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中港禽流感专家应多沟通

钟南山：中港禽流感专家应多沟通

中国著名的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钟南山呼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禽流感专家加强合作。

最近中、港两地专家对是否出现了禽流感新种病毒发生争端，钟南山回应说，"一家人多沟通"。

《大公网》周二（11月14日）引述钟南山的采访说，对此事的个人看法，是"内地与港研究者在合作协调方面存在缺陷。中国内地和香港本身是一家人，往后还面临可能流感和禽流感爆发的共同危险，希望以后更多互相协调、互相交流信息..."

钟南山认为，管轶等人的文章对中国南方的禽流感粪便做了很多研究和收集资料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亚型"福建病毒"。对此目前学术界在认识上仍有分歧。

不同看法

钟南山解释说，内地专家认为所谓的亚型"福建病毒"不是单株的特殊变种，而是属于同一组病毒内容。

《大公网》还列举了钟南山对管轶等学者的文章的一些看法。

例如，管轶等专家的报告提到中国有14个地方出现禽流感，认为这显示中国在防疫监测方面做得不够。

钟南山认为这推论不确切。他说，禽鸟或水禽可能带病毒而没有发病，不知不觉间传给人，所以那些属于散发病毒。

钟南山指出，中国的监测重点放在疫区，但并非在所有散发感染的地方都有监测。

香港大学教授管轶、美国科学院院士韦伯斯特等人10月底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联合发表题为"中国H5N1流感变异株的出现及流行"的报告。

报告重点指出，在中国南方地区分离到H5N1禽流感变异病毒"福建病毒"。

随后中国科学家和官员包括国家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分别驳斥了这篇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敦促中外科学家停止争吵，就如何对付一种所谓的新型H5N1禽流感病毒共享情报资料。

四川男童死亡 当局否认抢救不力

在上周四川省广安市发生男童死亡引发骚乱事件，经过官方的调查，称男童是死于中毒，而不是医院抢救不力。

根据中新社的报道，男童因为误服用于浸泡麦种的剧毒农药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抢救无效死亡，其家人对死亡原因提出疑问，并引发过激行为。

报道说，当局指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等人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男童的死亡原因。

报道指出，经过初步调查，男童是误服剧毒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正采取措施做好善后工作。

上周五（10日），大约2,000人包围医院，称医院见死不救，群众冲入医院，把多间病房砸坏，当局派出武警平息事件。

据其他媒体报道，院方要求家属先交800元人民币的治疗费再抢救，由于送男童到医院的爷爷没有带够钱，因而延误了救治，导致男童死亡。

据法新社报道，公安目前还在医院四周加强保安。广安市有居民说，政府警告他们不要把情况告诉其他人，没有必要不要外出。

这名居民说，目前的气氛仍然紧张。

当地有报道说，有关的保安措施将维持到11月21日。

十七大力推党内民主 新一届中央委员扩大差额选举

　　在2007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将是总书记胡锦涛全面掌握政局后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七大代表如何产生，是观察胡锦涛个人政治风格和信念的一个窗口。六中全会决定十七大代表选举方式更加公开、民主，预示了胡锦涛要在巩固经济改革成果之后，思考开展政治改革。而加强中共党内民主，除了十七大代表要差额选举，也不排除十七大将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差额选举的可能。

　　《联合早报》文章说，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共中央果断处置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后举行，普遍被视为胡锦涛全面树立权威后召开的全会。六中全会决定十七大代表选举方式更加公开、民主，可以说是透露了胡锦涛执政理念的一些积极因素。

　　十七大党员代表选举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或许预示了胡锦涛要在巩固经济改革成果之后，思考开展政治改革。而加强中共党内民主，除了十七大代表要差额选举，也不排除十七大将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差额选举的可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十七大真的实现中央委员会、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那对推动中共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提升胡锦涛的个人威望，肯定要比拿下腐败的陈良宇更有意义。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组部也召开会议，部署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并通过新华社公布了一些细节。从已公布的细节观察，与以往的中共代表大会相比，十七大代表的选举安排有两大特点：党务公开和党内民主。
　　
　　党务公开和党内民主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概念的关键内容。胡锦涛也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全面完成接班工作。

　　在公开化方面，十七大代表选举一个新举措就是加强对选举工作的宣传。中组部称，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的要求，将通过媒体公布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安排部署、程序方法及有关要求，并根据选举工作的不同阶段，适时进行宣传报道。

　　候选人名单也将公开，不但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要实行考察预告；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也要在本选举单位内进行公示。换句话说，一般党员将能对代表候选人有更多认识，被选出的代表理论上也应该更具备代表性。

　　此外，省区市在确定十七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之前，要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并听取意见。中组部强调：“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将会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选举过程比以往公开，在某种意义上是让社会见证中共的民主发展，强化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也让七千万党员能参与，在这层意义上也是通过一种小范围的普选，增强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

　　至于民主化方面，最显著的进步是增加差额选举幅度，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15%，差额比例比十六大时增加了5个百分点。同时，官员的比例下降而基层代表的比例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至少30%，比十六大增加5个百分点，官员比例不高于70%。这将使十七大代表性质向基层倾斜，遏止中共权力结构与基层脱节而日益精英化的流弊。

　　民主化的另一个措施是把候选人推荐人选的决定权，从地方县市中共常委会的手中，扩大到党委会。换句话说，以往由几个常委私下决定候选人推荐人选的作法，改变为由几十个人的党委会投票决定。

　　从细部看，虽然这些举措都不是什么突破性的变化，但是大方向还是正面的。尤其重要的地方在于这些小突破一旦形成制度，将能确保中共内部权力产生、运作和监督更加合理。

深圳中院五法官集体落马 检方证实缘起破产拍卖

【网讯】近日，深圳市中级法院五名法官因涉及司法腐败被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经调查后检方证实，此案确是缘起破产拍卖。深圳市检察院透露，其中三名法官的案情目前已经处于侦查终结期，将很快结束，但何时起诉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因为该案涉及到审理地点的问题，侦查移送公诉部门后还要重新审核和取证。

　　《中国青年报》报道，据检方介绍，今年5月上旬，深圳市检察院接到民众举报，称深圳市中级法院的个别官员和几名法官涉嫌受贿。市检察院审查后，交反贪局展开初步调查并获取了相关证据。从今年5月31日开始，深圳市检察院分别对涉案的廖昭辉、蔡晓玲、张庭华、裴洪泉、李慧利等五人立案侦查。

　　最先被查处的是现年五十岁的廖昭辉。廖昭辉原任深圳中院副处级审判员，事发时已退休。廖昭辉在担任执行庭审判员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当事人的贿赂。

