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临近 北京市人事调整已开始“谋篇布局”

十七大临近 北京市人事调整已开始“谋篇布局”

【网讯】随着十七大的临近，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人事调整工作已开始“谋篇布局”。继吕锡文、李士祥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后，丁向阳和陈刚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而严重违纪的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雍战胜被免职。北京市委常委孙正才有可能从北京市委转到北京市政府工作，接替退休的翟鸿祥，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香港《大公报》报道称，近期北京市层面的人事频繁，国庆刚过，吕锡文、李士祥获中央批准，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在几天后举行的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丁向阳和陈刚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进入11月，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批准北京十个区县的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轮岗交流，并将严重违纪的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雍战胜免职。

　　报道说，孙正才作为北京市委常委，已身居副省部级，近期“极有可能”从北京市委转到北京市政府工作，接替退休的翟鸿祥，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北京市已将此上报中央并等候批准。

　　另传，孙正才早已被中央及北京市主要领导着意培养，在早前北京市委常委的选举中，原来内定的候选人意外落选，作为“陪选”的孙正才反而脱颖而出，被选入北京市委常委会，并旋即出任北京市委秘书长。

　　《大公报》早在10月9日就报道称，北京市委常委孙正才、规划委主任陈刚、发改委主任丁向阳三人，将分别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分管规划与奥运基建工作的副市长以及分管发展改革工作的副市长。
　　
　　报道称，北京市提名的三位副市长情况各有不同。孙正才现任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本身已属副省部级，此次接替翟鸿祥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属于北京市委常委会内的平级分工调整。

　　报道称，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陈刚、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两人则由正厅局级晋升为副省部级，其中陈刚将接替因涉贪被撤职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主要分管北京市的规划、奥运基建；丁向阳接替已升任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茅，主要分管北京市的发展改革。

高检：酷刑逼供每年至少致30宗冤案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承认，中国司法人员酷刑逼供，每年导致至少30宗错判案件。
王振川透露，近年来几乎每个误判案件都是与刑讯逼供有关，而每年记录在案的错判事件有至少30宗，实际数字甚至可能更高。

王振川说，地方执法官员经常采用虐待逼供的方式。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

中国正试图制止司法人员采用酷刑逼供让嫌犯认罪。

今年7月，中国当局公布了禁止酷刑逼供的规定，违反规定的司法人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谋杀案等严重案件的审讯过程将被录像。不过警方也承认，较偏远的乡村地区恐怕不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有关规定，司法人员涉嫌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造成犯罪嫌疑人精神失常、身体伤残或死亡等行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规定并没有提及问讯时所普遍采用的剥夺睡眠逼供方式，而且也没有说明违规司法人员会面对怎样的处罚。

近年来，国际人权机构一直谴责中国执法人员滥用酷刑逼供，甚至导致错判事件。此外，中国大量执行死刑受到国际人权组织批评。

一名被裁决犯了谋杀罪的屠夫在1989年被处死，后来证实他是无辜的，他的"受害人"仍然生存；而在去年，一名被控谋杀妻子的男子在坐牢11年后获得释放，因为当局发现他的妻子仍然健在。

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提交报告，谴责中国"以招供为主"的司法制度，以及地方官员在全国广泛使用酷刑却不受惩处。

江西一所中学发生践踏事故6人死亡
江西省都昌县土塘中学发生学生拥挤踩踏事件，造成6名学生死亡，90多人受伤以及受惊吓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据新华社报道，踩踏事件发生在星期六（11月18日）晚8时30分左右。该校初一年级数百名学生结束晚自习下楼过程中，有学生在二楼与一楼转弯处被后面学生挤倒，导致其余学生惊慌失措，互相挤踏。

这次事故共造成5男1女6名学生死亡，另有11名重伤。

事故发生时，老师们都在办公室批改期中考试试卷。

新华社报道称，目前土塘中学已全部放假，校长被有关部门隔离审查。

报道说，都昌县成立了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县教育部门为每位遇难学生垫付2万元用于善后安置。

报道称，都昌县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成立安全生产检查组，将对全县中小学生安全状况及隐患进行调查和治理。

江西省副省长孙刚在事故第二天到土塘中学察看事故现场，并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以及探望了遇难学生的家长。

中国人权展 改善国际形象不如真正解决问题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人权展”，从11月17日到2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有评论指，正视人权问题的存在只是第一步，而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需求，其实远不如真正解决人权领域所存在的各类问题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期利益。

　　《联合早报》文章说，人权议题一直是让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被动的议题。西方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权益，以及农村人口及城市下层的经济权益向来有大篇幅的报道；欧美政府和国际组织也不断拿人权议题向北京施压。

　　负责官方对外文宣的国新办筹办“中国人权展”，一定程度显示中共有意思要在这个议题上采取主动。

　　中国近来在外交上的攻势一波比一波凌厉，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风头，显然比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败北的布什更健。然而外交前线除了要凭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硬实力，也不能忽视文化和国家形象上的软实力。这正是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地方。

　　北京在国内人权问题上不再避讳，主动举办人权展，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进取的外交姿态。

　　然而，如果“中国人权展”纯粹只是外交姿态上的反守为攻，意义并不大；再多的宣传，如果缺乏实际的行动，反而会产生反效果，削弱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外界更重视北京如何善待各地含冤上访的民众，而不是在展览说明政府取得哪些成绩。

　　改善中国人权现状是一项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国全国各地每年发生数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主要矛盾是地方政府违法征用土地所激发。但是经济权益只是问题的一端，官员放任企业污染环境，医院大意或渎职医死病人，学生因为学费或就业压力，政府打击民间依法维权的运动，或强力镇压体制外的宗教活动，都是“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肇因。

