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大排兵布阵看中央遏制地方政府滥权决心

从十七大排兵布阵看中央遏制地方政府滥权决心

　　在新一轮换届选举中，中共中央通过东西部官员交流、中央与地方官员对调、“一正两副”及提升共青团出身官员等措施稳固了中央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从而有效遏制了普遍存在的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滥用。

　　与前几届相比，新的班子成员来自各地，外地官员明显获重用，本地官员受到压制。以福建为例，从新省委的新名单看，卢展工续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由黄小晶和王三运担任，鲍绍坤、何立峰、陈文清、李光金、张昌平、陈少勇、袁荣祥、唐国忠、于伟国及陈桦（女）为常委。

　　真正福建本地常委只有黄小晶、何立峰、陈少勇和陈桦四人。本土势力大为缩水，权力斗争自然减少，这有助于福建各界齐心协力谋发展。有分析称，本土势力大为缩水，权力斗争自然减少，这有助于福建各界齐心协力谋发展。

　　按惯例，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一年左右，开始由下而上的官员换届，为大会做准备。随着明年十七大脚步临近，今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透露，地方党委将开始换届，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十四个省，2005年上半年完成十七个省。

　　整个复杂的人事更替工程大概循几个不同层次进行。一是中央与地方对调官员，例如去年交通部长张春贤调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长周伯华今年调职国家工商总局长；二是沿海地区向内陆调官员，比如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转任贵州代省长。从更换顺序上说，则一般是沿海省份的官员升级到内陆省份当一把手，然后再任命沿海省份如浙江、福建、江苏的一把手，而北京、上海、广东等由于对中国政经影响最大，而且省委书记还会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所以留到最后一轮任命。

　　今年5月开始，地方换届渐掀高潮。辽宁、河南、山西、安徽、西藏、新疆、河北接连召开党代会，包括李克强、张宝顺在内的多名省委书记连任。此外，甘肃、广西由中央任命新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涉社保基金案被免职，市长韩正暂代。

　　除省级官员更替外，广东、江苏、河北、辽宁、河南、陕西、安徽、福建、内蒙等省区的市级领导人也换上新面孔。以广东为例，年初两名副省长许德立、游宁丰年满60岁退休，东莞市委书记佟星、汕头市委书记林木声升任副省长；随后广州、佛山、惠州、汕头、肇庆、韶关等地市委书记相继易人。

　　复杂的人事更替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一把手的更换，相应的副手也要大量更替。而省市及部委的一把手退休后，又会到全国人大或政协任职。这些都使整个调动成为关乎全国各权力机构的人事大洗牌。

　　换届选举除了是行政机构内的人事大洗牌，更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中国官方媒体在换届选举同时，于近日热炒扩大中央垂直管理范围，以遏制普遍存在的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滥用。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日前即指出，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解决一系列经济风险的关键，反腐败必须破除各级政府的部门利益。

多少黑钱外流是个谜 大陆拟向香港学习反洗钱经验

【网讯】贪官的黑钱到底有多少流向海外，这始终是个谜，为此，大陆准备向香港学习反洗钱经验。鉴于香港已有丰富的反洗钱经验，未来大陆方面在反洗钱人才培训、洗钱趋势研究和监管制度方面将借镜香港经验。大陆官员时常透过地下钱庄转移大笔贪污所得赃款到香港等海外人头账户。

　　香港《文汇报》报道，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刘连舸说，前不久就有一批大陆官员专家到香港“取经”反洗钱经验，培训效果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目前，中国虽然有超过十四万名反洗钱人员，但人手仍严重短缺。

　　刘连舸认为，目前中国“反洗钱法”还没有制定针对特定非金融机构的条款，因此涉及这些机构的反洗钱工作还无法开展。但他强调，大陆反洗钱法律将不断细化，最终将全面覆盖，没有漏洞。

　　继《反洗钱法》之后，中国人民银行11月稍早发布两部反洗钱领域的重要规章：《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刘连舸说，另有一个反洗钱法规目前正在同时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密集议定中。这个即将推出的法规涉及客户身份识别以及数据保存等规定。

　　近年来，透过地下管道洗钱，作为藏身海外盘缠，几乎成了中国贪官潜逃的基本方程式。中国官员时常透过地下钱庄，转移大笔贪污所得赃款到香港等海外人头账户。余振东等中行官员，当年把4.85亿美元汇往海外，就是先把资金移转到香港空壳公司与多个人头投资账户内，然后利用加拿大与美国拉斯韦加斯赌场账户洗钱，再购买假身分，让亲属与自己先后潜逃美加，过着奢华，但有点提心吊胆的生活。

　　贪官的黑钱到底有多少流向海外，这始终是个谜，不过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曾公布大约有五十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外汇总局则估计，1997到1999年之间，共有一百亿美元资金透过不正常管道外逃，虽然不见得全是贪官黑钱，不过数字肯定惊人的。

　　两年前，香港廉政公署破获一个庞大的洗黑钱集团，主要客户都来自中国，涉案人除了地下钱庄业者外，还包括了香港银行主管；更骇人听闻的是，这个不法集团五年营运期间，前后共洗了五百多亿港元到全球各地。

　　如果按照浮现台面的案例，基本原则都是冰山一角来看，中国历年来，被贪官以各类形式洗出的资金，香港有银行业者曾估计，应该至少有五百亿美元。

反腐机关每年查处三十万人 中央考虑改革制度掐住源头

　　中国的反腐败机关近些年每年处分的官员多达二三十万人，工程建设是最容易发生腐败的重灾区。与以往只重惩罚有所不同，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从改革制度的方向思考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这显示了执政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的决心。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近些年，中国的反腐败机关每年都要处分大大小小官员二三十万人，其中有少部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如果不是执政党和政府有坚强的决心，要把这些手中掌握着或大或小权力的官员拿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章引述“透明国际”组织亚太地区大中华区主任廖燃在2003年的国际反贪污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在“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中没有体现，廖燃自己对此也承认并表示遗憾。

