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人士指热比娅家族偷税证据确凿 并非当局报复

消息人士指热比娅家族偷税证据确凿 并非当局报复

【网讯】新疆消息人士日前表示，热比娅（见图）家族企业所犯偷税罪证据确凿，其家族企业拖欠银行和个人的欠款不还，并将财产变现转移国外。当局对热比娅之子判刑并非如外界报道，是为了报复热比娅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

　　《大公报》引述新疆方面有关人士说，对热比娅的两个儿子的判刑是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在热比娅于1999年8月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刑事拘留后，直到今年，热比娅的公司一直享有经营自由。

　　据称，今年5月份，新疆政府接报，热比娅子女将大量资产变现，但是却不归还拖欠银行和个人的各类债务2893万元。新疆政府调查后发现热比娅及其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的阿克达工贸公司自1994年至2004年期间，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807万元。已有20万美元的现金通过各种方式被转移到国外，新疆政府为了保护银行和债务人的利益即采取措施干预，于5月31日传讯热比娅的子女，并展开调查。

　　新疆政府说，热比娅和其子女一直不予配合。5月31日，依法传讯热比娅的子女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热依木、茹先古丽?阿不都热依木时，三人态度蛮横，暴力抗法，她的两个儿子因此被警方刑事拘留，女儿被监视居住。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法院于11月27日认定热比娅的两个儿子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和卡哈尔?阿不都热依木和其担任法人的公司犯有偷税罪。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担任法人的乌鲁木齐阿克达工贸公司被处罚金1528万人民币，其个人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元，卡哈尔．阿不都热依木担任法人的乌鲁木齐热比娅商大厦商贸公司被处罚金744万余元，对其个人处罚金10万元。

　　在热比娅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中国政府9月12日严厉谴责说，热比娅是东突分子，其言行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提名这样的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用心何在？如果这样，诺贝尔老人在九泉之下如何瞑目？”

　　五十八岁的热比娅是新疆阿克达公司原董事长。1989年苏联解体后，她看准时机在边境贸易上累积大量财富，资产达二亿多元人民币，被列入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中国二十大民营企业富豪排行榜。不过，很多人对她的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1993年热比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但1999年8月因试图与访问乌鲁木齐的美国国会议员助理代表团会面而被捕。2000年3月，热比娅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到访前，热比娅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随即流亡美国。

中国：徐州自行任命新主教

德新社：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未通过梵蒂冈便自行任命了新的主教。11月30日，1000名信徒在江苏徐州教堂参加了祝圣主教仪式。36岁的王仁雷神父成为93岁的钱于荣主教的接班人。“老主教腿脚已经不灵便了，所以需要新的主教。”教会发言人说。

五月爱国天主教会在沈阳选举的新主教曾经过教皇的同意，最近在昆明和芜湖的仪式罗马方面却未有任何参与。这次任命，罗马方面一直无法联系到王仁雷神父本人。

亚洲新闻报道说，如果缺少罗马的祈福，神父和主教一般是拒绝这种任命的。亚洲消息还指出，梵蒂冈对这一消息表示震惊，他们希望相关人士能够取消祝圣礼仪。

中国再度自选天主教主教
格里菲斯
BBC新闻网驻北京记者

中国国家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再次在没有梵蒂冈同意的情况下，星期四（30日）委任新主教。

中国的这次行动又凸显出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的分歧。

获祝圣为江苏省徐州教区主教的王仁雷神父是今年中国没有取得罗马天主教教廷同意下，自选自圣的第三名主教。中国的做法已经对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造成了紧张。

有报道称，天主教教廷已经向中国要求尊重教皇任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职权，不要自行在中国大陆任命天主教神职人员。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国坚持梵蒂冈与台湾断绝关系，并且不要以宗教名义干涉中国内政。

姜瑜还要求梵蒂冈考虑历史因素和中国天主教现状，积极看待中国自选自圣主教。

自从中国与梵蒂冈在1950年代中断外交关系，中国自行主理天主教会，并称有权委任主教。

中国的天主教爱国会有信众400万人，但是相信有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地下教会教徒忠于梵蒂冈。

互联网协会证实中国将行博客实名制

中国互联网协会证实中国政府正打算对互联网博客行实名制。

在新制度下，中国网民需要在登记博客和网上论坛时，必须提供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上海东方早报》引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透露，中国要在个人隐私和公众利益两者间取得平衡。

《中国日报》报道说，以电子日记形式存在的博客将会是第一个实施实名制的地方。

报道说，由于博客作者的真名不详，难于保障私隐和权利，但是只要不侵犯法律，网民仍然可以使用网名，私人资料仍然安全。

隶属于中国政府信息产业部的中国互联网协会获授权对博客进行研究，以解决日渐发展的 "博客业"，他们提出博客实名制可以保护守法网民私隐。

博客实名制可取吗？

《中国日报》报道，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在自己的博客披露一位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婚姻历史，虽然内容被指不真实，但仍然众多网民阅览。

不过搜狐网进行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多于7成网民都反对实名制。

新华社报道引胡启恒说，社会会采用多种方法改善互联网环境。

他表示，改善互联网环境是为了保证中国青年一代人可以象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友善的互联网环境中。

联合妻子买官卖官 辽宁抚顺原市委书记获刑14年

【网讯】辽宁省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任职期间，利用在官员任免上的“提名权”卖官或为请托人办事，为此单独或联合妻子收受财物达120多万元。辽宁省高级法院日前对此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有期徒刑十四年的判决。

