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宗教自由报告 再度批评中国

美国宗教自由报告 再度批评中国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中国、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提出批评。

该报告说，中国对宗教自由仍然缺乏尊重，人民因信仰被关押，遭受虐待，面临死亡的威胁。

该报告引述广泛报道的中国对非官方天主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压制，在新疆维吾尔地区严密控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同时限制西藏佛教。

报告还称，北京打压所谓"邪教"组织，其中包括小规模的基督教组织和法轮功。

报告说，拒绝放弃信仰的人有时被关入监狱遭到残酷对待，或者在劳改营接受再教育。

自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都在保护宗教自由问题上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另外这份报告还批评伊朗对待少数宗教的方式恶化，说伊朗正加紧对少数宗教的镇压。

列入美国国务院"特别关注国家"黑名单的除了中国还包括伊朗、缅甸、朝鲜、沙特、苏丹、越南等国家。

美国公布06年宗教自由报告 中国继续被特别关注

【网讯】美国国务院15日公布2006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连续第八年被列入“特别关切国家”（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中国目前未就这一报告做出评价，不过中国此前曾多次指出，美国指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没有任何道理，是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

　　中央社报道，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前言中指出，宗教信仰作为一项个人选择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植根于美国开国先贤的理想。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

　　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决议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全球宗教自由报告。从1999年第一次提交报告以来，中国就一直名列CPC，报告对中国宗教自由的评语是“仍然很差”（remained poor）。

　　报告说，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驻成都、广州、上海和沈阳总领事馆，在过去的一年中“做了具体的努力”，鼓励中国放宽信仰自由，谴责压迫宗教自由事件。美国政府官员从总统布什以下，不放过任何可能机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包括2005年9月和2006年4月布什与胡锦涛会面，都敦促中国改善宗教自由。

　　这份报告指出，不过从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中国继续强调只有政府准许的信仰和活动才是合法的。政府继续迫害“地下教会”，逮捕主持或参与“地下教会”的宗教领袖和教友。

　　报告说，教宗本笃十六世上台后，中国政府一度显示有意与梵蒂冈改善关系，但在2006年4月，因主教任命权，双方改善关系的行动被迫中断。

　　中方多次指出，美国指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没有任何道理，是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在美国公布05年的报告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曾表示，该报告涉华部分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了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另外，中国宗教人士也已指出，美国年度报告是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严重歪曲。

审计报告遭疑只审不计较 中国出现“审计疲劳”

【网讯】中国国家审计总署本周发布今年5号审计公告，揭露了42个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在去年预算执行中违规违法的事实。但与以往对审计报告的欢呼和赞美相比，中国舆论追捧审计报告的热度大为降低，一些媒体甚至质疑审计报告“只审不计（较）”，导致社会出现“审计疲劳”，审计有可能沦为“走过场”。

　　《联合早报》报道，北京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审计部门还是一如既往地执行自己的使命，但他们努力揭露出来的黑幕往往不了了之，使那些“问题部委”不再惧怕审计部门的“三板斧”，甚至公然屡审屡犯，也使公众倍感失望。

　　如果官方对审计出来的问题还坚守“刑不上大夫”的官场潜规则，不追究那些“问题部委”领导人的责任，不仅审计本身失去意义，也将进一步挫伤公众对中共反腐败的信心。

　　自2003年以来，在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的支持下，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每年都向社会公布一些强势国家部委在执行预算时的违法案件，被舆论赞为“审计风暴”。但几年下来，审计风暴并没有摘下多少官员的“乌纱帽”，“问题部委”的领导人更是不受牵连，反倒是李金华和他领导的审计署面临来自官场上的巨大压力。

　　今年6月27日，李金华在审计报告中没有对违规部委公开点名。有了解内情的官员私下透露，审计署不点“问题部委”的名字是迫于各方压力，因为多数被审计点名的违规中央部委都属于强势部门，它们的反弹足以让最高领导层也有所顾忌。

　　但审计总署放弃点名的做法被舆论批为从“审计风暴”走向“和风细雨”，是对权势和腐败的妥协，是依法行政的倒退。

　　不久前，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审计员因在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午宴上喝酒太多猝死，由此披露出许多地方审计部门存在的“上午查账，中午喝酒，下午娱乐”的工作方式。审计部门的形象大打折扣。

　　在舆论压力和高层的支持下，审计总署在本周发布的审计公告中又恢复了公开点名的做法。从披露的数据看，国家部委违规违法和管理混乱的现象和以前一样严重。其中，屡次被审计点名的国家体育总局甚至出现了挪用彩票资金2787万元（人民币，下同）去炒股，并且可能收不回来的严重违法行为。

　　更离奇的是，国家民政部截至去年底支付救灾物资购置费7.49亿元，但记账人员记账时居然漏记这么大一笔资产账。民政部下属的福彩中心于1996年5月存入某财务公司一年期定期存款5000万元，因这家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这笔存款本息面临损失风险。

　　其他部委的问题也不比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少：发改委用公款为职工购房；教育部应缴未缴大学英语考试费达4771万元；国资委所属五家单位挪用国家建设资金共960多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奖金福利和外聘人员工资；国家安监总局违规收费452.57万挤占专项经费买房；国土部部属单位多报预算5454.35万元，私存小金库；信息产业部截留办公用房租金收入1.42亿元；国家林业局转移账外资金252万元；交通部部属北京交通委虚列支出滞留3亿元等等。

　　北京学者指出，如今的官府无论是“肥水衙门”还是“清水衙门”，几乎都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这可能是高层不敢认真追究“问题部委”领导人责任的原因之一。真要追查起来，一些部委的领导人恐怕都够得上去“蹲大狱”了。

　　但到目前为止，审计风暴还没有刮掉一个部委领导的乌纱帽。

审计部揭发亿万财政黑洞 奈何却没有乌纱帽落地

　　亚洲时报在线16日刊登文章指出，据中国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06年度第5号审计公告，42个国家部门单位被审出，去年国家拨及的财政款被乱花掉的竟高达7342亿元（人民币，下同），揭发的“财政黑洞”可谓触目惊心。然而，令人质疑的是，每年的审计报告,有些老面孔几乎年年都榜上有名。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在近年的审计中就没有拉下过,且各项违规资金问题始终保持在亿元以上“水平”，然而审出的问题虽是一大堆，奈何乌纱帽落地的却没几人。

　　文章认为，审计署自2003年以来，逐渐开始披露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最初虽然只是有选择地公开冰山一角，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社会震动，民间情绪带来很大压力，要求“问责”。披露内容的逐年增加，到2005年涉及32个部门无一“干净”，涉及资金更是超过百亿元。但是批评追问的声音却不见加强，甚至稀落起来。对于有审计无问责的不合理事实，公众似乎已经逐渐麻木，或者因为问题过于巨大而感到无能为力。今年42部门审计结果全文公布，然而却未必因为更全面的公开而带来更有力的问责力量。从同时公开的整改方案看，其解决思路还明显浮在表层，具体问题具体搪塞，其力道远未触及问题核心。

