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祭党纪惩处河南省委两高官 通报批评省政府

国务院祭党纪惩处河南省委两高官 通报批评省政府

【网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7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祭出党纪惩处河南省委两名高级官员。案由是河南省会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土地用于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原任河南省副省长）和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原任郑州市市长）各自被党内严重警告。

　　鉴于中共省级党委即将换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李新民和王文超很难再进入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此外，国务院还对河南省政府予以通报批评，责成其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高层公开处分河南省政府和两名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的理由是：2003年到2006年，郑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龙子湖高校园区建设。

　　国土资源部2005年经国务院同意后，要求郑州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但是郑州市不但不整改，还继续扩大违法征占土地。

　　官方报道称，会议认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数量巨大的案件。“河南省和郑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这起案件负有责任：河南省政府对国家决策执行不力，有关负责人明示或默许违法行为，省国土资源厅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引以为戒，并提出六点要求：

　　·要从最近查处的各种土地违法案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要深刻认识保护土地的重要性，要有强烈的忧患危机意识。

　　·要自觉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要更加重视节约土地。

　　·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严格遵守土地规划。

　　·要认真贯彻宏观调控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要加强督察，建立问责制，切实保护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

　　胡温高层近期动作频频，改革土地管理体制，重点强化省级政府对土地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囤地手法也不断花样翻新。

　　据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省级政府土地管理和利用的监督，国务院19日任命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兼任国家土地总督察、副部长李元兼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以及甘藏春为专职的国家土地副总督察。

童话城堡忽变查案重地 上海市马勒别墅一夜闻名

　　因中纪委入驻上海调查陈良宇案而名声雀起的马勒别墅，近期成了“政治中心”：这里让陈良宇等一众官员丢了乌纱帽，与此同时，曾在这里工作过的韩正临危受命，出任正在经历政治大地震的申城第一把手。

　　人们或许并不清楚，这个“政治中心”最初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是源于一个小女孩的梦境而建造的童话城堡。1929年，英籍犹太人马勒的小女儿梦到自己拥有了一座“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于是马勒请来了设计师，在陕西南路三十号设计了这座有着北欧挪威建筑风情的城堡式别墅，并投入巨资，历时七年直至1936年完工。

　　别墅建成后的命运颇为坎坷。马勒一家在此没住多久就遇上了抗日战争。1941年日本人进入租界后，马勒全家被赶往集中营，住宅成了日本人的军人俱乐部。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的一处特务机关。

　　1949年后，马勒别墅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场所，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的韩正就曾在这里办公。2001年1月，马勒别墅由此间大型旅游集团──衡山(集团)公司管理并改建成小型精品酒店，并于次年五月正式对外经营，命名为衡山马勒别墅饭店。

　　据悉，马勒别墅这栋七十年的老楼共有十六间客房，保留了法国、英国、丹麦的欧式风貌，原汁原味，最豪华的英式套房租金每天四千元。每个房间的硬件都几乎和一个标准的四星级酒店无二。

　　地处市中心，悠久的历史，加之1989年被列入上海市首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这些元素给马勒别墅加分不少。消息人士说，最初中纪委来沪调查祝均一时，选择入驻的是离上海市委办公所在地百米之遥的衡山宾馆。之后，由于调查组人员的不断增加，加之调查组中熟悉上海情况的组员的极力推荐，就移师马勒别墅。

　　据悉，八月份中国国内某经济类报纸曝出中纪委调查组入驻马勒别墅后，不少上访群众纷纷前往，造成交通拥堵。调查组一度曾萌发了再度更换办公地点的想法。

官员扬言摆平中纪委 媒体剖析官场“摆平文化”

【网讯】尽管中国政府一直提倡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是在中国社会却存在大量人治、情治的情况。中国媒体《中国青年报》28日刊发评论文章，剖析了官员中弥漫的“摆平文化”。该报援引专家的话说，实质上所谓“摆平文化”，就是权力滥用，权为私用，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则是必然结果。文章指出，要想“摆平”没有市场，除了加强官员的职业道德，就必须建立不能变通、不允许有例外的监督和执法制度，

