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未来全球经济关键

中国是未来全球经济关键

（英国）FT中文网

　　在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眼里，美国住宅市场的暴风雨，如乌云一般笼罩了世界经济的地平线，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合组织)看到了世界经济顺利重新调整的微弱光芒。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让-菲利普.科蒂斯(Jean-Philippe Cotis)表示，目前和2000年不同。2000年的“总需求大大超过潜在供给”，而在2006年，全球供给和需求大致平衡。他表示，没有过度需求，就没有理由认为全球经济会陷入低迷。

　　他对本报表示，他很清楚，美国经济的表现比他今年早些时候所想的要糟糕，但他认为美国经济不会长期减速，更不用说陷入衰退了。经合组织在每年两次发表的《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中表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在于，经过多年蓬勃发展后，住宅投资开始走弱，但“美国国内其它领域的需求仍然旺盛”。

　　经合组织指出，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度经济增长率都处于健康状态，而且在6年来首次出现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形。

　　科蒂斯称，甚至还有比全球大型经济体平衡增长更为令人鼓舞的消息，那就是有初步迹象表明，全球贸易失衡的威胁正在减弱。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没有进一步恶化，这还是多年来的首次。

　　至于更遥远的将来，科蒂斯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中国能改变经济战略，允许国内需求更快增长，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

　　科蒂斯认为：“中国将发现，经济管理越来越复杂。”他预言，稳定只能来自市场决定汇率及外部需求，使当局可以适当放松对国内支出的控制。

　　科蒂斯称，如果中国照此行事，其贸易顺差开始稳定，那么“这可能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状况更持续改善的开端”。

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

● 古扶林 巴拉萨
　　中国显著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近来货币和银行信贷的迅速扩张，创造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持续的投资盛况。这就再度引起人们担忧，这个国家或许难免会重新陷入一个痛苦的兴衰周期，就像1990年代中期的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往往是第一道防线。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却被严格管理的汇率体系所制约。这一体系阻止了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作出适当的决策来管理国内需求，因为调高利率可能会鼓励资本涌入，并且进一步对汇率造成压力。

　　

需要灵活汇率制度

　　当然，有关中国的汇率政策一直争论不休。中国不断上升的贸易盈余，促使一些观察家呼吁中国政府重估人民币币值，以纠正他们所指，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维持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偏差。而其他人则认为，平稳的汇率有助于中国总体经济的稳定。但是，这一论点其实是有失偏颇。

　　中国所需要的是完全独立的、能满足国内目标的货币政策。这将让人民银行通过调升利率来限制货币信贷增长和抑制盲目投资，从而管理国内需求。独立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是灵活的汇率制度，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但是，什么东西可取代稳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和压制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因素？

　　我们建议采用低通货膨胀目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多国的实际经验都表明，专注于价格稳定，是让货币政策实现人民银行职能中广泛目标的最佳途径。这些目标，包括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以及高就业增长等等。

　　低通胀目标并不须像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那样，涉及以通胀作为目标的拘谨手段，而且，这跟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建议美国所采用的方式类同。

实现低通胀的目标
　　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已经削弱了货币转变的机制，这样的一个框架，如何在这种经济体中有效运作呢？这是一个主要顾虑，因为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历了一场改革，但银行系统仍然脆弱。不过，我们相信一个最起码的金融改革，基本上让银行的资产强化到能抵御扎实的利率政策，便足以落实低通胀的目标。

　　即使在最佳情况，实现金融体系全面现代化依然是遥不可及的事。尽管如此，我们所建议的最起码的改革，应当可以在近期内有力地加强银行体系，从而支持通胀目标所包含的更为灵活的汇率。事实上，价格稳定，以及因此而带来更大程度的宏观经济稳定，将能为推动金融体系的其他改革提供良好的基础。

　　我们所建议的框架，具有可持续的优点。人民银行不必将它的运行方式改变成货币政策。只需要改变战略焦点，就可以在长期目标范围内为低通胀制定货币政策。监控货币以及信贷目标，在实现通胀目标上仍然十分重要。而且，在良好时机采取新的框架，将会较为容易，就像目前这种增长强劲而通胀偏低的时候。

