述以应付上面的“要求”。

　　不过，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发展失衡，腐败久治无效，教育医疗等公有品的私有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经济改革的弊端开始凸现。在国内外形势推促下，中共高层正在进行一场温和渐进的政改。外界评价说，中国近年的一些政治改革都带有“从善”、“民主”的特色，但在大众知情和舆论监督上又有点乏力，依然没有多少“治恶”的机制，中国步入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还有很痛苦的路要走。

中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将覆盖全球金融市场

【网讯】中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主席项怀诚21日在北京透露，社保基金海外投资业务很快就要开展，投资范围将覆盖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社保基金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开展全方位境外投资的专业机构。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逼近，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将越来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1年至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 。面对巨大的缺口，社保基金如果不能有效增值，社保系统将陷入愈来愈严重的财政危机中。而近期爆出的上海社保基金弊案，更让更多人关注到中国社保资金投资安全问题。

　　据项怀诚介绍，截至今年八月底，社保基金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300亿人民币，约合300亿美金，投资范围基本涵盖了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产品，包括存款、股票、债券、产业基金，非上市企业股权投资和信托投资等。

　　但就一直有不少业内人士就认为，社保基金投资中国金融市场安全性不高，应该更多的投资到国家大型工程，这样既安全又有较高的收益回报。

　　项怀诚21日就表示，除了进一步稳固股票、债券投资外，社保基金将积极参与实业投资。另外，社保基金对一些大型优质非上市国有企业也将积极进行股权投资。

　　他并表示，社保基金海外投资业务很快就要开展，投资范围将覆盖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

　　针对外界对社保基金的投资监管不力的质疑，项怀诚表示，基金的投资已受到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监管。今后中央还可能对社保基金逐步实行功能监管，由各个专业监管部门根据投资产品的性质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改革副作用致中国社会骚乱频

【网讯】对于中国不断增加的社会骚乱问题，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这些是改革中所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不应该据此认为中国改革失败。但是，中国应该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增加决策透明度，而美国也应该从长远角度促进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变，“更加认真地”将中国纳入“世界领导者的行列”，通过加强两国的交流来协助中国解决社会不稳定。

　　在21日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经济繁荣，而国家却面临着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现象。但究其原因，“中国的社会骚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和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盖保德指出，导致这些社会骚乱的来源有五个，包括价格体系改革、国有企业人员下岗、传统工业中心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扩大征用农田、以及国家补偿计划的失败等。

　　盖保德强调，从1993年起至今，关于“大规模的骚乱”的报道就上升了将近10倍。认识到扩大的社会动荡现象会破坏中国政府领导力的有效性，中国政府官员已经敲响了国家安全的警钟。盖保德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打击腐败，同时加强解决纠纷的手段，从而减轻社会骚乱现象。

　　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分析员Scott Tanner则表示，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社会骚乱问题对中国未来政治稳定的影响，“需要发掘中国骚乱现象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了解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到底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Michael Swaine则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来测量和诠释中国的社会骚乱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威胁。“但是许多的已经发生的例子告诉我们， 中国的情况已变得越来越严重，社会骚乱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某些方面，严重性甚至还在增加”。

建设部批城市只顾有车族 建议恢复自行车道

【网讯】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力倡中国城市走紧凑型道路，反对走美国的城镇化模式，并批评一些城市扼杀了应有的多样性。他还引用国外城市的经验称市长不应该只考虑改善有车族的生活，而要为无车市民多做点事，倡议大城市恢复自行车道。

　　仇保兴说，松散型模式的一个后果就是过多的高速公路网。美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美国交通部长去年指出，高速公路投资过多已经成为他们的惨痛教训，如果从中切除40%用于城市公交，人均能耗将大大下降。而按照规划，到2035年，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将超过美国，成为公路占地面积第一、交通耗能第一的国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仇保兴并批评很多城市流行的建设宽马路、大广场的做法。他认为过多的用途管制，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还倡导中国大城市应该恢复自行车道，并引用国外城市的经验称：“市长不应只考虑去改善30%有车族的生活，而是要为占人口70%的无车市民做些什么”。因此，应该构筑多样性的交通体系和可步行城市。

