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富了穷人却更穷 中国发展模式受质疑

国家富了穷人却更穷 中国发展模式受质疑

　　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数亿人脱离贫困，并吸引了全球对它的未来发展展开想像。但是一些不良的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初步分析，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这一结论可能会动摇中国近三十年来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

　　《华尔街日报》文章说，很多年来，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中国政府能够对诸多关于改革负面影响的指责置之不理，这些问题包括环境不断恶化以及社会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

　　但现在，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以及对经济飞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日感担忧之际，新数据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变得更加贫困。这个人群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世界银行对最贫困人口的定义标准）。同期，中国经济几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其他群体的收入也都有所提高。

　　中国最贫困人口收入降低的原因尚不清楚，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还没有全部结束。不过，它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动摇中国近三十年来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发展经济学家一直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其它贫穷国家发展的榜样，这些数据也会使这个模式遭到质疑。这份分析报告尚未对外发布。

　　中国发展的例子使发展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好的方法。但世界银行的新发现显示中国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出现了下降──尽管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大幅度上升。这表明，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的。整体社会福利提高是中国接受不均衡发展的底线，但这一发现却与这一点背道而驰。

　　另外，已公布的数字也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据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去年达到了0.4，高于1981年的0.3。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美国处于类似的水平。基尼系数是被广泛采用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它的最小值零表示完全均衡，数值越大越贫富差距越大，最大值为1。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对中国数据的分析，不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内陆及沿海地区，抑或高薪与低薪工作，处处都显示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很多观察人士将这种状况归咎于中国社会福利系统的缺失。随着医疗费用不断飙升，并且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这些费用，医疗保健成为外界特别关注的焦点。那些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患者经常无法在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对充满艰辛的经济改革使全社会受益，还是只是让拥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少数人变得更富裕的争论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激化了这种争论。

　　中国中央领导意识到腐败及贫富差距扩大正在侵蚀它的权威，现在已经把解决这些问题列为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即缩小贫富差距，化解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用使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裕的能力来巩固其正统的执政地位──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壮举之一，在25年中使4亿人摆脱了贫困。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有关一部分人收入正在下降的证据将极具破坏性。不过，世界银行的发现并不是最后精确的结果。而且，世界银行的分析也发现了一些好消息。最贫困的10%人口中大部分属于暂时性贫困，他们贫困状况主要是由突发疾病、失业或者土地征用等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医疗保险或失业福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贫困。

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美联社柏林、巴黎电，据记者无疆界组织周二的报道，全球至少有129名记者因其职业而锒铛入狱。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记者无疆界组织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们”。按照这份报告，中国目前关押了大约32名记者，是全球之最。被押记者中有大约4分之1被判5年以上徒刑，87%的在押记者为印刷媒体工作，女性占4人。

《学习时报》：中国军队要确保足够实力控制台独

　　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在中央党校最新一期《学习时报》（第361期）上发表文章，强调要“确保有足够的力量将台湾牢牢地控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分析称，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军队再次向“台独”势力发出的“武力阻吓”信息。

　　文章重点在于论述中国军队发展壮大的根本意图，重申了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实现祖国统一的必要保证。文章着重阐释了中国的国防政策、建军强军的基本策略和目的，反驳了“中国军事威胁论”，是近来中国军方少有的重量级文章。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也谈到了军方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虽然着墨不多，粗略计约占全文的不到十分之一，但是由于章沁生的军方背景，以及在这段内容中释放的军方新的对台基本思路，因此被受台湾岛内舆论的关注，各种解读也随之而出，其锋头似乎也不亚于大陆军队对台展开的军演。

　　文章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全文是这样的：“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足够的耐心和诚意进行一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但是，‘台独’分裂分子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断加快整军备战的步伐，企图‘以武拒统’、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决不允许。中国军队必须着眼维护台海地区和平、促进两岸最终统一的实际需要，不断加强现代化建设，确保有足够的力量将台湾牢牢地控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这是世界上一切真正维护和平、坚持正义的人们都能够理解和理应支持的。”

　　凤凰网发文称，今年58岁的章沁生，山西孝文人，目前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在总参主管作战计划。他曾担任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2004年12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由于这一官方背景，因此他的话首先可以被理解为是代表中国军方的，具有绝对的政策性含意。文章强调，要“确保有足够的力量将台湾牢牢地控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又可以理解为中国军队再次向“台独”势力发出的“武力阻吓”信息。“台独”从事的就是所谓“台湾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一旦“台独”将其言论符诸行动，大陆方面就可认为是“失控”，因此，动用武力维护祖国统一，显然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应该说，中国军方的“将台湾牢牢地控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的论点，显然是针对少数台湾领导人，以及台独势力的。目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陈水扁正不断地将台湾推向“独立”，无论是所谓“变相独立”，还是“实质独立”，目前台湾的状况，除了在国际社会无法得到广泛承认之外，就是“独立”的状况；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现状，也就是“分而治之”的现状。在台湾，主流民意虽然反对陈水扁宣布独立，但幷不反对且相当认同这种“分治”状态。另外，这两年台湾军队不断扩张，加速实现实际作战现代化，为稳定台湾主流社会民意，提供了心里保障。因此，大陆军方如何“牢牢控制台湾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看来还要添加更多的实质内容。