　　案发前任民四庭庭长的蔡晓玲、民七庭庭长张庭华，均因涉嫌受贿罪，于今年6月被立案侦查。检察院现已查明，蔡晓玲、张庭华在深圳中院任职期间，利用指定的拍卖行拍卖破产财产的职权，从中收取贿赂。张庭华还收受案件当事人的贿赂，侦查人员在其办公室搜查出大量现金人民币和港币。目前，深圳检方对以上三件案件的侦查工作已接近尾声，侦查终结即依法提起公诉。

　　案发前任深圳中院副院长的裴洪泉为市副局级官员，是涉案人员中官职最高的。因涉嫌受贿犯罪，今年9月13日被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9月14日被刑事拘留，28日被逮捕。

　　同日被立案侦查的还有裴洪泉的前妻李慧利，其是深圳中院执行局执行二处处长，同时也是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9月14日，经福田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许可，检察机关对李慧利采取强制措施，李慧利被刑事拘留，27日被逮捕。

　　据检方初步介绍，这几起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均发生在几年之前，当时深圳中院的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还不够健全，部分案件的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由审判、执行部门的法官予以指定，因此，使得少数人得以利用制度的漏洞，谋求私利，中饱私囊，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此案曝光后，一位律师分析说，缘起企业破产案件是因为法院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中国法律关于企业破产的司法程序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这给深圳中院破产庭的涉案法官制造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这位律师说，根据现行破产法，在企业宣告破产之日起十五天内应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最重要的是，清算组成员由法院从企业主管部门、政府部门以及专业人员中指定。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清算组成员听命于法院。清算组成员通常包括律师和会计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不需要很多成本，却稳保收益”的活计。另有律师称，通常担任清算组组长的律师收入不会低于三十万元。

　　前述律师称，在深圳，能够获得中院破产庭法官的青睐，加入破产企业清算组的律师不多。这是一个相当稳定而隐秘的圈子，“某种程度上是被少数人垄断了”。

　　据传，深圳中院有法官把该院重大破产案件指定给与自己关系紧密的某一女律师去进行，并把律师费开到二千万元人民币；也有法官指定了多宗重大证券公司等超大型企业破产案，涉及律师费近亿元人民币。

　　深圳大学一位法学副教授从另一角度也指出现有破产制度易导致法官腐败。他说，裴洪泉任破产庭长时，法律规定由法官指定拍卖行，法官权力非常大，深圳现在有一百多家拍卖行，竞争十分激烈，自然纷纷给法官回扣以取得拍卖权。

上海医保基金少计了两千万元 是否有意疏忽

　　随着“上海惊爆医保黑洞退休职工两千万医保基金被截留”这一消息在媒体披露，有关上海医保丑闻的传说顿成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上海人尽管不大喜欢管闲事，但医保却是和他们有切身关系的，因此，上海民众闻听后都感到很吃惊。

　　此前据媒体报道，上海被发现自2000年底实施医疗保险政策后，所有退休职工的个人医保账户都被少计入退休当月的医保基金；此事涉及约五十万人，资金超过两千万元。医保局内部人员透露，在医保政策实施一年后已发现这问题，但医保局内部存“争议“未纠正。

　　《香港经济杂志》发文称，发现上海医保基金少计了二千万元秘密的是一退休老会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退休前的一个月所缴的医疗保险费在个人医疗帐户上没有反映。老会计电话谘询医保局后，再查发现帐户信息变了，所缴费依次往后移，但数目却相差了几十元。上海市医保局个人账户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老会计：“退休前一个月缴的钱不计入个人账户。不是你一个人，上海市所有退休职工都一样。”由此老会计粗粗估算，上海医保实施五年来，大约有二千万资金没有计入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

　　假如老会计的发现、计算是大致正确的，那么这就有点像过去大商店的结帐解款。商店每天营业到晚上，要全部结清帐款更是要近半夜，因此一般来讲过去的商店晚上去银行解款，解的是昨天的营业款。如果某个财会人员特别卖力，把当天的款项结清了，但去银行解款的依然是昨天的营业款，那么在该财会人员手上就多了一笔在途一天的营业款。接下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该财会人员最终（指离开岗位）没把在途的资金归还，另一种就是归还了，但曾将此款他用。前者是该财会人员犯了贪污罪，后者是犯了挪用罪。

　　不过，如果是在途公款用作公用，还是可以的，不能视作犯罪。过去银行运作资金，常常利用在途资金，这非但是合理的，而且常被当作成绩。

　　以之比照医保基金，既适用又不完全适用。首先是前提条件不一样，医保基金与普通的在途公款不一样，不能有半点闪失，不能在运用中亏蚀，因为这关系到上海千万市民的“保命”钱。其次是运作资金的主体不同，运作在途资金的是银行，银行具有专业知识，其运作亏损率相对要低很多，即使一次运作失败也可作为可控制的风险，完全赔得起；而医保基金的运作主体可能是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其操作的成功率远低于那些专业机构，一旦失败拿什么来赔？看来，少计的二千万元医保基金有点悬。

　　更大的危险是这笔少计的二千万元已经不见了。根据报道，这笔钱到底是有人贪污还是一笔糊涂帐，不得而知。

　　对于老会计发现上海医保基金少计了二千万元一事，到底怎么回事？究竟是医保基金计算有误，还是有人制造漏洞蓄谋贪污，甚至是老会计的算法错误。没人能够拿出过硬的帐簿、数字、说法来。上海当局也一味冷处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上海的医保基金基本上没有监管。

　　确保医保基金、社保基金万无一失当然是重要的，但更好的是让医保基金、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可是为了确保医保、社保基金万无一失，怎么监管这些基金，怎么运作这些基金，怎么限制运作主体，又怎么规范基金运作的范围和对象，这一切至今还没有明文规定。这就难保其中出现问题，甚至犯罪。

　　无可否认，上海的医保、社保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起到了改革的先锋和探路。这既可以讲是上海地方当局的精明，但更应该讲是上海地方经济实力的雄厚。然而上海在建立医保社保制度的同时没有及时的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这到底是初试阶段的缺乏经验的疏忽，还是精明老辣的有意为之？根据上海领导人们一贯标榜自己的强政府、高智商、高学历，根据陈良宇之辈利用社保监管的空隙犯罪事实，着实令人怀疑建立社保医保的同时却不建立监管制度，是一种有意的疏忽。

建行原行长张恩照对15年刑期很满意 未提出上诉

【网讯】13日是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见图）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张恩照未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这意味着市一中院的判决已经生效。有消息人士透露，张恩照对判决很满意，故未提出上诉。根据一中院的判决，张恩照受贿四百余万元，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北京晚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恩照仍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交上诉状。从即日开始，曾经风光无限的张恩照就步入为期十五年的铁窗生涯，刑期自2005年6月13日起（先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至2020年6月12日止。