　　文章说，事实上，从2003年国家审计署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开始，国家的各大部门单位就成为了“审计风暴”中的常客。但“屡犯屡查，屡查屡犯”，已经成为3年来审计公告后的潜台词。就国家审计总署所审计出来的“问题部委”大量的“问题”中，国家体育总局挪用彩票资金2787万元炒股一案尤其令人惊愕。

　　其实，体育彩票出事已经不只一次了，国家体育总局挪用资金也不只一次了，正如公告所揭露，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擅用2787万彩票资金，以本单位员工名义开设13个帐户炒股，截至2005年底，尚有2个账户仍在使用。同年，国家审计署就发现有关单位利用各种手段从体育彩票中“非法获利”高达5.58亿多元。

　　有网民批评道，“就体育总局这几年的行径就已经表明，取之于民的公益性财富原来在某些管理者眼里，彩票公益金并不因为它的特殊性质，而被特殊细心地看护，相反，它仍是一块让人垂涎的唐僧肉，随时都可能被人“扯筋带骨”地攫走。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僚眼里，“为人民服务”早已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文章说，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国家体育总局一方面享受着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拨款带来的各项好处，另一方面又兴办企业，发行体育彩票，从中获取分成收益。这样的体制，固然有利于快速积累体育事业发展资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体育领域资金监管增加了难度。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必须充分借鉴市场成熟国家的有益经验，加快体育领域体制改革步伐，同时反思和改革国家体育总局的资金管理体制。

　　文章说，但不管怎样，中国国家审计总署的这次“大点名”，还是让这个有着复杂期冀的社会感受到了国家正本清源的决心。尤其是应对一些屡审屡犯的国家单位负责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违规者的名字公诸于众，其目的不是要让一篇不完整的新闻报道完整起来，也不是要使违规者难堪，其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样的公开程序，让违规者和责任者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他们不敢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持漠视的态度，从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用好国家的每一分钱。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说：“审计报告的公开，不仅仅是促使被审计单位加强管理，更是传递一个信息：用人民大众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代。”

附：其它审计“重灾区”：

　　国资委(挪用国家建设资金960万)
　　1998至2005年，国资委所属5家单位挪用国家建设资金共960.73万元。

　　农业部(研究院私设1800万小金库)
　　2001至2005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截留系统科学事业费预算资金1849.75万元，隐匿于所属渔业工程研究所，形成账外资金，用于该院自筹基本建设等。

　　国家邮政局(超范围运用储蓄金20亿)
　　邮政储汇局未经银监会批准，分别于2004年3月和5月运用邮政储蓄资金向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南方现金增利基金10亿元和南方避险增值基金10亿元。

　　文化部(防伪标识违规收费1.08亿)
　　自1996年起，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受文化部委托，在未报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情况下，向音像企业收取音像制品统一防伪标识费用，截至2005年底，累计收费1.08亿元，支出8842万元，结余2013万元。

　　教育部(多领560万政府特殊津贴)
　　截至2005年末，教育部多报领政府特殊津贴561.55万元。主要原因是未定期核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变化情况，也未及时上报人事部，形成长期多报多领该项经费。

　　民政部(5000万福彩金“蒸发”)
　　福彩中心于1996年5月存入某财务公司一年期定期存款5000万元。因该公司未如期兑付存款本息，且已进入破产清算，上述存款本息面临损失风险。

　　中国贸促会(截留7401万政府非税收入)
　　2004至2005年，法律部在为国内进出口企业代办领事认证业务过程中，通过转移收入和改变收费性质的方式，截留领事认证收入7401.59万元。

　　财政部(隐瞒23.6亿个别基金收支)
　　财政部2006年3月受国务院委托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报告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时，未报告一项基金收支情况。该项基金2004年底结余21.12亿元，2005年收入5.06亿元、支出2.57亿元，年底结余23.61亿元。

　　卫生部(闲置财政专项款6.12亿元)
　　截至2005年底，卫生部本级累计闲置卫生专项资金2.84亿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闲置2003至2005年卫生专项项目资金3.28亿元，不符合规定。

看看贪官们的“性饥渴”都到了什么程度！

　　人民网发表文章指出，翻开贪官的腐败史，有一个非常共性的特点：“性饥渴”。饥渴到什么程度？常人无法想象。

　　文章说，比如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其耀，胸口不太舒服到医院“高干病房”后，一位40岁的女护士为其打点滴，徐其耀的左手上还输着液，竟三下两下就解开了女护士白大褂的钮扣……。徐其耀其饥渴程度到了不分场地、时间、地点。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专用套间”。在那张不知和多少女性滥交过的沙发床上，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情妇”的名字！

　　文章说，贪官们求“性”若渴，“妻妾”无数子女成群。2006年9月8日，被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刘俊卿，就向法庭供出了自己有13处房产7个子女。湖南省郴州市“三玩市长”雷渊利，仅在郴州能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9人。贪官们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寻花问柳，嫖娼狎妓，“性”趣盎然，饥渴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到了这种程度，就像身体里注入了海洛因，患“瘾”的时候，就会无所顾忌，只要是个异性就行，完全没有了人性，表现是赤裸裸的。

　　文章说，有人统计说，被查处的贪官有95%以上养有“情妇”。可见，贪官的“性饥渴”症是一种恶性传染症。至于贪官们为什么容易染上这种 “症”，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贪官金维芝的话颇有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贪官们在一起，还会兴致勃勃的交流“床上功夫”。

　　比如荒淫无度的徐其耀和一对母女长期保持性关系，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反而故意标榜自己的“能耐”。一次酒后，他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居然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进行了一番比较！细分析起来，贪官们“性饥渴”的病因来自“饱暖思淫欲”。贪官在大“饱”大“暖”以后，必然要追求“淫欲”，从这一点上看，贪官们容易患“性饥渴”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

　　文章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有些贪官，从情妇那里并不仅仅是满足一下“淫欲”，而情妇也不仅仅是从贪官那里获得一点“金丝鸟”式的享受。他们的结合，带着強烈的政治经济色彩，搞的是一场“权色交易”。从成克杰与李平、李纪周与李沙娜、李嘉廷与徐福英等人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犯的不是一般男女私情错误，而是合伙猎取社会财富、大挖国家墙角的罪恶勾当。