　　现在还有一种风险，那就是如果允许更灵活的汇率上升，将加快通货紧缩。但是，这一情形，实际上凸显了将汇率灵活性放在更大范围来讨论的重要性。具有独立的、能够抵御兴衰周期的货币政策，是中国应付此类风险的最佳途径。

　　某些人认为，现在讨论替换性的货币框架为时尚早。与此相反，中国有很好的理由，从现在开始便为过渡到独立货币政策奠下基础。实际上，低通胀可以允许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尽早采用这一目标，将会帮助中国确保货币和金融稳定。

·Marvin Goodfriend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蒂伯商学院教授，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里士满分行的高级副总裁及政策顾问。Eswar Prasad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室金融研究处主任。

文章原题：What Monetary Policy Does China Need?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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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经三巨头罕见联袂访华 图解中美贸易磨擦

【网讯】美国官员28日说，一个由美国经济领袖组成的代表团，12月将前往中国举行会谈，希望解决两国间严重的贸易磨擦。布什政府高级财政与金融官员罕见地同时访问之举，预料将使北京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开放外国投资与取缔盗版等美国所关切的经贸议题上，面临庞大压力。

　　中央社引述美国财政部说，财政部长鲍尔森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于12月14到15日两天，率代表团与中国展开新的“战略性经济对话”。代表团其它成员包括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及福利部长李威特、能源部长波特曼、贸易代表史瓦布等人。

　　中国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美国代表团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谈。

　　中国和美国贸易失衡一直是双方贸易持续发展的棘手问题，现在又掺入国会由民主党主导的政治因素，更让局面错综复杂，新一轮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恐难避免，而且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美台关系。

　　据美方统计，去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2016亿美元，今年9月更创下229.6亿美元的单月逆差纪录。而按中方统计，扣除美国在中投资企业于中国市场销售及出口数额外，去年中美贸易顺差为1142亿美元，今年1至10月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增长五成左右，预计全年突破1500亿美元。

　　多位民主党参议员今年初提出“汇率报复案”，要求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让布什政府备受压力，直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赴美采购和胡布会达成共识，才及时化解一场贸易战危机。

　　以保护本国劳工权益与贸易利益为标榜的民主党重掌国会，已经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惩罚中国产品进口、以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提案。

　　评论指出，失去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布什政府，实际上已沦为跛脚鸭，为确保政令通行，只有放下身段寻求妥协。尽管中美政治关系的框架不会轻易改变，但为避免国会政客趁机大打台湾牌，中方让步在所难免；但如果美方要价过高，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随时可能爆发。

　　不过也有分析指，鲍尔森率众访华，是希望透过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从经济、能源、环境再到其它诸多议题，让美国能够感动中国，而非让对方老是觉得美国总是针对特定议题施压。

　　前布什政府东亚政策主管官员、现任职于乔治城大学与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葛林指出，这样一个阶层如此之高的代表团，足以向中国展现出双方经济互赖的紧密程度，“鲍尔森这个策略十分聪明，因为他对中国展现出十足的敬意”；只是葛林也不忘提醒鲍尔森说，拿出这么高的规格，等于是对自己施加同样重大的压力。

美国财长：人民币汇率只是中美关系的短期问题

【网讯】美国财长鲍尔森28日在伦敦表示，中国人民币“需要更大的货币弹性”是中美关系的短期问题。

　　据法新社报道，鲍尔森在英国工业联合会于伦敦举行的年会上讲话。他表示会在未来两星期到北京参加一个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话机制。

　　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Richard Lambert向鲍尔森提出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问题。

　　自7月上任后首次访问英国的鲍尔森回应说，中美经济关系曾有“一定程度的紧张”。 他补充说，“其中部分是与一种感觉有关的。在美国一般的感觉是，我们两国间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平均和公平地分配。”

　　鲍尔森表示，两国的对话需要就中国迅速进行改革的能力采取“更长远的方法”，例如遵从法治、进一步开放市场等。他说，货币问题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鲍尔森说：“我们也需要处理一些两国间的短期问题，籍此肯定双方的信心都有增强。其中一个短期问题是人民币需要更大的货币弹性。”