　　中国道路上的机动车数量，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了二十倍。今年，中国预计会增加六百万辆汽车，单是北京每天就会增加一千辆汽车。

　　不过分析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私车数量必将进一步飙升。建设部限制城市私家车道并非利民政策，很可能导致交通更加拥挤。

审计报告中除涉及国家机密等内容外将全部公开

【网讯】中国审计署22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审计署2006至2010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到了2010年，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审计报告的其他内容必须要全部对社会公告。

　　新规划并透露，五年内，审计署将把全国审计系统厅局级领导干部、地市级和县级“一把手”轮训一遍。同时，未来五年中国将继续探索省部级党政官员经济责任审计。
　　
　　自2003年以来，在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的支持下，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每年都向社会公布一些强势国家部委在执行预算时的违法案件，被舆论赞为“审计风暴”。但几年下来，审计风暴并没有摘下多少官员的“乌纱帽”，“问题部委”的领导人更是不受牵连，反倒是李金华和他领导的审计署面临来自官场上的巨大压力。

　　同时，媒体评论批评审计报告“只审不计（较）”，导致社会出现了“审计疲劳”，审计沦为“走过场”。而不久前，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审计员因在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午宴上喝酒太多猝死，由此披露出许多地方审计部门存在的“上午查账，中午喝酒，下午娱乐”的工作方式，也使得审计部门的形象大打折扣。

八成网民反对上海新历史课本淡化毛泽东革命史

【网讯】上海于今年9月正式启用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因淡化“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等内容，引发外界强烈反响。新华网等大型门户网站均专门制作专题，从内容呈现、指导思想、实际运用、与以往教科书对比等多角度予以讨论。有网络调查显示，近2.4万人中，逾八成人持反对态度。

　　北京《青年周末》报道，该书淡化了毛泽东、红军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这些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重头内容，大幅削减古代史，代之以当代文明史，毛泽东在书中只提过一次，比电脑巨擘盖茨少。

　　此外，教科书大幅删减革命、战争、苦难内容，南京大屠杀内容，只在初中部分简单提及，高中部分完全抛弃传统中国、世界编年记史的方式，改用一部笼统的人类文明史代替。

　　新华网等大型网站都开辟专题讨论该新版教科书，有网站几天内参与讨论人数就达数万。调查显示，八成人不支持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做法。反对者认为，这套教材基本上不知道中国近代的屈辱，也看不到俄国十月革命、法国革命，不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具体事迹。

　　对此，教科书编辑人士认为，争论不但迟缓且毫无意义；上海市教委则以课改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一切未有定论为由，不予回应。

中国最高法院规定新闻发布禁区引发激烈争议

【网讯】9月12日，在法院系统内部的宣传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向外界高调宣布若干“禁令”，新律甫一公开，旋即引发司法与传媒两界震动。有观点赞赏这一做法，认为其中多数条款符合国际惯例，是应有之义，但也有人将此举视为法院向媒体关上大门。

　　这些规定包括：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进行预测性报道，重大案件新闻发布由最高法统一口径等。

　　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独立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复杂平衡能否实现，这一难题被再次摆上前台。

　　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来规定司法机构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专家认为，最好由级别高于法院和媒体的中立国家机关来制定，也应谨慎为之。

　　最高法提出五项内容“一律不得发布”，它们是：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

　　另外，刑事案件审判中的各种综合性数字，未经有关部门或领导批准同样不得发布。

　　与此同时，最高法也对媒体涉案报道作出限制性规定：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

　　曹建明特别针对媒体表示，对案件的报道，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和引用的法律必须准确，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65位法官也将面临个人职业生涯中棘手的挑战。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京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建立两级新闻发布体制。

　　加上此前最高法院的两位新闻发言人，目前两级法院共有新闻发言人65位，他们未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向媒体表达，而且必须是正确的表达。

　　这些新闻发言人目前正在北京接受培训，他们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是要“讲政治”。

　　曹建明要求法院新闻发言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对因向媒体提供不适当新闻源，并因此引发负面报道或者造成负面影响的，要严肃处理。