　　今年六十岁的周银校最初在抚顺一家军工企业工作。由于勤勤恳恳、业绩突出，很快走上企业负责人岗位。随后，进入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从1997年起，他先后任抚顺市委副书记、抚顺市市长、抚顺市委书记，案发前任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因涉嫌受贿罪，周银校于2005年11月被逮捕。今年6月8日，本溪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2月，周银校在担任抚顺市委书记期间，接受时任抚顺市地震局局长李某的请托，利用职权，使李某被任命为抚顺市科技局副局长并兼任市地震局局长。为此，周银校的妻子吴柏清（另案处理）收受李某十万元钱，并将收受该款的情况及李某送钱的原因告知了周银校。2002年初，时任抚顺县委副书记的刘某为在职务晋升上得到周银校的照顾，送给吴柏清六万元钱，吴柏清将收受该款的情况告知了周银校。此后，经周银校同意，刘某于2003年4月被晋升为抚顺市某局局长。

　　2001年初，周银校接受市属一所医院院长迟某的请托，利用职权，使迟某被任命为抚顺市某局副局长。为此，周银校收受了迟某十万元钱。

　　2000年1月至2001年3月，周银校在担任抚顺市长及市委书记期间，在抚顺天湖啤酒有限公司改制过程中，接受该公司董事长陈某的请托，对该公司的改制给予了关照，使该公司提出的违反有关规定的改制方案得以实施。2004年9月，陈某为感谢周银校，通过他人送给周银校五万美元。

　　除了这四笔受贿行为外，周银校还有四笔被指控收受钱物的事实，法院也一一认定为受贿。周银校的八次受贿有五次是因为“卖官”，其中有两次在他答应行贿者后，找到了当时市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利用自己的“提名权”予以推荐，最终如愿。

　　本溪市中级法院认为，周银校单独或伙同吴柏清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20多万元，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今年8月4日，法院一审判处周银校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二十万元，非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

中央任命青海省委副书记刘伟平任甘肃省委副书记

【网讯】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11月29日上午在兰州召开，会议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刘伟平（见图）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刘伟平简历

刘伟平，男，1953年5月生，汉族，黑龙江富锦人。1968年10月参加工作。1975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南京航空学院），中央党校研究生。

1995年在南昌市人大十届常委会二十六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南昌市代市长。1996年1月任南昌市市长。1997年1月在南昌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南昌市市长。是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5月任江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2001年7月任青海省副省长。2003年6月任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2004年9月任青海省委副书记。2006年11月任甘肃省委副书记。

江西省任免九江 新余 鹰潭三市市委书记

陈安众当选中共九江市委书记

　　中共九江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29日选举陈安众为市委书记，王萍、刘德意为市委副书记。中共九江市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朱建国为市纪委书记。

汪德和当选中共新余市委书记

　　中共新余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29日选举汪德和为市委书记，王平、吴治云为市委副书记。中共新余市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黄国钧为市纪委书记。

杨宪萍当选中共鹰潭市委书记

　　中共鹰潭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29日选举杨宪萍为市委书记，董?生、杜德春为市委副书记。中共鹰潭市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潘赞海为市纪委书记。

高建民担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山西省委日前召开全省宣传大会，宣布任省委常委高建民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不再任朔州市委书记。

高建民简历

　　高建民（右图），男，汉族，1960年11月生，山西省盂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2月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后在盂县建材厂当工人；1978年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后历任榆次市委办公室干事，共青团榆次市委副书记，榆次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办公室主任；1993年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期间：1993年挂职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挂职任晋城市郊区区委副书记）；1995年当选省青联主席；1996年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党组书记；2001年任晋中市委副书记（正厅级）；2006年2月任朔州市委书记；2006年10月在中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山西省委常委。

官员全程陪媒体采访 热情招待还是限制监督

　　中国地方媒体安徽省《新安晚报》最近刊登安徽枞县县政府制定的“意见”，规定今后对接受媒体采访的单位实施“负责制”，被采访单位负责人必须热情接待，全程陪同采访，并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以示礼貌与负责。消息立即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强烈反应。

　　美国之音发文说，中国一个地方小县制定一条意见，就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中国媒体在用自己的方式询问，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舆论监督的功能。

新华网：政府对媒体的监督加强

　　新华网的评论说，安徽枞县这个意见的背景是中央媒体记者到地方暗访受到部分官员冷漠待遇，敷衍了事，有的地方还粗暴对待，殴打记者。评论还表示，热情接待和全程陪同似乎是欢迎媒体监督，记者的待遇改善了，但不是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而是政府对媒体的监督加强了。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教授胡河宁表示：“从给记者提供采访方便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但这会不会影响到记者独立采访的自由？主要负责人在旁边一站，那其他当事人还敢说真话吗？”

中国法院网：怎保新闻真实

　　中国法院网题目为“记者采访官员作陪？”的评论报道指出，如果记者是前来采访官员失职、贪污等不良社会现象，尤其是涉及到被采访对象就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时，而这个部门的官员陪同在记者的后面，岂不滑稽？记者在被“热情招待”的环境中，又怎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如果连新闻是否真实都不能确定，新闻报导又有何价值？

　　东北网对官员陪同采访的建议所做出的反应是：这根本不是在给记者提供方便，不是什么舆论监督权力，而是权力在全程监督舆论。

前记者：限制新闻采访权

　　曾经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名记者表示，这个“热情接待，全程陪同”的建议等于是在限制媒体，因为官员在场能够掌握采访环境，而且有官员在场，接受采访的对象不敢完全说真话或暴露真相。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以非粗鲁的方式来限制新闻采访权。

　　这位前记者说：“这个规定，从它的政治目的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肯定为了限制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或者是中央媒体的新闻采访。这肯定是很清楚的，它这个办法采取了一个精巧的方式。”

红网：不干预就是支持

　　中国红网一篇相关报道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去年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要重视舆论监督工作、为采访报导提供方便：基层单位不得封锁消息、隐瞒事实、干涉舆论监督，不得以行贿、说情等手段干预监督。报导认为，就如今的国情而言，地方党委、政府只要能落实中央的规定，就是对舆论监督的支持了；只要能配合接受采访、不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就是谢天谢地了。