　　与其同时，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当天的汇率创新高，至7.84人民币对一美元。中国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去开放其货币兑换系统，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纽交所促中国允许更多公司海外上市

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交所）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星期二（11月28日）敦促北京允许更多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

他说，尚在审议当中的限制公司在海外上市的措施将损害中国的经济。

塞恩对记者说，"我们不认为让公司在海外上市变得困难重重的作法符合经济增长的最佳利益。因此，就这些限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消极的。"

他说："公司需要资金，它们需要全球的投资者。因此，限制它们这样做会损害公司的生意，并最终损害中国经济。"

北京代表处

塞恩目前正在中国访问，此行主要是磋商在北京开设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处的问题。

他表示，"这个办事处将深化和加速中国与纽交所的合作。"

塞恩说，他希望推动纽交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希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联系。

塞恩说，"我们正寻求与上海证交所合作的方式，我不认为上海证交所是一个竞争者。"

海外上市

他表示，"我认为这些公司最好是既在国内上市，也在海外上市。"

自塞恩就任纽交所首席执行长以来，他一直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次访问已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访华。

在纽交所的上市公司中，包含来自亚太地区11个国家的80家公司，中国在该地区名列榜首。

纽交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占了31家，其中中国大陆18家，香港8家，台湾5家。

中国严防韩国禽流感蔓延境内

韩国禽流感疫情恶化之际，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严格防止禽流感在境内蔓延。

中国媒体周三（11月29日）报道，中国国务院上周发出《关于整顿和规范活禽经营市场秩序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的意见》，要求城市人口密集地区不再新建活禽市场，并逐步推行禽类标志制度和市场管理秩序，加强防止禽流感蔓延。

国务院的通知也敦促地方政府加强打击走私禽鸟活动、推广防治禽流感教育和对禽鸟屠宰区消毒等。

另外，中国农业部周二（11月28日）发出通知，要求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省等省畜牧兽医部门做好禽流感防控工作，严防韩国疫情传入。

这一通知说，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发生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同时京畿道平泽市也发生了疑似低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由于韩国临近中国，并与中国东部地区同处于东亚-澳大利亚的候鸟迁徙路线上，中国的禽流感防控工作受到严重威胁。

严禁韩国禽类和有关产品入口

农业部要求这六个省份加强禽流感疫情监测和报告工作，对边境地区、候鸟活动频繁地区和候鸟栖息地等重点地区扩大监测范围。

通知也要求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加强境外疫情防堵，严禁韩国禽类及有关产品入境；加强对进出境人员、车辆和物品的检验消毒等工作，防止疫情传入。　　

中国被批评没有尽力打击禽流感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等疫情后，近年来加强防控禽流感。

禽流感在2003年爆发至今已在全世界地区杀死了153人，专家们担心，禽流感病毒出现了变异，通过人类之间传染，造成广泛的人员死亡。

北京奥运会最低门票30元人民币

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表示，2008年奥运会的最低门票是30元人民币（下同），比雅典奥运会的票价低70%。

北京奥组委周三（11月29日）发表声明说，这次体育盛事的票价由30元到5000元不等，另外有14%的门票将作为学生票，以低于10元发售。

全部700多万张门票中，58%的门票将低于100元，以便更多人有能力买票观看比赛。

声明指出，北京奥组委根据确保更多民众能体验奥运精神和中国发展和谐社会的意愿，进行定价，同时至少50%的门票将分配给本地观众。

声明指出，本地民众获得的分配份额是近几届奥运会以来最高的。

北京当局将在2007年上半年开始发售奥运门票，详情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北京奥组委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收入低于悉尼和雅典，为此门票定价较低，当中开幕式的最高票价是5000元，但仍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低50%。

28个体育比项目的票价由30元到1000元，大约是雅典奥运会的30%。

声明也指出，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奥组委的定价机制表示欢迎，既可扩大中国本地观众欣赏奥运项目的机会，同时又能平衡国际社会的利益。

冯盖尔坎：中国人的支付道德比德国铁路好十倍

Sueddeutsche.de/德国之声：这一两天，在中国也搞了大量大项目的德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冯盖尔坎（Meinhard von Gerkan）登上了许多德国媒体显著位置。原因是，他对德国铁路的官司打赢了，法院同意他关于德国铁路公司为了省钱，随意篡改他的柏林新火车总站设计方案的观点，判德国铁路掀掉该火车站房顶改建。德国铁路公司表示要上诉。