　　判决于宣判当日送达张恩照。依据现行法律，张如不服从该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或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否则一审判决将生效。据上述规定，11月13日正是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

　　媒体就此向张恩照的一审辩护律师高子程进行求证，但其仍然拒绝对此发表置评，并表示：“不想再谈此事”。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恩照对一审判决很满意，曾明确表示放弃上诉。不过，依据法律，只要在11月13日之前他向法院寄出上诉状，其上诉行为依然有效。

　　2002年初，原建行行长王雪冰东窗事发。张恩照作为继任者火在线马。然而时隔仅三年，张便因同样的原因而遭受调查。今年8月，张以受贿罪在北京市一中院被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00至2004年期间，张恩照利用其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四百余万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

　　报道说，与张恩照案有关的行贿者也难逃法网。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先后五次通过张恩照家人行贿80.95万余元，并获得张恩照帮助其向原建行北京分行申请六亿元贷款、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等，如今，覃辉也被侦查机关采取措施。

　　此外，某公司董事邹建华送给张恩照267.66万元款物，张恩照则接受邹建华请托，违反建行外事工作原则程序，先后会见与建行有业务联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及安迅公司的高管。据悉，邹建华已被取保候审。

张恩照简历：

　　1999年9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000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2002年1月起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兼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暗查三百地产项目 房产调控将转向企业整顿

【网讯】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惯性上扬，其中北京涨幅高达10.7%，列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土地违规取得、贷款涉嫌非法、经营运作黑幕重重，面对京城房地产业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主管部门最近以实际动作取代了举目观望，一项针对北京三百个地产项目的全方位暗查活动正在展开。有专家预测，下一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方向将转向企业整顿清理。

三百地产项目遭查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一家接近大型地产商的机构负责人透露，该地产商旗下几个项目都被相关部门要求提供原始资料、报表等，但用意并未作说明。“同时要看几个不同项目的资料，这在以往从来没有过，”该人士同时表示，其它房地产企业虽没遭同样经历，但都默认多个项目正被暗查。

　　依据目前调查情况来看，排查范围绝不仅限于贷款一个环节，包括违规贷款、非法取得地块、隐瞒利润、偷税漏税、非法经营销售等所有环节都将被地毯式调查，调查操作方包括银监会、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建设部等，各自都从管辖环节进行了梳理。

　　业内人士分析，对于连续两年来不尽如人意的房地产调控效果，尤其是以北京为代表的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还在不断爬升的现象，管理部门已不再保持沉默。业内预计，这次对地产项目的暗查可能是北京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一次管理“组合拳”，被彻查的项目超过三百个。

房产调控转向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建委及国土资源局于7月宣布，要在近日出台限价地、限价房供应办法，以及外资购买公寓商品房等关键性操作细则，但至今无一不在搁浅之中。

　　有消息人士指出，这是等待组合检查结果的合理解释，而违规项目的调查主体最终将会是纪委部门。

　　近期，北京房地产市场颇为热闹，包括调整“经济适用房”管理政策、中介限制“现金收房”、央行提高准备金利润加重地产商融资难度等，但是真正令地产商“噤若寒蝉”的是，包括纪委在内的国家各个部门开始彻查地产项目的来龙去脉。上述机构负责人表示，虽然其他地区的地产项目也不同程度地遭到检查，但显然此次暗查重点在北京。

　　更专家预测，下一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方向将转向企业整顿清理。

　　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府曾采取很多手段。2005年偏重金融方向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提高按揭门槛和交易成本等这些手段，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伤及了普通购买力。因此，2006年转向了规范市场准入、“双70%”硬指标、不准外资过度投资消费等市场调控手段。

　　分析称表示，年底之前仍将有后续调控手段出台。从近期财政部公布39家房地产企业财务报表失真情况看，下一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方向很可能将转向整顿清理企业，查处偷税漏税等市场主体。

　　对企业的清理整顿在业界已感风雨欲来，不少开发商的压力显著加大。在刚刚结束的2006年住交会上，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为更多开发商鸣冤。他认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15年来，企业贡献是第一位的，没有这么多开发商建房，将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分析称，十五年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历程中，不少企业快速成长，但他们不可避免要经历一个从起初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过程。但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清理整顿，是否能逐步化解各种力量，最终有效转化成市场的合理发展，李文杰表示还需“拭目以待”。

附：10月全国70大中城市房价全面上涨

　　国家发改委、统计局日前联合发布的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价格调查显示，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4%，涨幅比上月高0.1个百分点。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6%，涨幅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二手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2%，涨幅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2006年全国的房地产绝大部分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北京中原地产李文杰认为，原因是从2004年8月31日土地实行“招拍挂”公开供应以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地建设总量。以12~18个月开发周期来算，2006年应该是这一因素真正开始起作用的一年，因此在短期内，这一上涨惯性无法改变。

　　“包括北京、深圳、青岛、大连、呼和浩特等在内的热点城市无疑是受影响较大的。‘招拍挂’导致土地一级成本加大，拆迁速度最终影响到了土地上市速度和可销售供应量，加上这些城市自住、投资型需求不减，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有心无力，房价实难下调。”李文杰说。

　　发改委的数据还显示，10月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有68个城市上涨，除北京、深圳热点城市外，国内其他二线房地产市场都有较大涨幅，显示出强劲的后发上涨动力。与去年同比涨幅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北京10.7%、厦门10.5%、深圳9.9%、福州9.6%、沈阳9%、广州8.8%等；而同比下降的仅上海和北海，跌幅为0.6%和0.4%。

　　这种动力同样显示在二手房市场上，大连同比上涨12.7%，是二手房价涨幅最大的城市，深圳以12.4%紧随其后。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手新房和二手存量房交易中，北京都进入前三名位置。新房涨幅10.7%，二手房涨幅也达到10.2%。

　　今年以来，北京相继出台了打击开发商囤积房屋、炒卖、严查土地违规、叫停现金收房、经济适用房供应扩大至每年300万平方米等种种措施，然而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收效甚微。

暨南大学披露史料：江泽民叔父与邓小平胞弟同窗

【网讯】“中国第一侨校”暨南大学本周将迎来百年庆典。据该校校史专家考证，邓小平胞弟邓垦与江泽民叔父江上青，曾是1930年代初的暨南大学同窗。当时的暨大聘请了数名左派教授，公开讲马克思主义，他们对学生有很大影响力。从史料来看，邓垦和江上青是同在一个学系接受这几位左派教授的教育，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南方日报》报道，据暨南大学校史专家周孝中考证，1927年暨南大学在上海真如办学，广东番禺人郑洪年出任校长。