　　文章指出，中国反腐的举措富有成效。除查处大案要案外，中国围绕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这两方面推进的制度措施，也得到了很多外国官员的高度认可。2005年年初中国颁布实施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有专家称，应该从改革制度的方向思考，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今年以来，在中国政府高调反腐行动中，先后曝出多起大案，包括上海社保案等。

　　有分析称，中国腐败猖獗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地方保护，中南海的政令甚至难以传出地方。于是，中国官方媒体近期热炒扩大中央垂直管理范围，以遏制普遍存在的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滥用。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也出来说话，称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解决一系列经济风险的关键，反腐败必须破除各级政府的部门利益。

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被罢免 高校玩股票的恶果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人大代表资格。该决定起因于天津大学分管财务副校长杭建民挪用资金炒股致“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巨额损失。中纪委和教育部认为，时任校长的单平在此案中负有失察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严重失职错误。

　　香港《大公报》发文称，天津大学首开高校投资股票先河，令人刮目相看。在人们心目中的大雅之堂怎么像大款一样也玩起了股票？

　　大学为什么要炒股？到底是理财公司“一手泥墙”，还是与大学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如果是后者，到底是钱多得非搞资金性投资不可？还是为教学科研广开创收途径，另有他图？此间媒体说，天津大学用于炒股资金由于来源渠道复杂，很难查证。越难越要搞清楚。如果在查证过程中大学的管理者并没有参与炒股，那么，等于还大学一个清白。这一点很重要。

　　这使人想起了富豪上大学的事。就在一年前，三十位拥有亿万资产的浙江大款齐聚清华经管学院，开始接受为期十二天的封闭式脱产学习。这些住惯豪宅的大款们住进八平方米左右的单人宿舍，在学校食堂吃饭感觉“口味不对”；还有老板自称“生活跟电视上演的差别很大”，由此制造出来的反差与刘姥姥进大观园有着同样的喜剧效果。说白了，大款进大学与对奢侈品的追逐没有多少区别，镀金也属于一种奢侈的装潢。

　　这是一个每天都有让人眼睛一亮新闻的时代，无论是大款上大学，还是大学成“大款”都有点匪夷所思。大款上大学与大学成“大款”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大款在本来清静的校园里一晃悠，大师们不仅会投去羡慕的目光，而且还有可能东施效颦，捞衣捋袖地大干一场，闯闯股市也是畅游商海一种热身而已。而大学的管理者一旦将目光瞅上了股市，完全可能用一种经营理念来重新定位办学思路，毕竟炒股的收益建一幢大楼、砌一个“天价大门”那是小菜一碟。如此说来，大款上大学与大学成“大款”之间倒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装点门面。

　　不过，这让公众对教育的担忧又多了一层。一旦大学跟风违规进入股市，风险不言而喻，如果因为炒股而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国家拨款的钱、家长缴的钱、社会赞助的钱以及科研挣的钱，全都被滚滚股潮席卷而去，那么大学连大楼都要典当还债，大师们弃之而去，大学还叫什么大学？今后大款们还会来镀金吗？

中共十七大看中私企党员代表 选拔重“思想政治素质”

【网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28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要吸收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而能不能成为十七大代表，与工作表现及议事能力相比，更看重的是“思想政治素质”。

　　评论员文章强调要在全党范围内认真做好定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代表选举工作。文章还特别提到，十七大代表中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

　　文章称，与以往相比，这次选举工作在完善代表结构、扩大党内民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能不能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要看工作表现、议事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看“思想政治素质”。

　　文章说，要注意把握代表的构成比例和分布，党代会代表不仅要具有先进性，也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尽可能做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代表。

　　十七大代表中，既要有各级党籍官员，也要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而且要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应占一定比例。

　　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从今年11月开始，到明年6月底前结束。中共中央确定，中共十七大代表名额为2220名，将由全国三十八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中共十七大有意吸收新社会组织为代表党员，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叶笃初分析，中共关于新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其中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称，十七大党员代表选举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或许预示了胡锦涛要在巩固经济改革成果之后，思考开展政治改革。而加强中共党内民主，除了十七大代表要差额选举，也不排除十七大将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差额选举的可能。

　　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逐渐分化，增加了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人员在内的新群体，他们被称之为“新的社会阶层”。

　　《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称，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分析指出，中国的新社会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催生了这一新基层。但是同样不能排除的是，这一过程中蕴含的某些不公平因素。而且这一新的阶层非常脆弱，他们很有可能瞬间新贫。所以，新社会阶级作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很容易变成改革深化的阻碍者。同时，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他们也是极其焦虑的一群人，维持着表面风光，急于得到外界的认可。

公费旅游闹成国际丑闻 中办国办发文件13年整治无效

　　中国官员公费旅游问题一直存在，这个痼疾近日终于在国外闯出祸来。芬兰政府11月22日表示，十名反贪官员手持假冒的芬兰政府的邀请函试图进入该国，但被边防局挡了回去。这种痼疾的病因，大可在十三年前的一份中央文件里找到一点头绪。

　　《亚洲时报》报道，这类事件在中国并不罕见。陕西《华商报》去年9月曾指出，陕西靖边县大批党政官员，打着“红色旅游”的旗号变相公费旅游。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已批示调查。而榆林市纪委调查组发现，靖边县外出旅游的党政官员人数和涉及部门要比报道中的还要大得多，仅去年9月份可能就外出近六百人次。既然这类问题外界都知道，为什么还是继续出现，禁之不止？

　　早在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发出《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但十三年过后，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

　　有一种意见指出，从这份十三年前的通知，就可知道问题一直未能改善的原因。可圈可点的是，《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的第八点指出：“纠正用公费出国（境）旅游的不正之风，由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各单位负责进行清理整顿”。若负起统一领导责任的各级党委自己也想公费旅游，情况自然难以改善。

　　有意思的是，《通知》第八点又强调：“首先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官员抓起，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清理和制止”。现在问题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官员是否又有按《通知》的要求办事？

　　《通知》最后又提到：“对继续弄虚作假、顶风违纪的，要从严惩处，并有选择地予以公开处理”。可是，不少民众都反映，公费旅游时都是一众官员浩浩荡荡的，其原因是大家都做了，就不怕有人举报；另外，领导官员也有排场。除了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受损外，所有官员都是皆大欢喜的。