　　中国政府向来强调推进人权的第一要务是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及发展权。维持13亿人口的基本温饱，同时提供让他们改善生活品质的条件，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政府的成绩也获得国际舆论的肯定。

　　作为一个提倡“和谐世界”的崛起大国，北京也必须意识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在“水涨船高”。继续提升13亿人的生活品质固然应该被称道，如何贯彻依法治国，在经济领域以外，尊重和维护公民多元的思想、信仰及言说的权利，正逐渐被拿来作为衡量中国政府落实“和谐社会”的标准。

　　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最终也是中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所无法回避的议题。毕竟，正视人权问题的存在只是第一步，而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需求，其实远不如真正解决人权领域所存在的各类问题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期利益。（文：叶鹏飞）

北京房价连续上涨十五个月 居者仍难有其屋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调查显示，2006年10月，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4%，其中北京以10.7%的涨幅领先全国。这是自2005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开始公布以来，北京房价连续上涨的第十五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发表文章称，这是一个尴尬的标签，其反映出的事实是，自2005年初房地产“新政”启动以来，中央政府疾风骤雨般的密集调控，遭遇到了强而有力的博弈和对抗，以至于两年后的今天，“居者有其屋”目标的实现，依然看似遥遥无期。

　　文章说，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之难，首先因为它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利益团体，他们统统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利倾向。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全国大多数城市房价不跌反涨，部分中心城市房价甚至加速上涨的无情现实，在此问题上不能过分依赖市场的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当下以及未来的难点是，如何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尤其是在那些特殊商品的提供过程中，这样的困顿殊为难以解开。近年来，民众对于房产、医疗、教育等行业不无抱怨之声，最大的原因即在于，这些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兼具私有及公共特性，完全的市场化或者完全的公益化俱不适用，但是合理的切分点究竟在哪里，依靠摇摆式的改革恐怕很难“试”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两年来，包括金融、财政、税收、土地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其最终目的基本集中在打击投机、稳定房价等诉求上，单此而论，这些政策还是颇见成效，但问题是：其一，一个交投清淡的市场恐怕也不是什么健康的市场；其二，更重要的是，即使按照“新政”开始时的房价入市，大量城镇家庭还是难以取得必要的住房条件。

　　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整个房地产“新政”经常处在争议不断中，哪怕是在利益分野日见明晰的背景下，这些争议仍然显得太过嘈杂、太过对立，故而，倒推下的逻辑起点应该回归到，房地产调控的落脚点是否存在偏差？

　　对于占到城镇全部家庭总数15%至20%的低收入和偏低收入家庭而言，无论怎样“稳定”的房价总归于事无补，而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却又筑成了房价居高不下最“坚实”的地基。财政部近期进行的房地产企业抽查显示，实际平均利润率高达26.79%。这些暴利的取得严重有损于公平，但又是客观条件下必然的结果。

　　无论市场化手段也好，行政式安排也罢，对于政府来说，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只能是保障国民安居乐业富足安康。在这个意义上，单以房价而论房地产调控的成败，难免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在房地产这个事关基本民生的领域，眼下更应着力的地方，应该是抓紧进行公共住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中国的改革，基本沿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而推进，这是理当毫不动摇所坚持的。只不过，随着形势变迁，今天所碰到的问题，已经并不止于市场化要不要推进，而是市场化怎么样推进。在过去的两年中，在某些房地产商的说辞中，任何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都是反市场化的，很显然，如果大量人口终其一生为基本住房而困扰，那么这样的“市场化”实在很有反一反的必要。

回良玉福建考察灾后重建 探访陈水扁先祖地灾民

【网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近日到福建看望水灾灾民。值得注意的是，回良玉所到的小镇，正好是台湾的陈水扁总统的故乡诏安县太平镇。回良玉来到诏安县太平镇，进村入户实地了解受灾民众的生产生活，仔细询问口粮和过冬衣被情况。（图为太平镇的陈氏宗祠）

　　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福建省连续多次遭受强台风和洪涝灾害袭击，造成了严重伤亡、房屋倒损和财产损失，是全国受灾最重的省份之一。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深入到福建灾区，看望慰问灾区官员民众。

　　新华社特别提到，回良玉来到诏安县太平镇，进村入户实地了解受灾民众的生产生活，仔细询问口粮和过冬衣被情况。

　　太平镇是陈水扁的故乡，陈水扁在2000年竞选台湾的总统时，曾提到自己的祖籍是诏安县。2004年陈水扁寻求连任时，又多次从口袋中掏出纸条，强调自己是福建诏安人。

　　在民进党的高层之中，还有不少人祖籍在闽南。陈水扁的祖籍在漳州地区诏安县太平镇白叶村，与吕秀莲的祖籍为邻县，但同属漳州地区。陈水扁的祖先陈乌(1759─1796年)从诏安迁居台湾，阿扁是他的第九代孙。阿扁在诏安太平镇有一座祖祠叫星斗楼，是典型的闽南两层圆寨，如今还住着九户人家，祠堂供奉着从白叶村开基始祖至今的十六七代祖先的牌位。

