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主掌医改 料年底或明春推出英国模式新方案

发改委主掌医改 料年底或明春推出英国模式新方案

【网讯】新成立的国务院医改小组将设在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医改大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即可出台。目前，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涉及的部门主要有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物价局、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工商总局等。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为了改变“九龙治水”状况，经国务院批准，十一个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医改小组正在商讨医改大方案，很可能借鉴“英国模式”。

　　消息人士称，“英国模式”照顾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率，从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官方学者认为，英国的医疗体制提高了实际的效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

　　有分析认为，在英国的基本医疗体系中，社区医生对每户人家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加上由政府组织的各种体检，随时可以把许多疾病消灭于萌芽当中。如此，尽管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的服务不能尽如人意，但真正去大医院看大病的人却减少了许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极大提高了效率”。此外，对于农民，新方案仍将坚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

　　而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论坛上，卫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演讲也印证了上述消息人士提出的“英国模式”构想。这位官员透露了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二三四五”策略：

　　一个目标：即建立惠及全体国民的卫生体系，保障每个人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两层服务体系：包括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以及解决急危重症（大病治疗）为主的二三级医疗机构体系。

　　三重保障制度：

　　首先是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制度，通过政府一般税收筹资、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机构、利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和基本药品、免费向全体国民提供，解决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平问题；

　　其次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立法强制全体劳动者加入，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分担，政府可资助弱势群体加入，以解决大病风险问题（大病保障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基础）；

　　第三为商业医疗保险，创造条件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发展，公民自愿加入，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需求。

　　四项实施策略：

　　第一是加快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明确卫生发展的目标、公民的健康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责任；

　　第二是保障卫生投入，确定政府法定的卫生投入水平、完善问责机制；

　　第三是完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保证公立机构的公益性，保证微观机构的行为与卫生发展总体目标一致；

　　第四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保证卫生发展与改革的总体目标的实现。

　　五个关键问题则包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支付制度、基本药品、管制、发挥中医药作用。

卫生部前高官炮轰医疗弊政 官员专享八成医疗费用

【网讯】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近日炮轰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公平现象：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两百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殷大奎是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近日在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发表题为《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演讲。上述数据来自这份演讲报告。

　　四十二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

　　他还列出了另外一组数据：中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中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作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患病民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这一系列数据都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说，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中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八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公立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

　　此外，中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中国一百万至两百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五十亿至六十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中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高层级医改协调机制初成型 14部委成立医改小组

【网讯】医疗体制改革正在酝酿重大的突破，据知情人士透露，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牵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14个部委已组成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一个高层级的医改协调机制已初步成型。

　　9月18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的官员透露说，“(协调小组的工作)目前正在专题调研阶段。”14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已经列出了几个医改专题，通过对这些专题调研，最后拿出具体政策。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专家递交的一份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医改大讨论。这场争论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达到高潮，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但舆论普遍关注的由卫生部设计的医改方案迟迟没有公布。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官员说，“一拿出来就会遭到质疑。”卫生部只能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设计医改方案，但现在卫生改革涉及范围远远大于卫生部所管辖的医院、防疫站、保健所等领域。

　　据医改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中对此进行了计算，认为有18个。

　　这些部委之间职能分散、各管一块。如卫生部负责疾病控制、卫生统计、医政、农村卫生保险、城市卫生、妇幼卫生、应急管理等，城市医疗保险归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而农村卫生更涉及卫生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计生委等部门。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石光认为，目前医疗体制改革急待突破的一个瓶颈，就是缺乏一个相关各部门都认可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因而各部门出台改革政策互不协调，步调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唐钧对此亦深有同感。“比如民政部和卫生部的有关政策有时就难以形成合力。”

　　唐钧在他的调研中发现，卫生部目前在农村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种医疗模式采取包销制，要求看病时农民个人先用自己的钱，而实际上在很多贫困地区，不少农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当地民政部门就拿出医疗救助的钱给农民垫上，这样一来，就导致民政系统的医疗救济金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唐钧分析，如果卫生部和民政部能密切配合，加强协调，那么有限的卫生资源就可以整合起来，发挥最大效用。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成立协调小组一事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协调小组搞不好会形成新的寻租机制，变成部门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比如目前最低医保支出权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如果按照一些改革方案，以后居民全都到社区医院看病，这部分钱的支出权就可能转向卫生部门。
　　
　　与医疗改革相关的部委：
　　
　　卫生部　　疾病控制、卫生统计、医政、农村卫生保险、城市卫生、妇幼卫生、应急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城市医疗保险与职业卫生

　　发改委　　基础建设设施建设审批、规划

　　财政部　　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

　　教育部　　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

　　民政部　　农村卫生安全与社区卫生安全管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与食品、药品、生物制品许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医院、人员管理和监督，中医药科研开发、技术标准制定及监督