　　该报援引事例称，9月23日甘肃省嘉峪关市政协委员何锋与人发生争执后，打电话叫来几名手持钢棍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把一人打死，而且在有人报警时竟扬言“公安局的人全来了我都能摆平！”

　　文章说，何政协委员的狂嚣言论，料想决不是偶然而为。他敢于如此张狂，除了掩饰内心的惧怕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以其头上的权力能量吓人，其根源应是由来已久的流氓习气使然。

　　文章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的文章中说：“‘摆平’盛行的重要原因是存在着‘摆平’文化。明知道‘摆平’违法，但操作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能‘摆平’往往意味着个人或者单位的能量，‘摆平’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恶心的事，操作者在酒桌上都是可以拿来吹嘘的。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极少数基层官员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摆平文化”。这些信奉“摆平文化”者，自以为手上有权，还有广泛的人际脉络，可以打通关节，说情“走后门”，甚至在权力后台支持下为非作歹，卖官买官，践踏为人做官的底线。实质上所谓“摆平文化”，就是权力滥用，权为私用，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则是必然结果。

　　文章说，在近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基层官员流氓化的影子。比如天津南开某法官叫嚣“我就是法院”，广西合浦一副县长挥拳打折交警鼻梁，还有涉案金额高达3500万元的安徽第一贪、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甚至公开放言“摆平中纪委”。何锋扬言“公安局的人全来了我都能摆平”，只是步人后尘，“小巫见大巫”罢了。

　　文章指出，不按法律法规办事，是“摆平”现象生存的制度土壤。显然，要想“摆平”没有市场，除了加强官员的职业道德，就必须建立不能变通、不允许有例外的监督和执法制度，让“权贵们”在犯规的巨大风险面前望而却步，让“摆平”的潜规则暴露于制度的阳光下。

　　文章最后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何锋一案一查到底，看看其背后还有多少“后台老板”没有挖出来，看看谁能“摆平”这件人命案。

河南郑州万亩土地违规大案被查处始末

　　龙子湖高校园区是郑州市郑东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大学园区为核心的城市新区，规划面积16平方公里，规划人口15万多人，其中大学生11万多人，教职员工3万多人。

　　龙子湖大学城，地处郑州市郑东新区东南部，位于龙湖镇，规划面积16平方公里，计划容纳学生近11.7万人。

　　据媒体报道，2004年4月，郑州市批准龙子湖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当年8月第一所院校开始建设。一年后，包括郑州航院在内5家高校开始陆续有学生入住。

　　2006年9月19日，龙湖镇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市镇，而在此之前这里还长着大片的庄稼。该镇已经建成了近十所大中专院校，如郑州航院、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以及河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中原工学院、河南经贸学院和河南实验二中等。不过以上建成项目，并没有依法经过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一位知情的官员透露：“当时是经河南省及郑州市政府有关会议决定，郑东新区管委会就陆续对13个行政村的集体所有土地实施征地拆迁，用于龙子湖高校园区建设。”

　　据新华社消息，2003年到2006年，郑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龙子湖高校园区建设。

　　而据调查，这12所院校和配套基础设施共征收的14877亩集体土地中，其中一般耕地3118亩，基本农田6417亩。

　　现场勘测后，国土资源部和省监察局的调查人员发现：在所征收土地范围内，已圈占（包括圈建围墙、平整土地、建筑物及设施等）土地面积达11339亩，其中一般耕地2999亩，基本农田4222亩。而为安置龙子湖高校区被征地农民住房，郑州市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了农民安置小区，该小区已占地575亩，其中耕地433亩（其中基本农田314亩）。