　　众所周知，战争从来都不是真对某个人的。大炮一响，战争对付的就是军队、社会和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民众。同样，针对某个人的战争，是注定会失败的。大陆绝不会轻易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台湾，仗可打，也不难赢，但之后呢？历史上，从没有占领军取得过胜利。

　　章沁生自己也在前不久在新华网与读者对话中讲过，现代战争已经不把“占领”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而把打击、瘫痪或摧毁敌人目标作为主要行动目的。显然，单单为占领而发动战争，已经不能取得绝对胜利了。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治团体、民间组织等等，这些势力决不会因为大陆以“维护国家统一”名义发动的军事行动，而完全支持或追随大陆的行动，台湾民众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倒向支持这类武力行动。这就为战争本身遗留的问题，带来了众多复杂多变的后患。因此，战争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另外，中国军队的方针策略，有其特殊性。章沁生在其文章中说：“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战略是决定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的根本。强大的军队既可能是武力侵略的工具，也可能是制止侵略、保卫和平的必要手段，其中的区别根源于国家社会性质、政治目的和发展战略的不同。”中国军队历来遵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指挥，党、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军队利益。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也不能例外，军队是绝对服从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统一决策的。在现阶段，只要党和国家没有武力解决台湾的计划，军队也只有时刻准备之，而不可能有具体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牢牢控制台独势力”，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威慑。换句话说，只要台湾没有宣布“独立”，军队也必须服从、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而不会对台动武。

　　总之，章沁生文章中的对台部分，单从军事动向上讲，并无太多新的内容，但在政策上，强调军队控制“台独”的立场信息，仍然十分重要。

中央正在起草各级地方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条例

【网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透露，目前中央机构编制办公室正在研究起草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条例，力争尽快报国务院审议。中国编制立法滞后，编制管理存在的弊端日益明显，制定一部适应国家机关、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法势在必行。

　　新华网报道，今年的全国人代会期间，有124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四件关于制定机构编制法的议案。代表们表示，依法规范国家机关机构编制管理秩序是许多国家从传统管理迈向现代管理的通行做法。

　　中国乡镇政府人员冗杂，债务沉重，乡镇政府往往运用权力将自身的压力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他们不断加强对村一级政府的控制，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这使得中央的农村政策很难取得实效。

　　为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确保中央提出的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目标的实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将于15日起，会同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工作小组开展联合督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透露，为贯彻落实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有关精神，督促各地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联合督查组将对内蒙古、辽宁、福建、江西、河南、海南、四川、云南、青海九省（区）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情况开展督查。

　　联合督查的主要内容是：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有关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特别是实有人数只减不增任务，是否全面推行了乡镇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各乡镇是否存在超编进人等问题，并将对基层反映强烈的上级业务部门干预下级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问题进行重点督查。

　　联合督查组将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直接深入到县乡进行实地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将责令限期整改。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的，将按照规定程序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此外有消息指，中央政府正在酝酿将现行的五级政权改为四级政权，撤去乡镇政府一级。

外交部：流亡印度西藏人示威是达赖集团在炒作

【网讯】2006年11月21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印民用核能合作、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示威以及中国副外长访问平壤传闻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示威一事，姜瑜回应说，部分一些西藏人在印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是达赖集团在进行炒作，破坏中印关系的举动。

西藏流亡人士破坏中印关系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有媒体记者指出，印度近日发表声明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最近举行了多起游行活动。姜瑜回应说，部分一些西藏人在印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是达赖集团在进行炒作，破坏中印关系的举动。他们的目的是欺骗国际舆论，混淆视听。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印度政府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中国对印度政府的上述承诺表示重视和赞赏，也希望印度能坚持这一立场，履行有关承诺。

中国愿与印度展开核合作

　　当被问到胡锦涛访印期间是否将为中印建立民用核能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时，姜瑜表示，中国愿在各自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前提下，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各国开展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

　　姜瑜还表示，胡锦涛主席已经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十年来首次访印，也是中印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最高级别的访问。中国希望通过此访增进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加强双方的互利合作，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同时，中印两国也愿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是朋友。

中美代表努力促成六方会谈

　　在谈到中美代表会谈时，姜瑜表示，希尔助卿20日晚上抵京，武大伟与他就六方会谈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为继续推动六方会谈尽早复会并取得进展而继续努力。

　　她还表示，关于六方会谈的复会日期，中美日正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中国认为，六方会谈仍然是对话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现实、有效机制。中国希望各方拿出实际行动，尽早重启六方会谈，积极落实9?19共同声明，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被问到六方会谈朝方团长金桂冠目前正在北京与武大伟和希尔举行磋商时，姜瑜表示没有获得此方面的消息。