　　当时聘请了“五四运动”先锋人物许德珩担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又聘李达、邓初民、钱亦石任教。这几位左派教授，都是公开讲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学生有很大影响力。

　　邓小平胞弟邓垦原名先修，1910年生于四川广安县，是邓小平的同胞二弟。1930年代初就读暨大历史社会学系。

　　据他晚年回忆，当时他印象很深的是邓初民教授，主讲经济学课程，与李达教授所讲《哲学原理》可谓相得益彰，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有重要作用。

　　江泽民叔父江上青，原名江世侯，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据考证，江上青1931年8月受中共派遣，考入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专攻社会学。

　　据周孝中考证，从史料来看，邓垦和江上青是同在一个学系接受那几位左派教授的教育，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中，他们是难以读到毕业的。

　　出面聘请许、邓、李等左派教授的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在《自传》中写道：“此举（指聘左派教授事）受高等教育司‘警告’，我因持自由主义的态度，未予理睬。”又说：“伪教育部终于在1933年冬，把我们一齐赶走了。”也就是学校在教育部的压力下，把该系改组为“历史地理学系”，把敏感的“社会学”抽掉了。

　　1933年由于政府的干涉，暨大一百多名左派学生被开除，其中大多数是党团员。作为左派学生的邓垦与江上青之所以提前离校，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

新一轮省级官员调整 东部沿海内地化缩小地域差异

【网讯】今明两年是地方党委的“换届年”。今年5月以来，中央先后对西藏、陕西、广西、甘肃、贵州、新疆、辽宁、湖南、河北、江西、云南等多个省区的党政官员进行了调整。据权威分析，新一轮省级官员调整包括，东部沿海官员“内地化”，年轻有为个人能力魅力足及经验丰富能保持发展的延续性三个点。分析称，新一轮官员调整，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东部沿海“内地化”：东中西部官员交流力度加大正在成为一种常态。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有专家指出，东部沿海省市官员的内地化，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年轻有为个人能力魅力足：新任命的省级官员年轻、有为、实干，彰显个人风格和魅力。在最近任命的省级官员中，年轻化是一个明显特点。

　　经验丰富能保持发展的延续性：重视民生民意，践行科学发展观。其中多人是省内职务的调整，他们在当地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熟悉情况，有民意基础，更能保持省内整体发展规划的延续。

　　本次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自今年7月开始之后，目前各地进展顺利。今年下半年进行换届选举的19个省份已经全面启动了换届选举工作。此次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将持续到2007年12月31日。

　　有分析称，新一轮省级官员调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未来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方向。今年9月，中国已将能源、矿产、农牧业、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旅游及文化产业等六类特色优势产业列入西部大开发“十一五”总体规划。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金祥表示，西部大开发“十一五”总体规划将于九月底前报国务院审议通过，这将是中国第一部促进区域发展的五年总体规划，为未来中国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说明了方向。

　　而东部官员内地化的另一个考虑，是打破地方垄断，使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不至于流于政策口号。

附：今年来各省主要官员调整名单（部分）

现职 　　　姓名 　履新时间 曾任职务（部分）

山西省省长 于幼军 2006年1月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庆黎 2006年5月 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部长，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陕西省省长（代） 袁纯清 2006年6月 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刘奇葆 2006年6月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务院副秘书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甘肃省委书记 陆浩 2006年7月 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甘肃省省长

贵州省省长（代） 林树森 2006年7月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代） 韩正 2006年9月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计委主任，上海市长

湖南省省长（代） 周 强 2006年9月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甘肃省省长（代） 徐守盛 2006年10月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

河北省省长（代） 郭庚茂 2006年10月 河北省邢台市市长，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江西省省长（代） 吴新雄 2006年10月 江苏省无锡市市长，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

云南省省长（代） 秦光荣 2006年11月 湖南省青联主席，湖南省长沙市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连任），王乐泉 2006年10月 山东省副省长

辽宁省委书记（连任） 李克强 2006年10月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书记

河南省委书记（连任） 徐光春 2006年10月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

安徽省委书记（连任） 郭金龙 2006年10月 四川省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山西省委书记（连任） 张宝顺 2006年10月 新华社副社长、山西省省长

江苏省委书记（连任） 李源潮 2006年11月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

跨国公司“入乡随俗”学腐败 中国应自省

　　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受贿一案近日宣判。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因涉嫌对该案的相关人员行贿，IBM等五家在华跨国企业的名字赫现其中。联系到之前发生的“沃尔玛礼品案”、“朗讯风波”以及“德普回扣门”等数起跨国公司涉贿丑闻。IBM事件依然激起大陆坊间对“洋腐败”的激烈声讨。有分析称，防治“洋腐败”，中国需要自省自纠。

　　法国《欧洲时报》11月13日载文称，跨国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胃口更大，“入乡随俗”后“拉关系”的技巧和手段更高明，所以人们担心的是，外企一旦腐败起来，对市场的占领、对民族企业的威胁、对于国家利益的掠夺将会更厉害。

　　民间机构近期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十年来呈上升趋势，在被调查的五十万件腐败案件中，64%的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曾经以高效、守法形象带给中国全新经商理念的跨国公司，如今何以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呢？ 声讨商业贿赂自然必要。不过，更多的还在于自省自纠：

　　首先，重视所谓“关系”的中华传统经商习俗，不仅在中国商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甚至蔓延到许多海外华人中。这一习俗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运用不当，且“关系”一方是手握重权官员们，“潜规则”下的权力寻租则很难避免。要在大陆生存和谋利的跨国巨头们，自然会对这一“本土文化”耳濡目染。

　　其次，中国近年来一直在高调反商业贿赂，然而至今尚没有专门针对企业的《反腐败法》或《反商业贿赂法》。已经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只罗列了违法行为，加之执行过程中难免囿于各地对外商的特殊政策而投鼠忌器。一些地方甚至将“引进外资”列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在官方的保护中外商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第三，纵观古今中外，任何腐败的根源均因权力的腐败，换句话说，外商行贿的结症在于官员们不拒贿。如何防止和监督掌握着庞大权力资源的中国官员们不滥用权力，仍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

　　古人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防治“洋腐败”，务本之道应在于溯源正身。

代管九省市养老金 国务院将做实养老金个人账户

【网讯】全国社保理事会人士日前表示，全国社保理事会将负责代管九个省市区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的部分资金。而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透露，国务院已经决定在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中央补助的部分，将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现在正在制定具体方案。目前，由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没有分开管理，为地方政府挪用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养老保险留下口子。