　　农业部　　动物疫情监测、报告、调查、分析、评估与发布工作

　　建设部　　城市水与卫生

　　国家环保总局　　空气与水质量

　　国家计生委　　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

　　国家质检总局　　过境卫生监督、检疫与食品安全

　　国家安全生产总局　　职业卫生

以英国为代表的垄断整合型医疗卫生体系

　　在英国的整个医疗体系中，英国国家医疗总局 (NHS) 是最核心的医疗管理机构。因此要想全面了解英国医疗体系，首先要从英国国家医疗总局 (NHS)开始。

　　NHS 是英国国家医疗总局的英文缩写，它成立于 1984 年，旨在为英国的全体国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英国国家医疗总局是由英国议会提议创建的，直接接受英国卫生部的控制和管理。在整个英国护理体系当中，英国国家卫生部是最高的决策和管理部门。

　　卫生部下面有很多负责 医疗服务战略制定和管理的机构。这些机构负责领导本地的英国国家医疗总局，在英国国家医疗总局与卫生部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 英国国家医疗总局是由 英国各级公立医院，各类诊所，社区医疗中心和养老院等医疗机构组成。它们是英国医疗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这些机构常被称为联合体。

　　整个英国医疗总局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系统：英国国家医疗总局的直拨电话服务系统 (NHS Direct)；NHS的初级医疗系统(Primary Care)；以及英国的二级医疗系统(Secondary Care)。

　　在1990年代以前，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都是政府主导的，政府既是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又是卫生服务的购买者。医院是公有的，受当地卫生局的直接管辖，没有自主权。当地卫生局将分配到的、由税收形成的公共资金拿来直接提供卫生服务，全民在交纳税收后平等地享有几乎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最能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但是由于公立医院的完全垄断，竞争的缺乏导致了医疗供给效率低下、服务质量降低、机构利益高于病人利益等弊端，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同时由于价格失灵造成资源配置的调节滞后，不能及时响应顾客需求，导致等待时间的加长，尤其是住院手术需排长队等候，进而蕴涵着一种对大多数人的变相的不公平（汤晓莉，2001）。

　　为改变上述弊端，英国从1990年代开始医疗卫生改革，主要是尝试将原有模式中提供者和购买者角色重合的结构进行分离，形成医院之间的相互竞争，所采取的步骤是引入内部市场或公共合同，主要措施如下：

　　（1）医疗机构改革。医疗机构的改革并非是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逐步将大型医院和所有其他医疗机构与卫生部门脱钩，变成自我管理、自我经营的医院托拉斯。医院托拉斯是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其资产依然归国家所有，每年收入的6%必须归入其固定资产。

　　这一做法的意义在于使医院意识到国家卫生服务制度资金的使用并非免费，从而增强其费用意识，也激励医院出售其不需要的土地和仪器，以节省利息的支付和筹措更多的发展经费。医院必须和中央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和地区卫生部门以及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签订合同，通过提供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卫生服务获得医院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金。获取资金的数量不再以医院规模和人口覆盖面积为基础，而是以医院实际提供的卫生服务数量和质量为衡量标准。

　　从本质上说，改革后的医疗机构，已经从受监管的公共企业部门变为从中央政府租借权利的自主实体。改革后的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通过提高自身效率来赢得竞争。

　　（2）政府卫生部门进行职能转换。卫生部门从身兼提供者和购买者的双重身份变成购买者和行业监管者，卫生部门不仅不再直接组织医院提供卫生服务，而且也不再直接向医院提供服务资金。在对比价格和服务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合同方式，从公立或私立医疗机构购买服务。这种购买医疗服务形式的转变，给医院形成了硬的外部约束，提高了医院之间相互竞争的动力。

　　（3）创建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General Practitioner Fund Holder，GPFH），形成两大购买者集团共存的局面。GPFH拥有预算，为他们的注册患者从医院购买某些特定服务。

　　由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刺激与约束，GPFH对卫生服务提供方的监督制约作用发挥得很好。

　　（4）引入私人资本。私人筹资计划（Private Financing Initiative，PFI ）就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它是指由私立机构投资建造公立医院，医院建筑物产权在一定期限内归私人投资方所有。在这个期限内医院每年向投资方支付一定的费用，直至期限满后建筑物产权归属医院。一般的期限为20—30年，具体投资数额和年支付能力由投资方、医院和政府三方协商确定。投资方除投资建设外，在期限内还需负责建筑的维修保养和提供医院后勤辅助服务。

　　通过私人投资介入，可将投资方和医院的利益捆绑，并在公立医院中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运作模式，进而提高公立医院的经营效率、推动医院转变机制，增强经营意识和经营文化，实现政府、医院和投资方的“三赢”（陈建平，2002；龚向光等，2002a ）。

　　（5）成立国家临床质量管理硏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NICE）和健康促进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Improvement ，CHI ）等新独立机构来加强对NHS 系统的管理、评价和改善服务质量。此外英国卫生部还于2001年9月引进医院星级评审制度，来定期对医院进行考核。