　　在这种情况下，“弄虚作假、顶风违纪”固然十分容易，且中央文件明言：当局只要“有选择地予以公开处理”。 “有选择地予以公开处理”其实就带来一个公平问题。既然甲部门问题不公开处理，乙部门也不便公开了。在中国官场，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与人为善”，已成大家都明白的潜规则了。

　　值得留意的是，公费旅游的问题，绝不止浪费公款这么简单。新华网去年7月27日就报道，高校官员每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均纳入高校教育成本范畴，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重。由此可见，这个问题是会引起并发症的。

中央编办：近半数事业单位超编 五年内只减不增难完成

【网讯】中国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组成的联合督查组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表示：近半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镇事业单位超编，这说明完成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任务，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新华社报道引述中国中央编办研究中心副主任、联合督查组组长魏刚说，去年9月，中央编办会同中组部、监察部、财政部对部分地区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的情况开展了联合督查。另外，各地也普遍开展了自查。

　　据指出，从实际情况看，各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乡镇普遍面临很大的进人压力；“条条干预”问题屡禁不止；近半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镇事业单位超编等。这些情况说明，完成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任务，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魏刚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督促各地采取更加有效的控制措施，中央编办从2006年11月开始，对各地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情况开展督促检查。

　　魏刚强调，各地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要求，全面推行乡镇编制实名制管理，建立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协调机制，确保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上级部门要大力支持乡镇改革，不得以机构“上下对口”，或用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年终考核等手段干预乡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政府人员冗杂一直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同时也是中央的难题。为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确保中央提出的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目标的实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将于15日起，会同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工作小组开展联合督查。

原中石油最年轻副总裁苏树林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长

【网讯】中石油股份公司董事会27日宣布，公司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苏树林辞去在中石油股份的所有职务，转任中共辽宁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苏树林2002年12月出任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被称为中石油最年轻的高管之一。

　　北京《京华时报》报道，2005年吉林化工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中石油股份公司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新任命了七位高级副总裁，时年四十二岁的苏树林便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苏树林11月14日便已卸任中石油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职务。此次辞去中石油股份公司职务后，苏树林彻底告别中石油系。

　　有意思的是，苏树林曾被看作中石油集团新帅的有力竞争者之一，他与蒋洁敏一样，在中石油基层工作了二十多年，参与了中石油的重组上市。此前不久，蒋洁敏成为中石油集团新帅。

　　苏树林先后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逾二十年的工作经验。1997年1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常委，1999年1月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9年10月被聘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00年8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02年11月当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2年12月被聘任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高校企业再曝挪用公款案 清华大学教授涉资百万被控

【网讯】中国著名太阳能热利用专家、清华阳光前老总、清华大学教授薛祖庆日前被检方指控，称薛祖庆在职期间将德州皇明购买清华阳光股份的一百万转入私人账户并借亲属购房，因此构成挪用公款罪。此前天津大学前校长单平因擅自动用大学一亿元人民币，被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一周内连爆两起高校企业挪用公款案，校办企业的资金监管问题引起外界关注。

　　《新京报》报道，薛祖庆的辩护律师称，薛并非挪用公款，只是将手中两笔钱等额互换，无挪用公款的故意。清华大学的处理意见称，薛曾做出巨大贡献、并且公款已全部退还，希望从宽处理。

案件起因：转让股份所得存入个人名下

　　1994年2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与北京玻璃仪器厂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清华大学太阳能电子厂”，薛祖庆被清华大学委派为总经理（厂长）。1996年，电子厂与德州皇明太阳能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成立山东皇明太阳能有限公司。1997年12月，电子厂改制为“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薛继续任总经理。

薛祖庆说，1999年10月，清华阳光打算将所持的20%股份以110万转让给德州皇明。

　　据检方指控，德州皇明在同意买清华阳光股份后，先行支付10万预付款，1999年12月再次支付一百万，并以薛祖庆个人名义存入银行。

　　后薛祖庆将该款转入自己账户，并在2002年借给其姐购房。2003年3月，其在被免职后仍将掌握该款的事实隐瞒，同年8、9月，薛将5张银行存单合计110万交给清华阳光前任董事长沈长治。检方认为薛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庭审焦点：公款保管期间曾被借给亲属

　　薛祖庆说，当时与德州皇明合作只是以无形资产入股，没有拿一分钱。所以在对方支付一百万时，他没打算将钱入到公司大账而是作为“小金库”。其律师表示，当时清华阳光账外资金上千万，都是存在经理或财务的个人名义账户上。

　　“我在董事会上已汇报了这笔钱，觉得大家已知道，放谁的手里也无所谓。”薛祖庆说。他承认将这笔钱借给姐姐买房，原因是当时自己有一百万定期存单，为避免利息损失，他将这一百万公款借出，打算用自己的一百万顶。随后，其姐以13万美元偿还了借款。“如果说公家有两张五十的，我换成一张一百的就是犯罪，那我认罪。”2003年，薛祖庆把自己的存单交给沈长治，在被告知总额一百一十万时，他又拿来一张十万存单。后经检方查明，其中十万作为预付款，早已打到清华阳光账上。

律师辩护：将两笔钱互换不构成挪用公款

　　薛祖庆的律师辩护称其行为属于置换，不构成挪用公款。“他只是出于简单的想法，把两个一百万互换，没有挪用公款的故意。”律师说。

　　而当法官问及为何在离职后不把这笔钱交给公司，薛祖庆表示，当时首钢入股清华阳光，企业增资改制，新公司已不是过去的清华阳光，而他认为这笔钱应该属于老公司，不知道该交给谁，即使面临审计，也还是将钱交给前任董事长。“我以为这笔钱放在我手里最保险，只有我不会乱动，我对这个企业就像对儿子一样。”薛祖庆说。