　　《中国证券报》报道，据介绍，这九个省市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天津、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新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包括中央政府助资和地方政府助资，而全国社保理事会将代管由中央政府助资部分。2001年，辽宁省开始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试点，资金来源采用“中央政府出大头，地方政府出小头”的方式，每年中央财政补助14.4亿。2003年，试点扩大到东三省，现在试点地区已增至十一个。

　　至于未来更多的试点地区相应资金是否都交由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这完全要看中央政府的规划，以及地方政府的意愿。

　　截至目前，全国社保理事会资产以成本价计算为2400亿元，投资范围包括内地证券市场、实业投资及国外证券市场等。目前全国社保基金资产配置中，股票投资占23.46%，实业投资占13.69%，固定收益投资占54.55%，现金等价物投资占8.3%。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地方政府可以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集中管理做实个人账户中的中央补助部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近期表示：“这句话说起来很拗口。国务院已经决定，在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下称‘做实个人账户’）中，中央补助的部分，将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现在正在制定具体方案。”

　　李克平表示：“做实个人账户主要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埋单，其中中央政府埋单的部分份额较大，将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集中管理。”做实个人账户后，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分别管理，社会统筹将不得挪用个人账户资金。

　　1984年，中国各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由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没有分开管理，为地方政府挪用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养老保险留下口子。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八千亿元，并以每年一千亿元的规模在扩大。

　　李克平认为，中国的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因此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而且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尚未健全。

　　人口加速老龄化使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显得更加严峻，做实个人账户显得迫在眉睫。目前，继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后，今年天津、上海、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新疆等八个省区市开始试点做实个人账户。

　　根据不久前颁佈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做实个人账户将在全国推广实施。

零散朝觐政府头痛 每年都有信徒无钱回家滞留境外

【网讯】中国朝觐史上最大的一次穆斯林朝觐团将于本月29日开始出发。31架次包机，将搭载9600余名穆斯林信徒赴麦加朝觐。有分析称，一贯主张由有关伊斯兰教团体牵头，实现有序朝觐的目的，这里既有尊重宗教信仰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头痛的就是零散朝觐信众的管理问题。

　　对于成年穆斯林来说，能够到麦加朝觐，既是宗教义务，也是每个信众一生最大的梦想，每一个穆斯林信众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而为确保此次朝觐的穆斯林信徒的安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地方民族宗教委员会将派出工作团负责朝觐信徒的医疗、功课和衣食住行。

零散朝觐令政府头痛

　　香港《大公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朝觐是一项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工作，朝觐时间长达四十多天，不仅花费非常大，安全工作也非常重要，另外还需有专门的教职人员引导以完成各项教义规定的仪式。

　　正因为如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都严格按照宗教管理条例的规定，严格选拔那些经济条件好，各方面条件符合规定的信众前往麦加圆梦。

　　但是，实际情况是，每年都有大量虔诚的信众，不量力而行，互相攀比，有些信众经济并不宽裕，但借钱也要前往，导致发生危险，甚至滞留境外，因朝觐而致贫。

　　“每年都有信徒因无钱回家而滞留在境外的情况发生，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穆斯林的形象。”知情人士说。

　　也有信众不考虑安全问题，贸然前往，以致在发生踩踏事件，或者生病后无人知晓，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失去性命，好事变成了坏事。

政府强调有序朝觐

　　目前，从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古等穆斯林群众较多的省份了解到，各省份都加强了对零散朝觐信众的管理和引导力度，逐年扩大政府组织的朝觐活动的规模，强调有序朝觐，杜绝和减少零散朝觐信众人数。

　　据了解，中国西部地区，是穆斯林聚居地，也是疆独等恐怖组织活跃区域，为了防止中国的穆斯林被海外的分裂势力或恐怖组织利用，新中国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朝觐团赴麦加。文革期间朝觐团中断，1979年恢复。

　　从1986年开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都派遣由8至12位人员组成的工作团，分别在沙特的吉达、麦地那为中国哈吉（完成朝觐功课的人）服务，提供翻译、医疗保健，安排住宿、交通。有关部门还在乘坐包机、兑换外汇、出入境等方面，尽量为朝觐的中国穆斯林提供方便。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规模不断扩大，人数越来越多。

　　协会与沙特政府朝觐部达成协议，规定将中国朝觐者纳入统一组织的渠道，沙方停止为中国零散朝觐者发放签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承诺，除组织中国穆斯林参加正朝外，今年还开始统一组织副朝。但今年八月，仍然有一些人，煽动和组织部分中国穆斯林，滞留巴基斯坦，向沙特驻巴基斯坦使馆强行申请副朝签证。中国外交部为此发表声明，再次重申中国穆斯林只能在沙特驻中国北京的大使馆办理正朝和副朝签证。

　　为了加强对穆斯林朝觐的领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办公楼今年十月启用后，专门设立了朝觐培训中心，为有意前往沙特朝觐的中国公民提供服务，使朝觐有序展开。

包机仍难满足需求

　　从新疆、宁夏等地的民族宗教管理部门了解到，各地目前已展开对朝觐工作团和信众的培训，确保朝觐安全和顺利。培训工作分两轮，信众在当地出发前要接受一轮关于安全、宗教常识的培训。之后，在会聚到各省总团后，还要进行一轮集中培训。

　　青海省宗教局副局长马义才表示，今年青海省共有逾1300人乘包机集体赴麦加朝觐，每位费用为2.38万人民币。

　　尽管已有31架包机，但仍有大量无缘乘坐包机的信众表示要自行前往。这种零散朝觐，也是政府最头痛的事。今天上午，尚沉浸在尔德节喜庆气氛中的青海省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聚集了许多穆斯林，三两成群的讨论着彼此家中今年有几人将去朝觐，都是通过哪些途径去的。回族群众马登文表示，今年没能参加统一包机，但准备在大寺里约同多些人信徒一起前往。

　　曾四次带队去麦加参加朝觐的马军阿訇表示，从一九八五年至今，青海已有近两万人次去麦加参加过朝觐，每年青海的朝觐者人数都多于其它省区，政府给的名额未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多数人是通过探亲、旅游等途径达成了心愿。近几年青海通过各种渠道前去朝圣的穆斯林人数每年都在三千人左右。

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麦加(Mecca)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它坐落在沙特阿拉伯西部赛拉特山区一条狭窄的山谷里，面积近30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

　　麦加城之所以名震环宇，是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诞生在这里。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由于遭到反对和迫害，在公元622年迁往麦地那，在麦地那决定把礼拜的方向朝向麦加，从此，世界各地穆斯林都朝向麦加作礼拜。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占麦加，控制了守护克尔白圣殿之权，并废弃多神教，把圣殿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麦加城中心的这座大清真寺（又称禁寺）是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可容30万穆斯林同时做礼拜。

