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禁 维基百科再度登陆

中国解禁 维基百科再度登陆

网上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在被中国当局封杀一年多后，周四（16日）终于可以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对此表示欢迎。

中文版的维基百科的主页，现在能够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显示出来；现在要搜寻讯息，只要输入的词汇与政治无关，搜寻结果也会出现。

不过，一些敏感的词汇，被中国当局视为禁忌的，例如“六-四”天-安-门-事-件，仍然受到封杀。

中国当局一直以来都对网站进行审查，只要它认为有关网站的内容怂恿颠覆中共政权或不利政府的都会被封杀。

目前还不清楚在去年10月被封杀的维基百科网站为何在中国大陆获得解禁。

立场坚定

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说，她没有听说过有关的维基百科的报道。不过，她却补充说，中国支持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有1.23亿网民，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互联网国家。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这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人权组织一再指责西方互联网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对中国的审查屈膝。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维基百科的创办人吉米·威尔斯面对中国当局的强权，采取耐心等待的策略，这个例子显示如果一家外国公司立场坚定，北京当局到最终也会让步。

该组织指出，“中国政府很务实，不希望中国互联网没有外国公司参与，因此美国公司与中国仍有谈判余地。”

行政性垄断争议悬而未解 反垄断法年底出台无望

【网讯】一直传言将于年底通过的《反垄断法》料将再次推迟出台，参与该法律起草工作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日前透露，由于在规制行政性垄断上仍存在争议，《反垄断法》预计将推迟至2005年7、8月才能出台。据悉，该部法律草案1987年正式开始草拟，至今已历时十二年。

　　香港《大公报》报道，郭京毅指出，目前《反垄断法》的出台已不存在技术难点，但仍需继续经全国人大审议，其症结在于草案条款与现有产业部门的职权和相关行业法规之间难以协调。他表示在传统公用事业中的许多产业如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均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加以管理。这些部门本身既是行业监管者，又是垄断的维持者，以政府原有的法律、政策为护身符，限制了竞争，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倘若将来按照《反垄断法》的条款对这部分垄断行业进行制裁或解散，就会触及这些部门的行政职权及相关的行业法规，如何协调目前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正因各方对此争执不下，《反垄断法》才一拖再拖，难以按照预期在年底出台。

　　郭京毅还透露，即便《反垄断法》最终顺利出炉，也不能对其寄予太高期望，因为解决棘手的行政性垄断，还需要考虑相关领域的改革互动，如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他介绍说：“它虽然被称为经济宪法，但不可能完全靠这样一部法律来解决，目前的体制设置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存在大量的产业部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力量过大，行业协会又官办色彩太浓，要解决问题，必须依靠改革来获得发展。”

　　目前，在讨论《反垄断法》草案时，还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做强做大”的时代，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希望自身行业发展越大越好，故不是反垄断的时候。但郭京毅指出，制定《反垄断法》，实际上不会对“做强做大”产生不良影响，相反只会促进公平竞争。他解释说：“如果你的做强做大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大家自然欢迎。但若建立在行业垄断的前提下，那就有问题了。”

　　《反垄断法》草案的草拟及审议一直备受关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成立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提出了《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到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中国开始起草反垄断法，至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完成。今年6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反垄断法草案》，6月24日，该法草案被写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里，正式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

彻查深圳法院司法腐败 中国反腐的无奈选择

检察部门通报深圳中院五名法官涉嫌犯罪情况

　　深圳市检察将对五名涉嫌贪污受贿而被拘押的高级法官中的三人提起公诉。这五名因为受贿而被拘押的法官分别是深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裴洪泉、三名深圳市中级法院的部门领导以及一名深圳市中级法院的退休法官。分析称，此案一方面揭示中国司法腐败的严重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惩治司法腐败方面的非常明智。

　　深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裴洪泉和他的前妻李慧丽今年9月底因涉嫌受贿被捕。李慧丽当时任职深圳市中级法院的死刑部主任。检察官表示，他们在裴洪泉的家里查到2700万元人民币和95万美元的现钞。深圳市检察院没有说明三名即将面临起诉的法官将会被以什么罪名起诉。

　　美国之音报道说，北京理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深圳市的三名法官被起诉，反映了中国政府在惩治司法腐败方面，还是在尽力作一些事。他说：“深圳三个法官被起诉，这应当说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惩治司法腐败方面还是在做一些工作。”

　　胡星斗认为，中国政府惩治司法界的贪污腐败现象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不能维持，那么社会的动乱就迟早无法避免。反过来，如果能够把司法队伍清理干净，也才可能杜绝其它各个领域里的腐败现象。

　　胡星斗说：“法官的腐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目前的中国，说实话，腐败可能几乎到了所有的领域，法院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司法可以说是民众之间博弈、或者是官民之间博弈的一个关键场所，所以司法界可能更容易腐败，有可能腐败的更加严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卢海君也认为，反观一些法治发达的国家，中国差距太大，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统计，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1960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200年来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