　　文章最后说，还是“三玩市长”总结得好：“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不玩权，就玩不来钱；不玩钱，就玩不了女人，要玩女人，就得玩权；玩了权，才能玩女人。一语道破天机：明知道那是老虎的血盆大口，但一“饥渴”，就忘了党纪国法，“白天念稿子，晚上玩婊子”，被“性饥渴”吞噬生命和前途只是迟早的事！

吴官正：反腐要保持高压 让贪官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网讯】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今年8月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摘要。吴官正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据悉，目前正值中共“十七大”和北京奥运会酝酿准备的关键阶段，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不少贪官污吏纷纷落马，而且涉及领域相当广泛，从直辖市到一般城市，从地方到军队，从行政财务到公安执法。

　　而此前，中国官方新华社奉命发表了中国政治高层要求调查反对军队参与所谓商业贿赂活动的指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高级将领，因为涉嫌腐败，被拘留双规。中国官方为宣布这样重大政治动作，选择的时机也非常引人注目，正好选在了八一建军节的前后。于是，中国军队参与腐败，反对军队腐败成为中国高层政治关注的重点话题，就再度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

　　中新网报道，吴官正强调，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方面的案件，重点查处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

　　吴官正还分析当前的腐败案件时指出，当前，虽然从总体上讲违纪违法案有所下降，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呈多发态势，极少数高级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影响很坏。

　　吴官正指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极少数高级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影响很坏。二是市(地)级和县(处)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案件比例较高。三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大案时有发生，有的涉案人员多达几十人。四是有些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比较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吴官正指出，在经济领域防治腐败要完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防止利益冲突。要针对少数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投资入股”、“期权化”和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不断完善和落实相关规定。

　　吴官正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防治腐败创造了有利条件。要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建立健全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减少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缺乏尊严 逾60%中国网友拒绝下辈子再当中国人

【网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个攸关民族信心的尖锐问题，近日出现在中国三大入口网站之一网易的民调中，结果竟有高达64.47%的中国网友表示“不愿意”再当中国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严”。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网上调查共有十选项，“不愿意”和“愿意”各占五项。截至周三（13日）下午，共有1.1113万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64.7%的网友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

　　究其原因，最多网友选择“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占总数的38.8%；另有17.1%的选票投给“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

　　据悉，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八大具备都市化典型特征的城市，目前购置住房或租房支出是许多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中的最大消费项目。“房价太高，住房难”已成为造成中国民生困苦的主因之一。国家也力图通过抑制房价来化解“住房难”矛盾。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还对北京、上海的房价予以重点整治。试图通过抑制房价来化解“住房难”矛盾的办法，虽然化解了一时之痛，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是重点整治的北京、上海，房价依然上涨，仅仅是涨幅低了点而已。

　　而即使是抑制房价达到了期望的效果，房价几年内不再上涨，买不起房的民众依然买不起房。望“房”兴叹的民众肯定是低收入阶层的群体。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按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五千元算，不吃不喝不用，买一套二十万元的新房也需要四十年。

　　此前，在韩国也有一项类似的调查，8406名韩国网民中，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来生继续做韩国人的时候，67.8%受访者的回答是“不愿意”。他们一致贴文表示，宁愿出生在具有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地大物博、富国强兵的发达国家。

确保奥运会和谐进行 北京要赶走百万外地民工

【网讯】距离北京奥运会揭幕不足两年，为确保奥运会和谐进行，据北京媒体报道，当局拟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劝喻在京的100万名地盘民工回乡，流浪者和乞丐将被“强制救助”。换言之，为奥运工程、为北京建设流汗出力的100万外地民工，在奥运开幕前，就将被逐出京城了，难圆奥运梦。

　　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这一构思，不符合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精神，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要求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背道而驰，更违背公平的基本原则，必须纠正。

限制外地人入京

　　另据《文汇报》报道，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14日召开奥运立法工作会议，公布5类、65项首批奥运立法研究项目的初步方案，涉及宗教、旅游、食品安全、安保、义工招募。

　　据报道，奥运会开幕前，北京计划颁布规范文件以控制流动人口数量，根据不同人口情况，主要将采取4种控制方式。对于100万名在地盘工作的民工，相关部门将协调建筑公司劝这些民工暂时回乡；加强救助流浪者和乞丐，并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为依据，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制救助；限制拾荒、美容美发等低端行业的流动人口在京数量；还可以在请示国务院同意后，发布通告加以条件限制，限制进京人数，例如进京人员须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

计划全市放假16天

　　为让市民在奥运期间顺利观看比赛，并降低临时的交通限制对市民的影响，北京计划在奥运期间集中放假，以奥运会前或后的工作时间，折抵集中休息时间。据称，这种放假方式将不涉及工资问题，但不代表所有公司都要在奥运期间放假，某些服务业可能要在奥运期间增加营业时间。

　　至于奥运期间适合放几天假，目前奥运组织委员会与北京市劳动局还在研究和讨论，最有可能的放假期限是以奥运会的16天为限。各机关在保障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可合理安排员工休假。

　　此外，拟立法的内容还包括将透过设立临时宗教场所，规范奥运期间外国人、团体在北京进行宗教活动，对残疾人特别是装义肢人士的安全检查，重污染企业在奥运期间限产、停产等。

解放军将领人事变动 二炮济南军区任命新副司令

【网讯】解放军高级将领近一时期人事调整不断，第二炮兵和济南军区领导层出现新面孔，原二炮副参谋长张余亭少将已升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而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冯兆举少将亦已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香港《文汇报》报道，张余亭日前已以二炮副司令员身份亮相。不久前，二炮召开机关安全教育整顿动员部署大会，在由二炮副政委程宝山主持的会议上，张余亭到会讲话指出，二炮系统各部队要按照胡主席从严治军的训导，把安全教育工作以及当前军车运行管理整治放在重要位置，维护军队形象和声誉。

　　而原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冯兆举少将，日前也以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出现在有关活动中。本周，济南军区一些部队正在山东莒县进行训练，冯兆举以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新身份出现在指挥场上，并与日照市组成的慰问团，举行了军地双方驻训座谈会。

　　张余亭为山东汶上人，少将军衔，曾任某导弹部队团参谋长、工程处副处长。自1994年到第二炮兵任某工程安装部队部队长起，十余年来，一直在二炮工作。曾任二炮五十六基地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副参谋长等职。

　　冯兆举出生于1949年，山东人。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师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等职，少将军衔。

　　此前有报道称，解放军除总参、海军、空军、二炮、国防大学等单位高层人事变动之外，济南、北京军区高级将官亦有换班。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张鹤田少将以及济南军区参谋长李洪程中将，近期将同时转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此外，黄汉标少将也已于日前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临近十七大，中国军队的人事变动频繁。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6月24日授予十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7月广州军区晋升了九名将军。8月又陆续调整了一些军事高校的人事。据观察所得，新晋升的这批上将和中将，很多都是六十左右的的政工军官。分析人士指出，一批年轻化的政工军官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尤其是十名新科上将不仅都是手握重权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大学的负责人，甚至不乏明年中共十七大后进入解放军最高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军政新星。

