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锦涛对越南的期许看胡温的中国发展愿景

从胡锦涛对越南的期许看胡温的中国发展愿景

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中）及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右二）夫妇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6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会谈。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在会谈时首次公开肯定了越南的民主改革进程。分析指出，这隐约反映出胡温政府对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本身的发展愿景的看法。

　　《亚洲时报》文章说，胡锦涛在会谈时提到，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越共十大确定的内外政策，祝愿越南人民早日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

　　胡锦涛祝愿越南早日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期许，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胡温政府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在今年中共六中全会公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中，胡锦涛也提出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等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四点的顺序，也许正是胡锦涛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他的民主法制改革，是针对“民富国强、社会公平”这两个目标为主，因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短期内也许也不会在中国出现。

　　分析又指出，胡锦涛肯定越共的十大改革，一定程度上也跟中共的十七大有关。在今年4月举行的越共十大上，越共在政治操作上的变革颇能引起外界关注；其中，年轻化和加大交班力度，是最受外界瞩目的一点：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和国会主席阮文安三人虽然尚有一年才到任期届满时间，可是这次三位元老级高官却集体提前请辞，打破了原来新老交替的惯例。在中共明年年式举行的十七大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年轻化问题也是外界留意的重点，而十八大的接班人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岗位上出现，也成为媒体不断讨论的事项之一。

　　另外，越共十大的改革，还包括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另外，越南国会也规定：专职的代表比例大幅提高到25%，避免兼职代表过多的弊端。越共的这些改革，中共方面也许不会都照单全收，但最少中共最近也正式部署，十七大代表选拔将提高差额选举比例。

　　自从1989年到1990年前苏联解体以来，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倒台，基本上是以不评论为前提；即使是对欧洲一些左翼政党的民主主张和六十年代末开始在德国出现，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共也保持了较大的距离。

　　外界对胡锦涛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看法，一直不甚了解，而胡锦涛本人也刻意保持了一定的“战略模糊”。胡锦涛上台以后，曾在内部讲话中提出呼吁学习朝鲜与古巴，这显示他对坚持共产党执政有强烈的坚持；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也在推动一项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工程，把一些过去官方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重新纳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来，这反映胡锦涛希望把中共的操作和政治主张现代化。

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 秦光荣李纪恒任副书记/图


【网讯】中共云南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16日选举白恩培（见图）为省委书记，秦光荣、李纪恒为省委副书记，当选为省委常委的还有李汉柏（白族）、杨崇勇（满族）、罗正富（彝族）、李江（女）、杨应楠、王增钵、张田欣、黄毅（景颇族）、孟苏铁、曹建方。

　　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75人，省委候补委员14人。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会议。

　　白恩培1946年9月生于陕西清涧。大学学历。工程师。1965年8月至1970年8月在西北工业大学航海设备与自动控制系学习。1970年8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恩培1970年8月至1972年4月在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4月至1974年11月任陕西省延安柴油机厂车间调度员、技术员。1974年11月至1981年12月任陕西省延安柴油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1981年12月至1983年2月任陕西省延安柴油机厂厂长、党委副书记。1983年2月至1983年 9月任陕西省延安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陕西省延安地委副书记。1985年7月至1990年5月任中共陕西省延安地委书记(其间：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

　　1990年5月至1992年3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1992年3月至1993年8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兼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8月至1997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4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内蒙古 自治区委副书记。1997年2月至4月任青海省委副书记。1997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第八届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副书记。1997年4月在青海省人大八届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当选为青海省副省长、代省长。1998年1月至1999年8月任青海省省长。1998年4月任中共第九届青海省委副书记。1999年6月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2000年1月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1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同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七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2003年1月在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恩培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中央愈搞宏观调控 地方分利集团愈反弹


　　中国国务院推出“国六条”接近半年，全国房价仍在高位运行。在10月中旬的房地产市场调控落实会议上，国务院就放言对房地产调控情况不甚满意。这其中，与一些地方政府大搞权力寻租有莫大的关系。尴尬的是，本应是高度权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强大的“政绩”需要和商业利益面前被迫转攻为守，更令国务院发出内部文件警告，要各级政府官员为楼市过热和楼价猛升负上责任，但类似“问责”制的行政手段能否让地方担当起相应的责任，仍属疑雾重重。