　　国土资源部开始重视该事始于2005年2月的群众举报。

　　经过国土资源部官员的初步核查，发现龙子湖高校园区当时已有6所高校开工建设。于是要求当地立即停止违规占地，必须报批。不过，此后地方不但没有报批而且是继续征收占用土地，另外6所高校实施了占地。

　　一位知情人士称：“他们不改正的理由是，该省高等教育资源落后。我们曾听一位省里领导说，我们河南高考分数线很高，同样分数在有的地方能上重点的我们这里可能连学都没得上。而且我们本省高校少，外省高校不愿在我们这里招生。”

　　当地一位在学校工作的人士认为，由于近年这些高校银行债务压力大，在郊区开发新校区可以把位于城区的老校区置换给地产商，也可缓解财务危机。这位人士分析：“不过，我估计这样一来原来的土地又可以开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得到了新的利益。”

　　按照郑州新区规划，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整个新行政区都要搬到那里。

2005年3月1日，郑州市开始执行《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储备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土地储备实行计划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是：通过政府领导的土地储备中心，郑州土地使用严格实行“一个口”进出。2005年以来，郑州市实现储备土地3838亩，盘活近1000亩，即将投放近2000亩。目前资金运作规模已达15.2亿元。

　　这位人士还说：“由于新区远离原来的市区，很多学校不愿意去，但政府还是逼着他们过去。”

　　不过在调查中发现，龙子湖高校区的建设不单是个学校资源整合的问题，更涉及到城市规划。另一位国土资源部官员解释说：“因为它选的那个地方是不能建学校的，但当地要搞郑州新区，就一定要将高校建在这个地方。”

　　“一开始是我们去查的，后来是监察部带头查，最后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这位官员还说，“当时省里该办的手续也没有办，应该说是什么手续都没有，因为知道报了也是批不了，这实际上是违反规划的，这里都是农民的村庄、耕地、还有鱼塘什么的。”

　　当地一位国土系统人士称，当时的情况是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对于龙子湖高校区的占地开发材料都是不敢批示的，但是“省里、市里点了头，这样当地土地部门就没有办法了”。

　　城市化必然带来更多土地的转移。除了城市发展需要外，很多地方政府多造“新区”也是为了开发置换（或卖掉）原有中心土地以获得高额出让金。这就触及现在的土地制度——批租模式。

　　一位龙湖镇当地知情人士说：“即将在今年变成房地产商开发用地的是沙窝李村。”这个村庄目前有人口1910人，总共土地面积是6789.3亩。当地官员称，要在今年底就拆完。但沙窝李村一位村民说，他们还不知道土地要被作为房地产开发的情况。记者在该村看到，大片的玉米正在旺盛地成长。

　　据有关文物专家称，沙窝李村的周边土地，属于仰韶文化发祥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月23日，龙湖镇一位官员表示，他们的土地开发审批手续都是在新郑县土地局报批的。至于基本农田需要由国务院审批的问题，这位官员回答，新郑县因为目前在撤县划区，所以国家给了他们一条土地开发的绿色通道，是允许他们出让土地的。这位官员还说：“招商不好招，关键是招商。”

　　据悉，未来的龙湖镇建设格局，将建设成为九大空间层，这些规划将把龙湖镇变成一个热闹的城市。该规划还显示，2020年龙湖镇居住用地将达到536.60公顷。

　　“郑州的事情，其实是生米煮成熟饭。因为学校都已建成，学生也招了，就不能再拆了。”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强调说，“一万多亩土地都从农民手里征过来了，即使是还没有开工建设的土地，也是没有办法退耕了，因为补偿款已经给了农民。”

　　至于给农民建设的统一安置小区已经占用的五百亩，这位官员表示：“只能给他们办理完善手续，因为不能让农民无房居住。”

中央高压下 山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猛降18%

【网讯】在中央大员多次造访山东后，山东省政府通报了2006年前8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猛降18.6个百分点。

　　据悉，从6月下旬到8月，中央经济主管部门的高官频繁造访山东，警告山东要降低经济热度。其中，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都相继到山东“检查工作”。