　　同时，姜瑜也未对中国解冻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的帐户进进行证实。仅表示中国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处理此事，并希望各方以六方会谈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大局为重，尽早妥善解决有关问题。有关重开六方会谈的具体时间也仍在协商之中。同时，姜瑜否认了武大伟副部长上周访问了平壤的消息。

呼吁外国记者遵守中国法律

　　在记者会上，有媒体提出“一位美国自由职业记者上周在广东采访时被警察扣留”一事，姜瑜回应说，中国一直努力为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提供协助和便利，但同时也希望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期间能够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

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图

【网讯】天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21日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单平（见图）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天津市政府称，单平在担任天津大学校长期间存在严重失职错误，但没有透露过多详情。

　　《天津日报》22日报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将此决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并公告。

　　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由于单平的天津市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其担任的天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胜玉在讲话时说，单平在担任天津大学校长期间，存在严重失职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必须引以为戒。

单平简历：

　　单平，男，汉族，1946年5月生，辽宁鞍山人，198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3.09—1968.12　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学习；

　　1968.12—1970.03　天津市塘沽盐场六分场劳动锻炼；

　　1970.03—1978.09　天津铁厂修建部工长、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78.09—1981.03　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攻读工学硕士研究生；

　　1981.03—1988.04　天津大学机械系教师(其间：1982.05—1985.05在天津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获工学博士学位)；

　　1988.04—1992.09　天津大学机械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

　　(其间：1989.09—1990.09在英国克兰菲尔德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2.09—1993.02　天津大学副教务长；

　　1993.02—1994.09　天津大学教务长；

　　1994.09—1997.01　天津大学副校长，国家教委高等工程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其间：1995.06—1996.06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进修高教管理)；

　　1997.01—1997.06　天津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国家教委高等工程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主任；

　　1997.06—2000.02　天津大学校长、党委常委；

　　2000年2月任天津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常委。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1年国务院学位办、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1993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东西部官员交流加大 重庆公安局长任广东纪委书记

【网讯】中央近期借地方党委换届加大官员东西部交流的力度，要求纪委书记一职由外地调任。在此前提前下，重庆市公安局长朱明国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将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重庆晚报》21日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原贵州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刘光磊调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市公安局长朱明国不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重庆市公安局接受香港《日报》查询透露，朱明国将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广州消息称，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将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四十九岁的朱明国是海南黎族人，基层官员出身，1980年代初期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两年，返回海南之后历任文昌县委书记、文昌市委书记、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2001年调往重庆，担任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

　　今明两年是地方党委的“换届年”。中央加大纪委书记异地交流的力度，要求纪委书记一职由外地调任，以免由本地人（或长期在本地工作者）把持，太多千丝万缕的关系。

　　观察家发现，东中西部官员交流力度加大正在成为中共人事变动的一种常态，用以遏制普遍存在的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滥用。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主动权的增加，地方势力不断坐大。地方当局以放宽中央政策底线来谋求地方利益，因而不愿认真执行中央政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十分普遍。对此，中国官方媒体热炒扩大中央垂直管理范围。

　　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有专家指出，东部沿海省市官员的内地化，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是中央统筹城乡、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打破地方垄断，使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不至于流于政策口号。新一轮省级官员调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未来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方向。今年9月，中国已将能源、矿产、农牧业、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旅游及文化产业等六类特色优势产业列入西部大开发“十一五”总体规划。

　　本次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自今年7月开始之后，目前各地进展顺利。今年下半年进行换届选举的19个省份已经全面启动了换届选举工作。此次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将持续到2007年12月31日。

两次被授上将军衔 解放军现代后勤开拓者洪学智去世

【网讯】在198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洪学智（见图）于11月20日22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洪学智是解放军中惟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中国官方新华网21日发表官方讣闻形容洪学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洪学智于1955年9月第一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但1965年5月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1988年9月14日又恢复了军衔制，共有十七人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其中一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洪学智。

　　目前中国还有两位开国上将健在，他们是1908年出生的原中顾委常委萧克和1905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

　　洪学智在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时，担任中国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朝鲜后来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彭德怀说：“要授勋的话，我说应该授给两个麻子，前方授给洪学智，后方授给高岗”。

　　据新华网指出，在洪学智辞世前最少六年时间内，他是在世的志愿军将领中职务最高者。志愿军将领排名在他之上的彭德怀和邓华，均已去世多年。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他历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但在庐山会议上，性格耿直的他仗义替彭德怀说两句公道话，就遭清洗，贬到吉林担任农业机械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

　　文革结束之后，洪学智东山再起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佳谈。

　　最近朝鲜不顾中国反对进行核试爆，而美国总统布什更声称“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利益一致”。洪学智在布什提出“中美在朝问题上利益一致”的同一天去世，正像呼应了中朝关系的转变。

　　1960年至1977年，洪学智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因此被下放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他的儿子洪虎后来曾担任吉林省省长，但在2004年10月，洪虎突卸去职务，不再担任吉林省省长，退居二线，至今原因不明。