　　司法腐败是制度问题，现在必须下大决心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就此，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0月表示，中国法官的腐败现象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痼疾，他保证要对贪污腐败的法官严厉惩罚，以恢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中共中央党校揭开神秘面纱 受西方政要青睐

　　自1955年正式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便是中共培养党的高中级官员和马克思理论官员的最高学府，由于授课对象特别，可上讲台的教员又都是经严格的政治及业务审核，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党校便以神秘而著称。可近几年，它正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政要留下足迹。

　　中共中央党校座落北京西郊，门口一左一右有两位武警站岗，以显庄重和威严。中央党校设立的网址介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官员和马克思理论官员的最高学府。该校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马列学院，1955年8月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年文革开始，中央党校被停办，1977年恢复。现任校长为曾庆红，教师近六百名，每学期学员一千六百名。还设有六个博士授权点，十四个硕士授权点。

　　《亚洲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央党校的历任校长都有中共的重要领袖担任，刘少奇、华国锋、王震都曾出任校长。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993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后，中央党校变成了讨论政治改革的基地，开始揭开神秘面纱，先后邀请许多西方人士作报告。近年来，中共中央党校更成为外国政要青睐之地，有些国家首脑访问北京，都希望到中央党校走走，与学员交流。美国总统布什在首次访华的行程中就曾经计划访问中央党校。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进行了上任以来首次访问（见图）。拉姆斯菲尔德是布什政府中“鹰派”的代表，到访北京的三天得到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高规格的接见。此外，北京还满足了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央党校和军事科学院的要求。在中央党校，拉姆斯菲尔德如愿发表了演讲，回答学员的提问。其实早于拉姆斯菲尔之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行也来到这里，与党校的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2005年10月25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走进中央党校礼堂，作题为《中国在新亚洲的和平发展》的演讲，七百多学员出席，光省部级官员就坐满了前三排。场内气氛活跃，笑声掌声不断，校方用闭路电视在教室里现场直播。

　　因为中央党校授课对象特别，可上讲台的教员都经严格的政治及业务审核，邀请国外学者来校更是微乎其微。现在，这样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0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小报告厅三百多个席位坐满了听众，讲台前站着一位特别的讲者，看上去近六十岁的外国人，满脸的胡须有些花白，他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受中国有关方面邀请，彼得?皮奥特专程到中央党校以“爱滋病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一主题，为党校的部分教职学员作爱滋病的“国际形势”报告。演讲结束，彼得?皮奥特代表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向为防治爱滋病作出卓越贡献的爱滋病宣传员、演员濮存昕、中央党校教授靳薇颁奖。

传中梵将建关系小组 北京权威人士：可能性不大

【网讯】近日外界盛传梵蒂冈授意陈日君枢机退休后掌管中梵关系小组，北京相关权威人士15日就此首次表态，称北京有注意到这一传闻，但不宜对未经证实的传闻加以评论，不过就目前情形更应相信这些传闻属于个人意愿的表达，可能性不大。

　　香港《大公报》报道，这位权威人士表示，“教廷新近出现了一些重要人士调整，会否因此对华政策产生新的思路，我们一直在观察，至于教廷或将成立中梵小组，这个我们也高度关注，我们将继续积极推进中梵关系的改善，对梵蒂冈的基本立场不变。”

　　据介绍，罗马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现已正式卸任，目前该职由贝尔托内枢机主教担任，贝尔托内在众多场合发出“要与所有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声明。该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北京注意到外界关于教廷将成立中梵关系小组的传闻，北京与罗马教廷亦有自己的沟通渠道，目前仍很畅通，不过至今并未收到相关信息，一切有待观察。

　　而被问及外界纷传香港陈日君枢机主教，于近日获教廷接纳退休要求，并有望掌管新成立中梵关系小组，该权威人士说，“陈日君枢机本人不是已经否认了吗？我相信这些更多的是个人意愿的表达。”

　　陈日君日前出席公开活动时重申，他至今尚未知晓教宗是否接纳其退休的申请，以及收到教廷要成立中梵关系小组的消息。至于香港教会有关人士猜测，教廷若成立中梵关系小组，可以设在香港，该权威人士强调，对悬而未决的事不便做任何评定，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梵关系此前曾出现短暂回温征兆。在今年7月闭幕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上，梵蒂冈代表团成员、枢机主教团副团长、法国枢机主教艾切卡雷，主动与引发日前中梵主教角力升级的核心人物——中国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握手，并对他近期被祝圣为主教表示祝贺。

　　但是，中国不愿见到国内的天主教徒对教皇——也是另一个国家的领袖——效忠。“中国其实是想效法英国国教的传统，认为中国公民应该效忠国家，而非他国宗教领袖。这个原因也是中梵互不往来这么多年的主要理由。”尤其是与外国有关系的组织，这使政府难以控制本国的天主教会。