　　山东一位经济专家认为，高官访鲁有特别的意义，“山东层面上说，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在全国名列前茅，而在经济结构上，山东的矛盾又很突出，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山东的情况对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很大。”

　　据悉，马凯在山东调研时，明确表态，要求山东“努力防止经济过热”。而邱晓华则警告山东，经济增长快并都是好事，要看重结构性问题。

　　在中央高官多次告诫之后，山东省发改委党组书记费云良表示，山东省决定，对能耗高、污染重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项目坚决停下来。从严控制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煤炭、电力、纺织行业以及高档房地产、机关办公楼、培训中心、城市广场等项目。

　　除此之外，山东省国资委近日并下发文件，要求省属国有企业严格规范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全面清理新开工项目，要严格控制各类拟建项目，对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未履行必要程序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

　　同时，山东省统计局近日也下发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质量检查。

中国应有效借鉴西方疏导民众不满的机制

　　和谐社会，是胡温等中国领导人近一年多以来提倡的重要政治理念。胡温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简单的说，胡温的和谐社会，来源于中国对人与社会以及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理念，也吸收了人类现代进步理念，特别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其实在于结合中国国情，有效借鉴世界各地成功化解社会纠纷的制度安排。

　　和谐社会的理念，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历史长远。它与中国的人文理念、政治理想、哲学有密切关系。

　　西方对和谐社会的看法，迥然不同。西方人认为，好的社会，并不是简单地推行和谐，简单地要牺牲“小我”来成全“大局”。好的社会，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公民有权抗议政府和他人的侵权行为，有权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选举领导人。另外，要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要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如社会能保证这一系列个人权利，政府就必须民主，实行法治，建立市场主导的经济。

　　西方人认为，只要保障了个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和合理自由，无需政府去大力呼吁，社会便会自然和谐。政府会在运行和决策时照顾相关民众的利益，在侵损部分民众利益时进行补偿。民众如不满，可诉诸于法律，甚至改选领导人。他们无需发动暴力革命，或包围官员和政府，来发泄不满。另外，社会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后，经济会呈现出活力，蓬勃发展。

　　表面上看，东西方的和谐观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其实，在实践中，双方还是有不少互补处。

　　西方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理念。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往往重视经济自由和权利，远胜过政治自由和权利。

　　虽然西方的自由观难以直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但西方式疏导民众不满的机制，却很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如美国每个国会议员在选区设有办公室，每周五个工作日正常上班时间对选民甚至与非公民的在美外国人开放，热情为选民服务。这便减少了民众对政府不必要的积怨。

　　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起飞的过程中，便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它们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大陆参考。1953－1985年的台湾，在经历经济起飞时，虽实施戒严令，却从1954年开始，就一直实行了各乡镇的行政和“议会”、各县市的行政和议会的直接选举。

　　当时，台湾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以及县市议会议员、乡镇民代表和省议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另外，在县市乡里长的选举，一些国民党看好的候选人甚至落选，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以乡一级为例，乡长和乡政府有专职工作人员接待选民。乡民或村民即使有不满，无需直接冲击乡政府和包围村里长，只需直接找他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聆听他们的不满。乡长和村长和乡镇民代表为赢得选举，较认真地帮助选民解决问题。如乡长和村里长敢无视选民的要求，不尽力解决，选民下一次便会票投他人。

　　此外，当时的地方法院，也独立于当地政府，不太受其干预。如基层民众发生刑事、经济或民事（非政治的）纠纷，对县市乡里长的处理或回应不满，可诉诸于法院，得到较为公正的判决。

　　基层选举民主和法制，让基层政治精英有参与政治的管道, 人民政治参与的欲望得到满足，也保障了民众的合法权益。

　　在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每周有一工作日的晚上接见选民，认真帮助公民和永久居民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充分利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手段，切实落实适应中国发展的民主与法治。此外，也要建立持续可行和为民纾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这样，和谐社会才会在中国成为政治现实，而不是简单的口号。（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赖洪毅）