　　分析人士指出，总体上看，中共十七大在党政和军队高层人事变动上属于“小年”，不会出现像十六大那样的集体大换代。但随着胡锦涛在党政军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稳固，一大批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未来之星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

土地出让金是中央土地调控政策失效的罪魁祸首

【网讯】根据一项专业调研，在很多地方土地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土地直接税收及由此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如此，中央此前的土地调控政策，很多时候都被消弭于无形收效甚微。土地出让金因此也成了政令不通的“罪魁祸首”。

　　据《财经时报》报道，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资料中，今年8月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仍然只有上海一个，这是上海房价连续下滑的第8个月。与此同时，上半年上海市房地产税收锐减40.5亿元，影响地方财政收入5.1个百分点。据统计，房地产税收及土地相关收入，占上海财政收入的25％。

　　9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直指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软肋”。

　　刀动到了“根”上，阵痛就随之来了。按照上海市社科院所做的调查，在长三角地区，农地征用价格为37.5万－45万元／公顷，农地一级市场出让价格为210万－525万元／公顷，二级市场价格为1125万－2250万元／公顷。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价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升值，地方政府因此获益颇丰。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就高达5500亿元。

　　预算内资金是解决地方政府的吃饭问题，而预算外资金，则是地方政府进行城市扩张、建设的主要来源。土地违规案件也因此层出不穷。

　　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上海、天津、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6个省（市）所属87个开发区中，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

　　在这一背景下，中央一直力图收紧土地出让金，旨在对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解缴和划拨等工作给予详细规范的《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将有望在年内出台。

　　《办法》将使“土地出让金全额进入地方预算”政策落地，这一点地方政府并无异议。而争决不下的问题，则是土地出让金收支专户的管理归属问题。《通知》说将建立土地出让金收支专户，但这一专户是设在财政部还是地方，成为地方最关心的问题。而这一点，将在《办法》中明确。

　　主流的观点是，省级土地出让金的专户设在财政部，再由财政部返给地方，而省以下的则放在省财政部门。

　　这样一来，土地出让金的征收和使用情况就纳入了财政部的监管。

　　与此同时，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是归属财政部门还是国土部门，也在热议当中。

　　“中央的思路是由财政部门征收，这样一来，土地出让金中‘小金库’的操作空间就会大为减少，但最后还要看中央和地方沟通的结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如是说。

　　按照上海媒体的报道，受宏观调控影响，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税收仅完成191.9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部分约为140亿元），同比下降17.4％。为弥补急剧减少的房地产税收，上海市财政部门正酝酿征收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是针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从而取得增值性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实行四级累进税率，根据增值额不同，缴纳比例从30％至60％不等。

　　根据现行税法，土地增值税从1994年1月1日在全国开征。而目前一般采用预征的方法，如广州预征比例为开发专案总价的0.5％~1％，上海为1％。

　　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增值税少收、不收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土地增值部分，也正是开发商的主要利润来源。

　　在房价持续走高的阶段，地方政府因土地出让金获益，而开发商因土地增值获益，在很多地方，双方对“托市”拥有默契，各得其所。

　　但在土地出让金收紧的政策调控下，若地方财政对房产行业依赖程度过大，将直接导致财政收入下滑，而这正也是上海市酝酿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背景所在。

　
背景：土地出让金历史

　　　中国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者征费的制度始于1987年。当时的土地使用费作为地方税的一个变种，主要用于地方城镇建设和维护，而中央并未从中获利。

　　1988年1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开始将土地使用费改为土地使用税，按年收取，每平方米从0.2元到10元不等。土地使用税收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按5：5分成。

　　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大大改善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一些地方开始少交、瞒交部分土地使用税。

　　在这一背景下，1989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地区，其出让收入必须上交财政，其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两者都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专款专用。

　　两个月后，中央提取的比例降至32％。财政部公布《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全部上交财政，其中先由取得收入的城市财政部门，留下20％作为城市土地开发建设费用，其余部分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城市财政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方式管理”。

　　但地方政府隐瞒土地出让收入的现象依然严重，中央提取部分仍然难以落实。

　　1992年，财政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按规定向中央财政上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半年后，财政部出台《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第一次将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并将上交中央财政部分的比例，下调为5％。

　　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而“获益于土地”的地方政府，也因此有了足够的“土地冲动”，虽经几番调控，依然存在建设用地总量增长太快、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等屡禁不止的问题。

拿“任人唯孝”来拯救官德注定只能徒劳

　　《解放日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这是某市新出台的干部提拔条例中的规定。这一规定使用了这样的逻辑依据：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善待，怎么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文章说，其实“任人唯孝”的思路并不新鲜。早在2004年，就有人向人大提交了“招收、聘用、晋升公务员、领导干部，必须审查其孝敬、赡养父母情况，并以此作为衡量审查其品行是否端正的第一前提”的立法建议。2005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再次呼吁把是否孝敬父母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某地政府甚至推出了“放假尽孝”措施：每逢家中父母、岳父母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回家陪伴父母、岳父母过好生日。

　　应该说，“任人唯孝”是有其道理的，百善孝为先，不事父母何事国家？问题在于这个道理并不牢靠，另一套相反的逻辑是：忠孝不能两全时，没有大家何来小家？有人甚至指出，贪官一般都能善待自己的家人，纵容逆子以权谋私；清官则对自己的家人非常苛刻，严于律己，一心为公，儿女被迫自食其力，以致不能理解父母。事实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公孙弘之流既是第一流的孝子，更是第一流的奸臣。倒是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文天祥“忠而忘孝”，大大有悖于“任人唯孝”之标准。

　　文章说，所谓“任人唯孝”，本质上是“任人唯德”的一个分支。孝是属于其中的“私德”范畴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公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官德”。“任人唯孝”制度设计的预想效果可能是：将孝道纳入官员考核，并以“私德”带动“公德”，进而提升官员整体道德。

　　可惜，这个制度设计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孝道属于“大人格”

　　还是“小人格”的悖论性。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应该是看一个人有没有“大人格”，而不是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既然“任人唯孝”，显然是将孝道视为“大人格”，可是作为政府官员，对人民尽忠应该是比对父母尽孝更大的“人格”。以“唯孝”标准，夏禹之流都将被不公平地淘汰。

　　其二，“任人唯孝”不具有可操作性。孝道是“私德”，忠道是“公德”。在现有体制下，后者组织部门尚且考察不清，以至于让“有口皆碑”的贪官之徒，仕途一帆风顺；组织部门又该如何去考察前者呢？如果不出大新闻事件，公众对官员的“私德”是无从知晓的。而且，又有几个官员家属忍心自毁官员的前程呢？