　　“朝觐”是伊斯兰教为的信徒所规定的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它既体现了尊重历史传统，纪念“先知”的一种宗教仪式，又是一种带有自发地促进各国穆斯林间彼此了解和友谊的年会。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后，麦加被称为“宗教之都”，现由穆罕默德后裔管理。

　　麦加在穆斯林世界被誉为“诸城之母”。圣地只对穆斯林开放，非穆斯林一律谢绝入内。

白克明当选河北省委书记 郭庚茂、张毅为副书记

【网讯】中共河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4日上午选举白克明（见图）为省委书记，郭庚茂、张毅为省委副书记，当选省委常委的还有段端武、车俊、付志方、赵勇、张力、臧胜业、王其江、刘永瑞、吴显国、聂辰席。中共河北省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臧胜业为省纪委书记，游江、王雪峰、曹素华（女）、商黎光为省纪委副书记。

　　据了解，从近期一系列人事任命看，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山西六省区大局已定，北京、上海、甘肃、河北、湖北、湖南、山东、云南、江西、福建诸省市则略有微调，涉及之广在中国内地32个省市自治区中已过半数。

　　历届中共全国党代会前调整地方高官，已成中国近年来的惯例。10月至今，从批准吕锡文、李士祥任北京市委常委，到任命张昌平为福建副省长，共进行了三十余项重大人事变动，涉及省部级官员近五十人，囊括党政各大机关。北京观察家指出，中共十七大人事布局已显山露水，年轻化、高知化，是此次封疆大吏轮换的最大亮点。

白克明个人简历

　　白克明，男，汉族，1943年10月生，陜西靖边人，1975年6月入党，1962年8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大学学历。

　　1962-196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1968-1970年在黑龙江省军区“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为省冶金地质局科技处干部。1970-1973年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二系教师。1973-1978年为陜西省国防工办科研部、二机局干部（其间：1977．02-1978．05借调国家二机部工作）。1978-1986年任教育部、国家教委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其间：1983．12-1985．05借调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政策研究组工作）。1986-1989年任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1989-1993年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组组长（正局级），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93．01-1993．04）。1993-2000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保密委员会委员。2000-2001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保密委员会委员（2000．03-2000．06），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00．06-2001．08）。2001-2002年任海南省委书记（2001．08-2001．09），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年起任河北省委书记。

　　十六届中央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看中共选拔官员的标准

　　与以往中国作协主席文坛“精神领袖”的形象不同，新当选的主席铁凝（见图）只有四十九岁，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但远称不上“德高望重”。不过，素有“文人相轻”传统的中国文坛似乎对铁凝的任命并无过多异议，可见当局的深意——作协主席的任命首先是一项政治安排，而从铁凝的当选亦可窥见中共选拔官员的标准：政治过硬、年轻化、有凝聚力，等等。

　　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文艺界的最重要的两个官方团体之一（另一个为中国文联）。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成为世界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自愿联合的社会团体，更是一个国家正部级单位，一个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六千余人组成的全国各地分层结构的行政机构，中国作协也被普遍认为是当局与知识分子沟通的渠道。

　　中国作协在过去五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两位主席，分别是茅盾（1949-1981）和巴金（1984-2005），两人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和领军人物，在担任作协主席的同时也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地位崇高。但长期以来，作协主席这一职位一直是虚衔，甚至成为终身荣誉。踏入1999年，巴金已经口不能言、手不能写，长年躺在病床上靠药物维持生命。但他身负作协主席等一堆职务，直至逝世。

　　与前两任相较，茅盾在53岁时走马上任，巴金则以80高龄担任该职，而担任本届作协主席的铁凝年龄首次降至50岁以下，并成为中国作协首位女主席。

　　据称，当局偏向启用年轻一辈出任作协主席，是铁凝击败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以及老诗人贺敬之的主要原因。而年轻化也是近期省级官员任命的最大亮点。李克强、张宝顺、秦光荣、徐守盛、张庆黎等人皆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专家称，在高官队伍年轻化的带动下，务实、高效、服务的理念将逐渐浸染官场，为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营造良好氛围。

　　不过，与中国作协的前两任主席相同的是，铁凝在政治上十分过硬：茅盾、巴金皆为“红色作家”，左派意味甚浓，而铁凝具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分，“政治上是可以放心的”。

　　除铁凝外，其余呼声比较高的人选还包括前文化部长王蒙、反腐作家张平等，但他们也各有反对者。王蒙在作协副主席中排名第一，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不过王蒙以“思想解放”闻名，受到很多保守派作家的强烈反对。左派作家则推荐老诗人贺敬之，但也受到不少作家抵制，认为贺已经年过八旬，而且“左”的形象太浓。贺敬之以现代舞剧《白毛女》而闻名，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

　　而铁凝作为“美女作家”，人缘不错，文学地位也可以，反对的人最少。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如是评论铁凝──具备良好亲和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许多作家也普遍认为，铁凝人品好，在作家中有凝聚力。

　　有分析说，中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旗下，力求各方平衡，而“人缘好”则代表能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长袖善舞，有利于团结，因此也成为官员选拔的一项软性指标。（文/环球网 刘粟）

财政预算案仍属国家机密 擅自调整早已司空见惯

【网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14日引述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见图）的话说，中央部门要带头依法理财。按规定，政府预算必须经过人大批准。但是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管理，加上财政预算本身的不透明，擅自调整预算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财政预算仍属于国家机密

　　《人民日报》此次引述李金华日前在中央部门财务负责人审计研讨会上的话说，国家的财政资金主要是纳税人通过税收的形式向国家提供的。政府用这些钱，怎么花？为什么这么花？必须向纳税人有一个交待，惟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他举出西方国家的作法作为比较，“在不少国家，书店里都可以拿到预算的详细情况，每个部门多少，为什么这么多，当然涉及国家机密的除外。我们现在为什么强化预算执行审计？还是想要促进整个国家的预算达到科学、规范和透明。”

　　李金华此次讲话已不是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政府财政透明化，今年8月，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便表示说，中国计划三年内初步完成现代化的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这一系统将使中国政府四万亿元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更加安全有效，政府预算规范透明。这项简称“金财工程”的计划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涉及四万亿元财政支出和一万亿元非税收入、债务收入以及六万多亿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信息化、现代化管理。

　　前后两名高官的讲话，显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和决算必须实现现代化并进一步完善。可是现在的中国，预算案对于公众仍是保密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按照这个条例，“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都是国家机密。此条例虽然后来废止了，但是，将政府预算案看成是政府秘密的观念，至今并未彻底改变。