　　目前，中梵僵硬的关系并未因这些表面的细节而有所突破。美国之音曾引述设在美国的天主教人权组织、龚品梅主教基金会会长龚民权的话说，中国和梵蒂冈的未来关系走向取决于主教的任命权。他说，中国必须实行真正的宗教自由，当局必须释放那些被关在监狱中的神父、主教和天主教徒。但是，龚民权对这些并不感到乐观，他说，除非他能看到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证据。

在任清廉退休腐败 官员权力“期权”高明又隐秘

　　由于“期权化腐败”实施过程十分隐秘，安全系数更大，所以逐渐成为愈演愈烈的腐败难点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分析称，目前缺失具体的法律条文加以界定和规范，为期权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本周刊发曹儒国署名文章，对“权力期权化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说，官员权力期权化，是指官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当时并没有获取非法受益，而是在一段时间后（如离开这个岗位后或者退休以后）再兑现利益。其实施过程十分隐秘，较之传统腐败手段更为高明，安全系数也大，所以有愈演愈烈之势。

　　文章分析称，“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离职前在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

　　浙东南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通过各种关系精心策划，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地块出让给某私营企业。该企业借此开发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后，日进斗金，成了亿元户。房管办负责人退休后，该企业老板把他聘为本公司官员，年薪三十万，高级住房一套，附带每年几万元的请客送礼签批权。

　　浙西某县级市城建局局长，在位时为某建筑企业在几次重大项目的公开招投标过程中施加权力影响，并亲自出面替该企业弄到了银行贷款，使原本实力不强的企业一年内窜升至当地建筑企业中的“龙头老大”。该局长退休后，企业将其派往江西负责业务，实则坐在家里收钱。

　　权力期权有两类形式，一类是自己在位时违背官员选拔任用程式，提拔“听话”或与自己有这样那样关系的官员，在要害部门担任要职；另一类是在自己退休前，向组织上推荐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接班人。这样，自己虽然退出权力中心，但仍然能够享受到在权力中心的种种方便和好处。

　　“权力期权化”的产生，权力监管制度存在问题是主因。文章指出，政府权力过大，对经济干预过多，容易造成利益牵扯，或者导致暗箱操作；行政决策程序不够科学，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分权制衡，为权力的自由行使提供了便利；政府信息发布不够充分，中国没有完善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政府信息由部门和少数人员内部掌控，信息的垄断和时间差，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信息谋取利益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监督机制往往流于形式，上级对下级监督缺了解，平级之间监督缺保障，下级对上级监督缺权力支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带有滞后性。

　　但是有专家指出，鉴别权力期权困难重重。高级套房、名牌房车虽长期使用，但产权却没有正式归入官员的名下，腐败证据难以查证。浙江省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说：“带有明显期权腐败的案子，我们还没有办理过。”可见，对期权腐败现象，目前缺失具体的法律条文加以界定和规范，这就为期权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

中央多部门调查上海豪宅 重点清查国资背景发展商

【网讯】继北京三百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遭遇清查之后，类似的清查活动也在上海的房地产项目中低调展开。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调查的范围包括上海部分顶尖豪宅项目，另外一些有国资背景的发展商也是清查重点。而受宏观调控不断深化的影响，上海部分大小银行已基本停止向房地产开发项目新发贷款，业内称上海楼市将步入“微利时代”，开发商将从现在的四千家减少到三千家。

　　香港《大公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上海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是在一周之前收到通知，要求将楼盘各项原始资料提交上去重新统计。调查内容包括楼盘相关土地证明、产证登记、销售账目、利润以及财务报表等详细数据。

多部门牵头调查

　　来自《上海证券报》的报道说，此次调查来头不小，发起方包括银监会、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建设部等多个房地产行业的主管部门，规模可说空前。业内人士称，由于调查所发放表格的内容包括各方面信息，所以很难猜测主要是针对哪些环节。

　　据悉，此次调查中有不少是上海市场上最豪华的天价项目。因此有业内人士猜测，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针对豪宅价格的不明朗体系，看看销售过程中是否有暗箱操作的内部交易情况。而且调查范围不仅限于开发商本身，与项目股权和资金有过往来的所有行业机构，包括银行和相关公司等都在此次调查范围内。

订价高“楼板价”26倍

　　有消息人士称，此次调查的另一个重点是有国资背景的房产项目。该消息人士称，很多收到调查通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有国资背景，另有一些豪宅项目虽然开发商并非国资背景，却也是在早年通过与某些政府官员的“好交情”才顺利拿地的。该人士认为，此前中央对各地楼市的总体清查很有可能就是为这次针对性强的审查做铺垫。

　　另外，上海当地媒体近日来有不少关于豪宅乱开天价的议论。《上海证券报》说，号称“上海第一豪宅”的汤臣一品土地成本仅为约六亿元人民币，按照其14.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计算，楼板价应为每平方米4225元，而现在的平均售价11万元却是其楼板价的26倍。汤臣一品自开盘以来仅售出两套，而其在全球公开招标出售B栋整栋住宅大楼的计划也已被搁置。