　　《亚洲时报》文章说，在中央政府一再发力重拳治理楼市问题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并没能真正担当起相应的责任──而这，恰恰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国务院推出“国六条”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失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地方政府深度介入房地产行业的毛病没能改变，一些地方明降温、暗托市的情况依旧可见；其二，地方政府改善住房的结构性矛盾动力不够，积极性不够；其三，各项调控政策没能得到很好执行，政策在执行中被软化的现象并不鲜见。更多的地方政府未担当起相应责任，无视于宏观调控的大局，将手中权力演化为寻租的工具，阻碍着调控工作的推进，才会深刻影响了这一轮楼市调控政策的短期乃至长期效果。

　　实际上，只要关注中国房地产的人士都知道，早在去年春季以来的国内商品房市场上，一直就存在着两股力量的博弈：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以稳定房价涨幅为基调的调控政策措施越来越细、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商品房价格在“涨幅同比下降”的说法中持续上涨，许多城市的房价连创新高。到现在，不仅几大热点城市房价猛升，近年来房价比较平稳的广州在今年以来的涨幅也超过1成。房价猛升的热浪还在向着大连、呼和浩特、福州、成都等城市扩展。

　　有报道还指，为化解宏观调控的力度，满足局部的私利。一些地方政府还延期出台执行细则，有选择性地发布土地存量数据，通过“空对空”的会议“贯彻”中央政策，明面上落实宏观调控，背地里推高房价。

　　自然，一旦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决定介入，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平衡产生出合理的房价便成了水中花月。过去有实例就表明，“2004年第一季度上海房价涨幅达到28.3%以后，当地政府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这主要是统计方法的问题’，‘上海楼市是健康’。伴随着具有准官方口径的‘欢迎到××来投资房地产’、‘××的地产肯定会升值’的响亮口号，一些政府官员还成了房地产业最热心的推介者。”

　　有个相当贴切的形容指，地方政府在土地的产权管理上，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由于现有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国土地实行属地管理，国有土地的产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权限审批土地，实际的土地收益都交给当地政府。而这一管理制度的弊端是，把土地规划、土地审批、土地出让资金收取等权力都下交给了地方政府，从而在各种利益引诱面前，各级政府往往也就很容易敢于置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政令于不顾。尤其，一般地方政府的用地，都是靠书记、市长通过各种途径引进来的项目，地方上的土地管理部门，往往也不敢制止，只能千方百计配合供地。

中国公布政府采购公车九大品牌 桑塔纳悄然失宠


【网讯】财政部和环保总局16日联合发文，公布了中国第一份政府采购“绿色清单”，政府用车只能选择九大被环保认证的品牌。曾经是政府用车主力车型的“桑塔纳”没有入选。而一直倍受关注的公车改革自2005年初搁浅以来，却迟迟不见重新启动，将环保概念与公车挂钩并不能摆脱社会关于公车制度问题的激烈争议。

　　财政部和环保总局当天联合发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今后在用财政资金实施政府采购时须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在公车采购中，财政部和环保总局锁定了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NISSAN（日产）、思威、奥迪A6和奥迪A4、宝来、捷达、开迪(Caddy)、现代等九大品牌。每个品牌下的上榜车型均获得了中国环保标志产品认证。曾经是政府用车主力车型的“桑塔纳”没有入选。

　　有学者指出，推动绿色显示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但环保与公务车挂钩并不能摆脱社会关于公车制度问题的激烈争议。截至上世纪末期，中国约有350万辆公务车，每年消耗费用约三千亿元，占行政成本的九成，远远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中国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目前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仍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

　　报道批评，公交车消费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例如，西北某省的2.4万辆公交车购置费用达43.亿元，几乎相当于十年前全省的财政收入，而养车成本要消耗百分之十五的地方财政收入。

　　由于养车全是公款，公务用车成本奇高。一辆公交车的年运营成本至少在五万元以上，单辆车每公里为市场成本的八至十倍，但使用效率仅是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公车改革的呼吁不断，但改革的步子却不大。在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就制定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部分中央机关进行了车改试点。同时，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但是，八年多过去了，车改试点并未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公车数量和耗费的资金却是不降反增。

　　有分析认为，由于缺乏监督约束机制，不是把公交车改革变成官员变相增加福利，就是越改公交车越多。为了官员的体面和方便，整个社会不但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与资源成本，还要付出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的成本。

作家群中惟一中央候补委员 铁凝当主席反应不一


　　继茅盾、巴金之后，女作家铁凝（见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尽管作协接受官方领导并受到一些独立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也有评论认为，身为作协成员的中国体制内作家现在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在当局管理下继续保持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写出批判社会的尖锐文章。

　　据美国之音报道，继茅盾和巴金两位被誉为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家之后，女作家铁凝日前当选为自中国作协成立以来的第三任主席，她的年龄、性别、作品、为人诸方面都成为关注焦点。