　　最高法决定，对于处理突发涉法新闻事件不及时、不妥当，造成工作被动和严重不良影响的，上级法院要追究有关法院和人员的责任。

　　一些法律人士猜测，部分重大案例经由媒体报道成为公众事件后对法律机构造成影响———这也可能是最高法院出台这些戒律的部分原因。受访者普遍提到了刘涌案、宝马案，以及近期纸媒和网媒均高度关注的高莺莺和黄静案。

　　从最高法院高层最近的谈话中似乎可以印证这样的猜测。

　　肖扬曾坦言，影响社会稳定、影响人民法院形象的信息一旦上网，就会被迅速地扩散、放大，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影响。

　　曹建明特别提醒本系统宣传部门，不要轻视互联网和都市类传媒的影响力。并要求它们通过跟踪、收集、分析相关报道，及时研究对策。

　　可以看出，中国最高审判机关现在正在努力研究如何与媒体建立一种“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有关媒体新规的严肃表态正是其关系建设中的重要一步。然而，这个致力于实现“良性互动”的行动却饱受争议。

　　对于未决案件，出于公正裁决的价值考虑，法官与媒体刻意保持距离是西方惯例。在这一点上，最高法院对法官的合理约束获得了多数人赞同。

　　有评论认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公开那些应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那些不应公开的信息，这种做法合法合理。按照职业道德要求，法官也不应向外界透露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情况和发表相关评论。

　　但同时，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建质疑，限制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是否能够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因为接受采访并不是透露案情和其他信息的惟一途径。

　　长期代理公益诉讼的律师李劲松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最高法院“禁令”中针对法院的部分，其实就是重申了法官自律的一些重要原则。他承认将这些内部原则向公众告知有积极价值。

　　实际上，最高法院对法官慎言的要求一直都有。2001年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就有三处对法官与媒体关系作出过直接表述。

　　与之观点截然不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坚持“媒体监督必须是审判之后的监督”。何家弘目前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他不愿直接评价高法规定，但从学理角度，他认为基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媒体不应该较早参与案件报道。

　　“因为无法直接接触证据，媒体所得往往是一些传闻，在法律上传闻证据通常不作证据考虑。对于复杂的事实认定，专业人士尚需谨慎，何况媒体。”何认为，信息不充分的报道容易有倾向性，这样的报道太多，会影响司法公正。

　　而李劲松却认为，不要太把所谓专业当回事。把司法活动神秘化，也小看了媒体的判断力和公众的判断力。

　　“如果媒体随意发表意见，伤害的是自己的公信力，谁会总冒这个险？这种观点习惯假设公众偏听偏信。如果这样理解，怎么解释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呢？为什么人家就是要让这些非专业的普通人作最后判断呢？”
　　
　　·资料链接

　　在美国，任何一个与案件无关者都可以在联邦法院的服务网站上查阅到所有联邦法院案件信息，在几分钟内便可获得案件能够公开的全部信息，包括最重要的起诉书和辩护书。每页8美分，这意味着即使一个长达100页的起诉书，8美元就能到手。

中科院将为江泽民出书 预计明年三月前面世

【网讯】继今年先后出版《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江泽民文选》，中科院党组决定再组织研编《江泽民与中国科学院》，预计明年3月前面世。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在中科院官方网站上，向全国各地科学院分院院属单位发出通知，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提出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中国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和我院的各项工作给予了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持，尤其是对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从战略制定到具体实施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

　　“作为我院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一项重要内容，院党组决定组织研编《江泽民与中国科学院》一书，拟通过生动的事例和优美的文字，突出江泽民同志的思想红线，记述江泽民同志对我院的关心和关怀。”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京区党委已向各地科学院分院发出通知，要求上交并上报江泽民到各地视察的讲话、照片等资料，尤其是生动的故事、事例及相关背景材料、产生的重要影响等，要进行认真地收集和整理，并将之视为“一项光荣而重要的政治任务”。

　　据悉8月17日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80岁大寿。在其80大寿之前，中央先在7月底为江泽民著书《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跟着又在8月10日在全国发行《江泽民文选》。而在15日的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胡锦涛要求中共思想政治建设和党政官员理论学习培训将把对《江选》的学习摆在重要地位。