　　文章最后说，古人云，“以敬孝易，以爱孝难。”如果认为尽孝是本分，根本用不着“倒逼”，更不会指望以此换取什么功名利禄；而对于本身就毫无孝道之人，“任人唯孝”也只能“倒逼”出一些虚伪的假道德。拿“任人唯孝”来拯救官员道德，注定只能徒劳。

德国之声采访李锐全文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曾深入中红墙内权力系统中心的李锐讲述毛泽东、中国时政和传统
本网9月9日毛泽东去世30周年之际曾刊登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摘要，很多读者来信希望看到采访全文。现刊出全文以飨读者。 采访中李锐的精彩语录：“我认为比尔盖茨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胡锦涛比江泽民控制得还紧啊”；“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中国的情况，只要经济不乱来，慢慢发展”。

在北京一个约定地点，年近九旬的李锐老先生如期而至，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始终精神饱满，思路活跃，声如洪钟，向德国之声记者讲述了他对毛泽东和当下时局的看法。以下是根据采访录音纪录整理，个别不准确处由本网编辑部负责：

专制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多得很，好几十个吧，甚至上百个社会主义。大体上我们讲社会主义呢，一个就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特色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中国嘛，还更厉害一点，人民公社啊，那是完全兴无灭资嘛，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就是第二国际的开始－社会党，欧洲很多国家，特别是北欧西欧，也很多；再有一种社会主义我也搞不清楚，就是非洲也有一些，拉美也有一些，或者叫做民族社会主义吧。

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做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要公平，要富裕，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国富裕谈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问题很多，当然比过去好得多，从ＧＤＰ的总量来讲，现在中国占全世界第五位，但是你一人均就没了，一人均就是世界上很后面了，所以说富裕这个东西很难讲。

而且我们现在经济的总量来讲，它付出的代价很大，资源的浪费很大。我们的ＧＤＰ是全世界的百分之四点几，不到百分之五。我知道一个数字，我们用掉的煤炭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个数字不得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腐败。

权贵社会主义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我们现在的社会叫做权贵社会主义，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有权的人他就便于腐败，官商结合，权钱结合，这个现象我是住在家里面年纪也大了，不知道，是从报纸上看到一点，另外看的是凤凰卫视。美国之音我现在也不听了，耳朵也不行。

就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上看，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腐败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你要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主义这谈不上，首先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所以我倒相信邓小平讲的话，不要问姓社姓资，最重要的把经济搞好，大家有饭吃，大家小孩子能够上学。

我大学读书有革命，没有共产党自己成立共产党，我正式入党的时间是１９３７年２月，老资格吧，这转眼快７０年了。革命，要革命，那个时候论革命蒋介石是不行的。共产党在革命的阶段之所以取得１９４９年的胜利，打的旗号是什么呢，就是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还有理论嘛，叫《新民主主义论》，后来还有《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

但是１９４９年以后，这个全国人民政权到手之后，实际上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就是从中国人过去所说的“打天下，坐天下”，我天下怎么打下来的，我就怎么统治这个天下。那个时候毛泽东有文章，叫做一边倒，就是倒向苏联。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现在大家清楚，它垮掉了，它从列宁到斯大林发展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斯大林比列宁更厉害了，他是真正消灭异己，全部杀掉。

我们呢，从体制上来说和苏联是一样的，政治的体制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专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专政，而且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是文化大革命时给关起来了，很多细节我不熟悉，但是这个我知道：林彪那个时候叫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请示晚汇报”，而且传达不能过夜，而且那个时候叫做什么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后来就说共产党里面有资本主义，要专政嘛，而毛泽东这个专政比斯大林还不同一点，甚至还厉害一点，这是他搞思想控制，要控制人的思想。而这个东西他在早年就有这个思想。林彪不就说嘛，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他后来说呢，那三个伟大没什么味道，我就是要“伟大导师”。所以这一点和苏联专政还不同，他真正把人的思想都控制住，“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

那时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毛泽东五体投地呀！美国也有红卫兵呀，法国也有啊，法国闹得很厉害，影响到国际，所以毛泽东的厉害就是这一点。要么就完全拥护他，要么心里有意见我还不敢讲，而且还作违心的检讨。

现在有一本高文谦写的书叫做《晚年周恩来》。周恩来心里不明白吗？他不了解毛泽东吗？他不知道毛泽东做的这一套对还是不对吗？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我们有三个垄断

其实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样一个现象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西方不可能。因为西方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不同。法国也搞过一百多年，乱过一百多年，当时有孟德斯鸠呀，有卢梭啊，还讲人权啊，自由啊。中国几千年就是皇帝重要，三纲五常。毛泽东是比什么皇帝都厉害，要你思想上服从他，这一点世界上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做不到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共产党人做驯服工具。学雷锋是什么呢，雷锋就是当螺丝钉，当螺丝钉，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思想，任何人都要服从，而且心里面思想上服从。有一点头脑的人也要讲假话，培养伪君子，所以这一点中国的特色，世界上任何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只能在中国产生。

现在我们经济上是变化了，政治体制没有变化。我们有三个垄断，一个政治的垄断，一个经济的垄断，一个文化思想的垄断。现在经济上是松了，现在的局面是政治的垄断和思想的垄断。我的书“李锐讲毛泽东”为什么在香港出呢，这不是很简单吗，我是老革命，我过去是中央委员，我还是中共委员，现在把我的书全部禁止，我的有关庐山会议的书都不让出版了。所以毛泽东的阴影就是这个，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像西方叫中国是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党国嘛，党在国家之上，什么东西都是党领导。

中国的土壤是什么

中国的土壤什么呢？具体来讲，第一是农民。严格地讲农民是一个从人类历史社会上来讲一个落后的阶层。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文盲，而且农民们是眼睛向上边，靠一个人来管，还需要一个皇帝。中国的农民战争每次就是打倒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新皇帝。刘邦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这样。毛泽东非常欣赏朱元璋，毛泽东实质上他的作为就是个农民领袖，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就喜欢痞子运动，农民他只能靠痞子运动。破坏－痞子运动就是破坏性的。

另外还有一个土壤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史以来都是孔子的东西，从思想来讲受孔子的影响，也受专制体制的影响，士农工商。一当官以后你就不自由了，你就在那个体制里面活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同，就是很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发展，不维护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有独立行动，没有这个传统。稍微有一点，成不了大气候。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历史上，明朝末不就是由东林党么，也有个别的。解放以后也有个别的，你们知道有陈寅恪，他原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解放之前，他不去台湾，留下来了。他的父亲是陈三立，祖父是湖南的巡抚陈宝琛。这么一个有名的家庭出身，解放以后，郭沫若就给他写信，让他到社科院当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就回一封信说－这是钱锺书告诉我的－我当这个所长可以，但是我这个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请你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经过他们批准了我就来。顶呱呱的一个人。钱锺书算比较独立了，但是他也只能告诉我，他没办法。郭沫若(献媚)到那个程度大家都知道。在党内，像我们这样的人，爱讲点怪话，就把你关起来了，没什么办法。所以这就同西方不同，就像鲁迅讲的，中国人习惯当奴隶，当奴才，这个局面现在没有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有了一个转变