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记者问，您不是仅仅在纸上盖房子的那种艺术设计师，您的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您肯定已经习惯于跟实践中的种种难事斗争，不光在中国。冯盖尔坎回答道：我们250个项目中的每一个都是妥协的产物。这是建筑业里正常的事。在进行中国项目时，人们经常问我，中国人的支付道德怎么样？我总是说：比德国铁路好十倍。德国铁路甚至拒绝付酬金给我。

人民币汇率创新高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今天为7.8394元对1美元，从而创下中国汇改以来新高，并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已超过3.45个百分点。人民币与港元的汇率也创下1比1.01 的新高。

中印股票不可持，台湾韩国会走好

FTD/德国之声：经营多个上升经济国市场基金的米歇尔.凯普勒接受德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建议，不要再投资购买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股票。说到中国时，他说，“我们抛掉了所有在中国持有的股票，那里的现价太高了。印度也比美国的股值高一倍，我们也不再投入。”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市场上，投资者这几年赚了很多钱，但这个好时光已经过去了。“金砖”四国里，只有巴西还是值得投资的，中印俄的股价已经超值，太高了。

但他仍看好东亚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他说，他们一半以上的财产放在了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在台湾和泰国，红利为4％左右。此外，台湾还是世界上价格最合算的高技术市场。

鑫诺二号故障修复机会渺茫 接替卫星拟2007年发射

【网讯】来自中国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的消息说，今年10月29日成功发射的“鑫诺二号”卫星，由于定点过程中出现技术故障，致使太阳帆板二次展开和通信天线展开未能完成，卫星无法提供通信广播传输服务。作为接替卫星的“鑫诺三号”卫星进展顺利，将于2007年上半年发射升空。（图片：10月29日，鑫诺二号”顺利升空）

　　目前，“鑫诺二号”卫星保持在东经92.2度预定轨道位置附近，卫星平台的其它系统在轨运行正常。卫星制造商正就故障机理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表示，技术上的高风险是卫星运营业的行业特点之一，国内外许多卫星公司都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作为中国国有卫星运营商，鑫诺卫星公司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通信、广播和电视直播业务的宗旨未变，不断支持民族航天制造业的信心没有动摇。

　　目前，由中国研制的“鑫诺三号”卫星进展顺利，该卫星将作为接替卫星于2007年上半年发射升空。发言人透露，“鑫诺二号”出现技术故障不会对“鑫诺三号”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鑫诺三号’不同于‘鑫诺二号’，应用的是技术上比较成熟的‘东方红三号’平台，可靠性比较大，所以‘鑫诺二号’出现的问题不大可能出现在‘鑫诺三号’上。”

　　此外，计划于2007年发射的“中星九号”将部分承担“鑫诺二号”的任务。“中星九号”采用法国阿尔卡特宇航公司Spacebus系列成熟商用卫星平台研制，是一颗大功率、高可靠、长寿命电视直播卫星，该星原计划于“鑫诺二号”一起，构建中国第一代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系统。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是中国主要卫星运营商之一，其拥有的鑫诺卫星承担着为中国和亚太地区提供广播电视及通信传输服务的任务。

相关背景：

　　“鑫诺二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研制，是基于“东方红四号”卫星公用平台研制的首颗通信广播卫星，具有长寿命、大容量、安全可靠等技术特点，卫星重约五点一吨，采用标准的广播卫星频段，设计寿命十五年，在轨服务寿命十二年。星上载有二十二个大功率转发器，可同时支持两百余套标准清晰度电视节目，在中国全境范围内均可使用零点四五米天线接收到清晰的声音和图像。

　　该卫星用户为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主要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两岸四地的广播电视、数字电视、直播电视和数字宽带多媒体系统用户提供服务。“鑫诺二号”的投入使用，一方面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和解决广播电视的全人口覆盖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开拓航天国际市场，提高国家信息广播的能力及安全性、可靠性，开展电视直播业务等具有重大意义。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1998年7月发射升空的“鑫诺一号”卫星是从国外购买，主要承担国家广播电视和亚太地区通信传输业务，目前已开始研制的“鑫诺三号”卫星被确定为广播电视专用，计划明年发射并投入使用。