个人房贷负增长

　　随着上海楼市的宏观调控措施不断深化，上海的各家银行也受到影响，近几个月以来不少银行已经停止对房地产开发项目新批贷款。据银行业内人士向本报透露，很多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从今年下半年以来已基本不对房地产开发项目新批贷款，而一些大型国有银行也从9月起停止新批房地产开发贷款。

　　据上海银监局和央行上海总部近期公布的统计显示，上海的个人房贷出现负增长，9月份减少了0.36亿元，10月份跌势更甚，下跌3.77亿元。另据《东方早报》报道，上海个人房贷的不良率也出现明显增长。今年9月末，上海中资银行个人房贷的平均不良率为0.86%，而2004年仅为0.1%左右。

开发商减少千家

　　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入，上海一些原本炒风盛行的豪宅售价也逐步下跌。据上海房地产之窗数据显示，楼市新房市场10月27日至11月2日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8571元，比起去年3月房价最高峰时的9156元，下降了6.4%。而一些原本炒风盛行、投资客集中的豪宅项目受影响程度更大。比如，世茂滨江花园的二手房价格就不断创出新低，跌幅超过两成。

　　有业内人士预言，随着宏调和房产企业审查的风声不断紧刮，上海楼市将步入“微利时代”。中原地产（上海）研究咨询部经理马冀表示，在未来两至三年内，上海楼市将从炒作为主的市场导向，转向注重供求的客户导向。房地产企业需依靠规模优势取胜，某些在炒风中“空手套白狼”的中小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而据《东方早报》报道，证大艺中总经理居培成指出，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今年以来已经从四千家减到三千多家，淘汰了25%的数量。他预测，未来上海房地产企业的淘汰率将达到75%以上，最后停留在一千家甚至数百家的水平。由于楼市低靡和银行停止放贷，很多缺少融资渠道的中小房地产企业不得不吐地自保。10月下旬至今，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房地产公司出让产权项目已经达七个，而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则趁机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吃地。

胡布会前首次举行人权展 中国展示改善人权状况

【网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透露，中国将举办首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旨在真实纪录中国57年来在促进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维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情况。此展览的举行正值APEC胡布会期间，据了解，美国总统布什将就中国的人权等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讨论。

　　《中国青年报》 报道，展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旨在宣传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示中国政府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出的努力，传播人权知识。将于11月17日至2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展览展场面积达2660平方米，将展出700余幅图片，250件法律文本等实物，330册人权图书和24册图表，真实纪录了中国在促进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维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情况，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57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以及新一届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主张。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表示，举办以人权为主题的综合性展览，在中国是第一次，“据我们了解，在世界上、国际上也没有先例。”

　　据了解，西方国家及国际人权组织经常以人权状况抨击中国政府，由于民主党一直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比较关注，美国高级政府官员13日在华盛顿指出，总统布什将在此次亚太经合会议上就中国的人权、宗教等问题与国家主席胡锦涛讨论。有分析称，人权展的举办是希望向外界传达中国人权改善情况。

统计数据水分多 国家统计局要垂直管理保证质量

【网讯】北京计划在2006年底之前实现乡镇统计科室从乡镇剥离，成立隶属于区县一级统计局的统计所，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统计的垂直管理。有分析指，北京的改革是全国统计部门行政改革的前奏，统计部门改革则是中央改革行政体制、向地方收回权力的一个步骤。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15日在参加大兴区统计局基层统计所揭牌仪式上表示，当前经济体制正发生着深刻变动，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凸显，而实现统计的垂直管理是保证统计质量的重要举措。北京市基层统计的“撤科改所”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据了解，北京市的基层统计部门变成直属统计局的统计所后，其人员纳入区统计局人事编制，工作经费划归区统计部门的财政预算。

　　街道和乡镇一级统计机构是统计数据采集工作的源头，但其统计力量在三级统计机构中却最为薄弱。由于其在人事和财政上划归为街道或乡镇一级政府管理，在某些地方，不仅其工作经费没有得到保证，而且在统计工作外，还会承担主管政府部门下发的其他任务，最终影响了基层统计数据质量，成为国内统计数据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为此，学界一直呼吁，要在国家统计局的主管下形成统计的垂直管理，以加强县级统计部门控制统计数据质量的能力。

　　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再度引起“是否存在过热隐忧”争议颇多无奈。一位经济学家近指出，“其实，在经济冷热之争的背后，还隐藏着‘实际的经济增长能否在统计数字或统计指标中得以真实反映’的问题。”他说，“基于不同的宏观数据或经济指标，不同的研究者常常会对形势做出不同的判断和分析，有的甚至大相径庭。

　　这位经济学家坦言，从根源上说，目前经济基础数据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仍是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和统计体制痼疾，这在各地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的种种怪现象中均表现生动。在这种体制下，各级统计工作难免受到诸多制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下放造成地方滥权，影响中央政令推行。近期已有迹象显示，中共中央开始把地方的“人、财、物”等权限收回中央，寻求“垂直管理”，集权于上，确保政令推动。同时进一步扩及审计和环保等权力，以加强中央部门执法监管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为此，中共中央寻求“垂直管理”，集权于上，确保政令推动。今年，国家环保总局组建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等五个环境保护督察中心，连同上海、广东、四川、北方、东北、西北等六个与核辐射安全监督站，一共十一个环保单位的执法监督机构，直接由国家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以减少地方对环保执法的干扰。