　　因创作《芙蓉镇》而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古华认为，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是意料之中的事，其重要原因是，铁凝是作家群体中惟一一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古华说：“她早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种身份就注定她要挂这个名。铁凝作为一个中青年，她才49岁，人的形像也很好，为人很和气，给人一种亲群的形像。我曾经开玩笑说，‘你是中国文坛的乖乖女’，大家都喜欢她。”

作协不论资排辈是进步

　　以《老井》一书驰名中国文坛的作家郑义持同样观点，他认为，铁凝口碑甚好，是一位上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另外，他说，像中国作协这样暮气沉沉的组织能够不再论资排辈，跳过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代作家，选出铁凝这样较年青的作家出任作协主席，也是一种进步。

　　不过，在中国的市场化大潮中，中国作协本身代表进步力量还是落后势力则存在争议。古华介绍说，中国作协和世界其它的作家组织不同，它是当局领导下的一个管理作家的机构。

　　在现行制度下，中国作协拥有相当大的实力、权力和资源。它掌控着全国各类文学刊物，手中还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发奖权。

不用彻底否定作协体制

　　不过，也有作家认为不应全盘否定作协体制。

　　曾经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会长的郑义说：“我不是彻底否定这个体制，因为精神劳动和做一个盆子、一个碗去卖还是有差别的。在过去的时代，有贵族养艺术家和作家。在商品社会里就没有人养作家了。我也不同意要养作家，但是让作家有起码的衣食保障还是积极的。”

　　郑义说，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西方作家尽管没有一个像中国作协这样的机构管着，可是他们要想钻文学的象牙塔，也会面临生活无着的问题。他说，西方也有不少作家媚俗，屈服于商业压力；同时，体制内作家也不见得个个是向专制制度妥协的软骨头。郑义举例说，苏联作协的体制内作家就曾写出《静静的顿河》与《日瓦格医生》等传世之作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希望多些独立精神

　　中国作家古华认为，虽然中国作协制度荒谬，但现在毕竟不是对文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体制内作家完全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照样写出批判社会的尖锐文章来。古华对体制内作家的新头牌人物铁凝寄予厚望，希望这位中国文坛的“乖乖女”多一些反叛精神。

　　古华说：“白桦他就公开说，没有批判就没有文学，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我希望铁凝对社会生活要有多一点的批判精神，多一点的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太听话了，你那么听话，反而没有威信了。”

　　另外，古华希望铁凝笔耕不辍，以免像诗人贺敬之那样使中国“多了一个官僚，死了一作家。”

咸阳市委书记力推洗脚业 足疗经理成政协委员


　　足疗业一度很“暧昧”，陕西省咸阳市的努力有望将这一行业“洗白”。张立勇，一个曾在中纪委工作十二年，被咸阳官员认为是“意识超前”的市委书记张立勇（见图），2002年“自封”了一个特殊官衔：“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组长”。咸阳还有两个足疗店经理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市政协委员，其中一个还是市劳模。然而，这个行业几乎是张立勇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在官员去留变化之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尚是未知数。

市委书记亲任洗脚小组组长

　　《南方周末》报道说，这个小组组员官衔都很高，副组长包括三名市委常委和总工会主席(副厅级)，成员还包括七名处级官员。可能没有一个地级市把足疗看作“正常”、“阳光”的行业，工商、税务部门当它是特殊行业，在民间，它混杂在保健、按摩、美容美发店之间，这些店面晚上透着暧昧的橘红色灯光。但在咸阳，它却被政府定义为支柱产业，尽管生产总值和电子、纺织等其他支柱产业相比少得可怜。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足疗这个一度很暧昧的产业和一个市委书记联系起来？“以后，做足疗就像理发一样，谁都可以进去，咸阳足疗是阳光下的足疗。”年初，张立勇对媒体这样说。“经常有人开玩笑，这就是洗脚小组组长嘛，丢人的事。”市总工会主席何彩娥说。

　　而张立勇我行我素。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人说“洗脚”，他就纠正为“足疗”。他号召“副处长以上的官员带上夫人，礼拜天去享受足疗”。他把党委、政府接待中央级、省部级领导的地点设在足疗店。

　　“张书记逢会必讲足疗。”何彩娥说，这包括央视“魅力城市”的颁奖晚会以及今年全国人代会的场合。他自称“足疗形象代言人”，对媒体大力宣传：“药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足疗。”他还力推各个县市区都成立领导小组，县市区长挂帅。“将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名单报给我，我要亲自掌握这些同志的工作情况。”他在市总工会文件上批示。