　　陈水扁从来未回过诏安，不过，2002年曾有台湾陈氏后人来看过宗祠，但没有表露真正身份，因当时阿扁已当选为台湾的总统。

令不出中南海：八成五民众期待中央政府祭出重拳

【网讯】面对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的频繁滥用，公众越来越期待中央政府能祭出重拳。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有85.9%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垂直管理”，以平衡日渐扩张并屡现劣迹的地方权力。但有学者提出质疑，称尽管垂直管理可以破除地方保护，维护中央政令畅通，但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矛盾的长久之计还是在于合理划分央地职权。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持续二十多年的放权让利，激活了地方的热情和空间，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管理上的保障与动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很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并越发严重，特别是监管不力等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审计、环保、统计等部门应该实行“垂直管理”，其中审计排在第一位，支持率达到71.0%。同时，25.5%的受访者认为，那些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的部门（如国税、地税、工商、质监、土地等）“效果比较好”，43.1%的人感觉“一般”。

　　1998年，在中央政府决定对省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行“垂直管理”时，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国屏的解释就是，省以下“垂直管理”，可以减少执法中的地方干扰，独立行使职能。调查中，64.9%的受访者相信，实行“垂直管理”能有效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

　　不过，有受访者表示，不可对“垂直管理”寄予过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垂直管理”或许有某种优势，但如果说能够借此一扫当前弊病恐怕很难。“如何保证依法行政，而不是靠官高一级，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治本之策。”

　　有专家也指出，尽管垂直管理可以破除地方保护，维护中央政令畅通，但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矛盾的长久之计还是在于合理划分央地职权。

　　《瞭望》周刊日前在探讨中央政府实施垂直管理十年来的成效利弊时也引述学者的观点，称垂直管理并不能完全摆脱地方干扰。因为尽管“垂直”后部门的人、财、物不受制于地方，但部门还是在当地，在土地、水电等方面也少不了求助当地政府，因此也不敢过于得罪地方。如此前出现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当地工商、质监部门严重的执法缺位是重要原因。此外，垂直管理使监督部门减少，也容易滋生腐败等行为。

　　针对垂直管理的利弊，有专家认为，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

刘奇葆当选广西区委书记 陆兵、郭声琨任副书记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共即着手进行了省级组织换届，目前已有十一个省市完成换届工作。最新的消息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9日下午选举刘奇葆（见图）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陆兵、郭声琨为副书记。刘奇葆曾在7月举行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想。此外，有消息称，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孙正才有可能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

　　中新社报道，经中共广西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广西自治区委19日下午产生新一届常委，刘奇葆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陆兵、郭声琨为副书记。

　　新一届常委由刘奇葆、陆兵、郭声琨、马铁山、刘良凯、陈际瓦（女）、彭祖意（瑶族）、李金早、沈北海 、车荣福、温卡华（壮族）、马 飚（壮族）和黄道伟组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第一次全会当天选举马铁山为纪委书记，罗建平、何开长（壮族）、黄翔、尹彤为纪委副书记。

　　刘奇葆曾在7月举行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了构建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两个板块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组成的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想。

　　刘奇葆1953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宿松县，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等职，系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2006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刘奇葆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

　　担任书记不久，刘奇葆即在7月举行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提出了构建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两个板块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组成的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想，引起广泛关注。这一构想在十月底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十五周年纪念峰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得到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的广泛认同，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一个新亮点。

　　当天当选副书记的陆兵，1944年10月出生于广西武鸣，壮族，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他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等职。

　　另一位副书记郭声琨，男，汉族，1954年10月生，江西兴国人，197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等职，2004年4月调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同年6月当选广西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截至目前，已有11个省市区完成换届工作，新疆、西藏、河南、山西、安徽已于上月完成；江苏、湖南、河北、辽宁、云南、广西将在本月中完成。此外，福建、江西、内蒙古等亦将在近期和下月陆续展开。

　　而来自香港《大公报》的消息称，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孙正才有可能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据悉，孙正才作为北京市委常委，已身居副省部级，近期“极有可能”从北京市委转到北京市政府工作，接替退休的翟鸿祥，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北京市已将此上报中央并等候批准。

朱镕基总结五大遗憾：做违心事打白条搞中庸之道

　　朱镕基最近分别在多个场合讲到自己离开政坛的感受，还对民主党派吐露心声，说：明知不该进政坛，还是踏进了，也就注定要遗憾。他还总结了了自己有五大遗憾，称自己做了违心事，开了不少空白支票，并在不少问题上搞了折衷和中庸之道等等。

“明知不该踏进政坛，最后还是踏进了”

　　中华网报道，朱镕基说：个人功过，我自己有一本帐，人民有一本帐，工作过的地方、部门有一本帐，中央也有一本帐。对于功过、得失，我还有何求呢!我的个性、经历、处事待人哲学，决定．了我可能是个刚合格的部长、市长，但极可能是个不合格、很难使党内认同、合格的总理。一年多之前，我已经披露即将展开的生活。我离开政坛，不但老矣，也够累了!我会在临别的时候，向党、向人民交个底：朱镕基就是这点本事和能发挥的作用，对于一切批评、指责、反对意见，我都能容纳，相信历史会作出结论的。我是相信历史、相信人民的乐观主义者，是个宽容的人。

　　朱镕基时，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整二十年（指反右之后），我是坚守了自己的信条和对亲人的承诺：这一辈子要远离政坛，政坛不是人人能进入、适应的：而我明知不该踏进政坛，最后还是踏进了。因为我不懂得政治艺术（指政治权术），又没有心机去研究、摸索政治艺术，没有从政的志向嘛，也就注定是要遗憾的。我会带著遗憾远离政坛，安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朱镕基甚至对工商界人士说，如果要问我：什么叫政治和政治学?我到今天也讲不清。最好能免试政治，远离政治!