看病等到“花都谢了” 英国亟待医改

　　在英国排队候诊的时间长到难以想象，甚至一些被确诊为癌症的患者也要等上一年多的时间才有机会接受治疗。看病排长队，不是英国人有“绅士风度”，而是因为其“国家卫生服务体系”陈腐落后、亟待改革。

　　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于1948年建立，英国所有的纳税人和在英国有居住权的人都可免费享受该体系的服务，其原则是“不论个人收入如何，只根据个人的不同需要，为人们提供全面的、免费的医疗服务”。

　　“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分为三个管理等级，第一层为社区基础医疗系统，第二层为社区全科诊所，第三层为城市综合性医院。社区诊所24小时提供最基本的保健服务，如有必要，医生将把患者转移到上一级医院。这样一种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被英国人标榜为“西方最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

　　然而，随着英国人口的增加和百姓健康要求的提高，完全依赖国家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逐渐不堪重负，弊端慢慢显现。1975年，该体系开支占到英国GDP的3.8%，1995年占到5.7%，2003年是7.7%。目前，“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中仅英格兰地区就有超过一百万工作人员，年耗资五百亿英镑以上。

　　在公有制之下，如此庞大的机构造成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内部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医护积极性严重低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完美”的体系居然成了英国政府最大的心病。老百姓不想提及的话题是：社区医生只会开“老三样”——阿司匹林、抗生素和止痛片；看急诊至少要等上4个小时；做手术最多要等上一年半。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执政时，向医疗领域导入了市场机制，发展了一些私立医院，主要提供专科医疗服务，具有较好的医疗设施、技术和环境，但收费昂贵。比如，私立医院对普通分娩手术分娩收费三千英镑左右，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医院则完全免费。因此，英国社会目前形成了“有钱人去私立医院看病，穷人到免费医院排队”的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布莱尔政府2000年7月发布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现代化改革5年计划，承诺将该体系改造成为以病人为核心的服务体系、真正有效率的21世纪医疗服务，要“再次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政府一方面增加投资，计划到2008年之前，将该系统投资每年递增10%。另一方面，进行了机构改革，增加快速就诊中心，缩短就诊时间。

　　英国政府又建议向该体系引入市场机制，依据治疗患者的数量向医院拨款，建立激励机制。然而，这种新政策也引起了立法者和业内人士的质疑。

　　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英国不解决“国家卫生服务体系”资金筹集分配和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矛盾还是很难缓解。

中国银行将贷款额与职务挂钩 副处级可贷30万

【网讯】日前，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其山东、河北等部分分行“下文”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能贷10万元。

　　据中行相关人士介绍，中行指的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包括高校副教授（含）以上，医院副教授（含）以上医生、三级甲等医院主治医师，政府官员，金融、能源、邮电、通信、交通、广播电视、烟草、报业、新闻出版等部门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以及国企高管、财务总监等。这些人被列入第一类客户，其家庭正常年收入应不低于15万元。

　　科级，则包括公务员的副科级干部，金融、能源、邮电、通信、交通、广播电视、烟草、报业、新闻出版等部门科级（含副科级）人员等。这些人是第二类客户，其家庭年收入应不少于10万元。

　　其次，是相当于一般公务员级别的人，即第三类客户，如大学讲师，中学、小学教师；县级医院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在职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标准管理的人员；金融、能源、邮电、通信、交通、广播电视、烟草、报业、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正式员工等。这些人的家庭固定年收入应不少于5万元。

　　据悉，各家银行如今在开办信贷业务时，往往对借款人的职位、身处行业或部门非常看中，这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以中行上海分行为例，近日，该行专为高校教师开办一种信用贷款与抵押贷款相结合的直客式贷款业务。该行规定，凡上海高校教职工申请各类消费贷款，均可在成数、利率上获得一定优惠，凡拥有讲师及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可获得高达50万元—100万元的预授信额度。副教授级以上的高校教师在申请房贷时可贷款8成。

　　此前，民生银行发行的透支额最高达三百万元的钻石信用卡，被曝目标客户群包括副部级以上官员。其后，民生银行迫于压力出面辟谣。

疑调查“愿不愿做中国人”惹祸 网易解雇两名主编

【网讯】中国大型门户网站网易的两名频道主编最近突然被解雇，外界揣测这和该网站举行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有关。

　　据《南华早报》报道，网易的两名职员证实，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在过去几天突然被开除，原因不详。

　　网易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该网站8月4日推出网上调查，提问网民：“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

　　结果，到了本月10日，有64%的网民说，他们不愿再当中国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严”。不过，也有18%的人愿意再做中国人，“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没有别的原因”。

　　参加投票者共1.234万人。据报道，调查原计划持续到10月11日，但是该网页却提前被关闭。

六中全会召开前 官方学者为“选举式民主”造势

【网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18日在官方媒体上发表长篇文章，为“选举式民主”辩护。文章指出，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中共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

　　王长江的文章刊登在由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北京日报》上。上月底，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中共地方党委在换届中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把扩大民主的要求贯穿于换届工作的全过程。