中国政府向国际组织保证宗教信仰将有更大空间

【网讯】应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邀请访华的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世基会）总干事撒母尔?考比亚透露，在他同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会晤时，两位官员都向他保证，中国政府将为宗教信仰提供更大的空间。

　　《联合早报》报道，考比亚21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会，介绍他访华的观感。他所率领的世基会七人代表团从11月15日到23日，访问了上海、苏州、南京、北京和西安。

　　他在提到与贾庆林和叶小文会晤的情形时说：“我们得到他们的保证，他们将确保有更大的宗教空间，让人们能在不受到官方干涉的情况下从事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中国的宗教自由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西方媒体最近的报道包括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家庭教会的成员在10月26日聚会时遭警方突袭，一名美籍韩裔牧师及其翻译等三十多人被拘留问话；9月浙江金华市一所基督教堂被政府强行拆毁等。

　　美国国务院近日将中国等八国列入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并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考比亚不愿意评论美国政府的意图，但承认访华的行程安排并没有接触到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的成员，也没有听说过教徒遭政府迫害的投诉。

　　据新华网报道，贾庆林21日在会晤考比亚时表示，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宗教可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考比亚也转述贾庆林说，宗教无疑在社会及公共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宗教信仰越自由，人们越能够为社会和谐作出贡献。

　　他说：“我的解读是：拓展宗教信仰空间对政府有利。如果这里的政府没有让外界认为它在提供宗教空间，结果将是有害的。如果中国要扮演全球性的角色——中国非常有潜能在本世纪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显然外界会用一些规范和标准来要求这个政府。”

　　为了能更了解中国的宗教发展，考比亚向叶小文建议进行宗教信仰调查的可能，叶小文保证政府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普查，以便取得权威和确切的统计数字。考比亚认为，普查过程不但可以确认中国基督教信徒的人数，也能够厘清所谓地下教会的问题。

　　世基会是国际基督教各教会的团契，在全球有348个教会会员代表百多个国家，信徒总数超过5.65亿人。中国基督教协会在1991年成为世基会的正式会员。

司法系统再曝丑闻 甘肃九法官法警涉营私舞弊案

【网讯】继深圳司法系统曝出丑闻后，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法院日前也传出丑闻，该院九名法官、法警因在办案过程中营私舞弊，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而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其中六人被取保候审，该院院长也因此被停职。

　　《兰州晨报》报道，这些涉案人员多为肃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法官和法警，还涉及该院其它庭室和部门。这些涉案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条件，为一些车主虚开查扣凭证，以此使车辆所有人或所有单位免交交通养路费等费用，造成国家或集体资产流失。

　　目前，酒泉市检察院已经对此立案展开侦查，涉案的九人中，六人已被取保候审，肃州区人民法院院长也因此被有关部门停职。由于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这些人员是否涉及其它经济犯罪问题还有待查证。

　　这是继深圳中级法院后的又一起司法系统丑闻。深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裴洪泉和他的前妻李慧丽今年9月底因涉嫌受贿被捕。李慧丽当时任职深圳市中级法院的死刑部主任。检察官表示，他们在裴洪泉的家里查到2700万元人民币和95万美元的现钞。

　　由于腐败事件频发，以及司法欠缺公正，近年来，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大大下降。有专家指出，法官的腐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目前的中国，腐败可能几乎到了所有的领域，法院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司法可以说是民众之间博弈、或者是官民之间博弈的一个关键场所，所以司法界可能更容易腐败，有可能腐败的更加严重。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时，都担心能否赢得人大代表赞同，获得通过，反映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不高。

　　分析称，要保证司法公正，最为重要的是在司法系统内防止腐败。司法腐败是制度问题，现在必须下大决心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地方政府化解中央土地新政 北京房价料再涨一成

【网讯】中国官方已公布调整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的新政策，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提高一倍。北京一名权威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称，地方政府会将这部分损失转嫁到土地成交价格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房价上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将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北京商报》22日报道，中国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日前正式公布，规定2007年1月1日起，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标准将提升一倍。

　　虽然中国国土资源部负责人指出，有偿使用费标准的提升不会对房价产生影响，但是业界人士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表示，土地有偿使用费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价上涨，但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会从房价上表现出来。

　　中国国土资源网土地咨询服务中心总经理冯晖也表达同一观点。他说，提高土地有偿使用费会导致地方政府丧失一定的土地利润，而地方会将这部分损失转嫁到土地成交价格中。

　　北京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分析指出，地价款一般由征地补偿安置费和土地出让金两部分构成。以北京西山的一个开发项目为例，总地价款人民币6.7亿元，其中征地补偿安置费6.2亿元，土地出让金五千万元，成品房每平方米两万元。

　　而如果土地有偿使用费上涨一倍，就意味着需要缴纳一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最后成品房将达到每平方米多出689元，涨幅已将近4%，而要是在市区内的话土地出让金将更高，房价上涨百分之十也很有可能。