自我总结五大遗憾

　　朱镕基告别政坛前夕，自我总结了五大遗憾：（一）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和誓言（指不从政、远离政治）；踏入了政治界，脱不了身；（二）违背了自己信奉的哲学，做了违心事；（三）违背客观规律、现实状况，开了不少空白支票，打了“白条”；（四）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和立场，在不少问题上搞了折衷和中庸之道；（五）违背了自己曾作出的承诺，会给下届政府遗留下积压著恶性循环的问题。

　　朱镕基又说：的确，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优劣，对政党、对个人、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是很大的。朱还明确表明：退休了，不会接受担任教育、学术研究单位的名誉性或实质性职称和地位，不想再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到时没有时间再遗憾。

　　朱镕基在总结本届政府任期报告时，曾插话说：我希望（指人大常委会）给予我较公正的评价，“八二开”、“七三开”，我都接受：我个人没什么计较的，“五五开”，我都接受。

　　朱又说：很多事、很多政策的制订，要受政治体制的局限，还要受人为因素的局限。我到中央十二、三年，感受太深刻了。

自认有三大政绩

　　朱镕基在总结本届政府任期报告中，也确认了有三大业绩：扭转了经济失控高通胀，使经济总体成功软著陆，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发展，铲除了危机；有了经济软著陆、适度调整若干政策，才能在国际金融风暴和国际经济徘徊下景气的大气候下，中国能较突出地保持高速增长；有了经济改革、发展打下基础，才能以付出较小暂时性代价，解决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

　　朱镕基近期在国务院，在各民主党派、上层建筑领域，相继打招呼，表达远离政界的谈话，已在北京广泛传开。对此，北京政界有不同的评论和揣测，认为：朱的谈话，有对任期内向外所作出的承诺没能兑现、多方面工作受挫的无奈；有对在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上，违心的反思；也有对受到内部政见或其他因素制衡而流露出的失落感。总的来说，朱镕基从政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少遗憾。

一味满足民众猎奇心理 法制宣传渐成犯罪教学

【网讯】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专门制定规范文件，对广播电视中的法制报道和节目提出规范要求，原因是中国虽然有九家法制专业电视台以及超过二百个法制节目，但这些节目却为满足民众猎奇心理，过度地披露了政法机关的办案细节和对犯罪心理做过细描写与分析，渐渐成为犯罪教学并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时报》报道，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在会议中指出，绝不能因法制报道不当，而对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他说，广播电视法制报道要严格控制绑架、纵火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和恶性刑事案件的报道；不得过细披露政法机关的办案细节、侦破手段；不得对犯罪行为、作案手段、犯罪心理做过细描写与分析；不得渲染凶杀、暴力、色情、恐怖等情节和场景等。

　　广电总局的文件指出，广播电视法制报道和节目的宗旨是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文件对广播电视法制报道和节目的报道程序以及对办案、涉案人员的权利保护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在目前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法制报道中，存在着报导刑事案件数量过多、法制教育引导不力、法理分析肤浅缺位、违反规定拍摄制作等多方面的问题。张海涛说，这些法制节目为争夺收视率，全面再现犯罪过程，对未成年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没达到普法的目的。

　　对此，重庆卫视《拍案说法》主持人韩咏秋解释说，目前中国很多人观注法制节目的心态就是猎奇，很多法制节目在透析破案的过程中，确实也曝露了警方的策略。他表示，“我们节目不再是站在警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案件，而是从案件人物着手，分析人物命运，以突出人物这条主线来进行道德教化。通过节目寓教于乐，让观众掌握到更多生活之中的法律。”

地方党委大换班得了“换届病” 130名官员中招

【网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今年8月以来联合派出督查组，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进行督促检查，一百三十多人涉违规违纪案件落马。这些违规违纪现象，包括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政情研究专家指出，随着换届工作的陆续展开，一些地方出现的“换届病”应引起足够重视。

查处违规违纪案件七十宗

　　新华网报道，今年8月以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派出督查组，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进行了督促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共查处换届期间的违规违纪案件七十宗，处理有关责任人一百三十多人。

　　政情研究专家指出，时下，中国正在进行四级党委大换届，相当多数的官员都能正确对待，但由于此次换届面广人多，官员新老交替力度大，有少数官员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进退留转，“病症”表现为五方面：

　　一、钻营：自认换届是机会，四处活动，跑关系、求人情，以谋一个更高更好的职位；

　　二、颓废：自视年龄已大，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失去工作干劲，不再进取，只等退职；

　　三、泄气：自觉政绩平平、提拔无望，情绪低落，对工作态度消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四、偷懒：自感工作为“干给领导看的”，认为现领导倘若换届调走，自己工作再努力，也无人能看到，便产生“等新领导‘上台’、再干不迟”的思想，等待观望。

　　五、要挟：小部分官员依仗自己“德高望重”，倚老卖老，在“最后一班车”到站时，拿个人利益与组织讲条件、谈交易，甚而要挟组织。

　　专家指出，虽然“换届病”发生在极少数的领导官员身上，但若不给予及时教育纠正，势必会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影响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至今11省完成换届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共即着手进行了省级组织换届，截至目前，已有11个省市区完成此项工作，分别是：新疆、西藏、河南、山西、安徽，于上月完成；本月中完成的已有：江苏、湖南、河北、辽宁、云南、广西。此外，福建、江西、内蒙古等亦将在近期和下月陆续展开。而随着明年十七大的临近，地方党委换届工作将于明年6月前全部完成。今年3月，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透露，地方党委换届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14个省，明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

自治区班子享特殊

　　本次换届，省级班子“一正两副”已成为现实。如辽宁、河南、山西、安徽，副书记人数已全部减为两名，即一名专职副书记，一名由省长兼任的副书记。但在自治区层级，却是“一正四副”，如上月底同时换届完毕的新疆和西藏自治区，两区党委副书记人数均为四人。

