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争议北京态度强硬 印度取消与中国特别会谈

边境争议北京态度强硬 印度取消与中国特别会谈

【网讯】原定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日访问印度之前，两国将就边境争议等议题召开特别代表级的会谈，但是印度外交人士称，由于中国在解决边境争议问题上摆出相当强硬的态度，令印度觉得无趣，因此临时取消了这个由印度方面首先提出召开的会议。

　　印度媒体引述印度官方人士的话说，特使级会谈是由印度方面提出，并决定由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M.K. Narayanan）与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代表两国会谈，原订会谈日期是9日。

　　印度外交人士表示，中国拒绝在胡锦涛访新德里期间讨论边境问题，使印度颇为失望，认为如此一来，胡锦涛之行毫无实质意义可言。稍早，印度观察家已经预测，胡锦涛此行只着重双边经贸问题以及签署若干经贸、文化合作协议而已。而一份最新调查发现，一场发生在1962年的边界战争余恨未消，43%的印度人和39%的中国人彼此都看不顺眼。

　　此前，印度销售量最多的《印度时报》曾于10日报道，对于印度可能提出解决两国边界纷争的问题，中国专家在官方机构主持的秘密会议中，建议印度应先归还原属西藏但目前被印度划为阿鲁纳查省（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地区，作为双方解决纷争的首要条件。

　　报道指出，印度绝对不会同意这项条件，因为一是达旺“本来就属于印度”，二是达旺战略地理位置敏感，交出达旺无异是拱手让出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战略优势。

　　据悉，胡锦涛结束印度之行后，将于23日访问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并将签署更多的双边合作协议，包括出售六至八套核能反应炉。这也是让印度恼火的主因之一。

　　另据《论坛报》报道，胡锦涛此行在新德里与印度高层的会谈中，中国可能会再度提出在印度东部大城加尔各答设立领事馆的要求，但尽管已多次提出要求，影响新德里决策的若干印度战略智囊机构却倾向反对，认为这是中国有目的在印度东部及东北部进行间谍部署工作。

不让靠近“安全重地” 印度拟对中国设“禁飞区”

【网讯】就中国长城航空公司拟在印度重要城市扩建机场货运设施问题，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发出强烈警告，称不能让中国公司靠近“国家安全重地”，否则将“对印度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报告建议，不允许该公司使用孟买等地机场的全部设施。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长城航空公司“隶属于中国长城工业集团”，该集团“有着浓厚的军方背景”。报告同时称，长城航空公司“与中国军方联系密切”，“考虑到中国正在对印度的核设施、发射井以及卫星发射场进行不间断地监视，让这家公司在孟买和金奈机场建造重要设施，显然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印度商业在线》此前报道称，来自中国货运航空公司的竞争“明显降低了中印双边贸易中的运输费用”。然而就在该公司准备在孟买、金奈等机场修建更多的货运配套设施，以扩大在印度的航运业务时，却不得不面临印度情报及安全部门的无端猜忌和阻挠。孟买和金奈分别是印度的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和科技重镇，长城航空公司的业务也基本集中于这两个地方。而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建议，不允许该公司使用这两个机场的全部设施，实际上，就是不允许飞机降落。

　　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国家安全顾问为首，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内阁成员，目前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批多数由其拍板。该委员会已经不止一次警告“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带来国家安全问题”。早在长城航空公司的扩建计划受到阻挠之前，华为、和记黄埔等中国企业在印投资都因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谓的“安全威胁”而被迫停止。

　　《环球时报》报道说，事实上，说长城航空公司“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纯属捕风捉影。作为一家合资企业，长城航空的重要决策全部由来自中新（加坡)两国的董事会共同作出，而印度声称的“中国长城工业集团与军方的密切联系”也只是因为该集团同时在生产一些军工产品，而这种同时涉及军民产品的企业在全世界非常普遍，像美国波音公司、日本三菱重工、印度斯坦航空等都是这种情况。以此为根据联想到“长城航空就是军方企业”，实在牵强。

　　而且一般来说，货运飞机本身并没有监测设备，即便加装侦察设备，监测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外国民用飞机在印度的航线都是由印度规定好的，早就避开了其敏感设施，监视根本不可能。

　　据了解，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一直存在，总是对中国在其国内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正常活动过于敏感。