　　北京政治学者指出，将在下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为明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奠定理论基础。六中全会还可能通过关于召开中共十七大的决议，规定召开十七大的大致时间。六中全会以后，中共高层工作的重心将转入筹备十七大的轨道。

　　而官方媒体和学者在六中全会召开前为“选举式民主”造势，预示即将出台的和谐社会理论可能会在扩大民主选举、推进政治改革领域有新的突破。

　　中国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眼下仍在忙于换届。目前中共允许实行直选的层级仍限于村委会和一些城市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式民主”在乡镇层级仍处于“试点”阶段，而乡镇以上层级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采用上级任命的老办法。

　　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许多中共官员一向把民主选举、尤其是直选看成是必须反对的“西方式民主”。近年来村委会直选中暴露出来的贿选、村委会权力家族化等弊病常常被保守人士指责是直选带来的恶果，有些人甚至得出选举不适合中国的结论。

　　王长江在18日的文章中指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所有民主政治中的政党获得和增强合法性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共也不例外。公民的选举权只能落实、扩大，而不能缩小、取消。

　　文章说，中共应该弄清“选举式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关系，否则，中共坚持“不照搬西方式民主”的原则“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可能成为用来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借口”。

　　“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践上导致了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只能使我们自己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陷入被动，实不可取。”

　　文章认为，村委会直选中出现家族统治和贿选等弊端是再自然不过的，指望在改革中不出现矛盾和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不能因为人民在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出现了作主作得不太好的情况，就怀疑让他们作主有方向问题。到他们学会作主，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痛苦，但又是必要的。毫无疑问，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中国的民主会出现一个大的发展和飞跃。

　　文章强调，中共的领导不应是越俎代庖、包揽一切，不应是习惯于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应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在选举中，它体现为中共能为人民提供可供选择的政治精英，并尊重人民的选择。中共必须把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表现出的普遍的政治热情，引向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

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卖官得88万被判11年

【网讯】中共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因受贿88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官方报道称，案发后，被告人侯伍杰坦白交代了上述受贿事实，并退出了全部赃款、赃物。

　　据悉，侯伍杰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期间，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邵建伟(另案处理)希望晋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请求，并于2000年9月至11月期间，在自己办公室分三次收受邵建伟给予的美元10万元和价值港币5万余元的百达菲利手表一块，以上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8万余元。

　　鉴于侯伍杰能坦白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退出全部赃款、赃物，对其酌予从轻处罚，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

　　从22岁参加工作，到41岁出任长治市委副书记，侯伍杰均以一个组织干部的角色出现在山西官场。长期党务工作的锻炼，使侯成为一个精明的权力运作者。这种运作，山西省多位受访者向记者表示，“不仅在太原，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侯伍杰最大的本事，曾长期与侯共事的阳泉市老领导说，“脑子转得快，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心思”。

　　侯伍杰发迹之地，是山西传统的贫困地区吕梁。山西一位退休官员回忆那段历史：“侯并不引人注目，从山西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吕梁后，他像众多干部一样，每天上班下班，稍微与众不同的是，因为是大学生，他写材料的能力比较突出，而且他非常喜欢读书，宿舍里几乎没有什么衣服，都是书。”侯的早期，没有其他采访对象给出除此外的其他描绘与判断。有价值的转折出现在1983年，这一年山西省12个地市各派一名后备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吕梁地区选中的是侯伍杰。

　　毕业后的侯伍杰回到山西，又以吕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省委组织部挂职一年，当时的山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平回忆说：“1984年前后，国家提倡干部‘四化’，响应中央号召，山西省委组织系统也开始考察后备力量，当时前后有5个年轻人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是帮忙，更是考察’。”虽然那时候侯伍杰已经40岁，级别也只是副处，但还是“赶上了这个机会”。

　　不过侯显然抓住了这关键的一年。王平说：“他当时的态度非常谦恭，常在办公室打水扫地，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在侯快要结束借调期的时候，王平说:“部里对侯伍杰委以重任，让他带队去雁北、大同一带考察干部，那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就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好，借调期又延长了一年，随后侯很快被任命为长治市委副书记，四年后的1990年，侯又升任阳泉市委书记。“当时选拔的五名后备干部都晋升很快，但只有侯伍杰做到了副省这个级别。”

　　从时间上讲，阳泉是侯在地方工作的最后一站，考察这段历史，成为探究他经历和心理的一个重要路径。阳泉市老干部王某说，侯是山西农业大学植保系毕业，又长期在组织部工作，很少接触经济方面的知识。

　　在阳泉工作的几年，张华说，“他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少发言”，后来侯尝试着管了二次基建，结果闹出的都是“豆腐渣”工程。

　　自知没有经济领导才能的侯伍杰把精力都花在了抓权上。当然，权能带来钱，这点侯也很清楚。在阳泉主政5年，侯伍杰在官员任免的问题上非常霸道，侯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