　　各县市区领导小组的名单长得有些吓人，如秦都区，包括区长在内共有24名组员，几乎囊括了所有区局级和街道办的一把手，尽管一些被采访的官员称“没有负责具体事情”。领导小组专门成立了足疗办公室，设在各级工会。市总工会抽调了十名骨干人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有人称，这部跨越式发展史能载入足疗史册了。这四年来，咸阳不到四天就诞生一家足疗店，这还不包括退出市场、无法估算的小店。目前已经有四百二十多家，外地加盟和连锁店有六十多家。

　　不久前，市足疗办评选了十家特级店，养生堂是其中之一。它开辟了一处休息室，十多名顾客在等待空床位。“中午就开始有客人，晚上9点后人最多。”总经理赵容进说。这天晚上，他的店已经接待了三拨市委接待办的客人。

缓解庞大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瓶颈

　　如果运气好的话，顾客可以在走廊邂逅一个个头矮小、神情肃穆的人，眉目慈祥，嘴唇很薄。你可以上去握手说：“张书记，您好！”赵容进是众多的政策受益者之一，他称政府起到了“政审”的积极作用。目前他在江西、新疆等地已经有17家加盟店，咸阳总店每天接待七八百人次，人均消费45元。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张立勇此项规划，不是照顾生意人，而是为了缓解庞大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瓶颈。

　　上世纪的咸阳被称为“纺织城”，是西部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但由于企业效益下滑，“在2002年有6.6万下岗失业人员”。市劳动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冯朝阳这样介绍。非公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当时政府压力很大，正在寻找出路。”何彩娥说。“听说张书记保证，要把所有下岗职工(的工作)都解决好。”赵容进说。

张立勇的超前思维

　　2002年10月31日，市总工会退休官员郑智中作为一个民间足疗爱好者，在市长接待会上提建议，请求政府支持行业发展。当时张立勇还是市长。那时还没有专业足疗店，也没有人愿意享受足疗。他提了3个问题，足疗现状、发展前景和再就业。“市长对再就业感兴趣。”郑智中回忆，“他不断插话。”

　　现在很难界定张立勇是否“有预谋”地接受了建议。他马上拍板让何彩娥等四人前往江苏海门市考察，据说那里足疗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乡镇。2002年底的政府常务会上，张立勇说要成立领导小组，官员们都悄悄笑，“从他们脸上一看就知道是不赞成，不屑一顾，觉得是小题大做。”何彩娥回忆。“领导小组组长，”张立勇左右看了看，“由我来担任。”微笑变成了“哈哈大笑”。张立勇接着说：“为什么要我来担任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比较难推开，我来当这个头。”

　　这应该是2002年12月张立勇担任市长之后，第一个令人吃惊的决策。在接下来的三年多市长生涯中，他的许多举措令官员们觉得“跟不上他的思维”───公民可以旁听政府常务会，如吕日周一般推掉政府围墙，开放政府部门厕所。在最近的换届期间，他尝试开放市委组织部，官员可以公开推荐自己。“头儿”确定之后，足疗发展速度超出了郑智中的想象。不到一个月，协会、培训学校就举行揭牌仪式。如今，从业人员达到1.2万，其中三分之一是下岗职工。年接待顾客三百多万人次。

足疗店经理登上了政治舞台

　　现在，何彩娥认为足疗已经成为第361个“正常行业”了。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晚会上，足疗代表队第三个上台，演唱了“咸阳足疗之歌”和“四渡赤水出奇兵”，观众笑声和掌声连成一片。而且，很多足疗店被命令筹备员工养老保险，成立了工会组织。一名足疗技师当上了工会主席，成为《华商报》的报道对象。

　　有两个足疗店经理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市政协委员，其中一个还是市劳模。不过，当听到当选消息时，崔丽君第一个问题是：“政协委员是做什么的？”民间依然有嘲笑的声音。一名出租车司机认为张立勇很“搞笑”，一个姓郭的市民觉得移风易俗的整体效果并不乐观。

　　何彩娥介绍，标准的足部按摩部位是膝盖以下，但目前仍有足疗店从事膝盖以上，腰部以下的特色“跨式按摩”。行业整顿也一直在不定期进行。“咸阳足疗”已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商标，目前正在公示。培训学校已经向省内外输送了三千多名技师，“咸阳足疗”品牌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然而，这个行业几乎是张立勇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在官员去留变化之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尚是未知数。

　　去年底，张立勇出席了专门为足疗行业举办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台上技师们欢歌劲舞，观众们不停抚掌欢笑，惟独他神情严肃，不苟言笑。