　　印度一些媒体和政党也对一些部门的过度敏感提出了异议。新德里电视台11月1日就批评说，尽管今年是“中印友好年”，但“国家安全已经成为阻挡中国投资的最好借口”。而印共高层领导人叶丘里也曾多次向媒体表示，说中国企业对印度构成了安全威胁实在难以让人信服，“美国同样也同时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投资并修建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什么没有人说美国给我们带来了威胁？”

边界战争44年余恨未消 印度学者指中国篡改历史

【网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于20日访问印度，有关中印边界争议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虽然胡锦涛此行有意再推自由贸易协议，但印度商界显然充满戒心。而一份最新调查发现，一场发生在1962年的边界战争余恨未消，43%的印度人和39%的中国人彼此都看不顺眼。印度战略学者为此指出，中国篡改历史教科书，掩饰侵略西藏行为并将边界战争归罪印度，是导致印人甚至对即将到访的胡锦涛抱持不信任的主因。

　　中央社报道，设在华盛顿的普尤全球态度计划（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机构最近公布调查报告指出，除双方相互敌视外，37%的印度人对胡锦涛也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此外，有50%的印度人担心，中国强劲的经济成长力对印度不利，32%的人并且相信，中国将在今后十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强。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契兰尼（Brahma Chellaney）表示，这种不友好意识是根植于中国教科书对印度的负面描述。他指出，中国在教科书中不但掩饰自己侵略西藏和印度的事实，反而将印度描绘成制造事端的侵略者，这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中就可以见到这种刻意的陈述。

　　印度另一名战略学者康纳德则表示，中国人根本上对印度抱持怀疑态度，是源于古时文化的遗传。因为根据传统，中国人一向视印度为文化大国，是佛教的发源地，因而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但如今两国同时崛起，在全球市场上相互竞争，因而彼此产生了不信任感，也不肯稍有退让，深恐因此而落于对方之后。

　　这些报告和谈话似乎也证实了稍早在新德里一群学习中文的高中生谈话。他们表示，学习中文的最终目的是要“知己知彼，征服中国”。

　　不过，2005年曾经访问台湾的印度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任白蜜雅（Mrs. Mira Sinha Bhattacharjea）表示，普尤全球态度计划的报告并非反映所有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看法，事实上，学习印度语的中国人比学习中文的印度人还要多，喜欢看印度电影的中国人也比喜欢看中国电影的印度人多。

　　但白蜜雅也承认，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确实是两国人民的心中之痛，此外，印度收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印度与中国的宿敌前苏联是传统结盟伙伴，这些因素也都可以解释为中国人对印度印象不佳的原因。

附：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

冲突起因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约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1947年印度立国后，继承了部分英国殖民者占据的中国领土，到1951年前后，印军侵占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英国殖民者所占的领土。此外，在中段和西段，印度亦侵占部分中国领土。1959年，印军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了43个据点。中国政府提出谈判解决边境问题，遭到的印度方面的拒绝。1962年6月，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几十人。10月20日，印军2万多人在空军的配合下从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战争打响。

战争过程

　　1962年10月20日至28日是中国反击的第一阶段。在东段，中国西藏的边防部队收复了达旺地区被印军占领的争议领土；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印军37个据点。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再度拒绝，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不断增兵。

　　11月16日至21日为中国军队反击的第二阶段。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向中印边境发起进攻。在东线，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在东、西段向印军发动反击，至11月21日，击败了各路进攻的印军，拔掉印军据点16处，一直追至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部队拔除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据点。由于印度军队彻底失败，朝野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不得已独自向美国求援，1962年11月，美国决定介入战局并支持印度军队。中共军队方面宣布停火。

中印停战

　　中国政府在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主动全面停火，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避免战争进入长期化，不利于中国军队后勤补给，当时中国军队的后勤仍非常原始，必须靠人力、畜力。中国方面于11月22日零时起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内，较“麦克马洪线”再后撤二十公里，还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和遣返战俘。

战争结果

　　中国方面：主动撤退20公里，并向印度示好，希望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于是藏南又被印方控制。

　　印度方面：自尊心受到伤害，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重新占领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放弃“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中印关系进入了冰冻期。中印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至今印度已有超过六百万的移民屯居在这个争议的边境上。