校方：贡献巨大希望从宽处理

　　清华大学纪委给检察院发去的处理意见称，薛祖庆曾做出巨大贡献、并且公款已全部退还，另外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其从宽处理。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天津大学前校长单平21日被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据悉，单平六年前擅自动用大学一亿元人民币，用作安排校办企业上巿，但最后因为公司当事人潜逃，给学校至少造成三千多万元损失。中共中央纪委给予单平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天津大学副校长杭建民已被撤职，并接受警方调查。

刹农村贿选风 中共中央部署十七大严禁拉票贿选

【网讯】就在中国市区县及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贿选”问题也逐渐呈现出层出不穷的态势。为此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禁止拉票贿选等不正之风。有专家指出，由于缺失法律制约，村官通过变卖农村土地致富，同时又将所得作为贿选资本为仕途铺平道路，如此恶性循环将使中国多年来推动的基层民主工作陷入困境。

基层选举缺法律制约

　　新华网28日报道说，中央日前发出通知，对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部署，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进行了具体安排。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确保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圆满完成。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基层民主研究专家、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表示，随着中国选举范围的扩大和选举竞争的激烈，贿选问题的不断扩大，已严重影响了中国选举的公平和公正。就近期出现的几起农村贿选事件而言，政府部门均以“担心引起连锁反应”而对村民反映的不满置之不理。

　　李凡指出，这显示出选举制度存在缺陷和相关法律内容的缺失，致使农村选后争议一直无法得到司法支持。他举例说，与选举制度关系最密切的《选举法》只规定了对人大代表和地方政府的选举，并无约束基层民主选举的条款及相关争议解决机制，致使贿选问题在基层较为严重。

　　目前，民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两部法律进行修改，李凡表示，除修订基层民主组织法条款，还应考虑制定统一规范多种层次的选举法，以遏止贿选发展。此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也曾指出，通过金钱、财物等实施贿赂的，其代表资格将被宣布无效，构成犯罪的，亦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李凡指出，此问题不解决，将使中国多年来推动的基层民主工作陷入困境，而现象背后的两大原因则是选举制度存在缺陷，以及农村尚拥有的土地资源。

土地收益成贿赂资本

　　除此之外，相关专家还指出，农村不断出现“贿选夺权”的另一大原因，是因为“穷困的农村”尚有土地这一宝贵的资源，而村委会主任也往往能通过“卖地”迅速致富，有“资本”实施贿赂。

　　据估计，中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一百亿元以上，土地腐败已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通道。1996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年均耕地净减量为1428万亩，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疯狂圈地。

近期农村主要贿选事件

　　10月，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进行人大代表选举时，原镇党委委员、镇政府民政助理员杜飙为谋取镇长职位，先后请村委会干部和镇人大代表吃饭，并分别送给每人几百元不等，最后以38票当选该镇镇长。

　　5月，天津东丽区华明镇李明庄在进行第六届村委会选举时，原村委会主任刘志起采用向每户村民送一袋大米、两桶食用油的方法，贿赂一千多户选民，致使其票数名列第一，顺利“当选”。

浑水摸鱼 河北男子冒充中纪委以陈良宇案勒索上海官员

【网讯】由陈良宇案引出的上海社保案尚未侦结，数十大小官员先后落马，整个上海官场风声鹤唳。就在此时，竟有一河北男子冒充中纪委发出百封恐吓信，以陈良宇案勒索上海官员。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抓获。

　　《燕赵都市报》报道，经过近一个月的缜密侦查，最近发生在上海市的“10?26”冒充中纪委官员系列敲诈案，经冀沪两地警方联手攻坚，现已成功告破，嫌犯李海岭被抓获归案。

　　事发于10月26日，上海市发生有人冒充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的人员，以涉及陈良宇案的名义，邮寄一百多封恐吓信，对上海市各党政机关负责人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案件。

　　上海警方经侦查，初步确定嫌犯藏匿在河北境内，遂与河北省公安厅取得联系，联手展开侦破。根据上海警方提供的嫌犯的银联卡账号，对河北邢台市各银行进行查询发现涉案银联卡曾于案发后六次在清河当地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做过查询，另外在距清河县城不太远的衡水枣强县某镇也有过查询记录，且查询时间均在傍晚及凌晨。据此，专案组初步认定嫌犯很可能是清河人或住在清河。

　　专案组最后发现李海岭与涉案录像资料特征相符。李海岭现年五十岁，曾于2003年用写恐吓信的方法，敲诈山东省海尔集团负责人，目前在逃。

　　11月21日上午，警方趁李海岭按当地风俗上坟烧纸之机，将其一举控制，并立即对其住处进行搜查，在其住处搜查出涉案银联卡十三张、未发出敲诈信一百余封、空白信封一千余个、《中国政府机构名录》书一套、《河北省各县市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名录》一本。经审讯，李海岭供认多年来向全国包括上海、山东、东北等地行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邮寄恐吓信敲诈。目前，李海岭已被上海警方解回处理。

社保案余波未了 上海国资委反思进退游戏模式

　　“上海社保基金案”余波未了。国资的监督功能和管理功能都集中在国资委，这样就缺少制衡，上海国资资金流向失控，将这一弊端暴露无遗。业内人士称，一场对进退游戏模式的反思由此展开。

　　《中国新闻周刊》发文称，当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小组10月24日证实，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凌宝亨、副主任吴鸿玫正在协助调查时，中国一家财经报纸便援引一位上海国资系统人士的话称，“上海国资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将逐渐浮出水面。”

国资非正途入市

　　上海市徐家汇路555号，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即坐落于此。作为沪上屈指可数的几家政策性投资性公司之一，此时的国资公司内部并不平静。

　　据上海媒体报道称，在上海社保案发后，该公司的多位官员主动向中纪委调查组反映公司的有关问题，而其上级主管部门上海市国资委也对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对房地产领域的委托贷款有70多亿元，超过公司对重大市政工程、基建等领域的投资。这70多亿元当中，有80%以上贷给了民营房地产企业，委托贷款年利率则是6%至15%。”

　　文章称，凭借其独特的政府公司地位及对雄厚国有资本的运作，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早已名声鹊起，俨然成为具有政府背景的资本市场大投行，影响力不断扩大。