李金华透露“审计风暴”将刮向审计系统内部

【网讯】据四川《天府早报》报道，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成都作报告时说，“审计风暴”将刮向审计系统内部。

　　李金华表示，审计机关的内部管理和廉政建设非常重要。最近对部分审计厅、局长进行审计时，发现内部有薄弱环节。下一步，将对全国审计机关的财政、财务进行全面自查，并请监察、财政部门进行每年一查。

　　另据《浙江日报》报道，据统计，2005年度，浙江省共对5720个单位进行审计，查出违规金额人民币129.86亿元，其中教育违规收费2.56亿元。

　　审计显示，浙江省教育经费遭挪用现象严重。全省101个市、县（市、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挤占挪用各类教育资金4.26亿元，主要用于部门行政经费、基建修缮、发放教职工补贴等。

　　此次审计暴露的问题还包括：二、三级预算单位财务管理薄弱，部分单位存在专项经费挤占现象；国有资产管理和处理不规范；杭州等地殡葬单位均不同程度存在违规收费情况；福利院乱收费；部分企业存在违规集资行为。

　　2003年6月间，一批违规大案在李金华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曝光，一场严查乱管理、乱投资、违规挪用资金的“审计风暴”席卷全中国。李金华也因此而闻名。

各项经济指标开始滑落 下半年宏观调控将放缓

【网讯】中国当局近几个月来透过一连串的行政命令进行宏观调控，效果似乎已逐渐显现，几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已从上半年快速增长的顶端开始滑落。专家认为，上半年的宏观调控力道颇强，因此下半年的紧缩应会放缓。

　　今年七月份，中国发改委曾预测宏观调控会在第三季奏效，目前效果已开始显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单月增幅，从六月的32.5%，大幅降至七月的26%和八月的21.5%；工业增加值增幅连续下降，从六月19.5%跌至七月的16.7%和八月的15.7%；出口增长也从年初28%以上的增速，稳定下降到七月的22.6%。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胡迟对此表示，从上半年大陆官方的调控手法来看，行政手段发挥的作用可能大于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特别是对投资项目的行政控制更为直接。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也强调，今年八月一日，大陆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用一个月时间对今年上半年列入统计范围、总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及以上的新开工专案，逐项进行全面清理。这是一记“杀手”，在本次宏观调控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今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刘霞辉认为，“上半年该做的已经做了”。宏观调控中的重点是土地和房地产，而上半年已经推出“国六条”；至于货币政策方面，如果没有意外，上半年的调控也已基本到位，不会有进一步的措施。

　　而在稍早之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表示，当前无须推出宏观新政，政府更关注的是上半年政策的落实。也有学者提出，上半年宏观调控力度已然过猛，他们担忧调控过度反而会造成经济损失。

国资委明年起将全面全程监测国有产权转让过程

【网讯】从明年起，按照中纪委和国务院的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将对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和相应选择这些机构的地方国资委进行全面全程的监测。

　　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邓志雄在由北京产权交易所等产权机构发起组建的“中国产权市场创新联盟”“首届产权市创新论坛”上作了上述表示。

　　邓志雄说，“对国资委的监测是看批了多少国有产权转让项目，对产权交易机构则是看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办法的执行程度。”

　　为此，国资委建设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该系统不仅将对各地国资“买卖”从挂牌、举牌、竞价到成交的每一秒动向，进行全过程跟踪，还设置了“电子警察”，来分析判别产权交易行为的合理性，并测算预警级别。

　　官方报道认为，国资“买卖”监控由原来的定期核查，转变为动态监管，监控成本也降至最低。

　　据邓志雄介绍，目前通过市场转让的国有产权的比例已经达到80%左右，这也意味着由政府批准的协议转让已经占20%以下。

　　目前，上海、北京、天津三大产权交易机构已相继完成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对接，年内将对省级国资委进行监测。