上海社保案落马贪官再涉贱卖土地 中纪委已介入

【网讯】原上海电气董事长、上广电前总裁王成明因上海社保案落马后，日前有媒体揭露，他曾在几年前介入上海闵行区某块近554亩别墅用地被贱卖交易的内幕。有知情人士称，王成明被“双规”后，中纪委曾派人约谈相关人员，并调阅该别墅地块的相关文件。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这块审批性质为别墅用地的地块，在2000年被莘庄工业区以“吸引上广电投资”为由，卖给上广电集团和神秘民营企业闵华实业。转让价为每亩37万元，总价2.05亿元，比此前与某新加坡公司意向价便宜近一亿。时任上广电总裁的王成明出席签约仪式。

　　但查询上广电的相关年报，以及上海广电股份向集团转让“上海广电地产有限公司”时候所做资产评估，包括上广电旗下地产公司的工商材料，均未显示它们持有这笔巨额土地资产的迹象。

　　涉案土地位于上海闵行区莘庄银都路与中春路之间的大盘，目前在售的是它的三期“悠兰苑”。很少有人知道，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原上海电气董事长、上广电前总裁王成明，曾介入这块别墅用地的交易。

　　原莘庄工业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国庆称，五年前，这块近600亩的土地，属于当时的上海市莘庄工业区总公司。据公开资料，上海市莘庄工业区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95年8月批准成立的市级工业区。它以原莘北工业区和申莘工业区为基础，南起颛桥横沙河，北至顾戴路，原面积占地13.65平方公里，后拓展为15.42平方公里。闵行区政府正式授权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和莘庄工业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又称莘庄工业区总公司，管委会和总公司为一个机构两个牌子），负责开发建设工作。

　　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原财务部部长邱玉莲说，这是为了解决收支平衡问题。搞开发区的一般原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以招商引资为主要职责的开发区管委会，在工业用地价格上必须常常给予优惠才能招到商；而“三通一平”、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投资不菲；此外，对征用土地上的失地农民，根据上海有关政策，除了现金补偿外还必须安排工作或者给予生活补贴。

　　熟悉工业区运作的知情人士称，当时想法是自己开发，弥补工业开发的账面亏损。在这个思路指引下，莘庄工业区先后成立了莘闵房地产、昕城房地产和“上海雅苑房地产开发公司”，后者对这块别墅用地进行了平整，准备自行开发。

　　“地价是每亩52万，在意向合同时交20%、正式签约交40%，正式办好手续交地后交30%。”事关重大，李国庆依然记得当时出让意向确定的土地价格和付款方式。按这个数字计算，暂不考虑国家税费，开发区管委会可得现金2.98亿。

　　在签约前一个星期，李国庆忽然接到杨开平的指令，称“此事情不用你负责了”，并要求他通知新加坡俐马公司取消签约。

　　李国庆回忆，“当时新方对此颇为失望，电话来问是否对价格不满意。”但李只能回答，领导对此地块另有安排。后来，俐马公司在浦东新区拿到地，在碧云国际小区开发了维诗凯亚（俐马花园）项目。

　　很快，答案揭晓，杨开平在一次总经理办公会上声称，为了吸引上广电的投资，将把这块地卖给上广电集团开发房地产。知情人透露，这次转让每亩37万的均价，总价便宜了将近一亿。

　　为证实此事，该媒体10月31日到上海闵行区工商局查询“上海雅苑房地产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但被告知，该公司的资料需持中央或上海纪委、检察院的证件以及介绍信才能调阅计算机中的副本。

　　闵行区一知情人士透露，王成明在被中纪委双规后，中纪委已派人到工业区约谈相关人员，并调阅南郊别墅地块的相关文件。

国务院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严惩官商勾结商业贿赂

【网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强调要坚决惩治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此外，全面指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国务院“1＋5”文件也即将下发。

　　近期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及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令外界关注中国官商勾结问题。中新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重点要完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健全市场监管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国务院会议特别提到，当前重点要抓好三项工作：完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完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坚决惩治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社会公平正义”、“官商勾结”这些概念，说明高层认识到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切迫性。

指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即将下发

　　继今年中共中央初步构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后，全面指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国务院“1＋5”文件也即将下发。“这是国务院在关键性问题上的重要部署。”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表示。

　　9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主持召开了“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上相关省部单位交流了行政改革的经验，并就“1＋5文件”的起草内容征求了意见。

严管党政机关公务接待

　　会议指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反腐倡廉、改进机关作风的一件大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李全博士分析，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目前自收自支的预算外收益纳入预算内，实行收支两条线；另一个是目前预算内的行政事业经费，其中的招待费比例及其额度需要对之进一步细化。