抓贪官中纪委唱独角戏 专家批地方纪委反腐不力


【网讯】内地反腐动作不断加大，仅最近一个时期就先后查处了包括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等在内的省部级重要干部。然而在这些重要案件中，多数为中纪委直接查处，而地方纪委的作用并不明显。中共反腐专家建议说，随着中共未来反腐败的继续和不断深入，必须改变中纪委唱“独角戏”的局面。

中纪委“事必躬亲”

　　香港《文汇报》报道，专家指出，近一时期，一些重要官员相继“落马”，表明中共反腐败的巨大决心，亦展现出胡温新一届中央集体开创事业新局面的能力。但回顾近年来中共所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大多为中央纪委所查处，地方纪委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

　　比如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直至最近查处的刘志华等腐败官员，其腐败行为并非始自查处前夕，有的还长达十余年之久。而其中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普通官员和民众都能知晓一二，当地纪检部门不可能不知情，但却并不积极查处，只是坐等接到举报的中纪委前来查处时，才去给予“配合”。

　　中纪委之所以必须对各省市的大案要案事必躬亲，恰好说明地方纪检机构查处大要案力度不大，效率过低。而未来中共更会加大对贪腐官员的查处力度，对此，地方纪检部门亦应当转变观念，变“坐等”为“主动出击”。

　　专家指出，地方纪检部门相对于中纪委而言，在查处本地贪腐案件上更具优势，由于地处基层，对于当地官员和社情民意了解较多，能充分掌握线索及各方情况。

地方纪检“两头难”

　　专家也同时指出，地方纪检委对于本地大要案之所以“伸不开手脚”，成为“看客”，有诸多原因。

　　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纪检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章、党规，检查党的路线、政策、纪律的执行情况等。但事实表明，仅仅依靠纪检委维护党章远远不够。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违法乱纪现象大量滋生，一些地方党的纪检委查案都应付不及，而且由于现行党内体制的原因，纪检委事实上难以监督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干部，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党内少数腐败干部压制党员民主权利的工具。有的党员检举、揭发党内腐败干部，不仅没有得到当地纪检委的应有支持与保护，相反却被纪检部门“双规”、被司法部门“劳教”。

　　有纪检官员指出，纪检干部“两头难”，坚持原则认真干，有时会遭打击报复；对腐败现象睁只眼、闭只眼，民众又不满意。体制性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内地的许多农村地区，现行的基层纪检机制更是形同虚设，远不能适应目前农村反腐的需要。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纪检队伍力量分散，专业化程度不高，监督缺乏权威性，县纪委对基层监督“远”，镇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难”、对下级监督“软”，导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无法落实。（图：中国城市街头的反腐宣传广告）

省市级领导层大换班 中共第五代开始浮出水面


　　从8月开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开始为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作出部署，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最高官员重新掌位。这次被称为中共主政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人事更替换届，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中共第五代开始浮出水面。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具有重新确定国家最高权力架构的职能，历来是全国最重要会议。从1977年的十一大开始，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党总书记。大部分的中央委员，是由各省市党政及中央各部委党政一把手担任，所以其成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核心领导层的人选。

团派高学历精经济

　　团系背景的官员队伍益加壮大，是舆论备加关注的话题。从9月底到现在，江西、河北、甘肃、湖南、云南五省分别换了省长，加上此前的贵州（7月）和陕西（6月），目前全国共有七名代省长。这七人中，有前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如今是贵州代省长。因为年满60岁，他本应今年退休，但此次升职后，他成为正省级干部，退休年龄按惯例将延至65岁。

　　林树森在七名代省长中年龄最大，而湖南代省长周强则是最小。周强今年只有46岁，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周强更吸引人的是他的共青团背景，在调任湖南之前，周强做了八年共青团最高领导人。

　　“根正苗红”的周强，刚到湖南就显示出政治机敏。下车伊始，他即奔赴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当地媒体报道，他还赶路上百公里，瞻仰刘少奇和胡耀邦的故居。相似的是，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上任后即到贫困县考察。2002年底，刚刚就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也将第一个视察地点选在称为“革命圣地”、召开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河北西柏坡。

　　北京政治学者指出，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已成为这次各级党委大换届的指导思想，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在换届中具有明显优势，但在中央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等重要地区依然缺乏团系干部。因此，从现在到十七大召开，中国高层人事变动仍将不断出现。

配合干部年轻化要求

　　年轻化、高知化，是此次封疆大吏轮换的最大亮点。李克强、张宝顺、秦光荣、徐守盛、张庆黎等人皆生于1950年代，学历多为硕士研究生或以上。有专家称，在高官队伍年轻、高知趋势的带动下，亲民、务实、高效、服务的理念将逐渐浸染官场，为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营造良好氛围。