　　侯伍杰对金钱的强烈兴趣大约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阳泉一位退休的副市长记得，1993年侯曾与另一名市委领导出一本论文集，出书的钱和写作班子都是公家的，可是书后来卖到全国各地，得来的几十万元钱被两个人私分了，当时很多干部的意见很大，“这是侯伍杰第一次大胆地、大量地将公款据为己有”。

　　据悉，“刚来阳泉的时候，侯伍杰很朴素。跟他一起吃饭，甚至吃掉桌上的饭粒。但随后他却变得很奢华，专车一辆接一辆地换”。

官方反腐课题组组长总结出买官卖官四种新样式

【网讯】中国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经过多年研究考察，总结出近年来买官卖官四种新样式：

　　“越级”买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点买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官员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点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合法”买卖。打着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幌子，“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开辟自己的“运作”空间，由过去的“暗箱操作”变为“合法”任用，借着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的名义，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

　　“公开”买卖。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者已经成为了“公开”、“透明
”的事情，包括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这是任命制官位的情况。对选举制官位，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明目张胆地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赂，其买官的对象转向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意代表。

　　“批发”买卖。近年来，一次一个地买官卖官似成风气，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也屡见不鲜，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甚是可怕。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官员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求官者多，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如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涉及到206人。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山东省委人事变动 杨传升调任山东纪委书记

【网讯】近日，中共山东省委对部分省委领导进行个别调整。原山东省委副书记赵春兰将不再担任省纪委书记一职，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杨传升接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敏将接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一职则将由山东省委常委、烟台市委书记焉荣竹接任。

　　另据了解，现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永春将升任烟台市委书记。潍坊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江汀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

　　烟台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建华任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新起将升任潍坊市委书记。

　　济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许立全任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原枣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玉祥升任枣庄市委书记，山东省团省委书记陈伟任枣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

　　同时，原枣庄市委书记马金忠任山东省高速公路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原潍坊市委书记张传林任山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不再担任中共潍坊市委书记、常委职务。

　　另据了解，山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25日在济南召开，预料此次会议将有人事任免事项。

　　杨传升，1948年生，男。曾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党组书记，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01年担任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王敏，1956年生，男。曾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2005年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焉荣竹，1952年生，男。曾任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山东省委常委、烟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九、十届山东省人大代表。

安徽滁州原人大常委副主任受贿283万被判无期

【网讯】安徽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因受贿283.76万元、美元800元，淮南市中院18日宣判了省高院的终审裁定，维持对其无期徒刑的原判。

　　据悉，陈兆丰在任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招标、职务提拔、工作调动、办理入编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此外，陈兆丰有人民币545.210548万元、美元0.6996万元、港币1.677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安徽近日有一批官员落马，其中包括在安徽省副省长任上只干了一年零五天的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有消息称，何闽旭落马主要因为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和失职渎职。

　　另外，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因受贿近日被判刑15年，并被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匡炳文之子匡中平也以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追缴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128.1万元、美元5.1万元上缴国库。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王建民因受贿案被判有期徒刑10年。王建民案只是“阜阳中院腐败案”系列案之一。

九一八75周年 中央谨慎 避免激发民间反日情绪

【网讯】中国当局今年对“九一八事变”的75周年纪念为态度谨慎，相信是希望避免激发民间过度的反日情绪，从而影响当局处理当前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

　　9月18日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75周年纪念日，在内地，官方和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一个象征日本侵略中国的特别日子；有舆论要求，当局应立法将“九一八”订为“国耻日”，让子孙后代毋忘国耻。

　　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早前参拜靖国神社，触发中国民间不满情绪，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特别发出警告，呼吁在中国的日本国民，“九一八”期间留意安全，特别要远离人群聚集的地方。

　　当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沈阳市，当局18日晚在历史博物馆外敲打14响警世钟，象征东北民众在75年前的的9月18日开始，展开长达14年的抗日历程；而全国一百个城市，18日晚亦在9时18分响起警报，以纪念“九一八”事变75周年。不过，首都北京等主要城市，18日均没有官方纪念活动。

　　日本2005年因纂改教科书里的侵华史实、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城市大规模的民众反日示威。当局对民间反日活动的规模，虽有一定的掌握，但有关活动倘无法“能放能收”，势会威胁社会稳定，并导致官方的对日政策被民间反日情绪牵制，陷入被动。

　　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复杂，双方的经贸关系虽然密切，但两国在互争资源、竞逐区内领导地位、以至敏感的台湾问题，都有着不少的角力。而在本月，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换人，日本将有新首相上台，中日关系面临改善的契机。

　　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对处理中日问题已有一套策略，因此不希望看到民间反日情绪失控，最终影响官方对发展中日关系的部署。

宗教自由状况遭美国报告批评 中国强烈不满

【网讯】针对美国国务院一份宗教自由报告对中国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今天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要求美国“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以答复记者询问方式，对美国国务院15日公布的“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以上评论。

　　秦刚说，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继续无端指责中国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不容歪曲的事实”。