这个会议的决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另一个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个会议从思想意识形态上，从毛泽东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总结起来就是否定文革的十年浩劫，这个是了不起的。这个决议的全部过程我参加了，那个时候我是能源组的组长，那个时候我是在能源委员会当副主任，管煤电油。我一直参加这个全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呢，对毛的评价不整齐，譬如什么三七开呀或多少开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方毅，科学院的院长，是老革命。他怎么讲毛泽东呢，说他就是一个暴君，这个说法很厉害了，像秦始皇么，毛泽东就是一个暴君。

黄克诚大家知道么？黄克诚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压２０多年。他听到方毅的说法就受不了，他马上写长篇文章维护毛。这个事情我的书里面也有。另外，朱老总的秘书揭发了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每逢五一和十一就要开纪念大会，纪念大会就要有一系列口号。１９５０年五一节的口号汇报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口号最后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这是朱老总的秘书揭发出来的，后来我都写到我的书里去了。

当时参加讨论对毛泽东评价的人中，像方毅、朱老总的秘书和我属于一派意见。我对庐山会议的内情有个长篇的发言，２００００字，揭发了内情。另外一部分人黄克诚可以做代表。老同志里面，受过那么多年的打压，但是他还要维护毛。

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喜欢的

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毛泽东最喜欢的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在文革时候，邓小平是没有被提名字的，当时叫做“打倒刘少奇，打倒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批邓的时候还保留他的党籍。毛喜欢邓小平，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党反右派就是邓小平主持的。所以邓说“反右派扩大化”了么，因为他不愿意彻底否定，彻底平反，他不愿意。所以那个时期邓小平有一句话：“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历史的清算，宜粗不宜细”。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因为你再争下去很麻烦，搞不好党内要分裂，而且很难统一。我听说后来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北大开过一次会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毛泽东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不可能彻底搞清楚的，等到以后的人来办吧”。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例如我的好朋友、历史学家黎澍，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决定赶快通过，这是好事情。那个决议是评价批判毛泽东的开始，来总结过去的历史，来总结毛泽东，评价毛泽东，清算毛泽东的开始。

现在对毛泽东评价的书就很多了，两面的都有，维护他的，彻底清算的都有。我呢，好像就在中间，偏这边一点，而不是很彻底的。

应该公开历史档案

你要把历史搞清楚，首先你要把档案公开。苏联现在档案保密极少一部分，其它全部公开了。有一个同志是研究历史的，我和他很好。苏联垮台以后，他去过前苏联两次。他回来跟我谈，他看到这么一个档案，就是那个时候红军和白军打仗，十月革命以后，红军往西边赶白军的时候，打到一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么呢？那个城市里面的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于是指挥官这一个电报给列宁，问怎么办？列宁回一个电报，谁也想不到他这么回的：把妓女统统杀掉！这个档案现在公开了，中国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多了。我去过档案馆，我是知道的。所以真正要把中国的我们共产党的几十年的事搞清楚，把毛泽东的问题搞清楚，档案不全部公开，就不可能完全真实。

那本《晚年周恩来》是香港出版的，作者高文谦是负责写周恩来的年谱和传记的，他现在在美国搞文学去了。这本书中，关于文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那些文革的内情啊，都写得相当具体。我没有细看，我翻了一下，他写的符合事实。

我现在写的就是我掌握的情况，我只能根据我掌握的确确实实的情况来写，我没有看到的，我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也不好写。所以历史，真正要把历史搞清楚，那还得后代，而且档案不能毁，档案毁掉了很麻烦，档案我知道毁掉了一些。

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是怎么来的？共产党把蒋介石打倒了，新中国是这么来的么，人民政府这么来的么，党现在这么存在的么，你若把这个党把毛泽东搞掉了那我怎么办啊，江泽民怎么办啊，胡锦涛怎么办啊，他不敢。这个还同中国传统意识传统习惯有关，而且还特别同这个党有关系，其实党还是专政，党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是反对的，１５和１６大我有两篇讲话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到。(李锐从包里拿出两本书送给采访记者)这是我这几年的文章，送给你们，你们不要打架啊，两本看你们怎么分配。这个是我最近几年里我的文章，这里面也有谈毛泽东的，主要是对当前的政局的看法。中国应该走哪一条路，文章里面都有一些回答。

三个问题

我最近这几年在许多场合，大会小会大文章小文章，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依靠什么，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从西方到东方，尤其是近代到现代，到底依靠什么。第二个问题在西方问题不大，在中国特别是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法西斯国家，就是主义和理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到底起什么作用，能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主义和理论对我们社会生活对人类历史发展起什么作用。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宪法写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有就是三个代表。依靠这些东西？西方宪法里没有主义的，不管这个玩意的。第三个问题要搞清楚，党是个什么东西，党对国家对政治体制对人民生活起什么作用。

这三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我最近几年我的文章意见里面都有的，这是我公开的。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比较懂得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按照这样做。我们嘴巴上都讲，比如最近江泽民讲三个代表，这个也还是可以了是吧，什么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还有胡锦涛最近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个还可以，比过去不同么，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叫纲，就是打鱼网，绳子一拉，网就收了。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世界上要进步，就必须要阶级斗争，要斗，八亿人不斗还行么？过去我们的进步，靠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所讲的。而暴力革命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坏主义，以暴易暴。打倒一个旧皇帝，打倒一个蒋介石，出来一个新皇帝，新皇帝更厉害。

中国人是不喜欢改良的，要革命。但人的历史的进步靠什么呢，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改良，怎么样才能改良呢？依靠什么呢？那就是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自由、民主、科学和法制。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走得很远了，是全球化。美国呢，它在民主上好一点，但是它想人家都像它一样，但它的手段不对头，譬如说在伊拉克伊朗问题上，甚至让自己下不了台，不能采取这个办法。

科学在二十世纪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是信息社会么，你们比我懂得多，我是不会用电脑的，我是电脑盲，呵呵。

这些问题，现在的嘴巴上讲，没有问题，上面从胡锦涛起都这么讲，民主和法制都讲，但实际上政治垄断没有解决，意识形态没有解决，所以言行不一致。

而且西方的道路，从希腊到罗马，到英国，英国是３００年改良啊，３００年没有暴力革命啊。美国只搞了一次南北战争了，法国比较麻烦了，法国的自由思想很厉害，人权的思想很厉害，所以这个问题全世界来讲比较有共识了，但是还很难，真正做好还很难。