被指高收入者代言人 吴敬琏要用法律捍卫名誉

【网讯】针对有关媒体“既得利益代言人”的指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声明可能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希望相关媒体遵循基本的言论责任伦理，“以负责任的行动向读者和社会证明你们不负新闻人的称号。”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因倡导市场化改革，近来频遭舆论指责。政界和学界的一些保守人士把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腐败严重等弊端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但又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政治决策层，就向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甚至人格开炮。吴敬琏声称要用法律捍卫名誉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要为主流经济学家讨个公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年8月9日发表一篇题为《独家采访五位经济学家：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的报道。报道就收入差距拉大问题采访了吴敬琏、樊纲等五名经济学家。

　　报道引述吴敬琏说：“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但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8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发表了署名为“方家平”的文章《更可怕的是话语权差距》（下称方文）；8月11日，香港《大公报》“大公评论（内地）版”也发表署名为“司欣”的评论《收入差距拉大是否可避免？》（下称司文）。

　　方文和司文都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为靶子对吴敬琏等五名经济学家展开批判。

　　方文说：“五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阶段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属于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表明这些经济学家作为“高收入群体”的“代言人”，“试图垄断大众的话语权、稀释大众对收入差距的理性态度”，“掩盖或抹杀当前收入形成机制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因素，从而让老百姓自觉地接受收入差距的事实”。

　　司文更尖锐指出，“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属于改革发展必经阶段，表明“作为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言者，经济学家们已全然抛弃了民间立场，在为所有非法掠夺社会财富的行为寻求合法出路，为优化自己的利益空间寻求语境支持”；他们“‘忽悠（欺骗）’政策，麻痹制度危机感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上述两篇文章的批判，吴敬琏在最新一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自己的维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方文和司文“罔顾《人民日报》对五位经济学家观点的报道，凭空捏造了所谓的五位经济学家的‘一致认识’。两篇文章对‘五位经济学家’或‘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义愤填膺、上纲上线的批判，完全是建立在这一虚构的基础之上的。”

　　吴敬琏说，方文、司文“编造一个虚假的批判标靶，然后再用被批判者的观点来加以批判，这种恶劣的做法应当引起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共愤。”

　　虽然吴敬琏声明对两篇文章的指控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以吴敬琏在学界的泰斗地位，真要打官司可能会让被告更出名。因此，吴敬琏的声明更多的是要为主流经济学家正名，而不一定非要走上法庭。

发电量增GDP降 地方涉压低数据避宏观调控压力

【网讯】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与发电量增幅发生了背道而驰的异常现象。专家认为，地方政府涉嫌压低宏观调控数据，制造经济放缓的假象。

　　上半年中国投资呈加快增长势头，创三年来新高。为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北京当局出炉了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紧缩土地供应等一系列措施，同时中共高层纷纷高调要求地方要听中央的话。在此高压态势之下，GDP出现增长放缓现象。

　　8月份，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7356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速较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创出2005年3月份以来的新低。据此，统计局此前认为，宏观调控效果已经显现。

　　但当月的发电量增幅却直线上升2.9个百分点，从7月的13.5%上升到8月的16.4%，创出“21世纪单月最高增幅”。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理论上来说，工业增加值、GDP与发电量的增长趋势应该保持一致，此次统计数字出现背道而驰，不能排除地方政府有意压低数据，放大经济放缓程度的可能性。

　　据了解，发电量是一个同步指标，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

　　关于工业增加值与发电量的关系，国家电网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赵玉柱指出，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两者的相关性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强。

　　赵玉柱提到，8月发电量的迅速提高不排除有季节因素。每年夏季都是用电高峰，特别是今年重庆等地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导致华东、华中的发电量出现了较大增幅。但是即使如此，全国的空调用电也不会超过10亿千瓦时，所以，赵玉柱认为季节因素不能成为发电量与工业增加值走势背道而驰的根本因素。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氧化铝、锡、铜的产量分别增长56.4%、24.4%、24.3%。赵玉柱认为，以上高耗能产业的扩张才是发电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同时，赵玉柱也认为，高耗能产业的扩张更加说明了8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不可能大幅下降。