追求和谐社会手腕要硬 发展才是硬道理

　　刚刚在越南河内结束的本年度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其中有一项发展颇为引起外界的兴趣：即中国胡锦涛主席向美国布什总统介绍了中国“和谐社会”政策，以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布什首次对此种“东方特色的政治哲学观念”作出正式回应，预祝中国取得成功。敏锐的美国舆论界很快就此个“新动向”大做文章，甚至有评论声称世界已进入到“美国与中国：民主应对和谐”的新阶段。

　　《联合早报》文章说，真正有效的民主普及，总体进程一定是“软性”的，渐进的，甚至是迂回的。从这个角度讲，即是一种和谐和平的过程，一种价值，观念，及行为不断提高巩固的过程，其中的抗体副作用及其它代价损耗，应被尽量地降低减小。反观和谐，尤其是中国目前所努力追求的国内及国际“和谐社会”，欲获得真正的成功，却是更多需要一些硬朗和刚性，主要应表现在原则、法律、实力与竞争等方面。

　　首先，这世界上只有相对和谐，没有绝对和谐，而相对和谐是建立在各种力量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制衡基础之上的。

　　道理很简单，一个贪官污吏与大街上的一介平民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和谐”的，必须从法律和原则上严惩腐败，扶助弱势群体，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发展。

　　而在国际上，让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非洲穷国相互“和谐”，必定很难。当年大清朝及其重臣李鸿章，就试图以自己的可怜国力，与西方列强们讲“和谐”。结果是和谐没见到，不平等条约却签了不少，还招来“八国联军”一路兵临北京城下，堪称中国的奇耻大辱！

　　于是，和谐是建立在发展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一如邓小平的精辟语录：发展才是硬道理。想要“和谐”吗？那就首先要具备硬道理，具备与对方相互制肘的实力与能力，否则“和谐”恰如南柯一梦。

金华收回2500万托管费用 强调社保基金未被挪用

【网讯】近日爆出的浙江省金华社保大案，再度引起社会各界对金华市乃至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情况的关注。当地媒体报道说，涉入金华社保案的分四次存入“金信”公司的这笔费用不是社保基金，而是托管费用，并且目前已收回2500万元，当地坚持表示，这笔托管费用权属清晰，未被挪用。

　　当地媒体浙江在线的消息说，据核实，涉入金华社保案的分四次存入“金信”公司的这笔托管费用目前已收回2500万元。“金信”公司停业整顿工作组下属的个人债权甄别初审组副组长傅赞称，这笔托管费用权属清晰，未被挪用。

　　报道说，这笔托管费用是金华市政府为保证企事业单位改制工作顺利进行而设置的。2000年11月9日和2002年7月15日，市政府规定改制单位退休人员如果要求社保机构托管的，按文件规定的范围标准计提费用，向社保经办机构一次性缴纳，用于退休人员地方政府规定的有关补贴和补助，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为发放和管理。

　　金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负责人表示，该市的社会保险基金日常财务核算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建立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基金监督处人士也表示，当地社会保险基金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严格实行专款专用，社保基金管理规范，没有被挪用。

　　据当年经手企业改制的人员也表示，当时设立改制企业托管费用的目的是保证企事业单位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退休人员能享受地方政府规定的有关统筹外补贴补助待遇。

　　报道说，2002年，当地为使托管费用能保值增值，扩大资金总量，主管部门向市政府提出关于改制企业托管费用保值增值的方案。当年11月，市政府同意部分改制企业托管费用以信托方式委托“金信”作单一信托计划理财。从2002年11月至2004年7月，这笔托管费用分四次共计8500万元委托“金信”公司理财。日前已收回的2500万元是这笔费用中的一部分。

　　金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基金监督处人士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保基金，由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基金组成，由地方地税部门统一征收，并根据单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按照规定的比例，实行单位和个人申报相分离征缴。金华市于1987年建立社会保险统筹基金。为了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该市成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采取了“地税征收、社保支付、财政监管”的做法，将基金全部纳入财政监管体系。

商业贿赂风盛年查四亿元 中纪委：激化社会矛盾

【网讯】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何勇29日表示，商业贿赂导致生产和生活用品价格虚高，加重民众的负担，并引发突发公共事件和其他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工商机关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1722件，案值4.09亿元。

　　何勇当天在有关商业贿赂答记者问时称，商业贿赂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层面看，商业贿赂导致生产和生活用品价格虚高，加重民众的负担，为假冒伪劣商品开了方便之门，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引发突发公共事件和其他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毒化社会风气。

　　近期，中国官方媒体频频做出商业贿赂案的报道，分析称，中央有意在十七大前从各个方面缓解社会矛盾，商业贿赂也是其中一环。但是，商业贿赂与官员腐败有所不同，有项调查即显示，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潜规则”。

　　北京《中国青年报》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商业贿赂最严重的行业和领域都属于政府干预较多、公益性强、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工程建设与承包、土地出让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政府采购的平均得分都在七分以上（满分十分），表明商业贿赂状况相当严重。

　　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民众对商业贿赂的看法是：做生意如果不请客送礼就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或肯定做垮。这说明在中国，商业贿赂已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从经济层面看，商业贿赂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破坏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造成国家税收减少和公有财产被侵吞，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从政治层面看，商业贿赂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从业人员，滋生腐败现象和经济犯罪，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

　　从国际层面看，商业贿赂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商业活动的评价，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们有效应对和参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六成民众对中国政府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绝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愿意对所发现的商业贿赂线索进行举报，也就是说，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市场文化”。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中，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

　　据调查，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资格认证、监督检查和其它市场管理环节中的受贿现象很普遍或比较普遍。这说明政府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在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对于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重大举措，受访者普遍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多数受访者明显信心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只有9.09%的人认为能够彻底根除商业领域的贿赂现象；30.77%的人认为能够有效遏止商业领域的贿赂行为；49.65%的人觉得很难说，不容易取得大的成效；10.48%的人认为不会取得明显成效。