　　他要求美方“改弦易辙，正视自己国内存在的宗教自由等问题，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国务院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第八年把中国列入“特别关切国家”，并说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仍然很差”。

　　报告指出，从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中国继续强调只有政府准许的信仰和活动才是合法的。政府继续迫害“地下教会”，逮捕主持或参与“地下教会”的宗教领袖和教友。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对被认定为“邪教”的团体加以镇压。

广东21市官员签责任书 治污与“乌纱帽”挂钩

【网讯】广东近年经济飞速发展，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一直备受各界指责。广东省长黄华华及全省21个地级市分管环保的副市长近日齐集东莞沙角电厂，签署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总量控制目标责任书。广东高官并表示，排控指标执行情况将首度纳入各地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据悉，这21个地级市还需逐级签订责任书，将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县（区、市）、镇。广东副省长谢强华表示，排控指标执行情况将首度纳入各地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定期检查、考核；并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不能完成总量控制任务或者瞒报、谎报治污情况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对于如何切实削减污染负荷，谢强华表示，将重点抓好电厂脱硫工程和污水处理厂建设。2008年前全省现有12.5万千瓦以上的燃煤及燃油发电机组必须完成脱硫工程；所有新建、改建和扩建电厂都要配套建设烟气脱硫装置。到2010年，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60%以上，其中山区达到50%以上，全省所有的城市、县城镇和60%的中心镇都要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省新增污水处理能力500万吨/日以上。

　　谢强华又强调，各地严格环保准入，严格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水耗型项目；强化淘汰和退出机制。

　　2007年底前，关停全省范围内所有5万千瓦及以下的小火电厂机组。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禁止超总量排污和无证排污；对超总量和无总量地区不得审批新建、扩建项目。

　　他并表示，将加快实施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所有火电厂、城镇污水处理厂和重点排污企业必须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装置，今年内争取完成三百家。

　　《文汇报》报道称，环保观察人士认为，该责任令是粤省环保“问责制”的主要部分，关乎官员仕途，之前看似难以完成的排污控制总量有望如期达标甚至超额完成。而客观上，这项目措施为尚在摇摆中的粤港排污交易计划增加了可供交易的空间，提升两地合作成数；加上各地有望为改善排污企业提供多项政策诱因，原成为排污交易主体的广东企业基数必然拓宽，粤港排污交易计划将不仅局限于两地电厂之间。

　　而广东省环保局副局长陈光荣亦认同，此番首次签署各地排控责任书，不仅是确保全省环保施政得以落实，也是为粤港排污交易创造了良好合作基础。根据国家要求，广东省“十一五”期末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均削减15%，即到2010年底分别控制在89.9万吨和110万吨以内，被视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湾民众经大陆城市前往西藏 都需要批准函

【网讯】上海铁路局19日表示，上海到西藏拉萨旅客列车将于十月一日起隔日开行，想要到西藏旅游的台湾民众和外国人购买进藏车票时，须出示有关批准函。从中国内地其它城市搭火车或飞机前往西藏，也需要事前获得许可。

　　据中新网报道，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应慧刚说，沪萨列车采用最新的“25T型”高原铁路客车，列车票价为硬座406元；硬卧上铺797元，硬卧中铺821元，下铺845元；软卧上铺1266元，软卧下铺1314元。车票预售期暂定为十天。该趟列车是经由京沪、陇海、青藏线运行，全程五十几个小时。

　　上海铁路局表示，“乘火车游西藏”将成为今年长三角地区中国十月初国庆旅游的新热点。在浙江地区，浙江居民以及在浙江的外国人和台湾民众，都有可能选择中国“十一”假期期间游西藏。

　　上海铁路局提醒，外国人和台湾民众购买车票有规定，根据中国现行规定，外国人购买进藏火车票，须出示西藏自治区外事办或旅游局、商务厅的批准函 (电)，或出示中国政府司局级接待单位出具的、已征得自治区上述单位同意的证明信函。

　　台湾民众购买进藏车票时须出示有关批准函，因此想要到西藏旅游的外国人和台湾民众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除上海之外，广州到拉萨的列车也将在10月1日中国旅游黄金周开始运行。

禁止滥用行政权力妨碍竞争 反垄断法即将出台

【网讯】涵盖范围广泛的中国反垄断法已进入后期起草阶段，最终出台指日可待。《金融时报》文章认为，无论是在对现有法规的整合和提炼方面，还是在向中国的竞争法律体系引入新概念方面，这项法律的出台都将是一次果敢的举措。这一法律对中国(企业)境内外的垄断行为将同样适用。

　　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草案，无论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垄断协议，抑或是竞标中的共谋行为，都将被禁止。可能豁免的情况则包括：竞争不会受到负面影响，消费者将会从中受益，或是能够实现额外目标清单中的一项——包括技术进步和/或产品研发等。但是，草案没有规定预先申请豁免的机制。因此，可能只有在遭遇强制执行判决之后，企业才能申请豁免。