　　哈继铭也认为，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增幅可能出现下降，但是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决不可能，除非是地方政府瞒报了数据。

“六-四”烧军车工人坐牢17年出狱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因焚烧军车而被判死缓的北京工人张茂胜，在坐牢17年后近日出狱。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当年21岁的张茂胜在北京机械厂工作。1989年6月4日清晨，当军队开枪向天安门广场挺进时，张茂胜与其他北京市民为保护学生而焚烧一辆军车，以阻止军队向学生挺进。

信息中心表示，“六-四”后，张茂胜被捕，北京法院于1989年9九月指他参与焚烧空置军车，以“反革命纵火罪”将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茂胜入狱后被多次减刑，坐牢满17年后，于今年9月1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出狱。

信息中心引述张茂胜的家人表示，因坐牢17年，张茂胜染上多种疾病，如肾结石、前列腺炎，而出狱后又没有工作，也无钱看病。

据悉，张茂胜目前依靠年迈父母的退休金生活。张茂胜自9月13日释放之日起，受到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

北京第二监狱目前仍关押着10名因参与“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判刑的北京市民。

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


● 邱震海（香港）
　　正当地区舆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台湾倒扁局势、日本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乃至泰国政变上时，也许忽视了另外一个也可称为焦点的新闻，那就是在世界级数学大师丘成桐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最近，随着北大教授们的反击，这场论战开始急剧升级。

　　事件起源于几个月前丘成桐接受中国大陆一家报纸专访时，指责中国大学教授们的主要精力“不是在做学术，而是在搞权术”，大学精神旁落，北大引进的许多海外人才都非一流人才，等等。了解时事的人们都知道，丘成桐之前对中国学术界的批评不限于北大一家，只不过这次因直接点名而尤为引人关注而已。

　　丘成桐的指责出台后，北大先后几次澄清谈话，表明北大引进的海外人才均真才实学。日前北大数学系教授作为直接当事方首次发声，透露丘成桐之所以对北大发出指责，是因为他曾有野心控制中国数学界，后因不果才恼羞成怒而迁怒于北大。

　　笔者在此无意涉及丘成桐和北大论战的具体细节及其背后的人事纠纷。正如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纠纷一样，发生在世界级数学大师和中国最高学府之间的论战自然也无法幸免；丘成桐指责北大引进的人才大都是假的，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似乎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北大校方站出来予以澄清，无论就事实本身还是对于北大的声誉，都是正确之举。

　　问题是，撇开丘成桐指责北大的真实背景和心理动机，就事论事而言，中国大学目前大学精神旁落、学术风气浮躁乃至腐败盛行，究竟是不是事实？换言之，即便没有丘成桐和北大的论战，上述这些问题同样也在中国大学存在；既然存在，显然就不能因丘成桐与北大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恩怨，而否认了中国大学本身的问题。

　　

学术腐败和自身迷茫

　　中国高等教育界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所皆知。规模最大的大学——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日前就大学素质发表谈话，认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具备大楼、大师和大学精神三大要素；其中大楼即指校园和学科硬件条件，大师乃指学术泰斗，而大学精神则指全社会熟知的办学理念、学科包容度和学研融合的育人环境、校友对学校的稳定支持，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益性教育辐射能力。

　　这里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似乎显得过于狭窄。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学素来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二是人文标准。

遗憾的是，这两个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似乎都难以达到。前者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束缚创造力的因素，也有今天中国学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迷失和迷茫；后者则既有政治束缚因素，也更有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迷失。中国自古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中国古代读书人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基础就是读书人对自身道德的修练。
　　只是到了今天，古代读书人的这些观念都荡然无存，更遑论达到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境界。盛行于今天高校的学术腐败、官学勾结、商学勾结现象，已经践踏了学者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更遑论期待中国的大学对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关照。崛起期的中华民族有许多精神层面的混乱，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细心、理性而有逻辑严密地予以梳理、提炼和修正。

　　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今天的中国大学显然是过高了。如果北大的教授们通过与丘成桐的论战，也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些反思，那么论战本身反倒是次要的了。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