　　据调查，在这70多亿委托贷款中，80%以上流入了民营房地产公司，合作项目达60多个。前述房地产从业人士认为，这70多亿元投入上海房地产客观上起到了托市的效果，肯定对前两年居高不下的房价起到某种程度的哄抬作用。如果将全部贷款追回，将会对上海楼市造成新一轮影响。

　　房地产行业本身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正是由于在当前银根不断收紧的宏观调控形势之下，开发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间接融资渠道受到了限制，才不得不转而寻求其它的融资途径，委托贷款就成为这种新的融资途径之一。房地产从业人士的说法是，“国家没有规定企业的钱不可以借出去用，只是不让直接借而已。”

70亿的进退游戏

　　近年来，上海国资经营公司的贷款规模逐年增大，从2003年的不到10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30多亿元，直至如今的70亿元。有消息称，2005年6月份以后，上海国有资金对房地产商的委托贷款利率已经达到15%，有的甚至达到18%，几乎与地下钱庄的借贷利率相差无多。

　　据称，上海市国资委已就此向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发出专项整改通知，并要求上海国资经营公司必须积极配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公司委托贷款的调查工作，同时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央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的有关规定，立即停止对房地产领域的委托贷款。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高额利润驱使下，进行委托贷款业务的自然也绝非上海国资经营公司一家。2005年前后，随着宏观调控和银行对房地产等固定投资贷款的控制，上海众多房地产企业开始寻找上海社保、其它上海国有部门或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这些委托贷款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另一部分进入了股市。

谁来监督国资委

　　由上海社保案引致曝光的众多国企资金使用违规问题表明，素有先行者之称的上海国资改革，盛况之下亦有暗流涌动。

　　“此次上海社保案涉及到众多的国企资金使用违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上海国企这几年的改革方向、改革方式及管理体制进行反思和梳理，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一位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常任委员作上述表示。

　　截至2005年底，上海国有资产总量达到7300多亿元，相对2004年净增400多亿元。从上海国资总量的快速增长来看，这一体制的帮助自不待言，但这一体制自身的弊病却一直未予解决。

　　事实上，在国资委成立伊始，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研究员便撰文指出了这一新机构的复杂性：“对于政府来说，国资委是代理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资委是委托人，扮演‘老板’的角色。国资委具有双重身份，处在相当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中心。”

　　“现在的国资国企发展，成也国资委，败也国资委。国资在整体发展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想让你干什么就是什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资管理人士表示。

　　谁来监督国资委，一直是国资管理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在制度设计上上海似乎还没有想好。在2003年上海市人大会上，人大代表邱益中就曾提交议案，主张由人大来监督国资委。但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上海国资决策人士并不想引入人大监督，一则人大还要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有制度变迁的改革成本；二则国资过于复杂而敏感。

　　有国资管理人士看来，原来是三位一体（所有者代表、监督、管理）的功能，无论哪个层面都搞不好，现在是三位两体，但实际上应该是三位三体。“国资委机构的执行层还没有形成，而国有企业的执行层还要取决于国资委，因此如果目前根源上的问题不解决，还是比较难的。”

　　该人事称，因此，国资国企的进一步改革，如果要有新的突破的话，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前提，尤其对于上海来说，更是这样。

社保基金赤字或迫中国提高退休年龄

由于中国社保基金出现巨额赤字，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提升强制退休的年龄限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文件显示，截至去年底社会保障基金的赤字巳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而2000年的赤字只有360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周刊》有关报道引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准备向中央建议提高退休年龄。

全国总工会研究中心副所长郭悦表示，虽然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或50岁，但实际上很多人在40多岁或者50多岁已经退休，造成社报基金赤字。

不过近期曝光的部分地区巨额社保基金被挪用丑闻无疑也给令原本入不敷出的社保基金更感巨大压力。

据中国审计局统计，中国社保基金被挪用总额已经达到71亿元人民币，而这数据还不包括发生社保基金案丑闻的上海。

退休年龄较低

官方统计显示于2000年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

提前退休是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高峰时开始推行的政策，而且即使提前退休也可以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

专家指出，提前退休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就业不足的压力，但长远而言只会为一个老化社会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提高退休年龄则可以适当减少社会保障基金的压力。

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超过总人口的7.7%，而超过60岁的人口则占总人口的10.5%，已经符合联合国所定义的老龄化社会条件。

退休和就业

不过也有中央政府官员向 《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过快提升退休年龄可能导致失业问题恶化。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估计目前至少有2400万名城镇居民需要工作，但目前只有1100万份工作，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也达到1亿人。

该名官员指出，需要在退休基金和失业之间作一个平衡。

不过《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延长工作寿命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利。

该文章反驳提高退休年龄会构成失业的说法，指社会学研究显示退休太早会令社会人口在体能和智能方面提早衰退。

文章引用上海的数据称当地60至70岁的专业人士中有近八成仍愿意工作。不过文章同意退休是个人的选择，所以认为应该订立较为弹性的退休机制。

陈光诚妻子法庭外被警察带走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星期二（11月28日）遭山东沂南县警察带走。
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袁伟静28日上午在法院签署文件走出法院后，就遇到六、七个便衣警方上前问话。

李劲松当时在场，他说那几个便衣警察出示传召令后，就把袁伟静带走。

李劲松说，警方并没有解释带走袁伟静的理由，不过他表示相信警方的举动与前一天的审讯没有直接关系。

他指出，由于袁伟静是陈光诚直接的法庭监护人，所以他原本要把她带到北京去，协助处理文书细节上的工作。因为"留在沂南的话，迫害的人多。如果留在村里，找她签字就会很困难。"

不过，他也认为，这次即使袁伟静被放出来，"只要公权力机关未受到制裁，我们就很难把她带到北京去。"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李劲松在受访时还在沂南县刑警大队外等候结果，不过他也不能肯定她什么时候能被放出来。

沂南县法院在星期一（27日）重审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案件，辩护律师李劲松因为当局对营救陈光诚设置了重重障碍，最后中途退庭以示抗议。