财力左右村官选举 海口副镇长侯选人松轻当镇长

【网讯】近一段时间，中国许多地方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但也曝露了一些地区的“贿选风”。海南省海口市一位副镇长侯选人通过请镇人大代表吃饭，发红包，轻松当选镇长。

　　海南省海口市纪委日前透露，该市近日联合查处了琼山区旧州镇镇长贿选案，原镇党委委员、镇政府民政助理员杜飙因在选举中进行贿选，上任25天的杜飙被开革。这也是该市首例关于非法拉票选举的案件。

　　10月12日，旧州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后，杜飙被组织提名为副镇长候选人，但是他对此安排并不满意。为谋取镇长职位，18日，杜飙召集村委会官员到镇里并请其中八位官员吃饭，席间杜飙要求各位代表支持他当上镇长。20日，杜飙亲手将二千元交给镇人大代表王某，要求联络其他镇人大代表。

　　23日晚，杜飙会同镇人大代表郭某和镇官员杜某等人商量推选杜飙为镇长联名事宜。24日晚，杜飙通过郭某联络十一名镇人大代表一同吃饭，并给杜某三千元买单。席间，郭某、吴某提议联名推选杜飙当镇长，其他代表没有异议。饭后，其中十名镇人大代表签名提名杜飙为旧州镇第十三届人民政府镇长候选人，另外一名只收了钱，但没有签名。随后，杜某将剩余二千二百元按照杜飙的授意每人发给二百元并支付七名代表的留宿费。25日，吴某又联络了八名镇人大代表在红纸上签名，使签名代表人数达到十八人。10月26日早上，杜飙交二千元给郭某，请他继续帮忙做好人大代表投票选其当镇长的工作。同时，杜飙还多次向有关镇人大代表打招呼、拉选票。26日上午，在旧州镇第十三届人代会上杜飙以三十八票当选该镇镇长。

　　杜飙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在当地引起强烈反映，区、镇两级领导曾多次接到民众举报。11月18日，琼山区委给予杜飙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19日，旧州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表决，通过了旧州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旧州镇镇长杜飙当选无效。

　　近期，像旧州镇这样的贿选事件频频曝光。部分村委候选人为了当上村官，花费巨额资金请客送礼，有的村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的“价格”从100到500元，个别甚至达到1000元。

　　一些村民诙谐地说，不管怎么说，选举这两天老百姓的日子很好过，不光能白吃白喝，还能拿到成百上千的“外财”，这样的选举要是一年能多来几次就好了。

　　有学者指出，基层热炒村官，原因在于随着中央扶持农业的项目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越来越多，村主任这个“没品”的小官，手中权力的“含金量”逐渐提高。尤其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和地方普遍加大了投入力度，一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住宅档次的资金数额巨大，都将成为村官手中新的资源。甘肃一位村民就曾表示：“想当干部的人又请吃饭又送红包，不为别的，有利吧！原来穷的啥都没有，当上几年村干部就发了。”

索贿买官 河北保定前市委书记上任五十四天即落马

【网讯】从2006年7月28日就职，到2006年9月20日被免，54岁的保定前市委书记王昆山在任上仅仅停留了54天。多方消息证实，王昆山已被河北省纪委“双规”，落马原因据信为索贿买官。

　　《新世纪周刊》报道称，9月23日的《保定晚报》头条刊登了王昆山被免职的消息。而王昆山在媒体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06年9月16日上午，保定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迎奥运?游保定”新闻发布会，王昆山在会上表示：“我们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要发挥保定的区位优势、旅游资源，迎接奥运、服务奥运。”而在此之前，9月10日及随后的几天，王昆山率保定市考察招商团南下贵阳招商，并签署了若干协议，行程十分紧凑。

　　“王昆山确实被‘双规’了。”河北省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证实。河北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名检察官说，详细情况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案子还在省纪委手里，没有进入检察院和法院的程序。

　　王昆山落马的原因坊间有多种传言。一说为涉入当地的一起黑社会性质案件，另一说为经济原因。

　　据河北省委一位高级官员透露，王昆山的落马原因实为“索贿买官”。早在2006年7月28日王昆山正式就任保定市委书记之前，为了能安稳当选市委书记，他就向企业索贿，然后“进贡”给一位自称是中央高级领导人身边红人的“贵人”。只是这一次，王昆山所托非人，这名所谓的贵人其实只是一个诈骗犯。不久，骗子落网了，“一下子就把王昆山咬出来了”。

　　“一共送了两次礼，第一次送的时候他的任命书还没有下来，省里正在研究；第二次，骗子又找他要钱，其实这个时候他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当然任命不是送礼起的作用。”

　　这名官员说，“他算是任期时间最短的市委书记了。”

　　保定市检察院一名检察官的说法也更接近上述省委官员的解释，“当时我们开了一个会，直接就宣布王昆山被免职。后来听说是有人冒充中央的一个领导的什么人，说可以让他升官，王昆山就给了那人很多好处。”