　　该草案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为：一个经营者或者数个经营者作为整体在相关市场内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倘若一家、两家或三家经营者所占的市场分额分别达到50%、66%和75%，则认为其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反垄断法草案禁止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比如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在交易条件方面，实行强制交易或排它性交易，以及实行差别待遇等。草案在这方面没有规定豁免情形。因此，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将需要根据对禁止滥用行为的通行解释，调整自己的企业行为。

　　对于一家经营者合并另一家经营者、收购另一家经营者“足量”有投票权的股份或资产、或通过合同或其它方式获得另一家经营者控制权的行为，该草案还建立了通知和评估程序。程序的生效有两个门槛：交易各方在全球范围内上一年度的销售总额超过120亿元（合15亿美元），以及交易一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一年度的销售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起始评估期限为30天，如有必要，将增加90天的第二阶段评估期。在评估期结束之前，交易不能进行。

　　该草案还规定，禁止滥用行政权力，妨碍商品流动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反垄断法》草案为设立新的反垄断执行机构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机构有权对违法经营者展开调查和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额度为被处罚对象上一年度销售总额的10%。

疑因网上调查　两主编被开除

　　（香港讯）中国著名网站网易（NetEase www.163.com）的两名主编最近突然被解雇，外界揣测这和该网站举行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有关。
　　据《南华早报》报道，网易的两名职员证实，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在过去几天突然被开除，原因不详。

　　广州为基地的网易，是中国三大入口网站之一。本月4日，网易举行网上调查，问网民：“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

　　结果，到了本月10日，有64%的网民说，他们不愿再当中国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严”。不过，也有18%的人愿意再做中国人，“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没有别的原因”。

　　参加投票的人共1万234人。据报道，调查原计划持续到10月11日，但是该网页却提前被关闭。

　　上星期，一名替广州《新快报》服务的漫画员因为画了一张国家主席胡锦涛流泪的漫画，而遭停职一个月。

上海社保案凸显中国社会保障软肋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06-09-19)

　　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对前不久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发生的挪用社保资金事件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一是因为它被视为中央政府向老一代上海“权贵”集团争夺权力的行动。同时，有迹象表明，被平民百姓视为“保命钱”的社保资金却被投入豪华地产项目，甚至被相关人员盗用以中饱私囊。

　　或许，这起事件更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一面，那就是：普通民众正在把中国打造为全球的“制造业机器”，可政府并未能为他们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问题，这一点从上海市50名退休人员每周一次的示威行动就可见一斑。他们在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门前挥舞标语还齐声高歌，以提醒人们关注社保基金存在的漏洞。有迹象表明，上海发生的这起腐败案或许只是冰山之一角。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已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社保资金审计工作。

　　中国的社保制度非常复杂。他们没有一个像美国社会保障局(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那样的机构。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透露，全国2亿就业人员参加了各地的社保计划，相对于全国1.6万亿美元的养老金负担，他们所指望的社保基金却“少得可怜”。

　　世行首席养老金问题专家冼懿敏(Yvonne Sin)说，中国的养老金系统在世界各国里是最复杂的。她经过三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该系统的负担额超过了资产额。

　　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去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数字已超过1亿，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相信，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之前，中国将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有“铁饭碗”，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终生保障；没有也不需要市场化的社保制度。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政府不再负担国有企业的福利，随后有数百万人下岗，原有的社会契约结构一下子被打得粉碎。1986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现在，政府规定城市就业人员都要参加当地的退休金计划，就业者和他们的雇主均要向个人帐户缴纳资金。中央鼓励全国各地推广人口老化最严重的东三省的退休金模式。他们的做法是：员工向其帐户缴纳工资的8%，雇主再缴纳20%。支取时参保人员每月可得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加上来自个人帐户的一定比例的款项。

　　但这种新模式是为一段时期以后退休的人设计的。世界银行和政府部门官员都表示，退休金体系目前之所以尚能维持，是因为它是把在职参保员工帐户里的钱支付给近期退休的人。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6年前成立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向各地的退休基金注入资金。

　　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据世行称，目前，退休人员与参保人员的比例仅略高于1:3，换句话说，差不多是每位退休人员由三名参保人员供养。到2010年时，这个比例将达到1:2，而到2030年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效应开始明显显现，这个比例将上升到1:1。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普遍存在的挪用养老金的现象导致该系统的资金空洞进一步扩大。按照规定，这些资金应投资于债券。中国政府曾公开承认，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基金的投资经理人为获得高于债券的收益而改投其他金融产品的做法并不鲜见。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自1998年以来，社保系统共有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被挪用。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的。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曾披露，过去10年被盗用的社保资金就有4,200万美元。

　　社会上对涉及社保资金的腐败行为也越来越关注。上个月，中央政府向上海派出了由100多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组驻扎在一家具有欧洲城堡风格的酒店里，从大铁门外就可以明显感到一种紧张气氛。有目击者说，曾看到有人被扭送到警车里。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导及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透露，上海的社保资金被投入了房地产项目和股票交易，此前，还有可能发生了被盗用的情况。