他告诉BBC说，陈光诚的案子复杂，如果陈光诚被判无罪，那就表示从中进行破坏的人包括打手就有罪，也显示公安局的逼供行为都有问题，而且证人所说的话都会被证实。

他说，这些人"担心追究责任，所以从中阻挠我们的调查工作"。

这些阻挠包括在开庭前，案件的三个证人遭人绑走，以及日前在陈光诚家乡东师古村搜寻证据时被30多人重重包围，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

不过有关当局表示他们对发生的阻挠事件并不知情。

山东省沂南县法院在8月24日，裁决陈光诚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决定执行陈光诚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

经上诉之后，临沂中级法院10月30日撤销沂南县法院对陈光诚案的刑事判决，并批回一审法庭重新审理。

虽然对重新审理结果不表乐观，但是李劲松却表示，如果法院维持原判，他们会"继续提出上诉，直到争取到公平权益为止，而被绑的证人一定会被放出，因为不可能绑他们一辈子。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热比亚的儿子一个被监禁一个挨罚款

baz.ch/德国之声：周日，中国维吾尔族女商人兼活动人士热比亚在德国慕尼黑被选为维吾尔人世界大会（WUC）主席。一天后，周一，她的儿子阿里木因偷税漏税罪被在中国新疆被判处7年监禁，并处罚款20.8万元（合2.6万美元）。阿里木是新疆艾克达工贸公司总经理。热比亚的另一个儿子卡哈尔被处以合1.2万美元的罚款。中国新华社也报导了判决的情况。

热比亚说：“我的儿子们是无罪的。”她认为，中国法院对她的儿子们的判决是“中国政府对我的报复，从广义上说是对所有敢于反抗中国政府，敢于说真话的维吾尔人的报复。”

流亡维吾尔人组织（UHRP）称，星期天有人在监狱里看到热比亚的儿子躺在担架上，估计他受了刑。

李大同谈中国媒体现状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香港民众抗议关押新加坡海峡日报记者程翔
11月23日，记者无疆界组织进行第17届被关押记者日活动。这一纪念日的宗旨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坚守新闻职业本分而被当局迫害、关押在监狱中的记者。根据记者无疆界的统计报告，目前在全范围内有139名记者被关押，其中32人在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今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从业人员案件之一、新加坡海峡日报记者程翔“间谍案”也即将作出审判。

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名单上，中国目前有32名记者被当局关押，这份名单中包括了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最终以“欺诈罪”判刑三年的前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同样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最终判刑十年的师涛，以及因“间谍罪”被起诉、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香港公民程翔。中国在关押记者名单上再次名列榜首，使得人们再次关注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及新闻从业人员的安全。但是，中国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认为，这份被关押记者的名单并不能直接反映中国的新闻控制程度，因为官方对于管制新闻另有一套办法，根本不用通过直接关押记者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新闻报道的目的。

李大同说：“如果纯粹从关押的角度说，这肯定不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因为中国这样的体制，根本不需要直接迫害记者，因为记者并没有独自采访和发表报道的权利，只要控制总编辑就行了。这是中国媒体的基本特色，总编辑听起来是新闻从业人员，但实际并不是。他实际上就是代行新闻检查的职位，总编辑日常的工作就是确定什么东西不能发表，而不是要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中国新闻的症结所在。”

中国政府的媒体控制是从上而下的一个系统。李大同表示，很少有中央级媒体或者省级大型媒体的记者被关押或者判刑就能证明，中国政府一般不需要通过对个别记者的单独迫害来钳制媒体。而对于师涛等人被判刑的现实，李大同如此解释说：“我想，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整你一下，但是我想他们也没有那么蠢，现在看来因为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他们自己也发现这一点，而且引起广泛公愤。我想纯粹由于报道方面的问题来整你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像程翔案件实际上搞不清楚，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李大同所说的“搞不清楚”的程翔案件目前进入了二审阶段，北京方面拒绝了程翔家人和香港记者协会公开审理本案的要求，理由是案件涉及国家机密。香港记者协会胡丽云在对此表示失望的同时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媒体从业环境明显恶化，不少媒体采取自我审查制度，造成针对大陆地区的批评性报道明显减少。胡丽云表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97以后，香港每一个媒体的老板，他们都是商人，他们希望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可以让国内的公众买到，看到，就必须配合国内的要求，就是不提可能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由于这个缘故，只要你打开报纸，看电视台，就可以发现，媒体批评国内官员或者国内重大事件的时候，频度和从前很不一样。”

中国爱滋病活跃人士获释

中国警方释放了知名的中国爱滋病患者权利活动人士万延海，之前警方在上周五拘押了他。

万延海原本计划在周日于北京举行一场有关爱滋病的座谈会，但是因为他突然失踪而被迫取消。

警方释放万延海的时候，并没有说明拘押他的理由。万延海因经常批评中国官方的爱滋病政策而知名。

虽然中国过去一直否认有着爱滋病的问题，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爱滋病政策已经较过去开放许多。

上周，中国说爱滋病病例为18万例，一年间增加了几乎4万例。官方说，数字增加的原因，部份是因为检验方式的进步以及加强通报制度。

据估计，中国境内未通报的爱滋病病例可能已经达到65万例。

热比娅谴责中国当局迫害她的儿子

流亡美国的知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娅谴责中国政府以偷税漏税罪名关押她的儿子阿里木。

热比娅在美国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其实是在试图通过迫害她的儿子而向她作出报复。

她同时指出，针对她的行动其实也就是针对"所有敢于对抗中国当局和敢于讲真话的维吾尔人"的行动。

热比娅坚持她的儿子全部是无辜的，并指责中国政府是因为她在星期日慕尼黑召开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而对她的儿子采取报复行动。

热比娅表示，"这又一次向世界暴露了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对者以及他们对国际舆论的蔑视。"

热比娅的儿子阿里木是新疆艾克达工贸公司的总经理，他在星期一（11月27日）被新疆当地法院以"偷税漏税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