　　王昆山1952年出生在河北省沧县，1967年4月参加工作，历任沧州市造纸厂副厂长、厂长，沧州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党组书记，沧州市新华区委书记，黄骅市委书记，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党组成员，省信息产业厅党组书记。

　　2001年12月22日，王昆山来到保定，任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是政府主要负责人，此后王昆山一直处于保定市的权力核心。

　　“王昆山没有出事之前，大家都觉得他是好官。本身那个人看起来很憨厚，你看王昆山的照片，看起来也是很忠厚老实，他承诺给保定办的十件大事，报上也登了，他都一一做到了，这也算是给老百姓办的实事。”一名保定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说。

　　不过，早年王昆山曾经担任过厂长的沧州造纸厂的一名员工并不这样认为，“老员工有说他不是一个负责的厂长，他们对他的评价都不怎么样。”

　　在9月20日下午宣布保定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保定市官员会议上，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付志方代表河北省委提出四点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要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保定是京畿要地、首都的“南大门”，保定的稳定对首都的稳定至关重要。各级党委、政府都要高度重视稳定工作，进一步强化领导责任，切记守土有责，确保一方平安。

浦东发展银行否认董事长金运涉社保案遭中央调查

【网讯】针对某媒体近日发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金运遭到调查的报道，浦东发展银行董秘沈思20日予以明确否认，并表示这一报道根本就是造谣。此前有传闻称，作为社保基金的资金托管方，浦发行与今年8月暴露的社保基金案脱离不了关系。

　　据《京华时报》报道，坊间传出消息，浦发行董事长金运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受此事牵连，浦发行于日前向证监会递交的设立基金公司方案也遭到否决。

　　虽然报道援引的是“坊间消息”，但由于事关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浦发行已向这家媒体发出了律师函。浦发北京分行相关人士表示，根据总行发来的邮件，金董事长于上周六在上海接受了两家媒体专访，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浦发七亿A股的增发方案，以及设立基金公司的构想等，这本身就说明董事长目前仍在照常上班。

　　目前，上海社保基金案涉及愈来愈多的上海高级官员，人人自危，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便引发诸多联想。浦发行成为新一波联想对象，源于金运前后任职的两家银行都与上海社保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位知情人透露，调任浦发银行之前，金运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任副行长。金运1999年出任浦发银行副董事长，2002年任行长，去年正式从张广生手中接过浦发银行董事长一职，当时正处在浦发银行股改启动之前，与花旗定向增发计划搁浅之时。

　　据称，作为上海社保资金托管方的浦发银行，上海社保资金进出房地产的数次投资都与浦发银行脱离不了关系。在今年8月份社保案爆出之时，上海瑞安房地产旗下创智天地，就是通过浦发银行获得来自社保的十五亿元贷款。瑞安房地产附属公司上海杨浦中央社区发展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的确涉及上海社保基金的委托安排。

　　浦发银行申请设立基金公司，虽然得到银监会支持，但已被证监会驳回。报道说，浦发银行原希望在今年成立基金公司，明年成立保险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初步建立起综合经营的框架模式，但受到社保案的影响，上海金融环境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金融格局也面临重新洗牌的可能，浦发银行设立合资基金公司被否决可能与此有关。

基层讳言“监督真话”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11-22)




　　一些地方党委换届后，如何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基层干部“欲言又止”的敏感话题

　　按照中央的部署，今明两年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从目前的进展看，各地在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等方面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四省区通过换届，市、县、乡三级党委分别减少常委（委员）职数35个、215个和5363个，减少副书记69人、709人和4644人，增加交叉任职20人、231人和4828人，等等。

　　此次地方换届的另一特点，是以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为重点，把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的全过程。

　　在换届过程和换届之后扩大党内民主，是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步骤。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并指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加强社会监督”等方向。

　　地方党委换届按新要求组建领导班子后，与过去相比，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能否落实得更好？带着这个问题，《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了北京、江苏、辽宁等地一些基层干部后发现，他们普遍认为监督工作非常重要，“不抓不得了”，而对“一把手”的监督又是重中之重。

　　但在谈到具体监督工作的时候，基层干部大都态度消极，普遍认为是“敏感问题”不愿多谈，表现出“监督工作不好出经验”、“不是自己份内的事”、“只有等上面动真格”等复杂心态，对监督工作如何抓心存困惑。

　　五种心态挡住“监督真话”

　　谈起监督，干部们普遍认为非常重要，但是，谈起如何搞好监督，接受采访的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的消极情绪，他们表现出来的五种心态，让记者听到“监督真话”很困难。

　　心态一：监督是敏感问题，既不敢讲、也不愿讲，“不是自己要想的问题”。

　　记者就监督话题在北京、辽宁、江苏等地调查时发现，联系采访的对象都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也是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难点问题，但多数监督职能部门在触及该话题时，流露畏难情绪。