第二个问题是主义。国内谈得很开了，到底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也写了很多文章，但我不是搞理论的。你像王路学，他是搞理论的，他写关于马克思，现在国内他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多了，当然有的可以公开出版有的还不能出版。

马克思主义讲得简单一点，是产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初期的阶段，那个时候很残酷，你们看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没有？恩格斯写的，那时剥削童工非常残酷。马克思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情况已经有变化了。英国放弃暴力革命了，走议会斗争的道路，这是看到了资本主义本身在变化。所以估计马克思主义当时就是有错误的东西，但是总体来讲，它也有正确的东西。比如它追求人的精神解放，物质同精神的解放。他追求自由人，这个是对的。他还是重视个人的，重视人的。但是列宁，斯大林呢，到我们毛泽东呢，就不讲人，只讲党性，只讲阶级。把世界搞得非常简单，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革命阶级，一个反革命阶级，你听我的就行，不听我的就把你干掉。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个主义，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的东西，它是在发展的，它同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东西它不可能求得一个永远的真理。马克思搞的这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它的社会性就是不要钞票，发点劳动券，消灭商品，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绝对错误的嘛。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也不完全对嘛。我的看法是，资本和资本家对人类的社会进步是起好作用的。没有资本行吗？资本家得管理嘛，管理的好他比一般人就厉害嘛。你像比尔盖茨，他现在搞慈善事业去了。我认为比尔盖茨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我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

我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但也不是很乐观。不悲观，是因为现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这对意识形态也好，对政治体制也好，会起好作用的，它会慢慢慢慢地突破。所以中国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经济上不出大乱子，不出大问题，几十年以后中国会慢慢变化，因为人变化了嘛。你像你们(指采访记者)，就不同了嘛，和我们就不同了嘛，我们这些人，都“缠过脚”，从小孩就缠脚了，带了紧箍咒，所以思想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个脚是解放脚，不是天足。你们都是天足嘛，你们没有缠过脚，而今后的人们都是没有缠过脚的。

现在海归很多，在国内的干部还出去参观，很多人到瑞典参观，瑞典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去过美国三次，79年去过一次，83年去过一次，89年去过一次。第一次去是政府派出的，83年和89年去是哈佛请我去的。

我到了美国之后，很多问题就更清楚一点了。用马克思的话讲，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长嘛，马克思不是讲什么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嘛，西方这三大差别差不多，没有什么了嘛。

所以中国的情况，只要经济不乱来，慢慢发展，其它的方面也会不改革不行的。这是比较乐观的。

悲观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垄断。政治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一下很难解决，不是很快能解决的，慢慢来，着急没用。现在我能做些什么工作呢，写点文章，出点书，给他们提个建议写一封信。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到我家里去采访呢呢，人去多了以后，你知道吧，我那门口有保安，搞得很麻烦。有一次是一个日本记者还是台湾记者跑过来跟我谈，正是赵紫阳去世的纪念日，但我都不知道。门口就三个保安，便衣，挡住他，不让他上楼。我的电话是监听的，但是呢，他们对我呢，也不会讲我的坏话。反正就这样子，就这样。

胡锦涛比江泽民控制得还紧

但是也有刊物发表我的文章。他要完全控制也不可能。所以问题比过去好多了，我的意思是他没法审查，现在香港你怎么审查呢。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有个《炎黄春秋》，你们看到没有，《炎黄春秋》最近不是登了陆定一的一篇访谈嘛，那个登出来也不容易啊，但是他还是改动了，改动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去掉了两个字，我就跟陆定一谈，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他说，他疯了，疯了，第二句话就是，他糊涂了，“疯了”两个字勾掉了。另外呢，陆定一赞成多党制，赞成多党制，但是呢，刊物的主编就讲，既有通知，不准谈多党制，所以我就加了两个字，“能否多党制”，把陆定一地原话就改动了一下。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

对我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像对待年轻人一样。你们知道吗，像什么余杰啊，焦国标啊，那些人讲话比较厉害啊，什么讨伐中宣部阿。不过这次我们有个冰点事件，我们不是有十几个人不是签名了吗，后来起了点作用。胡锦涛后来批了，让它复刊。所以现在这个局面，中国就三个字－慢慢来。着急没用，同西方完全不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了一个绯闻，大家可以铺天盖地骂他，中国可能吗？不可能。但是不管怎样，现在毛泽东可以批评了，可以写文章，这已经不错了。我的名字现在变成一个被封杀的名字。我是从新闻总署的一个内部刊物上看到的，把我列为什么呢，李锐这些敏感作家的书不能够出版，有人把这个给我看了，我看了这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敏感作家的表态”，而且我写了一封信，把这篇文章寄给胡锦涛了，我说你们这叫封杀历史，以史为鉴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都不要了？ 但是他也不回答我，我其实也不指望你回答，反正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有意见就是了。

胡锦涛比江泽民控制得还紧啊。今年紧到什么程度啊，我看了一些东西，鲁迅不是逝世70多年嘛，中央说不要炒作鲁迅和借鲁迅来讲什么怪话，不准搞纪念。紧到这个程度，就是怕，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懂得，国家要稳定，只有放开言论自由才能稳定。控制的话，结果以前六四就是嘛。为什么有六四，学生有意见嘛，你不发表他就闹嘛。当然，六四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民主传统的国家，另外就是没有自然科学传统的国家，跟西方不同，西方从罗马起，从希腊起，都有它的民主传统，都有它的自然科学传统。中国的历史没有这两个传统，有传统就是皇帝传统和孔夫子的传统，后来共产党一来就结合得更厉害。

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

我研究过毛泽东的早年，知道他的数学打零分。这个人没有数学头脑怎么行呢，没有自然科学头脑社会科学是搞不好的，最近在陆定一的文章里我写了这句话。毛泽东这个人啊，我告诉你，也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在革命胜利以前，因为中国有三座大山，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另外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厉害得很，所以那时候在革命过程中他还比较谨慎，还不是胆大包天，他基本上不乱来，他对乱来的还看不惯。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两件事情，一个是赶跑蒋介石后，老子天下第一， 对国内的事也倒也无所谓了，有人问他，假如鲁迅在世，打右派的时候会不会活捉鲁迅，会不会给鲁迅打右派，他说照打不误。这是国内的情况，在国外有列宁有斯大林，中国要依靠苏联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是１５６项，斯大林的影响力可大得多了。但是问题在赫鲁晓夫一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就觉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领导世界革命，打游击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要，都有他一个要搞世界领袖的这么一个来历。当然对于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兴又犹豫，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赫鲁晓夫，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知道，这个人很聪明，知道皇帝决不能下这几招，决不能作自我批评，一作自我批评就垮掉了。所以在去世时他干了两件大事：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和文化大革命。他也怕大家翻案啊。周恩来去世不是发生了四五运动嘛，他知道了么。所以，他去世之前这一段，我是具体不知道了，有的人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说是他垮了，垮了。