人大未直接监督政府预算

　　巨额的资金一旦遁入监管的真空，就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弊病随之而来，近年来的审计风暴便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05年1至11月，全国共审计9.1万个单位，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资金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150多亿元。问题依然集中在违规转移、挪用和挤占财政资金，虚报冒领预算资金，未细化预算编制和按规定及时批复预算资金等等。这便造成一个局面，即自19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大幅上升，但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突破三万亿元人民币，财政赤字为228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6%。

　　这些用无数的钱堆积出的弊病，根源何在？有专家指出，就在于公共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财政收支不公开、不透明其中，人大不能直接监督政府预算情况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面对种种“屡审屡犯”的违规问题，政府迫切需要的是实施强有力的预算监督。惟有真正的监督，惟有实施阳光下的监督，才能让纳税人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也惟有此，才能建立起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

　　现在基本是靠政府自己的审计机关向人大报告，而报告往往已经是既成事实的事情，因此必须对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政府过当财政开支以及执政方式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所有的问题都会涉及到如何花纳税人的钱和花纳税人的钱谁说了算数这个最基本的制度问题，人大不能有效干预，纳税人的钱就不能体现纳税人的意愿，因此就会长官说了算，纳税人的钱随便花的现象一定要有健全的制度进行约束。

　　要解决政府预算以及执行预算不再违规，有法可依，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预算必须透明。虽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比如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将合法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纳入预算内。同时，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取缔非法的制度外账户和乱收费项目，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的基层政府。

　　但是，更多的挑战还在前面。如果中国增加了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公共支出将更有效地满足发展的需要，比如最终缩小各省之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但很多事实表明，这两部分的公共支出浪费严重、效率低下。

十七大将扩大代表选举面 适当增加民营企业党员

【网讯】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在评价中共中央12日印发的《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时指出，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其实质内涵是“扩大了党组织的范围，承认了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中党员的代表作用”。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叶笃初13日表示：“以往，类似的文件都是在党内或各级组织系统内部传达，这次向社会公布还是首次。”他指出，有“两处亮点”值得大家关注。

　　其一，通知提出，要“提高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除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维持不变外，其他选举单位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一般比十六大时相应提高五个百分点。”

　　“提高一线代表的比例，可以更好地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叶笃初表示，“因为这部分群体最能反映基层群众的意志，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基。”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王贵秀认为，此种变化，对改变过去党代会官员人数过多的弊端或有裨益。

　　“过去的代表比例结构，官员能占到70%至80%，很容易使‘党员代表大会’变成‘党员官员代表大会’，或各方面各部门官员参加的‘工作会议’，有违‘党员代表大会’的本义，”王贵秀称。

　　其二，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新经济组织”主要是指民营企业，“新社会组织”则是指民间商会、非营利组织等新兴机构。

　　目前，民营企业成为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其中党员占了相当比例。然而，民营企业普遍缺少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民间商会、非营利组织等新兴机构。为此，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有过专门的讨论。

　　叶笃初认为，此次通知中的相关规定，其实质内涵是“扩大了党组织的范围，承认了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中党员的代表作用”。与之前中央在六中全会文件中所强调的有关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精神是“统一的”，两者一脉相承。

　　有专家表示，差额比例扩大了五个百分点，意味着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将更能体现选举人的意志。“更深层面，则是从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来考虑的，”叶笃初称。同时，扩大党内民主也是减少腐败的一个有力手段。根据以往经验，叶笃初预测，中央将在近期责成相关部门形成一个选举工作班子，并由中央组织系统内制定各级选举细则。

铁凝：三重身份的和谐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10-14)

　　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三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曹国厂

　　冀中平原那密密实实的青纱帐，太行山区的民间气息，还有那双既注目都市又关注山野的眼睛，引领着铁凝走进生活、阅读人生，滋润着她创作出一部又一部求新求变的佳作。作为一位年仅49岁却有着30年创作经历的当代作家，铁凝和她的作品早已为众多读者所熟悉。

　　有人说，“铁凝有三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事实上，她的智慧在于对燕赵大地的土地和农民的热爱及对文学的执著。

　　铁凝和她的著作

　　铁凝于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中篇小说《麦秸垛》《对面》《午后悬崖》《永远有多远》《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短篇小说《哦，香雪》《孕妇和牛》《马路动作》《安德烈的晚上》《逃跑》，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共300多万字，结集出版40余种。1996年出版5卷本《铁凝文集》，次年出版4卷本《铁凝自选集》。

　　《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六月的话题》分别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1997年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另有多部作品获得《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各大期刊奖共30余项。

　　可以说，农村少女“香雪”和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就了铁凝。根据这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香雪》和《红衣少女》，分别获得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和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

　　2003年在《小说选刊》举办的由读者投票的评选中，铁凝入选读者最喜爱的“新世纪十大小说家”。目前她的部分作品在香港和台湾出版，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韩、丹麦、西班牙等文字出版。

　　作家应关心政治

　　在一些作家看来，似乎越远离政治越好，而铁凝则直言不讳：“作家应参与现实，关心政治。”

　　作为文学界在政协的一名代表，政协河北省第八、第九届常委，铁凝在工作中越来越感受到，学习对于提高一名政协委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政协委员履行职能能力，充分履行政协委员的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她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即使是写一个偏远地区的小人物，也透露出作家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是作品的根基所在。文学作品即使是表现小人物，也应展示给读者强大的现实感。

　　铁凝认为，文学的终极目的不在个人的小悲欢，而是通过人物的悲欢反映现实。作家要多一些站在人类高度的大悲悯情怀，少一些个人的小情小调。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小放评价铁凝说，她善于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新，发现美。她虽然生在大城市，但她非常热爱亲近燕赵大地的土地和农民。铁凝高中毕业后就下乡插队，华北平原朴厚的土地给了她文学的气度和情感的美质。后来她写了一系列反映平原、山区的小说、散文，也是她文学中最为苍朴醇厚的部分。

　　铁凝对文学是执著的，敬畏的。她的眼睛既关注着都市，也关注着山野。她几乎每年都去挂过职的太行山区，看看那里的干部百姓，呼吸一下民间的气息，她的眼睛总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现那些迷人的“秀色”。

　　她性情随和、心地善良，从来不摆名人架子。有乡下的文学青年来求见，她总是热情接待，有时还将签名书相赠。她重情义，文友有困难总千方百计给予帮助。作家贾大山英年早逝，铁凝亲自筹划，出版了《贾大山小说集》，并写了感人的序言……