　　新华社的报导说，这次事件给上海在金融领域的声誉蒙上了阴影。调查期间，有市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被拘捕，其中包括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报导说祝均一因涉嫌受贿和严重违反纪律被撤销行政及党内职务。

　　这次事件也动摇了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近三十年的“海派官员”的根基。据称祝均一与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黄菊及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所属的“上海帮”有关系。这个圈子里的高官目前尚无人遭受指责，不过一位一个月前还给陈良宇担任秘书、后调任上海市某区区长的官员被撤职。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调查组扣留了上海一家电气公司的负责人、一家民营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老板及政府下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开发公司与香港上海大酒店(Hongkong & Shanghai Hotels Ltd.)及三菱地所(Mitsubishi Estate Co.)旗下的Rockefeller Group.正在联合开发黄埔江边的一些建设项目。

　　上海知名商业休闲项目新天地的开发商瑞安房地产公司(Shui On Land Ltd.)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它曾间接从上海社保局借款。上海明天广场(Tomorrow Square)投资方企业的部分资金来源就包括社保中心。其他出资方还有Shanghai Anlian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两家公司发言人均拒绝发表评论。

　　在调查进行期间，60岁的徐望娣（音）老人每周三都会和其他几十号人一起到上海社保局门前示威，他们声称被不公正地剥夺了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他们表示，调查社保局的消息让他们大受鼓舞。

　　徐老太18岁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她被送到遥远的新疆参加农业劳动。那一时期，有一百多万上海人遭遇到类似的命运。在他们若干年后从下放的地方回到上海时，政府却规定他们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

　　徐老太说：我们对国家做了很多贡献，把青春都献给了国家。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太愤怒了。所以我要大声喊出来。

社会主义的还是儒家的？

● 吴俊刚
　　今年3月初，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树立所谓的八大“社会主义荣辱观”。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胡锦涛语）

　　这八大荣辱观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与其说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还不如说这是非常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儒家伦理和价值观。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人民正在步入小康，但是，与此俱来的问题也不少，如贪污成风，道德败坏，环境破坏等等。在这个时候加大力度矫正社会歪风，提升国民素质殊为必要。这正符合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主张，很儒家。

中国人扔掉，韩国人获宝　　　　

　　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在破坏自己的传统，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尽失，主义破灭，精神也陷入了真空。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现在，大概连在野也求之不得了。也许可以求诸于邻吧。大约两年前，一位叫张宏杰的作者写了一本书《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里面对这个问题就有相当篇幅的讨论。

　　张宏杰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在文革迷梦破灭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了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了传统的支撑……”而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所谓“八德”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

　　中国人扔掉的，韩国人却如获至宝，几百年来一直珍惜保存，并且奉为人生指针，演化为全民族的共德。韩国人至今还在背诵《四书》呢！韩国人也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节日和礼仪。韩国人成功申报端午节为自己的文化遗产，实非偶然。

　　韩国人发奋图强，革除一些传统民族劣根性，即朴正熙所说的“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和依赖别人的恶习”。（同上）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民族性同文化传统混为一谈。因此，他们的经济上去了，文化传统也完好地保留下来了。中国人把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经济上去了，道德伦理却沦丧了，而且至今还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连八德也要冠上“社会主义”的名堂，哀哉！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迟做总好过不做。但若能来个“正名”，那就更好。其次，要革除民族劣根性，也不是口头说说，开几个会就能成效的。可以想见，认真做去，文化与精神的建设，困难要比兴建长江大坝还大，也必然需要更加长久的时间。如果说韩国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话，那么，恐怕至少得以两代人的时间。若要做到“民间化”，使八德成为民族共同的价值观，那就需要更长久的时间，而且非得通过正式的教育管道去落实不可。
　　

儒家文化，韩国第一　　

　　

　　所谓百年树人，要树人，要新民，除了教育，别无他途。还好，现在的中国可以说已经具备比较好的经济基础，“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中国人是应该及时做回“礼仪之邦”，富而好礼的，否则，变成东方的经济大怪物，那不仅可悲，也是可怕的。这一来，谁还会相信它的“和平”崛起？

　　最近，《环球时报》访问了新儒家第三代主要人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从中国在“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切入，凸显了韩国名列第一，而中国则退居末席。杜维明指出，近代中国166年来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中国是现代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中国而言，找回自己扔掉的传统文化，续回断裂已久的文化传统，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正当东方文明的老大在急着亡羊补牢，寻回中华文明传统的时候，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根的龙的传人，面对英文大潮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流失，儒家伦理的日益淡薄，实在也须进行深刻的省思。教育部要改革学校的国民教育，我说，也请千万不要忽视德育这个重要的环节。有才无德的国民大概也很难有国魂，日本人强调“和魂洋才”；韩国人有“汉江精神”，有“八德”；中国人要树立“荣辱观”，找回“汉魂”，我们呢？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