中央进驻上海房地局查国有资产流失 沪上风声鹤唳

【网讯】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贪案，牵出一连串上海市的腐败问题。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简称上海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因为涉及上海土地弊案在月初接受当局“隔离调查”前后，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房地局，彻查上海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上海反贪风暴至今首个被中央派员、“进驻”的局级部门。外界估计，未来将有更多上海的房地产商接受调查，当地业界正风声鹤唳。

　　《中国经营报》报道指出，现年57岁的朱文锦在本月3日被当局带走作“隔离调查”，虽然至今仍未知道其具体涉案详情，但据了解，案件可能涉及上海市在向地产商批出土地时，或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处长朱文锦“隔离调查”

　　据了解，朱文锦在上海房地局工作十多年，是局内23个处级干部之一，职位不算高，但却握有上海全市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大权，地位举足轻重。有指他在被扣之前，被当局发现他试图调走巨额财产，令其涉贪问题曝光。

　　有关报道更称，在朱文锦落马的前后，中央已派出工作组进驻上海房地局，重点调查土地出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因此朱文锦落马可能只是另一场反贪风暴的开始，上海多年来出让土地涉及的腐败问题，可能会陆续浮出水面，而一些早期通过朱文锦之手拿到土地使用权的地产商，或会牵涉其中。

　　朱文锦任内期间，亦是上海市地产业发展最迅速的黄金时代，虽然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上海市的房地产价格一度大跌，不过到2000年左右，上海房价逐渐升温，成为全中国房价最贵的城市，而上海市出让经营性土地的数量，每年都保持在2,000多公顷的水平。

改招标卖地减黑箱作业

　　在2003年7月前，上海近8成的经营性土地出让，都是透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批出，为贪官提供方便之门。但自从上海改为以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已减少了贪官黑箱作业的空间。

　　亦有分析指，自陈良宇涉贪被扣查后，已有多个涉及国有资产的政商人士被捕，当中包括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凌宝亨，以及国有企业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等。中央的调查重点，将朝上海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推进，由于过去上海曾出让大量土地，最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预料被中央严查。

官员患“敏感症”开会坐针毡

　　上海“廉政风暴”令一些官员的神经绷紧，有的更对市委市政府会议患上“敏感症”，每有重要会议召开、即忖测是否再有高层官员下马；日前，上海市委召开的一次高规格会议，即显示了这种特殊现象。

　　上周双休日前，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市委常委会。这次会议，除市委常委会成员，还有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党组成员，是为四套班子核心成员到齐，加上市高级法院和市检察院，等于是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这个范围开会，上海官场都为之一惊，怕再有事。但会后证实，这个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监督法》及在上海贯彻实施的安排，同时听取公安局汇报公安部门“三基工程“的落实安排-即公安机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等三项提升工作效率的工作。

　　据了解，这次会议有这么大的排场，只是要体现上海新班子重视监督执法和公安工作。同时，因为“三基工程”是中央的政策之一，当政者也希望借这个会议，进一步向中央表态，中央的每一项工作，上海都会坚决落实。讵料，这次的会议却引来一些忖测、甚至“虚惊一场”。

上海社保案部分政商界人士被扣查前职位

政界人士被扣查前职位：

　　陈良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

　　祝均一：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秦裕：上海市宝山区区长

　　孙路一：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凌宝亨：上海市国资委主任

　　朱文锦：上海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长

商界人士被扣查前职位：

　　吴明烈：上海新黄浦置业公司董事长

　　张荣坤：福禧投资公司董事长

　　王政：华闻投资控股常务副总裁

　　周正毅：农凯集团董事长

　　郁知非：上海国际赛场公司总经理

　　王成明：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

　　韩国璋：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

奥运拆迁三年超过三十万户 北京百万人失住所

【网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市府于2003年决定了拆迁政策，三年来拆迁户超过三十万，动迁的居民可能近百万。今年初北京更下令，年底前，北五环、东五环、南三环内所有破落村院都要拆。拆迁户多数住三环外，不少是早年“农转非”（农业转非农业）人口，但更多的是外来流动人口。一位被要求拆迁的老龄妇女抱怨说：“领导说，为了北京奥运重大任务，什么牺牲都值得。”

拆房急如火住处没着落

　　《中国时报》报道，从黑龙江到北京打工的小红便住在拆迁范围内的一处民宅。小红指着门前不远处说，“我们院内前排，明天就动工，拆到我这儿，估计不用几天吧！”

　　廿四岁的小红，六年前从黑龙江牡丹江市搭了廿四小时火车来到北京，那年她才高中毕业。到北京谋生，几乎是东北家乡许多父母亲的愿望。不到两年，弟弟也跟着出来。“家里没钱想留北京，没一技之长，我只能住这儿”，看着月租150元人民币的小窝，小红一点不觉委屈。

　　小红的“小窝”在胡同深处，路上坑坑洞洞，夹杂着一滩滩污水，没有路灯，照明全靠邻舍透出的灯光。到巷底老式院内，住了六户人家。进了北面一间房，这是小红口中说的“温暖小窝”。不到八平米空间，除了摆放单人床、五斗柜、快散掉的电视外，大概就是些小女生的用品了。小红在这“温暖小窝”窝了六年。

　　小窝外的景象让小红不忍多看，马路边上写个大红字“拆”的这片村院，原属当地生产大队，房东租给小红的房原是仓库。她说，这整片大院住了六七十户人家，全是外来人口，上月确定要拆，有些人已找到住处了。像她至今住处没着落的，还大有人在。