所以说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拿破仑是有１００多种传记，我听说。毛泽东传记现在有好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了，将来还要继续研究一下。听说在俄罗斯，现斯大林在老百姓中的评价也还是两种。我们毛泽东的像框在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真正厉害的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研究的，我所说的黎澍，中国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的好朋友，７９年我一回来我听他告诉我，毛泽东去世之后天安门建了一个毛泽东纪念堂，他在天安门前散步的时候碰到胡乔木，他就和胡乔木讲，那个保险将来要撤掉的，要改毛泽东纪念堂。把胡乔木吓了一大跳。

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

但是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经济全球化后政治全球化也会来，以党专政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还讲过要唱对台戏么和民主党派。不要把民主党派当花瓶，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派就是花瓶，根本问题是党的问题。权力和钱结合在一起，官商结合，这个很麻烦。这个问题将来慢慢发展到要么就是闹的厉害要么就是慢慢来改，一点一点来改。现在好像也有这个迹象，农村不是松一点了么。

现在是细节肢体在慢慢改，主干没有改，你要知道４９年以后，学校英文取消，我们过去中学都学英文，改成学俄文。后来大学政治学人文学什么的，这些都被当成是资产阶级东西，全都取消了。

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一句话就明白了吧，早请示晚汇报，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这个西方的人很难理解中国人这么听话，现在经常学英语，红色回忆么，电视上，你看到没有，现在学江泽民文选，哈哈哈哈哈，这不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吗？还是老一套么。连我这些比较温和的，同焦国标那些什么完全不一样的文章都不准出么。慢慢来，中国的事情，着急没用，你们在外面可以起点作用的。

台湾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启示

● 陈子帛

　　对于台湾正在进行的反贪倒扁运动，北京一直保持理性的静默。迄今为止，只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公开表态。

　　一是温家宝总理在芬兰访问时首度开腔，只有淡淡的一句“这是应该由台湾人自己解决的问题”，但透露出北京对倒扁运动的政策基调；二是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答问时指出，大陆“不愿见到不幸事件的发生”，希望台湾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民众安居乐业；三是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再度访美并警告，北京忧心陷入绝境的陈水扁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让两岸关系再起波澜，盼美勿坐视；四是北京智库学者表示，倒扁运动失控的可能性不大。

北京冷静面对最新局势

　　归纳而言，北京不干预，也不希望出现失控乱局，更不希望台湾的公权力完全丧失，最大的担心是陈水扁在宪改问题上铤而走险。其基本的思考倾向是，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只要不触及《反分裂国家法》的底线，北京不愿意主动或被动卷入只涉及台湾内部政局的事务。

　　对此，我们曾经做出了正面评价。但是，为什么北京会有如此冷静的研判和对应呢？

　　首先，大陆制定反分裂法之后，对台政策出现了重大战略调整。“胡四点”出台，连宋相继访问大陆，两岸除政治之外的交流持续热络，双方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加上中共对台决策和执行系统转换思维观念，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都使得北京此次可以自信、稳健、从容、冷静地面对台湾局势。

　　其次，对于华人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国大陆诸多研究机构、学者专家，还处于学习观摩的阶段。决策当局对港台社会转型中的诸多现象，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还比较陌生，甚至还有观念上的抵触。

　　在高度发达的资讯传播条件下，北京涉台部门以及学者专家，对台湾资讯的获得远比以往直接和快捷。尽管电视和平面媒体的报道未必能全面反应政治动态，但至少可以触摸到反贪倒扁运动的实质。

　　再次，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主张，应构建中国软实力或者“中华软实力”的内涵。北京不能对港台社会的变迁以及民主化的经验教训采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言不及义的解读。香港的法治以及相对公正的营商环境在回归近十年之后，并没有出现退步；台湾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不仅促使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促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量获得了极大的释放。

社会中最温和的力量

　　我们可以尽情嘲弄和批评港人参与政治的稚嫩和笨拙，但却不能否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过程中的守法与透明；我们尽可以将台湾民主政治中的粗糙、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的倾向视为反面教材，但无法彻底否认的是，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台湾，中产阶层参政的基本元素在不断彰显，并且已经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特色。这个特色早在2004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中就已充分表现，此次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凸显。

　　台湾是中国人社会或者华人社会民主化实践的先行者，人们期待这次由中产阶层为核心的反贪倒扁运动，能够自始自终在和平、有序、自觉、自律、非暴力的氛围下进行。

　　在和平、守法方面，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也许是值得肯定的经验。但台湾这次倒扁运动，其实也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性格。与以往的政治抗争不一样的是，这次没有任何政党的组织动员，大多是自发参与，，不再是单一的、以政治冲突和对决为职志的中壮年，而是上班族、退休人士、家庭主妇、年轻辣妹、穿着制服的公职人员、中学生，甚至是带着小孩的母亲。

　　他们是社会上最温和的一群人，正在以自发、自觉、和平和守法的方式，呈现公民社会最积极的性格。从某个角度看，这也突出了台湾民主转型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凯达格兰大道上反贪倒扁运动，包括9月15日的围城之战，是台湾政治的重要界碑。

港台政治进程提供诸多参考

　　在台湾战后政治史上，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从1979年高雄事件，到80年代中后期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一直到90年代初期的“野百合”学运、2000年以来的几次大规模抗争，都没有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也未曾出现过类似韩国、菲律宾、印尼、尼泊尔、泰国等亚洲地区军人干政和暴民政治的现象。在台湾，这些现象似乎都缺乏随时发生的基本条件。

　　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大陆媒体这次倒扁运动的报道尺度，出现了极为有趣且细微的区隔：突出的是倒扁，忽略的是反贪。其中的意涵，值得细嚼。

　　2004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冒着酷暑，和平地表达了对董建华施政的不满，促使董建华提前离职；2006年9月9日，台湾百万人走上街头反贪腐倒扁。虽然组织者或许有深层的考量和意图，但如果也能促使陈水扁提前交出权力，那就将再次证明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社会，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参与政治的目标，并在有序守法基础上，维护公民正当权益、扼制无能贪渎等不法行为。

　对于其他地区的主政者，台湾和香港中产阶层以、市民大众自觉参与政治的表现，可以参考和借鉴之处甚多。这是笔者在台北现场持续观察之后的感受。也许是一家之言，但可以抛砖引玉，以便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读者诸君继续深思。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