　　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访者对执法人员和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这说明改变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作风，树立廉洁执法、秉公办事的形象，关系到中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的成败。

房地产道路走不通 社保基金寻找境外投资市场

【网讯】上海社保案曝光后，中央对土地管理和调控进一步加强，也阻塞了社保基金对房地产的投资道路。对此，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9日和十家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的代表在京签署境外投资协议，这些公司将负责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事宜。

　　上述十家投资管理机构包括联博有限公司、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安盛罗森堡投资管理亚太有限公司、贝德莱有限公司、骏利英达资产管理公司、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道富环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IMCO、普信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瑞银环球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团队。

　　根据《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全国社保基金今年5月开始全球投资管理人的评选工作，最终确定德盛安联、景顺和瑞银／中金联合投资团队为全国社保基金的香港股票积极型产品投资管理人；联博、安盛罗森堡、道富为全球（美国除外）股票积极型产品投资管理人；骏利英达、普信为美国股票指数增强型产品投资管理人；联博、贝德莱、PIMCO为全球债券积极型产品投资管理人；贝德莱为外汇现金管理产品投资管理人。

　　项怀诚理事长表示：境外投资对于拓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内第一家全方位开展境外投资的机构，社保基金会之前已经选择了美国北美信托银行和花旗银行作为全球托管人，此次选择十家机构作为外部管理人，为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可靠业务保证。

　　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14日批准了规范社保基金境外投资运作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此规定自2006年5月1日开始实施，这标志着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工作正式启动。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的比例，按成本计算，不得超过社保基金总资产的2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资金，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主要用于弥补中国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投资收益、股权资产等。截至2005年底，全国社保基金资产规模为2010.2亿元。

反腐与滨海新区发展同步 天津前检察长被开除党籍

【网讯】天津市检察院前任检察长李宝金涉及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天津滨海新区是中国当前的国家发展重点，反腐与滨海新区的发展将如何同时进行，相关动作如何影响明年十七大布局，预料中共中央必有一番精细考虑在进行。

　　中新社29日引述天津电视台报道，李宝金在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影响，为数家企业牟取利益，索取钱款数百万元人民币；挪用巨额公款给他人使用，滥用职权，向外单位人员支出账外公款数百万元；违反财经纪律，私设账外账，涉及金额巨大。此外，李宝金还犯有生活腐化错误。

　　中央纪委常委会认为，李宝金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挪用公款及滥用职权问题，已涉嫌犯罪。根据党纪规定，经中共中央批准，李宝金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了解，虽然上一轮在天津的反腐大动作是在六七月间进行，但是反腐风暴对天津市官场的后续效应还没有消散，多数官员仍然放低姿态，小心翼翼。

浙江建统战信息库 将推荐新阶层代表走上政治舞台

【网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后，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全面展开，各级统战部门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建立正规的个人综合档案，为培养、推荐和安排了一批新阶层代表人物走上政治舞台做好准备。

　　《浙江日报》报道，从即日起，这项工作在浙江全省全面推开。综合评价结果将作为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的前置程序。

　　综合评价的对象范围包括已作为和拟作为安排的人大、政协、工商联等组织中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常委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人选，劳模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评选人选，各级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及其他各类评比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评选对象。同时，综合评选结果可作为银行、工商、劳动、税务、环保等部门对企业进行资质评定、年检以及各类考评的重要参考信息。

　　近期，在中央高层的指示下，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7月初从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个方面强调，在目前的形势下，统战工作非常重要。

　　在今年7月举行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理论和政策，明确了对待这一阶层人士的方针是：“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要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据悉，各级统战部门已连续几年举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通过培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同时，各级统战部门还普遍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物库”，培养、推荐和安排了一批代表性人物。

　　中国官方表示，中国的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员和自由职业者等六个方面人员，这一新社会阶层以及从业员已超过1.5亿人，拥有近十万亿的资本。这批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崛起的阶层，未来将成为中国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北京对梵蒂冈尊而不往 成中梵建交最大障碍

徐州市新任主教举行祝圣仪式

新任主教王仁雷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再度自行委任新主教，给处于低潮中的中梵关系再浇一盆冷水。梵蒂冈表示对中国官方教会任命徐州教区主教“感到震惊”，并称此举可能对梵中之间的对话构成“致命一击”。
　　这项行动折射出北京对于跟教廷建交采取“尊而不往”的态度，与台湾问题相比，这已成为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碍。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则表示，梵蒂冈应该尊重中国教会的决定，不应干预。梵蒂冈方面透过其属下的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中国任命新主教将对双方的建交谈判构成“致命一击”。

　　但是，对北京而言，这样的震怒与警告实际上并无意义。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中国是否在短期内与梵蒂冈建交，并不会对其国际形象产生实质性影响。加上台湾问题在短期内亦无望找到解决办法，北京当局实际上并不急于在与梵蒂冈建交问题上寻求突破。

　　举例说，近日外界盛传梵蒂冈授意陈日君枢机退休后掌管中梵关系小组，北京相关权威人士就此评论说，北京有注意到这一传闻，但不宜对未经证实的传闻加以评论，不过就目前情形更应相信这些传闻属于个人意愿的表达，可能性不大。

　　有专家指出，中梵双方至今未能建交，一直存在两大障碍，第一便是台湾问题。梵蒂冈早在1999年就曾表明愿意同台湾断交。这表明，台湾早已不是中梵建交的障碍。目前就只剩下第二个问题，即主教任命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后者或已成为双方建交的更大障碍。因为主教任命权不仅牵涉到中国的内政，亦牵涉到长年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地下天主教会跟中国官方教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由于已故教宗保罗二世1980年代介入波兰的反政府运动，加速波兰共产党的下台；近年来美国又与梵蒂冈合作，利用宗教问题频频对北京发难，北京因此对教廷异常警惕，担忧700、80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受教宗遥控冲击中共政权。