外来流动人口成牺牲品

　　“拆迁对他们影响真的很大”，隔着薄门，院内传来小孩梳洗声。外来人口多数做小生意，有时夫妻俩拖个孩子，每月赚那几百块钱，孩子还往邻家东塞西塞的。小院是所有人梳洗的空间，真要洗澡还得花五元去邻近的浴池。小红说，“有些人在亲戚协助下排上了经济适用房，二十万人民币能在五环内买个小居室，但像我们这样没户口外来者，也只能想办法自己找住处。”

　　按政府原本规划，每年经济适用房赶建面积将超过二百万平方米，很多动迁户以为终于可以低价拥有住房了。没想到的是，目前现有的一万套房源，却已有五万户在排队，更别说准备排队的至少还有八万户。

补偿费谈不拢 失望自杀

　　“领导说，为了北京奥运重大任务，什么牺牲都值得”，院内一位老年妇女抱怨说，“谁知道放了多少拆迁费到他们口袋里了！”她举拆迁初期的例子说，像洼里乡关西庄当初也拆迁了一大片，“钉子户”要求的补偿费和当局谈不拢。官方说法总是，不搬没问题，等房管局下裁决，连补偿费都拿不到了。就这样，一片片老房子被夷为平地，管他里面还住没住人就断水断电。

　　年久失修的房舍，的确像1970年代破烂的窝棚北京快速发展的现代城市景观显得极不协调。小红住的这个院落倒没发生什么纠纷，毕竟这是生产大队留下的公社。但明天过后究竟落脚什么地方，这问题已让小红失眠了一个月。

　　一点都不像东北个头的小红，前不久才辞掉工作，准备搬到天津和表姐暂住，她想开个小餐馆或服饰店。“不可能搬回老家，那儿找工作都不容易”，小红感叹的其实是，自己到北京六年毫无成就，回黑龙江没脸见人。工作不定，房舍又被拆迁，在举国狂欢庆办奥运前夕，像小红这样的外来人口，却是另种心情看世界。

第九度入美国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 中国强烈不满

【网讯】美国日前第九次将中国列入国际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0日就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近期，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国高调表明对宗教信仰的基本理解和包容。有学者指出，宗教团体被看作是社会和谐的支持成分。

　　中新社报道，姜瑜当天表示，美国有关行径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姜瑜说，“我们要求美方尊重事实，停止利用宗教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事，而不是相反”。

　　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近日宣称，将中国等八国列入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名单。这已经是美国国务院连续第八年把中国列入“特别关切国家”，并说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仍然很差”。

　　据了解，为构建和谐社会，中国政府近期高调表明对宗教信仰的基本理解和包容。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最近强调，中国各宗教团体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开展工作。

　　中国全国宗教团体研讨会11月8号到12号召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负责人都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座谈时表示，希望各宗教团体树立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增进和谐作为宗教团体工作的重要内容。

　　美国之音曾报道说，曾在中国接触过中国宗教团体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伍德伯里认为，从总体上讲，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推行的价值观基本还是同“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相吻合的。

　　伍德伯里说：“我认为大多数在中国的基督教宗教组织对社会和谐不会构成威胁，而且他们的宗教宣传还有助于政府工作，比如降低社会犯罪、遏制腐败、鼓励慈善事业、鼓励良好的家庭邻里和社会群体关系等等。所以，这些宗教团体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和谐的支持成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非赢利基督教团体——神州华人协会会长远志明表示，中国政府要想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就离不开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包容。他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还不够了解，也不够理解，也不够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所有的宗教信仰团体、各种信众教徒都纳入到和谐目标里面去，这是因为它不认识宗教信仰本身固有的规则，不尊重这些规则，所以它没有办法与宗教信仰和平共处。”

“眼明嘴快”的邱晓华破了国家统计局三项记录

　　邱晓华，这位个性鲜明的学者型前统计局长曾经在国家统计局创造了两个“最”：35岁成为国家统计局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48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而他被免职，又创造了第三个“最”：任职时间最短的国家统计局长。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北京“跑口记者”心目中，出镜率最高的部级高官有两位，一位是审计署长李金华，另一位就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

邱晓华35岁成为国家统计局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就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年仅48岁，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局长。籍贯福建的邱晓华外表文质彬彬，求学经历丰富：1978年考进厦门大学经济系，1996至199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199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国际金融博士学位，被外界视为学者型官员。

　　邱晓华自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历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副局长。2003年7月，他出任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两年后任党组书记。与以往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半路出家不同，邱晓华可算是一个从系统中成长起来的“老统计”。他浸淫统计工作24年，又有理论基础，非常了解中国统计的现实和问题。

　　邱晓华曾经是一位受欢迎的发言人，在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不但能够将一系列数字信手拈来，而且还经常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们感到“有料可报”。他自己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是把每一次新闻发布会都当成考试。力图显示我们不仅生产数字，而且也有观点。”

　　这种发言人的风格也被他带到了统计局长的职位上。邱晓华曾经在一篇理论文章中说到，统计局作为国家的政府部门之一，其职能主要体现为“眼”的功能——反映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状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准确的前提。但它不是主要的决策和执行部门，统计局看到的信息和问题，需要经过其它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转化才能解决。统计局也有“嘴”的作用，这就是要向政府决策部门输送统计结果，并把统计信息向社会传达。

　　邱晓华希望国家统计局不仅要“眼明”，还希望它“嘴快”。担任统计局长后的邱晓华，仍然坚持“不仅生产数字，而且也有观点”。

　　今年6月，邱晓华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时曾说：“绿色GDP作为一个总的目标目前不会实现，这个目标核算任务应分解完成。”他在演讲中说，从实物量核算到价值量核算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不可能出台一个全方位核算清楚的绿色GDP。一些媒体由此猜测“绿色GDP计划可能暂时搁浅”。