新华社报道称，阿里木7年偷漏税款数额为20.8万0元人民币。

报道说，法庭还裁定热比娅的另一个儿子卡哈尔偷税漏税的罪名成立，但法庭对他仅处以罚款。

另外据路透社引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组织称，有目击者看到热比娅另外一名被控有颠覆罪名的儿子在星期日被人用担架抬出看守所。

该组织表示担心他可能遭到中国当局的酷刑折磨。

热比娅·卡德尔是新疆富有的私营企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新疆自治区人大代表。

因为支持维吾尔人要求民主、宗教、文化自由的运动，热比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从1996年起恶化。

1999年8月，热比娅与在新疆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会面后被中国政府逮捕。2000年3月，她被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判处8年徒刑。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热比娅2005年保外就医到美国和丈夫团聚。热比亚一共有11个孩子，6个在美国，5个在新疆。

指港检"近乎苛刻" 粤停输淡水鱼
香港渔业星期一（11月27日）获悉，中国内地淡水水产将暂停对香港出口淡水鱼。
香港媒体评论说这是广东省渔业批发商因不满港府处理手法，以此作为"报复"。

香港及内地当局都强调，停止供应是内地的商业决定，但香港媒体却认为这是因为广东淡水鱼业界对香港食环署不满，索性以停售来"响应"。

内地注册供港鱼场业界组成的"广东省鲜活冷冻商品进出口行业协会"在举行会员大会后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淡水鱼。

该会向香港业界发表声明批评食环署对内地水产的检测"近乎苛刻"。

近日香港食环署验出内地淡水鱼含孔雀石绿及抗生素残留，令淡水鱼销量大跌，业界损失惨重。

"对我们正常出口的产品穷追猛打"

声明还指出，香港当局公布供港注册鱼场检出微量药残的情况复杂，但"我们行业遇到了种种不公平待遇"，走私鱼问题未有正视，反而"对我们正常出口的产品穷追猛打"。

协会主席何蓉洪接受《明报》采访时表示，暂停向香港输出淡水鱼行动没有期限。"如香港人觉得要吃鱼，有人买了，我们就会恢复出口，否则去了也没用，你们香港人不买，我们就要亏本！"

香港渔业批发商指，内地停止供应以后，货源将锐减八成，严重影响鱼贩生计。

与此同时，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十八个淡水鱼样本中，又有两个样本含有微量孔雀石绿，但相信对人体影响不大。

香港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书长尤曾家丽27日抵达北京，将与内地质检部门官员商讨淡水鱼及蛋类等食物安全问题。

她表示，广东省停止淡水鱼供港，是业界协商决定，港府未接获内地官方知会，但是暂停淡水鱼供应，并非坏事，因为"民众已经失去信心，我相信业界应该做出如何恢复市场信心的决定。"

中国农业部：农产品是安全的

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部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指出，"红心"鸭蛋和"多宝鱼"事件发生后，农业部便与卫生、工商、质检、食药等部门密切合作，召开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先后派出督查组赴各地区进行专项督查。

此外，农业部也指出，市面上90%的农产品没有问题。

农业部总经济师、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张玉香告诉媒体，农产品总体上是安全的、放心的。

收入分配差异持续恶化 中国从市场崇拜转向政府崇拜

　　自中共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尤其是前不久的六中全会以后，海内外评介不断。人们感觉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方向，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国领导层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海内外投资者担心，中国社会乃至政府政策是否正在迅速向“左”转？存在已久的所谓的“新左派”，是否已经主导中国政府的政策议程？

对经济的过度追求带来无穷问题

　　《联合早报》文章说，每当中国政府出台任何新的政策，海外媒体便高度关注，这应当说是正常的。从中国内部政策动向来看，各种担心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和根源。近年来，尽管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以怎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并不总是很清楚。从近年中国国内政策话语（如果不是实际政策的话）变化来看，给外界的一个感知就是中国社会已经逐渐从原先的市场崇拜转向政府崇拜。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残酷无情的追求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从经济层面的收入分配不公到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到社会道德的虚无化。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发展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是典型的市场失败。如何纠正这种市场失败，从官方到社会迄今为止对此并没有共识。观点各异，但两种对立的也是具有主导性的观点引人注意，即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市场崇拜者在很长时间里占据政策话语舞台。对市场崇拜者来说，市场是推动经济的唯一动力；再者，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并非市场过多，而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国家还是干预过多，没有充分把权力下放给市场。既然这样，那么在市场崇拜者看来，问题是否能得以解决取决于市场能否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崇拜者则关注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干预市场失败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观点在中国并不新鲜，体现在从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中间。

　　应当说，尽管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但在操作层面，市场崇拜的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过，很显然，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发展出任何能够导致问题解决的机制。相反，情况每况愈下。例如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强劲，但收入分配差异也在同时持续恶化。这就不能说经济发展就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了。环境问题更是不能等待。没有人会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够自动导致环保的改善。教育、医疗和科研等等领域的情况都差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就变得非常重要。

政策话语有如毛泽东时代

　　被称为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界，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政策话语空间。但这种政策话语很快就走向了政府崇拜的极端。从一些大学、智库出台的一些改革方案或者政策建议（如医疗改革）来看，政府的作用被推到了一个有如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越来越多的政策话语体现出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正如市场万能论，政府万能论同样也会在实践中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基础之上。但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远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复杂。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是市场的补充，辅助市场机制的运作。但在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政府的努力。市场活动必须有政府的规制来约束。没有政府的规制就会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状态。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的失衡会最终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还是对市场失败的干预，也要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本质上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消费单位。政府辅助市场的发展，纠正市场失败，但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本身。如果市场被替代，政府所主导的发展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今年两会前后，中国左右两派之间在民间层面的争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这个争论没有继续下去，但双方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在那里。给外界的感觉是，争论双方过于理论化，太过于教科书式的讨论。双方似乎都在讨论中国问题，但对中国问题及其解决都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都是用教条来解释问题和求得问题的解决。更有甚者，很多讨论似乎只是表示对对立方的不满。