　　今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曾提供一个数据：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百亿元。

　　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各级政府统计内的预算外收费高达五千亿元，统计外的预算外收入超过五千亿元。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中央动手向地方收权加强权威

【网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下放造成地方滥权，影响中央政令推行。近期已有迹象显示，中共中央开始把地方的“人、财、物”等权限收回中央，寻求“垂直管理”，集权于上，确保政令推动。同时进一步扩及审计和环保等权力，以加强中央部门执法监管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瞭望》周刊指出，中共政府职能部门长久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官员”，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地方政府则掌管“人、财、物”。在此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经常动用上述权力，影响职能部门执法，损害中央政令的统一推行。

地方官员为私利干扰执法

　　以环保为例，今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许多地方环保局长的“乌纱帽”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一些官员用“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直接干扰环境执法，导致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

　　《瞭望》周刊调查发现，一些市、县的地方官员甚至直接告诉环保局长，“我不管这个项目有没有污染，要么你就批准，要么就下台，我换个人来批。”中共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去年公开批评，地方政府为一己之利，不理会中央政令，导致“令不出中南海”，地方的滥权程度，可见一斑。

　　为此，中共中央寻求“垂直管理”，集权于上，确保政令推动。今年，国家环保总局组建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等五个环境保护督察中心，连同上海、广东、四川、北方、东北、西北等六个与核辐射安全监督站，一共十一个环保单位的执法监督机构，直接由国家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以减少地方对环保执法的干扰。

　　地方滥权使施政数据失真早为各界所诟病。据报道，2000年至2004年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的GDP总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总量，分别高出8.7%、9.7%、11.7%、15.6%和19.5%，浮夸造假愈演愈烈。

垂直管理让政令上传下达

　　除此，作为最大利益资源的土地，在地方上更是赤裸裸各行其是。按规定，中央对土地管理分为五级制，从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省土地厅、市土地局到县土地局，各司其职。但地方政府经常集土地规画、审批、出让金收取等权力于一身，置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政令于不顾，遭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逐年遽增。即使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也控制不住滥权的势头。

　　据《经济学人》报道，去年3月，中央政府为降温房地产过度开发，通令全国进行调控，然而上海房价依然飙高，北京房价今年头两个月涨幅竟比上年同期超出17%，理由是北京奥运逼近，不开发不行。为向民众提供廉价住房，中央日前下令各地广建平民住宅，也未得到地方的积极响应，主要是廉价住房没有赚头，地方政府兴趣不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坚决支持中央对地方实施“垂直管理”，好处是有效避免地方政府干扰，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第二个好处是有利于资源配置，包括人员调动、资金和设备等都可经由中央统筹安排，减少重复浪费。

中国举办人权展览的政治内涵和外交意义

　　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对象。但是，北京并不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糟糕。国务委员唐家璇就曾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好的。由于加拿大要求把人权议题放入会谈内容，中国日前已拒绝在亚太经合会峰会期间安排两国领袖正式会谈。不仅如此，中国还将举办首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宣传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示中国政府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出的努力。

　　国际特赦及人权观察组织多次促请西方国家领袖向中国施压，要求改善人权。为此，中国与美国打了不少口水仗。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获胜，就引起不少学者的担忧——民主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素来对立场强硬，因此中美关系很可能出现杂音。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透露，中国将举办首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真实纪录中国57年来在促进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维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情况。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表示，“举办以人权为主题的综合性展览，在中国是第一次，而且在世界上、国际上也没有先例”。这话听起来似乎充满自豪，不过，仔细玩味却会觉得，中国举办人权展，与其说是自信心的展示，毋宁说是一种外交手段。

　　中美之间多年来在人权问题上争拗不断，可以说，人权问题已经脱离了本身的性质，演化为一个外交政治问题，和贸易摩擦、军事对峙等问题没有区别，只是双方角力的一种方式。

　　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有人故意夸大人权问题，丑化中国形象，并指责某些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但是这一次，中国从被动的解释、抵制，到不动声色地举办人权展，“宣传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示的不仅仅是自信，更不是对抗或挑衅，而是外交手段从被动走向主动，着力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

　　贪腐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口实。中国在国内大力肃贪的同时，也适时向国际社会展示反腐的决心——中国主动向联合国相关部门提出动议，发起成立由各国反贪机构组成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于10月25日召开第一次年会，并当选为首任主席国，在国际反贪合作领域确立了中国的主导地位。

　　中国外交正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中非北京峰会11月初在北京召开，北京了接待超过四十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而在此之前的10月31日，中国和东南亚十国的领袖在广西南宁举办了“中国—东盟峰会”；东盟峰会不到半年前，中国也成功地在6月的上海举办了第五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对于前香港卫生署长陈冯富珍将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些中国问题分析家也认为，这凸显出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外交手段获得成功，赢取了发展中国家的信任。