　　他们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三种：一种是不太愿意涉及这个话题，认为话题太敏感，怕惹麻烦；一种是勉强同意谈谈，但限定了时间和范围，存在“言多必失”的心态；最后一种认为“说了白说”，问题和办法都是在上面，基层只能被动接受。

　　与这些干部平淡漠然的监督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者在一些网站的论坛、博客上看到监督问题十分吸引眼球，特别是一有腐败案件出来后，网友跟帖相当踊跃，表现出强烈的“议政愿望”。

　　对此，江苏省纪委常委顾星说，现在干部中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就是一谈到监督就联系到政治制度改革、联系到价值观的层面，不太愿意从技术和机制的层面去做“中性的思考”。他说，加强监督工作需要凝聚全党的智慧，当前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愿意讲“监督真话”的现象令人担忧。

　　心态二：监督效果心里没底。工作探索“形式重于内容”，创新限于工作方法，鲜有制度性探索。

　　基层的探索和创新是完善、丰富监督体系的重要来源。但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在这个领域内的探索积极性普遍不高，相对于经济领域内层出不穷的创新做法，监督领域内的新经验、新办法显得少而又少。

　　江苏、辽宁负责监督工作的干部坦言，监督问题涉及面比较宽，又是主要针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所以进行制度创新的难度很大，导致了部分地方只能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进行一点突破。记者采访时，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太大借鉴意义，认为工作形式大于实际效果。

　　辽宁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的相关人士均提到了营口的“半月谈”谈话制度、沈阳的“领导干部任前廉政征询制度”。但当记者就此联系相关方面想进行深入了解时，他们均表现出了“不太积极”的态度。显然，对于这样的“经验”，其效果到底有多大，心里也许没有太大把握。

　　南京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绍泽认为，目前各种监督形式在各自领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纪检监察领域内的监督实践更丰富一些，但问题的关键是，各种监督形式之间缺少形成合力的桥梁，还难形成“面”上的经验。

　　心态三：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等待党内监督“有突破”。

　　推进监督工作，主要得靠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这样的“等待”态度，记者在江苏、辽宁等地采访看到的最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基层干部关注的重点不在监督制度的自我创新上，而是在大的制度安排上。每当出台一个事关监督全局的制度时，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把这看成是中央下决心解决腐败问题的又一个例证。一些接受采访的领导干部说，在制约权力、加强监督方面，大家更关心中央已出台了什么政策、正在酝酿出台什么政策、还将出台什么政策，认为制度建设要比一个领域、一个部门内的探索管用得多。

　　苏州市纪委副书记张锡九说，自己在平时与干部打交道过程中观察到，大多数干部实际上并不排斥监督，把监督看成是保护自己的好事情，但干部们在监督上也有攀比心理，即看对班子成员与对“班长”是不是一个样，对非权力领域与对权力领域是不是一个样，对党内监督与对党外监督是不是一个样。

　　心态四：谈监督“一把手”的多，谈“一把手”抓监督的少。

　　很多干部一谈到监督，就自然谈到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不过一些干部认为，“一把手”既是被监督的重点对象，也是抓监督的重要力量，目前“一把手”这两个角色转换处理的不够理想。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一把手”在谈到监督时，往往谈监督下属的内容多于谈监督“一把手”；下属在谈到监督时，往往谈监督“一把手”多于谈监督本部门。

　　辽宁省铁岭市纪委研究室主任武绍国认为，一个部门监督工作做得好坏，“一把手”的重视程度是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对“一把手”抓监督工作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另外对“一把手”怎样抓监督跟踪研究的也不够。

　　心态五：监督制度、文件、通知多，执行中的效果很不理想，缺乏让监督刚性起来的法律。

　　辽宁省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甄杰说，我们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主要靠党规、条例和若干的廉政建设准则，甚至各种会议的“几不准”等，我们的制度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但落实得不好。他认为，监督的法律保障不够，只靠制度不行，一些制度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

　　辽宁、江苏、北京等地的干部认为，目前我们党在加强监督方面不是缺制度，而是缺让制度活起来的机制；不是缺要求，而是缺让要求具有约束力的办法；不是缺文件精神，而是缺让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时打了折扣，值得反思。比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制度本身很好，但很少有腐败分子是通过财产申报来发现的。现在部分地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变成了单位会计的一项工作，一到申报时间，会计集中填一下表就交上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干部指出，这项制度没有解决不申报或虚假申报怎么来惩罚的问题，规定明显缺少“刚性”。

　　负责监督工作的干部反映，围绕监督出台几部法律，比出台多少监督文件要管用得多。前不久，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在调查了多个国家反商业贿赂做法后得出结论：解决像商业贿赂等严重的腐败问题，需要积极立法、严厉惩处，构筑严密的法律防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些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加强以预防为主的法律体系建设，则显得至关重要。