胡锦涛和谐外交乐于同小国作朋友 不与布什比高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借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四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访问了紧邻的四个国家越南、老挝、印度和巴勒斯坦。胡锦涛今年的行程与去年有相似之处，而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实际情况却大为不同。胡锦涛这次在APEC会上注重和谐，注重正义的风格，赢得颇多赞许。有西方记者说，看来胡锦涛确有兴趣同大大小小的国家作朋友，并不在于同布什比高低。

　　《新报》文章说，去年胡锦涛出席APEC第十三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点在韩国的斧山，11月初启程，第一站是朝鲜，次为越南，然后访西欧三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最后到韩国开会。拿两个年度的第一站(朝鲜和越南)相比，中国对待二者的态度差别强烈，是个指标性的转变。

　　越南是东亚剩下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但她早在廿年前，1986年就采取了革新开放的路线，经济上广开国门争取外国投资，开拓旅游，笑迎八方客，使得经济欣欣向荣；政治上亦逐渐开放。去年越共“十大会议”首次进行总书记竞选，与会者1180人无记名投票选出农德孟连任书记。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象征意义，但差额选举毕竟开了越共历史先河。这次主办APEC会议，越南亦显得泱泱大度，组织周致，备受称道。很显然，河内已经成为国际交流的一个支点，这是越南的重大转变。有人讚扬：越南将成为亚洲又一条腾飞的小龙。

　　众所周知，中国与越南曾经因为边界及外交问题而大打出手。现在，中国因应形势变化，摒弃前嫌，放下大国身段，与越南缔交握手。胡锦涛在会议中，展现出异常的亲和力。不仅与大国首脑布什及日本新首相安倍之会缔造了融洽的气氛，对东盟各国，胡锦涛积极表明要实行“三好”(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对越南则更是加上第四项“好”，即“好同志”。似乎有意特别显示，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锦涛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异常灵活的一面。

　　朝鲜与越南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内政不修，年年饥荒，执政者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不断地搞穷兵黩武，采取点燃战火的冒险策略，悍然试爆核弹，置本国及世界人民的安危而不顾。安理会五十多年来第一次，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投赞成票，同声谴责朝鲜。作为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同朝鲜核武冒险主义切割是必要的，同国际主流趋势取得一致，这是崇尚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的积极步伐。

　　然而，同样是众所周知，中共与朝鲜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以来，一直以同志加兄弟似的感情维持密切关系。这次中国放弃传统的偏执，打破了凝固不变偏护朝鲜的策略，投赞成票谴责朝鲜，形同与朝鲜撕破脸。但诡异的是，在撕破脸的同时，中国对安理会制裁朝鲜的严厉措施，特别对于在公海上阻截朝鲜物资的制裁，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基于地缘政治和东北亚的战略对峙，中国要抗衡“美日安全结盟”的霸权追求，认为朝鲜仍然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中国这次显然是以全局为重，在谴责朝鲜的同时，力促重开“六方会谈”，避免朝鲜核武风暴的恶化。这方面中国所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总的看来，今年十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制订“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并宣称促进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胡锦涛近期的外访，显然是推动和谐外交的具体实践，扭转了长期以来的重点针对大国(对美、日、西欧)的外交走向，展开全球化全方位的和谐外交方针。


如何看待中国援助非洲？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对非洲无原则地慷慨？

今年11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峰会上，中国大手笔许诺对非洲提供发展援助，引起了西方工业国中的发展援助出资国的不安和高度警惕。德国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发表专论，分析了中国从发展援助接受国到出资国的转变过程和对国际社会结构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专家卡塔琳娜.霍夫曼的专论名称为“全球转型的新生力量？以中国为例看国际发展合作遇到的新挑战”，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

最迟到2004年底的东南亚海啸灾难后的国际援助行动，国际社会的发展援助出资国的组成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波斯尼亚战乱的人道主义援助只有16个国家参与，而在东南亚海啸灾难发生后，参与援助的有92个国家。