中国获胜后无条件撤军

　　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0）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解放军作家金辉在《墨脱的诱惑》书中对那段历史作了这样结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

日本忧中国与伊朗能源合作 造“北京抢标”假新闻

　　伊朗和日本国际石油开发公司日前有关开发伊朗阿扎德甘油田的纠纷被炒得沸沸扬扬，随着日方开发权益大幅下降，神经过于敏感的日本媒体更是“空想”，称伊朗已决定将开发合同转给中国企业。
日媒制造“中国抢标”假新闻

　　据《日本经济新闻》1日报道，伊朗石油公司总经理诺扎里向媒体宣布，对于有日本企业权益的伊朗西南部阿扎德甘油田准备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开发。总经理诺扎里更是称“上周已经和中国企业就开发阿扎德甘油田协商过了，中国企业代表团下周将赴伊朗谈判”。

　　对此，日本媒体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是伊朗拉拢中国希望对伊朗的制裁决议进行抵制，日本利益将受损失。

　　之前，日本企业由于“受制于美国”，迟迟不能开发阿扎德干油田，伊朗政府决定将日本公司的开发权益由70%降低至10%。

　　但是就在2日，《日本经济新闻》网站上悄悄注销一则消息，称日本经济产业相在内阁会议后称，“伊朗与中国正在谈判的油田是亚达瓦兰油田，不是什么阿扎德甘油田。”从而证明了《日本经济新闻》之前的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

日本将“东海思维”用到伊朗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这次“乌龙”报道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确实反映了日本官方和媒体对于中国与伊朗能源合作的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联想到“自己”的阿扎德甘油田。同时官方对媒体此类报道非常在意，迅速查证，出来辟谣。

　　实际情况是，中国企业最近一桩和伊方的油田合作项目是开发伊朗南部的亚达瓦兰油田，与阿扎德甘油田毫无关系。而且中国与伊朗商谈开发亚达瓦兰油田时间已久，已经不是新闻。

　　不过即使是两个油田毫不相关，日本媒体也能“联想”到一起，而且“联想”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根据“台湾日本研究所”引述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媒体考虑到阿扎德甘和亚达瓦兰离得太近，竟然提醒政府注意：如果中国开发亚达瓦兰油田，会从地下把阿扎德甘油田的油“吸走”！这种思维，与此前有日本媒体担心中国在东海开采春晓油气田可能会把附近其它“属于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的荒唐说法如出一辙。

中伊能源合作不断进步

　　根据查证，日本媒体报道的根据恐怕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诺扎里曾称，如果日本不能尽快按合同开工，就将把合同转给其它有实力的公司，既可能由伊朗本国公司来承包，也可能由俄罗斯、中国企业来承包。但是，日本方面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伊朗由于日方不能按时履行合同而发出的“威胁”。况且这种话在过去已说过多次，驻在伊朗的各国媒体早已不觉新鲜。伊朗官方也从来没有具体指出目前会把阿扎德甘油田交由中国企业来完成。

　　中国企业近来和伊朗的能源合作不断取得进步。合作成果最突出的是中伊将签署亚达瓦兰油田项目和千亿美元液化天然气项目。亚达瓦兰油田位于伊朗南部，目前已探明原油储量逾三百亿桶，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如果成功签约，这意味着中国能源供应将大有保障，战略储备油项目的建设也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国可能成为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的代罪羔羊

　　中国将成为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争议焦点。倘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而中国又不愿采取降低顺差的政策，要求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声浪将会增大。布什政府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若在施政上不愿坦然面对美国经济问题，中国势将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代罪羔羊。

　　知名国际事务评论家、畅销书籍《世界是平的》（TheWorldisFlat）作者佛里曼（ThomasFriedman）在《纽约时报》以《中国：代罪羔羊或史波尼克火箭》撰文指出，伊拉克是本次大选中，共和党党内争论核心，而中国议题很可能成为影响2008年美国政治的重大因素，以及未来民主党党内争论的焦点。

参众院变天保护主义兴起

　　佛里曼指出，过去几年因布什政府将外交事务焦点集中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加上民主党无法主导参众两院，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民主党重掌国会与美国中产阶级焦虑等二因素，将让中国再成美国政治重要议题。