　　据悉，在传统的竞价交易中存在较多交易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买卖双方的勾结容易发生，交易的竞价程度也不够激烈。邓志雄认为，信息化的网络交易过程中互联网形成了透明化，每个购买者都可以反复报价，转让交易机构竞价过程是完全透明的，有了这种监测网络，监管方对重要的交易环节可以进行实时的观察。

　　邓志雄还表示，国资委正在积极推进中国产权交易协会建设，目前正在向民政部递交方案，希望协会成立之后能够在保障会员权利、加强行业自律、统一规范交易规则、形成产权交易报价系统等方面发挥作用。

最高法院：倒卖土地未中饱私囊者也将被惩处

【网讯】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近年来，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占用耕地(农用地)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三类犯罪，呈现上升趋势。最高法院日前要求各级法院依法严惩这三类案件。

　　据《人民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这三类涉土地犯罪案件727件，案件总数逐年增长，个别年份甚至是成倍增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表示，这727件涉土地犯罪案件中，非法占用耕地案件最多，共448件，占61.6%；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件次之，共223件，占30.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较少，只有56件。

　　据悉，在9月初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中，这三类涉土地犯罪已被列为八类依法严惩的涉农犯罪之一。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法院近期审理的几起非法占地、倒地、批地案件中，一些认为“没往自己腰包放钱就不是违法犯罪”的村(居)委会负责人也被判刑。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说，根据刑法，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具体到这三类涉土地犯罪，单位虽不能成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的主体，但可以成为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耕地罪的主体。只要触犯了刑法，不管单位负责人是否中饱私囊，都将被依法惩处。

集体决策失误谁来承担 广西官员问责条款引争议

【网讯】《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有望年底出台，《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经集体决策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赞同该决策和不发表意见的人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这项条款成为立法论证会的争论焦点。

　　据悉，该《办法》中第23条规定，经集体决策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赞同该决策和不发表意见的人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据《人民日报》报道指，广西法学会秘书长韦以明在日前举行的一场论证会上指出，集体决策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行政机关不存在集体决策的问题，只是集体研究、讨论，只有首长才能决定问题。决策错了，应该由行政首长个人承担责任，其他人不存在连带责任。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张显伟则指出，该条款应予保留，但要修改。不能让这条规定被行政首长用来推卸责任，也不能让这条规定束缚了决策参与人员的手脚，避免因为害怕担责而不能清晰、充分发表意见。

　　经过讨论，专家们倾向认为行政决策错误未经集体决策的，由首长承担责任；集体研究后发生过错的，首长和其余决策人员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过错责任。

　　韦以明提出，在第23条关于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条款中，应增加“在尝试创新过程中发生过错”的情形，以鼓励行政人员主动改革创新，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广西政法大学副院长叶晖则认为，该情形不能列入。他说，现在行政人员改革创新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也可能成为发生过错后的借口，就像国有企业改制发生问题，总不能说是改革过程就免予追究责任。

　　有专家指出，改革创新出错可以理解，但不能写入法律。也有人指出，可以写入，但是要附上条件，以显示公平。此外，发生过错后要不要在媒体上向公众致歉、引咎辞职？专家提出，行政人员不仅对主管部门承担责任，更应对公众承担责任；追究责任后应增加后续措施，防止某些行政人员被撤职后，又在另一个地方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等现象发生。

大公报:"陈良宇大管家"被双规

　　（综合讯）大公报讯消息，被称为“陈良宇大管家”的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昨天被双规。孙路一是2004年二月起担任此职务的。

　　孙路一生于1953年11月，1971年参加工作，从履历看属于学者型的官员。孙路一毕业于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1986年攻读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双学士学位，1990年在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1992年任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1997年任上海行政学院副院长，1998年1月起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人事局局长。