传统上按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划分的南北世界中，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南部世界大国正在以“新崛起大国(rising powers)”改变全球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布局。这些传统上接受西方发展援助的发展国家虽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它们正在以“南南合作”的模式成为新的发展援助出资国。这也是发达工业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继续给予中国发展援助的意义的主要原因。

国际经合组织(OECD)中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中的22个国家是传统上的发展援助出资国的主体，它们承担了和继续承担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援助任务。这些国家如今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崛起大国”会打乱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布局，使得“有条件的发展援助”，即旨在奖励与促进“良政(Good Governance)”的西方发展援助政策被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号的中国发展援助策略所破坏。当然，西方出资国也担心他们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的减弱。

中国目前虽然还有4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即每天可支配收入不足两美元，但是中国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已经上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今年11月已经拥有了一万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正是这一雄厚的整体经济实力使得中国政府有可能向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施以慷慨的经济援助。

中国推行发展援助政策的考虑

中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援助的原则是不干涉内政，是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互惠合作和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

中国的“南南合作”政策是出于经济考虑，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政府认为，积极实行发展援助政策有至少三大意义：有助于树立中国是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形象；通过经济与贸易合作会为中国带来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发展援助政策也是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非洲政策

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的以上考虑典型地反应在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上。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在从2001年到2004年短短的4年间增长了4倍。2001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为100亿美元，而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400亿美元。中国估计，今后五年内，中非贸易将达到千亿美元。

2005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为9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主要是从非洲进口原材料尤其是原油，中国的进口原油中30％是来自非洲，苏丹、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三大原油供应国。

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是全方位的，53个非洲国家无一例外都受到中国的发展援助，中国在48个非洲国家中瓦完成了800多个援助项目，其中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农业、渔业和人员培训也是最主要的项目内容。医疗援助也是中国发展援助非洲的一个主要项目，自1963年以来已经总计向非洲派出过两万多医疗人员，目前有大约1100多名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中国还为非洲年轻人提供奖学金到中国学习，目前有大约1万5000多名非洲学生拿着中国的奖学金在学习。债务减免也是中国非洲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已经为非洲减免了12亿美元的债务。

让西方国家感到担心的是，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时，除了“一个中国”这一个外交政策原则，完全与当地的政治脱钩，即不要求接受国有“良政”上的约束和环境标准上的考虑。另外，西方国家也担心，中国与非洲一些独裁国家作能源交易，鼓励了这些政府不去改良和改善自己的统治和等于是间接在财政上支持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武装冲突。

不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非洲政策提出批评或质疑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人客观地看到，中国的非洲发展援助政策的确是给非洲带来的积极的变化，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中国在非洲大力援建基础设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非洲国家也对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表示不理解，因为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非洲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匪浅。尼日利亚的外长就曾说，“我对国际社会中对中国不断提出的批评很恼火，因为(与中国)的合作是符合尼日利亚的利益的。”

文章最后认为，一些发展国家成功地从一个接受国转型为一个出资国是一件好事，国际社会也从中受益。传统的发展援助国家的主体，即OECD中的DAC成员国应该与中国等新崛起国家积极进行建设性对话，争取把它们“拉拢”进以可持续性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援助框架之内。文章还认为，西方自己也应该反思自己的发展援助政策，与新崛起国家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互相学习的基础之上。

中美朝继续磋商重启六方会谈日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星期二（11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中、朝三国代表团团长已在当天进行了磋商。

姜瑜透露，美、中、朝三方正就已达成复会协议的六方会谈的日程进行磋商，包括双边会晤和三边会晤，但最后日程尚未确定。

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分别会见了日本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佐佐江贤一郎和韩国代表团团长千英宇，"就六方会谈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仍在磋商

她说，"关于重启下一轮六方会谈的日期，现在有关方面还在进行协商。"

姜瑜表示，"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各方要回到对话和谈判的轨道上来。"

她说："六方会谈仍然是通过对话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最有效途径，我们希望各方能为会谈尽早复会共同作出努力。"

未确定日程

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表示，他与朝鲜副外长和中国副外长分别举行了三边会谈，也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讨论重启六方会谈后"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希尔说："我们正在准备首轮会谈的东西"，但他拒绝透露讨论的内容。