　　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做法，与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上任以来所提出的和谐理念息息相关。经济上的成功从来不会是一个国家的目标，而是其实现社会公义和个人解放的手段和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让国际社会看到了这种发展趋势。

　　因此，中国此时举办“人权展”，既是积极主动外交策略的延伸，也是和谐社会理念的表现。至于展览的内容，也许并不重要。（环球网 刘苏）

广西有个越南高官摇篮 曾免费培养七千越南官员

【网讯】广西桂林有所为越南培养出众多高官的学校，这便是旧址位于广西师范大学内的育才学校。当年广西育才学校一切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提供，曾培养过近七千名越南教师及官员，是越南在国外的第一个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基地。

　　香港《文汇报》报道，广西师范大学表示，该校1951年10月1日成立，1958年解散，近八年时间内，为越南培养出近七千名教师和官员，其中有近两千名后来成为越南教育界骨干，不少人现已成为越南党和国家高级官员。

　　“许多学生后来成为越南的党政官员、知名学者和富有成就的企业家，”广西师范大学宣传部蒙老师举例，在政治方面，广西育才学校培养出5位越南政治局委员，22位越南部级领导，其中包括越南国务院副总理武宽、中组部部长陈庭欢、越南党中央监控委员会主席武国雄、越南政府办公厅主任段孟骄、越南前内务部代部长范国英和越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武高潘等。

　　蒙老师介绍，为纪念这一段难忘的岁月，广西师范大学特意保留育才校区名字，当地更将通往该校的一条街道命名为育才路。2003年，中越两国在该校育才校区竖立了“育才学校纪念碑”。

　　2005年10月，越南总理阮晋勇到广西育才学校旧址访问，有媒体报道说“阮晋勇曾在广西育才学校就读”。但蒙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报道不正确。”翻阅所有史料，从未查出阮晋勇曾就读广西育才学校的纪录。阮晋勇之所以访问广西师范大学，除学校的历史意义外，还因为广西师大“是越南留学生最多的中国学校”。

外电：中国房价暴涨 群众愤怒开始爆发


（中国）大洋网

　　韩国媒体近日报道称，持续实现高度增长的中国也因数年的“房价暴涨”而感到头疼不已，群众的愤怒也开始爆发，中国各地方政府对公开房屋成本价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朝鲜日报》13日就此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也出现“公开房屋成本价”争论》，要点如下：

　　“房价每年以两位数上涨。就算辛苦攒钱10年也买不起城市的一间房。房地产经营商谋取暴利是其原因。要无条件公开房屋成本价。”“要找回理性。房价暴涨不是因房地产商谋取暴利，而是中国经济问题。公开成本价，会使市场经济萎缩。”

　　这不是韩国的事情，而是最近在中国出现的“公开房屋成本价”争论。

　　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房价接连出现暴涨趋势，中小城市也相继出现房价上涨的趋势。虽然今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附加税、上调利率、加强对外国人购买房产管理等多种对策，但房价没有出现丝毫降低迹象。

　　网上谴责房地产开发商的文章铺天盖地。要求“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公开房屋成本价”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很多中国专家也表示：“现在不能继续将房地产问题视为市场问题。”并赞成公开成本价。

　　但地产商及其支持者也毫不示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楼建波就力挺房地产开发商称：“房价上涨是工资不均衡所致，是否要公开房屋成本价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质。”上海学者李华芳也站在开发商一边说：“公开房屋成本价的解决方向是错误的。”

　　眼见房产价格仍持续暴涨，中国有关部门承认一直以来所采取的抑制房屋需求的政策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现在又提出了扩大供给等新的对策。虽然不能有效控制房价的情况与韩国没什么两样，但中国有关部门至少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

　　另据香港《明报》12日报道：国家财政部本月发布的一份公报，通报39家房地产企业存在会计失真问题，财政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的房地产企业刻意隐瞒的利润率最高达57%。

　　中国房地产业存在暴利，这是连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但房产商们、某些所谓的“学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否认这个事实，财政部的检查算是给了一个定论。知道了真相只是开始，老百姓还要问问，这利润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又该怎么办？很明显，一个由各地政府掌握资源，并决定谁可以进入的市场，还是一个远未成熟和健康的市场，也必然会产生暴利。如何通过公平公正分配资源，并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将房产商的暴利降下来，将过高的房价降下来，是主管部门应该认真考虑的。 (来源:新华网)

● 吴俊刚
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

——宋·王岩

　　有个县令，廉洁自矜，其实暗地里贪污腐败。一天，他在衙门外贴上了告示，申明某月某日将是自己的生日，要求大家不得送礼。当然，跟官府有勾结的人都知道，这是假话。生日当天，大家自然也厚礼上门祝贺，县令当然也一一致谢收下。

　　不久，人们又看到告示，这回是县令夫人将于某月某日生日，照样不得送礼。有个叫王岩的进士很看不过眼，于是写下了一首《鹭鸶诗》讽刺他，当中有两句，就是篇首所引的，“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