　　铁凝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这是诸多读过铁凝作品且见过铁凝的人共有的感觉。作家汪曾祺在《铁凝印象》里写道：“上帝在人的样板里挑了一个最好的造成了铁凝，又聪明又好看”。

　　河北省赵县作家协会主席赵长青说：“我第一次读到铁凝的作品，是她的那篇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哦，香雪》。香雪，一个多么纯美的小女孩儿呀！我仿佛看见那个小女孩儿，腼腆地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她是一个如诗般纯美的小女孩儿！她多么可爱！而铁凝的行文更是如诗，正如孙犁所言，‘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这是一首纯净的诗……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我喜爱这样的平易朴实、感情真挚的文字。”

　　读书，要抛却功利心

　　作为一个小说家，铁凝对阅读的观点是，读书不能带有太强的功利心和太具体的目的，特别是一个小说家，除了小说之外的一些东西也要读，它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可以使生命双倍延长，从小说以外的书籍里你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生活，这样你的生命也就丰富了。所以，阅读在铁凝的个人生活里是非常重要而且很愉快的一部分。

　　铁凝认为，读书得从兴趣出发，不喜欢的书不要去硬读。“读不下去，你怎么获得营养啊？也许随着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你会发现你漏过了一些值得你去读的书。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读得越杂越好。毕竟任何一本好书给读者的营养是缓慢渗透的。”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包括那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但许多年过后，又有谁能清楚地记得这部作品扉页上的题记写的是什么？“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铁凝依然记得。

　　写作，是一种使命

　　铁凝说，文学已不再具备指点江山的功效，但还是可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很大作用，作家还是应该为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心灵的美丽而写作。因此，她笔下的故事人物千变万化，但其核心“好奇善意，积极向上”是不变的。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使命，我别无选择，只有写作才能使我获得满足感、成功感和乐趣。写书是希望带给读者快乐，如留下一份礼物。”铁凝是怀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从事文学创作的，难怪读者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美的享受。

　　她说：“正是这种使命感，让我能够像农民对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那样，对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以更宽广的胸襟营养心灵、体验生活；不敷衍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敷衍我的笔、我的灵魂、我的读者。”□

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缺陷

● 郑永年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执政党的主要政治议程，收入分配也再次成为中国大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收入差异过大（无论是社会群体之间的还是地区之间的），并且也没有改善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共六中全会之后，有关方面正在想方设法采取有效的举措来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例如政府开始重视“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和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农村医疗体制建设）等。但在政策讨论方面，主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概念中，外界得到的印象是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主动的角色。但落实到目前的政策讨论层面，除了侧重政府要强调二次分配之外，“市场”仍然是政策话语的核心。

　　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家仍然真诚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主流政策话语里，收入分配差异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善。似乎只要市场机制完善了，收入分配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更有一些有关改善收入分配的讨论更是不着边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讨论起“三次分配”来了，即要求富人能够拿出钱来通过如慈善等形式来救济穷人。如果一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分配讲求公平，那么三次分配呢？

　　三次分配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确起到一些作用。但三次分配是非强制性的，更多的是传统和文化的产物。中国既缺乏慈善文化基础，也尚未确立一套现代国家应当具有的激励机制（如通过税收体制来诱导富人捐钱），如何造就三次分配呢？

　　搞不好，三次分配就是“乞讨”。再搞不好，强调得过分了，造成了民众“富人必须捐钱”的概念，或许会演变成强制性的“劫富济贫”。

　　

账面工资收入过低

　笔者还是认为收入差异的主要问题出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上，尤其是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就会显得无可奈何，更不用说是所谓的三次分配了。

　　不难发现中国一次分配的毛病在哪里。在城市，无论是工人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极其低下。国家可收税的账面工资收入过于低下，低得使人不敢相信。而在城市打工的一亿多农民工则是没有任何最低工资保证的。农村则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体制之外的一个最大群体。

　　没有人会相信生活在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各个社会群体，能够依靠低下的账面工资收入得以生存。补救之道就是存在一个流离于国家税收体制之外的“自行”分配制度。就是说，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实际收入大大多于名义工资收入。

　　实际收入和名义工资收入之间的差异少则数倍，多则几十倍。如果比较一下一个在外资企业工人和一个在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或者一个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单就可以知道。

　　外资企业的工资单可能是该工人的全部工资，但本土企业或者政府部分的工资单则只是名义工资。对后者来说，绝大多数收入是通过各种名义的“补贴”、“奖励”和“红包”等等进账的。

　　这种分配方式很难说是一次分配，而是变相的二次分配，它的分配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单位。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灰色收入”。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当然是收入差异。这种二次分配更多的是由单位自行决定，根本不会考虑到分配的外在影响。垄断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教学科研机构也是如此。

　　其次，这种分配是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源。在进行这种分配时，毫无规章。权力、政治和社会关系可以决定收入分配的多少。实际上，收入差异和腐败这两者经常是一体的。第三，这种分配机制的另外一个严重结果是国家的税基缩小。各个单位的自行收入再分配很多场合都是逃避税收的一个机制。

　　

别在经济失败后才干预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流离于体制之外的收入分配机制很难加以纠正。各单位和地方的掌权者是这种分配的最大受惠者，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分配方式为自己获得利益。即使在公共政策讨论上，这种机制也是得到保护的，因为能够主导公共政策讨论的学者或者政府人士本身也是这种灵活分配机制的受惠者。

　　从表面看这种机制似乎通过收入差异的扩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经济效率。但实际上则不然，甚至相反。这种变相的二次分配既不是为了效率，更没有社会公正的含义。

　　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一次分配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所谓的效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上的效率，否则就会是效率的反面。一次分配没能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平，变相的二次分配更是加深了中国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制度而进行的二次分配就很难纠正收入分配差异状况。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西方经济学上一些基本“知识建构”(intellectual constructs)，如“效率”和“市场”看成为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如果政府只是在市场失败之后才干预经济，那么为时已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在西方，政治权力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推倒城堡建立统一的国家市场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反垄断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公正的工资水平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化与工会的作用分不开。

　　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是经济效率的制度保证，但所有这些绝对不是资本本身运作的结果。只有到了自由派经济学教科书，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才被分离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改善每况愈下的收入分配，就有必要对一次分配进行有效干预。除了通过税收和财政的二次分配，政府在一次分配上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并且会比在二次分配上下工夫更有效。

　　为什么各级政府要和企业主结合强行压制工人的工资呢？为什么最低工资制度流于形式呢？因为地区发展的差异，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度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地方性最低工资制度呢？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地方最低工资制度过程中为什么不可以发挥作用呢？

　　工会和其它社会团体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容许工会在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等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呢？是否可以容许农民建立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组织呢？所有这些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都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和谐社会就会缺乏制度的推动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