　　分析还指出，北京也不会停止与梵蒂冈的私下交流，毕竟梵蒂冈占领宗教道德高地，任何不友善举动，都意味与全世界亿万天主教徒作对，这股超越国界的强大力量一旦被激发，北京的外交处境将异常尴尬。

　　因此，北京采取拖而不交，尊而不往的态度，不主动、不回避、坚持独立自主。双边谈判是谈谈停停，谈不拢也谈不崩。

《人民日报》再定调 中共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十一五”开局之年由改革启幕。文章以今年1月1日取消农业税为开端，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这是对中共内部目前关于未来改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讨论的一个回应。

　　文章首先引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今年“两会”上的话说，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在换届选举完成过半，十七大即将来临的此刻，作为官方媒体的《人民日报》再次引述胡锦涛的讲话，其意义深远。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将工作重心偏向经济发展，从而忽视包括教育、医疗、环保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正日益严重地威胁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发展。

　　为此，中共内部产生了对改革方向的深入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则所有目前的社会问题都将消失。一部分人则提出，改革应该继续深入，惟有继续改革，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才能透过良性循环得以解决。

　　数月来，换届选举在中国各省展开，到目前为止，已有近两千个县市的党委换届完毕。中共以此为契机，通过一系列党内政治改革，为胡锦涛展开下一步深入改革措施铺平道路，预计未来政府的改革力度将会更大。

　　《人民日报》的文章即指出，2006年，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领域改革有序展开。未来中央政府将从政府职能、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投资及价格等多方面展开系列改革。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已经不再是改革的问题，深入改革的大方向已经确定，随着十七大的到来，预计中国将有更多的变革！（文/环球网：纪东）

温家宝对文艺界讲话展示第四代领导人务实风格

【网讯】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表示，中国要创造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学术气氛，鼓励文艺界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北京学者指出，温家宝在没有提到那篇一直被奉为中共文艺工作“圣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重弹中共应该如何加强对文艺的指导等老调，这与以前中央领导对文艺界的讲话大不相同，展示了胡锦涛、温家宝这代领导人的务实风格。

　　新华社等官方媒体29日发表了温家宝11月中旬与文艺界人士的长篇谈话。温家宝在这篇“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报告中，多次提到民主、自由和真理，强调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 鼓励科学家、艺术家探索自然界奥秘、社会法则和人生真谛。

　　温家宝说：“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温家宝在“谈心”中提到了古今中外许多名人的成就和事迹，却没有提到那篇一直被奉为中共文艺工作“圣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质是为政治服务。这个要求直到现在仍是中共管理文艺工作的指南。

　　而温家宝在“谈心”中说，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文艺要追求“真善美”。

　　他解释说，“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

　　“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

　　“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对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

　　温家宝还盛赞著名作家巴金晚年所写的《随想录》敢讲真话。《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反思文革灾难、解剖自我的作品。他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

　　温家宝说，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

　　温家宝不久前在和教育界人士座谈时，还特别强调他对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感到“非常焦虑”。

　　一些大学校长向温家宝提出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立和完善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共同育人的新机制等等建议。一个署名为“周明华”的网友在人民网上发表文章说，这些大学校长们回答温家宝的疑问时的观点等于“正确的废话”。

　　一些网民认为，中国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首先要废除大学里的“衙门体制”。

　　一个名为“中华盛唐”的网友在新华网上留言说：“一些行政人员占据了大到院士和学部委员、博士导师，小到各级学术骨干、年终先进的评审权。只有去除教育的‘行政化’，多些教育的‘学术化’，才有可能培养出着眼未来的创新型人才。”

中央将调降高收入行业工资 垄断国企的好日子到头了

【网讯】为做好国有企业工资总量的宏观调控，中国将加大对工资收入过高的行业、企业工资分配调节力度，促使企业工资增长与经济效益增长保持合理关系。有分析指，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已成为收入分配改革讨论中的“众矢之的”，为缓和社会对垄断企业的不满情绪，中央拿垄断国企开刀是必然的事情。

　　中国新闻网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发出《关于做好2006年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审核工资与效益挂钩方案。对工资增长过快、工资水平过高的企业，尤其是2005年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两倍以上的企业，要从严审核其挂钩经济效益基数、工资总额基数，将其浮动比例下调至0.6以下，并严格执行新增效益工资分档计提办法。

　　垄断企业早已成为万炮齐轰的对象，不但官方媒体及主流经济学家高调举起反垄断大旗，中国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10月24日也发表演讲称，垄断行业和已经成为贪污贿赂犯罪高发区。

　　发改委11月10日表示，将强化对垄断行业的成本监管，抓紧制订各行业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电价和城市天然气价格等垄断行业成本监审办法正在制定。

　　中国垄断企业的高收入惹得民怨沸腾。不久前，一则“某电厂抄表工一天抄四次电表就可领取十万年薪”的新闻引发对垄断行业，尤其是电力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的争议。据统计，垄断企业工资可能是全国平均工资三至四倍，与此同时，电信、水力、电力、石油等垄断企业近年来频频喊涨价，更使得民众怨气冲天。

　　另有报道说，中国十二家盈利能力最强的国有公司去年支付给雇员的平均工资为七万元人民币(8760美元)。而根据中国央行的数据说，中国去年城镇职工平均收入为1.84万元人民币。这十二家国有公司被民众称为“央企豪门”，并遭到媒体的广泛批评。

　　在舆论沸沸扬扬的同时，传出了电力系统要减薪的声音。有报道指，电力部门将首先掀起减薪风暴，幅度高达30%至50%，以纾缓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引发的不满情绪。消息称，金融、证券、电讯、烟草等垄断行业亦将成为调控目标。