　　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邱晓华表示，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已经见到积极成效，现在要抓好落实，不需要什么新的措施”。

　　新华社10月12日播发国务院决定，免去邱晓华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职务，这使邱晓华创造了第三个“最”：任职时间最短的国家统计局长。

最高检承认地方滥用酷刑逼供 每年至少30宗冤案

【网讯】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日前承认，中国地方司法人员经常使用酷刑逼供，每年导致至少三十宗错判案件甚至可能更高，但他未进一步透露详情。他同时表示，将杜绝非法取证，以防止和减少错案的发生。

　　据中新网报道，王振川18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的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研讨会时透露，近年来几乎每个误判案件都是与刑讯逼供有关，而每年记录在案的错判事件有至少三十宗，实际数字甚至可能更高。王振川说，地方执法官员经常采用虐待逼供的方式。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但表示，防范、治理非法取证和刑事错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目前，中国正试图制止司法人员采用酷刑逼供让嫌犯认罪。今年7月，中国当局公布了禁止酷刑逼供的规定，违反规定的司法人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谋杀案等严重案件的审讯过程将被录像。不过警方也承认，较偏远的乡村地区恐怕不能做到这一点。

　　王振川强调，应当认识到少数司法人员对非法取证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重视，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和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的价值。根据有关规定，司法人员涉嫌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造成犯罪嫌疑人精神失常、身体伤残或死亡等行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规定并没有提及问讯时所普遍采用的剥夺睡眠逼供方式，而且也没有说明违规司法人员会面对怎样的处罚。

　　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教授表示，研讨会专家普遍认为，杜绝非法取证，减少刑事错案发生，要在法律层面寻求避免之法。何家弘说，从证据角度讲，非法取证有主体、形式、程序、手段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因此规则制定出来，怎样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要求一些机制保证。目前，虽然中国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而且规定刑讯逼供者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案件的审判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

　　一般来说，刑讯逼供的受害人当时处于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无法取证也无法举证。当事情过后他们具有取证和举证能力时，又因为时过境迁，难以再拿到充分的证据。即使由检察官或法官介入调查，也由于知情人多为警察，取证困难重重。

　　正因如此，国际人权机构近年来一直谴责中国执法人员滥用酷刑逼供，甚至导致错判事件。此外，中国大量执行死刑受到国际人权组织批评。

　　一名被裁决犯了谋杀罪的屠夫在1989年被处死，后来证实他是无辜的，他的“受害人”仍然生存；而在2005年，一名被控谋杀妻子的男子在坐牢十五年后获得释放，因为当局发现他的妻子仍然健在。

　　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提交报告，谴责中国“以招供为主”的司法制度，以及地方官员在全国广泛使用酷刑却不受惩处。

自我重新定位　中共政治局常委学“大国崛起”课程


　　（台北讯）随着外汇储备破兆、朝鲜核试等事件，中国崛起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中共即将举办奥运，国际投资银行也看好大陆未来20年经济成长，“大国崛起”不再是遥远的梦。为此，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本月特别集体学习“大国崛起”课程，中央电视台也推出同名电视纪录片，显示中共已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为自己重新定位。
　　1989年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以来，中共政治局常委便形成传统，不定期在中南海请专家开讲座集体学习。不同的是，2002年十六大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常委上课多会透过媒体广为宣传，并将课程传达到地方党委。去年初中共开展“保先教育”，胡锦涛聘请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及全国党建研究会研究员王大庭主讲，最后即传达到地方并将讲义印成册。

　　《中国时报》昨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日前进行的政治局常委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课程，主要学习内容为世界上九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了解各崛起大国的特点及兴衰过程。中共高层并将此次学习发至各级党政部门，要求努力学习。

　　无独有偶，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也在近期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一套共八册的系列丛书最近同步发行。这是央视第一部以大国崛起历史做为题材的大型纪录片，探讨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崛起的先后历程，九国分别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德、日、俄罗斯及美国，按崛起时间顺序排列。

　　中央电视台表示，制作这一系列纪录片主要是“为国家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透过学者访谈，了解各国完成的强国历程，虽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及民族性格，但也有相通的规律。虽然推出时间“正巧遇上”政治局常委的学习，但央视表示，纪录片花了三年时间才拍摄完成。

中国已形成

“三大战略”

　　近期中共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显示担心外界对“中国崛起”贴上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说，中国已形成“三大战略”，一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新工业化道路；二是超越近代大国崛起之路和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三是超越旧的社会治理模式，致力构建和谐社会。他说，三大战略就是要坚持对外和平和对内和谐，所以只会是和平崛起，而不是军事黩武式的崛起。

　　胡锦涛智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认为，“中国崛起”不会取代前苏联角色和美国对抗，因为，中国不具备和美国对抗的实力和条件。其次，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基本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中国是营造和谐外交的氛围，绝不可能和任何国家组军事同盟。

　　“中国正在崛起，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学者普遍如此认为，但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层已认识这项事实，并准备组织学者提出完整论述，以行动重新定位。


江西官员:房价猛涨不能全怪地方政府和开发商


（中国）大洋网

　　核心提示：江西省赣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刘宏长撰文称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不能全怪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商品价格的变动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是商品自身的价值；二是货币本身的价值；三是该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他认为是这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房价上涨过快过高是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议论房价的文章如雪片一样见诸报刊。笔者从事房地产业的管理工作，也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个人看法。

　　高房价的原因有“误诊”