　　从目前换届的情势看，新上位的省委书记、省长绝大多数为1950年代后出生，满足了中央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要求，无疑是中共“持续性发展”的考虑。回想邓小平当年提拔胡锦涛的往事，可以隐约看到后起之秀的上升轨迹。在老人家的赏识下，胡锦涛四十岁从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调到团中央，43岁从团中央调任贵州省委书记，再在五十岁从西藏一把手的位置回到北京，在中共十四大上晋身政治局常委，进入权力最核心，2002年“十六大”上接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共第四代核心。

外省空降利中央施政

　　在过去，省委书记一般由外省人来当，省长则由本省人担任。而从此次调整来看，不少省份连省长也由外省调入。目前的7名代省长中，只有河北的郭庚茂是从当地村支部书记一步一步做到省长。评论认为，这是由于胡温体制要强化地方服从中央的理念，让政策更有效执行，以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流弊。另一方面，从外地调入官员也能避免许多当地的人事纠葛。

精简班子一正二副

　　这次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大换届，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地方领导官员大换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根据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简班子、减少副书记职数”的精神。随着各地方换届工作的进行，一种新的党委组成模式凸显出来，这种模式被称为“一正二副”模式。

　　未来，县、乡一级党委限定只可有“一正二副”共三名书记。同时设八名常委，分别由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纪检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常务副县长、县武装部政委担任。

　　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简方式目前正扩大到省级党委。10月底，辽宁、河南、山西、安徽省召开党代会，在会后宣布的党委书记任免中，副书记人数全部减为两名，即一名专职副书记，一名由省长兼任的副书记。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王贵秀教授向内地媒体表示，精简党委副职有利于解决“书记办公会”带来的效率问题。现在地方政府都是党政两套班子，副书记分管的工作，在行政机构也设有相应的负责官员，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是行政机构的负责官员向副书记请示，再由党委书记最后拍板，政府机构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举例来说，以往分管文化的副省长若想推出一项文化政策，须先征得分管文化的副书记首肯，才可递交讨论；而现在，副书记少了，副省长的话事权增加，他提出的政策将可直接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

中国送圣诞礼物给外资银行？

（英国）FT中文网 　(2006-11-17)

　　对银行界人士来说，今年的圣诞节已经提早到来。在允许外资银行持有中国上市银行的少数股份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又将允许它们在境内提供全套服务。

　　中国根据当初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承诺而推出的这些新规则，将从12月11日起施行。这些新规则对外资银行资本金的要求，不像一些人原先担心的那么难以接受。要在中国向国内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中国内地成立法人银行，注册资本必须达到10亿元人民币（合1.27亿美元），同时，每家分行还要拥有1亿元人民币的营运资本。

　　然而，这只是整件事当中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内地成立法人银行，意味着当地法规和又一个行政层面。后台和中台的运作不再能外包出去，也不能送回总部；相反，外资银行的中国业务要有自己的合规部门、内部审计师和电脑系统。同时，也可能牵扯到一些税务问题，因为贷款的所有权会发生转移。这些问题表明，在中国内地成立法人银行可能仍是一种挑战，更别提招募熟练员工的困难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多数在华外资银行而言，在中国成立法人银行甚至可能不合逻辑。它们当中，有很多只是跟着客户走，一开始只是向跨国公司提供贸易融资和库务服务。70多家在华外资银行中，除了汇丰(HSBC)和花旗(Citigroup)这两家最大的银行外，其它同行打入中国零售银行市场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花旗最近获得了拥有500多家分行的广东发展银行(GDB)的控股权，使它有望在中国开展零售业务。然而，别的银行可能就是集中精力做一些关键产品（如信用卡），或利用它们的国际影响去争取私营企业的业务——同样重要的是，为这些企业背后的大亨们提供财富管理服务。

　　话虽如此，一想到自己可以开展全面人民币业务，尽管有这么多令人头疼的事，估计还是会有许多银行排着队去成立法人银行。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中国最新数据显示经济降温措施取得成效

（英国）FT中文网 　(2006-11-17)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为高速增长的经济降温的措施似乎已取得成效，投资和工业产值增速均开始减缓。

　　 然而，经济学家仍然保持谨慎，认为不应对本周发布的数据进行过多解读，因为月度数据可靠性较低，而且他们相信，中国潜在的经济动能仍然强劲。

　　 中国国家统计局(NBS)昨日公布，10月份城镇投资同比增长16.8%，低于9月份的23.6%。过去3年，中国的产出增长有近一半来自城镇投资。

　　 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略低于9月份的16.1%。

　　 经济学家认为，月度投资数据尤其不可靠，因为该数据仅涵盖大型企业，而不包括有活力的小型企业，而且其中还包括土地出售数据。

　　 然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出的投资增速放缓，与其它指标是一致的，特别是10月份的贸易数据。中国10月份贸易顺差大幅飙升，达到创纪录的238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口或投资商品增速下降的结果。