上海新提拔官员多为技术官僚 代理书记韩正有望扶正

【网讯】上海市政府最近对国资委及一些局级官员做了人事调动，填补了因社保基金案落马而空缺的一些重要职位。被提拔的新官员大多拥有与新职务相关的经验，显示上海正在加强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行政团队，而主导这些调动的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最终将被扶正的迹象似乎也越来越明显。

　　新华社29日公布了上海市政府的最新任免情况。松江区原区委书记杨国雄出任上海国资委主任，填补了因社保案落马的原主任凌宝亨的遗缺。

　　另外，城市交通管理局局长卞百平被免职，但新华社及上海市政府网站上的相关公告都没说明原因。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小组受询时只表示“卞百平是另有任免”，要媒体记者另等公告。

　　据知，卞百平将出任长宁区区长，填补因涉案被免职的陈超贤的遗缺。香港《大公报》引述消息人士称，松江区委书记杨国雄出任国资委主任后的空缺，几天前已由农委副主任盛亚飞填补。

　　卞百平曾经担任过静安区副区长，据说以实干著称。而杨国雄之前主政松江区，该区的国资总量在上海市仅次于浦东和黄浦区。外界因此认为这两个技术官僚出任新职，针对性强。

　　《联合早报》说，社保案第一个落马的高官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免职后，早已有新人替代，只是市政府至今未公布和确认。港报及一些消息来源显示，新局长蒋卓庆原是杨浦区区长，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正局级职位的针对性调整，虽然基本上是以韩正代理领导的市委班子讨论通过，但中纪委在官员审核上担当了重要角色。有报道称，这轮人事调整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上海各区县主要官员的人选，是经中纪委专案组审查，再交组织部门开展下一步工作。这样做，一来是避免新官员的选拔有黑箱操作之嫌，二来则避免有关人选背景不明，腐败了仍“带伤提拔”。

　　《联合早报》说，至于担任市委代理书记已有两个多月的韩正，一直留意上海政治局势的境内外人士都表示，从韩正近期主持大局及频频与中央唱和的态势看来，他最终将被扶正似乎是预料中事。另外，考虑到近期上海市领导班子已“吹新风来建新党风”的部署，中央若要确保上海能继续稳定过渡社保案风暴及稳定处理之后的余波，从外空降新的市委书记并非明智之举。

中央九督察局监督土地管理 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

【网讯】中央政府日前决定成立九个国家土地督察局监察各地方的土地管理情况，其中上海是重中之重。土地调控是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被视为能够发挥“釜底抽薪”的最后一个行政手段，设督察局显示中央新一轮土地调控正逐步展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央将在成立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上海局、沈阳局、南京局、济南局、广州局、武汉局、成都局和西安局九个局。

　　早在28日召开的上海市土地管理工作会议上便已传出消息，国土资源部将成立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今后将严格贯彻土地调控各项措施，并努力探索“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分析称，从未主动配合中共中央宏调政策的上海，历经一系列整顿，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布土地调控细则的城市。

　　上海房地产界人士悲观地指出，原本就陷入寒冬的上海房市，今后将步入更长的黑暗期，当地开发商势必面临一场严酷的挑战。而原本不少从上海房市场流出，转向投资二、三级城市的资金，在采取更严厉的土地控管政策后，出走现象恐会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国勤日前曾出席会议并发表谈话。由于稍早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拉下马后，传出冯国勤也涉及官商勾结的土地弊案之中，因此由冯国勤出面发表强硬谈话，业界均表示，这足以证明北京在上海官场弊案的纠结之中，仍继续深入追查。

　　上海房地产界人士指出，自陈良宇案被揭露后，北京对上海的调查动作愈来愈多，从日前传出对房地产开发商逐一查税，以及购买天价的豪宅者，到涉及土地利益的查缉行动，这些都非传言，而是事实。

　　土地调控一直是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被视为能够发挥“釜底抽薪”的最后一个行政手段。事实上，9月中旬开始，北京南下的中央部委联合工作小组就陆续到上海等一线城市调研。而近两个月中，相关工作小组已调查黄浦江两岸世博会附近违规土地情况，目前正在长宁区、金山区等地驻扎。

　　不论未来细则的内容如何，对业界而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黑暗期已经来临，这也代表着上海的土地清查工作，正在中共中央新一轮土地调控背景下逐步展开。

　　据新华社报道，今后上海要对土地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包括利用经济手段，强化利益调整机制，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利用行政手段，强化责任约束和追究制度；利用技术手段，强化对土地实行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的动态管理。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发布多项重要的土地政策，其中9月5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由于涉及农地转用审批权下放、工业用地出让招拍挂、土地出让金预算管理、耕地保护“省长负责制”等诸多政策变化，被视为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上的纲领性文件，也对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及财政上的权力，大幅限缩。

　　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土地腐败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通道，成为民怨、民冤的一个重要诱因，成为破坏官方威信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学者近日发表文章，披露中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

　　土地管理的混乱是导致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房价收入比”的总体水平不高，也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但是，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指家庭购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于检视居民的购房能力）差距正在扩大中，必须在2010年以前遏制这个趋势。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说，为遏制地方政府违法占地蔓延的势头，中国官方日前宣布，从2007年开始，新批准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官方认为，提高征收标准将增加征地成本，从而抑制地方政府用地扩张的冲动。

　　有关学者说，过去十多年来，中央在征地问题上的多次发布禁令，但几乎都等于废纸，这不仅反映出征地关系到地方官员和商人的巨大利益，也反映出在利益和中央政令之间，地方官员大多选择的是利益。而高层对这种现象也无可奈何，派驻督察局或可能暂时缓解这一问题。