和谐社会在于纠正市场失灵

　　如何超越所谓的左右派的争论？中共官方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规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市场和政府作用之间的均衡状态，或者是在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均衡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表述可以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一种新类型社会主义，既是对斯大林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修正，也是对毛泽东时代贫穷社会主义的修正。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人本主义。要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但同时也要纠正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以钱为本的自然趋势，通过政府和其他政治组织的作用，导向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对市场经济失灵的纠正，并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外界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目前的理论贫穷状态。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到后来的“小康社会”再到现在的“和谐社会”，中共一直努力不断针对现实情况的变化调整发展目标。但往往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缺乏明确的答案。在现实生活中，目标和手段往往同样重要。只有回答了“如何追求和谐社会”这个问题后，各界才会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才会相应调整自身的行为。（文/郑永年）

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洪学智遗体火化 胡锦涛送别

【网讯】洪学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等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中国官方新华网21日发表官方讣闻形容洪学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人民日报》报道，洪学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对洪学智的亲属表示了深切慰问。

　　在198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洪学智于11月20日22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洪学智于1955年9月第一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但1965年5月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1988年9月14日又恢复了军衔制，共有十七人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其中一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洪学智。

　　目前中国还有两位开国上将健在，他们是1908年出生的原中顾委常委萧克和1905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

　　洪学智在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时，担任中国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朝鲜后来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彭德怀说：“要授勋的话，我说应该授给两个麻子，前方授给洪学智，后方授给高岗”。

　　据新华网指出，在洪学智辞世前最少六年时间内，他是在世的志愿军将领中职务最高者。志愿军将领排名在他之上的彭德怀和邓华，均已去世多年。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他历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但在庐山会议上，性格耿直的他仗义替彭德怀说两句公道话，就遭清洗，贬到吉林担任农业机械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

　　文革结束之后，洪学智东山再起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佳谈。

　　1960年至1977年，洪学智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因此被下放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他的儿子洪虎后来曾担任吉林省省长，但在2004年10月，洪虎突卸去职务，不再担任吉林省省长，退居二线，至今原因不明。

中国政府的环保职能亟待强化

● 吴永强（香港）
去年此际，松花江污染事件导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被免职，这是胡、温高层推行官员问责制的具体体现

　　但在同时，各界也认识到，重大污染事故的频发，并非是环保局某几个负责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环境管理体制的弊端所致。因此，笔者认为，强化环保体制的权力，从体制上理顺环境管理，明确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何防治雾、酸雨、沙尘暴、河流污染等等，这些从气象学等领域可以找到很物理化的解释，按照这些科学原理，着手进行污染源头排放遏制、植树造林、防沙固本等措施，从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以收到成效的。

“九龙治水无水喝”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环境污染的状况近年不但未得到遏制，而且还出现恶化趋势。以至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的记者会上坦然承认：经济增长等指标都已完成，唯独环境指标没有完成。

　　环境规划措施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执行。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环境管理部门政出多门，导致职责划分不清，相互制约掣肘，资源整合不力，结果使环保成效大打折扣。因而，设立一个统一协调、统筹规划的部门——环境部，总摄其事，已成为决策高层当下迫切思考的问题。

　　笔者上周邀请被称作“个性化领导”的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环境问题作了讲演。他援引了大量翔实的数据来说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其中令人们想像不到的是，贵为部级单位的环保总局其实有很多“苦水”。

　　职能分散和监管乏力，是制约环保总局职能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出了问题的地方环保官员，即便是一个小科长，总局局长也无力撤换，因为行政任免权在地方而不在总局。

　　令人郁闷的还有，以一条河流的管理为例，水利部只管水，环保总局管岸上，“他们上不了岸我们下不了河”，听来无奈，却是实情。属于环境范畴的林、木、水、火、土、汽等问题，在管理上要涉及到包括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林业局、水利部、中科院等多个部门。真正是“九龙治水无水喝”。

在内阁会议上只是列席
　　经合发展组织（OECD）在11月初发布的《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已有环境努力的有效性和效率还不够高，其根源在于目前的体制缺陷和环境政策的实施问题。OECD开出药方是“设立一个统一规划的环境部”，理顺国家环保总局与地方环保部门的关系，实现有限的垂直管理，将执法权、监测权垂直统一起来。

　　就笔者所知，目前的国家环保总局虽然也是部级单位，但属于国务院直属机构，不进入内阁，因而在有关国务会议上只是列席，而不能较大程度地发表决策意见。设立环境部后，虽然可能级别不变，但成为内阁单位，职能范围就能得到扩展，特别是在重大战略决策方面，有投票表决的权力。

　　用潘岳的话说就是：“环保局升环境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根本不是要面子，比如潘副局长变成潘副部长，我们本来就是正部级。我不要这个面子，我希望要这个里子，把分散到各部门的职能统一起来……中国的环境是综合的问题，必须是综合的机制，是综合的统一，上面要有一个大的协调机制，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关系。”

　　尽管环保问题情势严峻、紧迫，但设立环境部似乎还未能立马可就。按体制内的说法，兹事体大，需要层层审批。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关环保总局升格为部的报告已经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但可能要拖到中共十七大之后。按此推理，很可能要等到2008年3月份全国人大会议才会讨论和审议。再加上有很多程序，真正设立环境部，估计至少在一年半以后了。

环境问题会带来更大国际压力

　　有句俗话叫“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事实上，设立环境部的决断完全可以遵循“事急从权”的原则来进行，可以启动特别程序，不必按部就班。亦好比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所言：“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有数据显示，目前几乎每两天就有一起水污染事故发生，2005年发生了5万多起环境纠纷，174起与环境有关的群体性事件。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而“两会”的提案，环保作为热门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最受关注的五个热点问题之一。

　　在国际上，西方国家近年对中国经济增长大多赞誉有加，但对环境问题的指摘从不间断。正如潘岳讲到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很容易把中国环境问题当作工具，或者捞取选票，或者用于制约中国，而且特别管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曾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来界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而环境责任的缺失难免会成为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口实。

　　当然，同样值得认真思考的是，设立环境部之后，就是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环境部职能的统一、扩展，势必会削减其他部委的部分权力，这就是“改革中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强化环保部门的权力，不能长期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