　　“一把手”是监督的关键环节

　　无论换届前后，对一把手的监督都是监督中的最关键环节。“对‘一把手’的监督效果是最不好的”、“‘一把手’监督难……”，是所有被采访干部的共同心声。

　　甄杰说，“几乎啥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一把手”的监督，现在来看效果是最不好的，也就很难在监督问题上取得突破，形成监督合力也就无从谈起。

　　“‘一把手’在本部门是难以监督的，因为平级没法监督，底下又不敢监督，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大案、要案、窝案。”干了几十年纪检工作的武绍国这样说。抚顺市新抚区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崔志有也表示，在基层办个案子很难，阻力大，如果没有“一把手”同意，案子就难办成。

　　之所以对“一把手”监督难，主要是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重，而责任追究制度又没有相应真正建立起来。记者在辽宁、北京、江苏等地采访，相关人士均表露了这样的观点。

　　沈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处长孟宪杰说，目前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多，尤其表现在任用干部时，发挥班子的整体作用，难度大，做到民主集中制，也非常难。

　　辽宁、江苏的一些负责监督工作的人士还指出，目前在省里，提拔干部实行全委会票决制，避免了少数人说了算，在县区，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决策发扬民主，这的确是个进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咋“决”，而是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在谁手里。

　　孟宪杰说，“一把手”才有“初始提名权”，但干部出事了，想追究责任却找不到人。他认为，在推荐干部人选上，应该搞署名推荐。甄杰也认为，最好的监督是公开，尤其是党务公开，应该稳妥推进，但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力度非常有限。

　　今年，辽宁一南一北有两个“市委（副）书记”落马，分别是原抚顺市委书记周银校和原葫芦岛市委副书记李春枝。记者注意到，二人均犯受贿罪，受贿的原因也基本相同，那就是利用手中分管人事任免的权力、尤其是“初始提名权”大肆敛财。因收受贿赂120多万元而于今年8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周银校，公诉机关指控的8笔受贿行为均被法院予以认定，其中的6笔源于干部的升迁、调转。周银校的通常做法是：拿到钱后，应行贿者想得到某个“位置”的要求，伺机找到市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说“某某人适合哪个位置，你们去考察一下”。碍于“一把手”的特权，周银校的这个“初始提名权”几经周折，最后经过“阳光操作”终于变成“某某局长”的产生过程。

　　由党内民主入手凝聚监督合力

　　此次党委换届中，各地注意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四权”，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主评议制度，并在严明纪律，强化监督方面下了大功夫。在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市，共查处换届期间的违规违纪案件57起，处理有关责任人111人。

　　与此同时，专家及相关人士指出，继续由党内民主入手，凝聚监督合力，将是下一步的重要方向。

　　中央党校教务部副主任、政治学教授侯少文认为，最近十几年来，监督一直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软肋”，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对“一把手”如何监督，是这个“软肋”中的“软肋”。

　　他认为，“监督动力不足”的原因，在于监督者不是权力的委托者，权力委托者、监督者、被监督者三者之间“错位”。

　　侯少文说，按照现代政党理念，我们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应是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要强化对纪委等监督机关的监督，纪委等监督机关应向党代表大会负责。而现实情况是，以一个省为例，这一届党代表大会选出的省委委员，却向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汇报工作，且多不谈问题，只是布置下一届的工作。

　　与此对应的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负责，这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上级官员委托的。所以出现了监督不了“一把手”的问题。

　　“权力来自于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应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而不是向‘书记’负责。”侯少文说。

　　目前，党内、党外有多种监督资源，各种监督形式，综合运用势在必行。专业人士指出，各种监督资源惟有“九牛爬坡，个个出力”，才能形成合力，但前提是，要先破解“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

　　为突破这个“冰点”、提高监督效果，一些权威专家及监督界人士建议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一是推出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条件已基本成熟，可在部分市县（区）搞综合试点。侯少文认为，在当前，应明确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监督机构的地位，从现有条件看，适时推出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条件基本成熟。他建议，为了不影响稳定，先期可以考虑在市县（区）进行改革综合试点，逐步推开。

　　部分专家还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的规模要适度控制，如果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否需要设立专门的委员会，也应一并考虑，从而防止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虚设。同时，领导干部任期制也要相应明确下来。

　　二是理顺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的监督体系。崔志有说，为了加强监督，应该考虑体制上的改革，比如把纪委设置为派出机构，解放纪委干部的手脚。甄杰则认为，现在地方的纪检组模式，按职能应监督“一把手”或班子成员，但实际是监督不了的，因为纪检组长在班子成员中处在最末位。

　　专业人士分析，如果实行从机构到人员皆由中央进行垂直管理的监督体系，有利于改变那种“下级监督上级”的先天缺陷，从而使监督机构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监督人员行使职权有了可靠的保障，监督作用就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一些专业人士还建议，我们国家的监督制度很多，一些制度应上升到法律层面，成立一个权威的、层次高的、涵盖更多方面的监督法律体系。另外，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模式，反贪污机构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与纪委、公安（查办职务侵占的部门）等联手，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专门机构，加大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与威慑力。□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郭奔胜 范春生 任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