　　在民主党未来主导的参众两院内，众议院未来新议长佩洛西女士在经济与人权问题上，长期以来都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民主党籍俄亥俄州参议员布朗更因该州许多制造业工作机会转向亚洲，在经济上倾向采取保护主义。

　　另一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所得焦虑，科技与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得以取代已开发国家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工作，导致近年美国的生产力与GDP虽逐年成长，但中产阶级平均薪资却纹风不动。

施政不力中国成代罪羔羊

　　在意识形态价值差异与选民压力下，佛里曼预测，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将可能推动保护主义立法，自由贸易的扩张势将趋缓，倘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而中国又不愿采取降低顺差的政策，要求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声浪将会增大。

　　美中经贸关系反映出廿一世纪美国工人面临的挑战，中国势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争论焦点，而在解决方案上，昔日苏联发射史波尼克火箭后，美国曾积极拟定策略戮力超越苏联，但佛里曼质疑，现布什政府及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可能会以中国为“代罪羔羊”，将自身施政不力责任全归咎是中国的错，而将中国推上2008年总统大选火线。

美国决策官员少有中国通 布什外交重点不是中国

【网讯】布什政府内主管对中国事务的官员中，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通”甚少，反而是“俄罗斯通”与“欧洲通”不少，引发大陆媒体揣测：美国政府是否担心“中国通”会同情中国，而不愿提拔任用。

　　据《环球时报》报道，布什政府过去六年跟中国打交道较多的官员，例如：鲍尔、赖斯、斯诺等人均非“中国通”，而在执掌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内，上至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等亦是如此。

　　报道指出，提出中国应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概念的前副国务卿佐立克，以及主管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凯利，专业背景均是经济领域，现专责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外交历练则多在欧洲。新上任的财长鲍尔森虽熟悉中国事务，但欠缺行政历练，且又搭建级别更高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平台，反而缩小发挥自身优势空间。

　　为何布什政府内欠缺“中国通”？有分析家从阴谋论角度分析称，是为避免因长期研究中国，进而对中国产生好感，在谈判时会偏袒中国、损及美国利益。但是，为何负责欧洲事务官员又多是“欧洲通”？

　　报道认为，中美关系确实对美国十分重要，但目前布什政府的外交重点并非中国，而是伊拉克与中东，且中美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期，中美关系并未严重恶化、或是重要到需要“中国通”执掌的地步。

美国中期选举后的中美关系：动荡之后归于平淡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获得了对参众两院多数的控制权，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将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有分析称，每一次美国国内政坛势力重组后，一般均会出现短期的中美关系动荡时期，但一段时间后又会绚然归于平淡，这一次预计也不会例外。

　　凤凰网分析文章说，美中期选举结果公布后，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其他地方，都有对选举结果的许多评论。面对民主党获得参众两院多数的结果，中国官方反应谨慎；一些学者则担忧民主党获得多数后，由于该党在人权、贸易问题上素来对中国立场比较强硬，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杂音。

　　这一担忧有一定道理。中美关系已经形成其深层逻辑结构，即既合作又潜在竞争乃至冲突，中美关系将是本世纪，也是中美两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控制美国参众两院多数后，人权、贸易等问题上可能会暂时出现一些杂音，尤其是担任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议员佩洛西，素来在对华问题上持强硬立场。

　　但从中美关系近十几年的历史来看，随着中美关系深层逻辑结构的形成，这一关系也形成了一个自我调节机制，亦即每一次美国国内政坛势力重组后，一般均会出现短期的中美关系动荡时期，但一段时间后又会绚然归于平淡；尤其是随着双方沟通和两国合作的增加，美政坛势力重组初期的对华激进势力都会趋于务实和低调。去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持激进态度的美国参议员舒墨（民主党）和格兰海姆（共和党），在到访中国之后态度适当转为温和，就是一个例子。

　　就近期而言，据来自民主党华盛顿圈内的消息，民主党内部有较为强烈的声音主张，一旦该党掌控参众两院，美国应向平壤派遣议会代表团，以先期出面进行沟通。民主党对布什的施压，虽不一定能迫使布什果真直接与平壤对话，但却可能促使其在朝核问题采取相对务实的立场，而这不但符合中国利益，也将拓展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新的合作空间。中国和美国民主党的这一立场接近，又正好成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良性互动的有利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