　　 为抑制许多地方出现的投资过热，中国政府过去6个月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勒令国有银行减少贷款，提高国有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使货币退出流通环节。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发动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加强对土地出售的审查，以作为一项宏观调控手段。

　　 对缺少税收资金的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售是主要筹资手段之一，但在实践中，这常常导致官商勾结，共同腐败。

　　 反腐运动终将松弛，正是怀疑论者认为投资增长难以继续减缓的原因之一。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上海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9月份数据显示出来的增幅下降，是“短期行政手段导致的结果，可能深度不够，而且效果短暂。”

　　 他表示：“我们预计，随着行政压力的消失，廉价资金、低值货币及推高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的政治动力等基本面因素重新发挥作用，2007年一季度的数据将显示出投资增长的反弹。”

利益催生变革 中国铁路明年4月实施第六次大提速

【网讯】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亚东17日下午在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铁道部党组决定，于2007年4月18日起，实施全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实行提速和新的列车运行。一位业内人士称，如果说竞争压力迫使铁路首次提速的话，这第六次提速则是由于尝到了提速的甜头、对更大利润的追逐而促成。

明年4月第六次大提速

　　胡亚东说，这次大面积提速，是铁路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具体体现，也是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胡亚东还说，这次大面积提速，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优化运力资源配置，充分挖掘运输潜力，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对于缓解铁路“瓶颈”制约、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需要，更好地满足民众运输需求，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也在同一场合说，11月16日，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亲自带领以开行时速200公里动车组为主要标志的铁路提速牵引试验已经圆满结束，并取得成功。试验表明，第六次大提速条件基本具备，这将意味着中国铁路既有现代提速已经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利益催生铁老大提速

　　从1997年到2004年，铁路已经实施了五次大提速，越来越多的线路区段从时速不足百公里逐步提高到120公里、140公里、160公里。

　　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铁老大”已经实施五次大提速，时下更是加紧筹备实施第六次大提速，最高时速提升幅度比第五次提速快40公里/小时，比首次提速快整整60公里/小时。“铁老大”为何热衷于提速？或许是被质疑弄得太过“委屈”，铁道部相关部门拒绝媒体采访。

　　“如果说竞争压力迫使铁路首次提速的话，这第六次提速则是由于尝到了提速的甜头、对更大利润的追逐而促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称。

　　据上海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交通研究院某教授介绍，“1990年代以来，随着民航和公路运输的强劲发展以及运输体制的全面市场化，铁路运输传统的‘铁老大’地位受到两面夹击，竞争压力空前增大。而问题的关键除铁路体制上的原因外，最大的障碍就是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速度就被铁路作为比拼对手、力挽败局的法宝提了出来。从1997年开始，透过前五次提速，铁路全路运输平均每年增收80亿元。但遗憾的是，因为体制上的痼疾，这些增加的收入被增加的成本消耗掉了，经营状况始终存在危机。”“但提速所带来的直接效益使铁道部门坚信，中国铁路还有潜力可挖，用速度与对手竞争是一个正确而且不错的选择。这就是铁道部第六次大提速的直接原因。”

铁老大改革进展缓慢

　　五次提速体现在客运上的效率提高是明显的，但对于缓解运力紧张的状况会起到多大的作用？提起货运紧张，北京广安门附近的一家铁路货物托运公司的张女士称：“集装箱一直十分紧张，由于不能及时发送货物，许多客户不得不放弃铁路运输，改走公路。”

　　煤炭、有色金属行业是近年铁路运力瓶颈的最大受损者。但大多企业并未从提速中得到多大益处。内蒙古一家煤炭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说，“前五次提速后，运输的速度有所加快，但车皮供不应求的局面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以运定产的现象。“煤生产出来不及时运出，会燃烧、发生化学反应，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货场，所以每年都会因这个问题停产、放假，”他说。

　　原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所所长文力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目前各大干线仍客货混跑的情况下，一些时段增加客车密度，会加剧货运紧张。”

　　除了隔三差五地“提速”、开发“夕发朝至”这样的产品外，许多人认为，中国铁路在行业改革方面进展缓慢。“一次大尝试、两次突破”，是铁路系统内部对于近二十年改革历程的说法。“一次大尝试”是指在铁路行业内部实行“大包干”。