　　鹤是清廉高雅的象征，鹭鸶外表看起来很像鹤，却是一种专在湖泊、水田或沼泽地带啄食小鱼的水鸟，当它从远处飞来时，人们可能误以为是鹤，等到它落了地，吃鱼的本性马上就显露无遗了。

　　在民选制度底下，政治人物往往打着清廉的口号获取选票上台，权力一到手，马上就原形毕露。政治人物肯定比鹭鸶更会伪装，贪污的手段千奇百怪，往往也不是像鹭鸶那样容易被识破。贪，似乎又是人的天性，人一旦有了权力，也总是和贪污脱离不了干系。因此，西哲有云，“权力使人腐败，使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四分之三的国家贪污严重

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刚发表的“2006清廉指数”，显示在163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有四分之三在贪腐问题严重之列。以0到10分来评分，有半数的国家或地区的得分少过3分。如果用100分来算就是低于30分，严重不及格。排在最前面四名是芬兰、冰岛、纽西兰（得分都是9.6）和丹麦（9.5）。新加坡排名第5，得9.4分。小小的新加坡名列前茅，成绩斐然，但看来还有向前面四个国家学习的地方。
　　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香港第15（8.3分），台湾第35（5.9分），韩国第43（5.1 分），马来西亚第44（5.0），泰国第65（3.6分），中国第71（3.3分），印度第74（3.3分），越南第118（2.6分），菲律宾第126（2.5分），印尼第134（2.4分），缅甸最后第2（1.9 分）。最后一名是中美洲的海地，只得1.8分。

　　“透明国际”这份调查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贫穷与贪腐互为因果，所有的“失败国家”也都是贪腐横行的国度。贪腐—贫穷像个怪圈，也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

　　其实，这一大堆贪腐横行的国家，不见得都是一贫如洗的国度，它们当中不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不幸的是，它们都中了所谓的“天然资源的魔咒”，同样因贪腐而无法翻身，反倒是那些缺乏天然资源的地方，不得不拼搏求存，励精图治。

　　纵观世界各地的情况，似乎贪腐是“正常”和自然的，清廉反倒成了少数，也好像是违反自然的。难怪，反腐倡廉成了一个亘古的话题。中国领导人说，贪腐可以亡党亡国，并非危言耸听。古今中外，多少政权的更迭难道不是由于统治者的贪污腐败？关键是，为什么前人贪腐后人继？为什么许许多多政治人物总是“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除了人性，似乎再难有更好的解释。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话总是很有道理的。美国的建国元老们算是很有远见的，他们看透了人性，因此拟定了制衡的制度。这一来，虽然无法避免贪腐，却可以防止贪腐系统化。　　

　　在很多地方，贪腐之所以难治，正是因为日积月累，问题早已经全身化或系统化（systemic）。印尼的尤多约诺总统估计，印尼需要30年的时间来整治贪污。这可是一代人的时间！

　　贪腐之风一旦蔓延开来，形成一种生态，就会像癌细胞扩散一样，要整治就非得进行痛苦的全身化疗不可。在一个贪腐成风的社会里，除非出现一个能行使铁腕政策的领导人，身体力行，同时建立相应机制，从上而下，严厉打击贪腐分子，否则难有成效。

不要沦为鹭鸶的天堂

据说，中国宋朝时，南方的福州有个叫郑广的海盗被招安，并封了个官职。同僚很瞧不起他，于是他趁某个场合当众吟了这么一首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众官听了，自然羞愧不已。这则小故事，确实是一个贪腐成风的政治生态的最佳写照。

　　当政治已经变成一滩浑水时，会进去混水摸鱼的大体也只有鹭鸶，而不会是白鹤。鹭鸶成群，做官的做贼，做贼的也可以当官，大家“歪哥”（闽南话贪污之意），老百姓即便手中有选票，又能奈何？台湾的“红衫军”声势浩大，却也奈何不了第一家庭和执政党。

　　眼见台湾的陈水扁总统和第一夫人吴淑珍因国务机要费被侦办，中国大陆也不能说些什么。不久前，上海的高官陈良宇才刚刚因贪腐而落马。在廉洁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不只落后于香港和澳门，也落后于台湾。

　　不久前，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行的一个对话会上，有位中国学生问起李资政对中国整治贪污的看法，资政指出，当贪污已经变得根深蒂固时，整治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有决心，它的核心领导人又能清廉自持，那么，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中国是个贪污罪成可以被枪毙的国家，中央真的有决心，并能树立楷模，肯定办得到。

　　按照李资政的看法，印尼的贪污问题比中国还大，尤多约诺总统说需要30年，也许太悲观，但10年20年是需要的。可是也需要中央有决心，并从中央做起。

　　放眼天下，政治白鹤真的是太少了，到处可见的是政治鹭鸶。白鹤和鹭鸶有不同的生态环境，要把一个鹭鸶栖息的生态环境改变成一块适合白鹤生长的净土，肯定是很困难的。我们的挑战是不让白鹤的家园沦为鹭鸶的天堂。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