社保案风暴继续吹 上海两人大代表被终止代表资格

【网讯】随着一批新官上任，被社保案搅动两个月之久的上海官场仍未有所平静。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30日下午审议并表决，决定任命肖贵玉为上海市人事局局长；免去丁薛翔的上海市人事局局长职务。会议同时终止孙路一、陈超贤人大代表的资格。据称两人均涉嫌犯罪问题，但未有任何详细说明。

　　中新网报道，当天下午通过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该报告显示，由闵行区选出的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路一，因涉嫌犯罪问题，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其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报告称，由黄浦区选出的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超贤，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陈超贤本人提出辞去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黄浦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其辞职请求。

　　在该报告表决通过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孙路一、陈超贤的代表资格终止。至此，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865人。

　　此外，会议当天下午审议并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肖贵玉为上海市人事局局长，免去丁薛翔的上海市人事局局长职务。据悉，丁薛祥已于日前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肖贵玉曾任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该人事任免事项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当天经过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并表决通过。　

　　当天的会议还表决决定：上海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于2007年1月28日举行。

《小康》评出政界十大人物 张全景“敢言”上榜

【网讯】2006年中国政坛谁是最顶尖的新闻人物？中共中央权威刊物《求是》杂志的附属月刊《小康》杂志，选出了政界十大新闻人物。《小康》杂志是附属中央党刊的一本新闻性政经类刊物。

　　文章说，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位高权重而让人景仰，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把理想和责任置于一个更高的境界，并用行动和成就为自己代言。他们的上榜也显示出中国民众2006年关注的焦点。

　　敢于直言似乎成为本届评选的最高标准。审计署长李金华以敢“得罪人”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中组部前部长，他近期高调直言“官多为患”。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在全球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中国人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也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场合，以“首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华人”闻名的陈冯富珍也排名第三。

坚持不懈“得罪人”的李金华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19日报道，针对国家审计署掀起的“审计风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华网联合进行了一项题为“你是否为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担心”的民意调查。参与调查的5200名网友一致对审计长的铁面无私拍手称快，认为虽然李金华的职责就是看管好国有资产，但他有勇气揭露出这么多“黑幕”，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76%的人对李金华的处境和未来表示出深深的忧虑，担心“有人可能会打击报复”。

　　但他直言，“中纪委和监察部得罪的都是坏人，而我得罪的可能都是好人。”他表示，目前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很多审计出来的问题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更应从制度上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6年9月23日，李金华在审计署2006年度处级干部培训班上强调，现在对国家危害最大的，就是腐败对国家的资源和国有资产的严重侵蚀。

　　2003年6月，刚连任审计长的李金华以“空前激烈的措词”点名批评了财政部等四家中央部门，“审计风暴”一词在媒体和社会上不胫而走，“铁面审计长”也由此成为公众对李金华的赞誉。此后连续四年，“审计风暴”都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李金华也不断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在评价李金华入选央视2004年度十大经济人物时说，“做一件‘得罪人’的事情容易，难得的是坚持不懈地正确地做了一件又一件‘得罪人’的事。”

高调直言“官多为患”的张全景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2006年8月，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对媒体公开评价中国目前“官多为患”。 曾经任上处事非常低调的张全景，近期屡屡成为亮相媒体的热点人物。

　　这与近期“党委‘减副’”成为热门话题不无关系。按照决策层的要求，新一轮地方换届中，部分省市党委形成“一正二副”模式。 事实上，这一改革可以追溯到张全景任中组部部长时，当时他曾向更高层提出“高度兼职，减少领导职数”的建议。已经实施7年之久的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体制，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张全景的建议。

　　1954年就进入党的组织系统的张全景，直到1994年10月至1999年3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14任部长，在组织部的工作长达45年。1999年～2000年任全国“三讲”教育联席会议负责人，2000年～2005年任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到2006年才“功成身退”。

首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华人陈冯富珍

　　2006年11月8日，世卫组织执委会经过秘密投票，从最后5名入围候选人中提名中国政府推荐的陈冯富珍为世卫组织下任总干事的惟一候选人。11月9日，世界卫生大会审议并批准陈冯富珍为世卫组织下任总干事。她由此成为第一位能够担任联合国机构领导的中国女性，也是第一个担此要职的中国人。出任联合国下属一个组织的一把手，这在中国人是第一次。世卫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现年59岁的陈冯富珍，1994年成为香港卫生署的第一位女署长。任职期间，帮助香港民众成功度过1997年禽流感疫情和2003年非典危机。2003年8月，陈出任世卫组织保护人类环境总监，成为首位出任世卫组织高层职位的香港人。而后又出任负责传染病事务的助理总干事。

　　十大新闻人物除上述三人外，还有成功改善河南媒体形象的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成功战胜百年旱灾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坐上火山口的“镇长”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争议书记”高升“低调省长”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碰硬”的反腐部长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四年三次角色转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将环保纳入政绩的主考官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

社保案频发 《人民日报》刊文促健全体系遏腐败

【网讯】近一段时间来，社会保障基金被贪污挪用案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刊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文章称，除了对涉案人员依法惩处，还必须及时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铲除这类问题频繁发生的土壤，分析称，中央政府有意对社保体制进行改革。

　　文章称，1990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表明，贪污挪用社保基金问题之所以频繁发生，与中国实行基本上由行政管理机关控制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密切相关。在这种体制下，行政管理机关和基金管理机关合一；而行政管理机关拥有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保管和发放全权处理的权力，他们只要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必向广大受益人报告，也不受他们约束。这两条恰恰是腐败分子滥用权力、贪污挪用受益人“保命钱”能够屡屡得手的体制上的原因。

　　文章称，社保基金的事故频仍，从一个侧面表明加快建立具有硬约束的、能够有效运转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将社会保障的基金经营与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分开，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

　　《人民日报》在上海社保案两个月后，中共地方党委换届选举过半之际刊登吴敬琏，似乎有意对社保体制进行改革。有消息说，在中国，社保基金管理人手极少，全中国基金监管人员不到一百人，而且增加官员也未必可以防止腐败。原因即在于体制。