　　消息人士分析，由陈良宇案牵出的官员不会到此结束。上海某位市委常委已有数日未曾露面，甚至缺席了25日上午召开的宣布对陈良宇立案调查的全市干部党员大会。

大公报:中国十月对陈良宇案作出处理决定

　　（综合讯）香港《大公报》报道，即将于十月上旬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审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问题的最终审查报告，并作出处理决定。

　　报道引述未具名分析人士指出，根据中国共共产党党章，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共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及其常委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政治局及其常委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因此，中国中央政治局二十四日举行的会议，只能“停止”陈良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至于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能就陈良宇的职务作出正式处理决定。

　　报道还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表示，中国中央中纪委在向政治局提交的“关於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的基础上，正在调集干员进行全方位深入调查，有望于最近形成关于陈良宇问题的最终审查报告，提交十六届六中全会。

　　中国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二十四日召开会议决定，由中纪委对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已公布的议程是探讨建构和谐社会的问题。

不听中央号令 河南省政府被批评 两常委受严重警告

● 于泽远
　　（于泽远报道）继公开查办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后，中国高层昨天再次出手惩治不听中央号令的地方势力。

　　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说，总理温家宝昨天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河南省政府给予通报批评，责成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中纪委也作出决定，分别给予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原任河南省副省长)和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原任郑州市市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高层公开处分河南省政府和两名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的理由是：从2003年到2006年，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1万4877亩（约992公顷）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在国土资源部要求郑州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后，郑州市不但不进行整改，还公然扩大违法征占土地。

　　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河南省和郑州市政府对这起违法征地案件负有责任，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最近查处的各种土地违法案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鉴于中共省级党委即将换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李新民和王文超很难再进入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

北京澄清：奥运时不会劝返百万民工

● 叶鹏飞
　　（叶鹏飞报道）北京市政府昨天出面澄清，中国媒体关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将劝返100万民工的报道“毫无根据”。

　　北京市法制办公室主任周继东在北京奥运新闻中心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各地上访的人、流浪人口、乞丐及精神病患者，当局都会在维护他们权益的前提下依法管理。

　　对于劝返百万民工的消息，兼任奥运立法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周继东说：“我自始至终参加奥运立法的整个过程。我迄今为止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从哪儿来。我想，发布这些消息毫无根据，我觉得也是不负责任的。”

　　他强调，北京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城市，在奥运期间，北京将更开放地迎接各地的来宾。

　　针对国际特赦组织上周发表报告称，中国领导人违背承诺，没有为举办2008年的北京奥运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周继东表示没有看过相关的消息，但是指出中国人权状况在近来大有改善，“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地不愿意看见、不愿意客观反映之外”。

　　至于对来采访奥运的外国记者是否进行管理限制，北京市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惠重申，将全面兑现提供外国记者采访方便的承诺。

　　她说：“关于新闻记者在奥运期间到北京来采访，我们北京奥组委在申奥的时候已经作出承诺，我们将按照国际惯例，也会兑现我们的承诺，给来北京采访奥运的各国记者，提供方便的采访条件。这个承诺我们会百分之百的兑现。”

　　北京刚通过了《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条例》，对于维护大型活动的安全措施作出规定。周继东透露，中国国务院正考虑制订《反恐怖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以进一步确保奥运期间公共安全的法律保障。

东西方如何看和谐社会

● 赖洪毅
　　和谐社会，是胡温等中国领导人近一年多以来提倡的重要政治理念。胡温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简单的说，胡温的和谐社会，来源于中国对人与社会以及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理念，也吸收了人类现代进步理念，特别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其实在于结合中国国情，有效借鉴世界各地成功化解社会纠纷的制度安排。以下笔者简要探讨一下胡温提出和谐社会的背景，比较中国与西方看和谐社会的观点异同，总结海外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机制。

　　和谐社会的理念，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历史长远。它与中国的人文理念、政治理想、哲学有密切关系。