　　不少文章把近两年全国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归纳为两大原因：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政绩观、利益观导致的。这些地方政府贯彻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够有力，甚至或明或暗地在推波助澜：有的为了追求政绩，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了房地产开发的结构性缺陷及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现象；有的热衷于大拆大建，人为制造购房的需求；有的为“托市”，出台购房入户政策，等等。

　　二是一些开发商通过摇号、限制房源、发布虚假销售信息等多种办法，制造紧销假象，肆意哄抬房价造成的。

　　粗粗一看，这些分析很有道理，上述现象也都存在。但是，如果说全国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不能令人信服。

　　按照逻辑推理，一些地方政府贯彻调控政策不力所造成的房价大幅度上涨，只能是“一些地方”，而这次房价大幅度上涨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几乎无一地方幸免。更重要的是，房价大幅度上涨并不是我国的独有现象。除了德国、日本外，世界各国的房价都在一路飚升。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房价上涨了27％，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的房价至少上涨了三分之二，瑞士和英国的房价上涨了2倍，爱尔兰的房价上涨3倍，这是不是都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错误的政绩观和利益观造成的呢？

　　如果说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用坑蒙拐骗、哄抬物价的手法，就能把全国的房价大幅度抬上去的话，那么，我国目前完全靠市场调节的商品成千上万，为什么那些行业的商人不会用这种办法把他们经营的商品价格抬上去呢？在同样的法制环境，同样的市场环境下，同时代的商人，不可能存在一个行业比另一个行业道德水准更高或更低的理由。

　　高房价的真正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有规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商品价格的变动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是商品自身的价值；二是货币本身的价值；三是该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可以说，这次全国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是这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世界性的货币贬值是造成房价普涨的重要原因。近几年来，美国的赤字政策导致美元不断贬值。表面上，人民币相对美元是在升值，但升值的幅度并没有达到美元贬值的幅度。因此，相对欧元等其它货币，人民币实际上已经贬值。住房作为不动产，其价格岂有不涨之理！这就是房价大幅度上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的重要原因。

　　住房建设的费用也大幅度上升。第一项是土地使用权费，从2002年7月开始，政府强化了土地的计划管理，发出了土地供给偏紧的信号，全国商品房用地出让全部实行“招、拍、挂”，同时停止一年向农民征地。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但客观上也大大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有的地方政府把解决财政困难的主意打到土地身上，采取“饥饿式”供地办法，人为地促使地价涨幅更大。此外，建材价格、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房地产业实行的生产型税收政策加重；房地产业升级换代，采用节能新措施，等等，都是全国住房建设普遍增加的生产费用，也就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住房的销售价格。

　　从住房的供求关系看，城市化的加速、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投资渠道狭窄、国外“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淘金、房价上涨预期引发的“羊群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全国城镇住房供不应求，导致房价上升。仅前两个因素相加，每年全国城镇需要新增住房至少要达7.5亿平方米。此外，城镇危旧房改造，还需要相应新增住房，而去年全国城镇新建住宅面积只有6.61亿平方米，明显供不应求。

　　按照价值规律，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高于其价值，房市就象人的身体一样，出现一种“虚火”症状。

　　“辩证”才能“施治”

　　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是“经济病态”，它不但有可能制造严重的泡沫经济，加大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必须加以治疗。但这种治疗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

　　由于货币价值下降导致的房价上涨，必须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货币收入水平。

　　对于住房建设成本的上升造成的房价普涨，必须千方百计降低住房建设的生产费用。这是治本之策。

　　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土地成本，扭转人民群众对建房用地成本必然越来越高的政策预期。我国人多地少，为了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必要最大限度的节约土地，保护耕地。但要看到，城市化实际上是节约土地的最有效的途径。住房建设人均占地，大中城市比小城镇少，小城镇比乡村少，农村是城市的2至3倍。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建设用地会多一点，但同时能够在农村空出更多的建房用地。目前，在山区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人口向城镇转移后的空壳村庄，这些空壳庄村通过整治可以变回耕地。欧洲城市化后也曾经开展过国土整治运动，增加了不少耕地。因此，在节约用地的前提下，城市建房的合理用地应该确保；同时，应加强舆论宣传和正面引导，以消除紧张气氛。

　　第二个措施是减轻住房的税负。当然，对别墅类的高档住宅，因其占去了较多的土地资源，多承担一点税收是应该的。

　　目前，土地成本和税费相加已占建房成本的50％至60％，这两项控制住了，就刂屏私ǚ砍杀镜拇笸贰?

　　第三是改变住房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规定，也可以降低建房成本。比如，目前实行20米以上高度的楼房必须安装电梯的强制性规范，就会使建房成本以至房价明显提高。实际上，多层住宅不安装电梯，只要房价能够便宜一点，即使住宅超过七、八层甚至九层，照样受到一些年轻人的青睐。这样，建房用地可以节省百分之十几甚至三十，建房成本也可以相应地降下来。

　　有的同志把人民群众要求住房面积大一点、环境好一点、档次高一点说成是超前消费。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住房是一种终端产品及大宗消费品，目前供不应求。从主流、从本质上来看，这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的消费需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我们应该通过促进生产，增加供应来满足，而不是害怕这种消费需求，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强行抑制这种消费需求。即使是别墅类的消费也不要完全禁止。因为把正当的消费需求抑制住了，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写诗的功夫在诗外”，比如下决心把股市整顿好，促使股市的健康发展，使人民群众的余钱剩米多有一条投资渠道，以分流房市的资金。这样的疏导，比“堵”的行政手段可能更有效，而且是一举两得，房市自然降温。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多用经济手段，少用、慎用行政手段，即使采用经济手段，也要考虑它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 文/江西省赣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刘宏长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