　　中国政府体制至今不断膨胀，但也不见得廉洁程度有很大改善，甚至有人认为已愈来愈多集团式腐败行为。有专家引述各国经验指出，中央统一管理不一定可以防止腐败。

　　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方向发展，让私营公司管理社保基金，让人们从相互竞争的私营公司中挑选一个来管理他们的退休基金，也许是一条出路。在“一国两制”模式之下回归中国主权的香港，就是采取这种管理办法。

　　中国的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由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五大险种组成。这些款项数额庞大，将之挪用投资，获利后再放回帐户的诱因实在是太大。专家称，最佳的办法，还是解免官员沾手这些款项。

先房后医建设和谐社会


● 叶秀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当然便须要解决一般中国国民在住房、医疗及教育的基本权利与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国民确实比以往富裕多了。然而，一般国民在住房、医疗及教育费用所面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如果当今领导人能妥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将是中国国民之福。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再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中国最终将会被历史评定为一“大治”时期，达到真正的国泰民安，而胡温领导层的历史成就，也会比美甚至盖过前人。

　　相反，如果当代领导人忽略了一般国民目前在住房、医疗及教育的压力，则眼前的经济增长，主要只在于服务富裕的少数群体，领导人的历史定位不只不高，而且还会为后人诟病。

　　因此，当代领导人宜考虑一些大作为及安排，确保一般国民在住房、医疗及教育的基本需要能得到满足。

　　要解决一般国民在上述三方面的基本权利及需要，便意味着须动用许多“钱”。那么钱从何来？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如何解决融资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上述需要所牵及的资金异常庞大，单靠目前的税收并不足够，而强行大幅加税，对经济的破坏可能太大。因此，便须找寻其他融资方法，以支持上述的庞大支出。

　　

一石三鸟解决三大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城市房价远高于建造成本，房产在中国已成暴利行业，把希望拥有物业的一般国民压得透不过气来。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可先成立中央及地方建屋局，大量建造及出售对政府来说具相当利润、而又对市民来说不太贵的公营房屋。如此一来，中国政府除了可以较合理的价格满足期望置业者的住房需要，也可以将所得利润归入一住房、医疗及教育基金，以支持较低廉的医疗与教育服务，造福一般国民，并为低收入人士兴建较多的廉租房。

　　上述建议之所以能一石三鸟的解决一般人在住房、医疗及教育的基本权利与需要，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笔者对未来房价走势的忧虑。

　　中央政府之前一轮的压抑楼价措施，的确缓和了部分国民的恐慌性需求，没有这一轮的压抑措施，中国的房价恐怕已不知升到何种水平。然而，地产商维持以及推高房价的能力也是相当顽强的。笔者之前在深圳，发觉许多楼盘的价格根本没有下调，部分房价还向上攀升。如果中央政府没有新一轮的压抑楼价措施，中国房价很可能在目前所谓的调整期后进一步上扬，而且升幅可能更急更猛，以补回之前一段时期受到压抑的升幅。

　　基于楼市的市场结构问题，即发展商无论在控价、资讯及持仓能力均远高于买方，所以中国房价目前的上升风险其实远远大于下跌风险。比如说，即使面对中央之前一轮的压抑措施，发展商仍可利用其持仓能力维持“正常”售价，待中央的压抑措施不继之后，又可船过水无痕，以“正常”甚至更高的售价追回大部分暂时延缓的需求。

　　即使中央能再下猛药，地产商仍可以短期折扣形式（如以“正常”价的八折）出售物业，一方面仍可以不俗的利润降低持仓量，另一方面仍可维持其“正常”售价，等待时机的转变。相反，如果中央的压抑措施不继，又或新的经济情况有利房价上升，地产商则可透过资讯的扭曲，影响准置业者的心理预期，甚至造成新一轮的恐慌性购买，追回早前失去的房价升幅。

　　考虑到中国房价再度大幅上升的风险，笔者建议中国政府必须另起炉灶，成立中央及地方建屋局，策划提供大量价格较为合理的可出售房屋。只有另起炉灶，才可以透过直接竞争，迫使发展商不再推高房价，甚至适度调整仍具相当利润的房价。

公共房屋的供应量须大

为了要发挥足夠的影响力，公共房屋的供应量必须够大，笔者的看法是至少是新供应的四至五成。但是，这么大的公共房屋供应，会否把发展商赶上绝路呢？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无谓的担心。新加坡政府所出售的房屋，价格远较私人房屋为低，但购买者有一定的收入限制。在面对政府的竞争时，私人房屋一般设计会较佳，并会提供公共房屋所没有的设施，而且选址一般较为优异（如接近地铁站或市中心），却又没有公共房屋所需的多年轮候，因此也能在收入较高一群的需求中占重要比率。
　　推断中国政府即使另起炉灶，也有一定的轮候队伍，也正因一般国民可以轮候，从而削弱地产商进一步推高房价的能力。若政府的房屋供应也有利润，地产商能有足够利润也毋须怀疑。因为有公共房屋的竞争，地产商才有诱因提升其房屋设计与设施。相反，如果没有竞争，地产商提供的房屋只会越来越小，每层的高度也只会越来越低。

　　近日有些地方政府宣布增加房屋的土地供应，虽然可稍让楼市降温，但由于房市的市场结构及买卖双方的优势差距没有改变，其影响将主要透过土地价格的下调，除非增加的土地供应远超目前的计划及一般负荷，地产商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高的利润率。因此，纯靠“间接”的土地供应影响楼市，并非最佳选择。在增加土地供应之余，设立地方建屋局“直接”提供足够数量及价格较合理的房屋，将较为稳妥。当商品房价回至较合理水平时，公私部门的竞争将敦促双方持续改进。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客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