　　中国文化，历来追求人和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学者和政治家，视民不相争、夜不闭门、路不拾遗为中国社会最理想的状态。他们大力追捧这一理想社会。中国的古代哲学家老子，则倡导遵循世界的法规（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孔子认为，社会和谐的关键之一，是人人重视履行其社会角色，慎行谨言，服从社会等级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君做仁君，臣为忠臣，子做孝子，父为好父。其中，落实道德准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捷径。中华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利益高于小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优先于社会利益。要个人和局部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发生冲突时，个人之间相互忍让，小集体间相互忍让。这样，便可促成社会和谐。在中国人追求和谐社会的心灵深处中，暗藏着对乱的恐惧。中国人担心，如有关方面不能忍让，达成妥协，则可能矛盾升级，社会陷入混乱，个人生计甚至性命难保。

　　西方对和谐社会的看法，迥然不同。西方人认为，好的社会，并不是简单地推行和谐，简单地要牺牲“小我”来成全“大局”。好的社会，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公民有权抗议政府和他人的侵权行为，有权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选举领导人。另外，要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要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如社会能保证这一系列个人权利，政府就必须民主，实行法治，建立市场主导的经济。

东西方和谐观的互补性

　　西方人认为，只要保障了个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和合理自由，无需政府去大力呼吁，社会便会自然和谐。政府会在运行和决策时照顾相关民众的利益，在侵损部分民众利益时进行补偿。民众如不满，可诉诸于法律，甚至改选领导人。他们无需发动暴力革命，或包围官员和政府，来发泄不满。另外，社会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后，经济会呈现出活力，蓬勃发展。

　　表面上看，东西方的和谐观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其实，在实践中，双方还是有不少互补处。

首先，西方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理念，如全面引进到第三世界，可能水土不服。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往往重视经济自由和权利，远胜过政治自由和权利。经济的不发达，也促使人们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提高、充分就业，接受相当多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现高度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则退居为第二位选择。一些经济不发达、但民主形式高度发展的国家，如菲律宾、苏哈多后的印尼，以及不少拉美国家、中亚和南亚前共产主义的国家如乌克兰、塞黑共和国，经济没有多少起色。这些国家的不少人民，甚至厌倦了低效无能的民主体制。
　　虽然西方的自由观难以直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但西方式疏导民众不满的机制，却很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如美国每个国会议员在选区设有办公室，每周五个工作日正常上班时间对选民甚至与非公民的在美外国人开放，热情为选民服务。这便减少了民众对政府不必要的积怨。

民主法治机制疏导不满

　　

　　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起飞的过程中，便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它们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大陆参考。1953－1985年的台湾，在经历经济起飞时，虽实施戒严令，却从1954年开始，就一直实行了各乡镇的行政和“议会”、各县市的行政和议会的直接选举。

　　当时，台湾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以及县市议会议员、乡镇民代表和省议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另外，在县市乡里长的选举，一些国民党看好的候选人甚至落选，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以乡一级为例，乡长和乡政府有专职工作人员接待选民。乡民或村民即使有不满，无需直接冲击乡政府和包围村里长，只需直接找他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聆听他们的不满。乡长和村长和乡镇民代表为赢得选举，较认真地帮助选民解决问题。如乡长和村里长敢无视选民的要求，不尽力解决，选民下一次便会票投他人。

　　此外，当时的地方法院，也独立于当地政府，不太受其干预。如基层民众发生刑事、经济或民事（非政治的）纠纷，对县市乡里长的处理或回应不满，可诉诸于法院，得到较为公正的判决。

　　基层选举民主和法制，让基层政治精英有参与政治的管道, 人民政治参与的欲望得到满足，也保障了民众的合法权益。

　　在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每周有一工作日的晚上接见选民，认真帮助公民和永久居民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充分利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手段，切实落实适应中国发展的民主与法治。此外，也要建立持续可行和为民纾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这样，和谐社会才会在中国成为政治现实，而不是简单的口号。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不代表该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