　　1986至1990年，铁道部在计划、财务、劳资、物资、人事等方面的权力下放到下属路局，并开始试行全行业的经济责任大包干。“两次突破”，一是1986年铁道部在大包干的基础上实行一包五年投入产出，以路建路和以路养路的全路经济承包责任制，这一过程持续到1992年。二是1993年开始尝试在铁路系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到1998年工程、建筑、工业、物资、通信五大总公司与铁道部签订了资产经营责任书，实施结构性分离。

　　然而，这些改革似乎都是羞答答地实验静悄悄地改，小动作并没有触及根本性的体制问题。铁道部一位人士称，铁路作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它的既有商业性，又有公益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比一般行业的改革更加复杂。

“哈萨克斯坦应阻止中信购买油田”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要求采取紧急步骤，阻止中国的中信集团（CITIC）斥资19亿美元购买油田的交易。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援引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伊兹穆哈姆别托夫的话说：“我们应该首先采取紧急措施，阻止有关Karazhanbasmunai的交易。”

他是对哈萨克斯坦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发表上述评论的。

中信集团与加拿大内森斯能源公司（Energy Company Ltd）10月26日联合宣布，中信集团计划出资19.1亿美元收购后者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产，这桩收购案有望年内完成。

哈萨克斯坦一些议员对这项巨额交易感到担心，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有可能对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源产生过大的影响。

但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对能源部长的评论保持沉默。　

Karazhanbasmunai是加拿大内森斯能源公司旗下的一家分公司。

内森斯能源公司的总部位于艾伯塔省的卡尔加里，但它的主要资产位于哈萨克斯坦，它拥有Karazhanbas油气田的开采权，期限至2020年。

该油气田储量可观，拥有探明石油储量逾3.4亿桶，目前日产量超过5万桶。

这桩接近达成的交易将成为中国第三大海外石油收购交易。

此前，中石油创下了“第一高度”。去年8月，这家中国石油巨头用41.8亿美元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石油。

紧接其后的是在中国位居第三位的中海油，它以27亿美元的总价拿下了尼日利亚油田。 　

沪市股票市值突破五万亿元 今年沪市股票市值增幅有望列全球第一

（中国）人民日报 (2006-11-17)

　　至昨日收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市价总值首度突破５００００亿元，创历史新高。

　　昨日，上证所股票市场总市值５０９１２．８２亿元，较去年底上证所上市公司市值增加１２０％，其中总流通市值１２５７２．４４亿元，较去年年底也增加一倍多。按目前趋势，今年沪市股票市值增幅指标有望位列全球市场第一。

　　随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国航、大秦铁路等大市值公司的先后加盟，上海证券市场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股票成交金额也逐步增加。截至昨日，沪市上市公司已达８４０家，上市证券１１２０只，上市股票８８４只；总股本达到１００６０．８３亿元，其中总流通股本２１９５．８５亿元。沪市今年股票成交金额累计已达４４０５９．９５亿元，较２００５年全年的１９２４０．２１亿元增长１２９％，这一成交金额也创沪市开市以来的股票成交金额最高纪录。

　　业内专家表示，股权分置改革取得的成功，市场走出弱市局面，融资功能全面恢复、蓝筹公司入市、各种监管条例的不断完善，标志着中国股市正步入繁荣和健康的发展期。

　　股票市值突破５００００亿元，为进一步推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设蓝筹股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股指期货推出时间越来越明确，未来大市值的蓝筹公司将成为资金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环境正在步入良性循环。

建行否认隐瞒30亿美元坏账 称保留使用法律手段

（中国）和讯网 (2006-11-17)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建设银行新闻发言人１５日驳斥了《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在上市前隐瞒不良贷款的报道。中国建设银行发言人郑重声明，该报道引用某位人士的所谓建行２００４年有意隐瞒不良贷款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近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包括建行在内的有关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报道。该报道称，两年前，正筹备赴港上市的建行，聘请了一位曾为美国大银行工作的高资历风险分析师，来具体担当整理账目、评估坏账的责任。这位风险顾问发现了总共约３０亿美元的坏账被有意对外隐瞒。事后，该风险顾问被建行解雇。

　　对此，建行发言人表示，中国建设银行一直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地的有关监管规定。作为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已按照有关法规进行了信息披露。建行按照中国内地和上市地监管当局的规定并参考国际惯例，制定了严格的贷款分类标准，并相应制定了严密的贷款分类程序。建行招股书中所披露的包括资产质量数据的财务报表，请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了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建行最后表示，对任何损害该行声誉进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将保留使用法律手段的权利。