他表示，一旦各方就"工作日程"达成协议，"确定重启会谈的日期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希尔说，他将在星期三继续与有关方面举行会谈，然后再前往首尔。

软’民主，‘硬’和谐

● 伟达
　　刚刚在越南河内结束的本年度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其中有一项发展颇为引起外界的兴趣：即中国胡锦涛主席向美国布什总统介绍了中国“和谐社会”政策，以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

　　布什则首次对此种“东方特色的政治哲学观念”作出正式回应，预祝中国取得成功。

　　敏锐的美国舆论界很快就此个“新动向”大做文章，甚至有评论声称世界已进入到“美国与中国：民主应对和谐”的新阶段。

　　不管美国政界和舆论出于何种动机，开始对中国的“和谐”概念作出反响，但有一点是无须质疑的：即目前把美国搞得焦头烂额的伊拉克局势，促使美国人开始严肃反思某些关键问题。

推翻萨达姆后天下大乱

　　美国政府以至于民间原先对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设想，是在推翻萨达姆政权时，可能要经历严酷艰难的战斗，而在美国取胜之后，一旦全面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伊拉克即可天下大治，局面焕然一新。

　　但不曾料想的是，推翻萨达姆倒没费多少功夫，可是“民主”推行开来，结果却是莫名其妙的“天下大乱”。看来，民主还不是稳定局势的利药良方，一定是遗漏或缺少了什么“诀窍”。

　　什么诀窍呢？是不是中国人和文化所推崇的“和谐”呢？多少有些道理！伊拉克人今天除了攻击占领军外，族群冲突也是愈演愈烈，太有违“和谐”了。

　　但如何让伊拉克尽快进入“和谐社会”呢？美国人心里可是一点谱都没有。那么还是先预祝中国的“和谐”成功吧，这样也许可以摸索出一些如何实现和谐的实际经验来。

其实，笔者以为，伊拉克目前一场混战，并不是“民主”本身所致，而是因为向伊拉克推行民主这个过程，是靠武力强制与胁迫，这就首先违背了民主所应具备的自由、自愿和自决精神，从而导致异化反弹，与社会歧途。

　　这大大不同于二次大战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成功民主改造。因为当时武力的作用，主要是打垮法西斯侵略者，恢复世界和平，而不是为了强行推行某种意识形态。

　　民主政治改造，则是消灭法西斯后历史的必然选择，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所以美国所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硬性向外界推行民主过程中所产生的“抗体”和悖论。民主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推行普及的方式不当，民主也会失灵失效。以老大心态去强加民主，必然弄巧成拙。

追求和谐要具备刚性

　　真正有效的民主普及，总体进程一定是“软性”的，渐进的，甚至是迂回的。从这个角度讲，即是一种和谐和平的过程，一种价值，观念，及行为不断提高巩固的过程，其中的抗体副作用及其它代价损耗，应被尽量地降低减小。

　　反观和谐，尤其是中国目前所努力追求的国内及国际“和谐社会”，欲获得真正的成功，却是更多需要一些硬朗和刚性，主要应表现在原则、法律、实力与竞争等方面。

　　首先，这世界上只有相对和谐，没有绝对和谐，而相对和谐是建立在各种力量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制衡基础之上的。

　　道理很简单，在国内，一个贪官污吏与大街上的一介平民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和谐”的，必须从法律和原则上严惩腐败，扶助弱势群体，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发展。

　　而在国际上，让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非洲穷国相互“和谐”，必定很难。当年大清朝及其重臣李鸿章，就试图以自己的可怜国力，与西方列强们讲“和谐”。结果是和谐没见到，不平等条约却签了不少，还招来“八国联军”一路兵临北京城下，堪称中国的奇耻大辱！

于是，和谐是建立在发展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一如邓小平的精辟语录：发展才是硬道理。想要“和谐”吗？那就首先要具备硬道理，具备与对方相互制肘的实力与能力，否则“和谐”恰如南柯一梦。
　　“软”民主，“硬”和谐，是美中两大国在未来健康发展中所应各自着力的重点。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与战略咨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